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A股被远远低估 我是坚持不懈投资股票的

2012年11月22日14:45   来源：《证券时报》
    李稻葵说，有长期用途的财富，比如养老、退休的钱应该投向股市，而且还应放眼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中国经济相关公司的股票。因为目前中国股市非常低迷，市值被严重低估。“我现在不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工作，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坚持不懈投资股票的，它只是短期内被低估。”

11月19日大盘跌至1995.72新低，一时间“要救就救我的妻儿”被广为流传。当天，@叶檀在南京解析股市称买啥都可以就是不要买股股票。而侯宁在其微博上回复曰：当今之势，你买啥都会变傻逼，就是买股票才能牛逼！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近日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他对股市的看法，应放眼全球，买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股票，因为中国股市被远远低估。他认为，股民信心是振奋股市的强心针，信心缺失是多年来证券市场发展不尽人意的根本原因。

　　早在2012年“两会”，李稻葵就表示，居民要想增加财产性收入最好的办法是把钱投入到股市。

　　李稻葵说，“这个观点我坚持不变！”他说，有长期用途的财富，比如养老、退休的钱应该投向股市，而且还应放眼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中国经济相关公司的股票。因为目前中国股市非常低迷，市值被严重低估。“我现在不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工作，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坚持不懈投资股票的，它只是短期内被低估。”

　　李稻葵指出，现在是投资者对股市前景信心的非理性低迷，中国的百姓应该有信心，经济面没问题，是制度不行。经济增速在往上走，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景虽然不像过去十年超常规发展，但也有比较快的发展。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至少7.5%，美国现在是3%，但美国股市涨10%，中国股市还跌，投资者缺乏信心。“投资者不傻，差的是对单个企业运作的信心，这是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证券市场发展一直不能说尽人意的根本原因。没有制度保障怎么能够让投资者有信心？这个制度保障是两层，一是事先的监管，告诉你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其次，如果真的犯规的话，就应该严格按照法律去判刑、惩罚。”

　　李稻葵强调，按照《证券法》杀一儆百。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没有信任？这种信任怎么建立呢？靠企业的自我约束，靠企业家的觉悟，靠道德标准，但说到底必须要靠外部约束。但外部约束不能仅靠证监会，还得靠法律和立法。同时，也抓一些典型犯法的案例，杀一儆百，严格按照《证券法》。很多案例都是这个情况，我们太松了，有人说你看张三李四不是被罚了吗？我的观察，大部分被罚的这些案例都可能因其他的原因被罚而非从经济角度的惩罚，纯粹市场经济的惩罚太少。

　　李稻葵呼吁，进行证券司法体系改革，和上市公司相关的司法诉讼、检察、侦查过程提高级别，集中到北京、上海或者深圳，设一个和上海市高级法院平行的证券法院，相关的证券检察院。

　　他谦虚地称自己稍微关注过证券司法体系，比如美国所有和证券相关的司法和检查都是联邦司法部任命的联邦法官和检察官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进行审理的。自1933年，美国把证券司法权力上升到联邦角度，提高了权威性，让地方政府不能随便串谋，因此把证券司法严肃性大幅度提高。

　　李稻葵：证券市场实在对不起老百姓 尤其是股市

　　首届“金融街论坛”18日在京举行，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出席并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论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天了，应该说成果非常丰硕，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也有很多新的观点，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交流两个观点：第一是关于未来的10年，十八大之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思想准备。第二个话题更加具体，就是我们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未来下一个20年，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在讲之前，我必须要再重复一下，各位嘉宾事实上已经讲了一个观点，今天是一个良辰吉日，今天是我们金融街创办20年的纪念日，也是十八大闭幕之后，我们在11月18日召开的一次盛会，所以今天这个日子非常有意义，大家聚集一堂，讨论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重大话题，非常的有意思。

　　我想探讨一个话题，十八大之后，中国未来10年经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未来的两到三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严峻的考验，会有一些难题，让我们新的一代领导人去思考和解决，也会让我们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们不断的去探索答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首先回顾一下历史，我喜欢讲历史。似乎每一次我们新的一代领导人跟世界见面之后都会都会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在过去20多年以来，也是对我们领导人的历练。

　　比如说我们从1997年开始，1997年开了党代会，党代会之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1999年都是亚洲金融危机煎熬的年份，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突飞猛进的年代，这是1997年。2002年党代会应该是十六大，党代会开完之后，马上遇到了“非典”，大家还记得SARS吧，“非典”对中国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冲击。“非典”之后，到了2003年，马上碰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然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应对这个经济过热，这是2002年党代会之后，我们的领导人遇到的挑战。2007年十七大召开之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9月、10月全面蜂拥而至，全面爆发，这也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次考验。所以不管原因是什么，不管机制是什么，我绝对不是说什么迷信的预测，我的意思是说，每一届新的领导人，当他们开始掌管中国的经济、掌管中国大局面的时候，都会碰到种种的考验。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全国上上下下的老百姓都是比较出色的应对了这些考验的。

　　所以我想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恐怕我们大家应该有一点思想准备，对未来若干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想得困难一点，想得复杂一点，可能会更加接近实际，而不要过分的乐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的判断。

　　具体一点，未来两到三年，我们会有什么挑战？从国际上讲，我相信欧洲的朋友们一定会最终的解决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最终的结局一定是欧洲进一步的政治上一体化，经济上一体化，财政上一体化，银行监管更加一体化，这是我认为任何认真研究过欧洲历史的人都会得到这么一个大结论。任何没有利益上偏见的观察者，对欧洲的发展，对欧债危机的发展都应该有这么具体的结论。这里面英国人不见得，英国人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我认为英国人的观点恐怕有一定的偏见，美国的部分观察家，他们的观点恐怕也有偏见，这是欧洲的问题。

　　尽管欧洲的朋友们最终能够出色的解决欧债的危机，最终的结局是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但是这个路径是非常复杂的。刚才我也讲了，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定还会继续折腾。美国在我看来也会继续折腾，尽管奥巴马连任之后，国会已经表示，明年1月份一定要解决好财政悬崖问题，财政不会出现危机，这一点可能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即便财政悬崖问题解决了，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可以通过房地产的逐步恢复，通过美联储的继续发货币，通过美国的能源的自给自足可以解决，我认为美国的困难必须要解决一件事情，美国的困难才能够真正解决，那还是公共财政的。而公共财政问题的核心还是长远的承诺超出了政府长远的公共财政的能力。美国现在的医疗、退休等方面的承诺，很多人算过，到今天相当于30万亿美元的财政包袱，而美国的GDP现在是15万亿美元，这么高的一个长远的到今天的财政包袱，如果不今天改革的话，怎么能够说服资本市场，怎么能够说服投资者放心投资于美国呢？我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我也坚信，美国的决策者有智慧，美国的企业家，华尔街的精英们有智慧能够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坚信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美国未来的总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迹象。我既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崭新的思路，我看到争论不休的观点，有极左的对富人收税的观点，我看不到公式，同时我也看不到特别能干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领导人的出现。坦率来讲，奥巴马总统是极其能干的，极其超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可并不是这个制度所能够产生的最佳问题的解决者，他恐怕不是一个问题，至少不是财政问题的解决者。我至少认为，至少从我们中国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的形势估计的稍微困难一点，对美国可能发生的新一轮的折腾估计的充分一点，比比较乐观的估计可能要来得更加现实，这是国际形势。

　　就中国自身的情况而言，我刚才也谈到了，旧的机制已经逐步离我们远去，包括房地产和出口。而新的增长机制并没有出现，所以未来的一到两年，或者是三到四年将会比较困难。而这个困难主要还得要靠改革，还得要靠抓住一两项特别影响经济运行，影响增长速度的改革来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再推出一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而不是简单的多发债。当然多发债，多搞一点投资，对于稳定增长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我承认。但是根本上讲，还是要推进改革。

　　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十八大之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请大家一起来研究。我的个人观点，想得复杂一点，想得艰巨一点，比得乐观可能要更加符合实际。

　　第二个观点，回到主题，之后的一二十年应该怎么办？金融街远远超过20年前绝大部分的观察者、学者和政府决策者所预想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当时的预期，我想我这个观点应该比较符合实际。20年前你如果把当时开会的记录拿过来看的话，我相信当时的决策者，当时的学者，当时的与会者没有想到今天金融街蓬勃发展的局面。未来20年金融街将怎么发展呢？金融街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在我看来，未来20年金融街的发展必须要搭上中国金融改革的大车，要趁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东风才能逐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未来20年，金融改革将会有什么样的迹象呢？将有会什么动向呢？我认为金融改革从现在开始可能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改革的亮点，是我们改革的亮点。不仅是改革的亮点，可能也是带动其他领域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金融改革的种种讨论已经非常充分了，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了。一点坦率来讲，跟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跟房地产的改革相比，我们的金融改革是领先的。今年9月份，在天津的达沃斯论坛里面我们有一场金融改革的论坛，在论坛上我讲了一个观点，最后他们认为是我们的共识。关键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金融改革比房地产改革搞得要好，共识要多，是因为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比房地产从业人员的素质，比盖房子的人素质要高。盖房子的那帮人现在没房子盖了，现在搞娱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个人问题、家庭问题都拿出来讲，我们金融界没看到，我没有看到金融界的从业人员把自己的家里事拿出来讲，变成公共娱乐的话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好点名字。所以金融业咱们人的素质高，讨论的充分，咱们有基本的共识。

　　是什么基本的共识呢？我认为有两条：第一金融的改革，未来10年也好，20年也好，必须紧紧抓住商业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是咱们金融业的老大，是我们金融业的巨无霸，甚至于恐龙。商业银行风险集中，12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聚集在我们的商业银行，占GDP的250%左右，这么多的资产聚集在商业银行，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是风险高度集中。为什么不可持续？因为商业银行现在虽然利润很高，但是商业银行必须要融资，必须要增加自己的资本金，到哪里去融资？股市愿意融资吗？债市愿意融资吗？到哪里都很困难，人人喊打。同时风险也高度集中，就这么5到10家的商业银行，手中有大量的贷款，有大量的项目在他们手里面，能保一两家如果出现一点波动，会对整个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这个我想不需要什么天才，不需要梦想获得者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比这个细得多的多，我相信梦想获得者们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所以风险高度的集中，必须要解决第一件事，银行必须要改革，银行怎么改革？必须要想方设法，逐步降低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金融业的比重。怎么一个做法？说得非常明白，我认为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就是试行一定的，在严格监管条件下的银行资产的证券化，不要认为银行资产证券化是一个肮脏的词，不要认为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华尔街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恶之手，这不是符合实际的观点。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是现代银行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这么讲？如果银行把自己的贷款都拿在自己手里的话，它势必要碰到今天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 资金流)的困境，自有资金不足，一定要把自己手中比较好的，可以让市场上能够充分了解的，比较公开的，比较透明的一部分资产推向债券市场，然后银行把这个现金拿回来，再补充资本金，或者他继续寻找高质量的资产。这样银行才能够运转起来，银行才能够把自己的核心能力，就是寻找好贷款的能力能够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才是必由之路。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好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银行资产的相对比重会逐步的占GDP，占银行逐步的下降。而债券市场不断的上涨。

　　我告诉各位一个数字，一说就明白。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占到GDP的250%，我们的债券市场尽管今年已经大力发展了，也仅仅占到50%，把这两个拢在一块是300%。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基本上银行资产加上债券市场之和也是300%，不过人家大头是放在债券那里，小头是银行那里。所以它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我们更加合理，所以银行改革是第一大的抓手，这是我想这里面有共识。当然银行除了资产证券化之外还要有利率逐步的市场化，还要有与银行相关的汇率的逐步市场化，这些都是基本的共识，这是第一个抓手。第二个抓手在未来若干年也是必须的，也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也是已经做的，事实上我们的证券市场也必须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进一步从根子上改革。证券市场实在对不起老百姓，尤其是股市，非常惭愧。过去20多年我们股票市场平均的回报率，我看毛回报率，还没算通货膨胀是不到2%。过去20年我们的通胀平均4%以上，过去20年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剔除是通胀因素接近10%，过去10年是10.4%，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剔除通货膨胀。可是我们的股市才2%都不到，实在是对不行老百姓。

　　为什么对不起老百姓？这里面可以讲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对于股市交易太多，我们的保险资金，我们的退休养老资金没有进到股市，股市的量不够大，流动性不够多，我认为这些对，但都不是根本的。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不到家，什么制度不到家？还是我们上市公司治理，还有上市公司的质量不到家。这个地方不到家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没有约束，当时杰弗瑞先生讲得非常好，金融需要约束，股市更需要约束，上市公司更需要约束。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上市公司如果出现了违规的董事规则一些投票决策，我们小股民，不说小股民，包括机构投资者怎么跟他们说理？谁给我们主持正义呢？这种机制很少。我肚子里面有很多案例，由于时间关系不好一个个讲。即使告他，到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跟政委法又是协调的，又是倾向于保护当地的大公司大股东，最后没有约束力了。

　　相反，所有股票市场发达的国家都有这个机制，尤其是美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记得有20多起的违规法院的官司，抓金融界的违规，抓证券业华尔街的违规非常有利。最近一例就是麦肯锡公司前任的一把手，他是作为高盛外部董事，开会的时候打了几个电话，现在就被判刑了。我记得是判了4年还是几年，判得相当重。这个人是美国企业界的英雄，是印度的孤儿，最后经过个人的奋斗到了麦肯锡公司的一把手，这种人按理说是美国企业的英雄，但是一打电话，对不起，你犯罪了，我就罚，你严格执法。他追问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严格执法，为什么我们不能严格执法呢？再追问一下，1933年前美国的证券司法不是这样的，美国的证券司法还不是今天这样子联邦司法部直接关系的，以前还是交给地方政府的。现在美国的证券市场司法是美国联邦司法部直接任命的联邦法官和检察官在纽约去抓违规事件，跟纽约地方政府，跟纽约州没有任何关系，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格。这是联邦法，1933年之后才推出改革。

　　我们的法官没有，我们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我没有听说过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违规进行过审判。我们的高级法院，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也没有对证券违规进行过审判。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层面，国家层面在上海或者在深圳设立国家层面的高级法院和高级检察院，是专门和直接审理证券上市公司违规的这种案例案件。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够让我们的上市公司认认真真的按照招股计划书去投资，认认真真的赚了钱之后给股民分红，这才能从本质上加强约束，从本质上树立起百姓对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对股票市场的信心。没有这个，一切的一切都是短期的。包括我们的QFII，还有社保基金的涌入都是短期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金融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向。

　　话又说回来，金融中心的发展，在未来的20年，我相信只有紧紧抓住这个金融改革的大方向，紧紧配合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才能够得到有利的发展。具体一点，在金融街，我们可能未来针对非银行的经营机构，我们出台一些政策，专门吸引他们来落户于金融街。金融街这里大的机构很多，银行的机构都非常多，大银行都在我们这里，除了农业银行(行情 股吧 资金流)不在这里，其他的都在这里。下一步的重点可能要抓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这些以后将是我们银行改革所派生出来的新的增长点。

　　再比如说针对我们的法律服务，这种证券司法服务，这一带可能也需要吸引相关的律师行，相关的司法服务的中介机构，来让我们这一带金融界的业态产生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一个变化。再比如说为了针对这些金融和法律的发展，金融街可能更需要推动改革。讲一个例子，现在整个服务业，不光是金融，高端服务业的困惑是什么呢？一个是税收，就是增值税，增值税现在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这个里面税赋还是很重的，还需要具体研究。还有一个就是工资税，我不愿意称之为个人所得税，我称之为工资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就是工资税。这个工资税对于高端的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负担是非常重的，既不算家庭负担，也不算未来退休的钱。只要你拿工资，我给你扣一笔。所以我呼吁，能不能够在金融街也好，在北京市的某一个区也好试点推出一定的退休养老的改革，把一部分的工资不要交税了，但是作为企业年金，作为我们国家的401，美国叫401K，直接纳入个人的退休养老的帐户，等以后退休的时候，拿这个钱的时候再来交税。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切实的降低整个高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工资税负担。这一项改革不仅对金融发展有利，对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对改革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401K个人养老的这种措施本身就需要试点，本身就需要推出。

　　所以总的来说两句话：一是十八大之后未来10年，中国经济前景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做好充分困难的准备，只能通过加快改革，抓实事，落实改革，才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二是未来的10年，甚至是20年，金融改革我坚信会比其他部门的改革推得可能更快，落实得也更快，也能够拉动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坚信，未来20年金融街的发展将会更加的辉煌，谢谢各位！（新华08网）

　　李稻葵：中国股市如何治本？

　　中国股市如何治本？

　　证券司法体制必须改革

　　中国股市持续低迷，一个根本原因是证券司法系统缺位，尤其是司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政法部门的庇护，使得上市公司违法成本过低。因此，有必要在北京、上海或深圳的高级法院专门设立证券审判庭，集中审理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案件。如果证券审判庭能抓住若干重大案件认真审判和量刑，将有助改善中国股市的质量，也能实实在在地推进法制建设。

　　中国股市为何低迷？

　　中国股市已经是沉疴难起。2012年以来，A股指数屡创新低，截至8月 29日，沪市A股静态市盈率仅为11.05倍，创下新低，这与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来高达11%的增长速度以及2012年仍然有望达到8%的增长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经济低迷的美国，股市今年以来却创下金融危机后的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在2012年的第一个季度及8月份均超过了3000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屡破13000点，美国股市2012年上半年累计回报率在10%左右。

　　为什么中国股市如此低迷，其根本原因何在？我们先看两个中美证券违法案例的不同处理结果。

　　1、绿大地的判决

　　绿大地是来自云南的一家林业企业，2007年12月在中小板(行情 股吧 资金流)上市。在2009年云南遭受旱灾的情况下，该公司却在公告中称，当年业绩一片大好，并虚报了多项财务数据，误导了投资者，违反了《公司法》及《证券法》。

　　该案件2011年在昆明开庭审判，审判结果是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被判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量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绿大地则被罚款400万元，可笑的是，该罚款由上市公司，即股东支出。这样的惩罚力度实在太轻。按目前绿大地的流通市值计算，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其IPO融资额为3.46亿元。而几乎与此同时的吴英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为7.7亿元，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元，但一审却定为死刑，这与绿大地一案形成鲜明对比。

　　2、拉贾特·古普塔内幕交易案

　　来自印度、曾担任高盛集团董事和麦肯锡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的拉贾特·古普塔(Rajat Gupta)，2012年6月在纽约被联邦法庭认定犯有内幕交易罪。事件的起因是他在退休之后参加了高盛的董事会，在参会过程中，他给自己的商业伙伴、另一位印度人拉吉·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打了几个电话，通报了会上讨论的话题，而身为对冲基金经理的后者又利用这一信息进行了相关交易。今年10月，法院将宣判对古普塔的量刑结果，据分析，他有可能被判处长达十几年的有期徒刑，而美国的有期徒刑是很难减刑或者提前假释的。

　　麦肯锡公司的这位前执行董事在美国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从孤儿奋斗成为大经理，是传奇人物、社会名流、美国梦的化身，因为打了几个电话而有可能遭到长达十几年的牢狱生活，这在美国证券业绝不是第一次。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证券司法体系是太“温柔了”。为什么我们的证券司法体系如此“温柔”，而非法集资的审判却如此严厉？究其原因，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关系过密，而地方司法系统与地方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司法系统自然而然地偏向大股东，打压散户。而地方民间金融人士却难以复制如此亲密的关系，外加中央监管机构对非法集资极为敏感。

　　要真正保护小股东，必须要像打击所谓非法集资一样严惩违法的上市公司内部人。司法系统必须改革。

　　司法系统的巨大漏洞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股市不同于其他市场，其参与者所期待的是相关企业未来的表现，所依赖的是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如果这种公开披露的信息没有可信度，那么，投资者的信心自然非常脆弱，而只能依靠宏观经济的利好和短期政策的扶持。那么，上市公司如何才能够忠实地贯彻投资者的意愿，如实地把经营所赚的钱通过分红等方式反馈给投资者呢？

　　仅仅依赖上市公司经营者个人的操守和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社会是极其讲求人情的社会，人们对于素不相识者的承诺往往很难兑现，这恰恰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弊病所在。同样，仅仅依靠监管也是不够的。在打击上市公司的种种违规行为方面，监管机构固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中国证监会毕竟是一个仅为部级的监管机构，而很多大型上市公司动辄就是副部级，监管难度不小。要净化资本市场，有效杜绝上市公司的欺诈等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提升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对上市公司进行约束的法律体制不可或缺。

　　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往往受到当地政府和政法部门的庇护。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司法系统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干预，过去十年以来，党比法大的观念已经相当普遍，各地方的重大案件必须由当地政法委统一协调，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一旦东窗事发，进入司法程序，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和在本地投资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这种思维影响下的判决结果，很自然地对外部投资者不利。

　　正是这种司法不力的局面，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种种劣迹和公司治理的混乱，比如，背离上市时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擅自进行重大战略决策，在A股并不少见。不久前上市的某汽贸集团，未经董事会的深入论证，就将4000多万欧元的资金投向一个国际汽车公司，之后由于其收购动议遭到该国际汽车股东的反对，几千万欧元付诸东流。

　　一些上市公司不仅在决策上违背对投资者的承诺，在赚钱之后也不愿意将这些钱用于现金分红。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率仅达到5%，而国外上市公司一般在20%到30%之间。

　　前沿学术研究充分论证

　　法律体制对股市发展的重要性

　　过去十年国际金融学界最重要的研究，就是论证了法律体系对股市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个研究被认为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的领导者是笔者的博士论文导师、哈佛大学的安德烈·史莱法教授(Andrei Shleifer)。通过大量的调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以基层法官判案为立法基础的英美法律体系，比之于国家立法的欧洲大陆司法体系更能保护小投资者利益，因此，股市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企业的价值也更容易提高。

　　尽管中国的法律体制类似于欧洲大陆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在证券司法领域采取重大改革措施，大幅改善国内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引导中国股市健康发展。

　　实施证券司法改革

　　设立专门的证券审判庭

　　司法改革是解决上市公司行为不端、监管难度大的治根治本的对策。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必须大幅提升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诉讼司法程序集中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在当地的高级法院专门设立证券审判庭，实施证券案件的诉讼和判决；同时，在当地检察机关设立相配套的部门，负责证券案件的侦查，杜绝上市公司大股东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预。

　　专门的证券审判庭的设立，将大幅度地提高证券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如果证券审判庭能紧紧抓住若干重大案件，严格按照相关司法程序和法律条例进行审判和量刑，将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违法成本，震慑以身试法者。只有这样，才能够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的质量，才能够从本质上提升中国股市的质量，才能够让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同步蓬勃地发展。（中国企业家网）
http://business.sohu.com/20121122/n358362467.shtml
2012年11月22日14:45   来源：《证券时报》
    李稻葵说，有长期用途的财富，比如养老、退休的钱应该投向股市，而且还应放眼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中国经济相关公司的股票。因为目前中国股市非常低迷，市值被严重低估。“我现在不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工作，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坚持不懈投资股票的，它只是短期内被低估。”

11月19日大盘跌至1995.72新低，一时间“要救就救我的妻儿”被广为流传。当天，@叶檀在南京解析股市称买啥都可以就是不要买股股票。而侯宁在其微博上回复曰：当今之势，你买啥都会变傻逼，就是买股票才能牛逼！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近日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他对股市的看法，应放眼全球，买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股票，因为中国股市被远远低估。他认为，股民信心是振奋股市的强心针，信心缺失是多年来证券市场发展不尽人意的根本原因。

　　早在2012年“两会”，李稻葵就表示，居民要想增加财产性收入最好的办法是把钱投入到股市。

　　李稻葵说，“这个观点我坚持不变！”他说，有长期用途的财富，比如养老、退休的钱应该投向股市，而且还应放眼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和中国经济相关公司的股票。因为目前中国股市非常低迷，市值被严重低估。“我现在不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工作，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坚持不懈投资股票的，它只是短期内被低估。”

　　李稻葵指出，现在是投资者对股市前景信心的非理性低迷，中国的百姓应该有信心，经济面没问题，是制度不行。经济增速在往上走，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景虽然不像过去十年超常规发展，但也有比较快的发展。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至少7.5%，美国现在是3%，但美国股市涨10%，中国股市还跌，投资者缺乏信心。“投资者不傻，差的是对单个企业运作的信心，这是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证券市场发展一直不能说尽人意的根本原因。没有制度保障怎么能够让投资者有信心？这个制度保障是两层，一是事先的监管，告诉你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其次，如果真的犯规的话，就应该严格按照法律去判刑、惩罚。”

　　李稻葵强调，按照《证券法》杀一儆百。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没有信任？这种信任怎么建立呢？靠企业的自我约束，靠企业家的觉悟，靠道德标准，但说到底必须要靠外部约束。但外部约束不能仅靠证监会，还得靠法律和立法。同时，也抓一些典型犯法的案例，杀一儆百，严格按照《证券法》。很多案例都是这个情况，我们太松了，有人说你看张三李四不是被罚了吗？我的观察，大部分被罚的这些案例都可能因其他的原因被罚而非从经济角度的惩罚，纯粹市场经济的惩罚太少。

　　李稻葵呼吁，进行证券司法体系改革，和上市公司相关的司法诉讼、检察、侦查过程提高级别，集中到北京、上海或者深圳，设一个和上海市高级法院平行的证券法院，相关的证券检察院。

　　他谦虚地称自己稍微关注过证券司法体系，比如美国所有和证券相关的司法和检查都是联邦司法部任命的联邦法官和检察官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进行审理的。自1933年，美国把证券司法权力上升到联邦角度，提高了权威性，让地方政府不能随便串谋，因此把证券司法严肃性大幅度提高。

　　李稻葵：证券市场实在对不起老百姓 尤其是股市

　　首届“金融街论坛”18日在京举行，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出席并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论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天了，应该说成果非常丰硕，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也有很多新的观点，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交流两个观点：第一是关于未来的10年，十八大之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思想准备。第二个话题更加具体，就是我们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未来下一个20年，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在讲之前，我必须要再重复一下，各位嘉宾事实上已经讲了一个观点，今天是一个良辰吉日，今天是我们金融街创办20年的纪念日，也是十八大闭幕之后，我们在11月18日召开的一次盛会，所以今天这个日子非常有意义，大家聚集一堂，讨论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重大话题，非常的有意思。

　　我想探讨一个话题，十八大之后，中国未来10年经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未来的两到三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严峻的考验，会有一些难题，让我们新的一代领导人去思考和解决，也会让我们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们不断的去探索答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首先回顾一下历史，我喜欢讲历史。似乎每一次我们新的一代领导人跟世界见面之后都会都会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在过去20多年以来，也是对我们领导人的历练。

　　比如说我们从1997年开始，1997年开了党代会，党代会之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1999年都是亚洲金融危机煎熬的年份，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突飞猛进的年代，这是1997年。2002年党代会应该是十六大，党代会开完之后，马上遇到了“非典”，大家还记得SARS吧，“非典”对中国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冲击。“非典”之后，到了2003年，马上碰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然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应对这个经济过热，这是2002年党代会之后，我们的领导人遇到的挑战。2007年十七大召开之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9月、10月全面蜂拥而至，全面爆发，这也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次考验。所以不管原因是什么，不管机制是什么，我绝对不是说什么迷信的预测，我的意思是说，每一届新的领导人，当他们开始掌管中国的经济、掌管中国大局面的时候，都会碰到种种的考验。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全国上上下下的老百姓都是比较出色的应对了这些考验的。

　　所以我想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恐怕我们大家应该有一点思想准备，对未来若干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想得困难一点，想得复杂一点，可能会更加接近实际，而不要过分的乐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的判断。

　　具体一点，未来两到三年，我们会有什么挑战？从国际上讲，我相信欧洲的朋友们一定会最终的解决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最终的结局一定是欧洲进一步的政治上一体化，经济上一体化，财政上一体化，银行监管更加一体化，这是我认为任何认真研究过欧洲历史的人都会得到这么一个大结论。任何没有利益上偏见的观察者，对欧洲的发展，对欧债危机的发展都应该有这么具体的结论。这里面英国人不见得，英国人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我认为英国人的观点恐怕有一定的偏见，美国的部分观察家，他们的观点恐怕也有偏见，这是欧洲的问题。

　　尽管欧洲的朋友们最终能够出色的解决欧债的危机，最终的结局是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但是这个路径是非常复杂的。刚才我也讲了，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定还会继续折腾。美国在我看来也会继续折腾，尽管奥巴马连任之后，国会已经表示，明年1月份一定要解决好财政悬崖问题，财政不会出现危机，这一点可能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即便财政悬崖问题解决了，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不认为美国的问题可以通过房地产的逐步恢复，通过美联储的继续发货币，通过美国的能源的自给自足可以解决，我认为美国的困难必须要解决一件事情，美国的困难才能够真正解决，那还是公共财政的。而公共财政问题的核心还是长远的承诺超出了政府长远的公共财政的能力。美国现在的医疗、退休等方面的承诺，很多人算过，到今天相当于30万亿美元的财政包袱，而美国的GDP现在是15万亿美元，这么高的一个长远的到今天的财政包袱，如果不今天改革的话，怎么能够说服资本市场，怎么能够说服投资者放心投资于美国呢？我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我也坚信，美国的决策者有智慧，美国的企业家，华尔街的精英们有智慧能够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坚信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美国未来的总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迹象。我既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崭新的思路，我看到争论不休的观点，有极左的对富人收税的观点，我看不到公式，同时我也看不到特别能干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领导人的出现。坦率来讲，奥巴马总统是极其能干的，极其超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可并不是这个制度所能够产生的最佳问题的解决者，他恐怕不是一个问题，至少不是财政问题的解决者。我至少认为，至少从我们中国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的形势估计的稍微困难一点，对美国可能发生的新一轮的折腾估计的充分一点，比比较乐观的估计可能要来得更加现实，这是国际形势。

　　就中国自身的情况而言，我刚才也谈到了，旧的机制已经逐步离我们远去，包括房地产和出口。而新的增长机制并没有出现，所以未来的一到两年，或者是三到四年将会比较困难。而这个困难主要还得要靠改革，还得要靠抓住一两项特别影响经济运行，影响增长速度的改革来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再推出一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而不是简单的多发债。当然多发债，多搞一点投资，对于稳定增长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我承认。但是根本上讲，还是要推进改革。

　　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十八大之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请大家一起来研究。我的个人观点，想得复杂一点，想得艰巨一点，比得乐观可能要更加符合实际。

　　第二个观点，回到主题，之后的一二十年应该怎么办？金融街远远超过20年前绝大部分的观察者、学者和政府决策者所预想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当时的预期，我想我这个观点应该比较符合实际。20年前你如果把当时开会的记录拿过来看的话，我相信当时的决策者，当时的学者，当时的与会者没有想到今天金融街蓬勃发展的局面。未来20年金融街将怎么发展呢？金融街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在我看来，未来20年金融街的发展必须要搭上中国金融改革的大车，要趁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东风才能逐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未来20年，金融改革将会有什么样的迹象呢？将有会什么动向呢？我认为金融改革从现在开始可能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改革的亮点，是我们改革的亮点。不仅是改革的亮点，可能也是带动其他领域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金融改革的种种讨论已经非常充分了，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了。一点坦率来讲，跟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跟房地产的改革相比，我们的金融改革是领先的。今年9月份，在天津的达沃斯论坛里面我们有一场金融改革的论坛，在论坛上我讲了一个观点，最后他们认为是我们的共识。关键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金融改革比房地产改革搞得要好，共识要多，是因为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比房地产从业人员的素质，比盖房子的人素质要高。盖房子的那帮人现在没房子盖了，现在搞娱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个人问题、家庭问题都拿出来讲，我们金融界没看到，我没有看到金融界的从业人员把自己的家里事拿出来讲，变成公共娱乐的话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好点名字。所以金融业咱们人的素质高，讨论的充分，咱们有基本的共识。

　　是什么基本的共识呢？我认为有两条：第一金融的改革，未来10年也好，20年也好，必须紧紧抓住商业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是咱们金融业的老大，是我们金融业的巨无霸，甚至于恐龙。商业银行风险集中，12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聚集在我们的商业银行，占GDP的250%左右，这么多的资产聚集在商业银行，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是风险高度集中。为什么不可持续？因为商业银行现在虽然利润很高，但是商业银行必须要融资，必须要增加自己的资本金，到哪里去融资？股市愿意融资吗？债市愿意融资吗？到哪里都很困难，人人喊打。同时风险也高度集中，就这么5到10家的商业银行，手中有大量的贷款，有大量的项目在他们手里面，能保一两家如果出现一点波动，会对整个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这个我想不需要什么天才，不需要梦想获得者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比这个细得多的多，我相信梦想获得者们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所以风险高度的集中，必须要解决第一件事，银行必须要改革，银行怎么改革？必须要想方设法，逐步降低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金融业的比重。怎么一个做法？说得非常明白，我认为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就是试行一定的，在严格监管条件下的银行资产的证券化，不要认为银行资产证券化是一个肮脏的词，不要认为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华尔街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恶之手，这不是符合实际的观点。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是现代银行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这么讲？如果银行把自己的贷款都拿在自己手里的话，它势必要碰到今天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 资金流)的困境，自有资金不足，一定要把自己手中比较好的，可以让市场上能够充分了解的，比较公开的，比较透明的一部分资产推向债券市场，然后银行把这个现金拿回来，再补充资本金，或者他继续寻找高质量的资产。这样银行才能够运转起来，银行才能够把自己的核心能力，就是寻找好贷款的能力能够充分的调动起来，这才是必由之路。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好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银行资产的相对比重会逐步的占GDP，占银行逐步的下降。而债券市场不断的上涨。

　　我告诉各位一个数字，一说就明白。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占到GDP的250%，我们的债券市场尽管今年已经大力发展了，也仅仅占到50%，把这两个拢在一块是300%。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基本上银行资产加上债券市场之和也是300%，不过人家大头是放在债券那里，小头是银行那里。所以它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我们更加合理，所以银行改革是第一大的抓手，这是我想这里面有共识。当然银行除了资产证券化之外还要有利率逐步的市场化，还要有与银行相关的汇率的逐步市场化，这些都是基本的共识，这是第一个抓手。第二个抓手在未来若干年也是必须的，也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也是已经做的，事实上我们的证券市场也必须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进一步从根子上改革。证券市场实在对不起老百姓，尤其是股市，非常惭愧。过去20多年我们股票市场平均的回报率，我看毛回报率，还没算通货膨胀是不到2%。过去20年我们的通胀平均4%以上，过去20年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剔除是通胀因素接近10%，过去10年是10.4%，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剔除通货膨胀。可是我们的股市才2%都不到，实在是对不行老百姓。

　　为什么对不起老百姓？这里面可以讲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对于股市交易太多，我们的保险资金，我们的退休养老资金没有进到股市，股市的量不够大，流动性不够多，我认为这些对，但都不是根本的。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不到家，什么制度不到家？还是我们上市公司治理，还有上市公司的质量不到家。这个地方不到家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没有约束，当时杰弗瑞先生讲得非常好，金融需要约束，股市更需要约束，上市公司更需要约束。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上市公司如果出现了违规的董事规则一些投票决策，我们小股民，不说小股民，包括机构投资者怎么跟他们说理？谁给我们主持正义呢？这种机制很少。我肚子里面有很多案例，由于时间关系不好一个个讲。即使告他，到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跟政委法又是协调的，又是倾向于保护当地的大公司大股东，最后没有约束力了。

　　相反，所有股票市场发达的国家都有这个机制，尤其是美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记得有20多起的违规法院的官司，抓金融界的违规，抓证券业华尔街的违规非常有利。最近一例就是麦肯锡公司前任的一把手，他是作为高盛外部董事，开会的时候打了几个电话，现在就被判刑了。我记得是判了4年还是几年，判得相当重。这个人是美国企业界的英雄，是印度的孤儿，最后经过个人的奋斗到了麦肯锡公司的一把手，这种人按理说是美国企业的英雄，但是一打电话，对不起，你犯罪了，我就罚，你严格执法。他追问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严格执法，为什么我们不能严格执法呢？再追问一下，1933年前美国的证券司法不是这样的，美国的证券司法还不是今天这样子联邦司法部直接关系的，以前还是交给地方政府的。现在美国的证券市场司法是美国联邦司法部直接任命的联邦法官和检察官在纽约去抓违规事件，跟纽约地方政府，跟纽约州没有任何关系，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格。这是联邦法，1933年之后才推出改革。

　　我们的法官没有，我们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我没有听说过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违规进行过审判。我们的高级法院，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也没有对证券违规进行过审判。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层面，国家层面在上海或者在深圳设立国家层面的高级法院和高级检察院，是专门和直接审理证券上市公司违规的这种案例案件。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够让我们的上市公司认认真真的按照招股计划书去投资，认认真真的赚了钱之后给股民分红，这才能从本质上加强约束，从本质上树立起百姓对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对股票市场的信心。没有这个，一切的一切都是短期的。包括我们的QFII，还有社保基金的涌入都是短期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金融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向。

　　话又说回来，金融中心的发展，在未来的20年，我相信只有紧紧抓住这个金融改革的大方向，紧紧配合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才能够得到有利的发展。具体一点，在金融街，我们可能未来针对非银行的经营机构，我们出台一些政策，专门吸引他们来落户于金融街。金融街这里大的机构很多，银行的机构都非常多，大银行都在我们这里，除了农业银行(行情 股吧 资金流)不在这里，其他的都在这里。下一步的重点可能要抓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这些以后将是我们银行改革所派生出来的新的增长点。

　　再比如说针对我们的法律服务，这种证券司法服务，这一带可能也需要吸引相关的律师行，相关的司法服务的中介机构，来让我们这一带金融界的业态产生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一个变化。再比如说为了针对这些金融和法律的发展，金融街可能更需要推动改革。讲一个例子，现在整个服务业，不光是金融，高端服务业的困惑是什么呢？一个是税收，就是增值税，增值税现在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这个里面税赋还是很重的，还需要具体研究。还有一个就是工资税，我不愿意称之为个人所得税，我称之为工资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就是工资税。这个工资税对于高端的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负担是非常重的，既不算家庭负担，也不算未来退休的钱。只要你拿工资，我给你扣一笔。所以我呼吁，能不能够在金融街也好，在北京市的某一个区也好试点推出一定的退休养老的改革，把一部分的工资不要交税了，但是作为企业年金，作为我们国家的401，美国叫401K，直接纳入个人的退休养老的帐户，等以后退休的时候，拿这个钱的时候再来交税。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切实的降低整个高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工资税负担。这一项改革不仅对金融发展有利，对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对改革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401K个人养老的这种措施本身就需要试点，本身就需要推出。

　　所以总的来说两句话：一是十八大之后未来10年，中国经济前景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做好充分困难的准备，只能通过加快改革，抓实事，落实改革，才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二是未来的10年，甚至是20年，金融改革我坚信会比其他部门的改革推得可能更快，落实得也更快，也能够拉动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坚信，未来20年金融街的发展将会更加的辉煌，谢谢各位！（新华08网）

　　李稻葵：中国股市如何治本？

　　中国股市如何治本？

　　证券司法体制必须改革

　　中国股市持续低迷，一个根本原因是证券司法系统缺位，尤其是司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政法部门的庇护，使得上市公司违法成本过低。因此，有必要在北京、上海或深圳的高级法院专门设立证券审判庭，集中审理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案件。如果证券审判庭能抓住若干重大案件认真审判和量刑，将有助改善中国股市的质量，也能实实在在地推进法制建设。

　　中国股市为何低迷？

　　中国股市已经是沉疴难起。2012年以来，A股指数屡创新低，截至8月 29日，沪市A股静态市盈率仅为11.05倍，创下新低，这与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来高达11%的增长速度以及2012年仍然有望达到8%的增长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经济低迷的美国，股市今年以来却创下金融危机后的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在2012年的第一个季度及8月份均超过了3000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屡破13000点，美国股市2012年上半年累计回报率在10%左右。

　　为什么中国股市如此低迷，其根本原因何在？我们先看两个中美证券违法案例的不同处理结果。

　　1、绿大地的判决

　　绿大地是来自云南的一家林业企业，2007年12月在中小板(行情 股吧 资金流)上市。在2009年云南遭受旱灾的情况下，该公司却在公告中称，当年业绩一片大好，并虚报了多项财务数据，误导了投资者，违反了《公司法》及《证券法》。

　　该案件2011年在昆明开庭审判，审判结果是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被判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量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绿大地则被罚款400万元，可笑的是，该罚款由上市公司，即股东支出。这样的惩罚力度实在太轻。按目前绿大地的流通市值计算，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其IPO融资额为3.46亿元。而几乎与此同时的吴英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为7.7亿元，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元，但一审却定为死刑，这与绿大地一案形成鲜明对比。

　　2、拉贾特·古普塔内幕交易案

　　来自印度、曾担任高盛集团董事和麦肯锡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的拉贾特·古普塔(Rajat Gupta)，2012年6月在纽约被联邦法庭认定犯有内幕交易罪。事件的起因是他在退休之后参加了高盛的董事会，在参会过程中，他给自己的商业伙伴、另一位印度人拉吉·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打了几个电话，通报了会上讨论的话题，而身为对冲基金经理的后者又利用这一信息进行了相关交易。今年10月，法院将宣判对古普塔的量刑结果，据分析，他有可能被判处长达十几年的有期徒刑，而美国的有期徒刑是很难减刑或者提前假释的。

　　麦肯锡公司的这位前执行董事在美国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从孤儿奋斗成为大经理，是传奇人物、社会名流、美国梦的化身，因为打了几个电话而有可能遭到长达十几年的牢狱生活，这在美国证券业绝不是第一次。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证券司法体系是太“温柔了”。为什么我们的证券司法体系如此“温柔”，而非法集资的审判却如此严厉？究其原因，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内部人)与地方政府关系过密，而地方司法系统与地方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司法系统自然而然地偏向大股东，打压散户。而地方民间金融人士却难以复制如此亲密的关系，外加中央监管机构对非法集资极为敏感。

　　要真正保护小股东，必须要像打击所谓非法集资一样严惩违法的上市公司内部人。司法系统必须改革。

　　司法系统的巨大漏洞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股市不同于其他市场，其参与者所期待的是相关企业未来的表现，所依赖的是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如果这种公开披露的信息没有可信度，那么，投资者的信心自然非常脆弱，而只能依靠宏观经济的利好和短期政策的扶持。那么，上市公司如何才能够忠实地贯彻投资者的意愿，如实地把经营所赚的钱通过分红等方式反馈给投资者呢？

　　仅仅依赖上市公司经营者个人的操守和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社会是极其讲求人情的社会，人们对于素不相识者的承诺往往很难兑现，这恰恰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弊病所在。同样，仅仅依靠监管也是不够的。在打击上市公司的种种违规行为方面，监管机构固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中国证监会毕竟是一个仅为部级的监管机构，而很多大型上市公司动辄就是副部级，监管难度不小。要净化资本市场，有效杜绝上市公司的欺诈等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提升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对上市公司进行约束的法律体制不可或缺。

　　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往往受到当地政府和政法部门的庇护。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司法系统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干预，过去十年以来，党比法大的观念已经相当普遍，各地方的重大案件必须由当地政法委统一协调，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一旦东窗事发，进入司法程序，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和在本地投资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这种思维影响下的判决结果，很自然地对外部投资者不利。

　　正是这种司法不力的局面，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种种劣迹和公司治理的混乱，比如，背离上市时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擅自进行重大战略决策，在A股并不少见。不久前上市的某汽贸集团，未经董事会的深入论证，就将4000多万欧元的资金投向一个国际汽车公司，之后由于其收购动议遭到该国际汽车股东的反对，几千万欧元付诸东流。

　　一些上市公司不仅在决策上违背对投资者的承诺，在赚钱之后也不愿意将这些钱用于现金分红。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率仅达到5%，而国外上市公司一般在20%到30%之间。

　　前沿学术研究充分论证

　　法律体制对股市发展的重要性

　　过去十年国际金融学界最重要的研究，就是论证了法律体系对股市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个研究被认为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的领导者是笔者的博士论文导师、哈佛大学的安德烈·史莱法教授(Andrei Shleifer)。通过大量的调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以基层法官判案为立法基础的英美法律体系，比之于国家立法的欧洲大陆司法体系更能保护小投资者利益，因此，股市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企业的价值也更容易提高。

　　尽管中国的法律体制类似于欧洲大陆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在证券司法领域采取重大改革措施，大幅改善国内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引导中国股市健康发展。

　　实施证券司法改革

　　设立专门的证券审判庭

　　司法改革是解决上市公司行为不端、监管难度大的治根治本的对策。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必须大幅提升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诉讼司法程序集中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在当地的高级法院专门设立证券审判庭，实施证券案件的诉讼和判决；同时，在当地检察机关设立相配套的部门，负责证券案件的侦查，杜绝上市公司大股东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预。

　　专门的证券审判庭的设立，将大幅度地提高证券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如果证券审判庭能紧紧抓住若干重大案件，严格按照相关司法程序和法律条例进行审判和量刑，将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违法成本，震慑以身试法者。只有这样，才能够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的质量，才能够从本质上提升中国股市的质量，才能够让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同步蓬勃地发展。（中国企业家网）
http://business.sohu.com/20121122/n3583624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