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柏林一同陷落

正义与非正义的说辞，在我看来往往界定的是战争一部分的因果逻辑，而非对战争整个的定性。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的暴行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感到发指，也使苏军对德军的反攻散发出一种“惩奸除恶”、“替天行道”的味道。攻克柏林于是成为二战历史上最能让不知内情的人激动振奋的一幕。
　　
　　然而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剥开宏大历史的层层皱褶，在《攻克柏林》中展现了一幅更全面的历史画卷。苏军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楼顶的那一幕成为所谓的“历史时刻”，而在摄影师镁光灯闪烁的一刹那，作为背景的柏林却是一幅幅另样的画面：屋宇废墟里，或许苏军士兵正在哆嗦的德国女人面前松下裤带，推到一旁的孩子懵懂地啜泣着；外面的苏军，逢德国人就扒手表；远处，党卫军以逃跑为罪名随意枪杀撤退的民兵；后方，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苏联战俘被怀疑叛国，直接从希特勒的监狱进了斯大林的监狱……
　　
　　安东尼·比弗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故而对极权社会中那种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草菅人命、满足私欲的细节十分敏感。他笔下的历史不是军事战役的历史，不是武器型号的罗列，也不是飞机、坦克、大炮、土地和死人数字的加减乘除。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在他的叙述中所占据的篇幅不亚于国家领袖，平民和士兵不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棋盘上无声的棋子。当他们的经历以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而非干巴巴的统计数字进入读者视野时，欧洲战场呈现出另一番面貌：苏军赢得了战争，却丧失了道德优势；与其说他们是惩恶扬善，毋宁说他们在妒忌、在复仇、在泄欲。这场战争，缩小了看，是狗咬狗；放大了看，是人类阴暗面的集体狂欢。
　　
　　杀死他人是有悖人类本性的，故而战争宣传的一大内容就是丑化诋毁敌人，否定敌人的“人性”。“在纳粹的宣传机构毫无人性地把斯拉夫人说成是‘次等人’以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就报复性地告诉他们的人民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贪婪的禽兽。”苏联政权试图将人民的所有性欲转化为对国家和领袖的热爱，这种教育方针在他们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作品的大力推广中可见一斑。这造就了性压抑、简单粗暴的一代士兵。根据安东尼·比弗的研究，红军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思想，“在德国（占领区）充当奴隶的苏联女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德国人”，而正是这种思想成了他们残酷对待妇女的理由。对德国女性的报复式强奸恐怕是他们永远不会认罪的一件事。一位苏联共青团员说：“她们都拉起裙子躺在床上……有二百万我们的后代出生在德国。”而苏军在破门闯入德国农庄时又发现，苏联并非工人和农民的天堂，罪恶的法西斯统治下的农民过得比他们富足得多。烧毁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确实缓解了这种焦虑。
　　
　　在这些阴暗心理的推动下，1945年的柏林，成了“一座被炮火、妒火和欲火彻底焚毁的城市”。
　　
　　安东尼·比弗并非偏爱德国人，他并不否认一些苏军士兵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真正的英雄主义，但它“和苏联空洞宣传的那种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真正的英雄主义并未能软化苏联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的冷酷本质。”极权政治的话语里只有少数几个领袖的名字，所谓人民，不过是被“历史车轮”扬起又落下的尘埃。据说苏联指挥官在电话里谈论伤亡指数时用的语言是“划掉了多少根火柴”或“断了多少根铅笔”。同样，希特勒下令德军在撤退前摧毁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物品时，解释道，“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我们就会失去人民，而我们也不必再去担心他们的生存问题。”
　　
　　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一首“先抑后扬”的史诗，倒更像一场讲述人性泯灭的悲剧。书中所引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小说《生命与命运》中的话是最好的概括：“极权主义体制的残暴使人性在这片大陆上无能为力。”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958872.html?retcode=0正义与非正义的说辞，在我看来往往界定的是战争一部分的因果逻辑，而非对战争整个的定性。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的暴行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感到发指，也使苏军对德军的反攻散发出一种“惩奸除恶”、“替天行道”的味道。攻克柏林于是成为二战历史上最能让不知内情的人激动振奋的一幕。
　　
　　然而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剥开宏大历史的层层皱褶，在《攻克柏林》中展现了一幅更全面的历史画卷。苏军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楼顶的那一幕成为所谓的“历史时刻”，而在摄影师镁光灯闪烁的一刹那，作为背景的柏林却是一幅幅另样的画面：屋宇废墟里，或许苏军士兵正在哆嗦的德国女人面前松下裤带，推到一旁的孩子懵懂地啜泣着；外面的苏军，逢德国人就扒手表；远处，党卫军以逃跑为罪名随意枪杀撤退的民兵；后方，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苏联战俘被怀疑叛国，直接从希特勒的监狱进了斯大林的监狱……
　　
　　安东尼·比弗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故而对极权社会中那种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草菅人命、满足私欲的细节十分敏感。他笔下的历史不是军事战役的历史，不是武器型号的罗列，也不是飞机、坦克、大炮、土地和死人数字的加减乘除。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在他的叙述中所占据的篇幅不亚于国家领袖，平民和士兵不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棋盘上无声的棋子。当他们的经历以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而非干巴巴的统计数字进入读者视野时，欧洲战场呈现出另一番面貌：苏军赢得了战争，却丧失了道德优势；与其说他们是惩恶扬善，毋宁说他们在妒忌、在复仇、在泄欲。这场战争，缩小了看，是狗咬狗；放大了看，是人类阴暗面的集体狂欢。
　　
　　杀死他人是有悖人类本性的，故而战争宣传的一大内容就是丑化诋毁敌人，否定敌人的“人性”。“在纳粹的宣传机构毫无人性地把斯拉夫人说成是‘次等人’以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就报复性地告诉他们的人民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贪婪的禽兽。”苏联政权试图将人民的所有性欲转化为对国家和领袖的热爱，这种教育方针在他们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作品的大力推广中可见一斑。这造就了性压抑、简单粗暴的一代士兵。根据安东尼·比弗的研究，红军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思想，“在德国（占领区）充当奴隶的苏联女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德国人”，而正是这种思想成了他们残酷对待妇女的理由。对德国女性的报复式强奸恐怕是他们永远不会认罪的一件事。一位苏联共青团员说：“她们都拉起裙子躺在床上……有二百万我们的后代出生在德国。”而苏军在破门闯入德国农庄时又发现，苏联并非工人和农民的天堂，罪恶的法西斯统治下的农民过得比他们富足得多。烧毁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确实缓解了这种焦虑。
　　
　　在这些阴暗心理的推动下，1945年的柏林，成了“一座被炮火、妒火和欲火彻底焚毁的城市”。
　　
　　安东尼·比弗并非偏爱德国人，他并不否认一些苏军士兵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真正的英雄主义，但它“和苏联空洞宣传的那种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真正的英雄主义并未能软化苏联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的冷酷本质。”极权政治的话语里只有少数几个领袖的名字，所谓人民，不过是被“历史车轮”扬起又落下的尘埃。据说苏联指挥官在电话里谈论伤亡指数时用的语言是“划掉了多少根火柴”或“断了多少根铅笔”。同样，希特勒下令德军在撤退前摧毁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物品时，解释道，“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我们就会失去人民，而我们也不必再去担心他们的生存问题。”
　　
　　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一首“先抑后扬”的史诗，倒更像一场讲述人性泯灭的悲剧。书中所引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小说《生命与命运》中的话是最好的概括：“极权主义体制的残暴使人性在这片大陆上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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