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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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沿革
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的
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就开始在涨海（即现在的南海）航行，在长期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时，杨孚《异物志》一书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时，也记述有：“东北行，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前面说的崎头，就是古代中国人民对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所谓“磁石”，指的是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
三国时代的东吴孙权，曾派康泰与朱应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去，回来后著有《扶南传》，对南海诸岛描述道：“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是公元三世纪初记述南海诸岛的第一手材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船舶经常往返于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各国之间，人们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认识加深了，从而出现了专指西沙、南沙群岛的古地名。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把西沙、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等。在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中，还出现了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至今仍在习用的具体名称，如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为巴峙，珊瑚岛为老粗峙，甘泉岛为园峙，中建岛为半路峙；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为黄山马峙，南威岛为鸟子峙等等。
由中国人民命定的南海诸岛的这些古名称，在历史上长期为外国航海家所采用，有的意译，有的音译，有的音意兼译。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叫永兴岛为Paxo，显然是从渔民所称的“巴峙”音译过去的。日本人岩生成一所著《朱印船贸易研究》一书，对西沙群岛即采用我国命定的古名“万里石塘”。
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开始记载南海诸岛算起，中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已将近二千年之久。如果从宋代以“九乳螺洲”命名西沙群岛、以“石塘”命名南沙群岛算起，中国人民正式命名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也将近一千之久了。越南政府既然声称西沙、南沙群岛“很久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那我们就要求他们拿出比上述发现和命名更早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事实是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和最早经营的！
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的开发经营活动
《异物志》中就记载南海诸岛产有海龟和玳瑁。晋代裴渊《广州记》就有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捕鱼的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明清时代，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的人数逐渐增多，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还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旱地。在南海诸岛现在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珊瑚庙，清代海南岛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子树等。为开发南海诸岛而死在岛上的中国人也很多，如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上，就有两座清代中国居民的坟墓，一个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翁文芹，另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的吴某。
十九世纪以来，外国航海家和外国侵略者根据他们在现场目睹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是中国人民在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记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岛上常有中国渔人”；记述东岛：岛上“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记述华光礁：“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久居岛礁上的。”
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他第一天到达双子礁时，就见到中国海南岛来的三个渔民在那里居住。渔民们对小仓说，他们两年以前就来了，住在小屋里。小仓所著《暴风之岛》一书附有一张海南岛渔民绘制的南沙群岛图，图上的十个岛礁名称如罗孔（今马欢岛）、铁峙（今中业岛）、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等等，都是用中国渔民命定并习用的名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侵占我南沙群岛时，法国报刊对中国渔民在太平岛、中业岛等地的开发和生产活动，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如记载中业岛和双子礁时说：“有不少中国人居住着，他们都是从海南岛来的。帆船每年运来供他们食用的物品，运走龟肉和晒干的海参”。在太平岛上，发现“一座用树木枝叶搭盖而成的小屋，一块维护得很好的番薯地，一座小神龛……”等等。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中国海南岛渔民是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主人。
历史文物的证明
日本渔民和中国中山大学科技人员先后于1920年和1947年在西沙群岛发掘出中国古代铜钱等文物，证明了中国人民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
1949年后，新中国考古人员又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屿发现和发掘出大批地下文物和居民生活遗址，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有力的历史见证。首先，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十一个岛屿和礁盘发现的陶瓷器达二千多件，从时代上自南朝开始，中经隋、唐、宋、元、明，下至清代的都有；从产地看，这些陶瓷器产于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表明至迟在南朝时代（公元420年至589年），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了。其次，在甘泉岛发掘出一座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唐宋时代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了铁刀、铁锅等生活用具和吃剩的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烬。陶瓷器的特征与唐宋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相同，可见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广东沿海一带到那里去的渔民。第三，在西沙群岛发现明清两代的珊瑚庙共十四座。这是中国人民在岛上停留、居住和纪念的足迹，也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明。其四，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发现明代沉船残迹，打捞起汉至明代铜钱四百多公斤和铜锭、铜块等物，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沉船。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到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这样的航海针经书，是积累了许多前人航行实践经验集体创作的，并用约定俗成的办法给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起了形象生动的地名。《更路簿》共记录了海南岛渔民对西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三十余处，对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七十余处。这些《更路簿》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据研究，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至迟在十八世纪初期（清初）就已出现，到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此后世代流传至今。
以上中国人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事实，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强有力的证明。
中国历代王朝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事实
由于古代交通工具和西沙、南沙群岛自然条件的限制，派遣水师（海军）巡视海岛成为古代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中国派遣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始于宋代。早在北宋时期，由宋仁宗亲作“御序”、专门记载宋朝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武经总要》一书，就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书中说：“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文中的九乳螺洲就是今天的西沙群岛。宋代海军巡视“九乳螺洲”的事实，在清代许多著作如《读史方舆纪要》、《防海辑要》、《洋防辑要》等书中都有记述。
明、清以来，西沙、南沙群岛海域仍然列入水师的巡视范围。明代黄佐《广东通志》记载：“督发兵船出海防御……自东莞南亭门放洋，至鸟潴、独潴、七洲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清代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间（1710年到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率领水师巡视西沙群岛海域。清代乾隆《泉州府志》记载说：“吴升，……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上述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海域，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
1908年，根据外国的请求，中国海关曾计划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各国航行。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前往西沙群岛视察，逐岛查勘，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重申我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回广州后，李准曾奏请开发西沙群岛办法八条，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自此以后，中国商人向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申请开采西沙群岛鸟粪者日益增多。
列入版图，进行管辖，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又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很早以来就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海南岛的万州管辖。明清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记载在志书的“疆域”、“山川”、“海境”或“风俗形胜”等条目下说：“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西沙、南沙群岛，当时属广东省万州（今海南岛万宁、陵水县境）管辖。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专门论述海防的《洋防辑要》一书，在《直省海洋总图》中标绘了南海诸岛，而且在《广东洋图》中也将表示西沙群岛的“九乳螺洲”明确标绘出来，这证明西沙群岛当时属中国广东省管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岛”。随同郭嵩涛赴英国的清朝外交官员张德彝在《随使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航海图和官方舆图都有明确的标绘。明代《郑和航海图》标绘的“石塘”和“万生石塘屿”，指的就是今天的西沙、南沙群岛。清代康熙丙申年（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雍正二年（1724年）《清直省分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清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证孙编绘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五年（1800年）晓峰重绘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以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都将西沙、南沙群岛分别标绘为“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列入清朝的版图。
另外，进行天文测量，也是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敕派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行使主权。据《元史》记载，当时“四海测影之所，凡二十有七”，“南逾朱崖，北尽铁勒”。郭守敬“抵南海”，“测得南海北极出地（相当于今天的北纬）一十五度”。从元制（一圆周365.25度）换算成现在的360度制，“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即相当于北纬14度47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所限，那次测量的大部分测点都有一度左右的误差，“抵南海”测点，加上一度左右的误差，其位置正是在今天的西沙群岛上。
第四，抗议外国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进行非法调查，彰显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清光绪九年（1883年），德国人曾在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中国政府为维护领土主权，曾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不得不停止调查测量。
第五，救济遇难外国船只。外国海轮在中国南海海域内遇难，由中国地方主管机关救济、遣返，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一种行动。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据两广总督扬应琚报告：“没来由国难番连得利……共十六名……该船被风飘至万州九州洋面击碎……经该州查明，周给口粮”。万州九州洋是七洲洋的别名，正是今天的西沙群岛一带海域。当时万州洋属万州管辖，因此万州官员受命处理外国遇难船只。又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广东巡抚又派人打捞遇难的暹罗（今泰国）船只。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继续有效行使了主权。1911年，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这一政令。1916年至1927年间， 中国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多次批准商人开采西沙群岛鸟粪和从事垦植等活动，并对商人征收赋税，发现商人违法即取消其经营权。如1921年内政部批准商人何瑞年在西沙群岛开采鸟粪，筹办渔业等实业。后发现何瑞年将经营权转让给日本南兴产业公司，中国政府即撤消其经营权。1928年，广东省政府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到西沙群岛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团回广州后，提出了详尽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书》。1929年至1931年，商人宋锡权、严景枝等人先后申请开发西沙群岛鸟粪，也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批准。1932年起，西沙群岛资源开发转由中华国产肥田公司承办。
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订出建设西沙群岛的计划。1936年，中国政府根据1930年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的决议，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可与各地通报联络，指示海上航行船舶。
1931年底，法国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之机，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提出照会，歪曲历史事实，妄称安南帝国对西沙群岛拥有“先有权”，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驳斥。当时中国外交部视察专员朱兆莘于1932年11月30日以第六十六号公函致法国驻广州领事，严正指出：“西沙群岛隶属中国版图，实无疑义”。
1933年，法国殖民当局以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当即遭到在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渔民的反抗。他们砍掉法国侵略者的旗杆，撕毁侵略者的旗子，显示了我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1938年夏天，法国派出安南警察非法占领西沙群岛部分岛屿，同年7月，中国驻法公使馆再度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重申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诸岛一度为日本所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11至12月间， 中国政府委派萧次尹和麦蕴瑜分别为接收西沙、南沙群岛专员，分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四艘军舰前往接收，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石碑，碑文分别为“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南沙群岛太平岛”等。这些主权碑至今仍在永兴岛和太平岛，是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享有主权的历史见证。随后，中国政府再度将西沙、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至此，一度被外国非法侵占的西沙、南沙群岛又重新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沿革
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的
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就开始在涨海（即现在的南海）航行，在长期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时，杨孚《异物志》一书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时，也记述有：“东北行，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前面说的崎头，就是古代中国人民对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所谓“磁石”，指的是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
三国时代的东吴孙权，曾派康泰与朱应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去，回来后著有《扶南传》，对南海诸岛描述道：“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是公元三世纪初记述南海诸岛的第一手材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船舶经常往返于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各国之间，人们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认识加深了，从而出现了专指西沙、南沙群岛的古地名。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把西沙、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等。在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中，还出现了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至今仍在习用的具体名称，如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为巴峙，珊瑚岛为老粗峙，甘泉岛为园峙，中建岛为半路峙；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为黄山马峙，南威岛为鸟子峙等等。
由中国人民命定的南海诸岛的这些古名称，在历史上长期为外国航海家所采用，有的意译，有的音译，有的音意兼译。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叫永兴岛为Paxo，显然是从渔民所称的“巴峙”音译过去的。日本人岩生成一所著《朱印船贸易研究》一书，对西沙群岛即采用我国命定的古名“万里石塘”。
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开始记载南海诸岛算起，中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已将近二千年之久。如果从宋代以“九乳螺洲”命名西沙群岛、以“石塘”命名南沙群岛算起，中国人民正式命名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也将近一千之久了。越南政府既然声称西沙、南沙群岛“很久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那我们就要求他们拿出比上述发现和命名更早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事实是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和最早经营的！
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的开发经营活动
《异物志》中就记载南海诸岛产有海龟和玳瑁。晋代裴渊《广州记》就有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捕鱼的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明清时代，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的人数逐渐增多，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还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旱地。在南海诸岛现在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珊瑚庙，清代海南岛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子树等。为开发南海诸岛而死在岛上的中国人也很多，如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上，就有两座清代中国居民的坟墓，一个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翁文芹，另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的吴某。
十九世纪以来，外国航海家和外国侵略者根据他们在现场目睹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是中国人民在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记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岛上常有中国渔人”；记述东岛：岛上“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记述华光礁：“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久居岛礁上的。”
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他第一天到达双子礁时，就见到中国海南岛来的三个渔民在那里居住。渔民们对小仓说，他们两年以前就来了，住在小屋里。小仓所著《暴风之岛》一书附有一张海南岛渔民绘制的南沙群岛图，图上的十个岛礁名称如罗孔（今马欢岛）、铁峙（今中业岛）、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等等，都是用中国渔民命定并习用的名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侵占我南沙群岛时，法国报刊对中国渔民在太平岛、中业岛等地的开发和生产活动，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如记载中业岛和双子礁时说：“有不少中国人居住着，他们都是从海南岛来的。帆船每年运来供他们食用的物品，运走龟肉和晒干的海参”。在太平岛上，发现“一座用树木枝叶搭盖而成的小屋，一块维护得很好的番薯地，一座小神龛……”等等。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中国海南岛渔民是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主人。
历史文物的证明
日本渔民和中国中山大学科技人员先后于1920年和1947年在西沙群岛发掘出中国古代铜钱等文物，证明了中国人民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
1949年后，新中国考古人员又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屿发现和发掘出大批地下文物和居民生活遗址，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有力的历史见证。首先，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十一个岛屿和礁盘发现的陶瓷器达二千多件，从时代上自南朝开始，中经隋、唐、宋、元、明，下至清代的都有；从产地看，这些陶瓷器产于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表明至迟在南朝时代（公元420年至589年），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了。其次，在甘泉岛发掘出一座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唐宋时代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了铁刀、铁锅等生活用具和吃剩的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烬。陶瓷器的特征与唐宋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相同，可见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广东沿海一带到那里去的渔民。第三，在西沙群岛发现明清两代的珊瑚庙共十四座。这是中国人民在岛上停留、居住和纪念的足迹，也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明。其四，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发现明代沉船残迹，打捞起汉至明代铜钱四百多公斤和铜锭、铜块等物，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沉船。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到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这样的航海针经书，是积累了许多前人航行实践经验集体创作的，并用约定俗成的办法给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起了形象生动的地名。《更路簿》共记录了海南岛渔民对西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三十余处，对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七十余处。这些《更路簿》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据研究，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至迟在十八世纪初期（清初）就已出现，到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此后世代流传至今。
以上中国人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事实，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强有力的证明。
中国历代王朝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事实
由于古代交通工具和西沙、南沙群岛自然条件的限制，派遣水师（海军）巡视海岛成为古代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中国派遣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始于宋代。早在北宋时期，由宋仁宗亲作“御序”、专门记载宋朝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武经总要》一书，就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书中说：“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文中的九乳螺洲就是今天的西沙群岛。宋代海军巡视“九乳螺洲”的事实，在清代许多著作如《读史方舆纪要》、《防海辑要》、《洋防辑要》等书中都有记述。
明、清以来，西沙、南沙群岛海域仍然列入水师的巡视范围。明代黄佐《广东通志》记载：“督发兵船出海防御……自东莞南亭门放洋，至鸟潴、独潴、七洲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清代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间（1710年到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率领水师巡视西沙群岛海域。清代乾隆《泉州府志》记载说：“吴升，……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上述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海域，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
1908年，根据外国的请求，中国海关曾计划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各国航行。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前往西沙群岛视察，逐岛查勘，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重申我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回广州后，李准曾奏请开发西沙群岛办法八条，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自此以后，中国商人向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申请开采西沙群岛鸟粪者日益增多。
列入版图，进行管辖，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又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很早以来就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海南岛的万州管辖。明清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记载在志书的“疆域”、“山川”、“海境”或“风俗形胜”等条目下说：“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西沙、南沙群岛，当时属广东省万州（今海南岛万宁、陵水县境）管辖。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专门论述海防的《洋防辑要》一书，在《直省海洋总图》中标绘了南海诸岛，而且在《广东洋图》中也将表示西沙群岛的“九乳螺洲”明确标绘出来，这证明西沙群岛当时属中国广东省管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岛”。随同郭嵩涛赴英国的清朝外交官员张德彝在《随使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航海图和官方舆图都有明确的标绘。明代《郑和航海图》标绘的“石塘”和“万生石塘屿”，指的就是今天的西沙、南沙群岛。清代康熙丙申年（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雍正二年（1724年）《清直省分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清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证孙编绘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五年（1800年）晓峰重绘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以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都将西沙、南沙群岛分别标绘为“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列入清朝的版图。
另外，进行天文测量，也是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敕派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行使主权。据《元史》记载，当时“四海测影之所，凡二十有七”，“南逾朱崖，北尽铁勒”。郭守敬“抵南海”，“测得南海北极出地（相当于今天的北纬）一十五度”。从元制（一圆周365.25度）换算成现在的360度制，“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即相当于北纬14度47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所限，那次测量的大部分测点都有一度左右的误差，“抵南海”测点，加上一度左右的误差，其位置正是在今天的西沙群岛上。
第四，抗议外国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进行非法调查，彰显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清光绪九年（1883年），德国人曾在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中国政府为维护领土主权，曾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不得不停止调查测量。
第五，救济遇难外国船只。外国海轮在中国南海海域内遇难，由中国地方主管机关救济、遣返，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一种行动。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据两广总督扬应琚报告：“没来由国难番连得利……共十六名……该船被风飘至万州九州洋面击碎……经该州查明，周给口粮”。万州九州洋是七洲洋的别名，正是今天的西沙群岛一带海域。当时万州洋属万州管辖，因此万州官员受命处理外国遇难船只。又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广东巡抚又派人打捞遇难的暹罗（今泰国）船只。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继续有效行使了主权。1911年，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这一政令。1916年至1927年间， 中国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多次批准商人开采西沙群岛鸟粪和从事垦植等活动，并对商人征收赋税，发现商人违法即取消其经营权。如1921年内政部批准商人何瑞年在西沙群岛开采鸟粪，筹办渔业等实业。后发现何瑞年将经营权转让给日本南兴产业公司，中国政府即撤消其经营权。1928年，广东省政府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到西沙群岛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团回广州后，提出了详尽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书》。1929年至1931年，商人宋锡权、严景枝等人先后申请开发西沙群岛鸟粪，也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批准。1932年起，西沙群岛资源开发转由中华国产肥田公司承办。
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订出建设西沙群岛的计划。1936年，中国政府根据1930年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的决议，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可与各地通报联络，指示海上航行船舶。
1931年底，法国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之机，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提出照会，歪曲历史事实，妄称安南帝国对西沙群岛拥有“先有权”，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驳斥。当时中国外交部视察专员朱兆莘于1932年11月30日以第六十六号公函致法国驻广州领事，严正指出：“西沙群岛隶属中国版图，实无疑义”。
1933年，法国殖民当局以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当即遭到在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渔民的反抗。他们砍掉法国侵略者的旗杆，撕毁侵略者的旗子，显示了我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1938年夏天，法国派出安南警察非法占领西沙群岛部分岛屿，同年7月，中国驻法公使馆再度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重申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诸岛一度为日本所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11至12月间， 中国政府委派萧次尹和麦蕴瑜分别为接收西沙、南沙群岛专员，分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四艘军舰前往接收，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石碑，碑文分别为“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南沙群岛太平岛”等。这些主权碑至今仍在永兴岛和太平岛，是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享有主权的历史见证。随后，中国政府再度将西沙、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至此，一度被外国非法侵占的西沙、南沙群岛又重新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的
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就开始在涨海（即现在的南海）航行，在长期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时，杨孚《异物志》一书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时，也记述有：“东北行，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前面说的崎头，就是古代中国人民对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所谓“磁石”，指的是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
三国时代的东吴孙权，曾派康泰与朱应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去，回来后著有《扶南传》，对南海诸岛描述道：“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是公元三世纪初记述南海诸岛的第一手材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船舶经常往返于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各国之间，人们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认识加深了，从而出现了专指西沙、南沙群岛的古地名。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把西沙、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等。在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中，还出现了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至今仍在习用的具体名称，如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为巴峙，珊瑚岛为老粗峙，甘泉岛为园峙，中建岛为半路峙；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为黄山马峙，南威岛为鸟子峙等等。
由中国人民命定的南海诸岛的这些古名称，在历史上长期为外国航海家所采用，有的意译，有的音译，有的音意兼译。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叫永兴岛为Paxo，显然是从渔民所称的“巴峙”音译过去的。日本人岩生成一所著《朱印船贸易研究》一书，对西沙群岛即采用我国命定的古名“万里石塘”。
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开始记载南海诸岛算起，中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已将近二千年之久。如果从宋代以“九乳螺洲”命名西沙群岛、以“石塘”命名南沙群岛算起，中国人民正式命名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也将近一千之久了。越南政府既然声称西沙、南沙群岛“很久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那我们就要求他们拿出比上述发现和命名更早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事实是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和最早经营的！
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的开发经营活动
《异物志》中就记载南海诸岛产有海龟和玳瑁。晋代裴渊《广州记》就有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捕鱼的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明清时代，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的人数逐渐增多，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还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旱地。在南海诸岛现在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珊瑚庙，清代海南岛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子树等。为开发南海诸岛而死在岛上的中国人也很多，如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上，就有两座清代中国居民的坟墓，一个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翁文芹，另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的吴某。
十九世纪以来，外国航海家和外国侵略者根据他们在现场目睹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是中国人民在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记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岛上常有中国渔人”；记述东岛：岛上“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记述华光礁：“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久居岛礁上的。”
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他第一天到达双子礁时，就见到中国海南岛来的三个渔民在那里居住。渔民们对小仓说，他们两年以前就来了，住在小屋里。小仓所著《暴风之岛》一书附有一张海南岛渔民绘制的南沙群岛图，图上的十个岛礁名称如罗孔（今马欢岛）、铁峙（今中业岛）、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等等，都是用中国渔民命定并习用的名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侵占我南沙群岛时，法国报刊对中国渔民在太平岛、中业岛等地的开发和生产活动，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如记载中业岛和双子礁时说：“有不少中国人居住着，他们都是从海南岛来的。帆船每年运来供他们食用的物品，运走龟肉和晒干的海参”。在太平岛上，发现“一座用树木枝叶搭盖而成的小屋，一块维护得很好的番薯地，一座小神龛……”等等。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中国海南岛渔民是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主人。
历史文物的证明
日本渔民和中国中山大学科技人员先后于1920年和1947年在西沙群岛发掘出中国古代铜钱等文物，证明了中国人民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
1949年后，新中国考古人员又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屿发现和发掘出大批地下文物和居民生活遗址，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有力的历史见证。首先，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十一个岛屿和礁盘发现的陶瓷器达二千多件，从时代上自南朝开始，中经隋、唐、宋、元、明，下至清代的都有；从产地看，这些陶瓷器产于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表明至迟在南朝时代（公元420年至589年），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了。其次，在甘泉岛发掘出一座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唐宋时代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了铁刀、铁锅等生活用具和吃剩的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烬。陶瓷器的特征与唐宋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相同，可见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广东沿海一带到那里去的渔民。第三，在西沙群岛发现明清两代的珊瑚庙共十四座。这是中国人民在岛上停留、居住和纪念的足迹，也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明。其四，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发现明代沉船残迹，打捞起汉至明代铜钱四百多公斤和铜锭、铜块等物，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沉船。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到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这样的航海针经书，是积累了许多前人航行实践经验集体创作的，并用约定俗成的办法给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起了形象生动的地名。《更路簿》共记录了海南岛渔民对西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三十余处，对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七十余处。这些《更路簿》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据研究，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至迟在十八世纪初期（清初）就已出现，到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此后世代流传至今。
以上中国人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事实，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强有力的证明。
中国历代王朝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事实
由于古代交通工具和西沙、南沙群岛自然条件的限制，派遣水师（海军）巡视海岛成为古代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中国派遣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始于宋代。早在北宋时期，由宋仁宗亲作“御序”、专门记载宋朝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武经总要》一书，就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书中说：“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文中的九乳螺洲就是今天的西沙群岛。宋代海军巡视“九乳螺洲”的事实，在清代许多著作如《读史方舆纪要》、《防海辑要》、《洋防辑要》等书中都有记述。
明、清以来，西沙、南沙群岛海域仍然列入水师的巡视范围。明代黄佐《广东通志》记载：“督发兵船出海防御……自东莞南亭门放洋，至鸟潴、独潴、七洲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清代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间（1710年到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率领水师巡视西沙群岛海域。清代乾隆《泉州府志》记载说：“吴升，……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上述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海域，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
1908年，根据外国的请求，中国海关曾计划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各国航行。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前往西沙群岛视察，逐岛查勘，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重申我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回广州后，李准曾奏请开发西沙群岛办法八条，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自此以后，中国商人向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申请开采西沙群岛鸟粪者日益增多。
列入版图，进行管辖，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又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很早以来就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海南岛的万州管辖。明清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记载在志书的“疆域”、“山川”、“海境”或“风俗形胜”等条目下说：“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西沙、南沙群岛，当时属广东省万州（今海南岛万宁、陵水县境）管辖。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专门论述海防的《洋防辑要》一书，在《直省海洋总图》中标绘了南海诸岛，而且在《广东洋图》中也将表示西沙群岛的“九乳螺洲”明确标绘出来，这证明西沙群岛当时属中国广东省管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岛”。随同郭嵩涛赴英国的清朝外交官员张德彝在《随使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航海图和官方舆图都有明确的标绘。明代《郑和航海图》标绘的“石塘”和“万生石塘屿”，指的就是今天的西沙、南沙群岛。清代康熙丙申年（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雍正二年（1724年）《清直省分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清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证孙编绘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五年（1800年）晓峰重绘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以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都将西沙、南沙群岛分别标绘为“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列入清朝的版图。
另外，进行天文测量，也是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敕派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行使主权。据《元史》记载，当时“四海测影之所，凡二十有七”，“南逾朱崖，北尽铁勒”。郭守敬“抵南海”，“测得南海北极出地（相当于今天的北纬）一十五度”。从元制（一圆周365.25度）换算成现在的360度制，“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即相当于北纬14度47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所限，那次测量的大部分测点都有一度左右的误差，“抵南海”测点，加上一度左右的误差，其位置正是在今天的西沙群岛上。
第四，抗议外国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进行非法调查，彰显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清光绪九年（1883年），德国人曾在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中国政府为维护领土主权，曾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不得不停止调查测量。
第五，救济遇难外国船只。外国海轮在中国南海海域内遇难，由中国地方主管机关救济、遣返，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一种行动。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据两广总督扬应琚报告：“没来由国难番连得利……共十六名……该船被风飘至万州九州洋面击碎……经该州查明，周给口粮”。万州九州洋是七洲洋的别名，正是今天的西沙群岛一带海域。当时万州洋属万州管辖，因此万州官员受命处理外国遇难船只。又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广东巡抚又派人打捞遇难的暹罗（今泰国）船只。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继续有效行使了主权。1911年，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这一政令。1916年至1927年间， 中国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多次批准商人开采西沙群岛鸟粪和从事垦植等活动，并对商人征收赋税，发现商人违法即取消其经营权。如1921年内政部批准商人何瑞年在西沙群岛开采鸟粪，筹办渔业等实业。后发现何瑞年将经营权转让给日本南兴产业公司，中国政府即撤消其经营权。1928年，广东省政府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到西沙群岛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团回广州后，提出了详尽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书》。1929年至1931年，商人宋锡权、严景枝等人先后申请开发西沙群岛鸟粪，也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批准。1932年起，西沙群岛资源开发转由中华国产肥田公司承办。
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订出建设西沙群岛的计划。1936年，中国政府根据1930年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的决议，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可与各地通报联络，指示海上航行船舶。
1931年底，法国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之机，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提出照会，歪曲历史事实，妄称安南帝国对西沙群岛拥有“先有权”，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驳斥。当时中国外交部视察专员朱兆莘于1932年11月30日以第六十六号公函致法国驻广州领事，严正指出：“西沙群岛隶属中国版图，实无疑义”。
1933年，法国殖民当局以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当即遭到在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渔民的反抗。他们砍掉法国侵略者的旗杆，撕毁侵略者的旗子，显示了我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1938年夏天，法国派出安南警察非法占领西沙群岛部分岛屿，同年7月，中国驻法公使馆再度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重申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诸岛一度为日本所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11至12月间， 中国政府委派萧次尹和麦蕴瑜分别为接收西沙、南沙群岛专员，分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四艘军舰前往接收，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石碑，碑文分别为“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南沙群岛太平岛”等。这些主权碑至今仍在永兴岛和太平岛，是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享有主权的历史见证。随后，中国政府再度将西沙、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至此，一度被外国非法侵占的西沙、南沙群岛又重新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沿革
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的
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就开始在涨海（即现在的南海）航行，在长期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时，杨孚《异物志》一书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时，也记述有：“东北行，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前面说的崎头，就是古代中国人民对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所谓“磁石”，指的是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
三国时代的东吴孙权，曾派康泰与朱应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去，回来后著有《扶南传》，对南海诸岛描述道：“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是公元三世纪初记述南海诸岛的第一手材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船舶经常往返于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各国之间，人们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认识加深了，从而出现了专指西沙、南沙群岛的古地名。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把西沙、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等。在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中，还出现了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至今仍在习用的具体名称，如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为巴峙，珊瑚岛为老粗峙，甘泉岛为园峙，中建岛为半路峙；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为黄山马峙，南威岛为鸟子峙等等。
由中国人民命定的南海诸岛的这些古名称，在历史上长期为外国航海家所采用，有的意译，有的音译，有的音意兼译。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叫永兴岛为Paxo，显然是从渔民所称的“巴峙”音译过去的。日本人岩生成一所著《朱印船贸易研究》一书，对西沙群岛即采用我国命定的古名“万里石塘”。
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开始记载南海诸岛算起，中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已将近二千年之久。如果从宋代以“九乳螺洲”命名西沙群岛、以“石塘”命名南沙群岛算起，中国人民正式命名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也将近一千之久了。越南政府既然声称西沙、南沙群岛“很久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那我们就要求他们拿出比上述发现和命名更早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事实是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和最早经营的！
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的开发经营活动
《异物志》中就记载南海诸岛产有海龟和玳瑁。晋代裴渊《广州记》就有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捕鱼的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明清时代，海南岛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捕捞的人数逐渐增多，活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除了捕捞海产之外，还在岛上种植树木，开垦旱地。在南海诸岛现在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珊瑚庙，清代海南岛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子树等。为开发南海诸岛而死在岛上的中国人也很多，如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上，就有两座清代中国居民的坟墓，一个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翁文芹，另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的吴某。
十九世纪以来，外国航海家和外国侵略者根据他们在现场目睹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是中国人民在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一书记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岛上常有中国渔人”；记述东岛：岛上“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记述华光礁：“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久居岛礁上的。”
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他第一天到达双子礁时，就见到中国海南岛来的三个渔民在那里居住。渔民们对小仓说，他们两年以前就来了，住在小屋里。小仓所著《暴风之岛》一书附有一张海南岛渔民绘制的南沙群岛图，图上的十个岛礁名称如罗孔（今马欢岛）、铁峙（今中业岛）、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等等，都是用中国渔民命定并习用的名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侵占我南沙群岛时，法国报刊对中国渔民在太平岛、中业岛等地的开发和生产活动，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如记载中业岛和双子礁时说：“有不少中国人居住着，他们都是从海南岛来的。帆船每年运来供他们食用的物品，运走龟肉和晒干的海参”。在太平岛上，发现“一座用树木枝叶搭盖而成的小屋，一块维护得很好的番薯地，一座小神龛……”等等。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中国海南岛渔民是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主人。
历史文物的证明
日本渔民和中国中山大学科技人员先后于1920年和1947年在西沙群岛发掘出中国古代铜钱等文物，证明了中国人民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
1949年后，新中国考古人员又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屿发现和发掘出大批地下文物和居民生活遗址，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有力的历史见证。首先，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十一个岛屿和礁盘发现的陶瓷器达二千多件，从时代上自南朝开始，中经隋、唐、宋、元、明，下至清代的都有；从产地看，这些陶瓷器产于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表明至迟在南朝时代（公元420年至589年），中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了。其次，在甘泉岛发掘出一座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唐宋时代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了铁刀、铁锅等生活用具和吃剩的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烬。陶瓷器的特征与唐宋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相同，可见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广东沿海一带到那里去的渔民。第三，在西沙群岛发现明清两代的珊瑚庙共十四座。这是中国人民在岛上停留、居住和纪念的足迹，也是中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明。其四，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发现明代沉船残迹，打捞起汉至明代铜钱四百多公斤和铜锭、铜块等物，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沉船。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
《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到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这样的航海针经书，是积累了许多前人航行实践经验集体创作的，并用约定俗成的办法给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起了形象生动的地名。《更路簿》共记录了海南岛渔民对西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三十余处，对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七十余处。这些《更路簿》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据研究，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至迟在十八世纪初期（清初）就已出现，到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此后世代流传至今。
以上中国人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事实，是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强有力的证明。
中国历代王朝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事实
由于古代交通工具和西沙、南沙群岛自然条件的限制，派遣水师（海军）巡视海岛成为古代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中国派遣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始于宋代。早在北宋时期，由宋仁宗亲作“御序”、专门记载宋朝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武经总要》一书，就记载了中国水师巡视西沙群岛的历史事实，书中说：“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文中的九乳螺洲就是今天的西沙群岛。宋代海军巡视“九乳螺洲”的事实，在清代许多著作如《读史方舆纪要》、《防海辑要》、《洋防辑要》等书中都有记述。
明、清以来，西沙、南沙群岛海域仍然列入水师的巡视范围。明代黄佐《广东通志》记载：“督发兵船出海防御……自东莞南亭门放洋，至鸟潴、独潴、七洲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清代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间（1710年到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率领水师巡视西沙群岛海域。清代乾隆《泉州府志》记载说：“吴升，……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上述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海域，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
1908年，根据外国的请求，中国海关曾计划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各国航行。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一百七十多人前往西沙群岛视察，逐岛查勘，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重申我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回广州后，李准曾奏请开发西沙群岛办法八条，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自此以后，中国商人向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申请开采西沙群岛鸟粪者日益增多。
列入版图，进行管辖，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又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很早以来就把南海诸岛列入广东海南岛的万州管辖。明清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记载在志书的“疆域”、“山川”、“海境”或“风俗形胜”等条目下说：“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这里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西沙、南沙群岛，当时属广东省万州（今海南岛万宁、陵水县境）管辖。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专门论述海防的《洋防辑要》一书，在《直省海洋总图》中标绘了南海诸岛，而且在《广东洋图》中也将表示西沙群岛的“九乳螺洲”明确标绘出来，这证明西沙群岛当时属中国广东省管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岛”。随同郭嵩涛赴英国的清朝外交官员张德彝在《随使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航海图和官方舆图都有明确的标绘。明代《郑和航海图》标绘的“石塘”和“万生石塘屿”，指的就是今天的西沙、南沙群岛。清代康熙丙申年（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雍正二年（1724年）《清直省分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清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黄证孙编绘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五年（1800年）晓峰重绘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以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都将西沙、南沙群岛分别标绘为“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列入清朝的版图。
另外，进行天文测量，也是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敕派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行使主权。据《元史》记载，当时“四海测影之所，凡二十有七”，“南逾朱崖，北尽铁勒”。郭守敬“抵南海”，“测得南海北极出地（相当于今天的北纬）一十五度”。从元制（一圆周365.25度）换算成现在的360度制，“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即相当于北纬14度47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所限，那次测量的大部分测点都有一度左右的误差，“抵南海”测点，加上一度左右的误差，其位置正是在今天的西沙群岛上。
第四，抗议外国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进行非法调查，彰显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清光绪九年（1883年），德国人曾在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中国政府为维护领土主权，曾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不得不停止调查测量。
第五，救济遇难外国船只。外国海轮在中国南海海域内遇难，由中国地方主管机关救济、遣返，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一种行动。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据两广总督扬应琚报告：“没来由国难番连得利……共十六名……该船被风飘至万州九州洋面击碎……经该州查明，周给口粮”。万州九州洋是七洲洋的别名，正是今天的西沙群岛一带海域。当时万州洋属万州管辖，因此万州官员受命处理外国遇难船只。又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广东巡抚又派人打捞遇难的暹罗（今泰国）船只。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继续有效行使了主权。1911年，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这一政令。1916年至1927年间， 中国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曾多次批准商人开采西沙群岛鸟粪和从事垦植等活动，并对商人征收赋税，发现商人违法即取消其经营权。如1921年内政部批准商人何瑞年在西沙群岛开采鸟粪，筹办渔业等实业。后发现何瑞年将经营权转让给日本南兴产业公司，中国政府即撤消其经营权。1928年，广东省政府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到西沙群岛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团回广州后，提出了详尽的《西沙群岛调查报告书》。1929年至1931年，商人宋锡权、严景枝等人先后申请开发西沙群岛鸟粪，也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批准。1932年起，西沙群岛资源开发转由中华国产肥田公司承办。
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订出建设西沙群岛的计划。1936年，中国政府根据1930年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的决议，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可与各地通报联络，指示海上航行船舶。
1931年底，法国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之机，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提出照会，歪曲历史事实，妄称安南帝国对西沙群岛拥有“先有权”，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驳斥。当时中国外交部视察专员朱兆莘于1932年11月30日以第六十六号公函致法国驻广州领事，严正指出：“西沙群岛隶属中国版图，实无疑义”。
1933年，法国殖民当局以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当即遭到在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渔民的反抗。他们砍掉法国侵略者的旗杆，撕毁侵略者的旗子，显示了我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1938年夏天，法国派出安南警察非法占领西沙群岛部分岛屿，同年7月，中国驻法公使馆再度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重申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诸岛一度为日本所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11至12月间， 中国政府委派萧次尹和麦蕴瑜分别为接收西沙、南沙群岛专员，分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四艘军舰前往接收，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石碑，碑文分别为“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南沙群岛太平岛”等。这些主权碑至今仍在永兴岛和太平岛，是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享有主权的历史见证。随后，中国政府再度将西沙、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至此，一度被外国非法侵占的西沙、南沙群岛又重新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