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宋代理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读书人彻底陷入党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07:19
核心提示：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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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大家朱熹（资料图）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网，作者：黄晓峰 吕晓闽，原题：《虞云国谈宋代士大夫与政权》
那么，理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负面的影响吗？
虞云国：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当然，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政治污浊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他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比如庆元党禁时，当政者运用国家权力把理学定为伪学。但当时的国家权力，也还没有采取禁毁书院的极端措施，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在宋代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下，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虞云国：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体下，对君权的制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君权的制约，上书言事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元祐更化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曾对当时的言事官说：你们也应体谅朝廷用意，天下事怎么可以全由你们台谏说了算呢，“亦当出自宸衷”。就是说，也让我做点主张吧。由此可见，连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最高决策权，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约束。
上书言事对君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监督君主恪守家法。第二，谏请君主更改诏令。第三，阻止君主内降诏书。宋代颁行诏书，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时有所谓“御笔”，但谏止御笔的言事上书不乏其例。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两宋十八帝，垂帘女后先后有九个，但在君权的移交上，没有造成政局的动荡。宋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试图仿效武则天那样的女后，例如真宗刘皇后，但士大夫不断上书言事，一再劝谏警告，终于没有出现女后干政的严重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别敢说话，不怕撤职，不怕贬官；二是太学生也特别敢讲真话，不怕开除，不怕入狱。宋代有一句谚语——“无官御史台”。太学生还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样的监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权相迭相专权的时代，还是不断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上书言事。
这种上书言事，堪称“国家元气”。比如理宗时权相史嵩之，因父亲去世要离职服丧，他希望中止守制，继续专权。太学生群起上言，坚决反对，宋理宗对主管太学的官员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却强调“正论是国家元气”，现在正论就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不妨再举一例，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准备杀一转运使，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从陛下开始。宋神宗犹豫好久后说：那就刺面发配。大臣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吗？神宗很生气：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对政治的有力影响。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高宗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尽管还有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诉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
核心提示：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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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大家朱熹（资料图）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网，作者：黄晓峰 吕晓闽，原题：《虞云国谈宋代士大夫与政权》
那么，理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负面的影响吗？
虞云国：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当然，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政治污浊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他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比如庆元党禁时，当政者运用国家权力把理学定为伪学。但当时的国家权力，也还没有采取禁毁书院的极端措施，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在宋代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下，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虞云国：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体下，对君权的制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君权的制约，上书言事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元祐更化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曾对当时的言事官说：你们也应体谅朝廷用意，天下事怎么可以全由你们台谏说了算呢，“亦当出自宸衷”。就是说，也让我做点主张吧。由此可见，连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最高决策权，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约束。
上书言事对君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监督君主恪守家法。第二，谏请君主更改诏令。第三，阻止君主内降诏书。宋代颁行诏书，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时有所谓“御笔”，但谏止御笔的言事上书不乏其例。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两宋十八帝，垂帘女后先后有九个，但在君权的移交上，没有造成政局的动荡。宋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试图仿效武则天那样的女后，例如真宗刘皇后，但士大夫不断上书言事，一再劝谏警告，终于没有出现女后干政的严重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别敢说话，不怕撤职，不怕贬官；二是太学生也特别敢讲真话，不怕开除，不怕入狱。宋代有一句谚语——“无官御史台”。太学生还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样的监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权相迭相专权的时代，还是不断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上书言事。
这种上书言事，堪称“国家元气”。比如理宗时权相史嵩之，因父亲去世要离职服丧，他希望中止守制，继续专权。太学生群起上言，坚决反对，宋理宗对主管太学的官员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却强调“正论是国家元气”，现在正论就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不妨再举一例，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准备杀一转运使，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从陛下开始。宋神宗犹豫好久后说：那就刺面发配。大臣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吗？神宗很生气：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对政治的有力影响。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高宗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尽管还有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诉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
理学大家朱熹（资料图）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网，作者：黄晓峰 吕晓闽，原题：《虞云国谈宋代士大夫与政权》
那么，理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负面的影响吗？
虞云国：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当然，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政治污浊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他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比如庆元党禁时，当政者运用国家权力把理学定为伪学。但当时的国家权力，也还没有采取禁毁书院的极端措施，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在宋代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下，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虞云国：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体下，对君权的制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君权的制约，上书言事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元祐更化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曾对当时的言事官说：你们也应体谅朝廷用意，天下事怎么可以全由你们台谏说了算呢，“亦当出自宸衷”。就是说，也让我做点主张吧。由此可见，连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最高决策权，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约束。
上书言事对君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监督君主恪守家法。第二，谏请君主更改诏令。第三，阻止君主内降诏书。宋代颁行诏书，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时有所谓“御笔”，但谏止御笔的言事上书不乏其例。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两宋十八帝，垂帘女后先后有九个，但在君权的移交上，没有造成政局的动荡。宋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试图仿效武则天那样的女后，例如真宗刘皇后，但士大夫不断上书言事，一再劝谏警告，终于没有出现女后干政的严重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别敢说话，不怕撤职，不怕贬官；二是太学生也特别敢讲真话，不怕开除，不怕入狱。宋代有一句谚语——“无官御史台”。太学生还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样的监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权相迭相专权的时代，还是不断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上书言事。
这种上书言事，堪称“国家元气”。比如理宗时权相史嵩之，因父亲去世要离职服丧，他希望中止守制，继续专权。太学生群起上言，坚决反对，宋理宗对主管太学的官员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却强调“正论是国家元气”，现在正论就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不妨再举一例，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准备杀一转运使，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从陛下开始。宋神宗犹豫好久后说：那就刺面发配。大臣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吗？神宗很生气：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对政治的有力影响。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高宗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尽管还有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诉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
核心提示：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理学大家朱熹（资料图）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网，作者：黄晓峰 吕晓闽，原题：《虞云国谈宋代士大夫与政权》
那么，理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负面的影响吗？
虞云国：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当然，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政治污浊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他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比如庆元党禁时，当政者运用国家权力把理学定为伪学。但当时的国家权力，也还没有采取禁毁书院的极端措施，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在宋代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下，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虞云国：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体下，对君权的制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君权的制约，上书言事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元祐更化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曾对当时的言事官说：你们也应体谅朝廷用意，天下事怎么可以全由你们台谏说了算呢，“亦当出自宸衷”。就是说，也让我做点主张吧。由此可见，连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最高决策权，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约束。
上书言事对君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监督君主恪守家法。第二，谏请君主更改诏令。第三，阻止君主内降诏书。宋代颁行诏书，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时有所谓“御笔”，但谏止御笔的言事上书不乏其例。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两宋十八帝，垂帘女后先后有九个，但在君权的移交上，没有造成政局的动荡。宋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试图仿效武则天那样的女后，例如真宗刘皇后，但士大夫不断上书言事，一再劝谏警告，终于没有出现女后干政的严重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别敢说话，不怕撤职，不怕贬官；二是太学生也特别敢讲真话，不怕开除，不怕入狱。宋代有一句谚语——“无官御史台”。太学生还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样的监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权相迭相专权的时代，还是不断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上书言事。
这种上书言事，堪称“国家元气”。比如理宗时权相史嵩之，因父亲去世要离职服丧，他希望中止守制，继续专权。太学生群起上言，坚决反对，宋理宗对主管太学的官员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却强调“正论是国家元气”，现在正论就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不妨再举一例，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准备杀一转运使，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从陛下开始。宋神宗犹豫好久后说：那就刺面发配。大臣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吗？神宗很生气：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对政治的有力影响。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高宗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尽管还有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诉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