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也谈所谓“脱北者”问题

也谈所谓“脱北者”问题

盛开的鲜花
（朝鲜民族, 国际, 中国政府, 人道主义, 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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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脱北者”，顾名思义是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中，那些离开祖国脱离朝鲜社会的人们。
中国与朝鲜是一江之隔的近邻，不少脱北者会首先进入中国，或谋求滞留或试图转往第三国；韩国是与朝鲜互不隶属且相互敌对的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两者同属朝鲜民族主体国家，且都是中国的邦交国。
因此，脱北者中绝大多数人最终会选择通过中国直接或经第三国最终赴韩国定居。
中国政府对于所谓“脱北者”的处理，一贯遵循国内法、国际协定和人道主义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强制遣返或遣送至第三国。
日前，“脱北者”问题再起波澜。针对近期中国再次抓获若干朝鲜非法入境者，韩国一些人连续在中国驻韩使馆前组织请愿活动，韩国媒体更是对中国遣返所谓“脱北者”的做法口诛笔伐，就连在这一问题上一贯低调的韩国政府也出面要求中国不得遣返所谓“脱北者”。
纵观韩方主张的理由，无外乎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强调所谓“脱北者”的难民身份，强调遣返后这些人会受到非人道对待，要求中国履行作为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等等。
可见，所谓“脱北者”已经成为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中朝、中韩关系的障碍，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而应该理清思路加以正确应对。
1、根据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定义：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一些区域性公约则进一步扩大和细化了“难民”的定义。如《关于非洲难民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规定：“难民一词亦适用于由于其居住国或国籍国部分或全部地遭到外来侵略、占领、外国统治或出现严重危害公共秩序事件，而被迫离开自己的习惯居住地而在其居住国或国籍国以外寻求避难的任何人。”
可见，绝大多数所谓“脱北者”并不符合国际公约界定的“难民”定义：
【1】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不可能存在针对主体民族的种族或民族迫害；
【2】多数所谓“脱北者”并非宗教信仰者，不可能受到特定宗教迫害；
【3】朝鲜社会并不存在与其政权对立的组织或团体，所谓“脱北者”不可能因参加某些组织或团体而遭致政治迫害；
【4】朝鲜并不存在遭遇外国侵略、占领、统治的情形；
【5】朝鲜近年来也未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等人道灾难。
目前显而易见的是，所谓“脱北者”的主体是出于改善经济状况的动机脱离朝鲜社会的。其身份只能被称作“经济难民”即“非法难民”或“非法入境者”。
2、由于“脱北者”群体的主体并非合法难民而仅仅是非法入境者，因此对他们的处置不适用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而只适用中国的相关国内法和与当事国朝鲜签署的边境管理合作协定。这是多数脱北者必须强制遣返的法律依据。
3、考虑到朝鲜特殊的社会体制，不排除所谓“脱北者”在被遣返后受到非人道对待的可能，如遭受拷打、监禁或限制权力。因此，中国并非绝对地对脱北者一律实施强制遣返，而是在处理中会考虑人道主义因素，并一直致力于通过与朝鲜展开协商改善被遣返人员的处境。
4、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之所以加强了对所谓“脱北者”管理的力度，是与中朝边境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密不可分的，韩国一些人与组织介入所谓“脱北者”问题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中朝两国是友好近邻，长期以来两国边境管理相对宽松，边民往来也比较自由。在最初出现成规模的“脱北”潮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基于朝鲜普遍遭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将非法入境的朝鲜人视作难民，给予了极大的宽容；边境中国一侧的朝鲜族居民出于同胞爱，也曾伸出援手热心帮助这些饥饿的同族。
即便稍后出现了朝鲜人越境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等问题，中国依然出于两国人民友好考虑，并未苛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朝鲜公民。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朝鲜非法越境者中多数人也仅仅是索要一些粮食救济即行返回，一些人或滞留中国打工养家糊口，少数人与边民非法通婚也仅为谋求长期居留。
2000年以后，朝鲜的经济困难趋于缓解，但非法入境者却并未减少，甚至出现了所谓“脱北者”冲击北京、沈阳等地外国机构的恶性事件，而一些外国媒体居然能事先获得消息，在现场拍摄了冲击外国机构的整个过程，作为国际舆论指责朝鲜内政并羞辱中国的素材。
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背后，是韩国一些个人和组织对中朝边界开始加强渗透。这些韩国人以投资等名义长期滞留中朝边境中国一侧，通过暗中传教等非法手段逐步建立起一张张关系网，驱使中国籍人士为其效劳；那些被收买的中国人又凭借身份便利以各种名义潜入边境朝鲜一侧，暗中宣传韩国的富裕、自由和民主，鼓动朝鲜人非法入境转道中国赴韩定居；他们还大肆收买边境的朝鲜官员和军人，建立起偷渡“交通线”。
朝鲜偷渡客事先须向这些偷渡组织者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然后在其组织下实施非法越境，在中国期间完全受偷渡组织摆布，或冲击外国机构寻求避难，或经各种隐蔽途径直接或间接进入韩国。
根据韩国政府的规定，投奔韩国的“脱北者”将首先集中在HANA院接受审查和教育，随后发给安家费进入韩国社会。此时，偷渡组织者向“脱北者”收取高额的偷渡费用牟取暴利。
如果说，先前朝鲜非法入境者还带有“灾民”色彩，其凄苦令人同情，此时他们已完全沦落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偷渡客了。
可以认为，中国各大城市发生的数起朝鲜人冲击外国机构事件是所谓“脱北者”问题发生质变的拐点。
由于中韩两国国民交往规模极大，两国民间私人关系错综复杂，大大增加了中国政府清除渗透边界地区之韩国个人或组织的难度，政府只能转而加强对中朝边境地区的管理，除对边民加强法制意识教育外，增加了相关安全保卫设施，并加大了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的打击力度。
同时，经与朝鲜政府友好协商，朝鲜方面也明显改善了被遣返人员的处境，开始区别对待单纯经济原因的非法越境者与在华期间勾结韩方势力图谋偷渡韩国者，对前者主要采取审查、教育等管理措施，而对后者则采取了劳教、服刑等严厉措施。
从效果看，近年来朝鲜非法入境者有所减少，相关管理措施开始显现出实际效果。

笔者以为，面对原则问题，中国绝对不应该基于中韩关系考虑而有所退让，应该明白地告诉韩国方面：
1、从国际法角度看，朝韩互不隶属，均为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所以脱北者的管辖权在中国和朝鲜两方，与韩国无涉；韩国政府最近的表态是一种外交失礼，粗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2、脱北者不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的难民资格，属于非法入境者；故对其处理不适用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只适用于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对外协定。
3、中国一贯在所谓“脱北者”处理过程中奉行人道主义原则，并为此与朝鲜展开了协商，今后会继续关注“脱北者”问题所涉及的人道因素。
4、韩国一些人或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践踏了中国的主权、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将根据国内法予以取缔和制裁，并提请韩国当局严格管束国民在华行为，不得变相鼓励与纵容其违法犯罪活动。
否则，在所谓“脱北者”问题上，中国就很可能陷入一些外部势力设置的“陷阱”。
也谈所谓“脱北者”问题

盛开的鲜花
（朝鲜民族, 国际, 中国政府, 人道主义, 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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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脱北者”，顾名思义是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中，那些离开祖国脱离朝鲜社会的人们。
中国与朝鲜是一江之隔的近邻，不少脱北者会首先进入中国，或谋求滞留或试图转往第三国；韩国是与朝鲜互不隶属且相互敌对的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两者同属朝鲜民族主体国家，且都是中国的邦交国。
因此，脱北者中绝大多数人最终会选择通过中国直接或经第三国最终赴韩国定居。
中国政府对于所谓“脱北者”的处理，一贯遵循国内法、国际协定和人道主义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强制遣返或遣送至第三国。
日前，“脱北者”问题再起波澜。针对近期中国再次抓获若干朝鲜非法入境者，韩国一些人连续在中国驻韩使馆前组织请愿活动，韩国媒体更是对中国遣返所谓“脱北者”的做法口诛笔伐，就连在这一问题上一贯低调的韩国政府也出面要求中国不得遣返所谓“脱北者”。
纵观韩方主张的理由，无外乎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强调所谓“脱北者”的难民身份，强调遣返后这些人会受到非人道对待，要求中国履行作为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等等。
可见，所谓“脱北者”已经成为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中朝、中韩关系的障碍，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而应该理清思路加以正确应对。
1、根据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定义：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一些区域性公约则进一步扩大和细化了“难民”的定义。如《关于非洲难民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规定：“难民一词亦适用于由于其居住国或国籍国部分或全部地遭到外来侵略、占领、外国统治或出现严重危害公共秩序事件，而被迫离开自己的习惯居住地而在其居住国或国籍国以外寻求避难的任何人。”
可见，绝大多数所谓“脱北者”并不符合国际公约界定的“难民”定义：
【1】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不可能存在针对主体民族的种族或民族迫害；
【2】多数所谓“脱北者”并非宗教信仰者，不可能受到特定宗教迫害；
【3】朝鲜社会并不存在与其政权对立的组织或团体，所谓“脱北者”不可能因参加某些组织或团体而遭致政治迫害；
【4】朝鲜并不存在遭遇外国侵略、占领、统治的情形；
【5】朝鲜近年来也未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等人道灾难。
目前显而易见的是，所谓“脱北者”的主体是出于改善经济状况的动机脱离朝鲜社会的。其身份只能被称作“经济难民”即“非法难民”或“非法入境者”。
2、由于“脱北者”群体的主体并非合法难民而仅仅是非法入境者，因此对他们的处置不适用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而只适用中国的相关国内法和与当事国朝鲜签署的边境管理合作协定。这是多数脱北者必须强制遣返的法律依据。
3、考虑到朝鲜特殊的社会体制，不排除所谓“脱北者”在被遣返后受到非人道对待的可能，如遭受拷打、监禁或限制权力。因此，中国并非绝对地对脱北者一律实施强制遣返，而是在处理中会考虑人道主义因素，并一直致力于通过与朝鲜展开协商改善被遣返人员的处境。
4、在实际操作中，中国之所以加强了对所谓“脱北者”管理的力度，是与中朝边境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密不可分的，韩国一些人与组织介入所谓“脱北者”问题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中朝两国是友好近邻，长期以来两国边境管理相对宽松，边民往来也比较自由。在最初出现成规模的“脱北”潮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基于朝鲜普遍遭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将非法入境的朝鲜人视作难民，给予了极大的宽容；边境中国一侧的朝鲜族居民出于同胞爱，也曾伸出援手热心帮助这些饥饿的同族。
即便稍后出现了朝鲜人越境盗窃、抢劫甚至杀人等问题，中国依然出于两国人民友好考虑，并未苛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朝鲜公民。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朝鲜非法越境者中多数人也仅仅是索要一些粮食救济即行返回，一些人或滞留中国打工养家糊口，少数人与边民非法通婚也仅为谋求长期居留。
2000年以后，朝鲜的经济困难趋于缓解，但非法入境者却并未减少，甚至出现了所谓“脱北者”冲击北京、沈阳等地外国机构的恶性事件，而一些外国媒体居然能事先获得消息，在现场拍摄了冲击外国机构的整个过程，作为国际舆论指责朝鲜内政并羞辱中国的素材。
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背后，是韩国一些个人和组织对中朝边界开始加强渗透。这些韩国人以投资等名义长期滞留中朝边境中国一侧，通过暗中传教等非法手段逐步建立起一张张关系网，驱使中国籍人士为其效劳；那些被收买的中国人又凭借身份便利以各种名义潜入边境朝鲜一侧，暗中宣传韩国的富裕、自由和民主，鼓动朝鲜人非法入境转道中国赴韩定居；他们还大肆收买边境的朝鲜官员和军人，建立起偷渡“交通线”。
朝鲜偷渡客事先须向这些偷渡组织者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然后在其组织下实施非法越境，在中国期间完全受偷渡组织摆布，或冲击外国机构寻求避难，或经各种隐蔽途径直接或间接进入韩国。
根据韩国政府的规定，投奔韩国的“脱北者”将首先集中在HANA院接受审查和教育，随后发给安家费进入韩国社会。此时，偷渡组织者向“脱北者”收取高额的偷渡费用牟取暴利。
如果说，先前朝鲜非法入境者还带有“灾民”色彩，其凄苦令人同情，此时他们已完全沦落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偷渡客了。
可以认为，中国各大城市发生的数起朝鲜人冲击外国机构事件是所谓“脱北者”问题发生质变的拐点。
由于中韩两国国民交往规模极大，两国民间私人关系错综复杂，大大增加了中国政府清除渗透边界地区之韩国个人或组织的难度，政府只能转而加强对中朝边境地区的管理，除对边民加强法制意识教育外，增加了相关安全保卫设施，并加大了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的打击力度。
同时，经与朝鲜政府友好协商，朝鲜方面也明显改善了被遣返人员的处境，开始区别对待单纯经济原因的非法越境者与在华期间勾结韩方势力图谋偷渡韩国者，对前者主要采取审查、教育等管理措施，而对后者则采取了劳教、服刑等严厉措施。
从效果看，近年来朝鲜非法入境者有所减少，相关管理措施开始显现出实际效果。

笔者以为，面对原则问题，中国绝对不应该基于中韩关系考虑而有所退让，应该明白地告诉韩国方面：
1、从国际法角度看，朝韩互不隶属，均为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所以脱北者的管辖权在中国和朝鲜两方，与韩国无涉；韩国政府最近的表态是一种外交失礼，粗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2、脱北者不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的难民资格，属于非法入境者；故对其处理不适用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只适用于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对外协定。
3、中国一贯在所谓“脱北者”处理过程中奉行人道主义原则，并为此与朝鲜展开了协商，今后会继续关注“脱北者”问题所涉及的人道因素。
4、韩国一些人或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践踏了中国的主权、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将根据国内法予以取缔和制裁，并提请韩国当局严格管束国民在华行为，不得变相鼓励与纵容其违法犯罪活动。
否则，在所谓“脱北者”问题上，中国就很可能陷入一些外部势力设置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