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疯狂的宗教迫害和种族灭绝

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幸福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或许比较不幸福。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说：“最为顽固的古文明就是中华帝国。……由于渐进改革不可能，狂暴的革命便不可避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忍耐成为其对死亡的解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和热点。这种炙手可热几乎可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相提并论。白云苍狗，百年一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这一段历史嬗变，引发了一场持续火热的文化论谈和出版热潮。《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就是其中一本不可忽略的厚重之作。事实上，这部去年出版的重磅作品直至今年才正式上市发行。虽然迟到了，但好在它不是新闻，而历史总是迟到的。


　　一


　　2000多年前，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轮回和政体循环，从君主政体到专制政体，再到贵族政体，再到寡头政体，再到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从这一点来说，辛亥无疑是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100年前，1911年为大清宣统三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一个天朝的崩溃与一个国家的新生，历史在这里跨越了两个世界。


　　“竟然花去了我十年时间”，作为记者出身的张建伟，在这部150万字的煌煌巨著中，以一种“历史报告文学”的纪实写作式样，让我们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那段十字路口的中国历史。从《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到《老中国之死》，5部作品如同5个层层下滑的台阶，“残酷”地描绘“大清”这个东方天朝从坠落到覆灭的过程。


　　鸦片战争证明了一件事，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中国传统的历史已经终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然而历史却总是重复的。鸦片战争发生了两次，直到第二次，历史才发生些变化。一场向世界开放的“洋务运动”粉墨登场，成为“经济单边主义改革”的蓝本典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大清“崛起”了，甚至有了“同光中兴”之说。坐镇武昌的“香帅”张之洞写了一首“爱国歌”：“大清皇帝坐明堂，天下人民愿自强。海晏河清环宇泰，忠臣孝子姓名香”。然而，面对“蕞尔小国”的日本，一场海战让“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


　　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要短于清朝的洋务运动，但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帝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公车上书”的抗议活动立刻轰动了死水一般的天朝。在“变法自强”的旗帜下，这个以文字狱出名的国度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启蒙，民间自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除旧革新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舶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钱穆）。借用张之洞的说法，仅仅改变“用”（器用）已经不行了，而必须改变“体”（体制）；换言之，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张建伟这部《走向共和》的时代背景，“历史”从这里开始。


　　慈禧说：“变法乃吾素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然而，当权力与国家发生冲突时，戊戌从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很快变成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这是中国宫廷政治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家，改革者不是流血就是流亡，阴谋者继续紧握着权杖。“政治之改良”胎死腹中，“全面改革大业”寿终正寝。这就是张建伟为我们复原的戊戌年。


　　二


　　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解释欧洲封建时代的经济特点，但这句话却传神地概括了中国2000多年皇权专制历史的核心。如果说桑巴特笔下的“宫廷”是指“宫廷社会”的话，那么张建伟笔下的“宫廷”就是“权力”与“阴谋”。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权力与阴谋是永远的主题。中国素有“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说，唯一的麻烦是“贤者”与“能者”由谁来认定。从《春秋左传》、《战国策》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权谋史。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强调了几分政治道德。“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从韩非子所著《权术》到刘向《权谋书》，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正的鼻祖其实在中国。权谋强调的是手段。从权谋来说，道德也罢，仁义也罢，都是一种手段而已，无所谓对错，只有是否有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别人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后，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所谓宫廷政治，常常只是权谋的副产品。从这一点上，张建伟是一种继续，而不是超越。因此《走向共和》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历史叙述。


　　如果说中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具有相似性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制造了一种区隔：东方世界仍停留在求善的传统阶段，西方世界则已经踏上了求真的道路。这个世界无所谓好人还是坏人，只有真实和面对真实。如果说现代是契约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就是权谋文化。从黑暗中的权谋到阳光下的契约，国家消灭了帝国，法律囚禁了权力，文明驱散了野蛮。启蒙之前是黑暗的中世纪，人们无所适从，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在政治层面常常沦为罪恶的借口。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传统的权力话语下，神圣的“八旗子弟”们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即“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中国，未来对权力并不意味着希望，而是一种危险。没有人知道正义的审判会在何时降临，但权力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向着末日奔去，就如同人走向死亡。没有人能摆脱死亡，所以权力的本能就是“活在当下”。从这一点上，权力是不承认未来的，它也不承认过去，所以权力永远没有历史。一个人只要爱上权力，他就必然失去历史感。“留取丹心照汗青”变成“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历史就在宫廷，那么这就是宫廷的秘密。在宫廷传统中，所谓历史，就是没有历史。因为权力拒绝历史的存在。对权力来说，历史不足敬畏，甚至说历史只是一种禁忌，而且永远不在现场。这种反讽与吊诡证实了张建伟的价值，他将宫廷重新置入历史的语境中，然后使历史成为一场末日审判。


　　三


　　历史是一场轮回。距离鸦片战争过去了一个甲子，整整三代人的时间，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拒绝了世界，也拒绝了现代。当狂热的权力遇见反智的群氓时，一场人类灾难就在所难免了。中国竟然向全世界宣战。


　　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所有的屠杀与罪恶都披上正义的战袍。所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疯狂的宗教迫害和种族灭绝。被称为“屠户”的山西巡抚毓贤堪称典型的中国酷吏，他身先士卒，亲自杀了44名在华洋人，包括数名妇女和11名儿童。在这里，张建伟以档案般冷静的史家笔法，记录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惨一幕：


　　他（毓贤）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道：我设了一个巧计，将洋鬼子尽数擒捉，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都在我的抚署中把他们处决了，没有一个漏网的。只有一个洋女人，我把她的乳房割了下来，她居然还是逃走啦！她把自己藏在城墙下面的洞里，后来我查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毓贤设计诱杀洋教士后的第二天，7月10日，他命令把法国天主教堂的200多名童贞女，驱赶到桑棉局，强迫她们背叛天主教。童贞女们不从。毓贤命令，斩杀为首者二人，以盅盛血，强迫诸女饮之。有16人饮尽。毓贤于是下令：把这16人绑起来，吊在高处，以强迫另外的童贞女背叛天主教。但还是没有人服从。所有童贞女都要求“速死”。毓贤于是把她们交给了他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士兵们选择貌美者，掠数十人而去，准备做强奸之用。后来听说因为童贞女“无一屈从者”，那些士兵便把她们先扼死，而后淫尸。所有的童贞女无一幸免，尸横遍野。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在知识泛滥的年代，我们却常常陷于常识的短缺。从知识到常识，这是一个传播的技术。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真实的历史一直长眠在历史学者的故纸堆里，直到今天被张建伟将它转述给普罗大众。


　　这场血色疯狂从克林德无辜被杀开始，然后到建立克林德碑结束。从某种意义上，八国联军不过是义和团的一个镜像。一个暴力换来另一个暴力，一种疯狂换来另一场疯狂。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报应。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一篇《克林德碑》。张建伟在书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片段：


　　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从义和团之乱到八国联军之祸，民众被迫饮下权力酿造的苦酒。所谓权力，常常会在一个暴力世界里显得脆弱不堪。“戊戌变法……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上一场改革运动的“叛徒”成为下一场改革运动的“推手”，张建伟为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历史中”的袁世凯。


　　事实上，在故事跨越两个世纪、长达20年的《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是绝对的第一主角。张建伟甚至为此专门写作了一部《袁世凯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和中国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在张建伟的笔下如同狮身人面像，复杂多面。不可否认，袁世凯属于一个在权谋方面长袖善舞的政客，但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指出：袁世凯“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张建伟的《走向共和》以《老中国之死》收官——作为“终结者”袁世凯的“完了”——“在这个被后世史家称为独夫民贼的手上，竟有一切的开始和一切的终结？这是他的宿命，或许是中国的宿命？”


　　如果说袁世凯是个阴谋家，孙中山是个革命家，那么宋教仁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但中国却没有他的舞台。这里从来都是一个黑帮的世界。中国历史常常被定义为政治史，与其说中国没有历史，不如说中国没有政治。如果说袁世凯是个阴谋家，孙中山是个革命家，那么宋教仁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但中国却没有他的舞台。这里从来都是一个黑帮的世界。中国历史常常被定义为政治史，与其说中国没有历史，不如说中国没有政治。


　　四


　　张建伟的贡献在于，他试图以文学家的亲和力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所谓历史定论不过是某一时间段的历史霸道”。同时，他反对以道德的庸俗眼光来打量历史，不能让“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对历史的“去道德化”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功利化，这是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张建伟反复强调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识，否则便是多余的。”


　　这种历史观仍然没有跳出以权谋政治为内容和目的传统历史的窠臼。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建伟的真实意思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权谋史，“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他以极其精彩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群“伟大的政治心理学家”，“有这样一类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们搞阴谋和搞改革同样出色，搞破坏和搞建设同样有才；他们爱国的时候真干成不少好事，而他们卖国的时候，也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建伟在总序中对张鸣的观点深表赞同。张鸣认为，“孙中山是个功利主义者，个人权势压倒了其他的东西，民族文化国家的责任感。”如果说权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功利主义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权谋化的传统历史也难以摆脱历史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张建伟笔下的历史有何不同，在于他穿越了幽深宫廷的红墙和帷幕，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背后。这些“让读者看得懂并且喜闻乐见的历史”竟然充满这么多不可思议的“权谋”。“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当政治沦为赤裸裸的宫廷权力斗争后，实用主义是每个政客信奉的最大法则，“改革因权力的争夺转移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双方都明确地意识到这有关权力利害乃至身家性命的角逐已经展开时，几乎都是义无反顾，投入了全部精力，开动了一切可能启动的政治机器，运用一切可以奏效的手段，或公开，或隐蔽，或光明正大，或非法无耻。总之，凡是一切可以置政敌于死地的伎俩全都被创造性地运用起来了。在这里，人们会看到政治较量的冷酷和人在权力诱惑面前可能出现的扭曲变态以至疯狂的情形。但是，如此激烈的矛盾和血肉般的拼杀，表面上却声息甚小。一切凶狠的手段都策划于私下，一切恶毒的阴谋都形成于暗室。


　　在宫廷政治中，权力是唯一谋取的对象。无论阳谋还是阴谋，说白了都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勾当，完全是对正义与良心的反动。在宫廷政治中，权力是唯一谋取的对象。无论阳谋还是阴谋，说白了都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勾当，完全是对正义与良心的反动。马丁路德金说过：“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三国演义之后》，《明朝那些事儿》以全口语掀起一股全民普及“历史”的社会热潮，将权力和阴谋再一次推上道德祭坛。书中不乏如此概括性的话语：“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


　　被袁世凯出卖的谭嗣同曾说：“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中国人素来对阴谋论津津乐道，特别是宫廷阴谋，更是被当作高深的权术和手腕，因此阴谋就变成智慧，叫起智谋来。政治沦为权力的玩具和游戏，这样也就无所谓高尚与卑鄙，只有成功与失败。政治也就与庸俗无耻的小丑表演无异。正如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所说：“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号称“中国通”的帕特南·威尔对那一段历史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帝国梦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


　　五


　　“所谓历史就是说它是过去的事情，是有阶段性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超越那阶段性。”事实上，每一个历史写作者同样是有“阶段性”的，他不能超越这种“阶段性”。这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每一个历史写作者的局限。作为一个有着相当思想穿透力的优秀作家，张建伟对这种“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永远也当不成历史学家了”，“我无力写出一部清末民初政情的历史正传”。


　　当然，作为一个出色的专业新闻记者，张建伟的历史文本绝非当下戏说恶搞的流行历史可比，《走向共和》无疑是一种严谨成熟的“历史正说”，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十年磨一剑”的诚意和功底。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史德”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这应当就是历史与文学的差异。如果说历史在西方中更接近哲学的话，历史中国常常成为文学的一种。《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


　　毫无疑问，历史是一种理性的言说，也是一种审美的叙事。张建伟将这种言说与叙事发挥到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这是许多历史学者所不及的。文字是阅读的艺术，这种简约、严谨、节制的叙述使阅读充满一种美妙的快感。比如：


　　……君主立宪制死了。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它都不占，它必死无疑。君主立宪制死了。但死的不仅是一个，而是两个。随后，共和也死了。


　　……走向共和，原本说的是国体变更；在专制国家，同样也是政体变更，也就是把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这条路在大清国走得艰难。从戊戌变法开始，走了13年，终于在辛亥那年，走到头，亡了国。


　　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来说，战争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为了自由。所以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戳穿了宫廷的阴谋。”革命象征着走出中世纪的宫廷，进入现代的政治。“大多数所谓的革命根本就没有构建自由，甚至也无法产生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一‘有限政府’之福，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论革命》）。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割掉头上的辫子容易，割掉头里的辫子很难。皇帝臭街了，“万岁”又粉墨登场。一场不经意的革命虽然推翻清廷，结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陈恭禄）。


　　作为一部插图本历史读物，《走向共和》收入了许多珍贵罕见的历史照片和古老版画，历史在这一刻体现出新闻的色彩，显得如此逼人，一切就如同发生在昨天。总体而言，我非常赞赏张建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精神，这在当下中国绝对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张建伟与二月河的不同。西方历史传统常常赋予历史以批判的色彩，而中国历史传统则以篡改和粉饰为荣。从这一点上，张建伟对历史的理想不仅意味着真相，也充满严厉的批判。“所谓‘伟人’，被涂抹了太多油彩。但历史真相终究涂抹不掉，也遮掩不住的。”


　　10年前，由张建伟参与编剧的《走向共和》一经播出，便轰动一时。但也有人批评其过于“室内剧”。作为这部电视剧的原始文本，五卷本的《走向共和》入木三分地展现了一个世纪前中国宫廷的历史。遗憾的是，这部“不堪入目”的宫廷的历史确实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大清覆灭了，但中国还在；权力崩溃了，但历史完好无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


　　200多年的天朝从多尔衮开始，到载沣终结，一头一尾两个摄政王，儿童皇帝成为天朝最形象的隐喻，真实的历史都藏在宫廷深处。民国五年（1916年），临终的袁世凯痛苦地叫骂：“杨度误我！”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临终的李鸿章痛苦地叫骂：“毓贤误国！”杨度者，犬儒也；毓贤者，酷吏也。15年间，从酷吏到犬儒，从“国”到“我”，都是一个“误”字。回看中国的历史，百年屈辱，百年辛酸，百年流血，百年流泪，怎一个“误”字了得？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此前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临死前悲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六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将暴君周厉王驱逐，这一年被称为“共和”，中国历史从这里发轫。如果历史真的是人民书写的，那么“走向共和”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常常令人不忍卒读。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兴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对中国人来说，“共和”永远是一种理想，历史永远在路上，而且总是姗姗来迟。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共和”绝不是一份《退位诏书》就可以建立的。当年鉴湖女侠秋瑾曾发誓：“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多年后的蔡济民悲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00年前，5亿多中国人口中，农民占95%以上。所谓辛亥革命，其实只是城市与精英的“革命”。魏斐德指出，“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新精英的杰作”，“1901年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加速了精英政治意识自觉的进程”。美国史学家周锡瑞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精英与乡村的疏远。”中华民国成立了，但这是一个没有公民的中华民国。无论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这都是极少数精英与反精英的权力游戏，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几乎没有丝毫关系。这仍是一个中世纪的蒙昧中国，一切都与现代无关，除过铁路与枪炮这种新的统治技术。对一个宫廷阴谋者来说，“囿于民族国家的传统，他们视革命为攫取权力的一种手段，视权力为暴力手段的垄断”（阿伦特《论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启蒙比革命更能改变一个国家和社会；或者说，走向共和其实就是走向启蒙。共和只能是启蒙的产物，而不是革命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扛鼎之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则家族之观念太重，国家之观念太轻，得意之时，不问是非，专为一家一族一地设想也。近代政治腐败，民生痛苦，盖非偶尔遽然之事，多本于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之势力，由来久矣，人民于不知不觉之中，视为固然，自怨命运而已。


　　20多年前，历史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举成名，他认为传统的专制的旧历史已经终结，而真正的历史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某种程度上，张建伟的《走向共和》其实就是中国版的《历史的终结》。魏斐德说：“1911年，帝国政府的垮台不仅解构了政治秩序，而且解构了支撑帝国的古典传统”，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绅士最后的演变和灭亡”。


　　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政治几乎一直是阴谋的同义词。从这种意义上，哈维尔所发起的77宪章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反政治运动——他反对传统政治的阴暗和丑恶，比如欺骗、权谋和宫廷阴谋，因此被称为“反政治的政治”。“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哈维尔的意义在于恢复政治应有的正常道德要求，而坚决不相信人类必须生活在欺骗和暴力的恐怖和阴影之中。米兰？昆德拉曾说：“当历史控制人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一切的历史都是“资治通鉴”。有些人甚至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最终修炼成为中国顶级的权谋大师。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历史只是中国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如果历史就是宫廷的历史，历史就是专制、权谋和阴谋，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中国仍没有走向终结。在“走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言）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甄嬛传》的僵尸中国。每天都周而复始地上演着阴谋、算计、倾轧、厚黑、心狠手辣、党同伐异和赶尽杀绝。在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高明和愚蠢；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阴谋政治就是比赛谁更蛇蝎、更恶毒、更阴险，“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循环沉迷的历史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内卷化”，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只能走向不断内卷、自我复制与精细化。如果革命是走出野蛮的丛林政治，是对阴暗丑恶的宫廷历史的颠覆，那么真正的革命尚未来到。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事实上，历史不仅仅是阴谋，历史也不应该只是阴谋，阴谋充其量只能是历史的“败笔”。历史蕴含着智慧，历史也蕴涵着真理。但历史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所以历史无力改变现在，也无力影响未来，就如同人无法篡改历史，这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贫困”。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张建伟在书中多次说过这样一段话：“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历史教训，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一处废墟盖住另一处废墟。……我们现代人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历史局限性。或者竟像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是历史的箴言。”


　　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可怕的国家”，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背叛没有其它；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从本质上看，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柏拉图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黑格尔则相信，历史总是会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或者倒过来，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有一首杜甫的集句诗曰：


　　怅望千秋一洒泪，

　　百年世事不胜悲。

　　北极朝廷终不改，

　　五陵衣马自轻肥。


　　说明：


　　本文为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应阳继波先生之邀而写的关于《走向共和》一书的书评。《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插图本），张建伟著，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60561203.html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幸福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或许比较不幸福。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说：“最为顽固的古文明就是中华帝国。……由于渐进改革不可能，狂暴的革命便不可避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忍耐成为其对死亡的解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和热点。这种炙手可热几乎可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相提并论。白云苍狗，百年一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这一段历史嬗变，引发了一场持续火热的文化论谈和出版热潮。《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就是其中一本不可忽略的厚重之作。事实上，这部去年出版的重磅作品直至今年才正式上市发行。虽然迟到了，但好在它不是新闻，而历史总是迟到的。


　　一


　　2000多年前，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轮回和政体循环，从君主政体到专制政体，再到贵族政体，再到寡头政体，再到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从这一点来说，辛亥无疑是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100年前，1911年为大清宣统三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一个天朝的崩溃与一个国家的新生，历史在这里跨越了两个世界。


　　“竟然花去了我十年时间”，作为记者出身的张建伟，在这部150万字的煌煌巨著中，以一种“历史报告文学”的纪实写作式样，让我们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那段十字路口的中国历史。从《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到《老中国之死》，5部作品如同5个层层下滑的台阶，“残酷”地描绘“大清”这个东方天朝从坠落到覆灭的过程。


　　鸦片战争证明了一件事，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中国传统的历史已经终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然而历史却总是重复的。鸦片战争发生了两次，直到第二次，历史才发生些变化。一场向世界开放的“洋务运动”粉墨登场，成为“经济单边主义改革”的蓝本典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大清“崛起”了，甚至有了“同光中兴”之说。坐镇武昌的“香帅”张之洞写了一首“爱国歌”：“大清皇帝坐明堂，天下人民愿自强。海晏河清环宇泰，忠臣孝子姓名香”。然而，面对“蕞尔小国”的日本，一场海战让“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


　　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要短于清朝的洋务运动，但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帝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公车上书”的抗议活动立刻轰动了死水一般的天朝。在“变法自强”的旗帜下，这个以文字狱出名的国度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启蒙，民间自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除旧革新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舶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钱穆）。借用张之洞的说法，仅仅改变“用”（器用）已经不行了，而必须改变“体”（体制）；换言之，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张建伟这部《走向共和》的时代背景，“历史”从这里开始。


　　慈禧说：“变法乃吾素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然而，当权力与国家发生冲突时，戊戌从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很快变成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这是中国宫廷政治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家，改革者不是流血就是流亡，阴谋者继续紧握着权杖。“政治之改良”胎死腹中，“全面改革大业”寿终正寝。这就是张建伟为我们复原的戊戌年。


　　二


　　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解释欧洲封建时代的经济特点，但这句话却传神地概括了中国2000多年皇权专制历史的核心。如果说桑巴特笔下的“宫廷”是指“宫廷社会”的话，那么张建伟笔下的“宫廷”就是“权力”与“阴谋”。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权力与阴谋是永远的主题。中国素有“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说，唯一的麻烦是“贤者”与“能者”由谁来认定。从《春秋左传》、《战国策》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权谋史。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强调了几分政治道德。“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从韩非子所著《权术》到刘向《权谋书》，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正的鼻祖其实在中国。权谋强调的是手段。从权谋来说，道德也罢，仁义也罢，都是一种手段而已，无所谓对错，只有是否有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别人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后，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所谓宫廷政治，常常只是权谋的副产品。从这一点上，张建伟是一种继续，而不是超越。因此《走向共和》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历史叙述。


　　如果说中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具有相似性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制造了一种区隔：东方世界仍停留在求善的传统阶段，西方世界则已经踏上了求真的道路。这个世界无所谓好人还是坏人，只有真实和面对真实。如果说现代是契约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就是权谋文化。从黑暗中的权谋到阳光下的契约，国家消灭了帝国，法律囚禁了权力，文明驱散了野蛮。启蒙之前是黑暗的中世纪，人们无所适从，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在政治层面常常沦为罪恶的借口。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传统的权力话语下，神圣的“八旗子弟”们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即“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中国，未来对权力并不意味着希望，而是一种危险。没有人知道正义的审判会在何时降临，但权力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向着末日奔去，就如同人走向死亡。没有人能摆脱死亡，所以权力的本能就是“活在当下”。从这一点上，权力是不承认未来的，它也不承认过去，所以权力永远没有历史。一个人只要爱上权力，他就必然失去历史感。“留取丹心照汗青”变成“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历史就在宫廷，那么这就是宫廷的秘密。在宫廷传统中，所谓历史，就是没有历史。因为权力拒绝历史的存在。对权力来说，历史不足敬畏，甚至说历史只是一种禁忌，而且永远不在现场。这种反讽与吊诡证实了张建伟的价值，他将宫廷重新置入历史的语境中，然后使历史成为一场末日审判。


　　三


　　历史是一场轮回。距离鸦片战争过去了一个甲子，整整三代人的时间，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拒绝了世界，也拒绝了现代。当狂热的权力遇见反智的群氓时，一场人类灾难就在所难免了。中国竟然向全世界宣战。


　　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所有的屠杀与罪恶都披上正义的战袍。所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疯狂的宗教迫害和种族灭绝。被称为“屠户”的山西巡抚毓贤堪称典型的中国酷吏，他身先士卒，亲自杀了44名在华洋人，包括数名妇女和11名儿童。在这里，张建伟以档案般冷静的史家笔法，记录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惨一幕：


　　他（毓贤）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道：我设了一个巧计，将洋鬼子尽数擒捉，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都在我的抚署中把他们处决了，没有一个漏网的。只有一个洋女人，我把她的乳房割了下来，她居然还是逃走啦！她把自己藏在城墙下面的洞里，后来我查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毓贤设计诱杀洋教士后的第二天，7月10日，他命令把法国天主教堂的200多名童贞女，驱赶到桑棉局，强迫她们背叛天主教。童贞女们不从。毓贤命令，斩杀为首者二人，以盅盛血，强迫诸女饮之。有16人饮尽。毓贤于是下令：把这16人绑起来，吊在高处，以强迫另外的童贞女背叛天主教。但还是没有人服从。所有童贞女都要求“速死”。毓贤于是把她们交给了他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士兵们选择貌美者，掠数十人而去，准备做强奸之用。后来听说因为童贞女“无一屈从者”，那些士兵便把她们先扼死，而后淫尸。所有的童贞女无一幸免，尸横遍野。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在知识泛滥的年代，我们却常常陷于常识的短缺。从知识到常识，这是一个传播的技术。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真实的历史一直长眠在历史学者的故纸堆里，直到今天被张建伟将它转述给普罗大众。


　　这场血色疯狂从克林德无辜被杀开始，然后到建立克林德碑结束。从某种意义上，八国联军不过是义和团的一个镜像。一个暴力换来另一个暴力，一种疯狂换来另一场疯狂。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报应。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一篇《克林德碑》。张建伟在书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片段：


　　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从义和团之乱到八国联军之祸，民众被迫饮下权力酿造的苦酒。所谓权力，常常会在一个暴力世界里显得脆弱不堪。“戊戌变法……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上一场改革运动的“叛徒”成为下一场改革运动的“推手”，张建伟为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历史中”的袁世凯。


　　事实上，在故事跨越两个世纪、长达20年的《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是绝对的第一主角。张建伟甚至为此专门写作了一部《袁世凯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和中国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在张建伟的笔下如同狮身人面像，复杂多面。不可否认，袁世凯属于一个在权谋方面长袖善舞的政客，但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指出：袁世凯“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张建伟的《走向共和》以《老中国之死》收官——作为“终结者”袁世凯的“完了”——“在这个被后世史家称为独夫民贼的手上，竟有一切的开始和一切的终结？这是他的宿命，或许是中国的宿命？”


　　如果说袁世凯是个阴谋家，孙中山是个革命家，那么宋教仁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但中国却没有他的舞台。这里从来都是一个黑帮的世界。中国历史常常被定义为政治史，与其说中国没有历史，不如说中国没有政治。如果说袁世凯是个阴谋家，孙中山是个革命家，那么宋教仁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但中国却没有他的舞台。这里从来都是一个黑帮的世界。中国历史常常被定义为政治史，与其说中国没有历史，不如说中国没有政治。


　　四


　　张建伟的贡献在于，他试图以文学家的亲和力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所谓历史定论不过是某一时间段的历史霸道”。同时，他反对以道德的庸俗眼光来打量历史，不能让“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对历史的“去道德化”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功利化，这是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张建伟反复强调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识，否则便是多余的。”


　　这种历史观仍然没有跳出以权谋政治为内容和目的传统历史的窠臼。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建伟的真实意思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权谋史，“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他以极其精彩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群“伟大的政治心理学家”，“有这样一类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们搞阴谋和搞改革同样出色，搞破坏和搞建设同样有才；他们爱国的时候真干成不少好事，而他们卖国的时候，也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建伟在总序中对张鸣的观点深表赞同。张鸣认为，“孙中山是个功利主义者，个人权势压倒了其他的东西，民族文化国家的责任感。”如果说权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功利主义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权谋化的传统历史也难以摆脱历史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张建伟笔下的历史有何不同，在于他穿越了幽深宫廷的红墙和帷幕，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背后。这些“让读者看得懂并且喜闻乐见的历史”竟然充满这么多不可思议的“权谋”。“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当政治沦为赤裸裸的宫廷权力斗争后，实用主义是每个政客信奉的最大法则，“改革因权力的争夺转移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双方都明确地意识到这有关权力利害乃至身家性命的角逐已经展开时，几乎都是义无反顾，投入了全部精力，开动了一切可能启动的政治机器，运用一切可以奏效的手段，或公开，或隐蔽，或光明正大，或非法无耻。总之，凡是一切可以置政敌于死地的伎俩全都被创造性地运用起来了。在这里，人们会看到政治较量的冷酷和人在权力诱惑面前可能出现的扭曲变态以至疯狂的情形。但是，如此激烈的矛盾和血肉般的拼杀，表面上却声息甚小。一切凶狠的手段都策划于私下，一切恶毒的阴谋都形成于暗室。


　　在宫廷政治中，权力是唯一谋取的对象。无论阳谋还是阴谋，说白了都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勾当，完全是对正义与良心的反动。在宫廷政治中，权力是唯一谋取的对象。无论阳谋还是阴谋，说白了都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勾当，完全是对正义与良心的反动。马丁路德金说过：“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三国演义之后》，《明朝那些事儿》以全口语掀起一股全民普及“历史”的社会热潮，将权力和阴谋再一次推上道德祭坛。书中不乏如此概括性的话语：“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


　　被袁世凯出卖的谭嗣同曾说：“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中国人素来对阴谋论津津乐道，特别是宫廷阴谋，更是被当作高深的权术和手腕，因此阴谋就变成智慧，叫起智谋来。政治沦为权力的玩具和游戏，这样也就无所谓高尚与卑鄙，只有成功与失败。政治也就与庸俗无耻的小丑表演无异。正如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所说：“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号称“中国通”的帕特南·威尔对那一段历史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帝国梦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


　　五


　　“所谓历史就是说它是过去的事情，是有阶段性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超越那阶段性。”事实上，每一个历史写作者同样是有“阶段性”的，他不能超越这种“阶段性”。这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每一个历史写作者的局限。作为一个有着相当思想穿透力的优秀作家，张建伟对这种“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永远也当不成历史学家了”，“我无力写出一部清末民初政情的历史正传”。


　　当然，作为一个出色的专业新闻记者，张建伟的历史文本绝非当下戏说恶搞的流行历史可比，《走向共和》无疑是一种严谨成熟的“历史正说”，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十年磨一剑”的诚意和功底。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史德”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这应当就是历史与文学的差异。如果说历史在西方中更接近哲学的话，历史中国常常成为文学的一种。《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


　　毫无疑问，历史是一种理性的言说，也是一种审美的叙事。张建伟将这种言说与叙事发挥到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这是许多历史学者所不及的。文字是阅读的艺术，这种简约、严谨、节制的叙述使阅读充满一种美妙的快感。比如：


　　……君主立宪制死了。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它都不占，它必死无疑。君主立宪制死了。但死的不仅是一个，而是两个。随后，共和也死了。


　　……走向共和，原本说的是国体变更；在专制国家，同样也是政体变更，也就是把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这条路在大清国走得艰难。从戊戌变法开始，走了13年，终于在辛亥那年，走到头，亡了国。


　　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来说，战争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为了自由。所以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戳穿了宫廷的阴谋。”革命象征着走出中世纪的宫廷，进入现代的政治。“大多数所谓的革命根本就没有构建自由，甚至也无法产生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一‘有限政府’之福，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论革命》）。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割掉头上的辫子容易，割掉头里的辫子很难。皇帝臭街了，“万岁”又粉墨登场。一场不经意的革命虽然推翻清廷，结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陈恭禄）。


　　作为一部插图本历史读物，《走向共和》收入了许多珍贵罕见的历史照片和古老版画，历史在这一刻体现出新闻的色彩，显得如此逼人，一切就如同发生在昨天。总体而言，我非常赞赏张建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精神，这在当下中国绝对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张建伟与二月河的不同。西方历史传统常常赋予历史以批判的色彩，而中国历史传统则以篡改和粉饰为荣。从这一点上，张建伟对历史的理想不仅意味着真相，也充满严厉的批判。“所谓‘伟人’，被涂抹了太多油彩。但历史真相终究涂抹不掉，也遮掩不住的。”


　　10年前，由张建伟参与编剧的《走向共和》一经播出，便轰动一时。但也有人批评其过于“室内剧”。作为这部电视剧的原始文本，五卷本的《走向共和》入木三分地展现了一个世纪前中国宫廷的历史。遗憾的是，这部“不堪入目”的宫廷的历史确实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大清覆灭了，但中国还在；权力崩溃了，但历史完好无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


　　200多年的天朝从多尔衮开始，到载沣终结，一头一尾两个摄政王，儿童皇帝成为天朝最形象的隐喻，真实的历史都藏在宫廷深处。民国五年（1916年），临终的袁世凯痛苦地叫骂：“杨度误我！”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临终的李鸿章痛苦地叫骂：“毓贤误国！”杨度者，犬儒也；毓贤者，酷吏也。15年间，从酷吏到犬儒，从“国”到“我”，都是一个“误”字。回看中国的历史，百年屈辱，百年辛酸，百年流血，百年流泪，怎一个“误”字了得？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此前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临死前悲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六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将暴君周厉王驱逐，这一年被称为“共和”，中国历史从这里发轫。如果历史真的是人民书写的，那么“走向共和”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常常令人不忍卒读。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兴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对中国人来说，“共和”永远是一种理想，历史永远在路上，而且总是姗姗来迟。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共和”绝不是一份《退位诏书》就可以建立的。当年鉴湖女侠秋瑾曾发誓：“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多年后的蔡济民悲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00年前，5亿多中国人口中，农民占95%以上。所谓辛亥革命，其实只是城市与精英的“革命”。魏斐德指出，“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新精英的杰作”，“1901年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加速了精英政治意识自觉的进程”。美国史学家周锡瑞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精英与乡村的疏远。”中华民国成立了，但这是一个没有公民的中华民国。无论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这都是极少数精英与反精英的权力游戏，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几乎没有丝毫关系。这仍是一个中世纪的蒙昧中国，一切都与现代无关，除过铁路与枪炮这种新的统治技术。对一个宫廷阴谋者来说，“囿于民族国家的传统，他们视革命为攫取权力的一种手段，视权力为暴力手段的垄断”（阿伦特《论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启蒙比革命更能改变一个国家和社会；或者说，走向共和其实就是走向启蒙。共和只能是启蒙的产物，而不是革命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扛鼎之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则家族之观念太重，国家之观念太轻，得意之时，不问是非，专为一家一族一地设想也。近代政治腐败，民生痛苦，盖非偶尔遽然之事，多本于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之势力，由来久矣，人民于不知不觉之中，视为固然，自怨命运而已。


　　20多年前，历史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举成名，他认为传统的专制的旧历史已经终结，而真正的历史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某种程度上，张建伟的《走向共和》其实就是中国版的《历史的终结》。魏斐德说：“1911年，帝国政府的垮台不仅解构了政治秩序，而且解构了支撑帝国的古典传统”，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绅士最后的演变和灭亡”。


　　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政治几乎一直是阴谋的同义词。从这种意义上，哈维尔所发起的77宪章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反政治运动——他反对传统政治的阴暗和丑恶，比如欺骗、权谋和宫廷阴谋，因此被称为“反政治的政治”。“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哈维尔的意义在于恢复政治应有的正常道德要求，而坚决不相信人类必须生活在欺骗和暴力的恐怖和阴影之中。米兰？昆德拉曾说：“当历史控制人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一切的历史都是“资治通鉴”。有些人甚至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最终修炼成为中国顶级的权谋大师。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历史只是中国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如果历史就是宫廷的历史，历史就是专制、权谋和阴谋，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中国仍没有走向终结。在“走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言）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甄嬛传》的僵尸中国。每天都周而复始地上演着阴谋、算计、倾轧、厚黑、心狠手辣、党同伐异和赶尽杀绝。在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高明和愚蠢；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阴谋政治就是比赛谁更蛇蝎、更恶毒、更阴险，“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循环沉迷的历史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内卷化”，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只能走向不断内卷、自我复制与精细化。如果革命是走出野蛮的丛林政治，是对阴暗丑恶的宫廷历史的颠覆，那么真正的革命尚未来到。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事实上，历史不仅仅是阴谋，历史也不应该只是阴谋，阴谋充其量只能是历史的“败笔”。历史蕴含着智慧，历史也蕴涵着真理。但历史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所以历史无力改变现在，也无力影响未来，就如同人无法篡改历史，这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贫困”。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张建伟在书中多次说过这样一段话：“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历史教训，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一处废墟盖住另一处废墟。……我们现代人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历史局限性。或者竟像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是历史的箴言。”


　　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可怕的国家”，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背叛没有其它；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从本质上看，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柏拉图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黑格尔则相信，历史总是会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或者倒过来，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有一首杜甫的集句诗曰：


　　怅望千秋一洒泪，

　　百年世事不胜悲。

　　北极朝廷终不改，

　　五陵衣马自轻肥。


　　说明：


　　本文为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应阳继波先生之邀而写的关于《走向共和》一书的书评。《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插图本），张建伟著，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605612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