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香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

<P>香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P>
<P>作者按：本文是作者所著一书中的一段文字。有感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甚至别有用心地认为或宣扬毛泽东“不懂经济”的荒谬观点以及所谓的“闭关自守”的狼心狗肺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特将之抽出发表，以正视听。同时，谨以此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11周年，隆重庆祝中华民族的这一圣诞节日！</P>
<P>引言：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心中勾勒出共和国最新最美的蓝图，对于香港这一颗璀璨的明珠，怎样缀于祖国锦绣河山才能使之更加异彩纷呈，毛泽东是胸有成竹的。这并非萌发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东北汉子伫立在深圳罗湖桥头的时候，而是酝酿在延安的窑洞里。到了一九六三年，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告诉索马里总理：“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P>
<P>一九四九年三月，英国政府把正在马来亚丛林与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的廓尔喀兵调防香港。廓尔喀兵能征惯战，是英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凭他们能够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召开紧急会议，内阁各部部长出席，会议议题：“中共对香港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英国应该作出的反应”。
会上，以国防部长亚力山大为代表的一伙人坚决主张阻止共产党军队进攻香港。亚力山大认为，如果英国人在香港被驱逐，不仅会使英国在全世界威信扫地，而且还会给东南亚带来直接影响并将极大地增加英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负担。所以，他主张加紧调兵遣将，做好防御准备，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遏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蔓延。
英国内阁批准了国防部提出的抵抗中共大规模进攻而增加香港防务力量的方案。六月，亚力山大亲临香港视察军事防御的准备情况。驻港英军骤然增至30000人。
然而，我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乘胜前进，但在深圳罗湖桥头戛然而止。英国人的心此刻都已提到了嗓子眼。其实，具有推动现代人类社会大踏步迈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绝顶聪明的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患了健忘症。还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同三位西方记者谈话，当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时，毛泽东毫不吞吞吐吐的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不提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07页）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注意到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香港正遇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可喜可贺的是，这“历史的不智”毕竟没有发生。尽管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粗暴命令其成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美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先后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种军事物资输出。但是，后来，华盛顿方面觉得把香港划到禁区内有违常理，便允许香港进口货物，却继续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于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新中国通向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一九五○年末，港督葛量洪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的数据显示：一九四八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6.1亿港元，其中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贸易逆差1.5亿港元；一九五○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一下子从逆差转为顺差，其超出数额高达5亿港元之巨。
香港人笑了，英国资本家也笑了；自然，中国人也笑了——新中国所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以及国际市场上走悄的农副产品、有色金属等，正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源源不断而来、又源源不断而去。二○○三年，《北京青年报》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五十周年，推出报告文学《李嘉诚与抗美援朝》，披露了李嘉诚为新中国转运战略物资“暗渡陈仓”的一幕历史活剧。或可试问：当年有多少香港富商巨贾遵循着“价值规律的法则”（相信大多数人还抱有着伟大的爱国情怀）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楚河汉界之上勇作甘当了“马前卒”了呢？由于其“暗渡”，也许，永远统计不出一个准确的数目。
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有精辟论述。他说：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他，英国人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殚竭极虑、不遗余力地打破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对于引进先进技术及其设备、扩大对外贸易的心情急迫而强烈。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引录了一段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的谈话很能了然他的如此心境——
“毛泽东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像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拐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中法建交刚刚三天，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按捺不住一股让新中国的经济面向世界的激情，他说：
“使两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十分重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同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以及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次谈话里，他对中日经济关系发表了意义深远的讲话，他说：
“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日本还买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
还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汇报时得知，香港各银行游资甚厚，存款利息降跌，立即表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嘱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党领袖首次提出利用外资的战略思想。
一九七二年二月初，毛泽东审阅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根据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些先进设备在他老人家逝世后陆续投产，对我国农业增产和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P>
<P>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八十寿辰，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毛泽东以其智睿、诚恳和远见卓识逐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黔驴技穷般的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其坚韧不拔的开拓、巍峨屹立的雄姿、海纳百川的胸怀大步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称“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的毛泽东，在他中南海堆满书籍的房间里会见了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毛泽东仍然没有让英国人“不安心”，毕竟距离租期届满还有二十三年呢。但是，他们还是谈到了香港。毛泽东先是以一种诗人浪漫的口吻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也现在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而后，毛泽东又以一种哲学家兼政治家的语气，高瞻远瞩、不容置啄地规划了未来——一九九七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当年针对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的“一纲四目”政策，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主权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伟人的召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主体正是来自一九二七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诞生的“红一团”。
毛泽东英灵在上！当他老人家看到自己曾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猎猎飘扬，看到“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香港同胞自信自强的风貌，看到人民子弟兵驻港部队官兵的飒爽英姿，他一定会欣慰地笑的。
是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真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我们，看到啦！</P><P>香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P>
<P>作者按：本文是作者所著一书中的一段文字。有感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甚至别有用心地认为或宣扬毛泽东“不懂经济”的荒谬观点以及所谓的“闭关自守”的狼心狗肺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特将之抽出发表，以正视听。同时，谨以此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11周年，隆重庆祝中华民族的这一圣诞节日！</P>
<P>引言：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心中勾勒出共和国最新最美的蓝图，对于香港这一颗璀璨的明珠，怎样缀于祖国锦绣河山才能使之更加异彩纷呈，毛泽东是胸有成竹的。这并非萌发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东北汉子伫立在深圳罗湖桥头的时候，而是酝酿在延安的窑洞里。到了一九六三年，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告诉索马里总理：“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P>
<P>一九四九年三月，英国政府把正在马来亚丛林与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的廓尔喀兵调防香港。廓尔喀兵能征惯战，是英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凭他们能够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召开紧急会议，内阁各部部长出席，会议议题：“中共对香港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英国应该作出的反应”。
会上，以国防部长亚力山大为代表的一伙人坚决主张阻止共产党军队进攻香港。亚力山大认为，如果英国人在香港被驱逐，不仅会使英国在全世界威信扫地，而且还会给东南亚带来直接影响并将极大地增加英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负担。所以，他主张加紧调兵遣将，做好防御准备，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遏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蔓延。
英国内阁批准了国防部提出的抵抗中共大规模进攻而增加香港防务力量的方案。六月，亚力山大亲临香港视察军事防御的准备情况。驻港英军骤然增至30000人。
然而，我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乘胜前进，但在深圳罗湖桥头戛然而止。英国人的心此刻都已提到了嗓子眼。其实，具有推动现代人类社会大踏步迈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绝顶聪明的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患了健忘症。还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同三位西方记者谈话，当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时，毛泽东毫不吞吞吐吐的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不提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07页）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注意到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香港正遇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可喜可贺的是，这“历史的不智”毕竟没有发生。尽管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粗暴命令其成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美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先后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种军事物资输出。但是，后来，华盛顿方面觉得把香港划到禁区内有违常理，便允许香港进口货物，却继续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于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新中国通向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一九五○年末，港督葛量洪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的数据显示：一九四八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6.1亿港元，其中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贸易逆差1.5亿港元；一九五○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一下子从逆差转为顺差，其超出数额高达5亿港元之巨。
香港人笑了，英国资本家也笑了；自然，中国人也笑了——新中国所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以及国际市场上走悄的农副产品、有色金属等，正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源源不断而来、又源源不断而去。二○○三年，《北京青年报》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五十周年，推出报告文学《李嘉诚与抗美援朝》，披露了李嘉诚为新中国转运战略物资“暗渡陈仓”的一幕历史活剧。或可试问：当年有多少香港富商巨贾遵循着“价值规律的法则”（相信大多数人还抱有着伟大的爱国情怀）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楚河汉界之上勇作甘当了“马前卒”了呢？由于其“暗渡”，也许，永远统计不出一个准确的数目。
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有精辟论述。他说：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他，英国人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殚竭极虑、不遗余力地打破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对于引进先进技术及其设备、扩大对外贸易的心情急迫而强烈。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引录了一段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的谈话很能了然他的如此心境——
“毛泽东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像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拐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中法建交刚刚三天，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按捺不住一股让新中国的经济面向世界的激情，他说：
“使两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十分重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同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以及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次谈话里，他对中日经济关系发表了意义深远的讲话，他说：
“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日本还买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
还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汇报时得知，香港各银行游资甚厚，存款利息降跌，立即表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嘱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党领袖首次提出利用外资的战略思想。
一九七二年二月初，毛泽东审阅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根据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些先进设备在他老人家逝世后陆续投产，对我国农业增产和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P>
<P>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八十寿辰，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毛泽东以其智睿、诚恳和远见卓识逐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黔驴技穷般的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其坚韧不拔的开拓、巍峨屹立的雄姿、海纳百川的胸怀大步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称“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的毛泽东，在他中南海堆满书籍的房间里会见了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毛泽东仍然没有让英国人“不安心”，毕竟距离租期届满还有二十三年呢。但是，他们还是谈到了香港。毛泽东先是以一种诗人浪漫的口吻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也现在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而后，毛泽东又以一种哲学家兼政治家的语气，高瞻远瞩、不容置啄地规划了未来——一九九七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当年针对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的“一纲四目”政策，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主权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伟人的召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主体正是来自一九二七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诞生的“红一团”。
毛泽东英灵在上！当他老人家看到自己曾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猎猎飘扬，看到“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香港同胞自信自强的风貌，看到人民子弟兵驻港部队官兵的飒爽英姿，他一定会欣慰地笑的。
是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真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我们，看到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