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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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仍处于主流学说的位置。相对于清代中叶的衰落而言，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程朱理学一度出现所谓的“复兴”。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
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α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值得指出的是，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与学术无关，如果没有理学作为学术后盾，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事功建树、地位的提升与理学的复兴相辅相承，他们的政治地位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所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信奉者。
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倭仁：《日记》，《倭文端公遗书》卷四）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仍处于主流学说的位置。相对于清代中叶的衰落而言，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程朱理学一度出现所谓的“复兴”。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
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α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值得指出的是，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与学术无关，如果没有理学作为学术后盾，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事功建树、地位的提升与理学的复兴相辅相承，他们的政治地位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所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信奉者。
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倭仁：《日记》，《倭文端公遗书》卷四）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首先，理学宗奉者
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α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值得指出的是，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与学术无关，如果没有理学作为学术后盾，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事功建树、地位的提升与理学的复兴相辅相承，他们的政治地位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所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信奉者。
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倭仁：《日记》，《倭文端公遗书》卷四）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仍处于主流学说的位置。相对于清代中叶的衰落而言，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程朱理学一度出现所谓的“复兴”。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
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α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值得指出的是，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与学术无关，如果没有理学作为学术后盾，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事功建树、地位的提升与理学的复兴相辅相承，他们的政治地位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所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信奉者。
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倭仁：《日记》，《倭文端公遗书》卷四）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