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7年反思：极左是怎样绑架左翼的？

注：这是杨帆教授 2012年5月在北京《新知沙龙》谈话内容，经过本人修改。


　　中国社会思潮按照中国方式，已走了60年，从1911年开始，走了100年，一直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独立线索,和西方标准的划分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比如在西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是右翼，在中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属于左翼，而在中国凡属民主，都被划为西方民主，属于自由主义。西方左翼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却几乎没有。这是由于历史不同：中国是革命为基础，西方是改良为基础。也是由于制度不同，中国至今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一直到现在才可以说，中国社会思潮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这是继2000年加入WTO以来，继续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所谓“刚刚开始”也是有前提的：中国的制度基础是不是能够向民主转化？如果不能，则中国仍旧不能脱离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循环。


　　2004年极右翼失败以后，左翼理论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错误的政策导向，中左中右继续受到打压，主张专制反对民主的极左思想受到纵容，并迅速聚集，在2011年酿成极大的危险，只是由于偶然的王立军事件而突然崩溃。因此，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理论思潮，都处于一个选择的路口。我现在不去对话了，已经对过很多，该说的都说过了，大家可看我的新浪博客，有非常长的文章七八篇，主要是两个月以来十几次答记者问。青年人听听有好处。理论斗争最后的胜负是实践，实践要十年以上，有待于一代人的选择。凡是搞理论的人，自己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十年以后他自己也不会认错，只不过是别人不听他的了。青年一代有自己新的概念，新的社会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说有代沟，这代沟越来越快，过十年大概不是一代人了。你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我们就不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把我们一生所讨论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历史脉络回顾。不是说我这派就能赢，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们即使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也不会再关心老问题，在话语符号上也不一样。你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上走的，玩游戏，有你们的语言，和我们即使观点一致，立场一致，语言也不会一致。我主导经济学非主流派和经济学主流派争论20年，大多数观点是我们赢了，有人说非主流变成主流了，我说实际上是主流和非主流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和青年谈历史是必要的，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代人都讨论过什么东西。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能没有理论依托和继承性。黎明老先生极其值得尊敬，写了三本大厚书，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也不行，西方文化也不行，他自己要从头创造。我替他去宣传。有一位研究孔子的学者叫张祥平认真看了，说写得不错，可惜推广不开，为什么？他的理论没有依托。凭空创造的，他的东西博大精深，但青年人包括我们同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看。思想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也是有飞跃的。我以四分法来改变两分法，分析中国社会思潮。


　　可立很多标准，划分好多种类。我把二分变四分，首先就是要破除二分法。至于四分是不是站得住，是不是还可以有五分六分？都有可能。不一定四分，现在是要改变两分法，所谓左右两翼对立的思维方式应该改变。


　　我在10年前就提出四分，中左，中右，极左，极右。自由主义秦晖徐友渔，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很多交流。很多年前就详细讨论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秦晖直到现在否认左派右派，他认为在中国首先是民主和专制的划分。


　　我把两个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可分成四种。简单说左派是社会主义，凡带“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上一般认为是左翼。主张以个人为基础的是自由主义，是右翼，强调个人。左派强调公平平等，右派强调效率。中国的极左定位于民粹主义，计划经济斯大林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极右是寡头主义，现在大家骂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寡头主义。


　　我们十年前对话时有共识，左派主动批评民粹主义，右派主动批评寡头主义，不让自己的主义走得太过分。10年前就已对话到这个水平。后来的实践在2004年，秦晖反对了寡头主义。2011年以来我主动抵制民粹主义，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只有这样，中国思想界才能向健康方向走，不能老是攻击对方，要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这才能和别人对话。无论理论界多么混乱，我们一直保持对话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分为左派右派，从制度上分为民主与专制，就是四种。我们应该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同时反对极左极右两种思潮，主张中左、中右这两种思潮，互相对话。中国左派右派，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除了历史因素以外，最主要就是制度基础不一样。我们官方不支持中左中右，而是放纵极左极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又从极右走到极左，老停不住，一会儿走这个极端，又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极左极右互相打，打来打去，实际上压制中左中右。核心问题在哪儿？就在于我们体制不民主。


　　左翼社会主义者，右翼自由主义者，有共识就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样才能根本防止极左极右，要不然中国以后还会走极端，一直走到社会崩溃为止。


　　中国特色最开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中左思想。他承认民主，承认资本，又说后进国家不能完全跟西方走，所以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他看到资本的发展会出现新问题。三民主义要搞民主共和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但是他在加入过程有和西方对抗的方面，三民主义本身偏左。后来到蒋介石就不一样了，是寡头主义，就走向右边去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在相当长的时间，除陈独秀那次右倾以外，连续三次左倾，受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真正贡献是新民主主义，克服极左回到了中左。去年张木生讲新民主主义，说1941年到1948年，新民主主义是中左，也包括西方好多东西。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施行。有一个人是中国极左的精神领袖。去年中国民粹主义大幅度的兴起，真正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何新。这人理论创造东西多，是中国极左翼的理论代表人物，他近年一是鼓吹阴谋论，假设世界上一小撮犹太人有阴谋，操控金融，制造世界大战，操纵转基因。2011年11月在重庆开“世界反转基因大会”，王立军还上去做了报告。灭种说在2003年有一次，说SARS病毒是白种人造出来的，专门放给我们，黄种人都感染，白种人不感染，你一看，有点儿心惊肉跳。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不知道。假设呗。中国的极左把这阴谋论发展成民主阴谋，说搞西方民主竞选制最好的国家，也是这伙犹太金融家操纵的。他们用民主搞垮其他国家。何新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是带表扬的意思。如果不表扬，这话说得也有道理。自由派早年拿哈耶克套，对文革的批评不到位，他们一直说是专制主义。实际上文革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说它是宗教革命，倒不一定，实际近似一神教模式，不只是专制模式。专制模式，中国计划经济是左翼专制，现在是右翼专制。而文革模式恰恰不一样，虽然也有专制，但不是专制模式，而是宗教模式，就是树一个神仙，把领导人神化，直接号召人民群众，促使中层干部去执行，他们不敢腐败。专制的特点是一个领导人依靠中层，用警察官员和专家管理下层。宗教模式，中国的文革模式，是基本打掉中层，最高的领导人直接向群众发神谕，群众领悟了，行动起来，促使中层去工作，中层受到强烈的打压，神是依靠下层限制中层，这是宗教模式。依靠中层来管理下层的才是专制模式。自由主义反专制心切，就把什么都说成是专制，反而不如何新说得到位。文革的实践是失败了，如何总结还是没有到位，这是因为理论界水平低，偏执于自己那一套理论框架造成的。极左到文革时期全盛10年，走到了尽头。所以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泛自由主义，除邓力群胡乔木，计划经济左派官僚以外。那时还没引进西方，大家就从马克思早年著作里找人道主义。


　　为了给你们讲课，我才看了看谢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左，但在中国被极左错划为右派。他们全是引经据典引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有人批判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动”谬论，怎么反动了？80年代他们是我的老师，自由主义借马克思主义外衣，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首先否定斯大林列宁。到90年代小平南巡以后，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80年代末期西方民主思想也进入中国，影响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老百姓反腐败的思想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思潮加上马克思主义正统，就导致政治风波，集中于反腐败。那个时候腐败并不严重，但大家不能容忍。现在这么腐败大家反而可以容忍了。为什么？标准变，人也变了。


　　整个社会没有理想主义，世界观也变了，非常实用，非常想得开，已经适应了腐败。即使在大学，像我这样坚持反对抄袭的也是凤毛麟角。标准不是谁说的，是大家心里的标准。你们在就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那么蠢的老板要扔你的简历，跟废纸似的，你们可忍受。我就不能忍受，我这辈子都是炒单位的鱿鱼。你们比我不幸万分，但你们可容忍，青年们还挺高兴的，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们比我们真实。


　　我们是受革命教育出来的，是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现实中那些肮脏的东西，你们脑子里恐怕没这个，社会变了，腐败这么严重，大家还过得挺好，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腐败。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就都有希望。可惜，现在快差不多了，蛋糕做不大了，分配也不均，特别是平等竞争机会越来越少，被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给霸占了。多亏他们首选出国，否则把北大清华位子给占了，你们怎么办？所以，应该欢送他们出国，把腐败也和国际接了轨。这样，国内还有些平等机会。没有这个机会，社会就要丧失发展动力，自相分裂了。


　　90年代有重大变化，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开放不谈民主。


　　20年以来是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发展很成功的，甚至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谓“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说华盛顿的这套新自由主义右翼，还不如中国这新权威主义。2005年以后新左派发展为“中国模式”，是要夺取中国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当然是错误的，其核心是想继续不要民主。


　　90年代自由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外衣，把哈耶克引进中国，培养一批正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和我都是非常熟朋友，80年代我们都是一起的。90年代他们信奉自由主义，我80年代就是自由主义者。可惜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要立规矩，说我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把我给排除了，我和经济自由主义决裂，也疏远了一般自由主义。


　　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三哈”代替马克思，成为知识界的自由主义。


　　1992----2003年，经济自由发挥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和人的潜力，出现特大经济繁荣，腐败和利益集团也迅速膨胀，到2003年2004年，就出现他们的理论代表-----极右的寡头主义突然聚集，借十六大换班，想把国有资产按权力分了。不是像东欧平分，13亿人一人一张股票，两种身份制，不好分。因为农民分了一块地，再分国有资产，怎么分？  张五常说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改不动，我给你们出个成本最低的，按权力划分，当官的一人一份。他提出这个看法。2004年实际上已在偷偷干，把国有和集体股份给经营者。这私有化不包括老百姓。王珏是中央党校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应属于中左，他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直接和我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给农民，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归国家。西方追捧王珏的私有化是这种私有化。张五常说的跟他一样吗？张五常说没有老百姓的事，按照当官职务就分了。


　　这样分，难道就简单可行吗？还有前任当官的呢？还有不掌握国有资产的权力部门？按照这个搞就不是偷国有资产，而是公开的分，进一步是公开地抢。在本质上与偷不同，涉及政治合法性，偷是一回事，公开送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人很不严肃，说偷和送反正都一样。这就是深层次的世俗化导致的犬儒主义。我们说，当然不一样，婊子就是婊子，不能立牌坊。


　　2004.8 是我在北京组织辩论，来50多媒体，网络上一致反对。这个时候秦晖在美国呢，写了特别长文章登《南方周末》，说这不是自由派的意思。这是以中左为主导，联合中右和人民群众，打掉极右寡头主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起了进步作用一直20年。到小平南巡之后，去掉政治改革，集中在经济方面又发展10年，到2003年，2004年，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来得非常突然，是利用最高领导换界的机会，跟去年的极左非常相似。经过媒体炒作，国内势力的支持。你说国内什么势力支持张五常？就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差点儿就搞成了。这事受到网络上的强大反对，左派右派在反对瓜分的时候是一致的。包括我们政法大学搞维权的那些自由主义。我问，张五常说的话你们同意吗？他们说不可能，我们这么尊敬他，他怎么能讲这种话？我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如果是真的，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这是自由主义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极右压倒中右，在2004年被全中国人民所彻底打败。


　　以后左派就开始回潮。极左一直到80年代还是主流，邓力群胡乔木他们掌握权力，90年代三年回潮又成主流，但是小平南巡之后他们出局。


　　什么叫老左派？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是代表中国计划经济思想这一部分，基本概念太老，大家不用他们的概念了。有人值得尊敬，很有信仰，不腐败，里面特别著名的如马宾。


　　腿都摔断了，耳朵也聋了，家徒四壁，工资捐给党费。他的说法就是中国搞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又有什么阴谋，你们要去工人中间搞工人运动，反对三座大山。老左派在2011年有大规模回潮，社会科学院几乎是成建制地去重庆开会。院长陈奎元，副院长，组织批判普世价值，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说计划经济比现在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不平等，完全不看农民没户口。第二，他们完全以国有制代替公有制和私有制。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公有制分几种，股份公司，集体所有制，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国有制是可以的，以后就应该退出。


　　老左派说国有就是公有，公有就是国有。必须坚持的就是国有制。


　　我有长篇文章肯定承认计划经济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的积极意义。我给计划经济重新定义，和老左派解释不同，实际作用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化，是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


　　并不是说可以回去。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我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这是我的名言。你跟这些人说话，他不跟你讲逻辑。究竟国有和公有是什么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不是国有为主体。他们死活就不认这个账。现在就不是搞理论，是搞利益集团。


　　新左派，在90年代从美国左派学过来的，都是大学教授，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好处，因为自由主义既然引进中国，自然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引入，在中国形成左右对立。问题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 2005年以后对新左派大家提拔，很多人当了官。中国的老左派，马克思主义工程，新左派，都是极左，篡夺了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果实。2004年大家都参加了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极右在中国退潮，中右继续受到打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 ... _2012061161639.html注：这是杨帆教授 2012年5月在北京《新知沙龙》谈话内容，经过本人修改。


　　中国社会思潮按照中国方式，已走了60年，从1911年开始，走了100年，一直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独立线索,和西方标准的划分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比如在西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是右翼，在中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属于左翼，而在中国凡属民主，都被划为西方民主，属于自由主义。西方左翼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却几乎没有。这是由于历史不同：中国是革命为基础，西方是改良为基础。也是由于制度不同，中国至今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一直到现在才可以说，中国社会思潮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这是继2000年加入WTO以来，继续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所谓“刚刚开始”也是有前提的：中国的制度基础是不是能够向民主转化？如果不能，则中国仍旧不能脱离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循环。


　　2004年极右翼失败以后，左翼理论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错误的政策导向，中左中右继续受到打压，主张专制反对民主的极左思想受到纵容，并迅速聚集，在2011年酿成极大的危险，只是由于偶然的王立军事件而突然崩溃。因此，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理论思潮，都处于一个选择的路口。我现在不去对话了，已经对过很多，该说的都说过了，大家可看我的新浪博客，有非常长的文章七八篇，主要是两个月以来十几次答记者问。青年人听听有好处。理论斗争最后的胜负是实践，实践要十年以上，有待于一代人的选择。凡是搞理论的人，自己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十年以后他自己也不会认错，只不过是别人不听他的了。青年一代有自己新的概念，新的社会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说有代沟，这代沟越来越快，过十年大概不是一代人了。你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我们就不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把我们一生所讨论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历史脉络回顾。不是说我这派就能赢，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们即使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也不会再关心老问题，在话语符号上也不一样。你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上走的，玩游戏，有你们的语言，和我们即使观点一致，立场一致，语言也不会一致。我主导经济学非主流派和经济学主流派争论20年，大多数观点是我们赢了，有人说非主流变成主流了，我说实际上是主流和非主流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和青年谈历史是必要的，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代人都讨论过什么东西。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能没有理论依托和继承性。黎明老先生极其值得尊敬，写了三本大厚书，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也不行，西方文化也不行，他自己要从头创造。我替他去宣传。有一位研究孔子的学者叫张祥平认真看了，说写得不错，可惜推广不开，为什么？他的理论没有依托。凭空创造的，他的东西博大精深，但青年人包括我们同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看。思想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也是有飞跃的。我以四分法来改变两分法，分析中国社会思潮。


　　可立很多标准，划分好多种类。我把二分变四分，首先就是要破除二分法。至于四分是不是站得住，是不是还可以有五分六分？都有可能。不一定四分，现在是要改变两分法，所谓左右两翼对立的思维方式应该改变。


　　我在10年前就提出四分，中左，中右，极左，极右。自由主义秦晖徐友渔，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很多交流。很多年前就详细讨论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秦晖直到现在否认左派右派，他认为在中国首先是民主和专制的划分。


　　我把两个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可分成四种。简单说左派是社会主义，凡带“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上一般认为是左翼。主张以个人为基础的是自由主义，是右翼，强调个人。左派强调公平平等，右派强调效率。中国的极左定位于民粹主义，计划经济斯大林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极右是寡头主义，现在大家骂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寡头主义。


　　我们十年前对话时有共识，左派主动批评民粹主义，右派主动批评寡头主义，不让自己的主义走得太过分。10年前就已对话到这个水平。后来的实践在2004年，秦晖反对了寡头主义。2011年以来我主动抵制民粹主义，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只有这样，中国思想界才能向健康方向走，不能老是攻击对方，要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这才能和别人对话。无论理论界多么混乱，我们一直保持对话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分为左派右派，从制度上分为民主与专制，就是四种。我们应该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同时反对极左极右两种思潮，主张中左、中右这两种思潮，互相对话。中国左派右派，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除了历史因素以外，最主要就是制度基础不一样。我们官方不支持中左中右，而是放纵极左极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又从极右走到极左，老停不住，一会儿走这个极端，又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极左极右互相打，打来打去，实际上压制中左中右。核心问题在哪儿？就在于我们体制不民主。


　　左翼社会主义者，右翼自由主义者，有共识就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样才能根本防止极左极右，要不然中国以后还会走极端，一直走到社会崩溃为止。


　　中国特色最开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中左思想。他承认民主，承认资本，又说后进国家不能完全跟西方走，所以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他看到资本的发展会出现新问题。三民主义要搞民主共和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但是他在加入过程有和西方对抗的方面，三民主义本身偏左。后来到蒋介石就不一样了，是寡头主义，就走向右边去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在相当长的时间，除陈独秀那次右倾以外，连续三次左倾，受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真正贡献是新民主主义，克服极左回到了中左。去年张木生讲新民主主义，说1941年到1948年，新民主主义是中左，也包括西方好多东西。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施行。有一个人是中国极左的精神领袖。去年中国民粹主义大幅度的兴起，真正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何新。这人理论创造东西多，是中国极左翼的理论代表人物，他近年一是鼓吹阴谋论，假设世界上一小撮犹太人有阴谋，操控金融，制造世界大战，操纵转基因。2011年11月在重庆开“世界反转基因大会”，王立军还上去做了报告。灭种说在2003年有一次，说SARS病毒是白种人造出来的，专门放给我们，黄种人都感染，白种人不感染，你一看，有点儿心惊肉跳。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不知道。假设呗。中国的极左把这阴谋论发展成民主阴谋，说搞西方民主竞选制最好的国家，也是这伙犹太金融家操纵的。他们用民主搞垮其他国家。何新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是带表扬的意思。如果不表扬，这话说得也有道理。自由派早年拿哈耶克套，对文革的批评不到位，他们一直说是专制主义。实际上文革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说它是宗教革命，倒不一定，实际近似一神教模式，不只是专制模式。专制模式，中国计划经济是左翼专制，现在是右翼专制。而文革模式恰恰不一样，虽然也有专制，但不是专制模式，而是宗教模式，就是树一个神仙，把领导人神化，直接号召人民群众，促使中层干部去执行，他们不敢腐败。专制的特点是一个领导人依靠中层，用警察官员和专家管理下层。宗教模式，中国的文革模式，是基本打掉中层，最高的领导人直接向群众发神谕，群众领悟了，行动起来，促使中层去工作，中层受到强烈的打压，神是依靠下层限制中层，这是宗教模式。依靠中层来管理下层的才是专制模式。自由主义反专制心切，就把什么都说成是专制，反而不如何新说得到位。文革的实践是失败了，如何总结还是没有到位，这是因为理论界水平低，偏执于自己那一套理论框架造成的。极左到文革时期全盛10年，走到了尽头。所以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泛自由主义，除邓力群胡乔木，计划经济左派官僚以外。那时还没引进西方，大家就从马克思早年著作里找人道主义。


　　为了给你们讲课，我才看了看谢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左，但在中国被极左错划为右派。他们全是引经据典引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有人批判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动”谬论，怎么反动了？80年代他们是我的老师，自由主义借马克思主义外衣，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首先否定斯大林列宁。到90年代小平南巡以后，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80年代末期西方民主思想也进入中国，影响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老百姓反腐败的思想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思潮加上马克思主义正统，就导致政治风波，集中于反腐败。那个时候腐败并不严重，但大家不能容忍。现在这么腐败大家反而可以容忍了。为什么？标准变，人也变了。


　　整个社会没有理想主义，世界观也变了，非常实用，非常想得开，已经适应了腐败。即使在大学，像我这样坚持反对抄袭的也是凤毛麟角。标准不是谁说的，是大家心里的标准。你们在就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那么蠢的老板要扔你的简历，跟废纸似的，你们可忍受。我就不能忍受，我这辈子都是炒单位的鱿鱼。你们比我不幸万分，但你们可容忍，青年们还挺高兴的，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们比我们真实。


　　我们是受革命教育出来的，是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现实中那些肮脏的东西，你们脑子里恐怕没这个，社会变了，腐败这么严重，大家还过得挺好，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腐败。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就都有希望。可惜，现在快差不多了，蛋糕做不大了，分配也不均，特别是平等竞争机会越来越少，被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给霸占了。多亏他们首选出国，否则把北大清华位子给占了，你们怎么办？所以，应该欢送他们出国，把腐败也和国际接了轨。这样，国内还有些平等机会。没有这个机会，社会就要丧失发展动力，自相分裂了。


　　90年代有重大变化，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开放不谈民主。


　　20年以来是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发展很成功的，甚至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谓“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说华盛顿的这套新自由主义右翼，还不如中国这新权威主义。2005年以后新左派发展为“中国模式”，是要夺取中国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当然是错误的，其核心是想继续不要民主。


　　90年代自由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外衣，把哈耶克引进中国，培养一批正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和我都是非常熟朋友，80年代我们都是一起的。90年代他们信奉自由主义，我80年代就是自由主义者。可惜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要立规矩，说我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把我给排除了，我和经济自由主义决裂，也疏远了一般自由主义。


　　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三哈”代替马克思，成为知识界的自由主义。


　　1992----2003年，经济自由发挥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和人的潜力，出现特大经济繁荣，腐败和利益集团也迅速膨胀，到2003年2004年，就出现他们的理论代表-----极右的寡头主义突然聚集，借十六大换班，想把国有资产按权力分了。不是像东欧平分，13亿人一人一张股票，两种身份制，不好分。因为农民分了一块地，再分国有资产，怎么分？  张五常说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改不动，我给你们出个成本最低的，按权力划分，当官的一人一份。他提出这个看法。2004年实际上已在偷偷干，把国有和集体股份给经营者。这私有化不包括老百姓。王珏是中央党校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应属于中左，他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直接和我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给农民，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归国家。西方追捧王珏的私有化是这种私有化。张五常说的跟他一样吗？张五常说没有老百姓的事，按照当官职务就分了。


　　这样分，难道就简单可行吗？还有前任当官的呢？还有不掌握国有资产的权力部门？按照这个搞就不是偷国有资产，而是公开的分，进一步是公开地抢。在本质上与偷不同，涉及政治合法性，偷是一回事，公开送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人很不严肃，说偷和送反正都一样。这就是深层次的世俗化导致的犬儒主义。我们说，当然不一样，婊子就是婊子，不能立牌坊。


　　2004.8 是我在北京组织辩论，来50多媒体，网络上一致反对。这个时候秦晖在美国呢，写了特别长文章登《南方周末》，说这不是自由派的意思。这是以中左为主导，联合中右和人民群众，打掉极右寡头主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起了进步作用一直20年。到小平南巡之后，去掉政治改革，集中在经济方面又发展10年，到2003年，2004年，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来得非常突然，是利用最高领导换界的机会，跟去年的极左非常相似。经过媒体炒作，国内势力的支持。你说国内什么势力支持张五常？就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差点儿就搞成了。这事受到网络上的强大反对，左派右派在反对瓜分的时候是一致的。包括我们政法大学搞维权的那些自由主义。我问，张五常说的话你们同意吗？他们说不可能，我们这么尊敬他，他怎么能讲这种话？我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如果是真的，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这是自由主义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极右压倒中右，在2004年被全中国人民所彻底打败。


　　以后左派就开始回潮。极左一直到80年代还是主流，邓力群胡乔木他们掌握权力，90年代三年回潮又成主流，但是小平南巡之后他们出局。


　　什么叫老左派？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是代表中国计划经济思想这一部分，基本概念太老，大家不用他们的概念了。有人值得尊敬，很有信仰，不腐败，里面特别著名的如马宾。


　　腿都摔断了，耳朵也聋了，家徒四壁，工资捐给党费。他的说法就是中国搞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又有什么阴谋，你们要去工人中间搞工人运动，反对三座大山。老左派在2011年有大规模回潮，社会科学院几乎是成建制地去重庆开会。院长陈奎元，副院长，组织批判普世价值，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说计划经济比现在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不平等，完全不看农民没户口。第二，他们完全以国有制代替公有制和私有制。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公有制分几种，股份公司，集体所有制，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国有制是可以的，以后就应该退出。


　　老左派说国有就是公有，公有就是国有。必须坚持的就是国有制。


　　我有长篇文章肯定承认计划经济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的积极意义。我给计划经济重新定义，和老左派解释不同，实际作用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化，是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


　　并不是说可以回去。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我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这是我的名言。你跟这些人说话，他不跟你讲逻辑。究竟国有和公有是什么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不是国有为主体。他们死活就不认这个账。现在就不是搞理论，是搞利益集团。


　　新左派，在90年代从美国左派学过来的，都是大学教授，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好处，因为自由主义既然引进中国，自然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引入，在中国形成左右对立。问题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 2005年以后对新左派大家提拔，很多人当了官。中国的老左派，马克思主义工程，新左派，都是极左，篡夺了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果实。2004年大家都参加了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极右在中国退潮，中右继续受到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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