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蝇们又高潮了--“国家不能吃亏”【那些被火箭残骸砸碎 ...

作为报道神九天宫的记者，这些天在指挥大厅，见中央媒体的前辈在特写中渲染“沸腾”、“欢呼祖国万岁”、“互相拥抱”这些和我所见现场不符的刻板印象。夜深人静时，只想一遍遍回味张伟旧文，提醒自己，在依赖通稿、口径稿的疲惫媒体、献完青春献子孙的赤诚航天人、理性质疑的匿名网民、舆论场之外的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乡民之间那或显或隐的隔膜，是下笔前不可不省察的盛世幻象背后的真实图景，只是，自己目前在这个平台能做到的，也只能守住“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的底线了。


      说张伟是国家黑的诸君，不妨扪心自问，航天事业和校车、腐败等社会热点的关联性大，还是和受火箭残骸侵扰的乡民的关联性大呢？是要大一统的口径，还是建立协商机制，允许利益相关方表达呢？我们要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沟通共识，而不能用一种声音来掩盖差异并制造更大的差异。


      作为纪录片方向的毕业生，我还是推荐诸君看看张赞波的《天降》，在有限的篇幅内，影像比文字离本质真实更近。


      客观地说，在我有限的采访经验中，航天单位是最为远离地方习气的，科研人员的理想主义气质在这个年轻得让美俄同行嫉妒的群体里，表现得尤为强烈。而文中所涉及的相关单位，与这些科研人员无关，更多得归因于社会大环境。所以，“停止航天事业”这样卑劣极端的想法诸君是从何提炼出的？我们所想的，不过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航天事业的荣耀而已，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他们卑微，他们逆来顺受，他们是月球的暗面，至多如祥林嫂般不断念叨着：“我真傻，真的。”


      当时代车轮呼啸而过时，没人理会压得稀烂的小草。光鲜的盛世下，总是一地鸡毛。





         听天由命


作者：张伟（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前《青年参考》副主编，现《博客天下》副主编）


原刊发于《信睿》2011年4月号总第02期的《场记》。转载自北京零频道“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http://www.bjdoc.com/media.asp?id=77





       无需太费力，就能用天文镜头看见我们祖国的荣耀，它们飞在天上，放着《东方红》或者流行歌曲。每隔些日子，你就能在新闻上听到它们的名字——有时候是“神舟”，有时候是“嫦娥”。


       但30岁的张赞波透过索尼牌摄像机的镜头，看到的却只是这些荣耀的下脚料，是一些自天而降的破铜烂铁，以及被它们砸碎的屋瓦和泥地。也有时候，他还能看到人们一同被砸碎的命运。


      他的镜头对准遂宁，湖南一个并不起眼的县。当象征荣耀和希望的卫星们起飞时，那耀眼的光芒和刺耳的轰鸣绝对无法震撼这里居民的眼睛和耳朵。对胆小的黄光财产和老实巴交的刘荣喜来说，刚飞上天的那些庞然大物，陌生又遥远。


       但它们却会在这两人的噩梦里闪光。近20年来，经过电脑精准计算，我国所发射卫星的很大一部分残骸，会掉落在这片四季浓绿的土地上。它们像一抹永不消散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顶上。它们能砸烂黄光顺的房顶，还能砸死刘荣喜的女儿。


      若非如此，如此辉煌成就和一群听天由命的湖南农民之间，又怎么会发生哪怕一丁点儿联系呢？






老天给的东西


      老天给什么，就接什么，比如丰富的雨水，茂密的竹林，以及袁再香家蜜橘树、黄光财家成群的鸭子、刘荣喜家的水稻田。人们已经在这里照样生活了好多辈，朴实的生活早让他们晓得一个道理，生活通常就意味着接受。


      因此，在位于湖南西北部的这片农村里，大多数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黄光财的儿子在广东做杂工，混得不大如意，但他们觉得足够了，这比在家里种地总要强得多。袁再香伺候着他的芝麻地，得意洋洋地给外地人讲点“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的吉利话，说起来就没个停。当过兵也当过老师的刘荣喜如今退了休，靠着过去那说不上辉煌的记忆，也能过得心安。


         从十几年前的一天开始，老天给的东西里头又多了一样。对当地人来说，这些突然掉下来的金属是陌生的，有些很小，看着就是个螺丝，有的则大得吓人，其中一个黑黝黝的铁家伙，足足有200斤重，掉下来的时候，砸断了5根碗口粗的大杉树,要四个村民才抬得动。


      他们过了段日子才知道，这些铁块是因为“政策”才掉到这里来的。因为电视的普及，他们偶尔也能看到它们掉下来前在天上飞的模样。他们当然也逐渐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何其重要。尽管没几个人说得出“太空飞行”、“探月”这些玩意儿为什么那么重要，但那可都是科技发展，是国策。


      事实上，没几个人知道科技是怎么回事。当地的农民主要还得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给水稻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一些村里最有科技含量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的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块5。


         开始的惊奇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像习惯秋雨一样，也习惯了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铁块。许多人家里都多了些奇形怪状的收藏，并不吝惜向外人展示这些收藏。这一块是落进自家猪圈里的，还砸死几头猪；那一块上山挖药材时碰巧捡到的；还有的，是特意去山里找来的。其中一块大水缸一样的圆锥状碎片，被随意地摆放在一家人的门口，一群觅食的鸡悠闲地在上面漫步有个老太太觉得有些丢脸，因为她连半片这样的碎片都没捡到过。


      除了被上面派来的人闻讯收走，这些部件也被人们成功消化在日常生活里。卖废铁当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品的所得可能会有几百元，甚至会超过他们一年种田下来的微薄收入。但也有人拿着一块金属板子沾沾自喜，比划着要将它磨成一把好菜刀。有块碎片是烟囱一样的圆柱形，捡来的山民将其用切割机切割下一截，做成绑在摩托车上放杂物的容器。还有一块残骸像一只铁皮鼓——一个寂寞的山里小孩当着我们的面敲打出阵阵空旷的“鼓声”。那些太小而用不上的，干脆就被当作家里半大孩子的玩具。


      在武装部幼儿园读学前班的小孩子，也很快熟悉了巷口宣传栏上的海报和照片。在“我县圆满完成火箭残骸卫星回收任务”之类的文字背后，铁架子上面还立着个小小的火箭模型。


         时间久了，人们干脆还开起了玩笑。乡里的干部们对捡到碎片的人打趣：“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另一个人则补充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被砸碎的生活


      不过，习惯了在山上或田间捡到一两块碎铁的当地人，还得学会习惯那些被砸烂的生活。


     被火箭升空的壮美所震撼的外乡人，很难看到这种生活的细节。但若是走进这些一贫如洗的山村里，破碎的痕迹却随处可见。稻田中砸出的巨大无比的深坑、屋顶上的断梁和地面的碎瓦，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你看到的东西。


      死掉的猪很快就被吃了，砸倒的稻子不久后也会收割。人们起码已经有20次重新收拾自己横糟损毁的生活，每一次，都有人一边愁眉不展，一边打起精神来修补屋顶的破洞，盘算着请人帮工的花销。


      不过，刘荣喜的生活，却是无法修补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将死掉的女儿葬在山上，再一遍遍看她留下的黑白照片。


         1998年的端午节，一块只有“巴掌大”的火箭残骸从天而降，打在正在屋外的一口水塘边嬉戏的女儿的头上。这个15岁、正在上初二的优秀学生，成为当地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个被碎片杀死的人。


      刘荣喜将女儿葬在了离家很远的一座山里，据说，为了怕妻子去坟前伤心，他至今都不让妻子知道具体地址。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上儿子去扫墓。闲下来的时候，当过老师的他会从柜子里翻出女儿的照片看看，或者给眉清目秀的女儿舞文弄墨写篇纪念文章。





　　当过很多年兵的这个矮小男人，意志坚强，只有在说起这些的时候，才会哽咽。对国家，他还保留着军人时代的忠诚，只是，前不久当地电视台报道绥宁回收残骸的事迹时，说过一句“从未有过伤亡”，这让他感到困惑和悲伤：“我的女儿明明是牺牲的，他们怎么就不认账了呢？”





       天降的碎片砸毁了很多东西。住了几辈人的老屋和辛苦经营了几年的果树，在这些呼啸而来的碎片面前不堪一击。曾有一块碎片掉在黄光财附近，他站在铁块砸出的直径足有5米的坑前，讲起当天的情景，仍然满心恐惧。它“像一个巨大的炮弹，掉下来的时候还是红的，像火一样”，把他的妻子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每次碎片降落前，当地都会有宣传，并提醒人们“疏散”。但这种宣传带来的却是恐惧，因为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看着天，等待“像彩票一样”的铜铁掉下来，期待着它们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种恐惧是长久而且无法逃避的。残骸降落那天，黄光财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因为厂里暂时没事做，决定回来看一看父母，刚好到了家。碎片掉下来时，一家人的碗筷吓得掉了一地，当妈的突然发了火，狠狠骂了儿子几句，因为他早不回晚不回，偏偏挑这个“鬼时候”回来，要是大家都被砸中了，那可不就是“命里该死”？


         这件事让黄光财的妻子后悔不已。儿子没在家呆几天就走了。她想起儿子赚钱不多，回来一趟也不容易，突然压抑地抽泣起来。黄光财则在一旁一言不吭，将头默默扭向了被残骸砸出一个大坑的稻田。


      每次赶上卫星发射，广播里和电视里那些面带喜色的播音员会反复表达骄傲和喜悦，但当地人听着这些，对从他们家园头顶频频经过的卫星全然不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神六飞天，嫦娥奔月以及神舟七号太空漫步时，他们埋头在这片残骸频频降落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只是“化肥农药的价格又上涨了”、“突来的水灾会不会将稻田淹没”等现实的问题。


      对那些下落在他们家园里的残骸，他们怀着恐惧、忧虑和埋怨，却也无奈并因此坦然。“我们生在这里，又能逃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一个农民这样说道。另一个人的说法大致相似，面对象征着最新科技的这些残骸，他选择了最古老的方式来解释： “这就是命。躲不了的。”


      人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对抗这恐惧。在当地一个村子里，村民们凑钱修过一座庵，寄托自己在贫苦生活中的些许希望。当卫星发射的消息传来时，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也曾聚在这里，搞了一次祈福典礼。


      但色彩鲜艳的菩萨们法力让人生疑，因为这座庵的大殿也被碎片砸出了三个窟窿。为了修好它，人们特地买了1000多块瓦，又花了不少功夫。一个70多岁的当地妇女坐在边上平静地讲起这些事，还不忘提起她自己生的病，和她日常的饮食。






赔偿


      与卫星残骸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还有随之而来的计较和争执。为了赔偿数额而讨价还价，成为当地人熟悉的日常内容。


      对处理残骸，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或者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或者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有时候，凌晨发射的通信卫星，天一亮就有人到当地把碎片回收。


      每一次，一个乡的农民能捡到四五十片残骸，但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


      通常，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喊上当地政府的负责人，到农村回收，谈一谈价钱。但这种谈判通常并不顺利。有一次，一户人家的农田里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碎片弄出来，可赔付者只肯给200元。跟在边上的乡长发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却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那些损失惨重的人家，更是为此焦虑得很。有一户人家的房顶，被一根长长的铁杆洞穿。这次赔付的谈判被安排在一间会议室，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一屋子。双方各施本事，像在地摊上买衣服一样来回讨价还价。


      这样的谈判场景多半相似。老实的农民往往苦着脸，把沉默不语当作唯一的权力，而“上面来的人”则显得底气十足。他们谈笑风生，口才也很好，从国家的利益，讲到个人的牺牲，临了还能克制地吐出几句半带威胁的话，以便让对方让步。


      他们还可以在私底下面带难色地对旁观者抱怨，一旦让了这一步，别人都仿效，那经费可就吃紧了。


      最终，这场漫长的谈判结束，双方同意的金额是2000元。但当这个费尽千辛万苦拿回2000元赔偿款的农民回到家里，等着他的却是老婆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毕竟，木结构的瓦屋那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而因生病而失去了劳动力的这个农民，还必须花上请工人的工钱。


      “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扔出这么一句毫无信心的狠话来。随后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男主人只好怯怯地把这么一句话当借口挂在了嘴边。


     “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在支付了3000多元赔付款结束这次卫星残骸回收的善后工作后，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赔付的不顺利，加剧了当地人心头的忧愁。每当卫星要发射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心头就好像蒙上一层雾气。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一个农民向县里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但这些小小的抱怨，太容易被忽视了。


      反倒是小学教室里贴的名人语录更加醒目：“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而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绥宁县一个领导将这句语录做了发挥：“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


      这样的话听多了，一个老农便也像模像样地学会了宏大发言：“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2008年6月，奥运气息“一天比一天浓”的光景，张赞波从世人瞩目的北京来到绥宁的11个乡镇，来到这片中国第二大的卫星残骸回收地，开始拍摄他在纪录片《天降》里讲述的那些故事。


      黄光财、刘荣喜、袁再香……在这个神龛上挂着“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的对联的乡村里，他们生活在从天而降的命运之下，谨小慎微，朴实无华。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显出太大的特殊之处，很多人说不出举办的时间，更说不出金牌的分配。


       相比之下，不久后就要发射的那颗卫星，却是不容忽视的。县里专门召集村干部召开疏散动员大会。在会上，有人对这颗卫星的名字“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出疑问，一位领导于是耐心地解释：“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


      对这些毁坏了他们庄稼、掀飞了他们屋顶、砸伤了他们牲畜的卫星，当地人不明就里，似懂非懂。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也不清楚。


       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国家”、“国力”这些词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十几颗将残骸降落在绥宁的卫星，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与国防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对当地的农民们来说太深奥了。


       在这块有35万人口、被断定为“老少边穷”的土地上，人们算不清楚以亿为单位的那些商业交易，几千元的赔付，对他们来说已经聊胜于无。


       而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为人所知。当人们为一颗颗卫星升天感到欣慰和高兴时，这些被阴影笼罩的人们，顶多能得到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报道，里面提到的也多半是“成功”和“无人伤亡”。


       悲惨的命运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在人们视野之外。相对于一次重大的政府行动或商业交易而言，袁再香家的梨树和黄光财家的水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但是，自从这些自天而降的碎片开始进入他们生活，人们逐渐学会用记忆里的国家大事，作为自己渺小生活变迁的缩影。某一块地是被吹倒了的时候，正好是神州七号发射的那几天；连女儿死的日子，也跟某次成功的发射紧紧联系起来。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琐碎的故事，都已经算得上不得了的大事，足以用很长时间去回味和记忆。一个每天烧香的老太太，只有在讲起以前平静的生活时，才好像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和忧愁。


      但即使是在一个被恐惧和忧愁笼罩的地方，生活也要平静地过下去。“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射的那个晚上，袁再香一家人听见了火箭经过时的轰隆声，也站在屋檐下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响声很快就过去了，袁再香淡淡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


       不久前落到他家地里的巨大铁块，是属于“长三乙”运载火箭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进轨道。据官方报道，这颗卫星让“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8月8日那天晚上，遂宁县很多家庭的电视里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播放着开幕式。张赞波说：“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张伟后记：


也有人质疑此事真伪，似乎还有权威人士“辟谣”，不知这些人是否调研过。有讨论很好，建议大家观看@张赞波 《天降》纪录片，口说无凭，当事人与官员的言行都摄录其中，我做不了假，他做不了，你们也做不了。遂宁为绥宁之笔误。我不反对航天计划，但认为事有两面，只提一面不好。





部分未经证实的背景资料：


1、湖南绥宁（而非四川遂宁）的碎片主要来自西昌发射中心，酒泉发射中心的残骸主要掉落陕西榆林；等海南文昌造好新一代卫星发射场，届时残骸都坠海了；


2、“直径5米的坑”“打断5颗杉树”等细节存疑，另“窗外火箭经过的轰鸣声”，以多级运载火箭飞行轨道的设定，能在地面听到火箭轰鸣的地方，都不可能被脱落的残骸砸到；


3、无奈在于：分离高度太低烧不完；人口密度太大避不开；要借助地球自转的速度通常向东发射；


4、@陆海军先生：干这一行18年，没听说砸死过人。发射卫星或飞船前都仔细计算过，整流罩等残骸的落点都有个大致范围的，你以为是凭运气乱扔啊。落点一般都选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而且事前这些落点处的人员还会有人专门组织疏散。残骸国家有奖回收，造成财物损失的也会补偿。





     我的观点是，由于张伟师可能没有到现场采访，素材全来源于该部纪录片，所以如果有与现实不符处，纪录片的影像真实是值得质疑的。再者，由于张伟师是北大中文系出身，之前较少参与航天工程相关的科技报道，所以在专业术语的表述上有不少硬伤。尽管与本质真实多少有细微出入，但敢于在公开出版刊物发出不同的声音，让人把对航天工程的质疑从宏观层面的各说各话回归到微观的个体命运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











张赞波：他影片里有故园情思和魔幻现实


《潇湘晨报》


　　
　　地理位置：绥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属邵阳市。东邻武冈、城步，西连靖州、会同，南抵通道，北与黔阳、洞口接壤。瓦屋村、金竹村属绥宁县。
　　
　　影片背景：作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火箭残骸的理论落点，绥宁自1990年始，数十次接受这“天外飞客”的光临，而在2008年（“奥运年”、“航空年”），绥宁人满心欢喜的同时也为残骸忧虑。
　　
　　卫星残骸把宝殿打烂了，七十来岁的守庵人对他喃喃，“修起来好麻烦，买了1000多块瓦”
　　
　　因拍《天降》，新邵人张赞波与绥宁结缘。“绥宁地貌与新邵差不多。从邵阳市坐4个多小时汽车才能到绥宁县。县与镇与村，距离都远。”
　　
　　影片拍到瓦屋塘乡一个山顶上的庵堂。“叫天台庵。是山上唯一的建筑。只有一条路上去，东拐西拐的，多是土路，部分是小石板路，很陡，下了点雨，就很滑”，上山时，张导就摔了一跤，“摄像机底座的电池就给摔了出来，坏了”。庵堂，“砖木结构，里面七八个菩萨，涂得很鲜艳，刚刷上去不久的样子。屋中的灯，怀疑只有5瓦，很暗”。他看到斑驳的“大雄宝殿”，“有修补痕迹。卫星残骸把宝殿打烂了”。唯一的守庵人，七十来岁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对他喃喃，“修起来好麻烦，买了1000多块瓦”。在2008年10月委内瑞拉卫星发射之前，“这里举行过一个祈福仪式，山脚几个村的人都来了。庵堂可容纳约200人”。庵堂外，一块小平地，下面就是悬崖。“望下去，满山青青翠竹”。
　　
　　石屋村、金竹村在山腰，是苗族，住的木房子类似吊脚楼，“离地有1米左右，下面是空的”。这两个村，“用水，都是从山上用竹筒搭起来，搭上一两公里引到家里的。家家如此，四季如此。我喝过很多”。是不是有山泉，“就不知道了”。
　　
　　连接瓦屋镇与这两个村子，只有一条狭窄的村级马路，“路在竹林中蜿蜒而上，有好几公里，路到一定地方分岔，一边是石屋，一边是金竹。去金竹的路自此全变成崎岖的土路，路上还有乱石，村民出行只能步行，天气好时，才有摩托能小心地通过。世外桃源的感觉”。
　　
　　正因“世外”，卫星残骸落点在这。在其他村，张赞波看到残骸砸下的大坑，“有直径三米深两米的。到处是抽穗的稻田，突然一大块就寸草不生，仿佛外来生物造访似的”。影片中，我们看到某种关切，而他说，“拍了七个月，还是外来者的眼光”。





　　【记者手记】
　　
　　他不会错过这时代给的机缘，我们也不会错过好故事
　　
　　两个月前在FreedomHouse，有场《天降》放映会。小吧厅塞满了人。映后，观众纷纷向年轻英俊的导演提问，几个女文青很有点热度。冷静刻薄挑剔的观众我，不能否认，有种欣喜。也不禁自问：是否关注过脚下这片土地，是否深入探究过平常事件背后的荒谬和疼痛，是否心怀热切？独立理性的表达，是一种信仰。独立纪录片在中国生存之艰，有目共睹。没有资金支持，上不了院线，看起来没前途。张赞波却迷上纪录片，并计划三年不工作——与魔幻现实的中国“死磕”。“（纪录片）成本低，我生活简单，可以和他们（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不过多双筷子多个碗”。这是忍耐、清贫和艰辛的过程，也是执着、追寻意义的过程，必有一种深切的孤独，也必有热轰轰的激越。想到1994年，他第一次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就在德胜门广场就地睡了一晚。这湖南伢子有股狠劲。张赞波擅长说故事，不知是天性还是得益北影的专业训练；对居留过的地方，很有感觉。这两点和贾樟柯像。人生是一条漫长的河。他不会错过这时代给的机缘，我们也不会错过好故事。



http://m.hupu.com/bbs/3887367.html





作为报道神九天宫的记者，这些天在指挥大厅，见中央媒体的前辈在特写中渲染“沸腾”、“欢呼祖国万岁”、“互相拥抱”这些和我所见现场不符的刻板印象。夜深人静时，只想一遍遍回味张伟旧文，提醒自己，在依赖通稿、口径稿的疲惫媒体、献完青春献子孙的赤诚航天人、理性质疑的匿名网民、舆论场之外的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乡民之间那或显或隐的隔膜，是下笔前不可不省察的盛世幻象背后的真实图景，只是，自己目前在这个平台能做到的，也只能守住“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的底线了。


      说张伟是国家黑的诸君，不妨扪心自问，航天事业和校车、腐败等社会热点的关联性大，还是和受火箭残骸侵扰的乡民的关联性大呢？是要大一统的口径，还是建立协商机制，允许利益相关方表达呢？我们要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沟通共识，而不能用一种声音来掩盖差异并制造更大的差异。


      作为纪录片方向的毕业生，我还是推荐诸君看看张赞波的《天降》，在有限的篇幅内，影像比文字离本质真实更近。


      客观地说，在我有限的采访经验中，航天单位是最为远离地方习气的，科研人员的理想主义气质在这个年轻得让美俄同行嫉妒的群体里，表现得尤为强烈。而文中所涉及的相关单位，与这些科研人员无关，更多得归因于社会大环境。所以，“停止航天事业”这样卑劣极端的想法诸君是从何提炼出的？我们所想的，不过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航天事业的荣耀而已，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他们卑微，他们逆来顺受，他们是月球的暗面，至多如祥林嫂般不断念叨着：“我真傻，真的。”


      当时代车轮呼啸而过时，没人理会压得稀烂的小草。光鲜的盛世下，总是一地鸡毛。





         听天由命


作者：张伟（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前《青年参考》副主编，现《博客天下》副主编）


原刊发于《信睿》2011年4月号总第02期的《场记》。转载自北京零频道“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http://www.bjdoc.com/media.asp?id=77





       无需太费力，就能用天文镜头看见我们祖国的荣耀，它们飞在天上，放着《东方红》或者流行歌曲。每隔些日子，你就能在新闻上听到它们的名字——有时候是“神舟”，有时候是“嫦娥”。


       但30岁的张赞波透过索尼牌摄像机的镜头，看到的却只是这些荣耀的下脚料，是一些自天而降的破铜烂铁，以及被它们砸碎的屋瓦和泥地。也有时候，他还能看到人们一同被砸碎的命运。


      他的镜头对准遂宁，湖南一个并不起眼的县。当象征荣耀和希望的卫星们起飞时，那耀眼的光芒和刺耳的轰鸣绝对无法震撼这里居民的眼睛和耳朵。对胆小的黄光财产和老实巴交的刘荣喜来说，刚飞上天的那些庞然大物，陌生又遥远。


       但它们却会在这两人的噩梦里闪光。近20年来，经过电脑精准计算，我国所发射卫星的很大一部分残骸，会掉落在这片四季浓绿的土地上。它们像一抹永不消散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顶上。它们能砸烂黄光顺的房顶，还能砸死刘荣喜的女儿。


      若非如此，如此辉煌成就和一群听天由命的湖南农民之间，又怎么会发生哪怕一丁点儿联系呢？






老天给的东西


      老天给什么，就接什么，比如丰富的雨水，茂密的竹林，以及袁再香家蜜橘树、黄光财家成群的鸭子、刘荣喜家的水稻田。人们已经在这里照样生活了好多辈，朴实的生活早让他们晓得一个道理，生活通常就意味着接受。


      因此，在位于湖南西北部的这片农村里，大多数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黄光财的儿子在广东做杂工，混得不大如意，但他们觉得足够了，这比在家里种地总要强得多。袁再香伺候着他的芝麻地，得意洋洋地给外地人讲点“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的吉利话，说起来就没个停。当过兵也当过老师的刘荣喜如今退了休，靠着过去那说不上辉煌的记忆，也能过得心安。


         从十几年前的一天开始，老天给的东西里头又多了一样。对当地人来说，这些突然掉下来的金属是陌生的，有些很小，看着就是个螺丝，有的则大得吓人，其中一个黑黝黝的铁家伙，足足有200斤重，掉下来的时候，砸断了5根碗口粗的大杉树,要四个村民才抬得动。


      他们过了段日子才知道，这些铁块是因为“政策”才掉到这里来的。因为电视的普及，他们偶尔也能看到它们掉下来前在天上飞的模样。他们当然也逐渐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何其重要。尽管没几个人说得出“太空飞行”、“探月”这些玩意儿为什么那么重要，但那可都是科技发展，是国策。


      事实上，没几个人知道科技是怎么回事。当地的农民主要还得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给水稻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一些村里最有科技含量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的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块5。


         开始的惊奇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像习惯秋雨一样，也习惯了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铁块。许多人家里都多了些奇形怪状的收藏，并不吝惜向外人展示这些收藏。这一块是落进自家猪圈里的，还砸死几头猪；那一块上山挖药材时碰巧捡到的；还有的，是特意去山里找来的。其中一块大水缸一样的圆锥状碎片，被随意地摆放在一家人的门口，一群觅食的鸡悠闲地在上面漫步有个老太太觉得有些丢脸，因为她连半片这样的碎片都没捡到过。


      除了被上面派来的人闻讯收走，这些部件也被人们成功消化在日常生活里。卖废铁当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品的所得可能会有几百元，甚至会超过他们一年种田下来的微薄收入。但也有人拿着一块金属板子沾沾自喜，比划着要将它磨成一把好菜刀。有块碎片是烟囱一样的圆柱形，捡来的山民将其用切割机切割下一截，做成绑在摩托车上放杂物的容器。还有一块残骸像一只铁皮鼓——一个寂寞的山里小孩当着我们的面敲打出阵阵空旷的“鼓声”。那些太小而用不上的，干脆就被当作家里半大孩子的玩具。


      在武装部幼儿园读学前班的小孩子，也很快熟悉了巷口宣传栏上的海报和照片。在“我县圆满完成火箭残骸卫星回收任务”之类的文字背后，铁架子上面还立着个小小的火箭模型。


         时间久了，人们干脆还开起了玩笑。乡里的干部们对捡到碎片的人打趣：“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另一个人则补充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被砸碎的生活


      不过，习惯了在山上或田间捡到一两块碎铁的当地人，还得学会习惯那些被砸烂的生活。


     被火箭升空的壮美所震撼的外乡人，很难看到这种生活的细节。但若是走进这些一贫如洗的山村里，破碎的痕迹却随处可见。稻田中砸出的巨大无比的深坑、屋顶上的断梁和地面的碎瓦，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你看到的东西。


      死掉的猪很快就被吃了，砸倒的稻子不久后也会收割。人们起码已经有20次重新收拾自己横糟损毁的生活，每一次，都有人一边愁眉不展，一边打起精神来修补屋顶的破洞，盘算着请人帮工的花销。


      不过，刘荣喜的生活，却是无法修补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将死掉的女儿葬在山上，再一遍遍看她留下的黑白照片。


         1998年的端午节，一块只有“巴掌大”的火箭残骸从天而降，打在正在屋外的一口水塘边嬉戏的女儿的头上。这个15岁、正在上初二的优秀学生，成为当地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个被碎片杀死的人。


      刘荣喜将女儿葬在了离家很远的一座山里，据说，为了怕妻子去坟前伤心，他至今都不让妻子知道具体地址。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上儿子去扫墓。闲下来的时候，当过老师的他会从柜子里翻出女儿的照片看看，或者给眉清目秀的女儿舞文弄墨写篇纪念文章。





　　当过很多年兵的这个矮小男人，意志坚强，只有在说起这些的时候，才会哽咽。对国家，他还保留着军人时代的忠诚，只是，前不久当地电视台报道绥宁回收残骸的事迹时，说过一句“从未有过伤亡”，这让他感到困惑和悲伤：“我的女儿明明是牺牲的，他们怎么就不认账了呢？”





       天降的碎片砸毁了很多东西。住了几辈人的老屋和辛苦经营了几年的果树，在这些呼啸而来的碎片面前不堪一击。曾有一块碎片掉在黄光财附近，他站在铁块砸出的直径足有5米的坑前，讲起当天的情景，仍然满心恐惧。它“像一个巨大的炮弹，掉下来的时候还是红的，像火一样”，把他的妻子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每次碎片降落前，当地都会有宣传，并提醒人们“疏散”。但这种宣传带来的却是恐惧，因为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看着天，等待“像彩票一样”的铜铁掉下来，期待着它们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种恐惧是长久而且无法逃避的。残骸降落那天，黄光财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因为厂里暂时没事做，决定回来看一看父母，刚好到了家。碎片掉下来时，一家人的碗筷吓得掉了一地，当妈的突然发了火，狠狠骂了儿子几句，因为他早不回晚不回，偏偏挑这个“鬼时候”回来，要是大家都被砸中了，那可不就是“命里该死”？


         这件事让黄光财的妻子后悔不已。儿子没在家呆几天就走了。她想起儿子赚钱不多，回来一趟也不容易，突然压抑地抽泣起来。黄光财则在一旁一言不吭，将头默默扭向了被残骸砸出一个大坑的稻田。


      每次赶上卫星发射，广播里和电视里那些面带喜色的播音员会反复表达骄傲和喜悦，但当地人听着这些，对从他们家园头顶频频经过的卫星全然不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神六飞天，嫦娥奔月以及神舟七号太空漫步时，他们埋头在这片残骸频频降落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只是“化肥农药的价格又上涨了”、“突来的水灾会不会将稻田淹没”等现实的问题。


      对那些下落在他们家园里的残骸，他们怀着恐惧、忧虑和埋怨，却也无奈并因此坦然。“我们生在这里，又能逃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一个农民这样说道。另一个人的说法大致相似，面对象征着最新科技的这些残骸，他选择了最古老的方式来解释： “这就是命。躲不了的。”


      人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对抗这恐惧。在当地一个村子里，村民们凑钱修过一座庵，寄托自己在贫苦生活中的些许希望。当卫星发射的消息传来时，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也曾聚在这里，搞了一次祈福典礼。


      但色彩鲜艳的菩萨们法力让人生疑，因为这座庵的大殿也被碎片砸出了三个窟窿。为了修好它，人们特地买了1000多块瓦，又花了不少功夫。一个70多岁的当地妇女坐在边上平静地讲起这些事，还不忘提起她自己生的病，和她日常的饮食。






赔偿


      与卫星残骸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还有随之而来的计较和争执。为了赔偿数额而讨价还价，成为当地人熟悉的日常内容。


      对处理残骸，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或者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或者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有时候，凌晨发射的通信卫星，天一亮就有人到当地把碎片回收。


      每一次，一个乡的农民能捡到四五十片残骸，但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


      通常，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喊上当地政府的负责人，到农村回收，谈一谈价钱。但这种谈判通常并不顺利。有一次，一户人家的农田里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碎片弄出来，可赔付者只肯给200元。跟在边上的乡长发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却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那些损失惨重的人家，更是为此焦虑得很。有一户人家的房顶，被一根长长的铁杆洞穿。这次赔付的谈判被安排在一间会议室，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一屋子。双方各施本事，像在地摊上买衣服一样来回讨价还价。


      这样的谈判场景多半相似。老实的农民往往苦着脸，把沉默不语当作唯一的权力，而“上面来的人”则显得底气十足。他们谈笑风生，口才也很好，从国家的利益，讲到个人的牺牲，临了还能克制地吐出几句半带威胁的话，以便让对方让步。


      他们还可以在私底下面带难色地对旁观者抱怨，一旦让了这一步，别人都仿效，那经费可就吃紧了。


      最终，这场漫长的谈判结束，双方同意的金额是2000元。但当这个费尽千辛万苦拿回2000元赔偿款的农民回到家里，等着他的却是老婆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毕竟，木结构的瓦屋那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而因生病而失去了劳动力的这个农民，还必须花上请工人的工钱。


      “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扔出这么一句毫无信心的狠话来。随后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男主人只好怯怯地把这么一句话当借口挂在了嘴边。


     “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在支付了3000多元赔付款结束这次卫星残骸回收的善后工作后，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赔付的不顺利，加剧了当地人心头的忧愁。每当卫星要发射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心头就好像蒙上一层雾气。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一个农民向县里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但这些小小的抱怨，太容易被忽视了。


      反倒是小学教室里贴的名人语录更加醒目：“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而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绥宁县一个领导将这句语录做了发挥：“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


      这样的话听多了，一个老农便也像模像样地学会了宏大发言：“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2008年6月，奥运气息“一天比一天浓”的光景，张赞波从世人瞩目的北京来到绥宁的11个乡镇，来到这片中国第二大的卫星残骸回收地，开始拍摄他在纪录片《天降》里讲述的那些故事。


      黄光财、刘荣喜、袁再香……在这个神龛上挂着“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的对联的乡村里，他们生活在从天而降的命运之下，谨小慎微，朴实无华。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显出太大的特殊之处，很多人说不出举办的时间，更说不出金牌的分配。


       相比之下，不久后就要发射的那颗卫星，却是不容忽视的。县里专门召集村干部召开疏散动员大会。在会上，有人对这颗卫星的名字“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出疑问，一位领导于是耐心地解释：“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


      对这些毁坏了他们庄稼、掀飞了他们屋顶、砸伤了他们牲畜的卫星，当地人不明就里，似懂非懂。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也不清楚。


       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国家”、“国力”这些词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十几颗将残骸降落在绥宁的卫星，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与国防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对当地的农民们来说太深奥了。


       在这块有35万人口、被断定为“老少边穷”的土地上，人们算不清楚以亿为单位的那些商业交易，几千元的赔付，对他们来说已经聊胜于无。


       而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为人所知。当人们为一颗颗卫星升天感到欣慰和高兴时，这些被阴影笼罩的人们，顶多能得到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报道，里面提到的也多半是“成功”和“无人伤亡”。


       悲惨的命运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在人们视野之外。相对于一次重大的政府行动或商业交易而言，袁再香家的梨树和黄光财家的水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但是，自从这些自天而降的碎片开始进入他们生活，人们逐渐学会用记忆里的国家大事，作为自己渺小生活变迁的缩影。某一块地是被吹倒了的时候，正好是神州七号发射的那几天；连女儿死的日子，也跟某次成功的发射紧紧联系起来。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琐碎的故事，都已经算得上不得了的大事，足以用很长时间去回味和记忆。一个每天烧香的老太太，只有在讲起以前平静的生活时，才好像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和忧愁。


      但即使是在一个被恐惧和忧愁笼罩的地方，生活也要平静地过下去。“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射的那个晚上，袁再香一家人听见了火箭经过时的轰隆声，也站在屋檐下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响声很快就过去了，袁再香淡淡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


       不久前落到他家地里的巨大铁块，是属于“长三乙”运载火箭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进轨道。据官方报道，这颗卫星让“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8月8日那天晚上，遂宁县很多家庭的电视里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播放着开幕式。张赞波说：“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张伟后记：


也有人质疑此事真伪，似乎还有权威人士“辟谣”，不知这些人是否调研过。有讨论很好，建议大家观看@张赞波 《天降》纪录片，口说无凭，当事人与官员的言行都摄录其中，我做不了假，他做不了，你们也做不了。遂宁为绥宁之笔误。我不反对航天计划，但认为事有两面，只提一面不好。





部分未经证实的背景资料：


1、湖南绥宁（而非四川遂宁）的碎片主要来自西昌发射中心，酒泉发射中心的残骸主要掉落陕西榆林；等海南文昌造好新一代卫星发射场，届时残骸都坠海了；


2、“直径5米的坑”“打断5颗杉树”等细节存疑，另“窗外火箭经过的轰鸣声”，以多级运载火箭飞行轨道的设定，能在地面听到火箭轰鸣的地方，都不可能被脱落的残骸砸到；


3、无奈在于：分离高度太低烧不完；人口密度太大避不开；要借助地球自转的速度通常向东发射；


4、@陆海军先生：干这一行18年，没听说砸死过人。发射卫星或飞船前都仔细计算过，整流罩等残骸的落点都有个大致范围的，你以为是凭运气乱扔啊。落点一般都选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而且事前这些落点处的人员还会有人专门组织疏散。残骸国家有奖回收，造成财物损失的也会补偿。





     我的观点是，由于张伟师可能没有到现场采访，素材全来源于该部纪录片，所以如果有与现实不符处，纪录片的影像真实是值得质疑的。再者，由于张伟师是北大中文系出身，之前较少参与航天工程相关的科技报道，所以在专业术语的表述上有不少硬伤。尽管与本质真实多少有细微出入，但敢于在公开出版刊物发出不同的声音，让人把对航天工程的质疑从宏观层面的各说各话回归到微观的个体命运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











张赞波：他影片里有故园情思和魔幻现实


《潇湘晨报》


　　
　　地理位置：绥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属邵阳市。东邻武冈、城步，西连靖州、会同，南抵通道，北与黔阳、洞口接壤。瓦屋村、金竹村属绥宁县。
　　
　　影片背景：作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火箭残骸的理论落点，绥宁自1990年始，数十次接受这“天外飞客”的光临，而在2008年（“奥运年”、“航空年”），绥宁人满心欢喜的同时也为残骸忧虑。
　　
　　卫星残骸把宝殿打烂了，七十来岁的守庵人对他喃喃，“修起来好麻烦，买了1000多块瓦”
　　
　　因拍《天降》，新邵人张赞波与绥宁结缘。“绥宁地貌与新邵差不多。从邵阳市坐4个多小时汽车才能到绥宁县。县与镇与村，距离都远。”
　　
　　影片拍到瓦屋塘乡一个山顶上的庵堂。“叫天台庵。是山上唯一的建筑。只有一条路上去，东拐西拐的，多是土路，部分是小石板路，很陡，下了点雨，就很滑”，上山时，张导就摔了一跤，“摄像机底座的电池就给摔了出来，坏了”。庵堂，“砖木结构，里面七八个菩萨，涂得很鲜艳，刚刷上去不久的样子。屋中的灯，怀疑只有5瓦，很暗”。他看到斑驳的“大雄宝殿”，“有修补痕迹。卫星残骸把宝殿打烂了”。唯一的守庵人，七十来岁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对他喃喃，“修起来好麻烦，买了1000多块瓦”。在2008年10月委内瑞拉卫星发射之前，“这里举行过一个祈福仪式，山脚几个村的人都来了。庵堂可容纳约200人”。庵堂外，一块小平地，下面就是悬崖。“望下去，满山青青翠竹”。
　　
　　石屋村、金竹村在山腰，是苗族，住的木房子类似吊脚楼，“离地有1米左右，下面是空的”。这两个村，“用水，都是从山上用竹筒搭起来，搭上一两公里引到家里的。家家如此，四季如此。我喝过很多”。是不是有山泉，“就不知道了”。
　　
　　连接瓦屋镇与这两个村子，只有一条狭窄的村级马路，“路在竹林中蜿蜒而上，有好几公里，路到一定地方分岔，一边是石屋，一边是金竹。去金竹的路自此全变成崎岖的土路，路上还有乱石，村民出行只能步行，天气好时，才有摩托能小心地通过。世外桃源的感觉”。
　　
　　正因“世外”，卫星残骸落点在这。在其他村，张赞波看到残骸砸下的大坑，“有直径三米深两米的。到处是抽穗的稻田，突然一大块就寸草不生，仿佛外来生物造访似的”。影片中，我们看到某种关切，而他说，“拍了七个月，还是外来者的眼光”。





　　【记者手记】
　　
　　他不会错过这时代给的机缘，我们也不会错过好故事
　　
　　两个月前在FreedomHouse，有场《天降》放映会。小吧厅塞满了人。映后，观众纷纷向年轻英俊的导演提问，几个女文青很有点热度。冷静刻薄挑剔的观众我，不能否认，有种欣喜。也不禁自问：是否关注过脚下这片土地，是否深入探究过平常事件背后的荒谬和疼痛，是否心怀热切？独立理性的表达，是一种信仰。独立纪录片在中国生存之艰，有目共睹。没有资金支持，上不了院线，看起来没前途。张赞波却迷上纪录片，并计划三年不工作——与魔幻现实的中国“死磕”。“（纪录片）成本低，我生活简单，可以和他们（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不过多双筷子多个碗”。这是忍耐、清贫和艰辛的过程，也是执着、追寻意义的过程，必有一种深切的孤独，也必有热轰轰的激越。想到1994年，他第一次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就在德胜门广场就地睡了一晚。这湖南伢子有股狠劲。张赞波擅长说故事，不知是天性还是得益北影的专业训练；对居留过的地方，很有感觉。这两点和贾樟柯像。人生是一条漫长的河。他不会错过这时代给的机缘，我们也不会错过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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