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高校教师德国比利时观察归来写的札记

这是学校内部网站上的文章，是一个老师去德国比利时开会的游记+心得，实在是看着太酸了，转过来给大家开心下，主要我觉得这个老师比较天真，就是所谓的文科生，人文精神爆棚了，对基层的理解仅限于每天上下班的那条路。还有对于欧洲那种所谓田园牧歌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也不了解，不清楚如果不是欧洲如此的剥削第三世界，何来那么精致优雅的生活。此外，这人居然还在重复高铁只有那些自己不出钱的公务员和老板才能坐的笑话。
总之看完这篇文章，估计，你们应该佩服，西方多会洗脑，把大学的教师洗成这样了
2012年8月25-31日，受组委会邀请参会。与参会专家、学者与朋友们进行了愉快学习与交流。虽然说是开会，但对于像我这种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乡下人’而言，也回避不了顺带甚至主要想去欧洲各地走走看看的旅游情结。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希望这不似纯旅游那般“恶俗”，我希望观察到一些现象背后的东西，希望多点基于专业领域的思考或评价。

　　为此，我没有跟随旅行团，一人花4天时间，独立搞定法兰克福（飞机落地城市）、科隆（会议驻地）、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游历，算是对4市进行了粗浅的城市与乡村地理学考察。大概了解了几个城市初略情况：法兰克福位于莱茵河中部支流美因河的下游，是德国最大航空站、铁路枢纽和交通中心，也是德国重要工商业与金融中心，其中证券交易所遐迩闻名。因为其商业氛围相较浓厚，一般概念上的旅游认知是她算是很正统的商业城市，可玩可看的东西不多，尤其是城市景观、建筑文化等不如科隆那般名气大，河岸景观远逊于后者。科隆历史悠久，有世界上最高双塔的科隆大教堂（北塔高157.38米，南塔高157.31米），成为科隆市的象征和游客们向往的名胜之地。之所以去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主要是时间太紧凑（共4天），城市之间距离较近，且乘坐火车较便捷。阿姆斯特丹是郁金香的故乡，高贵而典雅，当然还有那极具文化特色的“性都”。布鲁塞尔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等机构驻地，建筑物从带有浓郁中世纪风格的大广场到充满后现代艺术意味的欧盟建筑群。记录下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语无伦次也罢，是否颠倒也罢，都无所谓，以飨读者。

　　一、怡人的自然环境

　　记得汪洋书记在视察广州亚运会前夕，对广州提出了“五更”要求——天更蓝、水更清、路更通、房更靓、城更美，老实说，我在广州看不到太多这样的场景，但在欧洲城市，上述美丽景象满眼皆是。莱茵河流贯大半个欧洲，给法兰克福、科隆等带去了水的灵气。法兰克福有很多跨河桥梁，极大方便了两岸人口与经济往来，加速了城市整体流动性与运行效率。其中一些是车行道（当然两侧有人行道），另外一些则通过引桥处设置台阶等方式，成为专门的人行桥。记得有一座叫情人桥，桥上挂满了同心锁，见证着世界各地情侣之间的浪漫爱情。无论哪个城市，沿河岸都是大尺度的休闲公共空间，在科隆莱茵河畔，美景如画，房子典雅高贵，外型极具特色。草坪上，地上到处是游客，欢声笑语。河流、水体及附近场所，都是百姓和游客的休闲娱乐与生活空间。反观国内，亲水楼盘，望江楼，望海楼，临江阁，此起彼伏，竞相争艳。城市政府要更多的税收，房地产开发商要更高容积率赚更多钱，有钱人要独占亲水领地和良好视野。在此博弈形势下，公共空间私有化现象十分普遍。

　　在广东TS，为了筹得修路的钱，一座沿海的山整体出租给某香港富商，意思是“我出钱修路，你给我这座山”。在广州，珠江两岸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比一栋高，一栋比一栋漂亮，一栋比一栋贵。在国内，多的是钢筋混泥土；在欧洲，多的是草坪。在欧洲，无论都市区还是乡村地区，我看到最多的动物就是鸽子，且胆子特大，这无疑是欧洲城市人地关系和谐的一种直观表现。我注意到4市的草坪，多为自然生长的草，远不同于国内流行的昂贵的人工草坪。周六上午九点，在法兰克福一个闹市区，走进了一露天卖场，四周是卖蔬菜、水果、面包、肉制品和各种啤酒的摊档，中间有很多凳子（目测中间部分的面积占全部卖场面积的80%以上），我看到市民在此享受美味早餐，喝着地方特色风味的啤酒或饮品。在这里，大家可以结识新朋友，可以和老朋友开心聊天和交流。他们不只是在买菜，更是在逗留交流，信息交换和知识获取。这里不只是纯粹的商业空间，更是充满人际互动的社会与文化空间。

　　二、便捷的城市交通

　　欧洲的交通非常便利，市内除了自行车、摩托车、公交、的士、电车等传统方式外，贯穿全市大街小巷的火车（类似于中国轻轨或地铁）到处都是，四通八达。或许因为历史悠久，站点交通图构成太复杂，我看起来有些难度。车速不快，地面站点居多，车厢一般很短，且普遍陈旧，但内部干净整洁。懒洋洋的下午，从酒店房间窗外望去，地面一列列火车“咔嚓”而来，又“哐当”而去，倒不怎么觉得这是噪音，更似这座城市的一头头老牛，背负着它的主人们，一直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它们是这种城市重要的集体记忆，有几百年的历史，起源于工业革命年代，城市发展了，变化了，不变的是火车的呼啸声。它们是人们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乘车、看书、读报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情形不仅在法兰克福有，在科隆，在阿姆斯特丹，在布鲁塞尔都有。以至于，我固执的觉得，一座没有古老火车穿行而过的城市，其历史质感就不够完美，就无法完整彰显这座城市深厚的年轮与沧桑。除了大火车，还有观光小火车，由于自己也是无头苍蝇，我也乘坐了法兰克福和科隆的观光车，平均1个小时的车程，经由之地都是当地的老街、老房子与老建筑，每个停驻点都有一段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不似中国城市的观光车，广州的观光车游历路线和景点大概少不了广州塔、中信大厦等体现广州现代化建设成果和新近建设的标志性建筑物吧？可人家展示的东西就是旧的，有年头的，很少或根本不看新的。

　　在法兰克福，有五种语言可以选择收听解说，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在布鲁塞尔，我发现行人过马路时，自己动手按绿灯。就跨界交通而言，欧洲各城市相互联系十分便利，我乘坐德国DB公司的火车，一路经过很多小镇，穿过两个国家，基本没有感觉。欧洲是世界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标志是连货币都统一了。DB火车相对新，里面设置免费wifi设施，方便乘客使用。一路经过的车站，大多朴实简陋，就是一块牌子和几个凳子而已，车站附近墙体上很多涂鸦作品，充满生机与活力。一路上，很多学生上上下下，往返于小镇（家）与大镇或城镇（学校）之间，火车成为这些人每天上学放学或其他工作人员上下班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还在火车上看到了非折叠式自行车。这就是所谓的西方城市郊区化的生活方式，后文将详细说明。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普通民众的移动能力与频次来丈量，人口、资金、信息与技术发生跨区域流动越频繁，这个地区的区域整合、一体化程度往往越高。不少车站规模很小，没有几个人上下车，为的是给每个小镇以对外联通的均等性机会，而不是像国内火车（和高铁）一般只在大城市停留，沿线城镇一般很少停顿。在布鲁塞尔回科隆的火车上，工作人员还免费提供面包、饮用水等物品，服务人员态度很友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从乘客构成看，欧洲情况与国内差异较大。欧洲高铁非常普遍，各类人都乘坐，而香港大学王缉宪教授对于中国跨省域高铁运行态势的研究表明，中国高铁价格整体偏贵，乘客多为商旅人士和可以用公款报销的公务员等中上层群体，农民工、学生等群体比重极小。说到乘客，我尽量和同座或邻座的乘客交流，每趟列车都结交一些朋友，有学生，有警察，有商人，大体上，他们都很热情，即使有些人英文相对差，但还是耐心通过做手势等方式交流，回国后还与几个朋友保持密切联络。

　　三、相似的空间格局

　　法兰克福、科隆、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4市老城区，无一例外具有相似的城市空间结构，即市中心是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出火车站是广场（plaza），广场附近有教堂（cathedral），附近街区是典型的历史文化老街（historical street），各种博物馆（museum）举目皆是。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是通往其他城市及其他游客来此游玩的起点，表现了城市对外联系程度。城市地理学理论上，城市经济大概分为基本部分和非基本部分，前者为城市之外的区域服务（对外），后者为城市本身服务（对内）。毫无疑问，基本部分是城市最核心的功能，其中对外交通联系是基本部分中的关键因素。

　　广场在西方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广场绝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往往因为身处其中的人的社会与经济活动而赋予了空间以意义。西方国家的广场，从来与讲演、聚会、抗议、示威关联，从来就是自下而上的对抗性基地。在法兰克福某广场一角，我看到了城市社会运动的迹象，一个条幅上写有“health comes before profit:: ban all night flights from 10pm to 6am”，意指“健康比金钱更重要：晚10点到早6点，航班禁行”。乍一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晚班飞机如何可以取消呢？但真切反映了市民对“邻避主义”（英文是“NIMBY”，全称是“not in my back yard”，直译为“不要在我的后院里撒野”）的执着追求和自我权益（包括有远离噪音和夜间良好睡眠的权利）的维护意识。

　　遥想中国解放初期的广场，是城市的靓丽风景和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为的是营造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想象，当然也有欢腾、雀跃等庆祝场景，为了体现和再现领导与统治阶级的光辉业绩。而时下中国各大城市殚精竭虑建立的旨在重塑城市形象超大标准的楼堂馆所、超大广场，则是各级领导对于宏大叙事政绩观偏好的彰显。广场大了，马路宽了，树苗多了，就是领导“民生工程”的体现，就成为下一次升迁的重要资本。至于广场上是否有人，有什么人在使用，使用率有多高，有无树荫遮阳，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以人为本”，那就管不了那么多。

　　欧洲的广场展演艺术很丰富，经常可以邂逅到各国各式行为艺术。这里是大人、小孩与游客欢腾的快乐空间，充满温度和热度，是活生生的城市社会空间。与广场类似，另一种公共空间是公园。在布鲁塞尔一个公园，里面正在上演一场音乐会，附近居民和游客随意散坐，聆听这份美丽与宁静，度过愉快的闲暇时光。教堂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占据重要份量。各式教堂举目皆是，这是人们做礼拜的地方，还是见证新人喜结连理的地方。教堂都是免费进入，安静的坐在里面，看着那些装饰，读着那些文字，路过的朝拜者，和那些闪烁的蜡烛，那般空灵，那般圣洁，那般宁静，思绪万千。在这芬芳芜杂的都市世界里，只有这里是一片净土，让人告别都市的喧嚣与躁动，回归安静，回归神凝。

　　教堂除了宗教信仰功能外，我想说，它还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都市生活让每个人都体察到些许的不快，在这里，人们可以回想过往时光的是是非非，可以进行发自内心的忏悔，可以祈求上帝的原谅，可以对未来有所期盼。有什么不快，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在这里都可以释放和舒缓。礼拜过后，亲朋好友可以聊聊天，喝喝酒，吹吹水，相互交流增进每个人的心智发展，带着一颗平静的心情投入新的世俗生活。在中国，普通民众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管理倾向下，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方面，每个人为了生活和生计拼命赚钱，加上本身相对内敛的国民心理取向，很多人习惯于自我解决和消化矛盾与问题。在这种长期压制和压抑国民情势下，我们没有一个可供抒发内心世界话语及积怨的空间，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日常化与常态化的减压空间，心理焦燥，不安与易怒自然成为普遍的国民心理。其结果是，信访与越级上访、家庭纠纷、群体性冲突事件（以广东为例，富士康14连跳事件、广州增城大墩6.11事件）频频发生。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建设与管理严重滞后，相较于发展经济而言。

　　从社会空间治疗视角看，我们缺乏一种舒缓与调控空间。此外，我注意到，西方人们在做礼拜或捐助的时候，一般遵循心诚则灵的原则，不带什么私心。反观中国，我们的类似空间，大相径庭。比如我国的很多寺庙，虔诚的信徒少了，多数人不是求得子，就是求发财，求平安，求美女，求升迁。在此巨大需求下，我们在寺庙看到了太多商业化、世俗化的东西，看看那些灵塔、香烛、工艺品、斋饭、灵符的价格，就可见一斑。以至于，达官贵人，商贾巨富，是寺庙的常客；以至于，一个地方的寺庙重建，成为很多地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头戏（很显然，振兴文化是表象，经济诉求才是内涵）。以至于，在南方一些地方的寺庙，被重庆、桂林等地的人控制，成为他们大肆敛财的工具，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链条。据悉，在我国甘南一些藏民，因为“过度信仰”，宗教成为当地致贫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些家庭一年的80-90%的收入要贡献给寺庙，在神灵力量的虔诚“感召”下。我们要问，钱去哪里了？方丈与和尚的日子过得如何？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以至于，有人调侃，现在最好的职业是方丈。此外，欧洲城市到处都是老街、青砖、古木、低矮住房，博物馆鳞次栉比，无不彰显了城市的古老与沧桑。在布鲁塞尔，我看到，一位老者小心搬起一块已松散的砖块，灌入水泥，重新填进去。聊后得知他是义务做这件事，是附近居民，每天检查哪些砖需要加固。在这里，我没有看到相对正式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等相关机构工作人员，我看到了更多的城市自治现象，“我为城市，城市为我”在这里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而不是我们国内的口头标语而已。

　　而我国现实情况如何？笔者上下班每天经过广州一条路（广州白云区SYL大道BZ路），我住了4年，我亲历了这条路翻新4次（时间是每年年底）。人家是换一块砖，我们是换一大片，甚至一条路。人家的逻辑是，其他砖没有坏，为何要换？我们的逻辑是，拆掉与破坏，产生GDP，建设与更新，又产生GDP，提交预算，分包转包，某些人从中获利，某些人的灰色收入（如年终奖）就有了来源。我们的城市太年轻，多的是小树苗，但欧洲城市多是苍天古树。打着城市更新的口号，我们可以随意砍掉一棵树，一排树，一片树，无需和任何人商议。人家的情况是，在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车子经常七弯八拐。我想起英国伦敦，人家作为global city，和世界文化名城，让人敬仰的不仅是其finance，还有其弯弯曲曲的看起来很小气的街道，一个弯道就有一颗有故事的树，只要遇到一棵树，道路必将让位，这反映了这座城市对历史的敬畏、尊重与信仰。真正好的城市，一定是现代为古代曲漆，今人为古人敬礼，经济为文化让位。一座好的城市，必需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城市内核），认定一些城市发展不变的东西，持之以恒，即使换了城市领导，也不可随意更换城市的内核，这样的城市才能可持续发展。有时候，“零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无为就是最好的有为。真正有文化意识的城市领导者，应该多些沉思和文化气质，多些好的和历史的延续，少些无谓的革新和大拆大建。

　　总之，故事与历史才是城市的灵魂，而所谓的规划、再造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奸和谋杀城市。

　　四、醉人的乡村生活

　　火车一出城，沿路经过都是漂亮的乡村，一栋一栋1-2层楼房，奶牛、稻田、玉米呼啸而过。在阿姆斯特丹，去了风车村和北海渔村，特意乘坐公交车前往，大约40分钟车程，我感受到司机的热情好客，和对面公交司机友好的招手示意。我更被沿路风景所吸引，小房子的窗台上，到处花团锦簇，道路干净整洁，水道，游艇，小船，鸽子，令人心旷神怡。在欧洲的乡村，我屡屡看见单车一族，很多人进行长距离单车健身运动，骑单车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处于不同阶段，人家处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高级阶段——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而我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学理上讲，依据城乡关系的演化特征，将城市化进程细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其中，城市化（urbanization）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乡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乡村扩散。同时，城市化也表征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指部分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居住或生活的过程；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指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区郊区人口向外迁移，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动的现象，是郊区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延续。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指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等弊端，老城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各类型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弱区，推进城市更新，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的现象。换言之，欧洲的乡村地区，虽然人们住在乡村，但生活方式已经都市化。在很多站台和小镇，我看到了不光是年轻人，甚至很多老年人都在那里忘情的接吻，这当然是西方人直率的情感表达，这种方式也是他们都市化生活方式的表现。

　　我想到了广州乡村地区发展情况。广州提出“新型城市化”，对于乡村发展而言，就是把原有乡村地区也发展成为城市地区，其通行路径是工业化。以至于，广州建成区面积越来越大，乡村地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少，市民越来越多。2000年以来，番禺、花都划归广州一部分，都市不断入侵乡村，乡村发展被卷入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外围乡村地区多了各类型名目繁多的开发区、产业园和产业新城，传统乡村渐行渐远。以至于，快速城市化旗帜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成为近些年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过往广州乡村发展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以圈地开展各类型工商业活动的乡村城市化。这种模式极大促进了广州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以地招商和土地财政成为中国城市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圈地卖地、搞各类型开发区成为热潮，乡村发展卷入工业化浪潮，乡村经济发展几乎全部倚仗于来自上层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与项目，多表现为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合作区等，广大乡村地区原有发展自主性受到极大破坏。2）征地补偿利益驱动下，乡村尤其是临近开发区地区的乡村，违法用地现象突出。违法用地多为粗放型用地，违建、抢建现象突出。在一些开发区边缘地区，一些村民为了得到征地补偿款，“隔夜楼”、“毛坯楼”屡见不鲜。3）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提速，征地拆迁矛盾不断激化，纠纷大量增加，已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4）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入侵，乡村原有优美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原有山水格局的维系和保存遭遇巨大风险，不少水系被填平，山体被削平。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农民“洗脚上楼”，一夜之间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嬗变。5）城市化的表象是土地及人口的集中和非农业（土地城市化），而内核和归宿是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人口城市化）。但乡村地区发展的城市化过程，多以表象为主，农民不种田，他们有钱了，但其思维方式、教育水平、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依然停留在原有水平，他们没有享受到广州市区居民所具有的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相关管理与服务严重滞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

　　可见，广州对于在乡村地区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现行主流解读方式是通过工业化实施“去乡村化”，加速乡村农业非农业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其最终目标是将乡村变成城市。但我在欧洲城市乡村看到，上世纪80年代步入后工业化时期，面临快速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城市犯罪、空气污染、高度紧张、人际关系淡漠及其引致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欧洲国家掀起逃避主义（escapism）、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乡村怀旧（nostalgia）等浪潮，乡村因为其自然生态、纯洁清新、舒适宜人、邻里和睦等特性，乡村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与社会空间，乡村的自然、社会与文化价值得到复归。

　　在物质生产丰盈和市民收入日渐增加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质量需求，旅游观光需求，社会文化与精神需求成为广州市民消费转型的重要方向，慢生活、绿道建设、市郊休闲观光等正在成为热潮。在此背景下，乡村正是满足广州百姓上述需求的重要空间载体。广州乡村地区实施新型城市化，不是一味将乡村通过工业化和园区经济的思路实施“去乡村化”和“城市化”，而是应顺城市发展客观规律，遵循乡村特有价值与意义，回归乡村本源。难以想象，若干年后，如果广州没有乡村，全是繁华闹市，广州就不是世人熟悉的广州了。

　　五、美丽的科隆大学

　　科隆大学建于1388年，她坐落在美丽的莱茵河西岸，是德国最大的同时也是建立最早的大学之一。现有在校生62 000余名，教授及科研人员2 100多名，图书馆藏书220万册，设有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数学自然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与治疗学院等七个分院。学校经费方面，科隆大学在德国也是名列前茅。该校学生有9%是外国留学生，科隆大学与世界多所知名院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并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在科隆大学的外国客座教授也不断增加，许多国际知名者都曾在此任教，因此科隆大学也一直在科学研究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我曾经就读的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长期以来与科隆大学地理系进行密切合作，在互派交换生、合作科研项目、教师进修、联合主办会议等方面进行全方面合作。学校似乎没有校门（或正规校门我没有看到），完全开放式校园，任何人可以进出，几条道路将学校分割为几块不同的功能区，草坪相连，感觉草坪的面积，要比教学楼和其他建筑物体量大很多。草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市民东倒西歪，看书的，唱歌的，聊天的，发呆的，抽烟的，喝酒的，半裸体日光浴的，亲吻的，姿态各异，大家看起来都很快乐，只是快乐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会议组织方面，接待人员很热情（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办事的过分严谨及由此引致的办事效率问题，会议纸质邀请函邮寄足足用了3个月），全是学校的志愿者，每个学生都参与接待工作。即使是国际地理大会，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城市太多的欢迎场景，不像我们国内一些城市，一定大张旗鼓，在车站、机场等地方张贴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参加××××大会”。人家开会就是开会，不用那么兴师动众。校园之外，你几乎感受不到这里要召开一次全球化学术会议。倒不是人家不好客，是没有必要把学术会议办成一场“社会运动”式的会议，像亚运会、奥运会一样。注册会议的时候，发了水票和面包票，就是COFFEE/TEA TIME时候你凭票去领取饮用水、饮料和面包，这些在国内当然是免费的，这样的做法如果在国内出现，一定招致会议承办方素质太低劣，太抠门的非议。但在德国，或许其他地方，任何服务是需要付费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六、炫丽的红灯区

　　众所周知，阿姆斯特丹是著名的水城，也是著名的“性都”，偶当然也不会错过。我看到，一个个橱窗里面，衣着暴露的性感女郎展示着她们的身体，各种性文化展示店，性器具，性行为真人秀，随处可见。看了一下价格，30欧一次观看性行为真人秀。阿姆斯特丹的开放，世界闻名，从对性生活及性文化的接纳程度，可见一斑。在此想谈谈对卖淫合法化的看法。个人对此持支持态度。

　　首先，性工作者这一行业自古有之，这由人的生理需求所决定，需求催生供给，这是市场行为。在中国，卖淫具有太多太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城市化大条件下，流动人口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他们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家庭分工的性别差异，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家庭照顾孩子和老人，男性正常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不可否认，近些年，家庭型移民的比例日渐增加，但当下通货膨胀、物价疯涨情况下，带妻儿进城，生活成本与压力实在巨大。毕竟，农民工群体，大概是对物价上涨最敏感的群体之一。卖淫起初被赋予道德层面的东西，成为不忠、无耻与下流的代名词。但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国民心理也发生了嬗变。在内地一些农村地区，卖淫成为致富的可靠途径。因为卖淫了，家里的房子很快盖起来了，父母也成为人家羡慕的对象。有钱和殷实生活才是硬道理，并成为当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的主流价值观。所以，“笑贫不笑娼”，自古有之。

　　据悉，在湖北东部山区某县，县北是山地，县南是平原，一直是北穷南富的差异分布状况。但近些年，县北山区经济崛起迅速，农村小洋楼一栋接一栋，发展势头大大盖过南部地区。究其原因，山区外出务工的女孩子较多，很多女孩参与卖淫。和流动人口外出动因一样，先开始卖淫的女孩给后来者以强大示范效应和链式迁移效应。此外，“全域资本化”成为事实，有权的，有钱的可以通过极低成本支付或其他非正常渠道获取较大利润，钱生钱，权生钱。而大量外来女工即使每天拼死拼活，能赚多少钱？即使解决了自身温饱问题，她们估计仅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干一辈子，也不可能实现在城市里有尊严的活着。道德约束与舆论日渐下滑背景下，她们的身体变成为资本化的重要凭借。于是，“快速致富”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时尚。是不是可以这样扩展开来，“养儿养老”，“重男轻女”的传统既有认知，新的情势下是否开始动摇？对于卖淫合法化的讨论，我们需要考量卖淫者是自愿（主动）还是被逼（被动）。我的感觉是，处于道德层面的被迫的比例（强奸、轮奸等）逐步降低，而自愿成分的主动卖淫（桑拿、洗浴等娱乐场所）比例不断上升。各位熟知的东莞抓妓女上街游行事件，这显然是对性工作者的公然蔑视，严重践踏了人权（工作权、隐私权及其它权利）。当下一味对卖淫采取打压的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倒越管越乱。我们打击弱势的妓女，但对一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嫖客呢？打击卖淫行为，为何对包养行为置若罔闻？所以，卖淫合法化，最大作用是有效保护卖淫者利益，承认其合法地位和卖淫行为的正当性，打击黑社会性质的卖淫集团，减少性犯罪比例。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浮现起什么画面。7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当然不止于此。只是记录下点滴，更多丰富多彩源于体验乃至感觉，很多种难以言表。时间实在仓促，遗憾没有去更多城市，没有去体验更多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没有去见证其他更多美好。感谢生活，感谢所有耐心阅读、愿意忍受甚至煎熬拙文的人。这是学校内部网站上的文章，是一个老师去德国比利时开会的游记+心得，实在是看着太酸了，转过来给大家开心下，主要我觉得这个老师比较天真，就是所谓的文科生，人文精神爆棚了，对基层的理解仅限于每天上下班的那条路。还有对于欧洲那种所谓田园牧歌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也不了解，不清楚如果不是欧洲如此的剥削第三世界，何来那么精致优雅的生活。此外，这人居然还在重复高铁只有那些自己不出钱的公务员和老板才能坐的笑话。
总之看完这篇文章，估计，你们应该佩服，西方多会洗脑，把大学的教师洗成这样了
2012年8月25-31日，受组委会邀请参会。与参会专家、学者与朋友们进行了愉快学习与交流。虽然说是开会，但对于像我这种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乡下人’而言，也回避不了顺带甚至主要想去欧洲各地走走看看的旅游情结。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希望这不似纯旅游那般“恶俗”，我希望观察到一些现象背后的东西，希望多点基于专业领域的思考或评价。

　　为此，我没有跟随旅行团，一人花4天时间，独立搞定法兰克福（飞机落地城市）、科隆（会议驻地）、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游历，算是对4市进行了粗浅的城市与乡村地理学考察。大概了解了几个城市初略情况：法兰克福位于莱茵河中部支流美因河的下游，是德国最大航空站、铁路枢纽和交通中心，也是德国重要工商业与金融中心，其中证券交易所遐迩闻名。因为其商业氛围相较浓厚，一般概念上的旅游认知是她算是很正统的商业城市，可玩可看的东西不多，尤其是城市景观、建筑文化等不如科隆那般名气大，河岸景观远逊于后者。科隆历史悠久，有世界上最高双塔的科隆大教堂（北塔高157.38米，南塔高157.31米），成为科隆市的象征和游客们向往的名胜之地。之所以去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主要是时间太紧凑（共4天），城市之间距离较近，且乘坐火车较便捷。阿姆斯特丹是郁金香的故乡，高贵而典雅，当然还有那极具文化特色的“性都”。布鲁塞尔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等机构驻地，建筑物从带有浓郁中世纪风格的大广场到充满后现代艺术意味的欧盟建筑群。记录下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语无伦次也罢，是否颠倒也罢，都无所谓，以飨读者。

　　一、怡人的自然环境

　　记得汪洋书记在视察广州亚运会前夕，对广州提出了“五更”要求——天更蓝、水更清、路更通、房更靓、城更美，老实说，我在广州看不到太多这样的场景，但在欧洲城市，上述美丽景象满眼皆是。莱茵河流贯大半个欧洲，给法兰克福、科隆等带去了水的灵气。法兰克福有很多跨河桥梁，极大方便了两岸人口与经济往来，加速了城市整体流动性与运行效率。其中一些是车行道（当然两侧有人行道），另外一些则通过引桥处设置台阶等方式，成为专门的人行桥。记得有一座叫情人桥，桥上挂满了同心锁，见证着世界各地情侣之间的浪漫爱情。无论哪个城市，沿河岸都是大尺度的休闲公共空间，在科隆莱茵河畔，美景如画，房子典雅高贵，外型极具特色。草坪上，地上到处是游客，欢声笑语。河流、水体及附近场所，都是百姓和游客的休闲娱乐与生活空间。反观国内，亲水楼盘，望江楼，望海楼，临江阁，此起彼伏，竞相争艳。城市政府要更多的税收，房地产开发商要更高容积率赚更多钱，有钱人要独占亲水领地和良好视野。在此博弈形势下，公共空间私有化现象十分普遍。

　　在广东TS，为了筹得修路的钱，一座沿海的山整体出租给某香港富商，意思是“我出钱修路，你给我这座山”。在广州，珠江两岸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比一栋高，一栋比一栋漂亮，一栋比一栋贵。在国内，多的是钢筋混泥土；在欧洲，多的是草坪。在欧洲，无论都市区还是乡村地区，我看到最多的动物就是鸽子，且胆子特大，这无疑是欧洲城市人地关系和谐的一种直观表现。我注意到4市的草坪，多为自然生长的草，远不同于国内流行的昂贵的人工草坪。周六上午九点，在法兰克福一个闹市区，走进了一露天卖场，四周是卖蔬菜、水果、面包、肉制品和各种啤酒的摊档，中间有很多凳子（目测中间部分的面积占全部卖场面积的80%以上），我看到市民在此享受美味早餐，喝着地方特色风味的啤酒或饮品。在这里，大家可以结识新朋友，可以和老朋友开心聊天和交流。他们不只是在买菜，更是在逗留交流，信息交换和知识获取。这里不只是纯粹的商业空间，更是充满人际互动的社会与文化空间。

　　二、便捷的城市交通

　　欧洲的交通非常便利，市内除了自行车、摩托车、公交、的士、电车等传统方式外，贯穿全市大街小巷的火车（类似于中国轻轨或地铁）到处都是，四通八达。或许因为历史悠久，站点交通图构成太复杂，我看起来有些难度。车速不快，地面站点居多，车厢一般很短，且普遍陈旧，但内部干净整洁。懒洋洋的下午，从酒店房间窗外望去，地面一列列火车“咔嚓”而来，又“哐当”而去，倒不怎么觉得这是噪音，更似这座城市的一头头老牛，背负着它的主人们，一直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它们是这种城市重要的集体记忆，有几百年的历史，起源于工业革命年代，城市发展了，变化了，不变的是火车的呼啸声。它们是人们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乘车、看书、读报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情形不仅在法兰克福有，在科隆，在阿姆斯特丹，在布鲁塞尔都有。以至于，我固执的觉得，一座没有古老火车穿行而过的城市，其历史质感就不够完美，就无法完整彰显这座城市深厚的年轮与沧桑。除了大火车，还有观光小火车，由于自己也是无头苍蝇，我也乘坐了法兰克福和科隆的观光车，平均1个小时的车程，经由之地都是当地的老街、老房子与老建筑，每个停驻点都有一段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不似中国城市的观光车，广州的观光车游历路线和景点大概少不了广州塔、中信大厦等体现广州现代化建设成果和新近建设的标志性建筑物吧？可人家展示的东西就是旧的，有年头的，很少或根本不看新的。

　　在法兰克福，有五种语言可以选择收听解说，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在布鲁塞尔，我发现行人过马路时，自己动手按绿灯。就跨界交通而言，欧洲各城市相互联系十分便利，我乘坐德国DB公司的火车，一路经过很多小镇，穿过两个国家，基本没有感觉。欧洲是世界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标志是连货币都统一了。DB火车相对新，里面设置免费wifi设施，方便乘客使用。一路经过的车站，大多朴实简陋，就是一块牌子和几个凳子而已，车站附近墙体上很多涂鸦作品，充满生机与活力。一路上，很多学生上上下下，往返于小镇（家）与大镇或城镇（学校）之间，火车成为这些人每天上学放学或其他工作人员上下班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还在火车上看到了非折叠式自行车。这就是所谓的西方城市郊区化的生活方式，后文将详细说明。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普通民众的移动能力与频次来丈量，人口、资金、信息与技术发生跨区域流动越频繁，这个地区的区域整合、一体化程度往往越高。不少车站规模很小，没有几个人上下车，为的是给每个小镇以对外联通的均等性机会，而不是像国内火车（和高铁）一般只在大城市停留，沿线城镇一般很少停顿。在布鲁塞尔回科隆的火车上，工作人员还免费提供面包、饮用水等物品，服务人员态度很友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从乘客构成看，欧洲情况与国内差异较大。欧洲高铁非常普遍，各类人都乘坐，而香港大学王缉宪教授对于中国跨省域高铁运行态势的研究表明，中国高铁价格整体偏贵，乘客多为商旅人士和可以用公款报销的公务员等中上层群体，农民工、学生等群体比重极小。说到乘客，我尽量和同座或邻座的乘客交流，每趟列车都结交一些朋友，有学生，有警察，有商人，大体上，他们都很热情，即使有些人英文相对差，但还是耐心通过做手势等方式交流，回国后还与几个朋友保持密切联络。

　　三、相似的空间格局

　　法兰克福、科隆、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4市老城区，无一例外具有相似的城市空间结构，即市中心是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出火车站是广场（plaza），广场附近有教堂（cathedral），附近街区是典型的历史文化老街（historical street），各种博物馆（museum）举目皆是。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是通往其他城市及其他游客来此游玩的起点，表现了城市对外联系程度。城市地理学理论上，城市经济大概分为基本部分和非基本部分，前者为城市之外的区域服务（对外），后者为城市本身服务（对内）。毫无疑问，基本部分是城市最核心的功能，其中对外交通联系是基本部分中的关键因素。

　　广场在西方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广场绝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往往因为身处其中的人的社会与经济活动而赋予了空间以意义。西方国家的广场，从来与讲演、聚会、抗议、示威关联，从来就是自下而上的对抗性基地。在法兰克福某广场一角，我看到了城市社会运动的迹象，一个条幅上写有“health comes before profit:: ban all night flights from 10pm to 6am”，意指“健康比金钱更重要：晚10点到早6点，航班禁行”。乍一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晚班飞机如何可以取消呢？但真切反映了市民对“邻避主义”（英文是“NIMBY”，全称是“not in my back yard”，直译为“不要在我的后院里撒野”）的执着追求和自我权益（包括有远离噪音和夜间良好睡眠的权利）的维护意识。

　　遥想中国解放初期的广场，是城市的靓丽风景和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为的是营造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想象，当然也有欢腾、雀跃等庆祝场景，为了体现和再现领导与统治阶级的光辉业绩。而时下中国各大城市殚精竭虑建立的旨在重塑城市形象超大标准的楼堂馆所、超大广场，则是各级领导对于宏大叙事政绩观偏好的彰显。广场大了，马路宽了，树苗多了，就是领导“民生工程”的体现，就成为下一次升迁的重要资本。至于广场上是否有人，有什么人在使用，使用率有多高，有无树荫遮阳，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以人为本”，那就管不了那么多。

　　欧洲的广场展演艺术很丰富，经常可以邂逅到各国各式行为艺术。这里是大人、小孩与游客欢腾的快乐空间，充满温度和热度，是活生生的城市社会空间。与广场类似，另一种公共空间是公园。在布鲁塞尔一个公园，里面正在上演一场音乐会，附近居民和游客随意散坐，聆听这份美丽与宁静，度过愉快的闲暇时光。教堂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占据重要份量。各式教堂举目皆是，这是人们做礼拜的地方，还是见证新人喜结连理的地方。教堂都是免费进入，安静的坐在里面，看着那些装饰，读着那些文字，路过的朝拜者，和那些闪烁的蜡烛，那般空灵，那般圣洁，那般宁静，思绪万千。在这芬芳芜杂的都市世界里，只有这里是一片净土，让人告别都市的喧嚣与躁动，回归安静，回归神凝。

　　教堂除了宗教信仰功能外，我想说，它还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都市生活让每个人都体察到些许的不快，在这里，人们可以回想过往时光的是是非非，可以进行发自内心的忏悔，可以祈求上帝的原谅，可以对未来有所期盼。有什么不快，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在这里都可以释放和舒缓。礼拜过后，亲朋好友可以聊聊天，喝喝酒，吹吹水，相互交流增进每个人的心智发展，带着一颗平静的心情投入新的世俗生活。在中国，普通民众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管理倾向下，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方面，每个人为了生活和生计拼命赚钱，加上本身相对内敛的国民心理取向，很多人习惯于自我解决和消化矛盾与问题。在这种长期压制和压抑国民情势下，我们没有一个可供抒发内心世界话语及积怨的空间，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日常化与常态化的减压空间，心理焦燥，不安与易怒自然成为普遍的国民心理。其结果是，信访与越级上访、家庭纠纷、群体性冲突事件（以广东为例，富士康14连跳事件、广州增城大墩6.11事件）频频发生。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建设与管理严重滞后，相较于发展经济而言。

　　从社会空间治疗视角看，我们缺乏一种舒缓与调控空间。此外，我注意到，西方人们在做礼拜或捐助的时候，一般遵循心诚则灵的原则，不带什么私心。反观中国，我们的类似空间，大相径庭。比如我国的很多寺庙，虔诚的信徒少了，多数人不是求得子，就是求发财，求平安，求美女，求升迁。在此巨大需求下，我们在寺庙看到了太多商业化、世俗化的东西，看看那些灵塔、香烛、工艺品、斋饭、灵符的价格，就可见一斑。以至于，达官贵人，商贾巨富，是寺庙的常客；以至于，一个地方的寺庙重建，成为很多地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头戏（很显然，振兴文化是表象，经济诉求才是内涵）。以至于，在南方一些地方的寺庙，被重庆、桂林等地的人控制，成为他们大肆敛财的工具，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链条。据悉，在我国甘南一些藏民，因为“过度信仰”，宗教成为当地致贫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些家庭一年的80-90%的收入要贡献给寺庙，在神灵力量的虔诚“感召”下。我们要问，钱去哪里了？方丈与和尚的日子过得如何？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以至于，有人调侃，现在最好的职业是方丈。此外，欧洲城市到处都是老街、青砖、古木、低矮住房，博物馆鳞次栉比，无不彰显了城市的古老与沧桑。在布鲁塞尔，我看到，一位老者小心搬起一块已松散的砖块，灌入水泥，重新填进去。聊后得知他是义务做这件事，是附近居民，每天检查哪些砖需要加固。在这里，我没有看到相对正式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等相关机构工作人员，我看到了更多的城市自治现象，“我为城市，城市为我”在这里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而不是我们国内的口头标语而已。

　　而我国现实情况如何？笔者上下班每天经过广州一条路（广州白云区SYL大道BZ路），我住了4年，我亲历了这条路翻新4次（时间是每年年底）。人家是换一块砖，我们是换一大片，甚至一条路。人家的逻辑是，其他砖没有坏，为何要换？我们的逻辑是，拆掉与破坏，产生GDP，建设与更新，又产生GDP，提交预算，分包转包，某些人从中获利，某些人的灰色收入（如年终奖）就有了来源。我们的城市太年轻，多的是小树苗，但欧洲城市多是苍天古树。打着城市更新的口号，我们可以随意砍掉一棵树，一排树，一片树，无需和任何人商议。人家的情况是，在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车子经常七弯八拐。我想起英国伦敦，人家作为global city，和世界文化名城，让人敬仰的不仅是其finance，还有其弯弯曲曲的看起来很小气的街道，一个弯道就有一颗有故事的树，只要遇到一棵树，道路必将让位，这反映了这座城市对历史的敬畏、尊重与信仰。真正好的城市，一定是现代为古代曲漆，今人为古人敬礼，经济为文化让位。一座好的城市，必需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城市内核），认定一些城市发展不变的东西，持之以恒，即使换了城市领导，也不可随意更换城市的内核，这样的城市才能可持续发展。有时候，“零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无为就是最好的有为。真正有文化意识的城市领导者，应该多些沉思和文化气质，多些好的和历史的延续，少些无谓的革新和大拆大建。

　　总之，故事与历史才是城市的灵魂，而所谓的规划、再造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强奸和谋杀城市。

　　四、醉人的乡村生活

　　火车一出城，沿路经过都是漂亮的乡村，一栋一栋1-2层楼房，奶牛、稻田、玉米呼啸而过。在阿姆斯特丹，去了风车村和北海渔村，特意乘坐公交车前往，大约40分钟车程，我感受到司机的热情好客，和对面公交司机友好的招手示意。我更被沿路风景所吸引，小房子的窗台上，到处花团锦簇，道路干净整洁，水道，游艇，小船，鸽子，令人心旷神怡。在欧洲的乡村，我屡屡看见单车一族，很多人进行长距离单车健身运动，骑单车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处于不同阶段，人家处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高级阶段——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而我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学理上讲，依据城乡关系的演化特征，将城市化进程细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其中，城市化（urbanization）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乡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乡村扩散。同时，城市化也表征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指部分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居住或生活的过程；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指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区郊区人口向外迁移，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动的现象，是郊区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延续。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指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等弊端，老城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各类型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弱区，推进城市更新，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的现象。换言之，欧洲的乡村地区，虽然人们住在乡村，但生活方式已经都市化。在很多站台和小镇，我看到了不光是年轻人，甚至很多老年人都在那里忘情的接吻，这当然是西方人直率的情感表达，这种方式也是他们都市化生活方式的表现。

　　我想到了广州乡村地区发展情况。广州提出“新型城市化”，对于乡村发展而言，就是把原有乡村地区也发展成为城市地区，其通行路径是工业化。以至于，广州建成区面积越来越大，乡村地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少，市民越来越多。2000年以来，番禺、花都划归广州一部分，都市不断入侵乡村，乡村发展被卷入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外围乡村地区多了各类型名目繁多的开发区、产业园和产业新城，传统乡村渐行渐远。以至于，快速城市化旗帜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成为近些年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过往广州乡村发展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以圈地开展各类型工商业活动的乡村城市化。这种模式极大促进了广州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以地招商和土地财政成为中国城市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圈地卖地、搞各类型开发区成为热潮，乡村发展卷入工业化浪潮，乡村经济发展几乎全部倚仗于来自上层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与项目，多表现为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合作区等，广大乡村地区原有发展自主性受到极大破坏。2）征地补偿利益驱动下，乡村尤其是临近开发区地区的乡村，违法用地现象突出。违法用地多为粗放型用地，违建、抢建现象突出。在一些开发区边缘地区，一些村民为了得到征地补偿款，“隔夜楼”、“毛坯楼”屡见不鲜。3）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提速，征地拆迁矛盾不断激化，纠纷大量增加，已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4）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入侵，乡村原有优美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原有山水格局的维系和保存遭遇巨大风险，不少水系被填平，山体被削平。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农民“洗脚上楼”，一夜之间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嬗变。5）城市化的表象是土地及人口的集中和非农业（土地城市化），而内核和归宿是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人口城市化）。但乡村地区发展的城市化过程，多以表象为主，农民不种田，他们有钱了，但其思维方式、教育水平、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依然停留在原有水平，他们没有享受到广州市区居民所具有的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相关管理与服务严重滞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

　　可见，广州对于在乡村地区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现行主流解读方式是通过工业化实施“去乡村化”，加速乡村农业非农业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其最终目标是将乡村变成城市。但我在欧洲城市乡村看到，上世纪80年代步入后工业化时期，面临快速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城市犯罪、空气污染、高度紧张、人际关系淡漠及其引致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欧洲国家掀起逃避主义（escapism）、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乡村怀旧（nostalgia）等浪潮，乡村因为其自然生态、纯洁清新、舒适宜人、邻里和睦等特性，乡村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与社会空间，乡村的自然、社会与文化价值得到复归。

　　在物质生产丰盈和市民收入日渐增加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质量需求，旅游观光需求，社会文化与精神需求成为广州市民消费转型的重要方向，慢生活、绿道建设、市郊休闲观光等正在成为热潮。在此背景下，乡村正是满足广州百姓上述需求的重要空间载体。广州乡村地区实施新型城市化，不是一味将乡村通过工业化和园区经济的思路实施“去乡村化”和“城市化”，而是应顺城市发展客观规律，遵循乡村特有价值与意义，回归乡村本源。难以想象，若干年后，如果广州没有乡村，全是繁华闹市，广州就不是世人熟悉的广州了。

　　五、美丽的科隆大学

　　科隆大学建于1388年，她坐落在美丽的莱茵河西岸，是德国最大的同时也是建立最早的大学之一。现有在校生62 000余名，教授及科研人员2 100多名，图书馆藏书220万册，设有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数学自然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与治疗学院等七个分院。学校经费方面，科隆大学在德国也是名列前茅。该校学生有9%是外国留学生，科隆大学与世界多所知名院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并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在科隆大学的外国客座教授也不断增加，许多国际知名者都曾在此任教，因此科隆大学也一直在科学研究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我曾经就读的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长期以来与科隆大学地理系进行密切合作，在互派交换生、合作科研项目、教师进修、联合主办会议等方面进行全方面合作。学校似乎没有校门（或正规校门我没有看到），完全开放式校园，任何人可以进出，几条道路将学校分割为几块不同的功能区，草坪相连，感觉草坪的面积，要比教学楼和其他建筑物体量大很多。草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市民东倒西歪，看书的，唱歌的，聊天的，发呆的，抽烟的，喝酒的，半裸体日光浴的，亲吻的，姿态各异，大家看起来都很快乐，只是快乐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会议组织方面，接待人员很热情（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办事的过分严谨及由此引致的办事效率问题，会议纸质邀请函邮寄足足用了3个月），全是学校的志愿者，每个学生都参与接待工作。即使是国际地理大会，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城市太多的欢迎场景，不像我们国内一些城市，一定大张旗鼓，在车站、机场等地方张贴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参加××××大会”。人家开会就是开会，不用那么兴师动众。校园之外，你几乎感受不到这里要召开一次全球化学术会议。倒不是人家不好客，是没有必要把学术会议办成一场“社会运动”式的会议，像亚运会、奥运会一样。注册会议的时候，发了水票和面包票，就是COFFEE/TEA TIME时候你凭票去领取饮用水、饮料和面包，这些在国内当然是免费的，这样的做法如果在国内出现，一定招致会议承办方素质太低劣，太抠门的非议。但在德国，或许其他地方，任何服务是需要付费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六、炫丽的红灯区

　　众所周知，阿姆斯特丹是著名的水城，也是著名的“性都”，偶当然也不会错过。我看到，一个个橱窗里面，衣着暴露的性感女郎展示着她们的身体，各种性文化展示店，性器具，性行为真人秀，随处可见。看了一下价格，30欧一次观看性行为真人秀。阿姆斯特丹的开放，世界闻名，从对性生活及性文化的接纳程度，可见一斑。在此想谈谈对卖淫合法化的看法。个人对此持支持态度。

　　首先，性工作者这一行业自古有之，这由人的生理需求所决定，需求催生供给，这是市场行为。在中国，卖淫具有太多太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城市化大条件下，流动人口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他们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家庭分工的性别差异，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家庭照顾孩子和老人，男性正常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不可否认，近些年，家庭型移民的比例日渐增加，但当下通货膨胀、物价疯涨情况下，带妻儿进城，生活成本与压力实在巨大。毕竟，农民工群体，大概是对物价上涨最敏感的群体之一。卖淫起初被赋予道德层面的东西，成为不忠、无耻与下流的代名词。但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国民心理也发生了嬗变。在内地一些农村地区，卖淫成为致富的可靠途径。因为卖淫了，家里的房子很快盖起来了，父母也成为人家羡慕的对象。有钱和殷实生活才是硬道理，并成为当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的主流价值观。所以，“笑贫不笑娼”，自古有之。

　　据悉，在湖北东部山区某县，县北是山地，县南是平原，一直是北穷南富的差异分布状况。但近些年，县北山区经济崛起迅速，农村小洋楼一栋接一栋，发展势头大大盖过南部地区。究其原因，山区外出务工的女孩子较多，很多女孩参与卖淫。和流动人口外出动因一样，先开始卖淫的女孩给后来者以强大示范效应和链式迁移效应。此外，“全域资本化”成为事实，有权的，有钱的可以通过极低成本支付或其他非正常渠道获取较大利润，钱生钱，权生钱。而大量外来女工即使每天拼死拼活，能赚多少钱？即使解决了自身温饱问题，她们估计仅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干一辈子，也不可能实现在城市里有尊严的活着。道德约束与舆论日渐下滑背景下，她们的身体变成为资本化的重要凭借。于是，“快速致富”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时尚。是不是可以这样扩展开来，“养儿养老”，“重男轻女”的传统既有认知，新的情势下是否开始动摇？对于卖淫合法化的讨论，我们需要考量卖淫者是自愿（主动）还是被逼（被动）。我的感觉是，处于道德层面的被迫的比例（强奸、轮奸等）逐步降低，而自愿成分的主动卖淫（桑拿、洗浴等娱乐场所）比例不断上升。各位熟知的东莞抓妓女上街游行事件，这显然是对性工作者的公然蔑视，严重践踏了人权（工作权、隐私权及其它权利）。当下一味对卖淫采取打压的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倒越管越乱。我们打击弱势的妓女，但对一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嫖客呢？打击卖淫行为，为何对包养行为置若罔闻？所以，卖淫合法化，最大作用是有效保护卖淫者利益，承认其合法地位和卖淫行为的正当性，打击黑社会性质的卖淫集团，减少性犯罪比例。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浮现起什么画面。7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当然不止于此。只是记录下点滴，更多丰富多彩源于体验乃至感觉，很多种难以言表。时间实在仓促，遗憾没有去更多城市，没有去体验更多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没有去见证其他更多美好。感谢生活，感谢所有耐心阅读、愿意忍受甚至煎熬拙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