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垫底温州之殇 “金改”半年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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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24 20:12 上传

在温州市滨海二道上，小武百无聊赖地守着一个招聘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人前来询问。这张招聘海报还是春节时的，但那场“新春特大招聘”并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现在海报上又加贴了许多“急招”广告，继续“废物利用”。 晚报记者劳佳迪现场图片

“金改”半年：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金改”重要配套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向温州县镇全面渗透，但即将开张的鳌江镇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董事长颜国仓担心：总不能一直亏钱吧？按照目前鹿城区服务中心的经营模式，企业免费入驻，等于在做公益，这一难题也是所有民资的共同困惑。

制造业寒冬：有企业今年一个欧洲单子都没接到

作为温州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服装业，今年利润率已跌至冰点。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琦翔说，“即使是订单数最好的企业，今年欧洲订单也下降了三至五成，还有一些企业一个单子都没接到”。记者走访了温州多家产业园区，工作日的下午厂区内静悄悄。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半年，民资介入困惑初现

民资最忧公益模式难保本 金改最缺民间借贷信用库

9月16日晚间，温州市区以南。

鳌江镇中心的范围是由曲折的灯火勾勒出来的，只要车驶离这个平阳县的小镇几米开外，便会 立 刻 陷 入 黑 暗 之中——听当地人说，若是白昼，能看清那是一些厂房的轮廓。

从1995年就开始和塑料机械制造打交道的颜国仓，也曾数次凝视这片黑暗，他心中反复涌动的念头是：制造业的低迷势态成定局，我的企业该怎么办？

凭借群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在当地的龙头地位和曾参股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的经历，颜国仓大胆拿下了温州市政府在平阳县设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项目。但此刻他又忐忑不已：“服务中心未来如何实现盈利？‘金改’机构是提供商业模式还是纯粹公益？ ”他对记者强调，这是地方民资介入的共同困惑。

晚报记者日前独家获悉，到今年9月28日恰是“金改”半年，作为重要配套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开始向县镇全面渗透，除原先鹿城区东明锦园的一家外，永嘉、乐清、苍南等地引入民间资本共筹建7家类似机构。

平阳样本

缘起：把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开到镇上

接受记者采访时，颜国仓刚从镇上的“巴黎城”回来。鳌江镇这家尚未开张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即选址于此，此时尚未挂牌，装修工地仍一片狼藉。按照设想中的蓝图，“巴黎城”将是未来平阳县最富裕的小镇上的大型商贸城。颜国仓将记者带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内室，从布置上看，这里的中式氛围应是专作待客洽谈之用。其实他和这家小贷公司的渊源极深，和哥哥颜国库热衷房产开发如出一辙，几年前颜国仓也开始试探性地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参股当地名为“联众”的小贷公司便是第一次试水。

也正是这次试水，让他在金融板块有了竞标话语权。 “市政府在县里有筹建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项目，想找当地民资承接，上周我们刚刚拿到金融办的正式批复文件。 ”颜国仓告诉记者，承接项目的流程中，需要先由企业制定组建和运作报告，再通过县长办公会议逐级递交申报。

到9月28日，全国瞩目的温州“金改”走过半年，但对其真实动向，许多人的直观感受却是 “怎么没声音了”。温州市政府外宣办人士也对记者坦言：“3月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后，自发来温州采访的各地媒体非常多，最近却很少了，现在各个部门的‘口风’也比较紧，不一定愿意说。 ”不过，颜国仓却没闲着，摸石过河的改革工作一直在民间悄然推进。今年3月底，位于鹿城区东明锦园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注册，按照当时的构想，它既是浙江省首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又是温州“金改”的象征符号。

近期市政府决定将这一模式复制到更多县镇基层。据记者了解，9月底苍南县的“服务中心”可能抢先开张，而颜国仓出任董事长的这家“中心”也将争取在10月初开门迎客。 “鹿城区第一家原先叫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现在要拿掉‘登记’两个字，我们在工商注册的名字直接是‘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业务不只是做登记工作这么单调。 ”

颜国仓介绍，“中心”不仅会有类似P2P借贷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那样的中介机构入驻，还包括公证处、融资性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

困惑：参与“金改”就等于做慈善？

尽管在外界看起来“金改”的向下渗透过程还算顺，但颜国仓和他外聘的服务中心总经理叶先生心中却翻涌着巨大的问号：即将营业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到底怎么赢利？

“至少不能亏本吧，在申报报告中，我们提的是‘自负盈亏、多少收取费用’，预期是实现保本经营，但如果参考鹿城区第一家经营模式，等于做公益。 ”颜国仓反复强调：“一直让企业亏下去的模式肯定有问题。 ”据了解，目前位于鹿城区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直接由温州市工商联承接，第一年供企业免费入驻，不收取任何进场费。保守估计，虽然东明锦园的场地由工商联无偿提供，中心一年的运营费用至少达到200万元。 “现在主要是政府有一些数目不大的补贴，银行也为这家服务中心提供1000万元的无息贷款，但这种半政府的公益模式放到民间资本身上行不通。 ”颜国仓坦言，以鳌江镇上即将开业的这家为例，股权分配要比鹿城区那家复杂，“我们共有9个股东，3个企业股东，6个自然人股东，注册资本金518万元。 ”

据悉，在所有股东中，颜国仓持股25%，是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持股15%，这一结构意味着股权比较分散，没有任何政府的直接投资参与。现在让颜国仓纠结的是，如果想要加入鹿城那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网络，还需一大笔支出。 “如果想把自己的网站链接挂靠在鹿城那家主页上，8家机构共同需要出资56万元，每家平摊出资7万元，如果没有盈利，怎么做？ ”

在采访中，颜国仓流露出“如果能盈利，想在平阳5个镇搞5个分中心”的想法，但很快又被“按照现在的公益模式保本都难”的担忧冲淡。按圈内人说法，起初鹿城那家也采取约定租金的协商模式，后来因租金太高备受争议而作罢。颜国仓的另一个担心是“冷场”。“登记本身不是拥有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企业如果不进来怎么办？ ”不过，有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现在承接政府项目的民间资本其实是看好无形的回报。 “多数能够承接项目的民营企业同时参股小贷公司，现在介入可为今后转成村镇银行积累资本。 ”

建议：民资入股需有商业模式支撑

颜国仓倍感迷茫时，想到求助于“外援”。这个人不仅拥有温州仲裁委员会委员、温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多个头衔，且在搭建民间借贷公共平台方面走得比政府还早一步。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和他同姓，算起辈分还是他的叔叔——这在姓氏观念很强的平阳县，几乎就是沟通的最好名片。

他叫颜贻潘，是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首推“温州民间借贷网”及民间借贷法律服务。他的借贷网正是入驻鹿城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唯一一家本土机构。 9月16日下午，他驱车沿着104国道一路向南，受邀来给颜国仓“授经”。 “最好的模式，就是服务中心和入驻的机构协商，收取适当服务费，类似酒店和管理公司的分成模式，收益以一定比例分成。但中心不应太强势，要注意平等对话。 ”颜贻潘分析说。尽管本身是入驻机构，他也坦承“光搞公益无法长久”。

2010年，他在日常代理的经济案件中发现了民间借贷潜伏的危机，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网”，为出借方和借款方搭建信息平台。和宜信、速贷邦之类的P2P平台不同的是，颜贻潘的网站不仅在后台匹配借贷双方地域、金额和利率等信息，还由律师提供前置的法律服务。但当记者问“在促成交易前，律师约见每一对借款双方是否不太现实”时，颜贻潘坦言“目前线下业务只限在温州”，但他又强调“想将运营中心开到全国去”。 “这需要各地都有律师团队支撑，设想出一种共赢模式。 ”

“未来各地律师都可以加盟到我们这个平台，律师的费用可从借贷网向借方收取的信息费中支取，也可直接将单子拿去做，最终是想把律师法律服务植入民间借贷。 ”接受采访时，颜贻潘常流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对将来民资的作为心怀理想。不过，他的激情也曾遭打击。 “金改”启动后，他一度想直接承接运作鹿城首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但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将他的“温州民间借贷网”更名为 “攀远民间借贷网”，并最终允许其以机构的名义进场。为了提前铺点占领市场，今年颜贻潘的“借贷网”促成的交易还只有不足2000万元，去年6月以前仅他个人就做了3000多万元的业务。

难点：政府意识未完全放开

颜贻潘已通过商业运作，赚得第一桶金。今年7月17日，攀远民间借贷网龙港营运中心成立，不久，位于苍南县的龙港运营中心49%的股份被转让。“当时这个运营点的注册资本金是50万元，对方愿意扩大10倍，以500万元的价格受让，一下子我就收入245万元。 ”颜贻潘说。

目前，苍南县的另一家网点灵溪运营中心则采用加盟分成模式，攀远拿40%的利润。 “我还打算在平阳设两个点，考虑加盟分成的模式，其实政府不需要介入太深，只要给政策就行。 ”据悉，现在收取的服务费是月息2厘，意味着每1个亿的业务1年就可净收240万元。

作为活跃在“金改”第一线的民间力量，颜贻潘和颜国仓都对记者强调，当务之急是建一个“信用库”。“其实我们最希望在服务中心实现小贷、担保的信息能联通，建立地方民间征信系统，将社会借款的总和控制在总资产范围内，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跑路’问题，统一纳入中心来管理。 ”颜国仓说。

而据记者了解，当下央行的征信系统虽已接入鹿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却只能记录在中心促成的交易，借款人在外面借的钱没有记录。 “未来温州制造业可内迁，改做全国的民间资本中心，在服务中心，完全可以请地方金融办出面，和相关机构的上级主管单位沟通，如房管局和经贸所，请他们推荐和协调机构入驻，但关键还是地方政府的意识不够开放，比方二次抵押一直在温州行不通。 ”

颜贻潘口中的“二次抵押”在苏浙其它许多城市并不是稀罕事。“比方抵押给银行200万元的房子，贷款100万元，到期还不上，借款人很难再借到钱，现在温州的实际做法只能根据抵押物余值再贷款50%，也就是50万元。如果有了二次抵押，就可以由机构来替它还100万，然后房产转抵押给机构，这样就盘活了资金。 ”

温州速贷邦总经理叶振也曾表示，尽管公司业务结构与宁波、丽水、台州、杭州等地相同，却遇到“温州房管局要求客户二次抵押时，需要银行对其一次抵押行为盖章确认”的独特规定，令业务办理受阻。

调查

排队打官司，一个月都立不了案

“金改”即将“半周岁”，官方和民间也实行了机构构建的 “总动员”，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年的民间借贷纠纷仍在持续发酵，官司相比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查询“温州中级法院开庭公告信息”看到，9月24日—12月21日开庭的民间借贷纠纷将达到50多起，温州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的民间借贷纠纷近400起，温州龙湾区人民法院和瓯海区人民法院开庭相关案件亦有上百起。

“这只是第四季度正式开庭的数目，不代表受理的数目，立案的数目远大于这个数字，而且还有很多人排队报案，一个月都立不了案的也大有人在。 ”记者从温州当地多位金融律师处求证到这一信息。

据官方统计，今年1至4月，温州法院已收民间借贷类案件6510件，同比上升近89%，标的达38.5亿元。其中，金融纠纷案已收1851件，同比上升近101%。 9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资本再次联合发布民间资本调查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6.98%和129.61%。温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区上升最为明显，增幅分别达96.42%、87.37%和57.61%。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借款纠纷进入爆棚期。据记者粗略统计，广发银行温州瓯海支行、温州银行富隆支行、中信银行温州分行、光大银行温州分行、交通银行温州分行、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分行、农业银行温州中山支行、工商银行温州瓯海支行和瑞安支行、浙江乐清农村合作银行虹港支行等多家银行都被卷入其中。

感受

改革机构遍地开花 企业“不感冒”

温州金融改革广场、鹿城金融广场、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在网上查到这些名词后，记者感到费解：这些名词背后的内涵有何差异？在逐一走访之后，记者发现，上述三大金融“综合体”其实分别位于温州的鹿城、瓯海、龙湾三大区。

已经开张的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就位于龙湾滨海园区错落的厂区之内，金融办则搬到距离广场不远的高楼。尽管地理上得天独厚，地方依然偏远。记者注意到，广场附近没有公交车站，出租车也非常难觅，一般只能是驱私家车前来。从市区往返滨海园区，出租车打表需要200多元，因为很难找到回程车，得按大约70元/小时的价格包出租车。

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市场部负责媒体对接的相关人士对记者坦言，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许多企业通过机构的电话联系，没那么多人到现场。下午3点多，一楼呈围合状的服务窗口是一个业务员对着一台电脑的格局，记者没有见到前来咨询的企业。对于自己作为 “服务中心”的确切定位，似乎民间资本也不够清晰。记者通过公开资料看到，平阳县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服务流程囊括了五大方面，包括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通过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向主管部门备案。但仔细审视可以发现，上述几项业务都和入驻其中的金融中介机构发生重合。

更尴尬的是，对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登记业务，许多受访的企业家依然表示“不知所谓”。 “借钱是隐私，我有钱要出借，或想要借钱，何必去登记？ ”一位外贸服装厂家老板对记者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更是私下对记者打出问号：“要是我登记了，税务局来查，那不就是一查一个准？干嘛自寻烦恼？ ”记者注意到，不少企业家都强调“登记”业务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属性，让登记行为更像是“多此一举”。

此前曾有报道称，截至今年5月15日，每天到位于鹿城区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前去咨询约100余人，实际登记的却只有几十人；另一方面，借出登记资金5亿元，借入登记资金11亿元，成交金额仅5000万元。记者此次也走访了 “中心”，确实人气惨淡。或许正是出于“登记”业务的狭窄性，记者获悉，该“中心”即将挂牌改成“温州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最有活力的资本斗场”经济持续恶化

商铺集体关门厂区鲜有开工 温州经济增速跌至倒数第一

半年前，车沿晚间的江畔行驶，这条温州最高端地段的滨江大道上，璀璨华灯与喧闹城市投于江面的幻影，还会令人心生安逸。但就在100多天之后，一场去年已蛰伏的GDP风暴却席卷了昔日的商业丽景。

9月14日，周末夜晚。安笛为一间装修考究的酒吧落了锁，他在廊下的风灯上悬挂了转让酒吧的标牌。已两个月无人问津的酒吧，最终成了他的财务负累。 “以前周末要定位子的滨江会所、酒吧，现在每个月都在亏钱。 ”安笛对记者说。

在生意跌入谷底的酒吧一条街不远处，每走几步便能看见扎堆的铁门把守的商铺，多是涵盖各行各业的工厂销售窗口。在部分路段，甚至出现十店九关的清冷现象。官方数字也无法掩饰经济颓势：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更是位列全省11市之末。向来被认为最有活力的资本斗场，究竟怎么了？晚报记者实地采访的多位圈内人都坦言，下半年情况仍在继续恶化，尚无复苏征兆。

对话

为了2美分谈了9小时

黄发静 全球知名打火机大王、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

9月15日，温州湿热的天气瞬息转凉，如注的暴雨令路面折射出各种反光。所以在约定的茶吧，黄发静黑衣黑裤、不持伞具的出场散发出强烈的气场：这应该是一个不拘小节、轮廓硬朗的典型温商。

采访中，他不断点燃香烟，有时会干咳几声，并顺势微调坐姿。但和许多受访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正襟危坐、正视记者，而是弯曲着右腿，目光则更多时候投向不可知的窗外。

“整体情况很差，打火机行业更差。 ”刚开始，黄发静并不愿多谈企业，采访进行到一半时，他依然极少抛出数据，脸上始终紧绷着严肃的表情，让人可以对温商当下的心态揣测几分。但如此凝重的气氛还是出乎记者意料。因为从数字上看，上半年温州打火机的出口量逆势上升了8.5%，情况似乎并不算最糟。

“可这是在去年基数特别低的情况下的增长，日本市场占40%以上，去年日本CR法案刚执行，整个市场不能进入，我们应诉后，日本政府才废除价格壁垒，启动认证制，符合认证的企业收复了一部分失地。”黄发静对记者解释道。他口中的CR法案是指要求进口价低于两欧元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儿童安全锁的法案，在此之前，美国、欧盟都曾以此“没收”中国企业在流通市场上的“通行证”。同时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的黄发静更是几乎成为“官司会长”，他曾代表行业与欧盟、日本政府直接叫板。

“从2001年开始国际贸易纠纷便不断，大众知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这样的关税壁垒很少，更多的是非关税壁垒，比方各国纷纷跟进CR法案，国际生意越来越难做。”1997年，温州市政府发文规定当地不能生产一次性打火机，作为金属打火机产地的温州想要转战国内市场，更是受制于航空管制。

“由于航空管制，很多国人觉得买金属打火机被海关没收太可惜，金属打火机价格是一次性打火机的50—100倍。成本也是几十倍，金属打火机出口价格基本是2美元，一次性打火机只有六七美分。 ”黄发静说，去年开始，金属打火机的利润逐步降到2%—5%，甚至不如存银行，“还有很多无形成本无法计算，如各种隐性费用。 ” 在极低的利润和不乐观的前景“围攻”之下，即使是行业内的龙头，黄发静也不得不咬住微利不放：“前几年和外商谈判，我们依据惯例价格，一个价格至少维持半年以上，现在变成了单单谈判，甚至为了2美分谈整整9个小时，最后还是谈不下来，只能各让1美分。 ”

对于温州上半年GDP排到省内末尾，黄发静则用“意料之中”来回应：“温州没有资源优势，没有人才优势，当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已被全国复制，现在是时候反思升级了。 ”

采访尾声，暴雨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尽管是作困兽之斗，黄发静还是用“会继续坚持主业”结束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转身消失在雨幕之中。

有些企业零订单零利润

陈琦翔 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温州服装电商联盟副主席

陈琦翔的办公室紧挨温州的“南京路”后仓街，距离位于龙湾区的温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约半小时路程。但在“袖珍市区”的温州，这几乎就是从鳞次栉比的商业区步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

年底前，陈琦翔的办公室就将搬到产业园。作为温州支柱产业之一、总产值600多亿的服装行业“代言人”，他不仅呼吸到经济冷空气，更开始电商的破冰之旅——尽管相比杭州等地，1000多家会员单位中只有100多家加入电商联盟的现状，明显落后得多。

但用他的话来说，传统制造业的情况正在“加速恶化”，到了不得不思考升级之际：“今年单子是去年谈的，1—5月仍上升 4%，6月开始下滑10%，7月继续下滑超过10%。即使是订单数最好的企业，今年欧洲订单也下降30%-50%，还有一些企业反映一个单子都没接到，整体订单的金额量也少了50%以上，现在就是靠过去一些展会的资源积累在苦撑。 ”

另一大出口对象国中东，则受到叙利亚战火的波及，同样风雨飘摇。更紧迫的是：成本控制最得力的企业上半年成本也增长15%以上，中上水平的企业总成本则涨33%，“有10%的小企业已停工，有些企业则裁员30%-50%，还有3家企业的老总跑路了。去年拟定的扩张计划，今年起码打了5折。 ”

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已降至冰点。“下半年还会更严峻，外贸现在的利润率是0-5%，贴牌业务中的内销利润3%-7%，外贸0-5%，品牌业务的利润率则因为库存如何折算缺少标准而不太好算，大致是在5%-15%左右，今年企业的库存压力很大，除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因为去年是暖冬，一般货品开发要提前半年，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积压。 ”

电商似乎是目前看来最靠谱的消化库存的方式，在被动的“被现状追着跑”的情况下，向来更重视渠道和经营的温州服装不得不探索出路。 “今天上午我刚和科技局在谈新大楼场地的问题，下周二将成立电商服务中心，入驻产业园的就是服务中心，现在还在研讨企业参股等细节。 ”陈琦翔说，新大楼将集聚摄影棚、培训机构等资源，将于年底前正式运作。

与杭州的“文人服装”、宁波的“匠人服装”不同，“商人服装”的温州拟定的另一条出路是继续开拓市场。 “我们在意大利设立2个境外贸易代表处，注册公司，今年还将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选一个设立代表处，相当于一个470平方米的公共展示平台，供十几家企业展出产品，如果展出产品3个月没有订单，就实行末位淘汰。 ”

不过就目前来看，其带来的订单量仍是杯水车薪。 2010年设立意大利代表处时，带来560万美元订单，2011年则产生订单920万美元，去年整个温州服装出口的总量则是19亿美元。

未来最大的驱动力会是什么？时近日暮，陈琦翔也没能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唯一确定的是，这个周末，他依然无暇如过去那样前往滨江一带的酒吧、会所放松片刻。

调查

工作日下午厂区内静悄悄

圈内人口中的“后厂”订单萎缩、利润摊薄，折射到“前店”的状况又会如何？上周五，晚报记者走访了滨江一带店铺集中的环城东路。

衡器电子秤、铁器老店、船舶配件、合金工具、调整内衣、仪表加工、针车行、山茶油、翡翠珠宝、体育用品、精准潜水表、手表箱包……这既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温州产业列表，也是环城东路上大门紧锁的店铺名单。

记者注意到，下午3点多，环城东路附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联排关闭的商铺。一家贸易公司正在落锁卷帘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商铺关门一个多月，估计是工厂停工放假，还有些上午还开门，没什么生意，所以提早关门。 ”而同样是工作日下午，龙湾区三大工业园区之内，也无一例外地悄寂无声。记者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三大园区中，文具、管材等传统制造企业最为集中。遍走区内的几条马路，几乎听不到任何机器轰鸣。

转过一条马路，紧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内，企业“面貌”变换，不再是清一色“蚂蚁雄兵”般的微型企业，厂房面积普遍较经济开发区为大。不过，产业园内同样一片静寂，部分厂房门口更是保安缺席，只是趴着几条懒洋洋的看门狗。

沿着瓯海大道再一路向东海方向行驶，抵达龙湾区最偏远、占地规模最大的滨海园区，记者注意到，沿途鲜有运输车辆进出。相对最有人气的是非“制造系”的高翔控股集团。记者多方了解到，它是从事厂房租赁、配套设施投资管理和仓储服务等，厂区内云集着各种小厂和小超市，门口还停着整个园区内难得一见的蓝色摩的。

关于具体的停工数字，记者采访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秘书长许海洲时，也因问题敏感而被回避。浙江省人大上半年官方调研，温州3998家成规模的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尽管厂区内静悄悄，记者却没有看到急待转让厂房的广告。海鹤药业厂房则是一片工地，正在新建厂房准备入驻。在金乳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一边的厂房正在拆除，另一边厂房则正在新建。门卫说，新建的厂房依然属于金乳牛，但不再做冷冻食品。

只有在位于鹿城区双屿镇的“中国鞋都”，记者才听到两三家工厂机器作业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产业园内气味也同样最刺鼻。

仍有三分之一企业急招工人

由金属支撑的红色伞面、一张没有抽屉的办公桌、一幅显眼并打满“补丁”的招聘海报……守着这个临时“摊位”，小武(化名)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手边塑夹装订的招工章程细则没有翻开过。

事实上，在一天内，几乎没有前来询问的打工者——在整条滨海二道上，都鲜有车辆往来。小武面前的海报上书“新春特大招聘”，但似乎那场“特大招聘”没有招到充足的工人，这份时效已过的招聘海报上贴着许多用彩纸打印的“急招”广告。

据悉，小武所在的金帝集团在去年温州市依法纳税大户名单中位列制造业第十、鞋革第三，其厂房所在的经济开发区内，包括它在内的一些大厂仍“逆势”招聘工人，粗略估计占比在1/3左右。究竟是因为员工流失过大还是企业依旧扩张，由于厂方的谨慎态度，记者未能求证。

但从招聘广告上，至少可以看出工厂“求人”的诚意与迫切。记者在金帝集团竖立的招聘牌上看到 “急聘临时工”、“急聘车包、普工、做包、车包学徒、做包学徒、针车组长、针车品检”、“急聘湿印、湿印学徒保底2000+计件”的广告。据记者了解，目前招工的大厂给出的福利“礼包”相当丰厚。以金帝为例，员工每月固定休息4天，技术工裁断、针车第一二个整月都有数百元适应流程补贴，各车间普工平均工资2200元以上，部分普工还高于2600元。

位于屿田小区的文具龙头企业爱好笔业厂房外，不仅有红色牌子上写着“诚聘男女普工若干名、注塑工若干名、质检员男女不限”，还有一块白色塑封的标牌上书“计件工资，工资保底2000元/月、生活补贴150元/月，全勤奖60元/月，夜宵补贴3元/晚”。记者从各厂招聘广告上看到，类似生活补贴、全勤奖、住外补贴、高温补贴、夫妻特别福利计件员工工龄奖及年休工资、申请慈善救助金、全员享受年度评优、岁末礼包、开工礼包、生日蛋糕及节日礼品、新员工入职前3天免费就餐等揽人花样层出不穷。

外围

生意差到司机都走光了

王民才 温州交运公司司机，80后，在温州开了6年出租车

遇到王民才是下午5点多，按理说，他和“夜班”的交班时间是5点整。即使是一路从温州南站飙车到交班地站前大道附近，也要半个多小时。但错过了交班时间的王民才依然逗留在车站附近，寻找着前往市区的客源。

一个开黑车的小伙子充当他的“中介”，对于那些出差需正规机打发票以作报销之用的乘客，小伙子会主动介绍给王民才，王民才则会抽出一张人民币作为谢资。

捎上记者后，王民才在路上给夜班搭档打了一个电话，再三关照记者不要出声，并不断解释说“油都没加，来不及了”。当王民才挂掉催促交班的电话，记者简短采访了他。

记者：你刚才叫我别出声是什么意思？

王：我和夜班说路上堵车，不能让他知道我还在捎客人，不然会不高兴吧。

记者：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交班呢？

王：因为白天生意实在太差，我向公司租车每天的成本200元，加柴油100多元，刨去这些成本，剩不下什么钱，长线生意更少。白天有时还要堵车，按照现在的计价器，堵车时表几乎是不走的，亏死了。

记者：今年的生意和去年相比怎么样？

王：差了很多，去年我开白班，每天可以净赚200多元，今年只有100元。

记者：收入变少，主要是油价涨了，还是客人少了？

王：主要还是客人少吧，来温州做生意和温州人到外地谈生意的人都少了，明显的就是在高铁南站和飞机场门口候着的正规车、黑车都少了。去年一个外国客人每两个月都会来一次温州，包我的车去工业园，现在已经回去四个月还没来过。

记者：你每月的租房费用是多少？

王：我住格子间，每月500元，老婆都娶不上。

记者：算下来你每月只有1000多元净收入，为什么不考虑去工厂做工呢？

王：我喜欢自由，工厂能累死人，开车虽苦，我要是不想开了，随时把车一停，自己睡觉去了也没人管。

记者：你打算在温州待多久？

王：明年春节过完就回去了，开个小店，我弟弟中医大学毕业了，在县里当了医生，我也想找点有价值的活干。

记者：像你这样不打算再开车的司机多不多？

王：多得很。租车给我们的老板是温州本地人，他们有的都自己出来开车了，司机走光了，车不能闲着。

温州报关的单子明显少了

曹语 上海一家货代公司报单员，做了五年出口海运报关工作

曹语所在的公司位于吴淞路，在对朋友解释她的工作时，“货代”常被误解为“物流”。事实上，货代公司即是货运代理公司，接受货主委托后，就将货物装箱运输到目的地。

在公司的流程环节上，曹语是负责货物报关的报单员，直接与海关接触。据她介绍，公司的操作流程是由营业部从一代、二代那里接货，操作部则根据发货目的地装箱，由报单员预录入海关的专业网站系统，海关会给一张电子回馈单证，报单员凭电子放行单证再办理现场报关。对于外贸的地缘特征，负责填写“境内货源地”的曹语有着直观感受。

记者：今年委托你们公司代理运输的订单多吗？有没有数量上的变化？

曹：我们有好几个报单员，大家都是随机做单子的，就我手里接触的单子来看，总量变化还不是非常明显。

记者：那分地区来看呢？

曹：比较明显的感觉是，经手的境内货源地为“江苏”的单子多了，过去江苏和浙江的比例大致是1：1，现在大约2:1，一天的单量是七八百张，可以算出浙江大概的量。

记者：报关一般要求对发货地细化到什么程度？是省、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或者更小的行政单位？

曹：一般是要求细化到县级市，多数单子在报上来的时候填写的是县级市或者地级市。

记者：那温州和温州下辖几个县今年报上来的单子有什么特征吗？

曹：浙江减少的单子主要就是来自“温州及其它”的货源地，包括温州一些辖县和经济开发区，明显变少了。台州、海宁的量变化不是很大。

四个外出求学者只有一个回来

吸引人才工程政府没钱做 缺“高标汽油”的温州跑不动

从张一力的窗口望出去，是茶山蜿蜒绵长的曲线。这半年，身为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的他，常望着这样的轮廓若有所思。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一力刚合上案桌上的《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成长新阶段》。新阶段——这也是每天几百个从他脑海中飞闪而逝的念头中，最频繁出现的词汇。

“温州该怎样应对发展的新阶段？ ”他也对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当下，做了十几年温州企业家研究的张一力还没有找到关于“新阶段”的终极答案。在他看来，不仅是温州缺少制度上的创新，制度创新更需要一个崭新的名为“温州”的城市——这个“新城”至少应该好到足够让人才流连忘返。

温州模式优势已逐渐失去

见到张一力，记者开门见山的第一问题就是“对于温州上半年经济增速只有5%，排在全省11市倒数第一，你怎么看？ ”在外界眼中，这样的成绩单严重拖了全省7.4%增速的后腿。今年上半年，杭州、宁波、绍兴这三大总量巨头的增速都是7%以上，而去年同期，温州GDP增速还有10%。

“对于温州的连续观察可以发现，民营经济已经处于30年来的低谷期。今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逆势增长的产业，不光工业、财政是负值，上半年的飞机客流量也是负值，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信号，1-7月份整个出口下滑了8%。 ”望着满腹疑惑的记者，张一力却非常淡定地表示“不意外”。在他看来，深层解读温州模式，可以发现政府引导的创新能力本就不够。 “原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对早期快速发展来说没问题，所以冒出了各种小企业，但民企平均企业规模比全省平均规模要小，一般都在200多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而政府引入跨国投资严重不足，产业政策不够明晰，企业只是单纯逐利。 ”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这是源于温州过去的优势比如民营经济发达等，其它地区很容易模仿，温州的区位和资源缺陷却无法弥补，“苏州紧邻上海的区位条件，温州就没办法学习和模仿，苏州的开放程度也高于温州。 ”

“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虽然没有特区之名，却有特区之实。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温州地方的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本地人构成，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特征的官商场文化以及利益获取机制，将地方利益最大化，这是当年的先发优势。”陈建军分析，“当年这样由地域特性支撑起的发展基础，比方温州语言，非温州人听不懂，但温州人基本能听懂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语言，这可以使温州在外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自治权’，但在当下市场环境中，却开始形成文化和信息沟通的封闭性，反而成为温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

城市建设错过“四万亿”快车

张一力还表示，近几年政府也陆续出台类似在高新园区注入激光、光电基地的产业政策，但可惜没有早5-10年，“如果可以抓住2008年的4万亿机遇，现在就可以有产出了，所以只能是‘补课’，偏偏赶上大环境不景气，变得更困难。 ”

而在“开放”的新阶段，能够走进温州的 “世界人”却寥寥无几。“去年我们整个行业吸引了5个外国设计师，但一年还没到，已经走了4个，另一个也因为和企业主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打算离开。”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私下透露。

在陈建军看来，和杭州、宁波甚至省内一些中小城市相比，温州的城市发展的差距也是明显的。“城市化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建设问题，是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的过程，主要就是两个指标，一是人口增长，二是垃圾整理。 ”

一位常年在温州做生意的外地商人表示，今年城区的垃圾整理问题已有较明显改善，但高峰时段车辆严重堵塞、城市建筑缺少整体规划、当地人特别喜欢用方言交流等现状，依然可能影响人才的留驻。

更棘手的是，不仅外来人才不足，本土人才也正在加速流失。 “第一代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不高，第二代很多去了国外留学，我们做过调研，真正回到温州的第二代只有四分之一。 ”让张一力担忧的是，温州每10万人的大学生数量只有7000人，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严重不足。

吸引人才的系统工程政府没钱做

“吸引人才更重要的问题是，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靠政府来做。可是政府没钱，温州政府实际只管龙湾、鹿城、瓯海三区的财政，苍南、瑞安这些县的收入要直接上交到省里。所以温州民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直到去年以前一直是长三角第一，政府却没有抓住城市扩张的机遇。

张一力还说，温州的问题在于“有企业家，有了发动机，高标号的汽油却不够，所以跑不快，后劲不足。”对于人才这一系统问题，他强调得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理解。但记者注意到，目前看来，这三方面都还存在较明显不足。 “宏观就是文化、气候、地理、城建、交通，除了气候上有点优势，地理位置不可改变，其余那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未来几年恐怕也沾不到光，中观就是产业环境，通过我们对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的持续研究，其实不是高工资人才就过来，城市还需要提供发展空间，这就需要许多好的企业来支撑，做鞋的企业和做电子的企业不同，需要的大学生少，如果有很多500强落户温州，还愁人才不来吗？ ”但他也坦言，500强是否愿意来，又牵扯到更多“宏观”因素。

第三个则是微观层面，也就是业主和人才的关系。很多人曾向张一力反映过“老板期望高，待遇给得太低”、“核心部门还在老板手里紧揣着”等问题，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认同感、对现代金融的认知度也都亟待提高。

http://finance.ifeng.com/news/region/20120924/70756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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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24 20:12 上传

在温州市滨海二道上，小武百无聊赖地守着一个招聘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人前来询问。这张招聘海报还是春节时的，但那场“新春特大招聘”并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现在海报上又加贴了许多“急招”广告，继续“废物利用”。 晚报记者劳佳迪现场图片

“金改”半年：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金改”重要配套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向温州县镇全面渗透，但即将开张的鳌江镇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董事长颜国仓担心：总不能一直亏钱吧？按照目前鹿城区服务中心的经营模式，企业免费入驻，等于在做公益，这一难题也是所有民资的共同困惑。

制造业寒冬：有企业今年一个欧洲单子都没接到

作为温州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服装业，今年利润率已跌至冰点。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琦翔说，“即使是订单数最好的企业，今年欧洲订单也下降了三至五成，还有一些企业一个单子都没接到”。记者走访了温州多家产业园区，工作日的下午厂区内静悄悄。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半年，民资介入困惑初现

民资最忧公益模式难保本 金改最缺民间借贷信用库

9月16日晚间，温州市区以南。

鳌江镇中心的范围是由曲折的灯火勾勒出来的，只要车驶离这个平阳县的小镇几米开外，便会 立 刻 陷 入 黑 暗 之中——听当地人说，若是白昼，能看清那是一些厂房的轮廓。

从1995年就开始和塑料机械制造打交道的颜国仓，也曾数次凝视这片黑暗，他心中反复涌动的念头是：制造业的低迷势态成定局，我的企业该怎么办？

凭借群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在当地的龙头地位和曾参股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的经历，颜国仓大胆拿下了温州市政府在平阳县设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项目。但此刻他又忐忑不已：“服务中心未来如何实现盈利？‘金改’机构是提供商业模式还是纯粹公益？ ”他对记者强调，这是地方民资介入的共同困惑。

晚报记者日前独家获悉，到今年9月28日恰是“金改”半年，作为重要配套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开始向县镇全面渗透，除原先鹿城区东明锦园的一家外，永嘉、乐清、苍南等地引入民间资本共筹建7家类似机构。

平阳样本

缘起：把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开到镇上

接受记者采访时，颜国仓刚从镇上的“巴黎城”回来。鳌江镇这家尚未开张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即选址于此，此时尚未挂牌，装修工地仍一片狼藉。按照设想中的蓝图，“巴黎城”将是未来平阳县最富裕的小镇上的大型商贸城。颜国仓将记者带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内室，从布置上看，这里的中式氛围应是专作待客洽谈之用。其实他和这家小贷公司的渊源极深，和哥哥颜国库热衷房产开发如出一辙，几年前颜国仓也开始试探性地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参股当地名为“联众”的小贷公司便是第一次试水。

也正是这次试水，让他在金融板块有了竞标话语权。 “市政府在县里有筹建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项目，想找当地民资承接，上周我们刚刚拿到金融办的正式批复文件。 ”颜国仓告诉记者，承接项目的流程中，需要先由企业制定组建和运作报告，再通过县长办公会议逐级递交申报。

到9月28日，全国瞩目的温州“金改”走过半年，但对其真实动向，许多人的直观感受却是 “怎么没声音了”。温州市政府外宣办人士也对记者坦言：“3月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后，自发来温州采访的各地媒体非常多，最近却很少了，现在各个部门的‘口风’也比较紧，不一定愿意说。 ”不过，颜国仓却没闲着，摸石过河的改革工作一直在民间悄然推进。今年3月底，位于鹿城区东明锦园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注册，按照当时的构想，它既是浙江省首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又是温州“金改”的象征符号。

近期市政府决定将这一模式复制到更多县镇基层。据记者了解，9月底苍南县的“服务中心”可能抢先开张，而颜国仓出任董事长的这家“中心”也将争取在10月初开门迎客。 “鹿城区第一家原先叫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现在要拿掉‘登记’两个字，我们在工商注册的名字直接是‘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业务不只是做登记工作这么单调。 ”

颜国仓介绍，“中心”不仅会有类似P2P借贷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那样的中介机构入驻，还包括公证处、融资性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

困惑：参与“金改”就等于做慈善？

尽管在外界看起来“金改”的向下渗透过程还算顺，但颜国仓和他外聘的服务中心总经理叶先生心中却翻涌着巨大的问号：即将营业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到底怎么赢利？

“至少不能亏本吧，在申报报告中，我们提的是‘自负盈亏、多少收取费用’，预期是实现保本经营，但如果参考鹿城区第一家经营模式，等于做公益。 ”颜国仓反复强调：“一直让企业亏下去的模式肯定有问题。 ”据了解，目前位于鹿城区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直接由温州市工商联承接，第一年供企业免费入驻，不收取任何进场费。保守估计，虽然东明锦园的场地由工商联无偿提供，中心一年的运营费用至少达到200万元。 “现在主要是政府有一些数目不大的补贴，银行也为这家服务中心提供1000万元的无息贷款，但这种半政府的公益模式放到民间资本身上行不通。 ”颜国仓坦言，以鳌江镇上即将开业的这家为例，股权分配要比鹿城区那家复杂，“我们共有9个股东，3个企业股东，6个自然人股东，注册资本金518万元。 ”

据悉，在所有股东中，颜国仓持股25%，是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持股15%，这一结构意味着股权比较分散，没有任何政府的直接投资参与。现在让颜国仓纠结的是，如果想要加入鹿城那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网络，还需一大笔支出。 “如果想把自己的网站链接挂靠在鹿城那家主页上，8家机构共同需要出资56万元，每家平摊出资7万元，如果没有盈利，怎么做？ ”

在采访中，颜国仓流露出“如果能盈利，想在平阳5个镇搞5个分中心”的想法，但很快又被“按照现在的公益模式保本都难”的担忧冲淡。按圈内人说法，起初鹿城那家也采取约定租金的协商模式，后来因租金太高备受争议而作罢。颜国仓的另一个担心是“冷场”。“登记本身不是拥有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企业如果不进来怎么办？ ”不过，有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现在承接政府项目的民间资本其实是看好无形的回报。 “多数能够承接项目的民营企业同时参股小贷公司，现在介入可为今后转成村镇银行积累资本。 ”

建议：民资入股需有商业模式支撑

颜国仓倍感迷茫时，想到求助于“外援”。这个人不仅拥有温州仲裁委员会委员、温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多个头衔，且在搭建民间借贷公共平台方面走得比政府还早一步。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和他同姓，算起辈分还是他的叔叔——这在姓氏观念很强的平阳县，几乎就是沟通的最好名片。

他叫颜贻潘，是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首推“温州民间借贷网”及民间借贷法律服务。他的借贷网正是入驻鹿城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唯一一家本土机构。 9月16日下午，他驱车沿着104国道一路向南，受邀来给颜国仓“授经”。 “最好的模式，就是服务中心和入驻的机构协商，收取适当服务费，类似酒店和管理公司的分成模式，收益以一定比例分成。但中心不应太强势，要注意平等对话。 ”颜贻潘分析说。尽管本身是入驻机构，他也坦承“光搞公益无法长久”。

2010年，他在日常代理的经济案件中发现了民间借贷潜伏的危机，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网”，为出借方和借款方搭建信息平台。和宜信、速贷邦之类的P2P平台不同的是，颜贻潘的网站不仅在后台匹配借贷双方地域、金额和利率等信息，还由律师提供前置的法律服务。但当记者问“在促成交易前，律师约见每一对借款双方是否不太现实”时，颜贻潘坦言“目前线下业务只限在温州”，但他又强调“想将运营中心开到全国去”。 “这需要各地都有律师团队支撑，设想出一种共赢模式。 ”

“未来各地律师都可以加盟到我们这个平台，律师的费用可从借贷网向借方收取的信息费中支取，也可直接将单子拿去做，最终是想把律师法律服务植入民间借贷。 ”接受采访时，颜贻潘常流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对将来民资的作为心怀理想。不过，他的激情也曾遭打击。 “金改”启动后，他一度想直接承接运作鹿城首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但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将他的“温州民间借贷网”更名为 “攀远民间借贷网”，并最终允许其以机构的名义进场。为了提前铺点占领市场，今年颜贻潘的“借贷网”促成的交易还只有不足2000万元，去年6月以前仅他个人就做了3000多万元的业务。

难点：政府意识未完全放开

颜贻潘已通过商业运作，赚得第一桶金。今年7月17日，攀远民间借贷网龙港营运中心成立，不久，位于苍南县的龙港运营中心49%的股份被转让。“当时这个运营点的注册资本金是50万元，对方愿意扩大10倍，以500万元的价格受让，一下子我就收入245万元。 ”颜贻潘说。

目前，苍南县的另一家网点灵溪运营中心则采用加盟分成模式，攀远拿40%的利润。 “我还打算在平阳设两个点，考虑加盟分成的模式，其实政府不需要介入太深，只要给政策就行。 ”据悉，现在收取的服务费是月息2厘，意味着每1个亿的业务1年就可净收240万元。

作为活跃在“金改”第一线的民间力量，颜贻潘和颜国仓都对记者强调，当务之急是建一个“信用库”。“其实我们最希望在服务中心实现小贷、担保的信息能联通，建立地方民间征信系统，将社会借款的总和控制在总资产范围内，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跑路’问题，统一纳入中心来管理。 ”颜国仓说。

而据记者了解，当下央行的征信系统虽已接入鹿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却只能记录在中心促成的交易，借款人在外面借的钱没有记录。 “未来温州制造业可内迁，改做全国的民间资本中心，在服务中心，完全可以请地方金融办出面，和相关机构的上级主管单位沟通，如房管局和经贸所，请他们推荐和协调机构入驻，但关键还是地方政府的意识不够开放，比方二次抵押一直在温州行不通。 ”

颜贻潘口中的“二次抵押”在苏浙其它许多城市并不是稀罕事。“比方抵押给银行200万元的房子，贷款100万元，到期还不上，借款人很难再借到钱，现在温州的实际做法只能根据抵押物余值再贷款50%，也就是50万元。如果有了二次抵押，就可以由机构来替它还100万，然后房产转抵押给机构，这样就盘活了资金。 ”

温州速贷邦总经理叶振也曾表示，尽管公司业务结构与宁波、丽水、台州、杭州等地相同，却遇到“温州房管局要求客户二次抵押时，需要银行对其一次抵押行为盖章确认”的独特规定，令业务办理受阻。

调查

排队打官司，一个月都立不了案

“金改”即将“半周岁”，官方和民间也实行了机构构建的 “总动员”，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年的民间借贷纠纷仍在持续发酵，官司相比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查询“温州中级法院开庭公告信息”看到，9月24日—12月21日开庭的民间借贷纠纷将达到50多起，温州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的民间借贷纠纷近400起，温州龙湾区人民法院和瓯海区人民法院开庭相关案件亦有上百起。

“这只是第四季度正式开庭的数目，不代表受理的数目，立案的数目远大于这个数字，而且还有很多人排队报案，一个月都立不了案的也大有人在。 ”记者从温州当地多位金融律师处求证到这一信息。

据官方统计，今年1至4月，温州法院已收民间借贷类案件6510件，同比上升近89%，标的达38.5亿元。其中，金融纠纷案已收1851件，同比上升近101%。 9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资本再次联合发布民间资本调查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6.98%和129.61%。温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区上升最为明显，增幅分别达96.42%、87.37%和57.61%。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借款纠纷进入爆棚期。据记者粗略统计，广发银行温州瓯海支行、温州银行富隆支行、中信银行温州分行、光大银行温州分行、交通银行温州分行、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分行、农业银行温州中山支行、工商银行温州瓯海支行和瑞安支行、浙江乐清农村合作银行虹港支行等多家银行都被卷入其中。

感受

改革机构遍地开花 企业“不感冒”

温州金融改革广场、鹿城金融广场、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在网上查到这些名词后，记者感到费解：这些名词背后的内涵有何差异？在逐一走访之后，记者发现，上述三大金融“综合体”其实分别位于温州的鹿城、瓯海、龙湾三大区。

已经开张的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就位于龙湾滨海园区错落的厂区之内，金融办则搬到距离广场不远的高楼。尽管地理上得天独厚，地方依然偏远。记者注意到，广场附近没有公交车站，出租车也非常难觅，一般只能是驱私家车前来。从市区往返滨海园区，出租车打表需要200多元，因为很难找到回程车，得按大约70元/小时的价格包出租车。

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市场部负责媒体对接的相关人士对记者坦言，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许多企业通过机构的电话联系，没那么多人到现场。下午3点多，一楼呈围合状的服务窗口是一个业务员对着一台电脑的格局，记者没有见到前来咨询的企业。对于自己作为 “服务中心”的确切定位，似乎民间资本也不够清晰。记者通过公开资料看到，平阳县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服务流程囊括了五大方面，包括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通过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向主管部门备案。但仔细审视可以发现，上述几项业务都和入驻其中的金融中介机构发生重合。

更尴尬的是，对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登记业务，许多受访的企业家依然表示“不知所谓”。 “借钱是隐私，我有钱要出借，或想要借钱，何必去登记？ ”一位外贸服装厂家老板对记者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更是私下对记者打出问号：“要是我登记了，税务局来查，那不就是一查一个准？干嘛自寻烦恼？ ”记者注意到，不少企业家都强调“登记”业务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属性，让登记行为更像是“多此一举”。

此前曾有报道称，截至今年5月15日，每天到位于鹿城区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前去咨询约100余人，实际登记的却只有几十人；另一方面，借出登记资金5亿元，借入登记资金11亿元，成交金额仅5000万元。记者此次也走访了 “中心”，确实人气惨淡。或许正是出于“登记”业务的狭窄性，记者获悉，该“中心”即将挂牌改成“温州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最有活力的资本斗场”经济持续恶化

商铺集体关门厂区鲜有开工 温州经济增速跌至倒数第一

半年前，车沿晚间的江畔行驶，这条温州最高端地段的滨江大道上，璀璨华灯与喧闹城市投于江面的幻影，还会令人心生安逸。但就在100多天之后，一场去年已蛰伏的GDP风暴却席卷了昔日的商业丽景。

9月14日，周末夜晚。安笛为一间装修考究的酒吧落了锁，他在廊下的风灯上悬挂了转让酒吧的标牌。已两个月无人问津的酒吧，最终成了他的财务负累。 “以前周末要定位子的滨江会所、酒吧，现在每个月都在亏钱。 ”安笛对记者说。

在生意跌入谷底的酒吧一条街不远处，每走几步便能看见扎堆的铁门把守的商铺，多是涵盖各行各业的工厂销售窗口。在部分路段，甚至出现十店九关的清冷现象。官方数字也无法掩饰经济颓势：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更是位列全省11市之末。向来被认为最有活力的资本斗场，究竟怎么了？晚报记者实地采访的多位圈内人都坦言，下半年情况仍在继续恶化，尚无复苏征兆。

对话

为了2美分谈了9小时

黄发静 全球知名打火机大王、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

9月15日，温州湿热的天气瞬息转凉，如注的暴雨令路面折射出各种反光。所以在约定的茶吧，黄发静黑衣黑裤、不持伞具的出场散发出强烈的气场：这应该是一个不拘小节、轮廓硬朗的典型温商。

采访中，他不断点燃香烟，有时会干咳几声，并顺势微调坐姿。但和许多受访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正襟危坐、正视记者，而是弯曲着右腿，目光则更多时候投向不可知的窗外。

“整体情况很差，打火机行业更差。 ”刚开始，黄发静并不愿多谈企业，采访进行到一半时，他依然极少抛出数据，脸上始终紧绷着严肃的表情，让人可以对温商当下的心态揣测几分。但如此凝重的气氛还是出乎记者意料。因为从数字上看，上半年温州打火机的出口量逆势上升了8.5%，情况似乎并不算最糟。

“可这是在去年基数特别低的情况下的增长，日本市场占40%以上，去年日本CR法案刚执行，整个市场不能进入，我们应诉后，日本政府才废除价格壁垒，启动认证制，符合认证的企业收复了一部分失地。”黄发静对记者解释道。他口中的CR法案是指要求进口价低于两欧元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儿童安全锁的法案，在此之前，美国、欧盟都曾以此“没收”中国企业在流通市场上的“通行证”。同时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的黄发静更是几乎成为“官司会长”，他曾代表行业与欧盟、日本政府直接叫板。

“从2001年开始国际贸易纠纷便不断，大众知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这样的关税壁垒很少，更多的是非关税壁垒，比方各国纷纷跟进CR法案，国际生意越来越难做。”1997年，温州市政府发文规定当地不能生产一次性打火机，作为金属打火机产地的温州想要转战国内市场，更是受制于航空管制。

“由于航空管制，很多国人觉得买金属打火机被海关没收太可惜，金属打火机价格是一次性打火机的50—100倍。成本也是几十倍，金属打火机出口价格基本是2美元，一次性打火机只有六七美分。 ”黄发静说，去年开始，金属打火机的利润逐步降到2%—5%，甚至不如存银行，“还有很多无形成本无法计算，如各种隐性费用。 ” 在极低的利润和不乐观的前景“围攻”之下，即使是行业内的龙头，黄发静也不得不咬住微利不放：“前几年和外商谈判，我们依据惯例价格，一个价格至少维持半年以上，现在变成了单单谈判，甚至为了2美分谈整整9个小时，最后还是谈不下来，只能各让1美分。 ”

对于温州上半年GDP排到省内末尾，黄发静则用“意料之中”来回应：“温州没有资源优势，没有人才优势，当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已被全国复制，现在是时候反思升级了。 ”

采访尾声，暴雨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尽管是作困兽之斗，黄发静还是用“会继续坚持主业”结束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转身消失在雨幕之中。

有些企业零订单零利润

陈琦翔 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温州服装电商联盟副主席

陈琦翔的办公室紧挨温州的“南京路”后仓街，距离位于龙湾区的温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约半小时路程。但在“袖珍市区”的温州，这几乎就是从鳞次栉比的商业区步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

年底前，陈琦翔的办公室就将搬到产业园。作为温州支柱产业之一、总产值600多亿的服装行业“代言人”，他不仅呼吸到经济冷空气，更开始电商的破冰之旅——尽管相比杭州等地，1000多家会员单位中只有100多家加入电商联盟的现状，明显落后得多。

但用他的话来说，传统制造业的情况正在“加速恶化”，到了不得不思考升级之际：“今年单子是去年谈的，1—5月仍上升 4%，6月开始下滑10%，7月继续下滑超过10%。即使是订单数最好的企业，今年欧洲订单也下降30%-50%，还有一些企业反映一个单子都没接到，整体订单的金额量也少了50%以上，现在就是靠过去一些展会的资源积累在苦撑。 ”

另一大出口对象国中东，则受到叙利亚战火的波及，同样风雨飘摇。更紧迫的是：成本控制最得力的企业上半年成本也增长15%以上，中上水平的企业总成本则涨33%，“有10%的小企业已停工，有些企业则裁员30%-50%，还有3家企业的老总跑路了。去年拟定的扩张计划，今年起码打了5折。 ”

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已降至冰点。“下半年还会更严峻，外贸现在的利润率是0-5%，贴牌业务中的内销利润3%-7%，外贸0-5%，品牌业务的利润率则因为库存如何折算缺少标准而不太好算，大致是在5%-15%左右，今年企业的库存压力很大，除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因为去年是暖冬，一般货品开发要提前半年，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积压。 ”

电商似乎是目前看来最靠谱的消化库存的方式，在被动的“被现状追着跑”的情况下，向来更重视渠道和经营的温州服装不得不探索出路。 “今天上午我刚和科技局在谈新大楼场地的问题，下周二将成立电商服务中心，入驻产业园的就是服务中心，现在还在研讨企业参股等细节。 ”陈琦翔说，新大楼将集聚摄影棚、培训机构等资源，将于年底前正式运作。

与杭州的“文人服装”、宁波的“匠人服装”不同，“商人服装”的温州拟定的另一条出路是继续开拓市场。 “我们在意大利设立2个境外贸易代表处，注册公司，今年还将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选一个设立代表处，相当于一个470平方米的公共展示平台，供十几家企业展出产品，如果展出产品3个月没有订单，就实行末位淘汰。 ”

不过就目前来看，其带来的订单量仍是杯水车薪。 2010年设立意大利代表处时，带来560万美元订单，2011年则产生订单920万美元，去年整个温州服装出口的总量则是19亿美元。

未来最大的驱动力会是什么？时近日暮，陈琦翔也没能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唯一确定的是，这个周末，他依然无暇如过去那样前往滨江一带的酒吧、会所放松片刻。

调查

工作日下午厂区内静悄悄

圈内人口中的“后厂”订单萎缩、利润摊薄，折射到“前店”的状况又会如何？上周五，晚报记者走访了滨江一带店铺集中的环城东路。

衡器电子秤、铁器老店、船舶配件、合金工具、调整内衣、仪表加工、针车行、山茶油、翡翠珠宝、体育用品、精准潜水表、手表箱包……这既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温州产业列表，也是环城东路上大门紧锁的店铺名单。

记者注意到，下午3点多，环城东路附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联排关闭的商铺。一家贸易公司正在落锁卷帘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商铺关门一个多月，估计是工厂停工放假，还有些上午还开门，没什么生意，所以提早关门。 ”而同样是工作日下午，龙湾区三大工业园区之内，也无一例外地悄寂无声。记者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三大园区中，文具、管材等传统制造企业最为集中。遍走区内的几条马路，几乎听不到任何机器轰鸣。

转过一条马路，紧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内，企业“面貌”变换，不再是清一色“蚂蚁雄兵”般的微型企业，厂房面积普遍较经济开发区为大。不过，产业园内同样一片静寂，部分厂房门口更是保安缺席，只是趴着几条懒洋洋的看门狗。

沿着瓯海大道再一路向东海方向行驶，抵达龙湾区最偏远、占地规模最大的滨海园区，记者注意到，沿途鲜有运输车辆进出。相对最有人气的是非“制造系”的高翔控股集团。记者多方了解到，它是从事厂房租赁、配套设施投资管理和仓储服务等，厂区内云集着各种小厂和小超市，门口还停着整个园区内难得一见的蓝色摩的。

关于具体的停工数字，记者采访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秘书长许海洲时，也因问题敏感而被回避。浙江省人大上半年官方调研，温州3998家成规模的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尽管厂区内静悄悄，记者却没有看到急待转让厂房的广告。海鹤药业厂房则是一片工地，正在新建厂房准备入驻。在金乳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一边的厂房正在拆除，另一边厂房则正在新建。门卫说，新建的厂房依然属于金乳牛，但不再做冷冻食品。

只有在位于鹿城区双屿镇的“中国鞋都”，记者才听到两三家工厂机器作业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产业园内气味也同样最刺鼻。

仍有三分之一企业急招工人

由金属支撑的红色伞面、一张没有抽屉的办公桌、一幅显眼并打满“补丁”的招聘海报……守着这个临时“摊位”，小武(化名)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手边塑夹装订的招工章程细则没有翻开过。

事实上，在一天内，几乎没有前来询问的打工者——在整条滨海二道上，都鲜有车辆往来。小武面前的海报上书“新春特大招聘”，但似乎那场“特大招聘”没有招到充足的工人，这份时效已过的招聘海报上贴着许多用彩纸打印的“急招”广告。

据悉，小武所在的金帝集团在去年温州市依法纳税大户名单中位列制造业第十、鞋革第三，其厂房所在的经济开发区内，包括它在内的一些大厂仍“逆势”招聘工人，粗略估计占比在1/3左右。究竟是因为员工流失过大还是企业依旧扩张，由于厂方的谨慎态度，记者未能求证。

但从招聘广告上，至少可以看出工厂“求人”的诚意与迫切。记者在金帝集团竖立的招聘牌上看到 “急聘临时工”、“急聘车包、普工、做包、车包学徒、做包学徒、针车组长、针车品检”、“急聘湿印、湿印学徒保底2000+计件”的广告。据记者了解，目前招工的大厂给出的福利“礼包”相当丰厚。以金帝为例，员工每月固定休息4天，技术工裁断、针车第一二个整月都有数百元适应流程补贴，各车间普工平均工资2200元以上，部分普工还高于2600元。

位于屿田小区的文具龙头企业爱好笔业厂房外，不仅有红色牌子上写着“诚聘男女普工若干名、注塑工若干名、质检员男女不限”，还有一块白色塑封的标牌上书“计件工资，工资保底2000元/月、生活补贴150元/月，全勤奖60元/月，夜宵补贴3元/晚”。记者从各厂招聘广告上看到，类似生活补贴、全勤奖、住外补贴、高温补贴、夫妻特别福利计件员工工龄奖及年休工资、申请慈善救助金、全员享受年度评优、岁末礼包、开工礼包、生日蛋糕及节日礼品、新员工入职前3天免费就餐等揽人花样层出不穷。

外围

生意差到司机都走光了

王民才 温州交运公司司机，80后，在温州开了6年出租车

遇到王民才是下午5点多，按理说，他和“夜班”的交班时间是5点整。即使是一路从温州南站飙车到交班地站前大道附近，也要半个多小时。但错过了交班时间的王民才依然逗留在车站附近，寻找着前往市区的客源。

一个开黑车的小伙子充当他的“中介”，对于那些出差需正规机打发票以作报销之用的乘客，小伙子会主动介绍给王民才，王民才则会抽出一张人民币作为谢资。

捎上记者后，王民才在路上给夜班搭档打了一个电话，再三关照记者不要出声，并不断解释说“油都没加，来不及了”。当王民才挂掉催促交班的电话，记者简短采访了他。

记者：你刚才叫我别出声是什么意思？

王：我和夜班说路上堵车，不能让他知道我还在捎客人，不然会不高兴吧。

记者：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交班呢？

王：因为白天生意实在太差，我向公司租车每天的成本200元，加柴油100多元，刨去这些成本，剩不下什么钱，长线生意更少。白天有时还要堵车，按照现在的计价器，堵车时表几乎是不走的，亏死了。

记者：今年的生意和去年相比怎么样？

王：差了很多，去年我开白班，每天可以净赚200多元，今年只有100元。

记者：收入变少，主要是油价涨了，还是客人少了？

王：主要还是客人少吧，来温州做生意和温州人到外地谈生意的人都少了，明显的就是在高铁南站和飞机场门口候着的正规车、黑车都少了。去年一个外国客人每两个月都会来一次温州，包我的车去工业园，现在已经回去四个月还没来过。

记者：你每月的租房费用是多少？

王：我住格子间，每月500元，老婆都娶不上。

记者：算下来你每月只有1000多元净收入，为什么不考虑去工厂做工呢？

王：我喜欢自由，工厂能累死人，开车虽苦，我要是不想开了，随时把车一停，自己睡觉去了也没人管。

记者：你打算在温州待多久？

王：明年春节过完就回去了，开个小店，我弟弟中医大学毕业了，在县里当了医生，我也想找点有价值的活干。

记者：像你这样不打算再开车的司机多不多？

王：多得很。租车给我们的老板是温州本地人，他们有的都自己出来开车了，司机走光了，车不能闲着。

温州报关的单子明显少了

曹语 上海一家货代公司报单员，做了五年出口海运报关工作

曹语所在的公司位于吴淞路，在对朋友解释她的工作时，“货代”常被误解为“物流”。事实上，货代公司即是货运代理公司，接受货主委托后，就将货物装箱运输到目的地。

在公司的流程环节上，曹语是负责货物报关的报单员，直接与海关接触。据她介绍，公司的操作流程是由营业部从一代、二代那里接货，操作部则根据发货目的地装箱，由报单员预录入海关的专业网站系统，海关会给一张电子回馈单证，报单员凭电子放行单证再办理现场报关。对于外贸的地缘特征，负责填写“境内货源地”的曹语有着直观感受。

记者：今年委托你们公司代理运输的订单多吗？有没有数量上的变化？

曹：我们有好几个报单员，大家都是随机做单子的，就我手里接触的单子来看，总量变化还不是非常明显。

记者：那分地区来看呢？

曹：比较明显的感觉是，经手的境内货源地为“江苏”的单子多了，过去江苏和浙江的比例大致是1：1，现在大约2:1，一天的单量是七八百张，可以算出浙江大概的量。

记者：报关一般要求对发货地细化到什么程度？是省、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或者更小的行政单位？

曹：一般是要求细化到县级市，多数单子在报上来的时候填写的是县级市或者地级市。

记者：那温州和温州下辖几个县今年报上来的单子有什么特征吗？

曹：浙江减少的单子主要就是来自“温州及其它”的货源地，包括温州一些辖县和经济开发区，明显变少了。台州、海宁的量变化不是很大。

四个外出求学者只有一个回来

吸引人才工程政府没钱做 缺“高标汽油”的温州跑不动

从张一力的窗口望出去，是茶山蜿蜒绵长的曲线。这半年，身为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的他，常望着这样的轮廓若有所思。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一力刚合上案桌上的《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成长新阶段》。新阶段——这也是每天几百个从他脑海中飞闪而逝的念头中，最频繁出现的词汇。

“温州该怎样应对发展的新阶段？ ”他也对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当下，做了十几年温州企业家研究的张一力还没有找到关于“新阶段”的终极答案。在他看来，不仅是温州缺少制度上的创新，制度创新更需要一个崭新的名为“温州”的城市——这个“新城”至少应该好到足够让人才流连忘返。

温州模式优势已逐渐失去

见到张一力，记者开门见山的第一问题就是“对于温州上半年经济增速只有5%，排在全省11市倒数第一，你怎么看？ ”在外界眼中，这样的成绩单严重拖了全省7.4%增速的后腿。今年上半年，杭州、宁波、绍兴这三大总量巨头的增速都是7%以上，而去年同期，温州GDP增速还有10%。

“对于温州的连续观察可以发现，民营经济已经处于30年来的低谷期。今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逆势增长的产业，不光工业、财政是负值，上半年的飞机客流量也是负值，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信号，1-7月份整个出口下滑了8%。 ”望着满腹疑惑的记者，张一力却非常淡定地表示“不意外”。在他看来，深层解读温州模式，可以发现政府引导的创新能力本就不够。 “原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对早期快速发展来说没问题，所以冒出了各种小企业，但民企平均企业规模比全省平均规模要小，一般都在200多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而政府引入跨国投资严重不足，产业政策不够明晰，企业只是单纯逐利。 ”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这是源于温州过去的优势比如民营经济发达等，其它地区很容易模仿，温州的区位和资源缺陷却无法弥补，“苏州紧邻上海的区位条件，温州就没办法学习和模仿，苏州的开放程度也高于温州。 ”

“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虽然没有特区之名，却有特区之实。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温州地方的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本地人构成，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特征的官商场文化以及利益获取机制，将地方利益最大化，这是当年的先发优势。”陈建军分析，“当年这样由地域特性支撑起的发展基础，比方温州语言，非温州人听不懂，但温州人基本能听懂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语言，这可以使温州在外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自治权’，但在当下市场环境中，却开始形成文化和信息沟通的封闭性，反而成为温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

城市建设错过“四万亿”快车

张一力还表示，近几年政府也陆续出台类似在高新园区注入激光、光电基地的产业政策，但可惜没有早5-10年，“如果可以抓住2008年的4万亿机遇，现在就可以有产出了，所以只能是‘补课’，偏偏赶上大环境不景气，变得更困难。 ”

而在“开放”的新阶段，能够走进温州的 “世界人”却寥寥无几。“去年我们整个行业吸引了5个外国设计师，但一年还没到，已经走了4个，另一个也因为和企业主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打算离开。”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私下透露。

在陈建军看来，和杭州、宁波甚至省内一些中小城市相比，温州的城市发展的差距也是明显的。“城市化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建设问题，是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的过程，主要就是两个指标，一是人口增长，二是垃圾整理。 ”

一位常年在温州做生意的外地商人表示，今年城区的垃圾整理问题已有较明显改善，但高峰时段车辆严重堵塞、城市建筑缺少整体规划、当地人特别喜欢用方言交流等现状，依然可能影响人才的留驻。

更棘手的是，不仅外来人才不足，本土人才也正在加速流失。 “第一代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不高，第二代很多去了国外留学，我们做过调研，真正回到温州的第二代只有四分之一。 ”让张一力担忧的是，温州每10万人的大学生数量只有7000人，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严重不足。

吸引人才的系统工程政府没钱做

“吸引人才更重要的问题是，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靠政府来做。可是政府没钱，温州政府实际只管龙湾、鹿城、瓯海三区的财政，苍南、瑞安这些县的收入要直接上交到省里。所以温州民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直到去年以前一直是长三角第一，政府却没有抓住城市扩张的机遇。

张一力还说，温州的问题在于“有企业家，有了发动机，高标号的汽油却不够，所以跑不快，后劲不足。”对于人才这一系统问题，他强调得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理解。但记者注意到，目前看来，这三方面都还存在较明显不足。 “宏观就是文化、气候、地理、城建、交通，除了气候上有点优势，地理位置不可改变，其余那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未来几年恐怕也沾不到光，中观就是产业环境，通过我们对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的持续研究，其实不是高工资人才就过来，城市还需要提供发展空间，这就需要许多好的企业来支撑，做鞋的企业和做电子的企业不同，需要的大学生少，如果有很多500强落户温州，还愁人才不来吗？ ”但他也坦言，500强是否愿意来，又牵扯到更多“宏观”因素。

第三个则是微观层面，也就是业主和人才的关系。很多人曾向张一力反映过“老板期望高，待遇给得太低”、“核心部门还在老板手里紧揣着”等问题，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认同感、对现代金融的认知度也都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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