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弑医案溯源

　1.7米左右，身材瘦弱，走路蹒跚。
　　就是这样一个17岁少年，于3月23日用一把水果刀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实习医生王浩刺死、并致三名医生受伤。
　　当天上午，李梦南和爷爷李禄自623公里外的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大杨树镇乘火车赶到哈尔滨。这是他们第六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就诊。
　　祖孙俩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类克”治疗，使李梦南的强直性脊柱炎得以痊愈，该病已困扰李梦南多年，令他身心备受折磨。他们没想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赵彦萍认为李梦南肺结核未愈，不宜注射“类克”，要他回家继续休息三个月。
　　此后的事态发展异变陡起。
　　祖孙二人离开医院后，入住小旅店，后李梦南在医院附近一杂货店，花4块钱买了一把折叠水果刀，直奔风湿免疫科。
　　“没有明确目标，伤几个算几个。”他在看守所内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在刀刺王浩等四人后，李梦南用同一把刀自残，就在爷爷带他去医院急诊室包扎时，被赶到的民警抓获。
　　此案引起包括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内的卫生医疗系统人士的强烈反应，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遭此变故的李梦南家人也难以理解，“少言和气、走道老费劲的孩子，怎么能干这个呢？”
　　只有爷爷李禄不经意间瞥见了李梦南心底的魔障。李梦南行凶自残后返回哈医大一院疗伤，在由李禄搀扶着爬楼梯之际说：“爷爷，我不想活了，不想增加你们负担了，咱一次次来，他们（医生）刁难咱俩，又检查又拿病历本，一次次（折腾）钱都花完了还看不上病，钱都花在路费上了。”
　　追溯李家祖孙俩自2010年9月以来反反复复的求医之旅可知，从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的大杨树镇到哈尔滨，近万公里的往返奔波，让李梦南病愈的希望燃起又熄灭，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终于压垮了这个17岁少年的心理天平。
　　原本应联手对抗疾病的医患双方，却结成了互不信任的矛盾体，扭曲的医疗体制再添一道血痕。
　　弑医者
　　李梦南自幼与爷爷奶奶生活，一直居住在大杨树镇东片名为“八十五”的棚户区，此地距嫩江85公里，因此得名。
　　棚户区以西3公里处，是街宽楼高的新区，而李家的低矮平房即使在这片待改造棚户区中也显得很是破旧。这座用泥土和砖块盖就的房屋，外墙已多处脱落，窗户蒙着一层蓝色塑料布，以此遮风挡雨。屋内只有前后两间卧房，李梦南和爷爷住里屋，奶奶与叔叔的女儿、姑姑的女儿住在外屋。
　　大杨树镇主体由煤矿和农场构成，其居民多为外来者。1979年，李禄夫妇带着三个儿女自300多公里外迁到此地，成为下井矿工。煤矿改制后，李禄下岗。其大儿子即李梦南之父，此前是当地机械厂工人，常喝酒惹事，于1997年因同他人在河北入室抢劫伤人入狱，至今未获释，李梦南母亲在其入狱后便离开李家再无音讯。李梦南姑姑在北京打工，也已离异，将女儿寄养在父母家。叔叔李春明在李禄胃癌手术后回到大杨树镇打工，其女也与李禄夫妇一起生活。
　　李家的经济来源有限，虽然62岁的李禄的退休金已从几年前的每月数百元涨至1300元，但担负一家人的生活，仍捉襟见肘。当地居委会虽于2008年给李梦南办了低保，不过每月100多元的补贴聊胜于无。
　　在李梦南患病前，2009年李禄因胃癌手术，花费10多万元，负债数万元。近两年，为给李梦南看病，李家在医疗和交通住宿前后花费约7万元，除了医保报销2万多元，其余部分则须自付。
　　一老一小的相继患病，将全家压得直不起腰来，只能在狭小破旧的房屋中艳羡他人搬至新楼。
　　李梦南最近的一张照片系近期办理医保时所拍。从照片来看，这是一个细眉细目，表情平和腼腆的少年。1994年5月出生的李梦南，自初中一年级便退学，在2009年前往北京跟随姑姑打了几个月工，后因腿部疼痛回到大杨树镇。他回到家乡时，病情就愈发严重，“下炕两手拄着都有些吃力。”李禄说。
　　李梦南患病之初，曾前往大杨树镇当地的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中心医院检查，但这家在2007年被评为二甲的医院，没有能力给他提供有效治疗。
　　求医
　　此后，李梦南在爷爷李禄的陪同下，踏上了求医之旅。
　　在2010年9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7月、2011年12月和2012年3月23日六赴哈尔滨旅途中，李禄虽自身虚弱，但每次都是与李梦南乘坐票价48元的硬座，晚上10点多出发，次日8点20分到达。
　　在大杨树镇，当地居民有大病一般前往哈尔滨诊疗，一是哈尔滨有哈医大一院和哈医大二院等多所知名医院，二是从大杨树镇到哈尔滨每天有四趟火车，还有一趟长途客车。
　　相较而言，呼伦贝尔市只有一家三甲医院，即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从大杨树镇到该院所在地牙克石市，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旅程也需近13个小时。
　　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一位科主任告诉《财经》记者，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各地患者涌向省会医院的情形也与哈尔滨类似。
　　大杨树镇乃至内蒙古只是中国医疗状况的一个现实缩影：基层医疗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日益萎缩，患者则涌至城市中的大医院。
　　与患者的长途奔波相对应，蜂聚而来的患者令中心城市的大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以哈医大一院为例，在住院部各个楼道，医务人员、病患者及其家属摩肩接踵，走路都要吆喝提醒。各楼层的楼道间均有床位摆放。
　　奔波
　　舟车劳顿、金钱付出之外，祖孙俩的求医过程也颇多周折。
　　在强直性脊柱炎被确诊之前，李梦南在哈医大一院骨外科曾被诊为双腿滑膜炎，并被延误治疗七个月，这让李家耿耿于怀，除了对骨外科医生外，李家更多怨气则指向更早问诊的风湿免疫科主任张志毅。李禄叙述说，张志毅“连瞅一眼都没瞅，说跟风湿没关系，该去哪儿上哪儿”，李禄想辩解，张说，“我给你开一大堆条子，花完钱就满意了吗？”
　　在李禄看来，由于自己听力不好，多次询问医生意见，也使得医务人员态度不耐烦。
　　药不对症，病情加重，于是祖孙俩在七个月后再次辗转于哈医大一院骨外科和风湿免疫科之间。此次张志毅确诊李梦南患上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主要累及脊柱和骶髂关节的系统性炎性疾病，确属风湿免疫科诊疗范围，目前尚无根治方法。但患者如能及时诊断及合理治疗，可以控制症状并改善预后。
　　此后，主治医生梅轶芳向祖孙俩推荐了“类克”治疗。这种瑞士进口药对强直性脊柱炎有较好的疗效。此外，其说明书要求，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需无菌操作，因为在接受该药治疗的患者中曾出现结核病感染的病例。李禄承认，当时医生曾向他说过“类克”会有副作用，但没有提到肺结核。
　　“类克”价格昂贵，进行三次注射治疗需要3.9万元，虽囊中羞涩，但治病心切的李禄仍然为孙子选择了这种药。
　　第一次注射，李梦南打了两支“类克”，其中每支类克6240元，加上住院、交通，李禄带去的2万元仅剩下50元。
　　两周后的5月10日，祖孙俩第三次赶到哈医大一院准备第二次注射“类克”时，出现了意外。李梦南一住院就高烧到41摄氏度，后被确诊为肺结核。
　　为了进行肺结核治疗，爷孙俩当月16日奔赴距大杨树镇500公里的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该院也是呼伦贝尔市结核病防治院，当地人称扎兰屯医院。在扎兰屯医院接受了两个月的肺结核治疗，院方复查后认为李梦南已度过传染期。此时，李禄再次联系哈医大一院的主治医生梅轶芳，对方让他们来检查。
　　2011年7月，祖孙俩自扎兰屯出发，第四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却被医生告知，需回家再服三个月口服药治疗肺结核，才能继续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返家后不久，李梦南再次高烧，于是重新入住扎兰屯医院。李禄称，这次在扎兰屯住院期间，李梦南出现傻笑、不停拖地、整天叠被子等异常现象，并且情绪容易激动。
　　随后，李梦南被扎兰屯医院告知，异烟肼等治疗肺结核药物可能导致精神问题，不能够再用此类药物。院方还让李梦南回家治疗，但需每20天返院复检一次。
　　到2011年12月，李梦南强直性脊柱炎愈发严重，拍片显示膝盖骨变薄，并出现骨头坏死征状。无奈之下，两人第五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医院仍认为肺结核没有治愈。此次住院五天，花费近3000元。
　　此后三个月间，李梦南在家继续服用治疗肺结核的口服药。到了2012年3月，李梦南告诉家人他胸口不疼，能打“类克”了。李禄便开始谋划带着孙子再到哈医大一院继续此前中断的治疗。
　　《财经》记者曾现场要求采访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医生，但被遭对方拒绝。
　　希望-绝望
　　2012年3月23日早上8点20分，爷孙俩第六次来哈医大一院。
　　忍受病痛李梦南迫切希望早日康复，以便打工攒点本钱学手艺或再次求学。他的儿时玩伴均已出去打工，他怕被人嘲笑走路蹒跚，平时不出门，但买了一些做人技巧和适应社会方面的书阅读。
　　风湿免疫科医生郑一宁告诉他们，哈医大一院不治结核，还是得去哈尔滨市胸科医院检查，确认肺结核是否已治愈。自哈医大一院搭乘公交车到哈尔滨市胸科医院需一个小时，祖孙两人做完检查返回哈医大一院时不到12点，但郑一宁要求他们再到胸科医院取门诊手册。
　　由于身体疲劳，李禄先行入住旅社休息，李梦南独自前往胸科医院取回门诊手册，大约下午3点回到旅社。随后，祖孙两人又一同来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该科副主任医师赵彦萍看了胸片后，告诉李禄，李梦南的肺结核未愈，若打“类克”风险太大，建议再休息三个月。
　　就在赵彦萍看片子时，郑一宁未让李梦南进入诊室。
　　在大夫做出医嘱之后，祖孙俩返回旅社，随后李梦南单独外出，此后短短一个小时左右时间里，悲剧发生。
　　回溯李梦男六次哈医大一院的就诊经历，其与院方之间并无明显纠纷。在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看来，这一事件中，李梦男并不是具体针对一位医生，而是对医院、医生整体不满的一种“无名的宣泄”。
　　到底是哪个细节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促使李梦南做出冲动之举，无从得知，但他在看守所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吐露了血案前后的心理波动。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和爷爷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
　　“我对医生肯定有误解，但他们也不全对吧？”
　　“发病的时候我非常痛苦，腿部膝盖和胯骨都特别疼、肿，行动不便。”
　　“我不应该滥杀无辜。”
　　据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针灸主任医师张子谦介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门诊医生对每位患者的平均接诊时间有“20分钟－30分钟，甚至更长”，而在中国，“尤其是内科，普遍是5分钟左右，甚至不到（5分钟）”。
　　“你可以设想一个外地病人长途奔波之后，医生不到5分钟就把他打发走，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张子谦说。
　　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陆君给出的数据，令充足的接诊时间愿望事实上遥不可及，“国际上的标准是一位医生一天能看30位左右病人，而我们大医院医生每天的门诊量已经达到了100人左右”，在这样的工作量“超饱和”状态下，“你让他（医生）怎么去沟通？”
　　悲剧发生后，一些医界人士认为，医生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对每位病人的接诊时间一再压缩。医患之间的沟通不足，彼此不信任，矛盾日积月累，最终两败俱伤。
　　受害者
　　目前，李梦南仍被关押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李家已聘请律师，他们希望对李梦南进行精神问题的司法鉴定，对他单独关押，并在看押期间进行疾病诊治。
　　相较前路未卜而受到部分公众同情的李梦南，在他刀下丧生的实习医生王浩，则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
　　哈医大一院院长周晋在悼词中称，王浩在哈医大学习期间曾先后获得国家专业三等和一等奖学金，曾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学生干部，大学期间综合测评第一名。同时，王浩热爱生活，“对师长尊敬爱戴，对同学团结互助，对病人亲如家人，深受患者的尊敬与信任”。
　　在医疗界人士看来，哈医大一院血案，是现行医疗体制下，医生和患者关系被扭曲的又一案例。
　　患者与医生的利益原本应该是一致共同对抗疾病。但是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医生往往不是代表患者健康利益的首席代理人”。
　　首先，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医院的管理者大多追求提高门诊量，“没有增加医疗的供给，只是逼着医生超负荷运转。在诊疗报务价格被管制之下，只能通过‘跑量’来保证利润”。压力之下，医院和医生多从自身利益考虑，难以站在病患角度负起责任。
　　此外，现有医疗资源配置途径也被扭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的研究显示，目前公立医院拥有90％的医疗资源，而其资源配置的方式仍然是依从于行政部门的决定，而非服务购买方——患者的市场需求。
　　同时，由于政府管制构筑的行政壁垒，阻止了民间资源进入医疗行业，致使医疗资源和服务增长缓慢。
　　朱恒鹏认为，“垄断”和“官办”造成了医疗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而这种不足“既是这种垄断的体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垄断”，因为公立医院获得了医疗服务供给和药品零售方面的双重垄断。这种基于行政权力的垄断“是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的直接原因”。
　　“由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这样的体制很难改变。”朱恒鹏说。
　　他引用江苏省宿迁市为例，当地取消政府管制、实施“管办分离”之后，医疗机构数量明显增加，医疗供给迅速增加，医患关系未见紧张。
　　此前，《财经》记者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的昆明走访中却了解到，公立医院依然在追求“做大做强”，强化其垄断地位；种种行政壁垒依然阻碍民间资源进入医疗领域；现有事业单位体制尚未松动，医生未获解放；“巨大的既得利益”使得医疗资源的供方“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
　　一次次发生在医患之间悲剧已经表明，改变“垄断”和“官办”的公立医院体制，发展多元化办医，辅以医保经办机制和医保付费机制的改革，才是彻底缓解医患紧张关系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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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个17岁少年，于3月23日用一把水果刀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实习医生王浩刺死、并致三名医生受伤。
　　当天上午，李梦南和爷爷李禄自623公里外的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大杨树镇乘火车赶到哈尔滨。这是他们第六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就诊。
　　祖孙俩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类克”治疗，使李梦南的强直性脊柱炎得以痊愈，该病已困扰李梦南多年，令他身心备受折磨。他们没想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赵彦萍认为李梦南肺结核未愈，不宜注射“类克”，要他回家继续休息三个月。
　　此后的事态发展异变陡起。
　　祖孙二人离开医院后，入住小旅店，后李梦南在医院附近一杂货店，花4块钱买了一把折叠水果刀，直奔风湿免疫科。
　　“没有明确目标，伤几个算几个。”他在看守所内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在刀刺王浩等四人后，李梦南用同一把刀自残，就在爷爷带他去医院急诊室包扎时，被赶到的民警抓获。
　　此案引起包括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内的卫生医疗系统人士的强烈反应，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遭此变故的李梦南家人也难以理解，“少言和气、走道老费劲的孩子，怎么能干这个呢？”
　　只有爷爷李禄不经意间瞥见了李梦南心底的魔障。李梦南行凶自残后返回哈医大一院疗伤，在由李禄搀扶着爬楼梯之际说：“爷爷，我不想活了，不想增加你们负担了，咱一次次来，他们（医生）刁难咱俩，又检查又拿病历本，一次次（折腾）钱都花完了还看不上病，钱都花在路费上了。”
　　追溯李家祖孙俩自2010年9月以来反反复复的求医之旅可知，从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的大杨树镇到哈尔滨，近万公里的往返奔波，让李梦南病愈的希望燃起又熄灭，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终于压垮了这个17岁少年的心理天平。
　　原本应联手对抗疾病的医患双方，却结成了互不信任的矛盾体，扭曲的医疗体制再添一道血痕。
　　弑医者
　　李梦南自幼与爷爷奶奶生活，一直居住在大杨树镇东片名为“八十五”的棚户区，此地距嫩江85公里，因此得名。
　　棚户区以西3公里处，是街宽楼高的新区，而李家的低矮平房即使在这片待改造棚户区中也显得很是破旧。这座用泥土和砖块盖就的房屋，外墙已多处脱落，窗户蒙着一层蓝色塑料布，以此遮风挡雨。屋内只有前后两间卧房，李梦南和爷爷住里屋，奶奶与叔叔的女儿、姑姑的女儿住在外屋。
　　大杨树镇主体由煤矿和农场构成，其居民多为外来者。1979年，李禄夫妇带着三个儿女自300多公里外迁到此地，成为下井矿工。煤矿改制后，李禄下岗。其大儿子即李梦南之父，此前是当地机械厂工人，常喝酒惹事，于1997年因同他人在河北入室抢劫伤人入狱，至今未获释，李梦南母亲在其入狱后便离开李家再无音讯。李梦南姑姑在北京打工，也已离异，将女儿寄养在父母家。叔叔李春明在李禄胃癌手术后回到大杨树镇打工，其女也与李禄夫妇一起生活。
　　李家的经济来源有限，虽然62岁的李禄的退休金已从几年前的每月数百元涨至1300元，但担负一家人的生活，仍捉襟见肘。当地居委会虽于2008年给李梦南办了低保，不过每月100多元的补贴聊胜于无。
　　在李梦南患病前，2009年李禄因胃癌手术，花费10多万元，负债数万元。近两年，为给李梦南看病，李家在医疗和交通住宿前后花费约7万元，除了医保报销2万多元，其余部分则须自付。
　　一老一小的相继患病，将全家压得直不起腰来，只能在狭小破旧的房屋中艳羡他人搬至新楼。
　　李梦南最近的一张照片系近期办理医保时所拍。从照片来看，这是一个细眉细目，表情平和腼腆的少年。1994年5月出生的李梦南，自初中一年级便退学，在2009年前往北京跟随姑姑打了几个月工，后因腿部疼痛回到大杨树镇。他回到家乡时，病情就愈发严重，“下炕两手拄着都有些吃力。”李禄说。
　　李梦南患病之初，曾前往大杨树镇当地的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中心医院检查，但这家在2007年被评为二甲的医院，没有能力给他提供有效治疗。
　　求医
　　此后，李梦南在爷爷李禄的陪同下，踏上了求医之旅。
　　在2010年9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7月、2011年12月和2012年3月23日六赴哈尔滨旅途中，李禄虽自身虚弱，但每次都是与李梦南乘坐票价48元的硬座，晚上10点多出发，次日8点20分到达。
　　在大杨树镇，当地居民有大病一般前往哈尔滨诊疗，一是哈尔滨有哈医大一院和哈医大二院等多所知名医院，二是从大杨树镇到哈尔滨每天有四趟火车，还有一趟长途客车。
　　相较而言，呼伦贝尔市只有一家三甲医院，即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从大杨树镇到该院所在地牙克石市，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旅程也需近13个小时。
　　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一位科主任告诉《财经》记者，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各地患者涌向省会医院的情形也与哈尔滨类似。
　　大杨树镇乃至内蒙古只是中国医疗状况的一个现实缩影：基层医疗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日益萎缩，患者则涌至城市中的大医院。
　　与患者的长途奔波相对应，蜂聚而来的患者令中心城市的大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以哈医大一院为例，在住院部各个楼道，医务人员、病患者及其家属摩肩接踵，走路都要吆喝提醒。各楼层的楼道间均有床位摆放。
　　奔波
　　舟车劳顿、金钱付出之外，祖孙俩的求医过程也颇多周折。
　　在强直性脊柱炎被确诊之前，李梦南在哈医大一院骨外科曾被诊为双腿滑膜炎，并被延误治疗七个月，这让李家耿耿于怀，除了对骨外科医生外，李家更多怨气则指向更早问诊的风湿免疫科主任张志毅。李禄叙述说，张志毅“连瞅一眼都没瞅，说跟风湿没关系，该去哪儿上哪儿”，李禄想辩解，张说，“我给你开一大堆条子，花完钱就满意了吗？”
　　在李禄看来，由于自己听力不好，多次询问医生意见，也使得医务人员态度不耐烦。
　　药不对症，病情加重，于是祖孙俩在七个月后再次辗转于哈医大一院骨外科和风湿免疫科之间。此次张志毅确诊李梦南患上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主要累及脊柱和骶髂关节的系统性炎性疾病，确属风湿免疫科诊疗范围，目前尚无根治方法。但患者如能及时诊断及合理治疗，可以控制症状并改善预后。
　　此后，主治医生梅轶芳向祖孙俩推荐了“类克”治疗。这种瑞士进口药对强直性脊柱炎有较好的疗效。此外，其说明书要求，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需无菌操作，因为在接受该药治疗的患者中曾出现结核病感染的病例。李禄承认，当时医生曾向他说过“类克”会有副作用，但没有提到肺结核。
　　“类克”价格昂贵，进行三次注射治疗需要3.9万元，虽囊中羞涩，但治病心切的李禄仍然为孙子选择了这种药。
　　第一次注射，李梦南打了两支“类克”，其中每支类克6240元，加上住院、交通，李禄带去的2万元仅剩下50元。
　　两周后的5月10日，祖孙俩第三次赶到哈医大一院准备第二次注射“类克”时，出现了意外。李梦南一住院就高烧到41摄氏度，后被确诊为肺结核。
　　为了进行肺结核治疗，爷孙俩当月16日奔赴距大杨树镇500公里的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该院也是呼伦贝尔市结核病防治院，当地人称扎兰屯医院。在扎兰屯医院接受了两个月的肺结核治疗，院方复查后认为李梦南已度过传染期。此时，李禄再次联系哈医大一院的主治医生梅轶芳，对方让他们来检查。
　　2011年7月，祖孙俩自扎兰屯出发，第四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却被医生告知，需回家再服三个月口服药治疗肺结核，才能继续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返家后不久，李梦南再次高烧，于是重新入住扎兰屯医院。李禄称，这次在扎兰屯住院期间，李梦南出现傻笑、不停拖地、整天叠被子等异常现象，并且情绪容易激动。
　　随后，李梦南被扎兰屯医院告知，异烟肼等治疗肺结核药物可能导致精神问题，不能够再用此类药物。院方还让李梦南回家治疗，但需每20天返院复检一次。
　　到2011年12月，李梦南强直性脊柱炎愈发严重，拍片显示膝盖骨变薄，并出现骨头坏死征状。无奈之下，两人第五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医院仍认为肺结核没有治愈。此次住院五天，花费近3000元。
　　此后三个月间，李梦南在家继续服用治疗肺结核的口服药。到了2012年3月，李梦南告诉家人他胸口不疼，能打“类克”了。李禄便开始谋划带着孙子再到哈医大一院继续此前中断的治疗。
　　《财经》记者曾现场要求采访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医生，但被遭对方拒绝。
　　希望-绝望
　　2012年3月23日早上8点20分，爷孙俩第六次来哈医大一院。
　　忍受病痛李梦南迫切希望早日康复，以便打工攒点本钱学手艺或再次求学。他的儿时玩伴均已出去打工，他怕被人嘲笑走路蹒跚，平时不出门，但买了一些做人技巧和适应社会方面的书阅读。
　　风湿免疫科医生郑一宁告诉他们，哈医大一院不治结核，还是得去哈尔滨市胸科医院检查，确认肺结核是否已治愈。自哈医大一院搭乘公交车到哈尔滨市胸科医院需一个小时，祖孙两人做完检查返回哈医大一院时不到12点，但郑一宁要求他们再到胸科医院取门诊手册。
　　由于身体疲劳，李禄先行入住旅社休息，李梦南独自前往胸科医院取回门诊手册，大约下午3点回到旅社。随后，祖孙两人又一同来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该科副主任医师赵彦萍看了胸片后，告诉李禄，李梦南的肺结核未愈，若打“类克”风险太大，建议再休息三个月。
　　就在赵彦萍看片子时，郑一宁未让李梦南进入诊室。
　　在大夫做出医嘱之后，祖孙俩返回旅社，随后李梦南单独外出，此后短短一个小时左右时间里，悲剧发生。
　　回溯李梦男六次哈医大一院的就诊经历，其与院方之间并无明显纠纷。在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看来，这一事件中，李梦男并不是具体针对一位医生，而是对医院、医生整体不满的一种“无名的宣泄”。
　　到底是哪个细节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促使李梦南做出冲动之举，无从得知，但他在看守所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吐露了血案前后的心理波动。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和爷爷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
　　“我对医生肯定有误解，但他们也不全对吧？”
　　“发病的时候我非常痛苦，腿部膝盖和胯骨都特别疼、肿，行动不便。”
　　“我不应该滥杀无辜。”
　　据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针灸主任医师张子谦介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门诊医生对每位患者的平均接诊时间有“20分钟－30分钟，甚至更长”，而在中国，“尤其是内科，普遍是5分钟左右，甚至不到（5分钟）”。
　　“你可以设想一个外地病人长途奔波之后，医生不到5分钟就把他打发走，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张子谦说。
　　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陆君给出的数据，令充足的接诊时间愿望事实上遥不可及，“国际上的标准是一位医生一天能看30位左右病人，而我们大医院医生每天的门诊量已经达到了100人左右”，在这样的工作量“超饱和”状态下，“你让他（医生）怎么去沟通？”
　　悲剧发生后，一些医界人士认为，医生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对每位病人的接诊时间一再压缩。医患之间的沟通不足，彼此不信任，矛盾日积月累，最终两败俱伤。
　　受害者
　　目前，李梦南仍被关押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李家已聘请律师，他们希望对李梦南进行精神问题的司法鉴定，对他单独关押，并在看押期间进行疾病诊治。
　　相较前路未卜而受到部分公众同情的李梦南，在他刀下丧生的实习医生王浩，则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
　　哈医大一院院长周晋在悼词中称，王浩在哈医大学习期间曾先后获得国家专业三等和一等奖学金，曾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学生干部，大学期间综合测评第一名。同时，王浩热爱生活，“对师长尊敬爱戴，对同学团结互助，对病人亲如家人，深受患者的尊敬与信任”。
　　在医疗界人士看来，哈医大一院血案，是现行医疗体制下，医生和患者关系被扭曲的又一案例。
　　患者与医生的利益原本应该是一致共同对抗疾病。但是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医生往往不是代表患者健康利益的首席代理人”。
　　首先，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医院的管理者大多追求提高门诊量，“没有增加医疗的供给，只是逼着医生超负荷运转。在诊疗报务价格被管制之下，只能通过‘跑量’来保证利润”。压力之下，医院和医生多从自身利益考虑，难以站在病患角度负起责任。
　　此外，现有医疗资源配置途径也被扭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的研究显示，目前公立医院拥有90％的医疗资源，而其资源配置的方式仍然是依从于行政部门的决定，而非服务购买方——患者的市场需求。
　　同时，由于政府管制构筑的行政壁垒，阻止了民间资源进入医疗行业，致使医疗资源和服务增长缓慢。
　　朱恒鹏认为，“垄断”和“官办”造成了医疗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而这种不足“既是这种垄断的体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垄断”，因为公立医院获得了医疗服务供给和药品零售方面的双重垄断。这种基于行政权力的垄断“是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的直接原因”。
　　“由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这样的体制很难改变。”朱恒鹏说。
　　他引用江苏省宿迁市为例，当地取消政府管制、实施“管办分离”之后，医疗机构数量明显增加，医疗供给迅速增加，医患关系未见紧张。
　　此前，《财经》记者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的昆明走访中却了解到，公立医院依然在追求“做大做强”，强化其垄断地位；种种行政壁垒依然阻碍民间资源进入医疗领域；现有事业单位体制尚未松动，医生未获解放；“巨大的既得利益”使得医疗资源的供方“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
　　一次次发生在医患之间悲剧已经表明，改变“垄断”和“官办”的公立医院体制，发展多元化办医，辅以医保经办机制和医保付费机制的改革，才是彻底缓解医患紧张关系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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