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纽约时报》无法理解“选贤任能”　？

http://www.guancha.cn/tui-si/2012_11_17_109945.shtml

　　王韬：《纽约时报》无法理解“选贤任能”


       “内行”不内行 论据差错大

        最近在阅读张维为教授的文章时，看到在纽约时报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Elliott) 的所谓反驳文章。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与亚洲内陆史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作为美国东亚史学方面的重要教职，能获任此教授职位的人，其水平理应不差。但其中的差错是让人惊讶的。

        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在文章中声称“明朝绝对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考试”。

        远及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中确实有这种规定，并在户籍制度中继续先秦商鞅变法时就开始的单列“市籍”的做法，以压制商人的政治地位。

        但明朝从立国起，只有“军籍”、“匠籍”、“灶籍”、“民籍”，商人是列入“民籍”的，混同于民户。在没有单独户籍区分的情况下，既不存在这种规定，也不可能执行的了这种规定。

        事实上，不但明朝完全允许商人的子孙参加考试，而且还提供政策上的方便。明朝中期开始，明朝政府经过商人请愿，在东南几个省设立“商籍”增加单独的生员名额，从而大大方便了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他们可以直接在长期经商和居住的地方参加科举考试，而不必长途跋涉返回祖籍地参加考试。

         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明朝中后期开始，官绅士大夫连旧有的儒家纲常上的忌讳也已不复存在，无须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甚至公开把其父祖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描绘成所谓“善士善贾”。

        是水平不够还是蓄意装傻？

        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和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其内涵和外延的差异是很大的。

        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如果要翻译成东方语言，应该称之为“使用客观标准进行考试，并按分数择优录取的选拔机制”，在近代以来，这个词还带有“事务官保持行政中立”的潜在含义。在中国，最接近的东西是“高考”和近来才引进的“国考”笔试（国家公务员考试）。

        在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里，科举考试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军功授爵法”，还是“察举孝廉”，也都是包括在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中的。

        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的概念和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差距巨大。一般西方人或许不懂。作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教授，不应该不懂。

        而欧立德教授不但不向读者解释这其中的差异，反而拿古代中国的科举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平标准去比，还进一步用所谓“只有10%的人能参加科举，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来一味强调明清时代科举的不完全公平性，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且不说全世界的古代社会都同样排除女性。光是10%的中国人能参加科举，进而取得一些政治发言权，这数以百万记广大人群的政治参与，范围广度已经是大的惊人了。

        就用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人数对比好了：

        1796年约翰·亚当斯赢得53.4%的普选票——35726票，获得全美139张选举人票中的71张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

        1800年 托马斯·杰斐逊 赢得61.4%的普选票——41330票 赢得全美138张选举人票中的73张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

        而1800年的美国人口是530万。十万上下的选民人数，只是总人口的2%都不到呢，无疑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

        美国建国初还可以说不够发达，那么六十年后的1860年呢？南北战争前夕的这次选举，是一场政治标杆性质的选民总动员。那么全美国3140万人口中，总共有多少人能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立场呢？

        亚伯拉罕·林肯，赢得39.8%的普选票——186万余票，但赢得了全美303张选举人票中的180张，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是（北方）民主党的Stephen A. Douglas获得137万余票、（南方）民主党的John C. Breckinridge获得84万余票、宪政联盟（中部的四个忠于联邦的蓄奴州）的John Bell获得59万余票。

        全加起来也只有468万票。我们因此就可以说“美式选举的选民资格设置，无疑将85%的美国人排除在外，连参与政治台阶的第一阶都登不上。只有15%的极少数人有此殊荣。因此称不上公平公正的民主制度。”？！ 一对比就可知，用所谓“只有10%的人能参加科举，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来一味强调明清时代科举的不完全公平性，进而推导出一个“中国政治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任人唯贤制度”的结论出来，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更何况，就算是比较选拔门槛，比较选拔机制是否任人唯贤，也要看和谁比，比什么指标。经过年复一年的不断改良以后，美国的公务员考试确实可以称得上公平合理，报考门槛仅需高中学历。可是，美国公务员总人数（包括联邦、州、地方三级）如今已达两千两百万人之巨，约占全美工作者总人数的八分之一。如此庞大臃肿，也难怪美国经济学家要天天大叫“反对大政府”，鼓吹“小政府”。

        而同样使用英语的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联合王国）呢？它的文官考试依然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大英帝国时代的制度，简直是活化石了。

        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刚开始推行文官考试时，科目设置里强调对古代英语、希腊语、拉丁语的掌握水平进行考察，尚有一定意义（当时的行政工作中会大量接触使用拉丁语书写的旧法律文书和行政公文）。那么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英国高等文官考试依然是当年的那几门科目，希腊语和拉丁语继续占据巨大的分数比重，就变得可笑了。

        其中的原因在于：英国的大众教育机构根本找不到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师，只有那些私立贵族学校才能提供从初中就开始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学。维持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英国高等文官考试中占的分数比重，可以在假装公平公正的幌子下，维护上层阶级的职位垄断性。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英国都出现过改革文官考试科目的呼吁风潮，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一百六十年过去了，英国如今依然在考希腊语和拉丁语。

        宰相必起于州部——中国“任人唯贤”中常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宰相必起于州部——《韩非子》（公元前238年）

        州、部，相对于中枢来说，是政府的基层单位，是国家运转的根基，同时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单位。一个领导人若没有在基层中摸爬滚打，没有长时间的处理各种行政工作的经验，连一个较小的基层单位都管理不善，那一定是难以胜任领导全局的国家高层领导人职务的。没有在基层中摸爬滚打，没有长时间的处理各种行政工作的经验，就骤然担任国家高层领导人职务，在进行决策工作中，难免会脱离实情、想当然的情况，或是出现不知所措、无力处置的状况。

        中国早在公元前的西汉时期，国家就注意一方面将表现优秀的太守迁擢至中央担任公卿，乃至出任相位，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择选朝中通明政事者出任地方郡国守相。在唐代，朝廷明确规定，三省六部的侍郎出缺，优先选择曾经担任过太守的人；郎官（司长）出缺，优先选择曾经担任过县令的人；未曾任太守、县令的人，不得出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要职。而两宋也有类似的规定。宋代诸多名相，如狄仁杰、范仲淹、王安石等，也都是具有了丰富的州县主官经历之后，才被提拔进入宰相执政的行列。

        英国BBC在80年代拍摄的经典政治讽刺剧《是，大臣》（Yes，Minister）及其续集《是, 首相》(Yes，Prime Minister)，辛辣的讽刺了西方政党轮替制下，政治领导人缺乏行政经验，完全被其部门的常任秘书（高层公务员，长期担任事务官的文官首领）给玩弄于鼓掌，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将自己的选举承诺落到实处，也无力去推行和落实。

        而能力强悍的领导人，通常都经历过长时间的行政工作经验。例如声誉斐然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成功胜选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曾担任过两年的阿肯色州司法部长，随后担任了总计长达十二年的阿肯色州州长职务，在任内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挑战性、突发性的和日常性的问题。克林顿总统任期八年，能把美国治理的那样好，可不是靠嘴皮子功夫利索，而是靠他的长期工作经验。

        中国当代的领导人，无一不是具备了长期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管理和领导方面表现卓异，这才能逐步升迁，并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新一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其履历堪称最为完整。既担任过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秘书工作，又是从县委副书记这样最基层的亲民之官一步一个脚印逐级上升。县级、地级、省级，书记、省长，再到党中央的日常办公机构书记处，可谓遍历基层、中层、高层。

        我们中国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成员，无一不是具备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基层到高层的各种工作经验，在长期的实际考验中脱颖而出，才能最终成为站在两千多位党代表面前的候选人之一。

        西方人士、以及国内太西化的人士们，在习惯了西方式喧嚣的选战、伶牙俐齿的候选人辩论、花钱如流水的竞选广告投放之后，似乎有点不那么习惯中国这种实打实靠拼政绩、比能力的选举。但这才是选贤用能！http://www.guancha.cn/tui-si/2012_11_17_109945.shtml

　　王韬：《纽约时报》无法理解“选贤任能”


       “内行”不内行 论据差错大

        最近在阅读张维为教授的文章时，看到在纽约时报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Elliott) 的所谓反驳文章。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与亚洲内陆史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作为美国东亚史学方面的重要教职，能获任此教授职位的人，其水平理应不差。但其中的差错是让人惊讶的。

        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错误就是他在文章中声称“明朝绝对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考试”。

        远及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中确实有这种规定，并在户籍制度中继续先秦商鞅变法时就开始的单列“市籍”的做法，以压制商人的政治地位。

        但明朝从立国起，只有“军籍”、“匠籍”、“灶籍”、“民籍”，商人是列入“民籍”的，混同于民户。在没有单独户籍区分的情况下，既不存在这种规定，也不可能执行的了这种规定。

        事实上，不但明朝完全允许商人的子孙参加考试，而且还提供政策上的方便。明朝中期开始，明朝政府经过商人请愿，在东南几个省设立“商籍”增加单独的生员名额，从而大大方便了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他们可以直接在长期经商和居住的地方参加科举考试，而不必长途跋涉返回祖籍地参加考试。

         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明朝中后期开始，官绅士大夫连旧有的儒家纲常上的忌讳也已不复存在，无须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甚至公开把其父祖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描绘成所谓“善士善贾”。

        是水平不够还是蓄意装傻？

        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和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其内涵和外延的差异是很大的。

        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如果要翻译成东方语言，应该称之为“使用客观标准进行考试，并按分数择优录取的选拔机制”，在近代以来，这个词还带有“事务官保持行政中立”的潜在含义。在中国，最接近的东西是“高考”和近来才引进的“国考”笔试（国家公务员考试）。

        在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里，科举考试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军功授爵法”，还是“察举孝廉”，也都是包括在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中的。

        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任人唯贤选拔机制”的概念和东方人说的“任人唯贤”，差距巨大。一般西方人或许不懂。作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教授，不应该不懂。

        而欧立德教授不但不向读者解释这其中的差异，反而拿古代中国的科举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平标准去比，还进一步用所谓“只有10%的人能参加科举，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来一味强调明清时代科举的不完全公平性，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且不说全世界的古代社会都同样排除女性。光是10%的中国人能参加科举，进而取得一些政治发言权，这数以百万记广大人群的政治参与，范围广度已经是大的惊人了。

        就用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人数对比好了：

        1796年约翰·亚当斯赢得53.4%的普选票——35726票，获得全美139张选举人票中的71张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

        1800年 托马斯·杰斐逊 赢得61.4%的普选票——41330票 赢得全美138张选举人票中的73张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

        而1800年的美国人口是530万。十万上下的选民人数，只是总人口的2%都不到呢，无疑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

        美国建国初还可以说不够发达，那么六十年后的1860年呢？南北战争前夕的这次选举，是一场政治标杆性质的选民总动员。那么全美国3140万人口中，总共有多少人能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立场呢？

        亚伯拉罕·林肯，赢得39.8%的普选票——186万余票，但赢得了全美303张选举人票中的180张，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是（北方）民主党的Stephen A. Douglas获得137万余票、（南方）民主党的John C. Breckinridge获得84万余票、宪政联盟（中部的四个忠于联邦的蓄奴州）的John Bell获得59万余票。

        全加起来也只有468万票。我们因此就可以说“美式选举的选民资格设置，无疑将85%的美国人排除在外，连参与政治台阶的第一阶都登不上。只有15%的极少数人有此殊荣。因此称不上公平公正的民主制度。”？！ 一对比就可知，用所谓“只有10%的人能参加科举，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来一味强调明清时代科举的不完全公平性，进而推导出一个“中国政治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任人唯贤制度”的结论出来，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更何况，就算是比较选拔门槛，比较选拔机制是否任人唯贤，也要看和谁比，比什么指标。经过年复一年的不断改良以后，美国的公务员考试确实可以称得上公平合理，报考门槛仅需高中学历。可是，美国公务员总人数（包括联邦、州、地方三级）如今已达两千两百万人之巨，约占全美工作者总人数的八分之一。如此庞大臃肿，也难怪美国经济学家要天天大叫“反对大政府”，鼓吹“小政府”。

        而同样使用英语的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联合王国）呢？它的文官考试依然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大英帝国时代的制度，简直是活化石了。

        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刚开始推行文官考试时，科目设置里强调对古代英语、希腊语、拉丁语的掌握水平进行考察，尚有一定意义（当时的行政工作中会大量接触使用拉丁语书写的旧法律文书和行政公文）。那么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英国高等文官考试依然是当年的那几门科目，希腊语和拉丁语继续占据巨大的分数比重，就变得可笑了。

        其中的原因在于：英国的大众教育机构根本找不到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师，只有那些私立贵族学校才能提供从初中就开始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学。维持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英国高等文官考试中占的分数比重，可以在假装公平公正的幌子下，维护上层阶级的职位垄断性。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英国都出现过改革文官考试科目的呼吁风潮，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一百六十年过去了，英国如今依然在考希腊语和拉丁语。

        宰相必起于州部——中国“任人唯贤”中常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宰相必起于州部——《韩非子》（公元前238年）

        州、部，相对于中枢来说，是政府的基层单位，是国家运转的根基，同时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单位。一个领导人若没有在基层中摸爬滚打，没有长时间的处理各种行政工作的经验，连一个较小的基层单位都管理不善，那一定是难以胜任领导全局的国家高层领导人职务的。没有在基层中摸爬滚打，没有长时间的处理各种行政工作的经验，就骤然担任国家高层领导人职务，在进行决策工作中，难免会脱离实情、想当然的情况，或是出现不知所措、无力处置的状况。

        中国早在公元前的西汉时期，国家就注意一方面将表现优秀的太守迁擢至中央担任公卿，乃至出任相位，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择选朝中通明政事者出任地方郡国守相。在唐代，朝廷明确规定，三省六部的侍郎出缺，优先选择曾经担任过太守的人；郎官（司长）出缺，优先选择曾经担任过县令的人；未曾任太守、县令的人，不得出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要职。而两宋也有类似的规定。宋代诸多名相，如狄仁杰、范仲淹、王安石等，也都是具有了丰富的州县主官经历之后，才被提拔进入宰相执政的行列。

        英国BBC在80年代拍摄的经典政治讽刺剧《是，大臣》（Yes，Minister）及其续集《是, 首相》(Yes，Prime Minister)，辛辣的讽刺了西方政党轮替制下，政治领导人缺乏行政经验，完全被其部门的常任秘书（高层公务员，长期担任事务官的文官首领）给玩弄于鼓掌，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将自己的选举承诺落到实处，也无力去推行和落实。

        而能力强悍的领导人，通常都经历过长时间的行政工作经验。例如声誉斐然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成功胜选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曾担任过两年的阿肯色州司法部长，随后担任了总计长达十二年的阿肯色州州长职务，在任内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挑战性、突发性的和日常性的问题。克林顿总统任期八年，能把美国治理的那样好，可不是靠嘴皮子功夫利索，而是靠他的长期工作经验。

        中国当代的领导人，无一不是具备了长期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管理和领导方面表现卓异，这才能逐步升迁，并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新一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其履历堪称最为完整。既担任过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秘书工作，又是从县委副书记这样最基层的亲民之官一步一个脚印逐级上升。县级、地级、省级，书记、省长，再到党中央的日常办公机构书记处，可谓遍历基层、中层、高层。

        我们中国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成员，无一不是具备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基层到高层的各种工作经验，在长期的实际考验中脱颖而出，才能最终成为站在两千多位党代表面前的候选人之一。

        西方人士、以及国内太西化的人士们，在习惯了西方式喧嚣的选战、伶牙俐齿的候选人辩论、花钱如流水的竞选广告投放之后，似乎有点不那么习惯中国这种实打实靠拼政绩、比能力的选举。但这才是选贤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