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戰後台灣的「日本文化論」書物中顯現的「對日觀 ...

     在這些龐大的「日本文化論」著作之中，基本上以作者所在的位置區分的話，又可分為日本人作者或與外國人作者二大類。換言之，並非只有日本人作者生產「日本文化論」，或是日本人讀者在消費「日本文化論」；外國人在國外所寫作的「日本文化論」，其被日本社會重視與引用的程度，甚至超過本國人從內部觀點所寫的「日本文化論」。例如：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的《菊花與劍》，就一致被認為是戰後「日本文化論」的經典，幾乎所有對戰後「日本文化論」的討論，都須從這一本開始討論起，甚且該書在日本國內書市上的銷售量，更是歷久不衰，超過百萬冊以上。3在這些外國人所寫的「日本文化論」中，也不乏在其本國書市上進入暢銷排行榜的名著。例如：1975年在美國出版的「SHOGUN」（James Clavell），就曾在五年內在美國銷售七百萬冊（Johnson 1986：161）；而在韓國書市上，關於日本的論著也常進入排行榜，被認為是煽動「反日」的國民感情的代表著作（崔吉城2002：46）。而社會科學家往往從這些在外國所產生的「日本文化論」著作中，看出該國社會大眾對日本的態度，亦可稱之為「日本觀」，或是「對日觀」。
簡言之，在日本國內的「日本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不僅是觀察日本社會文化絕佳素材，同時，在外國所產生與消費的「日本文化論」，也提供了一面鏡子，反映出該國社會內部大眾的對日觀感與情感，並影響及該國與日本的國際關係（Johnson 1986；崔吉城 2002）。
對於外國人所寫的「日本文化論」之中，佐伯彰一曾引介了從1858年到1984年之間，在日本被翻譯出版的42本專著，其中大部分來自歐、美各國，中文著作只有三本；分別是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1879），戴季陶《日本論》（1928），周作人《日本管窺》（1935-1937），這三本都是戰前中國人的著作。來自韓國的著作有二本，都是戰後的作品（金素雲 1968；李御寧1982）。此外，村上勝敏曾收錄了從1945年到1996年，在日本被翻譯成日文出版的68本日本文化論著作，並藉此分析日本的經濟發展與國際社會互動的關係。4這些外國人所寫的著作中，以美國人的著作佔絕大多數，其次是歐洲，唯一入選來自亞洲的論著，是由韓國李御寧所寫的《縮み志向の日本人》。然而來自中文的著作，
3 從1948年在日本翻譯出版之後，到1988年為止，40年間再版80次，銷售量超過百萬冊。參見青木（1990：31）。
4 在日本被翻譯出版的外國人戰後日本論著作數如下：1945-1955年共5本，1956-1969年共10本，1970-1979年共11本，1980-1989年共26本，1990-1996年共16本，一共68本。參見村上（1997：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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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也沒有被提及。這不僅指台灣的著作，也包括了來自中國以及東南亞其他華人的著作。村上的選材角度或許有其考量，但是這代表了戰後中文著作之「日本文化論」在日本並不受到重視。這是什麼原因所造成，是數量過少抑是品質的問題，還是有其他因素，都值得追究。
到底台灣有多少「日本文化論」的著作？由台灣人所寫的「日本文化論」，是否有其意義加以重視與討論？這應是在台灣的日本研究者所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討論尚屬一片空白。從台灣與日本在過去百餘年來的密切關係來看，台灣在戰後要產生「日本文化論」的條件並不差。在1895年到1945年的殖民統治期間，日本在台灣推行日語與日本文化的教育不遺餘力，到了終戰時期，國民學校就學率達到全台灣人口的七成以上。換言之，戰後台灣擁有龐大的理解日語的人口，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應具有產生「日本文化論」的充分條件；而事實如何，應該有加以檢視的必要。
本文意圖要填補這塊空白；在方法論上，並無捷徑。筆者認為唯有從戰後台灣所出版的相關日本研究的書籍中，進行全面的檢視；並以作品內容及作者的發言位置加以觀察，才能反映台灣戰後的「日本文化論」的特色，進而呈顯在後殖民時代台灣獨特的「日本觀」。
二、戰後台灣「日本文化論」的篩選標準與文獻類型
所謂「日本文化論」的定義是什麼？依照時代、學科以及探討的角度，「日本文化論」的定義，也略有差異。戰前的「日本文化論」主要在美學、文學、哲學等人文領域為主，戰後則大幅轉換為以社會科學的方法探究為主流。社會心理學家南博直指是關於日本的「國民性」的論著，所以又稱為「日本人論」。而文化人類學者青木保則將之定位於對「日本文化」的一種特定「論述」（discourse），這種論述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相對於戰前的「日本文化論」主要在美學、文學、哲學等人文領域為主，戰後則大幅轉換為以社會科學的方法探究為主流（大久保喬樹 2003：207；南博 1994；青木保 1990）。但是，「日本文化論」不僅只是由社會學、心理學及文化人類學的學科所產生，還可以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這個課題。例如：杉本良夫分析「日本文化論」的作者們的背景，包括了：風土學、民俗學、農村社會學、市民社會論、近代化理論、經營學、未來學、產業社會學等等（杉本良夫 1992：118-119），而村上勝敏收錄的外國人所著的「日本文化論」中，除了社會科學以外，有大部分是企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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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經濟學者或是政治學者，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記者所著。換言之，產生「日本文化論」的學科背景相當多類，只要找對角度，言之成理，都有可能自成一家之言。
基本上，為了集中論點，本文所收錄之「日本文化論」乃專指對於日本社會、人文或廣義文化面向的觀察之著作上，並不受限於特定的學科。別府春海曾更精細地舉出「文化論」的十三項特徵：
（1）「文化論」是區別自己所屬的集團與他者集團的手段。
（2）討論自己的集團所具有的文化、社會特徵的一種方法。
（3）為了區別異己所屬集團，二者間的差異往往特別被強調。
（4）他者的集團與自己所屬集團之間，有一定的利害關係。
（5）「文化論」常把集團的特徵加以簡單化。
（6）所謂集團的特徵，不見得具有統計學的依據。
（7）「日本文化論」中的文化要因，往往回歸到傳統社會。
（8）「文化論」喜把文化的特徵加以誇大。
（9） 在一個「文化論」中，往往包涵互相矛盾的現象而無法解釋。
（10）「文化論」往往將一個特徵擴散到一個文化全體成員。
（11）「文化論」往往隱含文化同質性的前提在內。
（12）「文化論」必定伴隨著價值判斷。
（13）「文化論」含有自我民族中心主義的傾向（Befu 1987：36-50）。
上述對於「文化論」的批判性理解，雖然不見得全部通用於台灣所產生的「日本文化論」的情況，但仍有助於本文「日本文化論」文獻目錄的收集與討論。
以下所收集的戰後台灣的「日本文化論」出版品目錄的篩選經過了幾道標準：首先，以主題與內容論述傾向其有上述「文化論」特徵的專書才為收錄的對象，換言之，定期刊物及單篇論文不在此收錄範圍之內。5

第二道標準則是，在這個主題底下，必須是台灣出身的作者才予以收錄。換言之，
（1）把外國人的外文著作從外文翻譯成中文的著作不予收錄。例如：膾炙人口的《菊花與劍》雖然可能擁有最廣大銷售量的「日本文化論」書籍，卻不
5 單篇論文目錄可參閱川島真（2003），但是該目錄收集並不盡完善，碩博士論文收集較齊全，但是雜誌刊物論文漏失不少；且把翻譯著作都予收集在內，不易分梳具台灣特點的研究之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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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台灣觀點的「日本文化論」。相同地，許多從日文或外文翻譯引介到台灣的論著，也不予列入。6
（2）即使是中文的著作，並且在台灣出版，但作者不是台灣出身者，或寫作當時國籍不是台灣者，在台灣的出版並非首版，而算是翻版者，也不予收入。例如：卓南生、周佳榮、王家驊、樊和平、石曉軍7等人的論著。雖然是優秀的「日本文化論」，但無法表達以台灣社會經驗為背景出發的文化論述。
（3）即使不是中文的著作，但作者為台灣出身或國籍為台灣者，以外語寫作（通常為日語），而在他國出版（日本）者，訴求日本社會，也頗具有代表性意義，值得探討。這部分特以特殊類型的文獻目錄來呈現，並於後節中探討。
（4）即使不是中文的著作，但作者為台灣出身，以其母語－日語寫作，不論在台灣或在日本出版，皆值得探討，這部分以另一類型的文獻目錄來呈現。
第三道的標準則是讀者對象設定為一般社會大眾者，方予列入。以學科導向論證真偽或是知識累積為目的的專著，雖然是「日本研究」的佳作，但是和「文化論」傾向略有差異在此不予列入。雖然這二者並非互不相容，許多眾所周知的「日本文化論」佳作，如潘乃德、中根千枝或是土居健郎的著作，都有堅強的學術論證基礎，但是其內容生動，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易接受，然而，這類著作在台灣卻不多見。有許多涉及日本文化的學術性專論可稱為「日本研究」，但並非「日本文化論」，依其學科區分為歷史／哲學、政治／法律、經濟、文學、社會／心理、教育等，其與「日本文化論」的關係將於後節另作討論。
釐清上述幾道篩選標準之後，台灣的「日本文化論」的幾種文獻類型，或可以下列方式呈現。
三、文獻（一）：一般文化泛論
在上述標準底下，以下從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在台灣出版的「日本文化論」，依其年代別，收錄如下：
6 其中清楚地寫出作者與譯者的著作很容易分辨。但是也有不交代是譯書的論著。例如柏平編著《解剖日本文化》（1993），作者是以色列人，原書在日本出版，但是在外觀上卻沒有註明是翻譯作品。
7 卓南生，新加坡人，著有《日本的政治鬥爭》（1988）。周佳榮，香港人，著《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1994）。王家驊，中國人，著有《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1994）。樊和平，中國人，著《儒學與日本模式》（1995）。石曉軍，中國人，著有《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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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朱雲影
《日本改造論》
台北：台灣書店
1951
王沿津
《日本歸來》
台北：經濟時報
1954
陳天鷗
《日本現勢》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5
柳長勛
《黎明日本》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66
崔萬秋
《東京見聞記》
台北：皇冠出版社
1966
張深切
《縱談日本》
台北：泰山出版社
1970
司馬桑敦
《從日本到台灣》
台北：雲天出版社
1975
蘇振申
《日本紀聞》
台北：名山出版社
1980
張群
《我與日本七十年》
台北：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
1981
李嘉
《扶桑舊事新語》
台北：四季出版社
1981
李嘉
《蓬萊談古說今》
台北：四季出版社
1985
潘煥昆
《日本與日本人》
台北：中央日報
1987
日本文摘編
《日本解剖》
台北：故鄉出版社
1987
陳鵬仁
《紐約‧東京‧台北》
台北：正中書局
1987
商哲明
《台灣同胞與日本人》
台北：星光出版社
1987
齊濤
《今日東京》
台北：國際文化出版社
1988
李永熾
《從江戶到東京》
台北：合志文化事業
1988
司馬嘯青
《櫻花‧武士刀：日本政要與台灣五大家族》
台北：自立晚報
1988
司馬桑敦
《中日關係二十五年》
台北：聯合報
1989
林景淵
《武士道與中國文化》
台北：錦冠出版社
1990
林景淵
《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
台北：自立晚報
1991
王墨林
《後昭和的日本像》
台北縣：稻禾出版社
1991
李永熾
《日本式心靈－文化與社會散論》
台北：三民書局
1992
吳密察
《日本觀察：一個台灣的視野》
台北縣：稻禾出版社
1993
司馬嘯青
《日本過台灣：日人主宰台灣實錄》
台北縣：上硯出版社
1993
章陸
《日本這個國家》
台北：三民書局
1993
謝鵬雄
《透視日本》
台北 : 健行文化出版社
1994
齊濤
《日本深層》
台北：三民書局
1996
李炯才
《日本：神話與現實》
台北：遠流出版社
1996
廖祥雄
《日本人的這些地方很有趣》
台北：稻田出版社
1997
徐宗懋
《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1997
馬樹禮
《使日十二年》
台北：聯經出版社
1998
齊濤
《日本原形》
台北：三民書局
1998
呂理州
《解剖日本軍國主義—神話、軍國、日本》
台北：創意力文化事業
1999
章陸
《日本的政治、金錢、文化》
台北：正中書局
1999
劉黎兒
《超越地震—地動天搖三部曲》
台北：時報出版社
2000
姚巧梅
《京都八年》
台北：大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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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近60年之間的文獻，若以數量上而言，約莫30本專書出版，其數量並不算多。尤其是解嚴（1987）之前，雖然時間長達40年，但是著作量只佔三分之一，大部分是解嚴之後的20年內所出版。在出版事業及言論自由都受到政府監控的戒嚴時代裡，這些書中傳達了何種日本的意向，或是「日本觀」？
終戰後台灣最早出版的一本關於日本的書，代表了重新認識日本的開始。這是1947年5月由台灣書局出版，朱雲影所著《日本改造論》這本書（朱雲影 1947）。
朱雲影生於1904年中國江西省浮梁縣儒林鄉，以自學考入江西第一師範學院之後，曾短暫加入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來考取國費，於1929-1934年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34-1937年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專攻東洋史及亞洲史。京大的課程結束後，擔任助教，卻因蘆溝橋事變時，率領中國留日學生抗議，而被日本政府遣送返國。朱雲影返回中國之後，即擔任學校教職，以及日本評論社、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等，1941年，他出版了《日本必敗論》一書（朱雲影 1941），強力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對華侵略，大大地鼓舞了中國人的自尊心。1944-1946年，他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國際）研究室，擔任少將研究員，即專門負責將日本各項情報，翻譯呈報給蔣介石委員長，又將蔣氏「對日招降書」、「抗戰勝利宣言」譯成日文，空投日本及中國的淪陷區。1946年夏天，他來到台灣，1947年5月，在戰後台灣文化政策制訂者許壽裳之後，擔任台灣省編譯館編纂兼主任，本書即在此時出版。
在這本《日本改造論》書中，朱雲影力倡在帝國主義崩潰之後，站在盟國的立場，應讓日本的政治部門、經濟部門、社會部門、教育文化部門進行改革。他說：
運用和平的手段去建設新日本，也許比較運用戰爭手段去摧毀就日本還要艱鉅。……日本之所以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決不只是某一部門出了毛病，而是由於法西斯的毒菌蔓延遍了日本整個國家的週身，深入到了日本整個國家的細胞和靈魂。所以在從事改造工作的時候，必須診察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病脈，對症下藥，不能輕鬆任何部門，也不能忽視任何病狀，否則，必難達到目的。……明治時代的改造工作，是從上而下的，從未成為真正的政治的與社會的改革，……今日想要改造日本，就必須一反過去的作風，把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實行從下而上的徹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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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發動和平的民主革命。……要徹底改造日本，就必須排斥那些舊的領導者，提防他們的欺騙與阻撓。那些舊的領導者－軍閥、財閥、政客、官僚固不用說，思想，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舊領導者也包括在內（朱雲影 1947：1-5）。
朱雲影的主張涵蓋非常全面，在政治上，他認為要修改憲法，改革議會，廢除天皇制度。經濟上，則要改革農業，清算獨佔資本主義。社會上，要廢除身份制度，提倡女權，改革家庭重男輕女，長男繼承制度。最後，在教育文化的部門，要解除天皇崇拜（廢除教育敕語），改編歷史教科書，並要革新宗教，尤其是神道與佛教中的政教分離。
朱雲影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日本敗戰後一、二年的時期，日本雖然有所改革，但是在麥克阿瑟的主持下，改革幅度不夠，讓朱雲影頗為不滿與焦慮。因此，他在書中呼籲（朱雲影 1947：85）：
我中華民族對帝國主義的舊日本，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對日本人民建立的民主和平的新日本，將不辭伸出友誼的手。在這重大的歷史關頭，我們希望日本人民不要徘徊瞻顧，再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反動份子，應該趕快挺身起來，根據民主和平的理想，把腐敗的日本改造稱一個嶄新的國家，在以中國為領導的東亞和平秩序中，共營幸福的生活，那末，此次大戰之犧牲，才不算無意義了！
這本書可說代表了當時作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的觀點，不僅延續了交戰敵對時期「不共戴天的仇恨」，更認為敗者的文化有缺陷，應加以改造。《日本改造論》的出版單位是台灣書店，被編入「光復文庫」第五種。1947年的當時，有多少人閱讀，有多少影響力，尚未能得知。但是，當時正是國民政府把日本的教育定位為「奴化教育」的時期，引起本省人不滿，雙方正在爭辯。受限於中文的程度，當時的本省人可能看得懂這本書的人可能不多，不論他們是否能理解或接受「不共戴天的仇恨」的觀點，但是這樣的戰勝國的觀點，也可能稱之「被侵略者的日本觀」，卻一直延續到今日。這可以從解嚴以後的「日本文化論」的著作中持續可見（後述）。
朱雲影其後並沒有再發表類似的論著，他回到學者身份，1947年6月起，轉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系教授，該系即國立師範大學的前身，1962年之後，歷史系與地理系各自成立，擔任第一任歷史系系主任，他的研究可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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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為代表，深深地影響師大歷史系以及日後史學界「中日關係史」的發展。8
從這份文獻中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現象。就作者而言，若以其族群來源來區分，戰後一直都沒有本省人出版寫過關於日本社會文化的書。一直要到1966年為止，市面上才有一位台灣本省人張深切出版了一本有關日本的社會文化的書，書名：《縱談日本》。
而這本書也不是作者自己出版的，根據張深切自己說，是在二十幾年前的舊稿，由年代推測，應該是戰前張深切在大陸從事文藝工作的時候所寫成，其實並非在台灣所完成。在1965年1月，臨終之前，寫完序言，死後，以遺稿形式，由洪尊元將其整理出版。
為什麼洪尊元要將之出版呢？洪尊元在「寫在『縱談日本』一書之前」寫道（張深切 1966：1，3）：
凡關心日本問題的讀者，「縱談日本」一書，值得翻翻看看，而此書出自臺籍作者手筆，較之國內的「日本通」，雖不敢保證「入木三分」，但也應該有相當的「分量」。附帶地說，求「日本通」於臺胞之間，原為駕輕就熟，順理成章之舉，而當此空前國難時期，載舟覆舟的道理，未為負責當局所充分重視，雖為一句多餘的話，但確為一大遺憾。
原來，「精神力」是神秘的，張深切先生的遺著『縱談日本』一書，我之所以樂於為文再為介紹者，第一因為他是臺籍作家，而臺胞的精神力，在目前微乎其微，過去接受日本文化，今日接受祖國文化，在此青紅不接之際，老派的人仍私淑日本，新派的人，仍私淑美國，而真正的中國文化，尚未普遍地在臺胞之間生根，因之目前所需要的，正是深刻了解中國文化的臺籍作家，在臺灣精神界多貢獻一點力量。
換言之，雖是本省人的作品，但卻是在外省人的認可之下，加以出版的。那麼這箇中就有耐人尋味的意義在內。縱貫全書，其實張深切的立場大都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這和他寫作當時，也就是戰前正在中國大陸從事文藝活動，卻被日本當局監視逮捕入獄的生命經驗有關。在出版的序言中，他寫道（陳
8 朱於1978年退休後赴美，逝於1995年。參見《朱雲影教授逝世週年紀念》（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1996）。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03
芳明，張炎憲，邱坤良 1998：67）：
日本此時在亞洲所處的地位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認識他們的實情，才能和他們提攜親善，他們也需要改變過去的觀念，瞭解中國的國體，無論有何變化，中國民族依然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大民族，一旦覺醒復興，只有中國才能維持世界的和平，才能領導世界人類進入大同之路。
在對「中國民族」讚美之餘，這本書是否能反映當時本省人的觀點？在綜觀全書之後，筆者在其中一處找到張深切對於本省人的同情與辯解（張深切 1966：35）。
在這道德廢墮，世風日下的時代，日人還能保持其尊師重道的美德，實為可感。近年來，聽說有許多從前在臺灣當過老師的人來臺觀光，受到他們的學生熱烈歡迎，引致惱怒了某方面的反感，有的罵那些歡迎人，謂奴性未改，認賊作父，有的機關竟公然表示憤慨，拒絕他們參觀，鬧出了很丟臉的笑話。學生們如果是向勝利者脅肩諂笑，搖尾乞憐，那的確是可恥的行為，然而他們是向敗戰國的老師，表示他們個人受過恩惠的感謝；這種富有人情味的舉措，無人應當給予嘉獎才對，如何加以謾罵？
從這一處，可以看出張深切對於「勝利者」與「戰敗者」的明確區分，他認為「殖民者／老師」與「被殖民者／學生」的關係，不應受到「戰勝」或「戰敗」的影響。這個觀點是文中「某方面」的人所不能理解，然而，張深切終究不敢明白說出「某方面」是指誰？是指那方面？從這裡可以看出，在當時的時代裡，張深切有表達上的困境。
《縱談日本》書中其餘部分大抵為介紹日本的社會文化，文學戲劇宗教民俗等，以平實卻深入淺出的介紹為主，可以看出張深切對日本文化具有高度的理解與素養。但是，對於日本神話傳說部分輒大加批駁與蔑斥，以和近代中國比較的觀點，處處彰顯中華文化的偉大。他死後出版此書，也收錄了許多外省文化界人士對他的悼文，其中有一位聯合報記者稱讚張深切是「恨透了日本人」，指張深切其實是想要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一位台籍作家。這些都可以看出，張深切雖是本省籍作家，其交往對象卻都是外省作家，並且得到他們的欣賞。
104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解嚴之後，本書又重新被復刻出版，對於此書，張炎憲曾加以解說道：「張深切書寫這本書時，有時自認是中國人，以中國的口氣抒寫日本，但寫到兩國比較之處，又流露出台灣人的觀點，既不屬於日本，又不屬於中國，而是第三者的角色。身份認同的困境是台灣人的悲哀，張深切也無法逃出這個宿命。」（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 1998：231）但是筆者並不這樣認為。筆者認為張深切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困境，而是有表達上的困境。這種表達上的困境，是戰後台灣本省人共通的現象（後述）。筆者認為，張深切深知在戰後初期，對於台籍人士「奴性未改，認賊作父」的指控的嚴重性。對於這樣的指控，張深切也只能輕輕的以「人情味」來表示同情，而無力反論。
解嚴之後，張深切在此所指出的，戰勝者對於台灣人「奴性未改，認賊作父」的指控，並未消除。這可以從徐宗懋的《日本情結》一書為代表，外省人的下一代，仍舊承襲著外省族群的「被侵略者的日本觀」，繼續地對「被殖民者」加以負面的批評（徐宗懋 1997：274）：
他們不必然自認為是日本人，日本的岐視政策始終在他們與日本人之間清楚地畫出一條線來，但是他們卻無疑深深走入日本的文化世界，並作為日後回顧成長過程中的主要內容。這使得他們重回祖國懷抱遭遇挫折時，又回頭擁抱日本人的東西，挫折越深，擁抱越強，而且把日本的殖民提高到文化和政治認同的高度，如此就使自己陷入被殖民者的虛榮和自卑中，其本質必然是軟弱的。
徐宗懋的批評之矛主要指向李登輝前總統（以下敬稱略），他繼承了戰後初期對於「被殖民者」的指控，只是把語言轉換為「虛榮與自卑」而已，而李登輝可說是「被殖民者」的代表，他們在這一批文獻之中，毫無發言份量，也沒有發聲的力氣，可說幾乎是完全缺席的。
所謂本省人作家的「日本文化論」作品開始出現，是在解嚴之後。其中，商哲明代表了「被殖民者」在後殖民時代的一種觀點類型。商哲明生於1929年，到中學為止，受到日本教育，戰後有一段時間當教員，在當教員時，他並沒有特別對日本反感，反倒是崇拜有加，但是後來改行當日語導遊與領隊，從工作經驗之中，他重新接觸到日本人，認識到許多負面印象，並激發出自身的民族意識，開始了一段複雜的心理過程，首先，在一篇名為「懺悔」的文中寫道（商哲明 1987：2）：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05
我以前也盲目崇拜日本人，經常說日語，聽日本歌，唱日本歌，真是不要臉。我唱過日本歌，唱過日本流行歌，唱過日本軍歌，現在想起來，禁不住要臉紅。
我當教員二十一年，前十年，以「日本老師模式」對待學生，亂罵學生，亂打學生，實在不應該。
他的朋友感到很奇怪，問他說，為何現在不再崇拜日本人了，他說：「民族意識覺醒了」，他特別提到被殖民時期的屈辱（商哲明1987：169）：
日本人罵台灣人的時候說「強克洛」，打台灣人的時候說「強克洛」，別的不說，光就這一點，過去日本人虐待台灣人，就不能視為個人問題。
這些原本埋藏在腦海深處的記憶，在戰後因為不愉快的接觸經驗，而重新被喚起，最後他的結論並非全然否定日本人，他採取了平衡的觀點道：
筆者當日語導遊和領隊，在台灣接觸日本人，在日本接觸日本人。我覺得，他們有幾點值得我們學習，也有幾點不值得我們學習。
日本人有公德心、守法、守規矩，能體諒別人，能替別人著想；他們做事認真、負責，待人親切、有禮貌。
——這些值得我們學習。
日本人專橫獨裁，氣量小，脾氣壞，喜怒無常，忽冷忽熱，講話模稜兩可，態度曖昧，表裡不一，虛偽、神秘、呆板、盲從……。
——這些，我們不要去學它。
然而，如商哲明能以中文寫出對日本文化觀感的論著頗為少數，在前述文獻之中，只有一本。
此外，從上述日本文化論的書籍當中，若依照作者所處的發言位置，亦即，與日本社會的物理性距離來區分的話，可以大分為二類：
（一）旅日撰寫者
1. 外交官、軍人
‧駐日外交官；崔萬秋、張群、馬樹禮。
‧軍人：柳長勛。
106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2. 新聞記者
‧經濟時報社記者：王沿津。上海人，日中戰爭時，由日本回到中國，歷經八年抗戰，事業失敗。終戰後，再到台灣。
‧中央日報社記者：潘煥昆。旅日三十多年，中國廣東出身。
‧中央通訊社記者：李嘉。
‧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齊濤。
‧中華日報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駐日特派員：章陸。
‧聯合報駐日記者：司馬桑敦。
‧中國時報駐日記者：劉黎兒。
3. 留學生或旅日學者
‧陳鵬仁、吳密察、姚巧梅、王墨林。
4. 僑日工作者
‧陳再明。
（二）在台灣撰寫者
‧歷史學者：朱雲影、李永熾、呂理洲、林景淵。
‧記者／社會評論家：徐宗懋（中國時報）、司馬嘯青（自立報社）。
‧工商界：商哲明（導遊）。
從上述的作者職業整理下來，可以發現不論是解嚴前，或是解嚴後，台灣的「日本文化論」的寫手，除了外交官員之外，大多數是從事記者的行業。
作者所屬的行業往往決定作品的內容，駐日官員們多撰寫回憶錄或是社會民情觀察見聞；而記者在採訪之餘，也喜好撰寫社會文化觀察，作品內容多為廣泛的觀察或是見聞軼事，其主題各式各樣，但是在不同人的見聞紀中重複地出現，這類作品可稱為「泛論」或是「散論」，長久以來，主導了臺灣的「日本文化論」的市場。
在這些記者之中，有一個頗為共同的現象是，大報社的駐日記者絕大多數為外省人，他們在觀察日本社會時，大都高度意識到自己的人生經驗，帶著「被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在這裡面，「被侵略者」的日本觀，可以從中央日報社駐日三十多年記者潘煥昆以下表白的心路歷程中看出（潘煥昆 1985：6）：
一二八淞滬戰事發生時，我正在廣東省汕頭市讀初中，我們學校旁邊即是日本領事館，後面不到一公里外的海港中停泊了兩艘日本驅逐艦。白天水兵上岸在領事館的庭院中從事肉搏練習，大聲喊殺。晚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07
間則日本軍艦上的機關槍喀喀作響，徹夜不休。那些日本人的醜惡嘴臉及一副咄咄逼人、目空一切的態度，至今記憶猶新。至於在後來八年抗戰期間所身受流亡、日機轟炸，眼見自己的同胞血肉橫飛慘狀等痛苦，更是不用提了。
回想起來，假如不是日本侵略我國，阻撓我政府的統一與建國大業，則共產主義在我國早被消滅，我們何致大陸淪陷，只剩下臺、澎、金、馬這一小塊乾淨土。因此，大陸的七億同胞的苦難以及在自由地區的我們目前的不幸遭遇，縱非日本所直接造成，日本人亦不能辭其咎。
這種「被侵略者」的仇恨意識，當然也因人而異。有些記者雖也同為外省人，例如中華日報記者章陸，他下筆為文，並不強調「被侵略者」的仇恨觀點，而是採取「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古籍深植於日本社會的影響力與作用」的態度，希望以共通的文化重新認識日本，與日本保持和諧相處（章陸 1993：1）。
最後，歷史學者們為一般讀者所寫的「日本文化論」相關著作，是比較有深度的，例如：李永熾對於江戶文學的見解，或是吳密察在旅日數年期間，以其專業知識，寫下對於日本社會的「保守化」問題，以及日本戰後的和平運動，、市民運動面向的觀察，這些書籍的目的，都在於要增加台灣社會對日本的知識性及現狀的理解，為有議題要發展書特定「文化論」。而吳密察的文字敘述中，雖未強調其本省人第二代的身份，卻對前述「被侵略者」的日本觀提出了批判（吳密察 1992：190）：
從被害者意識出發的「抗戰心態」或不經析理的「民族情感」，都不足以瞭解目前的國際社會，當然也不足以正確地瞭解日本。雖然如此，我們仍然看到不少應該以析理的方式寫研究文章的「日本專家」，一味地運用抗戰八股「作文」，令人覺得悲壯卻又可憐。我們需要堂堂正正地面對國際社會(當然包括日本)，但這種堂堂正正的氣勢，不是來自被害者意識也不是來自高傲的自大狂，而是來自本身的尊嚴和恰如其份的信心。
簡言之，在戒嚴解除之後，本省人作家的作品才開始登場，而外省人第二代多承襲「被侵略者」的日本觀，繼續以此角度來看待日本。例如：王墨林也是其中一例（王墨林 1991：283-284）。
108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我是島上的「外省人」第二代；在台南的一棟本房子裡出生的，又在嘉義的一棟日本房子裡長大的。原鄉對我而言，勿寧是父祖之地的空間象徵，而日本房子的空間才是我的身體原點的記憶。……
雙親從未跟他們的兒女談起故鄉往事，現在才知道那是白色恐怖時代外省人所必須遵守的大忌，但是，當他們偶爾提起「日本鬼子」時，他們的情緒卻流露出一股憤憤不平。有一次高中在學校看了一場《中國之怒吼》的中日抗戰紀錄片，看到日本軍人虐殺中國百姓的畫面，我久久不能停止心中的那一份驚惶。
在「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甦的主題上，呂理州、吳密察等本省人後裔都認為不會，當然，他們是經過對日本戰後社會的研究理解之後，所得到的結論。而外省人後裔如：王墨林、徐宗懋則認定，日本軍國主義必將復甦，此觀點承襲自昔日「被侵略者」的族群記憶，與中國相同，故二者間在此一議題上，產生嚴重的對立。
四、文獻（二）：自傳／傳記／詩歌風格的「日本文化論」
在上述文獻（一）的目錄之中，曾經深刻地理解日本，真正接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被殖民者」，在戰後的中文出版界裡，幾乎是完全缺席的。這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在時代風潮、政府刻意推行的反日政策底下，似乎只有商哲明類型的唯一一部反殖民的小品作品出現。然而，如果跳開中文世界，那麼1990年代以後，大量的以日語書寫的作品，不斷地自費出版或是在日本出版，這些作品中往往以生命史，而不是長篇理論，來表達其與日本的關係。而這些作者，清一色全部都是以日語為書寫語文，其文獻目錄如下：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992
柯旗化
《台灣監獄島》
東京：イースト・プレ
（中文：2002。《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路》。高雄：第一出版社）
1993
楊威理
《ある台灣知識人の悲劇》
東京：岩波書店
1994
林歲德
《私の抗日天命》
東京：社會評論出版
（中文：1996。《我的抗日天命》。台北：前衛出版社）
1994
孤蓬萬里
《『台灣万葉集』物語》
東京：岩波書店
1994
孤蓬萬里編著
《台灣万葉集》
東京：集英社
1994
陳逸松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太陽旗下風滿台》
台北：前衛出版社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09
1994
蔡德本
《台灣のいもっ子》
東京：集英社
（中文：1995。《蕃薯仔哀歌》。台北：遠景）
1995
孤蓬萬里編著
《台灣万葉集（續編）》
東京：集英社
1996
賴天河編
《台北川柳會》
自費出版
1997
林景明
《日本統治下台灣の「皇民化」教育》
東京：高文研
1997
孤蓬萬里編著
《孤蓬萬里半世紀》
東京：集英社
1998
鄭春河
《台灣人元志願兵と大東亞戰爭》
東京：展轉社
1999
吳月娥
《ある台灣人女性の自分史》
東京：芙蓉書房
1999
楊海瑞
《雙葉》
自費出版
1999
楊國光
《ある台灣人の軌跡》
東京：露滿堂
2000
陳淑媛
《「憶」さるすべりによせて》
自費出版
2000
蔡焜燦
《台灣人と日本精神》
東京：日本教文社
2001
洪坤山
《闘病の日々》
台北：南天書局
2001
黃靈芝
《黃靈芝作品集（19）》
自費出版
2002
林彥卿
《非情山地》
自費出版
2002
張嘉英
《愛の細道－我が九十年史》
自費出版
2003
許國雄
《台灣と日本がアジアを救う》
東京：明成社
2003
彭炳燿
《造飛機の日子－台灣少年工回顧録》
新竹：新竹市政府
2003
黃靈芝
《台灣俳句歲時記》
東京：言叢社
上述的作品類型大致上可分為三類：
（一）自傳類：林歲德、陳逸松、蔡德本、林景明、鄭春河、吳月娥、蔡焜燦、洪坤山、林彥卿、張嘉英、許國雄、彭炳耀。
（二）傳記類：楊威理、楊國光。
（三）詩歌類：孤蓬萬里、賴天河、黃靈芝、楊海瑞、陳淑媛。
這些作者們都不是職業作家，但是都是在台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經驗者，他們的年齡相仿，都出生在1920年代或1930年代，在他們的人生黃金青春時期中，迎接終戰。而戰後在台灣歷經另一個政府的統治。在出版這些作品時，都已經年屆七十高齡。
他們的人生經驗，有的是驚濤駭浪，有的只是平淡無奇，但是，好像有一鼓力量，使得他們一定要寫下人生中的日本經驗。這些經驗都是在殖民地臺灣發生的。而他們不是文學作家，所以都用自傳體或傳記體來敘說「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以及「被殖民者」在後殖民時代對日本的看法，亦即，這些作品表達了戰後臺灣「被殖民者」的日本觀。
從這些作品表達出的日本觀中，可以看出其內容是相當複雜、多層面的。
110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簡略言之，在光譜上從對日本統治最為反感的林歲德《我的抗日天命》，到相當程度肯定日本統治的鄭春河《台灣人元志願兵と大東亞戰爭》都有。而這些都和他們的人生經驗有關。但是，縱然如此，後者仍佔大多數。而後者都是在戰後，經過和國民黨統治的比較之後，得到這樣的結論。
關於這樣的比較和反省，每一個人都有曲折的心路歷程，而這些其實對一般非文學專業作者而言，實在不容易表現。更何況，外在形式條件是在戒嚴情況底下，對白色恐怖的恐懼，也令他們不輕易表現出來。
除了上述以自傳體的表現之外，他們還有一種表達的方式，即是以日語短詩媒介來表達其心路歷程。對於這些詩歌，筆者曾經為文分析內容，並從中檢討所謂「日本語人」的意涵，在此僅舉出其中數例，關於他們對殖民者日本的觀感如下（黃智慧 2003）：
兵の日は反日なれど短歌を詠む今は親日の我の不思議さ（黃得龍）
在當日本兵的時候我反日／但是今日詠起短歌時／我卻是不可思議地親日
天皇を神と思ひし彼の日びを空虚なりしと我は思わず（鄭埌耀）
我並不認為／把天皇當成神的那些日子／都是空虛的
御名御璽に鼻をすすりし日を追へば日本人たりしわが少年期（傅彩澄）
當我懷想起那一段／對著天皇肖像鼻酸落淚的時日／我的少年時期／確實是個日本人
ニッポンという愛憎に揺れるクニ（李琢玉，主題：「揺れる」）
Nippon／這個令人愛恨交加的故鄉（國度）
恩讐は御破算にして故侶日本（李琢玉，主題：「恩」）
讓我們的恩怨情仇就此「歸零」吧！／過去的伴侶，日本！
日の丸の酸っぱさを知る植民地（李琢玉，主題：「日の丸」）
只有被殖民者／才能體會「日之丸」的酸楚
從上述的詩歌表現中，反日與親日的複合情感，以及愛恨交加、恩怨情仇的共存，只能以如酸梅般的來感覺來表現等等，都是不易令外人理解的感受，更何況這些文本皆以日語寫作，生命經驗加上語言的隔閡，「被殖民者」的日本觀在台灣並未受到重視與理解。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11
五、文獻（三）：以台日關係為主軸的「日本文化論」
對照於上述自傳風格文獻類，本節收錄的文獻雖然也帶著自傳風格，有同樣是日語寫作，但是內容卻是以當代或未來台、日關係的訴求為重點，和前述文類以昔日過往的生命使記錄不同，其文獻目錄如下：
李登輝
1996
《これからのアジア》
東京：光文社
1999
《台灣の主張》
東京：PHP
（中文：1999。《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
2000
《アジアの知略》
東京：光文社
（中文：2000。《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
2001
《李登輝學校の教え》（小林善紀合著）
東京：小學館
（中文：2001。《李登輝學校的教誨》。台北：先覺）
2003
《「武士道」解題》
東京：小學館
（中文：2004。《「武士道」解題》。台北：前衛）
金美齢
1996
《鍵は「台湾」にあり！―「日・台」新関係がアジアを変える》
東京：文芸春秋
1997
《大中華主義はアジアを幸福にしない》
東京：草思社
2000
《敵は中国なり―日本は台湾と同盟を結べ》
東京：光文社
2001
《入国拒否―台湾論はなぜ焼かれたか》
東京：幻冬舎
2001
《日本よ台湾よ―国を愛し人を愛すること》（周英明合著）
東京：扶桑社
（中文版：2001。《日本啊！台灣啊！》。台北：前衛）
黄文雄
1992
《それでも日本だけが繁栄する》
東京：光文社
1992
《震盪世界的日本》
台北:自立晚報社
1993
《日本の繁栄はもう止まらない》
東京：光文社
1995
《大東亜共栄圏の精神》
東京：光文社
1996
《中国人の偽善 台湾人の怨念》
東京：光文社
1996
《脅かす中国騙される日本》
東京：光文社
1997
《豬狗牛 : 中國沙豬‧日本狗‧台灣牛》
台北 : 前衛出版社
1997
《捏造された日本史》
東京：光文社
1998
《日本がつくったアジアの歴史―7(池田 憲彦合著) 》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1998
《日本がつくったアジアの歴史》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1999
《韓国人の「反日」台湾人の「親日」―朝鮮総督府と台湾総督府》
東京：光文社
1999
《罠に嵌った日本史》
東京：日本文芸社
2000
《「NO」と言える台湾―孤児国家・台湾経済はなぜ強いのか? 》
東京：日本文芸社
112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2000
《主張する台湾 迷走する日本》
東京：光文社
2000
《つけあがるな中国人うろたえるな日本人》
東京：徳間書店
2001
《台湾は日本人がつくった》
東京：徳間書店
（中文版：2001。《締造台灣的日本人》。台北：一橋出版社）
2001
《満州国の遺産》
東京：光文社
2001
《台日中的21世紀》
台北: 一橋出版社
2002
《近代中国は日本がつくった》
東京：光文社
2002
《日中戦争知られざる真実》
東京：光文社
2002
《中華思想の罠に嵌った日本》
東京：日本文芸社
2003
《中国が葬った歴史の新・真実》
東京：青春出版社
2003
《日本の植民地の真実》
東京：扶桑社
2003
《日本人が台湾に遺した武士道精神》
東京：徳間書店
2003
《世界を急襲する中国発SARSの恐怖》
東京：光文社
2003
《中国「反日」の狂奔》
東京：光文社
2003
《中国人の卑劣日本人の拙劣》
東京：徳間書店
2003
《日本の植民地の真実》
東京：扶桑社
2004
《中国こそ逆に日本に謝罪すべき9つの理由》
東京：青春出版社
2004
《中国の日本潰しが始まった》
東京：光文社
謝雅梅
1999
《台湾人と日本人―日本人に知ってほしいこと》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2000
《日本に恋した台湾人》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2001
《新視点「台湾人と日本人」》
東京：小学館
2002
《台湾論と日本論》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2002
《いま日本人に伝えたい台湾と中国のこと》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2003
《台湾は今日も日本晴れ! 》
東京：総合法令出版
（中文版：2004。《臺灣今天萬里晴》。台北：玉山社）
這些文獻的作者集中在四個人，出版時間和前述文獻（二）一樣，都是爆發在1990年代之後，且著作量頗為驚人，顯見日本社會讀者頗為接受這樣的文本。以李登輝的著作為例（李登輝，小林善紀 2001：194）：
另一種可以稱之為「冷靜的親日派」，這些人對於日本完全不存任何幻想，而且戰後幾度遭受到日本的背棄，對日本也感受失望。
而這些人雖然非常了解日本壞的一面，卻非常冷靜，深知台灣要生存唯有靠日本。因為這樣的想法，就算日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他們對日本的親善態度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從這樣的分類法來看李登輝先生，他應該是屬於冷靜的親日派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13
吧。當然，不只是李先生，我想很多對台日關係鞠躬盡瘁的台灣人，大多都是屬於這一派的。
而且，他們絕不是戰略性的親日派，單單的只是冷靜的親日派。
這些戰後不斷遭到日本背棄，但對日本的親愛之情仍深深埋在心坎裡，始終對日本有所期待，持續給予日本鼓勵的冷靜親日派，確實大有人在。
身為總是無法回應他們心意的戰後日本人，我不得不感到羞愧難當。
李登輝先生對於日本人，可說是知無不言、苦口婆心。他不斷的褒獎日本，讓我們更加確信日本文化擁有深度和兼容並蓄的包容力，而且即使是現在的日本，也具備了這些優點。
他所說的話，讓疲於現代化的日本人得到極大的鼓舞。
像這樣既可讓日本讀者「羞愧難當」，又能「得到極大的鼓舞」的魅力，非有對日本的社會、文化有高度見解者，難以達到。
這四個作者在日本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他們的著作都是在日本發行之後，才被引介回到臺灣，他們的著作的一個共通點，則是以殖民地經驗出發，要讓日本社會大眾理解臺灣人和中國人的差異。
其中謝雅梅和其他三人不同，並沒有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是卻能以第二代後裔的角度來看待過去，必且承襲了父母對日本的感受與經驗，成為她自己喜歡日本的出發點。加上她自己長年在日本社會中工作的經驗，得出較之於前述文獻（一）的泛論類型都能更深入的日本文化論。
最後，著作量驚人的黃文雄則是以其對東亞各國近代史的深度理解，寫出大眾易懂的近現代史評論，他對日韓、日中關係的見解，往往是日本學者不敢明白表示，而黃文雄卻以非日本人的身份位置而能夠揮灑。
六、文獻（四）：流行文化論
最後，在1990年代之後，興起另一波寫作日本文化的作品，這些作品的主題皆集中在「流行文化」上，收錄如下：
114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1989
詹宏志
《城市觀察》
台北：遠流出版社
1997
黑鳥麗子
《黑鳥麗子白皮書》
台北：大塊文化
1998
小葉日本台
《日劇完全享樂手冊》
台北：紅色
1998
哈日杏子
《我得了哈日症》
台北：時報出版社
1999
哈日杏子
《哈日事件記錄簿》
台北：時報出版社
1999
哈日杏子
《遊學日本最好玩》
台北：平裝本出版公司
1999
阿潼
《東京鮮旅奇緣：偶像日劇場景新鮮紀實》
台北：青新
1999
許乃勝
《哈日族的天堂》
台北：探索
2000
林嘉翔
《行樂日本》
台北：遠流
2000
劉黎兒
《東京‧風情‧男女》
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0
劉黎兒
《東京的情色手冊》
台北縣：新新聞出版
2000
劉黎兒
《愛してる》
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
2001
劉黎兒
《黎兒流：書寫東京》
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
2002
劉黎兒
《好色時代：黎兒的慾望東京》
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2
劉黎兒
《東京‧迷絲‧迷思：黎兒的日本情思》
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2
劉黎兒
《純愛大吟釀》
台北：新新聞文化出版
2002
劉黎兒
《新美女主義》
台北：時報文化事業
2003
劉黎兒
《新種男人》
台北：時報文化事業
2003
劉黎兒
《黎兒純愛俱樂部》
台北：方智出版社
2002
李天鐸主編
《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I》
台北：遠流出版社
2003
邱琡雯主編
《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Ⅱ》
台北：遠流出版社
歸納上述主題，基本上只有兩類，一類就是臺灣年輕人的「哈日現象」，另一類則是日本中年人的情欲生活。
臺灣年輕人的哈日現象主要集中在哈日杏子的著作中，「哈日」這個詞彙也是由她所創出，由於適切地表達了年輕人的對日喜好的心理，故得到日、台兩地讀者，甚至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讀者所認同。她所說的「哈日」，用一種自我嘲諷的手法，稱之為一種病症，其症狀是（哈日杏子 1998）：
吃一定要吃日本料理，看一定要看日劇、日本電影、日文書，聽一定要聽日本語和日文歌，用的東西一定要日本製的，說一定要說日本話或是和日本有關的事物，逛一定要逛日商投資的百貨公司，無時無刻都要讓自己沈浸在一個完全日本化的世界裡，否則會非常難受！
哈日杏子自承是從1992年才開始去日本旅遊或遊學，並介紹日本社會文化給台灣。她喜歡上日本的原因，和家族的歷史經驗似乎無關，或者是刻意地保持距離。因為有哈日症傾向的年輕人，不論其族群、出身，憑著對日本流行文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115
化的共同嗜好，找到了共通點。
另一類主題則集中在劉黎兒對日本中年人的情欲生活的書寫上。她在眾多的日本文化論之中，另闢蹊徑，找到一條日本文化和台灣文化中有極大差異的區塊，令台灣讀者感到異類、有趣。同時，這類型的著作更脫離了原本作為「敵國日本」或「殖民宗主國日本」的嚴肅形象與沈重的桎梏，轉進台灣人過去所未曾探知的內部情欲生活，獲得台灣讀者的喜好。但是，相對於哈日杏子的著作也在日本被翻譯出版，擁有相當的讀者群支持，劉黎兒的情色書寫，到目前為止，卻只在台灣出版，必未能得到日本社會的認同。
七、中間結論：台灣的後殖民日本觀
綜觀上述歸納收錄的台灣的書籍出版物的四種類別看來，戰後台灣的「日本文化論」具有以下的特色：
（1）二個不同的日本觀並存，但是卻互不相容。此即「被侵略者的日本觀」與「被殖民者的日本觀」。前者在台灣社會容易發聲，在政策保護底下，得到解釋的發言權。在解嚴前40年間，長期佔據大多數的出版市場，直到解嚴以後，還持續批判後者。
（2）台灣的被殖民者的「日本文化論」，長年以來無法在中文市場上占一席之地，直到1990年代之後，才以日本書寫的形式大量出現。這種沈默半世紀之久，才一口氣大量出現的現象，是世界上其他被殖民區域所未見。這些作品亟須中文世界的讀者加以解讀，才能理解「被殖民者」的情境。
（3）在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殖民主義結束之後，台灣如何重新認識日本？這不僅是是台灣內部需先消彌歧見整合的課題，也是對今後對日、台關係的開展上極為重要的課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文獻（三）的類型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與途徑，是過去所未見，也是全世界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發言位置。
（4）同樣是在1990年代之後，台灣所產生的流行文化論，除了顯示出對於日本文化的親近度以外，也顯示對於日本在亞洲的全球化或是文化霸權現象的一種立即的與先導性的理解。這樣的理解也提供了臺灣版的流行文化行銷到亞洲其他各地的借鏡。今後，對日本流行文化的喜好，是否能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對日關係的起點，仍待觀察。
116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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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人的对日观就算了，站什么立场就会写出什么东西。WW对脚盆一般持什么立场大家都知道。还是喜欢来自国内的人写的，老冰写得就不错，其作品行文通俗易懂。《有类战犯叫参谋》、《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写得都不错，不过就是都有点虎头蛇尾，这估计也是作者非专职写作的原因。最近在看《铁在烧》。

colongj 发表于 2012-5-19 23:50
WW人的对日观就算了，站什么立场就会写出什么东西。WW对脚盆一般持什么立场大家都知道。还是喜欢来自国内的 ...
   呵呵，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解释台湾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亲日。你看完就知道了，此文作者不喜欢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