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专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让人失望

华人一百余年来首次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并未给国人带来喜悦。除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外，包括获奖者高行健在内的世人无不出乎意料，中国文艺界感到甚为失望。

　　高行健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八十年代初热衷于戏剧探索。1982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他创作的话剧《绝对信号》，此剧让人物处于现实、梦幻和追忆的情景中，对小剧场演出进行了一些探索，引起了不小争议，当然也引发了一场小剧场戏剧探索的思潮。此后，他创作的话剧《野人》、《车站》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车站》更多的是模仿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等待戈多》，虽然在戏剧界产生了一定反响，但由于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与该剧传达出的哲学和美学意味相差甚远，观众寥寥无几，在国内的演出场次并不多。1987年，高行健随留学德国的妻子去了德国，后又去了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高行健的法语背景和源自法国的现代戏剧探索，为他在欧洲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间接地影响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评委们的话，那似乎也太天真了一些。他在1989年后用法语创作并在法国演出的话剧《逃亡》，是他“六四”后明确的反华言辞的延续。这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公报中提到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也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人一向对诺贝尔奖怀有真诚的期待，但这次带有游戏和嘲讽味道的授奖，使我们开始怀疑那些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睛，是否能真正摒弃自身的喜恶和爱憎，客观、公正地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文学经典。浏览百年的诺奖名单，很明显文学奖的重点放在了欧洲和美国。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中期起深深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即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提出在物色文学奖得奖人选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这一初衷本无可厚非，但这次颁奖的结果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中国有许多文学巨匠和大师，高行健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离经典作家的评价还有难以弥合的距离。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评委除马悦然能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外，其他人都得借助翻译作品来了解华人作家。如此带有个人好恶的取舍再次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疏离和差异显露无遗。联系到马悦然本人的一些思想观点，又怎能不使人把这次颁奖同他们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目的划上等号？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在中国人尤其是文艺评论家和作家的心目中大打折扣，自行消解。

　　笔者电话访问的十余位文艺评论家、作家、戏剧导演中，许多人表示并未看过公报上提到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等作品，不好置评，但高行健在中文写作领域并未取得公认的成就却是共识，有人指出，瑞典文学院的此举，倒多少显得有些弱智和低能。大多数被访者则表示关注事态的发展。文艺报总编、作家金坚范说：任何评奖都是相对的，不是灿烂的东西都是黄金（莎士比亚）。他旧话重提，1986年五六十位汉学家在上海开会时曾讨论到为什么不授给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的缘由，英国汉学家杰诺洋腔洋调地反问道，中国作家考虑为自己的人民写作，为什么要相信北欧的一小撮老头呢？此话风趣而深刻，确令一些有盲目诺贝尔情结的国人警醒。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从政治上考虑并不是第一次，1907年英国作家吉卜林的长诗《白人的担子》，宣扬白人肩负有拯救东方的责任，他因此获奖。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金坚范1987年8月15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一文今天读来颇令人深思——

　　“《文艺报》第29期发表了《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埃斯帕马克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埃斯帕马克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因而无所谓‘政治意图’，但有时却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但我们总是试图避免不应有的政治效果的产生。

　　事情果真如埃斯帕马克教授所说，评奖委员会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无所谓政治意图吗？

　　埃斯帕马克就在该文中承认，托尔斯泰在整个文学史上确实卓有建树，获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时的评奖委员会的鉴赏趣味‘十分保守’，甚至是‘恪守旧习’，终使托尔斯泰落选。这里，埃斯帕马克把托尔斯泰落选归咎于鉴赏趣味，未免说得轻松了些。李文俊同志在《谈谈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中说，据文献记载，当年的诺贝尔奖负责人说，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入选，是因为‘他对道德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作为一名文学家，对宗教缺乏深刻的认识，他居然还批评《圣经》。’从1923年起，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被提名，可是主管者却以‘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等’为由，不予推荐。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同政治的关系问题，某些评选委员倒是没有完全否定。

　　1980年12月28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彼得·伦农的题为《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奖内幕》的文章。彼得·伦农走访了评选委员中左右审议工作的亚瑟·伦威斯特博士，问他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是否有政治上的考虑。伦威斯特否认政治曾经影响过他们。但是在他后来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中，似乎有点矛盾的东西。‘我不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个很大的艺术家，但是我们帮助了一个处在危险中的人，那时他有些重要的话要说，这些话他后来在世界上能说了。’在谈到波兰的罢工事件对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波兰诗人米沃什一事的影响时，伦威斯特暗示说，波兰罢工几乎不能不使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们把目光集中在他们的波兰候选人身上。1985年10月，畅销世界各地的美国杂志《新闻周刊》发表题为《关于政治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该文的副题是《文学成就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作家摘取桂冠》，可见《新闻周刊》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该文说，于伦斯顿破绽百出地否认政治或者国籍影响文学院的选择。‘政治不影响评奖工作，但外部世界的气候确实影响评奖工作。外部世界的气候，比之于没有这种气候，会使一个作家显得更重要。在决定人选时，我们的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偏见，会下意识地在某个地方起作用’。于伦斯顿是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一年一度的获奖入选便由他向全世界宣布。显然，他是犹抱琵琵半遮面地承认了政治的影响。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那篇文章中，伦威斯特博士也暗示了存在着种族观念的弊端。他说：‘印度有些好作家，例如用印地语写作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达不到我们必须保持的国际水平。他们的文化是不发达的，我也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发展到世界水平。’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水平呢？什么样的文化呢？答案并不难找。他接着就谈到了日本，说：‘我们在1968年把奖金发给一个日本人，川端康成。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发展了质量上可以同我们相媲美的文学，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先进社会。’原来工业化了的先进社会才能产生国际水平的先进文化！彼得·伦农便抓住这一点紧追不放：‘你是说，日本人西方化。你实际上在把西方的、白种人的、地地道道的基督教的美学观点强加于人，是吗’？伦威斯特博士对此拿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来。

　　埃斯帕马克教授数年前我就有幸结识。本想乘他5月初来京的机会就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问题求教于他，但是我正巧出国开会，缘悭一面，不胜遗憾。读了他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谈话，如见其人，勾起我不少温馨的回忆，但诺贝尔文学奖同政治没有关系的观点实难苟同，感到有点失之偏颇。”（人民网北京10月17日讯）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6/32/20001017/275054.html华人一百余年来首次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并未给国人带来喜悦。除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外，包括获奖者高行健在内的世人无不出乎意料，中国文艺界感到甚为失望。

　　高行健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八十年代初热衷于戏剧探索。1982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他创作的话剧《绝对信号》，此剧让人物处于现实、梦幻和追忆的情景中，对小剧场演出进行了一些探索，引起了不小争议，当然也引发了一场小剧场戏剧探索的思潮。此后，他创作的话剧《野人》、《车站》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车站》更多的是模仿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等待戈多》，虽然在戏剧界产生了一定反响，但由于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与该剧传达出的哲学和美学意味相差甚远，观众寥寥无几，在国内的演出场次并不多。1987年，高行健随留学德国的妻子去了德国，后又去了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高行健的法语背景和源自法国的现代戏剧探索，为他在欧洲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间接地影响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评委们的话，那似乎也太天真了一些。他在1989年后用法语创作并在法国演出的话剧《逃亡》，是他“六四”后明确的反华言辞的延续。这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公报中提到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也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人一向对诺贝尔奖怀有真诚的期待，但这次带有游戏和嘲讽味道的授奖，使我们开始怀疑那些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睛，是否能真正摒弃自身的喜恶和爱憎，客观、公正地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文学经典。浏览百年的诺奖名单，很明显文学奖的重点放在了欧洲和美国。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中期起深深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即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提出在物色文学奖得奖人选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这一初衷本无可厚非，但这次颁奖的结果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中国有许多文学巨匠和大师，高行健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离经典作家的评价还有难以弥合的距离。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评委除马悦然能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外，其他人都得借助翻译作品来了解华人作家。如此带有个人好恶的取舍再次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疏离和差异显露无遗。联系到马悦然本人的一些思想观点，又怎能不使人把这次颁奖同他们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目的划上等号？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在中国人尤其是文艺评论家和作家的心目中大打折扣，自行消解。

　　笔者电话访问的十余位文艺评论家、作家、戏剧导演中，许多人表示并未看过公报上提到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等作品，不好置评，但高行健在中文写作领域并未取得公认的成就却是共识，有人指出，瑞典文学院的此举，倒多少显得有些弱智和低能。大多数被访者则表示关注事态的发展。文艺报总编、作家金坚范说：任何评奖都是相对的，不是灿烂的东西都是黄金（莎士比亚）。他旧话重提，1986年五六十位汉学家在上海开会时曾讨论到为什么不授给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的缘由，英国汉学家杰诺洋腔洋调地反问道，中国作家考虑为自己的人民写作，为什么要相信北欧的一小撮老头呢？此话风趣而深刻，确令一些有盲目诺贝尔情结的国人警醒。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从政治上考虑并不是第一次，1907年英国作家吉卜林的长诗《白人的担子》，宣扬白人肩负有拯救东方的责任，他因此获奖。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金坚范1987年8月15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一文今天读来颇令人深思——

　　“《文艺报》第29期发表了《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埃斯帕马克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埃斯帕马克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因而无所谓‘政治意图’，但有时却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但我们总是试图避免不应有的政治效果的产生。

　　事情果真如埃斯帕马克教授所说，评奖委员会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无所谓政治意图吗？

　　埃斯帕马克就在该文中承认，托尔斯泰在整个文学史上确实卓有建树，获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时的评奖委员会的鉴赏趣味‘十分保守’，甚至是‘恪守旧习’，终使托尔斯泰落选。这里，埃斯帕马克把托尔斯泰落选归咎于鉴赏趣味，未免说得轻松了些。李文俊同志在《谈谈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中说，据文献记载，当年的诺贝尔奖负责人说，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入选，是因为‘他对道德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作为一名文学家，对宗教缺乏深刻的认识，他居然还批评《圣经》。’从1923年起，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被提名，可是主管者却以‘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等’为由，不予推荐。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同政治的关系问题，某些评选委员倒是没有完全否定。

　　1980年12月28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彼得·伦农的题为《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奖内幕》的文章。彼得·伦农走访了评选委员中左右审议工作的亚瑟·伦威斯特博士，问他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是否有政治上的考虑。伦威斯特否认政治曾经影响过他们。但是在他后来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中，似乎有点矛盾的东西。‘我不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个很大的艺术家，但是我们帮助了一个处在危险中的人，那时他有些重要的话要说，这些话他后来在世界上能说了。’在谈到波兰的罢工事件对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波兰诗人米沃什一事的影响时，伦威斯特暗示说，波兰罢工几乎不能不使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们把目光集中在他们的波兰候选人身上。1985年10月，畅销世界各地的美国杂志《新闻周刊》发表题为《关于政治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该文的副题是《文学成就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作家摘取桂冠》，可见《新闻周刊》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该文说，于伦斯顿破绽百出地否认政治或者国籍影响文学院的选择。‘政治不影响评奖工作，但外部世界的气候确实影响评奖工作。外部世界的气候，比之于没有这种气候，会使一个作家显得更重要。在决定人选时，我们的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偏见，会下意识地在某个地方起作用’。于伦斯顿是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一年一度的获奖入选便由他向全世界宣布。显然，他是犹抱琵琵半遮面地承认了政治的影响。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那篇文章中，伦威斯特博士也暗示了存在着种族观念的弊端。他说：‘印度有些好作家，例如用印地语写作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达不到我们必须保持的国际水平。他们的文化是不发达的，我也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发展到世界水平。’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水平呢？什么样的文化呢？答案并不难找。他接着就谈到了日本，说：‘我们在1968年把奖金发给一个日本人，川端康成。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发展了质量上可以同我们相媲美的文学，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先进社会。’原来工业化了的先进社会才能产生国际水平的先进文化！彼得·伦农便抓住这一点紧追不放：‘你是说，日本人西方化。你实际上在把西方的、白种人的、地地道道的基督教的美学观点强加于人，是吗’？伦威斯特博士对此拿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来。

　　埃斯帕马克教授数年前我就有幸结识。本想乘他5月初来京的机会就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问题求教于他，但是我正巧出国开会，缘悭一面，不胜遗憾。读了他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谈话，如见其人，勾起我不少温馨的回忆，但诺贝尔文学奖同政治没有关系的观点实难苟同，感到有点失之偏颇。”（人民网北京10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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