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刍议西方对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的代号与翻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38:29
在当今的军事刊物中，对苏、俄、中（尤其是前两者）的飞行器或导弹的描述最通常地便是使用西方（北约或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或绰号）。很多苏式作战飞机的绰号，如“支点”、“侧卫”等深入人心，知名度甚至高于“米格-29”或“苏-27”；对于导弹来说更是如此。但是，通过对当今各种军事刊物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西方代号的翻译和使用，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原则：对同一单词的译法多种多样，用法也都不相同，非常混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可以认为，在约定俗成和基本翻译原则的基础上，为西方代号制订一套确定而严谨的翻译标准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制定这样的原则，便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当我们提到苏俄导弹，诸如Kh-22“风暴”的时候，我们通常采用西方代号：AS-4“厨房”（Kitchen），继而理所当然地认为“AS-4”是“代号”，而“厨房”是“绰号”，且认为它们来自统一命名原则。事实与这正好相反。西方对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的命名体系其实有两套系统，即“北约代号名称”（NATO Reporting Name）系统和“美国国防部代号”（DOD Designation）系统。这两套系统在事实上没有重叠部分。北约和美国国防部制订代号的目的有二：其一，形象地使大家通过代号区分飞行器和导弹；其二，对苏、俄没有公布名称的飞行器或导弹进行定义。在铁幕拉开以来的60年里，这两套系统的成效非凡。
“北约代号名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已经发现并确认的苏俄中飞行器导弹的命名系统。飞行器的代号名称由航空航天协调委员会（ASIC，2005年改名为航空标准化协调委员会ASCC，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英国组成的委员会）确定。但导弹（以及雷达等）的名称则由其他组织选定。但是，所有的代号名称都被北约融入到同一清单之中。固定翼飞机的代号名称的首个字母由其任务决定。螺旋桨飞机的代号名称为单音节词（比如“熊”，Bear）；喷气式飞机则采用多音节词（比如“逆火”，Backfire）。直升机和导弹的命名方式近似，但词的音节并不被限制。
代号首字母：
A - 空空导弹
B - 轰炸机
C - 运输机
F - 战斗机
G - 地空导弹 （包括反弹道导弹）
H - 直升机
K - 空地导弹
M - 其他 （一切不属于以上内容的飞行器）
S - 地地导弹
飞行器和导弹的型号由后缀字母（字母不能用“I”和“O”）表示，比如“熊-A”。小型的升级被以后缀之后的“第x型”和罗马数字表示，比如“熊-F 第IV型”。有时同一系列会被加上一个字“改”，但这样的例子只有三个：“獾-C改”、“獾-G改”和“击剑手-D改”。最近，某种型号的副型号有时被数字后缀表示，比如“支点-A2”或“狐蝠-B5”。目前还有一种表示副型号的方式是加入后缀“变形 n”，n从1开始。一个实例是“侧卫-E 变形1”和“侧卫-E 变形2”。该命名法则起初都只用于苏联产品，但不久之后对中国飞行器和导弹也适用了。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代号则是由特定的字母和连续数字构成的。该命代号系和北约的体系有根本的不同，而和1947年成立的美国联合导弹命名系统有些相似。代号包括代号字母和连续的数字。
代号字母：
AA - 空空导弹
ABM - 反弹道导弹
AS - 空面导弹
AT - 反坦克导弹
DR - 无人机
FRAS - 无控反潜火箭弹
FROG - 无控对地火箭弹（某些组织将其望字生意地翻译为“蛙”，这是明显不正确的，因为这四个字母代表Free Rocket Over Ground）
SA - 地空导弹
SA-N - 海基地空导弹
SL - 航天发射器
SS - 地地导弹
SSC -地地导弹（沿海防御用）
SS-N - 海基地地导弹
SuW-N - 海基反潜导弹
从1962年起，字母“X”被插入数字之前以表明该导弹属于实验型。比如“SS-X-10”和“SS-NX-25”。 不久之后这套命名体系也适用于中国导弹，但在代号字母之前另加一“C”字，比如“CSS-5”、“CSS-NX-5”。
在1955年之前，美国国防部还采用另一套为飞机制订代号的方案，这被称为“国防部序号编号”（DOD "Type" Numbers），即按照顺序为最新发现的苏联飞机排定“第一式”、“第二式”，以此类推，“递三式而至万式”。可这样排下去明显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不方便记忆，容易出现差错，所以运用了8年后（此时已经排到40式了）被废止。在航天器方面还有一套谢尔登命名体系（Sheldon Designation），该命名规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查尔斯·谢尔登发明的。该体系以字母与火箭家族的联系为基础，变形以后缀的数字或字母表示。比如“A家族”包括人造地球卫星1号、人造地球卫星2号、东方号和联盟号采用的火箭，其中人造地球卫星1号和2号被定名为“A”，东方号为“A-1”，联盟号为“A-1-m”。由于难于记忆，变形太多，近几年也多不用了。
以上这些东西各位读者应该很熟悉，对于上文提到的Kh-22来说，“AS-4”是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而“厨房”则是北约国家共同制订的命名。对图-16来说，“第39式”是美国国防部序号编号，而“獾”（Badger）则是北约命名。其他常见的代号皆遵从此规律。
那么，从西方对自身代号体系的建立和改革过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原则呢？
其一，要有规律。苏俄自己采用的编号体系是GRAU系列生产代号，其是由苏联国防部导弹与炮兵总局以武器的立项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故整个系统、导弹本身、发射装置都采用不同的代号（系统代号是立项代号——服役代号，组件代号是生产代号），所以在显得异常凌乱。以反坦克导弹为例，9M17家族的导弹拥有6种改型，却拥有10个代号：9M17（3M11、9M11）、9M17DB、9M17M、9M17P、9M17MP、9M17N，家族还被称为PTUR-62；其导弹系统也有三种代号：2K8“方阵”，9K8“蝎”，9K8“趾骨”。这样的代号还算有规律的，后面的改进型和新型号之辨就更加让人头痛。比如说，9K121“旋风”导弹系统是作为9K113“突击”系统的替代品出现的，但其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外形与“突击”极其相似的反坦克导弹家族。于是，“旋风”导弹便经常和“突击”及其变形9K113M“安宅”混用，又跟9K114“突击2”、9K114M“突击3”系统混淆，到最后完全混乱，足可令人吐血。在航天推进器的生产代号上，伊万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编号和编号之间毫无字面联系，8K71PS的改型叫8A91，65S3的升级版叫11K65，整个型号列表就像个密码本。苏联有时候还用“X工程”来描述自己的建造项目（导弹、飞行器、舰艇等等），比如R-3/R-13系列就拥有“320、321、322、323、380、380M”六个工程。俄国人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只需照单生产，再给送出流水线的管子起个霸气的名字就够了，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倘若用俄国人自己的体系无疑会算出一笔糊涂账。当一个名为9A4172的导弹摆在你面前时，你是否能下意识地想到该导弹属于9K121系统？当你看到5V55和48N6的时候，你能否立即确认它们是“亲兄弟”？为了方便区别，避免记错，美国国防部代号便诞生了。AT-2A、AT-2B、AT-2C解决了9M17家族麻烦的代号，还可以很明显地提醒读者：这三类导弹无论苏俄代号是什么，每类之中都有重要的共同点，每类之间则有重要的不同点，比如AT-2A和AT-2B采用指令制导，而AT-2C采用瞄准线半自动制导，再比如AT-6的升级型是AT-9，然后是AT-12和AT-16。定义的规律性一下子就凸显了。
第二，要方便记忆。换句话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拥有一定特点的绰号（或曰：代号名称）。苏联人自己编的绰号千奇百怪，前文所提的“方阵”、“趾骨”、“突击”、“旋风”一类便是明例，再加上什么“婴儿”、“巴松管”、“竞赛”、“混血儿”、“短号”，仍然保持了一团浆糊的本色，明显不符合代号制订第一原则。俄国人在做防空导弹的时候曾经试图规范绰号使用，即采用图形作为绰号，于是创造出“圆圈”、“圆形”、“三角”、“菱形”、“正方”、“立方”一类，可国内很多设计方不买账，最终只好放弃。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序号又显单调而易错：倘若你要只按照学号顺序背出小学同学的名字，并回忆起特征来，恐怕也是不易的。但如果像对付东林党那样编一套《点将录》，把梁山好汉的绰号往上一套，恐怕再过半辈子你也忘不了。这便是北约代号名称的设计初衷。显然，绰号比排位更好记，北约代号名称在大部分领域的知名度远大于国防部代号，更高于苏联代号，比如在很多地方都会介绍“耐火箱”（Sagger）导弹，可用“AT-3”的就少，采用“9M14‘婴儿’”一名的就凤毛麟角了。较为显眼的反例便是谢尔登体系，该体系由于重在分类辨析导弹的改型而将代号变成了短横线的海洋，满眼F-1-m、D-1-e，可谓是另一套密码本，但规律性的东西美国国防部代号和它难分伯仲，方便性俄国人自己起的绰号反而最佳，再加上苏联为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通常不会隐瞒自己的航天发射器，所以西方很快就放弃了谢尔登体系，转而用国防部代号和俄国绰号描述苏俄航天推进器。更不着调的是美国国防部对飞行器的序号编号，用了8年就排到了40号，倘若这套体系沿用到苏联解体，那至少也要排到“200式”，敢问谁能像背圆周率似的把它都背下来？
正是在这两条准则的支撑下，西方的这一整套代号体系已经臻于完美。在对这套体系中的北约代号命名部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这两条准则，再加上一条无重复原则，则是翻译工程的核心所在。
有人会问，笔者所言的“规律性”不是被赋予不需要翻译的国防部代号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照顾规律性呢？答案是，国防部代号是规律性的集中体现，但绝不是完全的体现，因为北约代号名称同样遵守规律。除了很浅显的首字母规律之外，绰号的用词也很有规律。绰号采用的单词绝大多数为名词，少数为形容词，其含义分为以下几类：
动物类（安-2“小马”、SS-N-20“鲟鱼”、AT-1“甲鱼”等）；
职业类（雅克-38“铁匠”、SS-3“讼棍”、AS-12“保龄球手”等）；
小物件类（别-12“邮件”、SS-N-25“弹簧折刀”、ABM-1“橡皮套鞋”等）；
性格类（伊尔-76“耿直”、CSSC-7“冒失”、AA-6“毒辣”等）；
其他（图-22M“逆火”、SS-13“野人”、AS-17“氪”等）。
其中，前四类包含着85%以上的绰号，其中又以动物和职业最多。不同类型的飞行器或导弹的用词往往有共同规律，比如运输机中动物类和性格类较多，物件类也不少，职业类却很少；战斗机中职业类很多，动物类很少；直升机几乎是动物类的天下。这些特点往往暗示了绰号词意的运用，在翻译的时候毫无疑问要顾及。诸如伊尔-62，北约代号“Classic”，一译“古典”，一译“文豪”，乍一看仿佛都有道理，可运输机中有伊尔-76“耿直”，图-154“粗疏”，而“文豪”也实在算不上个职业，所以“古典”明显佳胜。在各方译出的代号命名中，很多都应经过这一条的检验和商榷。
方便记忆问题主要反映在意译音译之争上。我国在第一次引用西方绰号时，由于认为西方绰号的词义和导弹特点毫无关系，且有时带有贬低之意，是故采用音译：“Guideline”译作“盖德莱”，“Ganef”译作“加涅夫”，“Gaskin”译作“甘斯肯”、“盖斯金”，“Sagger”译作“萨格”，“Serb”译作“赛尔布”等等。这主要体现在防空导弹上。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国译制人员终于发现了意译词更易记忆这一特点，可他们只对随后新出现的代号做了意译，之前的仍保留音译，或者进行了部分的改动，或者不带贬义的意译，带贬义的音译（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结果造成了一种半音半意的尴尬局面，比如：
“苏军陆军装备的主要防空导弹有：SA-2型‘导线’防空导弹，SA-4型‘加涅夫’防空导弹，SA-6型‘根弗’防空导弹，SA-7型‘杯盘’防空导弹，SA-8型‘壁虎’防空导弹，SA-9型‘甘斯肯’防空导弹和SA-10型防空导弹，SA-11型防空导弹八种。”
（《苏军研究问答100题》）
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很多人习惯把AT-3（9M14）叫“萨格”，而管AT-4（9M111）叫“塞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不遵守第二原则所产生的另一种尴尬的后果：外行会把“盖斯金”和“甘斯肯”当成两种东西（更别提还有个“灯笼裤”），不知“沙道克”和“柚子”究竟有何关系。
在方便记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提倡完全采用意译，而且要动手对以前“约定俗成”的音译进行修改，尤其是在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翻译上。比如，SA-2应译为“导线”，SA-4为“小偷”，SA-5“骗子”，SA-6“求利”……同时应该建立一个确定译名的组织，对北约代号名称的翻译进行统一。
本着这样的原则，笔者翻译了一套《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北约代号》的文本，仅供参考，欢迎雅正。
2011年4月22日 在当今的军事刊物中，对苏、俄、中（尤其是前两者）的飞行器或导弹的描述最通常地便是使用西方（北约或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或绰号）。很多苏式作战飞机的绰号，如“支点”、“侧卫”等深入人心，知名度甚至高于“米格-29”或“苏-27”；对于导弹来说更是如此。但是，通过对当今各种军事刊物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西方代号的翻译和使用，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原则：对同一单词的译法多种多样，用法也都不相同，非常混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可以认为，在约定俗成和基本翻译原则的基础上，为西方代号制订一套确定而严谨的翻译标准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制定这样的原则，便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当我们提到苏俄导弹，诸如Kh-22“风暴”的时候，我们通常采用西方代号：AS-4“厨房”（Kitchen），继而理所当然地认为“AS-4”是“代号”，而“厨房”是“绰号”，且认为它们来自统一命名原则。事实与这正好相反。西方对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的命名体系其实有两套系统，即“北约代号名称”（NATO Reporting Name）系统和“美国国防部代号”（DOD Designation）系统。这两套系统在事实上没有重叠部分。北约和美国国防部制订代号的目的有二：其一，形象地使大家通过代号区分飞行器和导弹；其二，对苏、俄没有公布名称的飞行器或导弹进行定义。在铁幕拉开以来的60年里，这两套系统的成效非凡。
“北约代号名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已经发现并确认的苏俄中飞行器导弹的命名系统。飞行器的代号名称由航空航天协调委员会（ASIC，2005年改名为航空标准化协调委员会ASCC，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英国组成的委员会）确定。但导弹（以及雷达等）的名称则由其他组织选定。但是，所有的代号名称都被北约融入到同一清单之中。固定翼飞机的代号名称的首个字母由其任务决定。螺旋桨飞机的代号名称为单音节词（比如“熊”，Bear）；喷气式飞机则采用多音节词（比如“逆火”，Backfire）。直升机和导弹的命名方式近似，但词的音节并不被限制。
代号首字母：
A - 空空导弹
B - 轰炸机
C - 运输机
F - 战斗机
G - 地空导弹 （包括反弹道导弹）
H - 直升机
K - 空地导弹
M - 其他 （一切不属于以上内容的飞行器）
S - 地地导弹
飞行器和导弹的型号由后缀字母（字母不能用“I”和“O”）表示，比如“熊-A”。小型的升级被以后缀之后的“第x型”和罗马数字表示，比如“熊-F 第IV型”。有时同一系列会被加上一个字“改”，但这样的例子只有三个：“獾-C改”、“獾-G改”和“击剑手-D改”。最近，某种型号的副型号有时被数字后缀表示，比如“支点-A2”或“狐蝠-B5”。目前还有一种表示副型号的方式是加入后缀“变形 n”，n从1开始。一个实例是“侧卫-E 变形1”和“侧卫-E 变形2”。该命名法则起初都只用于苏联产品，但不久之后对中国飞行器和导弹也适用了。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代号则是由特定的字母和连续数字构成的。该命代号系和北约的体系有根本的不同，而和1947年成立的美国联合导弹命名系统有些相似。代号包括代号字母和连续的数字。
代号字母：
AA - 空空导弹
ABM - 反弹道导弹
AS - 空面导弹
AT - 反坦克导弹
DR - 无人机
FRAS - 无控反潜火箭弹
FROG - 无控对地火箭弹（某些组织将其望字生意地翻译为“蛙”，这是明显不正确的，因为这四个字母代表Free Rocket Over Ground）
SA - 地空导弹
SA-N - 海基地空导弹
SL - 航天发射器
SS - 地地导弹
SSC -地地导弹（沿海防御用）
SS-N - 海基地地导弹
SuW-N - 海基反潜导弹
从1962年起，字母“X”被插入数字之前以表明该导弹属于实验型。比如“SS-X-10”和“SS-NX-25”。 不久之后这套命名体系也适用于中国导弹，但在代号字母之前另加一“C”字，比如“CSS-5”、“CSS-NX-5”。
在1955年之前，美国国防部还采用另一套为飞机制订代号的方案，这被称为“国防部序号编号”（DOD "Type" Numbers），即按照顺序为最新发现的苏联飞机排定“第一式”、“第二式”，以此类推，“递三式而至万式”。可这样排下去明显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不方便记忆，容易出现差错，所以运用了8年后（此时已经排到40式了）被废止。在航天器方面还有一套谢尔登命名体系（Sheldon Designation），该命名规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查尔斯·谢尔登发明的。该体系以字母与火箭家族的联系为基础，变形以后缀的数字或字母表示。比如“A家族”包括人造地球卫星1号、人造地球卫星2号、东方号和联盟号采用的火箭，其中人造地球卫星1号和2号被定名为“A”，东方号为“A-1”，联盟号为“A-1-m”。由于难于记忆，变形太多，近几年也多不用了。
以上这些东西各位读者应该很熟悉，对于上文提到的Kh-22来说，“AS-4”是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而“厨房”则是北约国家共同制订的命名。对图-16来说，“第39式”是美国国防部序号编号，而“獾”（Badger）则是北约命名。其他常见的代号皆遵从此规律。
那么，从西方对自身代号体系的建立和改革过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原则呢？
其一，要有规律。苏俄自己采用的编号体系是GRAU系列生产代号，其是由苏联国防部导弹与炮兵总局以武器的立项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故整个系统、导弹本身、发射装置都采用不同的代号（系统代号是立项代号——服役代号，组件代号是生产代号），所以在显得异常凌乱。以反坦克导弹为例，9M17家族的导弹拥有6种改型，却拥有10个代号：9M17（3M11、9M11）、9M17DB、9M17M、9M17P、9M17MP、9M17N，家族还被称为PTUR-62；其导弹系统也有三种代号：2K8“方阵”，9K8“蝎”，9K8“趾骨”。这样的代号还算有规律的，后面的改进型和新型号之辨就更加让人头痛。比如说，9K121“旋风”导弹系统是作为9K113“突击”系统的替代品出现的，但其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外形与“突击”极其相似的反坦克导弹家族。于是，“旋风”导弹便经常和“突击”及其变形9K113M“安宅”混用，又跟9K114“突击2”、9K114M“突击3”系统混淆，到最后完全混乱，足可令人吐血。在航天推进器的生产代号上，伊万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编号和编号之间毫无字面联系，8K71PS的改型叫8A91，65S3的升级版叫11K65，整个型号列表就像个密码本。苏联有时候还用“X工程”来描述自己的建造项目（导弹、飞行器、舰艇等等），比如R-3/R-13系列就拥有“320、321、322、323、380、380M”六个工程。俄国人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只需照单生产，再给送出流水线的管子起个霸气的名字就够了，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倘若用俄国人自己的体系无疑会算出一笔糊涂账。当一个名为9A4172的导弹摆在你面前时，你是否能下意识地想到该导弹属于9K121系统？当你看到5V55和48N6的时候，你能否立即确认它们是“亲兄弟”？为了方便区别，避免记错，美国国防部代号便诞生了。AT-2A、AT-2B、AT-2C解决了9M17家族麻烦的代号，还可以很明显地提醒读者：这三类导弹无论苏俄代号是什么，每类之中都有重要的共同点，每类之间则有重要的不同点，比如AT-2A和AT-2B采用指令制导，而AT-2C采用瞄准线半自动制导，再比如AT-6的升级型是AT-9，然后是AT-12和AT-16。定义的规律性一下子就凸显了。
第二，要方便记忆。换句话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拥有一定特点的绰号（或曰：代号名称）。苏联人自己编的绰号千奇百怪，前文所提的“方阵”、“趾骨”、“突击”、“旋风”一类便是明例，再加上什么“婴儿”、“巴松管”、“竞赛”、“混血儿”、“短号”，仍然保持了一团浆糊的本色，明显不符合代号制订第一原则。俄国人在做防空导弹的时候曾经试图规范绰号使用，即采用图形作为绰号，于是创造出“圆圈”、“圆形”、“三角”、“菱形”、“正方”、“立方”一类，可国内很多设计方不买账，最终只好放弃。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序号又显单调而易错：倘若你要只按照学号顺序背出小学同学的名字，并回忆起特征来，恐怕也是不易的。但如果像对付东林党那样编一套《点将录》，把梁山好汉的绰号往上一套，恐怕再过半辈子你也忘不了。这便是北约代号名称的设计初衷。显然，绰号比排位更好记，北约代号名称在大部分领域的知名度远大于国防部代号，更高于苏联代号，比如在很多地方都会介绍“耐火箱”（Sagger）导弹，可用“AT-3”的就少，采用“9M14‘婴儿’”一名的就凤毛麟角了。较为显眼的反例便是谢尔登体系，该体系由于重在分类辨析导弹的改型而将代号变成了短横线的海洋，满眼F-1-m、D-1-e，可谓是另一套密码本，但规律性的东西美国国防部代号和它难分伯仲，方便性俄国人自己起的绰号反而最佳，再加上苏联为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通常不会隐瞒自己的航天发射器，所以西方很快就放弃了谢尔登体系，转而用国防部代号和俄国绰号描述苏俄航天推进器。更不着调的是美国国防部对飞行器的序号编号，用了8年就排到了40号，倘若这套体系沿用到苏联解体，那至少也要排到“200式”，敢问谁能像背圆周率似的把它都背下来？
正是在这两条准则的支撑下，西方的这一整套代号体系已经臻于完美。在对这套体系中的北约代号命名部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这两条准则，再加上一条无重复原则，则是翻译工程的核心所在。
有人会问，笔者所言的“规律性”不是被赋予不需要翻译的国防部代号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照顾规律性呢？答案是，国防部代号是规律性的集中体现，但绝不是完全的体现，因为北约代号名称同样遵守规律。除了很浅显的首字母规律之外，绰号的用词也很有规律。绰号采用的单词绝大多数为名词，少数为形容词，其含义分为以下几类：
动物类（安-2“小马”、SS-N-20“鲟鱼”、AT-1“甲鱼”等）；
职业类（雅克-38“铁匠”、SS-3“讼棍”、AS-12“保龄球手”等）；
小物件类（别-12“邮件”、SS-N-25“弹簧折刀”、ABM-1“橡皮套鞋”等）；
性格类（伊尔-76“耿直”、CSSC-7“冒失”、AA-6“毒辣”等）；
其他（图-22M“逆火”、SS-13“野人”、AS-17“氪”等）。
其中，前四类包含着85%以上的绰号，其中又以动物和职业最多。不同类型的飞行器或导弹的用词往往有共同规律，比如运输机中动物类和性格类较多，物件类也不少，职业类却很少；战斗机中职业类很多，动物类很少；直升机几乎是动物类的天下。这些特点往往暗示了绰号词意的运用，在翻译的时候毫无疑问要顾及。诸如伊尔-62，北约代号“Classic”，一译“古典”，一译“文豪”，乍一看仿佛都有道理，可运输机中有伊尔-76“耿直”，图-154“粗疏”，而“文豪”也实在算不上个职业，所以“古典”明显佳胜。在各方译出的代号命名中，很多都应经过这一条的检验和商榷。
方便记忆问题主要反映在意译音译之争上。我国在第一次引用西方绰号时，由于认为西方绰号的词义和导弹特点毫无关系，且有时带有贬低之意，是故采用音译：“Guideline”译作“盖德莱”，“Ganef”译作“加涅夫”，“Gaskin”译作“甘斯肯”、“盖斯金”，“Sagger”译作“萨格”，“Serb”译作“赛尔布”等等。这主要体现在防空导弹上。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国译制人员终于发现了意译词更易记忆这一特点，可他们只对随后新出现的代号做了意译，之前的仍保留音译，或者进行了部分的改动，或者不带贬义的意译，带贬义的音译（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结果造成了一种半音半意的尴尬局面，比如：
“苏军陆军装备的主要防空导弹有：SA-2型‘导线’防空导弹，SA-4型‘加涅夫’防空导弹，SA-6型‘根弗’防空导弹，SA-7型‘杯盘’防空导弹，SA-8型‘壁虎’防空导弹，SA-9型‘甘斯肯’防空导弹和SA-10型防空导弹，SA-11型防空导弹八种。”
（《苏军研究问答100题》）
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很多人习惯把AT-3（9M14）叫“萨格”，而管AT-4（9M111）叫“塞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不遵守第二原则所产生的另一种尴尬的后果：外行会把“盖斯金”和“甘斯肯”当成两种东西（更别提还有个“灯笼裤”），不知“沙道克”和“柚子”究竟有何关系。
在方便记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提倡完全采用意译，而且要动手对以前“约定俗成”的音译进行修改，尤其是在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翻译上。比如，SA-2应译为“导线”，SA-4为“小偷”，SA-5“骗子”，SA-6“求利”……同时应该建立一个确定译名的组织，对北约代号名称的翻译进行统一。
本着这样的原则，笔者翻译了一套《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北约代号》的文本，仅供参考，欢迎雅正。
2011年4月22日
当我们提到苏俄导弹，诸如Kh-22“风暴”的时候，我们通常采用西方代号：AS-4“厨房”（Kitchen），继而理所当然地认为“AS-4”是“代号”，而“厨房”是“绰号”，且认为它们来自统一命名原则。事实与这正好相反。西方对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的命名体系其实有两套系统，即“北约代号名称”（NATO Reporting Name）系统和“美国国防部代号”（DOD Designation）系统。这两套系统在事实上没有重叠部分。北约和美国国防部制订代号的目的有二：其一，形象地使大家通过代号区分飞行器和导弹；其二，对苏、俄没有公布名称的飞行器或导弹进行定义。在铁幕拉开以来的60年里，这两套系统的成效非凡。
“北约代号名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已经发现并确认的苏俄中飞行器导弹的命名系统。飞行器的代号名称由航空航天协调委员会（ASIC，2005年改名为航空标准化协调委员会ASCC，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英国组成的委员会）确定。但导弹（以及雷达等）的名称则由其他组织选定。但是，所有的代号名称都被北约融入到同一清单之中。固定翼飞机的代号名称的首个字母由其任务决定。螺旋桨飞机的代号名称为单音节词（比如“熊”，Bear）；喷气式飞机则采用多音节词（比如“逆火”，Backfire）。直升机和导弹的命名方式近似，但词的音节并不被限制。
代号首字母：
A - 空空导弹
B - 轰炸机
C - 运输机
F - 战斗机
G - 地空导弹 （包括反弹道导弹）
H - 直升机
K - 空地导弹
M - 其他 （一切不属于以上内容的飞行器）
S - 地地导弹
飞行器和导弹的型号由后缀字母（字母不能用“I”和“O”）表示，比如“熊-A”。小型的升级被以后缀之后的“第x型”和罗马数字表示，比如“熊-F 第IV型”。有时同一系列会被加上一个字“改”，但这样的例子只有三个：“獾-C改”、“獾-G改”和“击剑手-D改”。最近，某种型号的副型号有时被数字后缀表示，比如“支点-A2”或“狐蝠-B5”。目前还有一种表示副型号的方式是加入后缀“变形 n”，n从1开始。一个实例是“侧卫-E 变形1”和“侧卫-E 变形2”。该命名法则起初都只用于苏联产品，但不久之后对中国飞行器和导弹也适用了。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代号则是由特定的字母和连续数字构成的。该命代号系和北约的体系有根本的不同，而和1947年成立的美国联合导弹命名系统有些相似。代号包括代号字母和连续的数字。
代号字母：
AA - 空空导弹
ABM - 反弹道导弹
AS - 空面导弹
AT - 反坦克导弹
DR - 无人机
FRAS - 无控反潜火箭弹
FROG - 无控对地火箭弹（某些组织将其望字生意地翻译为“蛙”，这是明显不正确的，因为这四个字母代表Free Rocket Over Ground）
SA - 地空导弹
SA-N - 海基地空导弹
SL - 航天发射器
SS - 地地导弹
SSC -地地导弹（沿海防御用）
SS-N - 海基地地导弹
SuW-N - 海基反潜导弹
从1962年起，字母“X”被插入数字之前以表明该导弹属于实验型。比如“SS-X-10”和“SS-NX-25”。 不久之后这套命名体系也适用于中国导弹，但在代号字母之前另加一“C”字，比如“CSS-5”、“CSS-NX-5”。
在1955年之前，美国国防部还采用另一套为飞机制订代号的方案，这被称为“国防部序号编号”（DOD "Type" Numbers），即按照顺序为最新发现的苏联飞机排定“第一式”、“第二式”，以此类推，“递三式而至万式”。可这样排下去明显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不方便记忆，容易出现差错，所以运用了8年后（此时已经排到40式了）被废止。在航天器方面还有一套谢尔登命名体系（Sheldon Designation），该命名规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查尔斯·谢尔登发明的。该体系以字母与火箭家族的联系为基础，变形以后缀的数字或字母表示。比如“A家族”包括人造地球卫星1号、人造地球卫星2号、东方号和联盟号采用的火箭，其中人造地球卫星1号和2号被定名为“A”，东方号为“A-1”，联盟号为“A-1-m”。由于难于记忆，变形太多，近几年也多不用了。
以上这些东西各位读者应该很熟悉，对于上文提到的Kh-22来说，“AS-4”是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而“厨房”则是北约国家共同制订的命名。对图-16来说，“第39式”是美国国防部序号编号，而“獾”（Badger）则是北约命名。其他常见的代号皆遵从此规律。
那么，从西方对自身代号体系的建立和改革过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原则呢？
其一，要有规律。苏俄自己采用的编号体系是GRAU系列生产代号，其是由苏联国防部导弹与炮兵总局以武器的立项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故整个系统、导弹本身、发射装置都采用不同的代号（系统代号是立项代号——服役代号，组件代号是生产代号），所以在显得异常凌乱。以反坦克导弹为例，9M17家族的导弹拥有6种改型，却拥有10个代号：9M17（3M11、9M11）、9M17DB、9M17M、9M17P、9M17MP、9M17N，家族还被称为PTUR-62；其导弹系统也有三种代号：2K8“方阵”，9K8“蝎”，9K8“趾骨”。这样的代号还算有规律的，后面的改进型和新型号之辨就更加让人头痛。比如说，9K121“旋风”导弹系统是作为9K113“突击”系统的替代品出现的，但其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外形与“突击”极其相似的反坦克导弹家族。于是，“旋风”导弹便经常和“突击”及其变形9K113M“安宅”混用，又跟9K114“突击2”、9K114M“突击3”系统混淆，到最后完全混乱，足可令人吐血。在航天推进器的生产代号上，伊万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编号和编号之间毫无字面联系，8K71PS的改型叫8A91，65S3的升级版叫11K65，整个型号列表就像个密码本。苏联有时候还用“X工程”来描述自己的建造项目（导弹、飞行器、舰艇等等），比如R-3/R-13系列就拥有“320、321、322、323、380、380M”六个工程。俄国人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只需照单生产，再给送出流水线的管子起个霸气的名字就够了，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倘若用俄国人自己的体系无疑会算出一笔糊涂账。当一个名为9A4172的导弹摆在你面前时，你是否能下意识地想到该导弹属于9K121系统？当你看到5V55和48N6的时候，你能否立即确认它们是“亲兄弟”？为了方便区别，避免记错，美国国防部代号便诞生了。AT-2A、AT-2B、AT-2C解决了9M17家族麻烦的代号，还可以很明显地提醒读者：这三类导弹无论苏俄代号是什么，每类之中都有重要的共同点，每类之间则有重要的不同点，比如AT-2A和AT-2B采用指令制导，而AT-2C采用瞄准线半自动制导，再比如AT-6的升级型是AT-9，然后是AT-12和AT-16。定义的规律性一下子就凸显了。
第二，要方便记忆。换句话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拥有一定特点的绰号（或曰：代号名称）。苏联人自己编的绰号千奇百怪，前文所提的“方阵”、“趾骨”、“突击”、“旋风”一类便是明例，再加上什么“婴儿”、“巴松管”、“竞赛”、“混血儿”、“短号”，仍然保持了一团浆糊的本色，明显不符合代号制订第一原则。俄国人在做防空导弹的时候曾经试图规范绰号使用，即采用图形作为绰号，于是创造出“圆圈”、“圆形”、“三角”、“菱形”、“正方”、“立方”一类，可国内很多设计方不买账，最终只好放弃。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序号又显单调而易错：倘若你要只按照学号顺序背出小学同学的名字，并回忆起特征来，恐怕也是不易的。但如果像对付东林党那样编一套《点将录》，把梁山好汉的绰号往上一套，恐怕再过半辈子你也忘不了。这便是北约代号名称的设计初衷。显然，绰号比排位更好记，北约代号名称在大部分领域的知名度远大于国防部代号，更高于苏联代号，比如在很多地方都会介绍“耐火箱”（Sagger）导弹，可用“AT-3”的就少，采用“9M14‘婴儿’”一名的就凤毛麟角了。较为显眼的反例便是谢尔登体系，该体系由于重在分类辨析导弹的改型而将代号变成了短横线的海洋，满眼F-1-m、D-1-e，可谓是另一套密码本，但规律性的东西美国国防部代号和它难分伯仲，方便性俄国人自己起的绰号反而最佳，再加上苏联为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通常不会隐瞒自己的航天发射器，所以西方很快就放弃了谢尔登体系，转而用国防部代号和俄国绰号描述苏俄航天推进器。更不着调的是美国国防部对飞行器的序号编号，用了8年就排到了40号，倘若这套体系沿用到苏联解体，那至少也要排到“200式”，敢问谁能像背圆周率似的把它都背下来？
正是在这两条准则的支撑下，西方的这一整套代号体系已经臻于完美。在对这套体系中的北约代号命名部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这两条准则，再加上一条无重复原则，则是翻译工程的核心所在。
有人会问，笔者所言的“规律性”不是被赋予不需要翻译的国防部代号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照顾规律性呢？答案是，国防部代号是规律性的集中体现，但绝不是完全的体现，因为北约代号名称同样遵守规律。除了很浅显的首字母规律之外，绰号的用词也很有规律。绰号采用的单词绝大多数为名词，少数为形容词，其含义分为以下几类：
动物类（安-2“小马”、SS-N-20“鲟鱼”、AT-1“甲鱼”等）；
职业类（雅克-38“铁匠”、SS-3“讼棍”、AS-12“保龄球手”等）；
小物件类（别-12“邮件”、SS-N-25“弹簧折刀”、ABM-1“橡皮套鞋”等）；
性格类（伊尔-76“耿直”、CSSC-7“冒失”、AA-6“毒辣”等）；
其他（图-22M“逆火”、SS-13“野人”、AS-17“氪”等）。
其中，前四类包含着85%以上的绰号，其中又以动物和职业最多。不同类型的飞行器或导弹的用词往往有共同规律，比如运输机中动物类和性格类较多，物件类也不少，职业类却很少；战斗机中职业类很多，动物类很少；直升机几乎是动物类的天下。这些特点往往暗示了绰号词意的运用，在翻译的时候毫无疑问要顾及。诸如伊尔-62，北约代号“Classic”，一译“古典”，一译“文豪”，乍一看仿佛都有道理，可运输机中有伊尔-76“耿直”，图-154“粗疏”，而“文豪”也实在算不上个职业，所以“古典”明显佳胜。在各方译出的代号命名中，很多都应经过这一条的检验和商榷。
方便记忆问题主要反映在意译音译之争上。我国在第一次引用西方绰号时，由于认为西方绰号的词义和导弹特点毫无关系，且有时带有贬低之意，是故采用音译：“Guideline”译作“盖德莱”，“Ganef”译作“加涅夫”，“Gaskin”译作“甘斯肯”、“盖斯金”，“Sagger”译作“萨格”，“Serb”译作“赛尔布”等等。这主要体现在防空导弹上。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国译制人员终于发现了意译词更易记忆这一特点，可他们只对随后新出现的代号做了意译，之前的仍保留音译，或者进行了部分的改动，或者不带贬义的意译，带贬义的音译（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结果造成了一种半音半意的尴尬局面，比如：
“苏军陆军装备的主要防空导弹有：SA-2型‘导线’防空导弹，SA-4型‘加涅夫’防空导弹，SA-6型‘根弗’防空导弹，SA-7型‘杯盘’防空导弹，SA-8型‘壁虎’防空导弹，SA-9型‘甘斯肯’防空导弹和SA-10型防空导弹，SA-11型防空导弹八种。”
（《苏军研究问答100题》）
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很多人习惯把AT-3（9M14）叫“萨格”，而管AT-4（9M111）叫“塞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不遵守第二原则所产生的另一种尴尬的后果：外行会把“盖斯金”和“甘斯肯”当成两种东西（更别提还有个“灯笼裤”），不知“沙道克”和“柚子”究竟有何关系。
在方便记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提倡完全采用意译，而且要动手对以前“约定俗成”的音译进行修改，尤其是在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翻译上。比如，SA-2应译为“导线”，SA-4为“小偷”，SA-5“骗子”，SA-6“求利”……同时应该建立一个确定译名的组织，对北约代号名称的翻译进行统一。
本着这样的原则，笔者翻译了一套《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北约代号》的文本，仅供参考，欢迎雅正。
2011年4月22日 在当今的军事刊物中，对苏、俄、中（尤其是前两者）的飞行器或导弹的描述最通常地便是使用西方（北约或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或绰号）。很多苏式作战飞机的绰号，如“支点”、“侧卫”等深入人心，知名度甚至高于“米格-29”或“苏-27”；对于导弹来说更是如此。但是，通过对当今各种军事刊物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西方代号的翻译和使用，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原则：对同一单词的译法多种多样，用法也都不相同，非常混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可以认为，在约定俗成和基本翻译原则的基础上，为西方代号制订一套确定而严谨的翻译标准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制定这样的原则，便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当我们提到苏俄导弹，诸如Kh-22“风暴”的时候，我们通常采用西方代号：AS-4“厨房”（Kitchen），继而理所当然地认为“AS-4”是“代号”，而“厨房”是“绰号”，且认为它们来自统一命名原则。事实与这正好相反。西方对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的命名体系其实有两套系统，即“北约代号名称”（NATO Reporting Name）系统和“美国国防部代号”（DOD Designation）系统。这两套系统在事实上没有重叠部分。北约和美国国防部制订代号的目的有二：其一，形象地使大家通过代号区分飞行器和导弹；其二，对苏、俄没有公布名称的飞行器或导弹进行定义。在铁幕拉开以来的60年里，这两套系统的成效非凡。
“北约代号名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已经发现并确认的苏俄中飞行器导弹的命名系统。飞行器的代号名称由航空航天协调委员会（ASIC，2005年改名为航空标准化协调委员会ASCC，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和英国组成的委员会）确定。但导弹（以及雷达等）的名称则由其他组织选定。但是，所有的代号名称都被北约融入到同一清单之中。固定翼飞机的代号名称的首个字母由其任务决定。螺旋桨飞机的代号名称为单音节词（比如“熊”，Bear）；喷气式飞机则采用多音节词（比如“逆火”，Backfire）。直升机和导弹的命名方式近似，但词的音节并不被限制。
代号首字母：
A - 空空导弹
B - 轰炸机
C - 运输机
F - 战斗机
G - 地空导弹 （包括反弹道导弹）
H - 直升机
K - 空地导弹
M - 其他 （一切不属于以上内容的飞行器）
S - 地地导弹
飞行器和导弹的型号由后缀字母（字母不能用“I”和“O”）表示，比如“熊-A”。小型的升级被以后缀之后的“第x型”和罗马数字表示，比如“熊-F 第IV型”。有时同一系列会被加上一个字“改”，但这样的例子只有三个：“獾-C改”、“獾-G改”和“击剑手-D改”。最近，某种型号的副型号有时被数字后缀表示，比如“支点-A2”或“狐蝠-B5”。目前还有一种表示副型号的方式是加入后缀“变形 n”，n从1开始。一个实例是“侧卫-E 变形1”和“侧卫-E 变形2”。该命名法则起初都只用于苏联产品，但不久之后对中国飞行器和导弹也适用了。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代号则是由特定的字母和连续数字构成的。该命代号系和北约的体系有根本的不同，而和1947年成立的美国联合导弹命名系统有些相似。代号包括代号字母和连续的数字。
代号字母：
AA - 空空导弹
ABM - 反弹道导弹
AS - 空面导弹
AT - 反坦克导弹
DR - 无人机
FRAS - 无控反潜火箭弹
FROG - 无控对地火箭弹（某些组织将其望字生意地翻译为“蛙”，这是明显不正确的，因为这四个字母代表Free Rocket Over Ground）
SA - 地空导弹
SA-N - 海基地空导弹
SL - 航天发射器
SS - 地地导弹
SSC -地地导弹（沿海防御用）
SS-N - 海基地地导弹
SuW-N - 海基反潜导弹
从1962年起，字母“X”被插入数字之前以表明该导弹属于实验型。比如“SS-X-10”和“SS-NX-25”。 不久之后这套命名体系也适用于中国导弹，但在代号字母之前另加一“C”字，比如“CSS-5”、“CSS-NX-5”。
在1955年之前，美国国防部还采用另一套为飞机制订代号的方案，这被称为“国防部序号编号”（DOD "Type" Numbers），即按照顺序为最新发现的苏联飞机排定“第一式”、“第二式”，以此类推，“递三式而至万式”。可这样排下去明显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不方便记忆，容易出现差错，所以运用了8年后（此时已经排到40式了）被废止。在航天器方面还有一套谢尔登命名体系（Sheldon Designation），该命名规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查尔斯·谢尔登发明的。该体系以字母与火箭家族的联系为基础，变形以后缀的数字或字母表示。比如“A家族”包括人造地球卫星1号、人造地球卫星2号、东方号和联盟号采用的火箭，其中人造地球卫星1号和2号被定名为“A”，东方号为“A-1”，联盟号为“A-1-m”。由于难于记忆，变形太多，近几年也多不用了。
以上这些东西各位读者应该很熟悉，对于上文提到的Kh-22来说，“AS-4”是美国国防部制订的代号，而“厨房”则是北约国家共同制订的命名。对图-16来说，“第39式”是美国国防部序号编号，而“獾”（Badger）则是北约命名。其他常见的代号皆遵从此规律。
那么，从西方对自身代号体系的建立和改革过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原则呢？
其一，要有规律。苏俄自己采用的编号体系是GRAU系列生产代号，其是由苏联国防部导弹与炮兵总局以武器的立项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故整个系统、导弹本身、发射装置都采用不同的代号（系统代号是立项代号——服役代号，组件代号是生产代号），所以在显得异常凌乱。以反坦克导弹为例，9M17家族的导弹拥有6种改型，却拥有10个代号：9M17（3M11、9M11）、9M17DB、9M17M、9M17P、9M17MP、9M17N，家族还被称为PTUR-62；其导弹系统也有三种代号：2K8“方阵”，9K8“蝎”，9K8“趾骨”。这样的代号还算有规律的，后面的改进型和新型号之辨就更加让人头痛。比如说，9K121“旋风”导弹系统是作为9K113“突击”系统的替代品出现的，但其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外形与“突击”极其相似的反坦克导弹家族。于是，“旋风”导弹便经常和“突击”及其变形9K113M“安宅”混用，又跟9K114“突击2”、9K114M“突击3”系统混淆，到最后完全混乱，足可令人吐血。在航天推进器的生产代号上，伊万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编号和编号之间毫无字面联系，8K71PS的改型叫8A91，65S3的升级版叫11K65，整个型号列表就像个密码本。苏联有时候还用“X工程”来描述自己的建造项目（导弹、飞行器、舰艇等等），比如R-3/R-13系列就拥有“320、321、322、323、380、380M”六个工程。俄国人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只需照单生产，再给送出流水线的管子起个霸气的名字就够了，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倘若用俄国人自己的体系无疑会算出一笔糊涂账。当一个名为9A4172的导弹摆在你面前时，你是否能下意识地想到该导弹属于9K121系统？当你看到5V55和48N6的时候，你能否立即确认它们是“亲兄弟”？为了方便区别，避免记错，美国国防部代号便诞生了。AT-2A、AT-2B、AT-2C解决了9M17家族麻烦的代号，还可以很明显地提醒读者：这三类导弹无论苏俄代号是什么，每类之中都有重要的共同点，每类之间则有重要的不同点，比如AT-2A和AT-2B采用指令制导，而AT-2C采用瞄准线半自动制导，再比如AT-6的升级型是AT-9，然后是AT-12和AT-16。定义的规律性一下子就凸显了。
第二，要方便记忆。换句话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拥有一定特点的绰号（或曰：代号名称）。苏联人自己编的绰号千奇百怪，前文所提的“方阵”、“趾骨”、“突击”、“旋风”一类便是明例，再加上什么“婴儿”、“巴松管”、“竞赛”、“混血儿”、“短号”，仍然保持了一团浆糊的本色，明显不符合代号制订第一原则。俄国人在做防空导弹的时候曾经试图规范绰号使用，即采用图形作为绰号，于是创造出“圆圈”、“圆形”、“三角”、“菱形”、“正方”、“立方”一类，可国内很多设计方不买账，最终只好放弃。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序号又显单调而易错：倘若你要只按照学号顺序背出小学同学的名字，并回忆起特征来，恐怕也是不易的。但如果像对付东林党那样编一套《点将录》，把梁山好汉的绰号往上一套，恐怕再过半辈子你也忘不了。这便是北约代号名称的设计初衷。显然，绰号比排位更好记，北约代号名称在大部分领域的知名度远大于国防部代号，更高于苏联代号，比如在很多地方都会介绍“耐火箱”（Sagger）导弹，可用“AT-3”的就少，采用“9M14‘婴儿’”一名的就凤毛麟角了。较为显眼的反例便是谢尔登体系，该体系由于重在分类辨析导弹的改型而将代号变成了短横线的海洋，满眼F-1-m、D-1-e，可谓是另一套密码本，但规律性的东西美国国防部代号和它难分伯仲，方便性俄国人自己起的绰号反而最佳，再加上苏联为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通常不会隐瞒自己的航天发射器，所以西方很快就放弃了谢尔登体系，转而用国防部代号和俄国绰号描述苏俄航天推进器。更不着调的是美国国防部对飞行器的序号编号，用了8年就排到了40号，倘若这套体系沿用到苏联解体，那至少也要排到“200式”，敢问谁能像背圆周率似的把它都背下来？
正是在这两条准则的支撑下，西方的这一整套代号体系已经臻于完美。在对这套体系中的北约代号命名部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这两条准则，再加上一条无重复原则，则是翻译工程的核心所在。
有人会问，笔者所言的“规律性”不是被赋予不需要翻译的国防部代号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照顾规律性呢？答案是，国防部代号是规律性的集中体现，但绝不是完全的体现，因为北约代号名称同样遵守规律。除了很浅显的首字母规律之外，绰号的用词也很有规律。绰号采用的单词绝大多数为名词，少数为形容词，其含义分为以下几类：
动物类（安-2“小马”、SS-N-20“鲟鱼”、AT-1“甲鱼”等）；
职业类（雅克-38“铁匠”、SS-3“讼棍”、AS-12“保龄球手”等）；
小物件类（别-12“邮件”、SS-N-25“弹簧折刀”、ABM-1“橡皮套鞋”等）；
性格类（伊尔-76“耿直”、CSSC-7“冒失”、AA-6“毒辣”等）；
其他（图-22M“逆火”、SS-13“野人”、AS-17“氪”等）。
其中，前四类包含着85%以上的绰号，其中又以动物和职业最多。不同类型的飞行器或导弹的用词往往有共同规律，比如运输机中动物类和性格类较多，物件类也不少，职业类却很少；战斗机中职业类很多，动物类很少；直升机几乎是动物类的天下。这些特点往往暗示了绰号词意的运用，在翻译的时候毫无疑问要顾及。诸如伊尔-62，北约代号“Classic”，一译“古典”，一译“文豪”，乍一看仿佛都有道理，可运输机中有伊尔-76“耿直”，图-154“粗疏”，而“文豪”也实在算不上个职业，所以“古典”明显佳胜。在各方译出的代号命名中，很多都应经过这一条的检验和商榷。
方便记忆问题主要反映在意译音译之争上。我国在第一次引用西方绰号时，由于认为西方绰号的词义和导弹特点毫无关系，且有时带有贬低之意，是故采用音译：“Guideline”译作“盖德莱”，“Ganef”译作“加涅夫”，“Gaskin”译作“甘斯肯”、“盖斯金”，“Sagger”译作“萨格”，“Serb”译作“赛尔布”等等。这主要体现在防空导弹上。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国译制人员终于发现了意译词更易记忆这一特点，可他们只对随后新出现的代号做了意译，之前的仍保留音译，或者进行了部分的改动，或者不带贬义的意译，带贬义的音译（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结果造成了一种半音半意的尴尬局面，比如：
“苏军陆军装备的主要防空导弹有：SA-2型‘导线’防空导弹，SA-4型‘加涅夫’防空导弹，SA-6型‘根弗’防空导弹，SA-7型‘杯盘’防空导弹，SA-8型‘壁虎’防空导弹，SA-9型‘甘斯肯’防空导弹和SA-10型防空导弹，SA-11型防空导弹八种。”
（《苏军研究问答100题》）
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很多人习惯把AT-3（9M14）叫“萨格”，而管AT-4（9M111）叫“塞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不遵守第二原则所产生的另一种尴尬的后果：外行会把“盖斯金”和“甘斯肯”当成两种东西（更别提还有个“灯笼裤”），不知“沙道克”和“柚子”究竟有何关系。
在方便记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提倡完全采用意译，而且要动手对以前“约定俗成”的音译进行修改，尤其是在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翻译上。比如，SA-2应译为“导线”，SA-4为“小偷”，SA-5“骗子”，SA-6“求利”……同时应该建立一个确定译名的组织，对北约代号名称的翻译进行统一。
本着这样的原则，笔者翻译了一套《苏俄中飞行器与导弹北约代号》的文本，仅供参考，欢迎雅正。
201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