从日本击沉中国海军“高升”号，看透日本的阴险与所谓“ ...

转至《世界军事》2012年第22期，作者：赵旭腾、顾乔娜

   在谈到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人们常会提及李鸿章的绥靖政策。的确，正是因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低估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加之过分依赖国际调停，才导致中方战前准备不足。那么，清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失误之处到底是什么？其以讲求信义的“和戎羁縻”之策又错在哪里？本文将就当时震惊中外的“高升”号事件，结合国际政治学理论和历史背景，对相关问题展开解读。
     祸起丰岛
    “高升”号．原系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中方此举，并非因自己没有交通工具，而是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海上冲突，防止其借机扩大事态。1894年7月25日，蓄意已久的日本破坏国际惯例．在丰岛海面伏击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在“吉野”等3艘日舰围攻下，“广乙”号搁浅自毁，“济远”号不敌撤退。这时，日舰“浪速”号拦下了误人战场的“高升”号．欲将之押往日本港口，但船上搭载的两营淮军将士不愿束手就擒，奋起反抗。见阴谋无法得逞．“浪速”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名中国官兵壮烈殉国，是为“高升”号事件。
    以今人观点来看．该事件的复杂之处在于一场战斗“扯”进了3个国家：日本海军击沉了中立国（英国）的运输船，而当时其也未向中国正式宣战。显然，日本违反了国际法。按照常理推断，日本应向英国道歉、赔偿，闹不好还可能惹得英国“联华抗日”。因为就在战前，出于保持自身在远东优势地位的考量．英国一度发起“五强”（英、德、法、美、俄）联合调停中日矛盾。
事件刚发生时，英国舆论总体上仍支持中国。不仅英国国内群情激奋，各大报刊强烈谴责日军暴行．英国军方更是反应强烈。时任英远东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闻讯立即前往出事地点寻找幸存者，并派军舰寻找日本舰队，准备当面质问日本舰队司令——“．浪速，舰是否奉命击沉合法运输的“高升”号？欧美列强则普遍认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日本难有全胜把握。而在中国，除李鸿章等少数人较冷静外，官民上下也充满了对“倭寇”不屑一顾的轻蔑、骄横之气。子情于理，似乎都是中国占据上风，但最终的事态发展却背离了大多数人的预料——英国不仅认定“高升”号的损失主要责任在中国，还在战时帮日本运送军火、为其建造万吨铁甲舰，那么，这一匪夷所思的结果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答案就是两个字：利益。  
   
日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绝非意气用事之举，而是留足了“后手”才出的招。“高升”号事件发生9天前，日本与英国签署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作为明治维新后日本与西方列强修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其意义）比打败清国大军更加深远．有利”。日本史学家远山茂树指出：（日本）决心对华开战的重要前提，就是得到“海上霸主”英国的首肯，同时稳住了野心勃勃的沙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均在华攫取到巨大利益。俄国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而英国则将中国东南部视作自家势力范围。表面看，两大列强各得其利、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双方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结下的“梁子”并未完全解开，特别是在对抗沙俄“南下政策”的问题上．当时的英国正急迫地在东亚寻找盟友。日本看透了英国人的心思，主动上门愿当这个“反俄先锋”。
需要说明的是，日方此举不仅单纯为换取英方支持，还包含了制衡俄国的因素。早在17世纪，为争夺原属中国的库页岛，沙俄殖民者就与日本德川幕府爆发过激烈冲突。之后围绕“北方领土问题”，俄日间一直相互敌视。1853年，沙俄舰队甚至兵临长崎港，武力胁迫日本签下不平等条约。为报这一箭之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整军计划，很大程度就是针对宿敌沙俄实施的。“早在19世记70年代建立新军制时，日本就将俄国看作‘第一假想敌’。而对付朝鲜和中国无非是对付俄国前必要的准备和热身运动”。寻找到了利益纽带，英日一拍即合。
    反观当时的沙俄，野心虽不小，却不具备鲸吞远东的实力。因此，在得到日本证其既得利益”的承诺后，俄方态度立勇
  从“强硬干预”转为“未便用兵力强勒苣人”。至此，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传当外交策略完全失败，已无后顾之忧的日本得以全力投入对华战争准备。

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周所周知，中国市场的“含金量”远大于日本，“重利轻义”的英国何以“弃华助日”呢？有学者指出，这与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兴起，南方督抚多由两军将领充任．军阀割据渐成气候。而这种“半分裂”状态．让日本摸到了英方的底牌，即只要不侵犯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切身利益．则万事大吉。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陆军的主要作战行动，最南也没有越过山东半岛。然而，这时清政府却以“战备”为名．封闭了福州、宁波等通商口岸，甚至打算封锁吴淞口。此举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损失，因为其占对华贸易份额的7成左右。尽管有观点声称，“为避免过分削弱中国而使自身权益受损，英国曾采取过一些限制日本侵华活动的举措”，但笔者认为，恰是对本国利益的看重，才让假借“中立”之名的英国，“默许”日本代其教训“坏了规矩”的清政府。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甲午之役5年后，当八国联军侵华时，吃过苦头的南方督抚们果然“长了记性”，任凭北方的中央政府几次三番下诏“宣战…‘勤王”．这些封疆大吏就是按兵不动，并与英美达成了所谓“保境安民”的“东南互保”协议。
    迂腐致败
    回到“高升”号事件本身，日本除了“利诱”列强外，其在舆论战和国际法层面的表现．同样胜过清政府一筹。
    在澳籍华人学者雪儿简思所著《1894中国陆军大海难》一文中，据他披露：早在战前，日本就摸清了英国媒体的“底价”。事件发生前数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就向路透社暗地行贿600英镑（编注：约合现在的30万美元），以换取这家西方最大通讯社对己方“有所关照”。不仅如此，青木还收买了包括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教授在内的多名英国学者，让他们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刊登文章，辩称“日军行为合理合法”。通过玩弄文字游戏、颠倒黑白等卑
鄙手段．日方混淆了国际视听，“成功”歪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日本人之所以得手，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还与日方对国际法做过深入研究有很大关系。从7月27日到8月1日．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日本“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于8月2日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而在中国，听过国际法的人寥寥无几．遑论深入研究。
再加上之后国内民众掀起盲目“排洋”的风潮．英国对华态度更趋消极。
    按理说．当时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已30余载．“夷狄长技”也学了不少，但印刻在中国封建统治阶层骨子里的，却依然是几千年来经久不变的“羁縻绥靖”政策。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李鸿章都在强调“内须变法，外须和戎”，意即“在国内深化改革．在外部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方针虽有其合理性，但应视具体历史背景而定。19世纪，正是殖民主义扩
张和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用拳头说话”是当时列强解决“自身利益关切”的常见手段。在亚洲，“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也已成为日本明治政府的生存信条。而同时期的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抚驭四方”的和平幻想中，希冀“花钱消灾”（编注：开战之初，李鸿章曾打算效仿20年前处理“琉球事件”的方式，通过支付银两换取和平），其腐朽、愚昧、落后的本质由此暴露无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争爆发前．日军在朝鲜的一系列动作，已引起中方注意。然而，清政府却始终消极备战。究其缘由，一方面，固然有李鸿章保存北洋水师实力的“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则因清政府没有深刻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本质．“未能洞悉日本‘非达目的，不惜诉诸武力之决心’．以为对方不敢‘甘冒不韪，擅行挑战…。实际上，国际关系一贯奉行“优胜劣汰，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决定国家间关系走向的核心要素就是利益。中国的“洋务派”虽与列强打了几十年交道．却始终没摸到“实力外交”的真谛，反而一味迷信国际法（其实这正是不了解国际法的表现），天真地以为“两国修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允”。反观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决不可信”。
    与整场战争的宏大、悲壮相比，“高升”号的沉没似乎只是段不值得关注的小插曲。但正如雪儿简思所言，“英国将‘高升，号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中国．意味着在东弧国际秩序中．中国被边缘化，‘英一日一俄’三角则成为主宰该地区的政治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火虽刚燃起，结局其实已不言而喻。（编辑：刁炜）


转至《世界军事》2012年第22期，作者：赵旭腾、顾乔娜

   在谈到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人们常会提及李鸿章的绥靖政策。的确，正是因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低估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加之过分依赖国际调停，才导致中方战前准备不足。那么，清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失误之处到底是什么？其以讲求信义的“和戎羁縻”之策又错在哪里？本文将就当时震惊中外的“高升”号事件，结合国际政治学理论和历史背景，对相关问题展开解读。
     祸起丰岛
    “高升”号．原系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中方此举，并非因自己没有交通工具，而是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海上冲突，防止其借机扩大事态。1894年7月25日，蓄意已久的日本破坏国际惯例．在丰岛海面伏击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舰。在“吉野”等3艘日舰围攻下，“广乙”号搁浅自毁，“济远”号不敌撤退。这时，日舰“浪速”号拦下了误人战场的“高升”号．欲将之押往日本港口，但船上搭载的两营淮军将士不愿束手就擒，奋起反抗。见阴谋无法得逞．“浪速”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名中国官兵壮烈殉国，是为“高升”号事件。
    以今人观点来看．该事件的复杂之处在于一场战斗“扯”进了3个国家：日本海军击沉了中立国（英国）的运输船，而当时其也未向中国正式宣战。显然，日本违反了国际法。按照常理推断，日本应向英国道歉、赔偿，闹不好还可能惹得英国“联华抗日”。因为就在战前，出于保持自身在远东优势地位的考量．英国一度发起“五强”（英、德、法、美、俄）联合调停中日矛盾。
事件刚发生时，英国舆论总体上仍支持中国。不仅英国国内群情激奋，各大报刊强烈谴责日军暴行．英国军方更是反应强烈。时任英远东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闻讯立即前往出事地点寻找幸存者，并派军舰寻找日本舰队，准备当面质问日本舰队司令——“．浪速，舰是否奉命击沉合法运输的“高升”号？欧美列强则普遍认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日本难有全胜把握。而在中国，除李鸿章等少数人较冷静外，官民上下也充满了对“倭寇”不屑一顾的轻蔑、骄横之气。子情于理，似乎都是中国占据上风，但最终的事态发展却背离了大多数人的预料——英国不仅认定“高升”号的损失主要责任在中国，还在战时帮日本运送军火、为其建造万吨铁甲舰，那么，这一匪夷所思的结果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答案就是两个字：利益。  
   
日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绝非意气用事之举，而是留足了“后手”才出的招。“高升”号事件发生9天前，日本与英国签署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作为明治维新后日本与西方列强修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其意义）比打败清国大军更加深远．有利”。日本史学家远山茂树指出：（日本）决心对华开战的重要前提，就是得到“海上霸主”英国的首肯，同时稳住了野心勃勃的沙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均在华攫取到巨大利益。俄国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而英国则将中国东南部视作自家势力范围。表面看，两大列强各得其利、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双方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结下的“梁子”并未完全解开，特别是在对抗沙俄“南下政策”的问题上．当时的英国正急迫地在东亚寻找盟友。日本看透了英国人的心思，主动上门愿当这个“反俄先锋”。
需要说明的是，日方此举不仅单纯为换取英方支持，还包含了制衡俄国的因素。早在17世纪，为争夺原属中国的库页岛，沙俄殖民者就与日本德川幕府爆发过激烈冲突。之后围绕“北方领土问题”，俄日间一直相互敌视。1853年，沙俄舰队甚至兵临长崎港，武力胁迫日本签下不平等条约。为报这一箭之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整军计划，很大程度就是针对宿敌沙俄实施的。“早在19世记70年代建立新军制时，日本就将俄国看作‘第一假想敌’。而对付朝鲜和中国无非是对付俄国前必要的准备和热身运动”。寻找到了利益纽带，英日一拍即合。
    反观当时的沙俄，野心虽不小，却不具备鲸吞远东的实力。因此，在得到日本证其既得利益”的承诺后，俄方态度立勇
  从“强硬干预”转为“未便用兵力强勒苣人”。至此，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传当外交策略完全失败，已无后顾之忧的日本得以全力投入对华战争准备。

但又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周所周知，中国市场的“含金量”远大于日本，“重利轻义”的英国何以“弃华助日”呢？有学者指出，这与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兴起，南方督抚多由两军将领充任．军阀割据渐成气候。而这种“半分裂”状态．让日本摸到了英方的底牌，即只要不侵犯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切身利益．则万事大吉。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陆军的主要作战行动，最南也没有越过山东半岛。然而，这时清政府却以“战备”为名．封闭了福州、宁波等通商口岸，甚至打算封锁吴淞口。此举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损失，因为其占对华贸易份额的7成左右。尽管有观点声称，“为避免过分削弱中国而使自身权益受损，英国曾采取过一些限制日本侵华活动的举措”，但笔者认为，恰是对本国利益的看重，才让假借“中立”之名的英国，“默许”日本代其教训“坏了规矩”的清政府。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甲午之役5年后，当八国联军侵华时，吃过苦头的南方督抚们果然“长了记性”，任凭北方的中央政府几次三番下诏“宣战…‘勤王”．这些封疆大吏就是按兵不动，并与英美达成了所谓“保境安民”的“东南互保”协议。
    迂腐致败
    回到“高升”号事件本身，日本除了“利诱”列强外，其在舆论战和国际法层面的表现．同样胜过清政府一筹。
    在澳籍华人学者雪儿简思所著《1894中国陆军大海难》一文中，据他披露：早在战前，日本就摸清了英国媒体的“底价”。事件发生前数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就向路透社暗地行贿600英镑（编注：约合现在的30万美元），以换取这家西方最大通讯社对己方“有所关照”。不仅如此，青木还收买了包括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教授在内的多名英国学者，让他们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刊登文章，辩称“日军行为合理合法”。通过玩弄文字游戏、颠倒黑白等卑
鄙手段．日方混淆了国际视听，“成功”歪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日本人之所以得手，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还与日方对国际法做过深入研究有很大关系。从7月27日到8月1日．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日本“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于8月2日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而在中国，听过国际法的人寥寥无几．遑论深入研究。
再加上之后国内民众掀起盲目“排洋”的风潮．英国对华态度更趋消极。
    按理说．当时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已30余载．“夷狄长技”也学了不少，但印刻在中国封建统治阶层骨子里的，却依然是几千年来经久不变的“羁縻绥靖”政策。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李鸿章都在强调“内须变法，外须和戎”，意即“在国内深化改革．在外部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方针虽有其合理性，但应视具体历史背景而定。19世纪，正是殖民主义扩
张和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用拳头说话”是当时列强解决“自身利益关切”的常见手段。在亚洲，“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也已成为日本明治政府的生存信条。而同时期的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抚驭四方”的和平幻想中，希冀“花钱消灾”（编注：开战之初，李鸿章曾打算效仿20年前处理“琉球事件”的方式，通过支付银两换取和平），其腐朽、愚昧、落后的本质由此暴露无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争爆发前．日军在朝鲜的一系列动作，已引起中方注意。然而，清政府却始终消极备战。究其缘由，一方面，固然有李鸿章保存北洋水师实力的“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则因清政府没有深刻认识到国际关系的本质．“未能洞悉日本‘非达目的，不惜诉诸武力之决心’．以为对方不敢‘甘冒不韪，擅行挑战…。实际上，国际关系一贯奉行“优胜劣汰，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决定国家间关系走向的核心要素就是利益。中国的“洋务派”虽与列强打了几十年交道．却始终没摸到“实力外交”的真谛，反而一味迷信国际法（其实这正是不了解国际法的表现），天真地以为“两国修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允”。反观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决不可信”。
    与整场战争的宏大、悲壮相比，“高升”号的沉没似乎只是段不值得关注的小插曲。但正如雪儿简思所言，“英国将‘高升，号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中国．意味着在东弧国际秩序中．中国被边缘化，‘英一日一俄’三角则成为主宰该地区的政治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火虽刚燃起，结局其实已不言而喻。（编辑：刁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