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所谓分田和公社的问题

       最近超大上关于“究竟是分田还是化肥让中国人吃饱”的话题变得挺火，打开讨论版，第一页就有好几个帖子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本来呢，看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也觉得挺好玩的。不过光当个潜水员似乎也不好，想到自己似乎也很久没在超大发帖了，于是一时兴起，决定也就这个话题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但我不想去抠故纸堆的字眼，或者搞穷举法，因为那些大家已经搞得太多了，我只想就我的思考说一些别的角度的问题。

                                一

    没有人否认科学技术对于推动农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化肥、农药、育种以及水利设施等等农业科技的发展，的确是中国农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动力，放在全人类的历史上看，这些也是推动全人类农业进步的根本动力。

                                 二

    承认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不代表就可以否定“人”这个因素本身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生产劳动需要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就拿农业来说，化肥、农药、优良的种子以及农业机械等等，这些只能算是劳动工具中的一环，土地（以及山林、湖泊、海洋等等）是劳动对象这一环，剩下的还有“劳动者”（即农民）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不考虑“劳动者”这一环节，只考虑劳动工具这个环节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只是化肥农药和良种让中国人吃饱了饭，那么又和人民公社制度有何关系？

                                  三

    决定“劳动者”这个环节的，并不是只包括文化素质的因素，还包括很多其他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当劳动者对于劳动本身缺乏积极性时，即使拥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完善的劳动对象，劳动者也会对劳动采取各种抵触方式，例如磨洋工、迟到早退、敷衍应付直至拒绝劳动，甚至破坏劳动工具。古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庄园里，虽然铁制工具已经普及，但奴隶们却厌恶劳动，甚至故意破坏铁制农具，以致奴隶主最后只得发给他们石制工具；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受到行会和作坊主层层压迫和剥削的梳毛工发动起义，大肆破坏毛纺作坊里的纺毛机；工业革命初期，深受血汗工厂压榨之苦的英国工人发动了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苏联强制推行合作化时期，乌克兰农民为了反抗强行将私有生产资料收归合作社所有的行为，不惜大规模的杀死牲畜。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四   
   
    正是因为仅仅依靠先进的生产工具无法解决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进而无法解决生产中的瓶颈问题，所以才产生了旨在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和改革，以及改善管理方式的管理科学。事实上，人类每一次旨在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或改革，其在实质上都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光是农民，也包括工人和脑力劳动者）有关。战国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农民多开荒地多收粮，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才有了秦国富国强兵的基础；法国大革命消灭封建贵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鼓励工商业发展，奖励发明创造，从而为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开辟了道路；美国以伤亡百万人的代价打了一场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从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推动美国在日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如果一味强调劳动工具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完全无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提升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以及对于因此而对整个生产活动产生的推动作用，那就完全解释不了人类历史上除了科学技术的革命之外，为什么还要有社会的革命。同理，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因为化肥和农药才吃饱了饭，那么当初为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理想而牺牲的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是不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五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起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句话看似很抽象，其实说白了，就是要让劳动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支配生产资料、并通过劳动从生产资料中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就好比，在奴隶制时代，对奴隶来说，牛马农具土地都是奴隶主的，收获的东西也全是奴隶主的，自己只不过能吃到一点残羹剩饭聊以维生，那么显然，生产资料跟奴隶就没有任何关系。到了封建时代，好一点了，虽然地还是地主的，牛马是地主的，但农具可能是农民的，并且交完地主（或者是领主）的租子（实物的或劳役的），自己好歹还能剩下一些，这样一来，等于生产资料能够部分地和农民结合了，但还远不够。最后共产党来了，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土地全部归农民一家一户所有，牛马农具也全部归农民一家一户所有，土地的收获除了缴纳皇粮国税，剩下的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下的力越多收得越多，收得越多自己得的就越多，这样一来，农民和生产资料就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农民的积极性在土改之后就被彻底激发了出来。这种积极性不光是体现在劳动的热情上，还体现在农民们针对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展现出来的天才的创造性。从刚土改开始时候的一家一户，很快就出现了农民自己搞的互助组，再后来又出现了初级的农业合作社，随之而来的就是1950年到1952年间粮食产量的爆发式增长。这其中固然有长期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因素，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带来的对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也绝对不能忽视。一个简单的对比就是，旧中国在没有发生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能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是1936年的大约1.4亿吨，而土改基本完成的1952年，粮食产量已经轻松突破了1.6亿吨，超过1936年的产量达15%！这些都是在化肥农药种子农机等等科技因素都没有得到多大改观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几乎完全是靠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完成的。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农民一旦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将爆发出多么巨大的生产潜力和创造能力！

                               六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人民公社制度的最大弊病在哪里了——一句话，那就是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较之土改和初级社时期被严重削弱了，农民不能做土地的主，也不能做收获的庄稼的主，种什么，怎么种，收获怎么分配，一切都由不得自己了。既然如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就大大下降了。再加之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沉重盘剥和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的巨大鸿沟，就使得农民对农业劳动不再充满热情，而更多的是一种厌恶和嫌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农民是多么热爱土地，多么热爱田里的庄稼，又是多么热爱劳动，是的，这都没错，但如果土地不是农民的，庄稼也不是农民的，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换来的只是看不见希望的长年累月的贫困，农民还会热爱这一切么？于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虽然不得不面对从事农业劳动的命运，但只要有一丝机会，他们都会想尽办法脱离农业劳动，直至脱离农村，脱离农民的身份。这不是什么“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一种再现实不过的选择！当然，改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对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对农民身份的厌恶和嫌弃依然存在着，但我们也看得到的事实是，通过农业劳动而致富甚至过上比城里人更好生活的农民正变得越来越多，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也使得农村不再变得那么让人想逃离，而农民的身份，如今在某些地方甚至变得比城里人的身份更值钱。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已经进了城市的农民千方百计想保留农村户口的现象。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农村中，土地依然和农民个人无关，农业劳动依然是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农民的收获依然不能自己支配，这一切还会发生吗？

                                    七

    有人会问，难道中国农业走向集中化、产业化不是历史的大趋势吗？传统单干的小农经济不应该被淘汰吗？是的，说得没错，中国农业一定要摆脱小农经济的模式，走向集中化、产业化，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我们同样知道的道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的要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以一种阶梯式的方式实现的，而是以一种斜坡式的方式实现的。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根据某人的意志而出现的，而只会是一种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演进的渐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和主体地位是决定性的（这也是现在TG一直强调的）。从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到互助组的产生，再到初级农业合作社的产生，这些都是广大农民发扬主动精神的产物。在这些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共产党起到的只是领路人和指导者的角色，真正的主人翁是广大的农民，因为他们最接近生产，最接近生产资料，他们也最懂得怎样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一种最符合实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然而从高级社运动再到人民公社运动，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精神几乎被剥夺殆尽了，东方式的集权体制用严厉的行政命令代替了生产力的实际需求，农民被强迫性地卷入这种由最高层的领导人设计出来的生产关系中。他们虽然不能也不敢用暴力进行反抗，但生产力本身代替了他们进行反抗。最直接的显现，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近20年之后的1976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比1956年还低。这就意味着，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这还是在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的所谓“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以及其他农作物）商品化率在这段时间内不升反降，从人类历史的经验看，这将严重拖工业化的后腿。在保障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哪有多余的农产品来为工业提供原料，又哪有多余的农产品来供应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大办工业，城市人口激增，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不得不再将大批入城不久的农民赶回乡下。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始终没有显著增长，甚至还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运动——数以千万计的知青被从城市赶往农村。结果到了1978年，人民公社搞了20年，除了大跃进的三年以外，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始终在17%到18%间浮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之相对照的是1980年到1984年，只有短短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迅速提升了66公斤，城市化率也随之迅速提升了4.32个百分点）城乡二元化的鸿沟更加巨大了，离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也变得更加遥远了。是最高领导人不想发展城市吗？显然不是。否则就不会出现1958年那样疯狂的“进城”现象了。毫无疑问，真正的制约，就是农业拖了后腿，粮食始终不过关，城市人口无法增加，工业也无法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个有正常认知水平的人，还会认为只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继续耗下去，就一定能实现消除三大差别、实行工业化和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吗？

                                   八

    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人们就要起来造生产关系的反，而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生产力就要起来造生产关系的反。共产党人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因为违背了这些“祖师爷”总结出来的基本原理而吃了苦头。太祖在井冈山时期，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搞出了一部后来被他自己称为“很蹩脚”的《井冈山土地法》，结果失掉了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最终在井冈山站不住脚；湘南年关暴动，中共湖南省委要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居然把农民的房子全烧掉，结果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农民起来大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建国后强制推行高级社，结果农民宁可把家里的家禽家畜杀了，也不愿拿来入社；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后的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以至于太祖自己也不得不从“一大二公”的狂想中倒退回来，回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水平。之后20年的人民公社时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依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富裕。中国农民是温顺的，是容易满足的，但他们也是现实的，是认实际的。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果实和鲜血来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土地，让他们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从而给了他们改变祖祖辈辈贫困生活的希望。换言之，能让农民们吃饱饭、富裕起来的共产党他们就支持，反过来，损害他们利益的共产党他们就要反对。道理很朴素，但又很深刻。在人民公社时代的二十年里，因为国家机器的权威，因为空前强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因为农民阶级对最高领导人和共产党尚存的朴素的情感，农民没有进行暴力反抗，但他们的无声的抗议从未停止过。深圳河边前仆后继的逃港大军，房前屋后偷偷多开出的一分两分的自留地，“忆苦思甜”大会变成了对当年“共产风”的哭诉，直到最后小岗村冒着杀头危险按下的十八个手印，都是农民对这种不能带给他们温饱更谈不上富裕的制度的无声抗议。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时靠着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而一旦执政者仅仅是允许了分田到户之后，无需什么行政命令和动员，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的原因。这就是人心所向！面对着这样的人心所向，我们还好意思说什么“只要人民公社制度不解体，农民继续忍耐一段时间，最后就会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之类的论调吗？难道我们就没想过，当开国的领袖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农民又还能忍耐多久呢？是的，共产党拥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可是这几百万解放军中的绝大部分官兵，一样来自农民，如果农民真的无法继续忍耐下去了，那这些解放军官兵又会如何呢？

                                 九

   又有人说，你说分田好，可你看看第一个分田的安徽小岗现在有多穷？你看没有分田的江苏华西现在多富？的确，小岗现在依然不是一个称得上富裕的村庄(这是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但实际上小岗的经济指标是在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之上的)，而华西即使拿到国际上看也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村庄，但这样罔顾两者的发展历程、历史背景、文化特点以及地缘环境等具体因素的不同而进行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此来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就是比包产到户好更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小岗村之所以还不富裕，不是因为分田，而是因为缺乏工业，华西村的富裕，也不是因为没有分田，而是因为工业发达。工业为主的村庄比农业为主的村庄富裕，就跟工业国比农业国富裕一样，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华西之所以工业发达，既有历史上苏南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比较早的原因，也有身处长三角腹心地带，离上海较近的原因，还有吴仁宝个人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治理能力的原因，甚至还有苏南地区独特的人文环境的原因等等，这些都是小岗所不具备的，仅仅看小岗和华西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得出所谓“人民公社就是比包产到户好”的结论，不是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江苏（也包括苏南）绝大部分的农村当年都分了田，实行了包产到户，现在普遍还是比安徽农村富裕，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因为第一个分田的小岗现在没有华西富裕，就说“包产到户搞错了”，那第一个起来搞土改的黑龙江元茂屯现在也不算富裕，我们可以说土改也搞错了吗？第一个制定《土地法》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江西兴国县现在也不算富裕，我们可以说“耕者有其田”也搞错了吗？甚至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广东海陆丰地区现在也不算富裕，我们可以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整个都搞错了吗？

                                    十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承认，分田到户，恢复到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并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走向产业化和集中化才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民真正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社已是千千万万，并且还在迅猛发展，中国农业真正开始走向了现代化。然而，我们就能因此否定“包产到户”的伟大历史意义吗？显然不能！“包产到户”最伟大的意义，不仅在于让粮食产量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更在于和土改一样，让中国的亿万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尽管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和生产资料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正因为土地成为了农民拥有的资本，也正因为农民能够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这种资本，他们才有可能在今天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土地入股，公平而自由地组成一个个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社，从土地中获得自己的收益，从农业劳动中获得自己的收益，中国农业的那种产业化、集中化的梦想才一步步变成了现实。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们当中蕴藏的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才被尽情释放了出来。农业观光旅游、特色养殖、有机农产品、绿色餐饮、农产品深加工、产销综合体、网络农产品销售……不需要谁来命令，也不需要谁来指示，智慧的中国农民一旦被松开了手脚，一切有可能带给他们更多财富的新兴事物他们都会乐意去探索，去尝试。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在眼前的土地上勤扒苦作的农民，如今也懂得了何谓股份制，懂得了何谓市场经济，懂得了何谓企业化运作，甚至他们身上的“农民”印记也开始变得暗淡——“农民企业家”、“农产品经纪人”、“农民工”、“农业合作社股东”、“农业工人”、“家庭农场主”……尽管这些名词依然带着“农”字，但却已预示着，中国农民的身份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一直被隔绝于城市之外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封闭保守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过着中世纪般生活方式的中国农村，现在终于开始融入了城市，终于拥抱了开放的世界，终于体验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城乡对立的矛盾正在逐渐消弭，城乡二元化的鸿沟正在逐渐消失，城乡差别正在逐渐消亡，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的可能。这条路，是亿万中国农民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亿万中国农民在无数血与泪的经验和教训中一步步总结摸索出来的。世纪伟人宏大的浪漫构想与国家机器严苛的行政命令所无法实现的梦想，正经由这些平凡的人们的实践一点点变为现实。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又想起了太祖的那句名言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尾声

    事实上，在现实的语境中，分田与公社的争论，早已超越了对生产关系本身的争论，而是处处凸显着意识形态的所谓“左右之争”，更直观地说，是直接关系到对太祖和286——乃至对改开的评价问题。这样的争论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然会有，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同意的答案——实际上，也不没有谁有资格给出这样的答案。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由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塑造而成。一个人如果能称为伟人，不是因为他每件事都做对了，而是因为他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做出了符合历史要求的正确抉择，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给伟人创造了机遇，也同样会给伟人制造出局限。所以伟人也会犯错误，也会在认知上与实际产生偏差，我们承认伟人的伟大，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去根据实际大胆地修正他的错误。既然马克思恩格斯都可以在实践面前勇敢地承认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幻想错了，那么他们的信徒为什么就不能在实践面前勇敢地承认我们的政策错了呢？既然革命时代的太祖可以一次次承认自己搞错了，要改正，那么执政之后的太祖为什么就必须“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呢？如果他是属于神话的人，那么他在他的信徒中确实可以“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但如果他是属于历史的人，那么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历史老人的面前，就一样要接受实践的评判。太祖如此，286也是如此，一切后来的中国的领导人们都是如此。历史会记住他们做出了哪些丰功伟绩，也一样会记住他们的哪些政策偏离了实际，偏离了人心，并在最后给于他们应有的历史位置。而我们，则只需要记住一句话——“所谓‘左’与‘右’，‘革命’与‘修正’，都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历史，才是对与错的终极裁判者！”       最近超大上关于“究竟是分田还是化肥让中国人吃饱”的话题变得挺火，打开讨论版，第一页就有好几个帖子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本来呢，看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也觉得挺好玩的。不过光当个潜水员似乎也不好，想到自己似乎也很久没在超大发帖了，于是一时兴起，决定也就这个话题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但我不想去抠故纸堆的字眼，或者搞穷举法，因为那些大家已经搞得太多了，我只想就我的思考说一些别的角度的问题。

                                一

    没有人否认科学技术对于推动农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化肥、农药、育种以及水利设施等等农业科技的发展，的确是中国农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动力，放在全人类的历史上看，这些也是推动全人类农业进步的根本动力。

                                 二

    承认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不代表就可以否定“人”这个因素本身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生产劳动需要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就拿农业来说，化肥、农药、优良的种子以及农业机械等等，这些只能算是劳动工具中的一环，土地（以及山林、湖泊、海洋等等）是劳动对象这一环，剩下的还有“劳动者”（即农民）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不考虑“劳动者”这一环节，只考虑劳动工具这个环节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只是化肥农药和良种让中国人吃饱了饭，那么又和人民公社制度有何关系？

                                  三

    决定“劳动者”这个环节的，并不是只包括文化素质的因素，还包括很多其他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当劳动者对于劳动本身缺乏积极性时，即使拥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完善的劳动对象，劳动者也会对劳动采取各种抵触方式，例如磨洋工、迟到早退、敷衍应付直至拒绝劳动，甚至破坏劳动工具。古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庄园里，虽然铁制工具已经普及，但奴隶们却厌恶劳动，甚至故意破坏铁制农具，以致奴隶主最后只得发给他们石制工具；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受到行会和作坊主层层压迫和剥削的梳毛工发动起义，大肆破坏毛纺作坊里的纺毛机；工业革命初期，深受血汗工厂压榨之苦的英国工人发动了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苏联强制推行合作化时期，乌克兰农民为了反抗强行将私有生产资料收归合作社所有的行为，不惜大规模的杀死牲畜。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四   
   
    正是因为仅仅依靠先进的生产工具无法解决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进而无法解决生产中的瓶颈问题，所以才产生了旨在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和改革，以及改善管理方式的管理科学。事实上，人类每一次旨在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或改革，其在实质上都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光是农民，也包括工人和脑力劳动者）有关。战国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农民多开荒地多收粮，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才有了秦国富国强兵的基础；法国大革命消灭封建贵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鼓励工商业发展，奖励发明创造，从而为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开辟了道路；美国以伤亡百万人的代价打了一场内战，废除了奴隶制，从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推动美国在日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如果一味强调劳动工具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完全无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提升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以及对于因此而对整个生产活动产生的推动作用，那就完全解释不了人类历史上除了科学技术的革命之外，为什么还要有社会的革命。同理，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因为化肥和农药才吃饱了饭，那么当初为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理想而牺牲的千千万万共产党人，是不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五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起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句话看似很抽象，其实说白了，就是要让劳动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支配生产资料、并通过劳动从生产资料中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就好比，在奴隶制时代，对奴隶来说，牛马农具土地都是奴隶主的，收获的东西也全是奴隶主的，自己只不过能吃到一点残羹剩饭聊以维生，那么显然，生产资料跟奴隶就没有任何关系。到了封建时代，好一点了，虽然地还是地主的，牛马是地主的，但农具可能是农民的，并且交完地主（或者是领主）的租子（实物的或劳役的），自己好歹还能剩下一些，这样一来，等于生产资料能够部分地和农民结合了，但还远不够。最后共产党来了，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土地全部归农民一家一户所有，牛马农具也全部归农民一家一户所有，土地的收获除了缴纳皇粮国税，剩下的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下的力越多收得越多，收得越多自己得的就越多，这样一来，农民和生产资料就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农民的积极性在土改之后就被彻底激发了出来。这种积极性不光是体现在劳动的热情上，还体现在农民们针对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展现出来的天才的创造性。从刚土改开始时候的一家一户，很快就出现了农民自己搞的互助组，再后来又出现了初级的农业合作社，随之而来的就是1950年到1952年间粮食产量的爆发式增长。这其中固然有长期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因素，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带来的对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也绝对不能忽视。一个简单的对比就是，旧中国在没有发生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能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是1936年的大约1.4亿吨，而土改基本完成的1952年，粮食产量已经轻松突破了1.6亿吨，超过1936年的产量达15%！这些都是在化肥农药种子农机等等科技因素都没有得到多大改观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几乎完全是靠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完成的。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农民一旦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将爆发出多么巨大的生产潜力和创造能力！

                               六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人民公社制度的最大弊病在哪里了——一句话，那就是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较之土改和初级社时期被严重削弱了，农民不能做土地的主，也不能做收获的庄稼的主，种什么，怎么种，收获怎么分配，一切都由不得自己了。既然如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就大大下降了。再加之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沉重盘剥和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的巨大鸿沟，就使得农民对农业劳动不再充满热情，而更多的是一种厌恶和嫌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农民是多么热爱土地，多么热爱田里的庄稼，又是多么热爱劳动，是的，这都没错，但如果土地不是农民的，庄稼也不是农民的，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换来的只是看不见希望的长年累月的贫困，农民还会热爱这一切么？于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虽然不得不面对从事农业劳动的命运，但只要有一丝机会，他们都会想尽办法脱离农业劳动，直至脱离农村，脱离农民的身份。这不是什么“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一种再现实不过的选择！当然，改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对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对农民身份的厌恶和嫌弃依然存在着，但我们也看得到的事实是，通过农业劳动而致富甚至过上比城里人更好生活的农民正变得越来越多，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也使得农村不再变得那么让人想逃离，而农民的身份，如今在某些地方甚至变得比城里人的身份更值钱。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已经进了城市的农民千方百计想保留农村户口的现象。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农村中，土地依然和农民个人无关，农业劳动依然是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农民的收获依然不能自己支配，这一切还会发生吗？

                                    七

    有人会问，难道中国农业走向集中化、产业化不是历史的大趋势吗？传统单干的小农经济不应该被淘汰吗？是的，说得没错，中国农业一定要摆脱小农经济的模式，走向集中化、产业化，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我们同样知道的道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的要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以一种阶梯式的方式实现的，而是以一种斜坡式的方式实现的。换言之，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根据某人的意志而出现的，而只会是一种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演进的渐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和主体地位是决定性的（这也是现在TG一直强调的）。从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到互助组的产生，再到初级农业合作社的产生，这些都是广大农民发扬主动精神的产物。在这些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共产党起到的只是领路人和指导者的角色，真正的主人翁是广大的农民，因为他们最接近生产，最接近生产资料，他们也最懂得怎样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一种最符合实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然而从高级社运动再到人民公社运动，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精神几乎被剥夺殆尽了，东方式的集权体制用严厉的行政命令代替了生产力的实际需求，农民被强迫性地卷入这种由最高层的领导人设计出来的生产关系中。他们虽然不能也不敢用暴力进行反抗，但生产力本身代替了他们进行反抗。最直接的显现，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近20年之后的1976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比1956年还低。这就意味着，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这还是在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的所谓“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以及其他农作物）商品化率在这段时间内不升反降，从人类历史的经验看，这将严重拖工业化的后腿。在保障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哪有多余的农产品来为工业提供原料，又哪有多余的农产品来供应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大办工业，城市人口激增，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不得不再将大批入城不久的农民赶回乡下。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始终没有显著增长，甚至还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运动——数以千万计的知青被从城市赶往农村。结果到了1978年，人民公社搞了20年，除了大跃进的三年以外，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始终在17%到18%间浮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之相对照的是1980年到1984年，只有短短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迅速提升了66公斤，城市化率也随之迅速提升了4.32个百分点）城乡二元化的鸿沟更加巨大了，离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也变得更加遥远了。是最高领导人不想发展城市吗？显然不是。否则就不会出现1958年那样疯狂的“进城”现象了。毫无疑问，真正的制约，就是农业拖了后腿，粮食始终不过关，城市人口无法增加，工业也无法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个有正常认知水平的人，还会认为只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继续耗下去，就一定能实现消除三大差别、实行工业化和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吗？

                                   八

    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人们就要起来造生产关系的反，而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生产力就要起来造生产关系的反。共产党人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因为违背了这些“祖师爷”总结出来的基本原理而吃了苦头。太祖在井冈山时期，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搞出了一部后来被他自己称为“很蹩脚”的《井冈山土地法》，结果失掉了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最终在井冈山站不住脚；湘南年关暴动，中共湖南省委要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居然把农民的房子全烧掉，结果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农民起来大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建国后强制推行高级社，结果农民宁可把家里的家禽家畜杀了，也不愿拿来入社；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后的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以至于太祖自己也不得不从“一大二公”的狂想中倒退回来，回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水平。之后20年的人民公社时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依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富裕。中国农民是温顺的，是容易满足的，但他们也是现实的，是认实际的。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果实和鲜血来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土地，让他们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从而给了他们改变祖祖辈辈贫困生活的希望。换言之，能让农民们吃饱饭、富裕起来的共产党他们就支持，反过来，损害他们利益的共产党他们就要反对。道理很朴素，但又很深刻。在人民公社时代的二十年里，因为国家机器的权威，因为空前强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因为农民阶级对最高领导人和共产党尚存的朴素的情感，农民没有进行暴力反抗，但他们的无声的抗议从未停止过。深圳河边前仆后继的逃港大军，房前屋后偷偷多开出的一分两分的自留地，“忆苦思甜”大会变成了对当年“共产风”的哭诉，直到最后小岗村冒着杀头危险按下的十八个手印，都是农民对这种不能带给他们温饱更谈不上富裕的制度的无声抗议。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时靠着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而一旦执政者仅仅是允许了分田到户之后，无需什么行政命令和动员，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的原因。这就是人心所向！面对着这样的人心所向，我们还好意思说什么“只要人民公社制度不解体，农民继续忍耐一段时间，最后就会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之类的论调吗？难道我们就没想过，当开国的领袖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农民又还能忍耐多久呢？是的，共产党拥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可是这几百万解放军中的绝大部分官兵，一样来自农民，如果农民真的无法继续忍耐下去了，那这些解放军官兵又会如何呢？

                                 九

   又有人说，你说分田好，可你看看第一个分田的安徽小岗现在有多穷？你看没有分田的江苏华西现在多富？的确，小岗现在依然不是一个称得上富裕的村庄(这是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但实际上小岗的经济指标是在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之上的)，而华西即使拿到国际上看也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村庄，但这样罔顾两者的发展历程、历史背景、文化特点以及地缘环境等具体因素的不同而进行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此来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就是比包产到户好更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小岗村之所以还不富裕，不是因为分田，而是因为缺乏工业，华西村的富裕，也不是因为没有分田，而是因为工业发达。工业为主的村庄比农业为主的村庄富裕，就跟工业国比农业国富裕一样，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华西之所以工业发达，既有历史上苏南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比较早的原因，也有身处长三角腹心地带，离上海较近的原因，还有吴仁宝个人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治理能力的原因，甚至还有苏南地区独特的人文环境的原因等等，这些都是小岗所不具备的，仅仅看小岗和华西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得出所谓“人民公社就是比包产到户好”的结论，不是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江苏（也包括苏南）绝大部分的农村当年都分了田，实行了包产到户，现在普遍还是比安徽农村富裕，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因为第一个分田的小岗现在没有华西富裕，就说“包产到户搞错了”，那第一个起来搞土改的黑龙江元茂屯现在也不算富裕，我们可以说土改也搞错了吗？第一个制定《土地法》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江西兴国县现在也不算富裕，我们可以说“耕者有其田”也搞错了吗？甚至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广东海陆丰地区现在也不算富裕，我们可以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整个都搞错了吗？

                                    十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承认，分田到户，恢复到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并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走向产业化和集中化才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民真正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社已是千千万万，并且还在迅猛发展，中国农业真正开始走向了现代化。然而，我们就能因此否定“包产到户”的伟大历史意义吗？显然不能！“包产到户”最伟大的意义，不仅在于让粮食产量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更在于和土改一样，让中国的亿万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尽管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和生产资料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正因为土地成为了农民拥有的资本，也正因为农民能够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这种资本，他们才有可能在今天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土地入股，公平而自由地组成一个个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社，从土地中获得自己的收益，从农业劳动中获得自己的收益，中国农业的那种产业化、集中化的梦想才一步步变成了现实。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们当中蕴藏的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才被尽情释放了出来。农业观光旅游、特色养殖、有机农产品、绿色餐饮、农产品深加工、产销综合体、网络农产品销售……不需要谁来命令，也不需要谁来指示，智慧的中国农民一旦被松开了手脚，一切有可能带给他们更多财富的新兴事物他们都会乐意去探索，去尝试。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在眼前的土地上勤扒苦作的农民，如今也懂得了何谓股份制，懂得了何谓市场经济，懂得了何谓企业化运作，甚至他们身上的“农民”印记也开始变得暗淡——“农民企业家”、“农产品经纪人”、“农民工”、“农业合作社股东”、“农业工人”、“家庭农场主”……尽管这些名词依然带着“农”字，但却已预示着，中国农民的身份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一直被隔绝于城市之外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封闭保守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过着中世纪般生活方式的中国农村，现在终于开始融入了城市，终于拥抱了开放的世界，终于体验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城乡对立的矛盾正在逐渐消弭，城乡二元化的鸿沟正在逐渐消失，城乡差别正在逐渐消亡，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的可能。这条路，是亿万中国农民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亿万中国农民在无数血与泪的经验和教训中一步步总结摸索出来的。世纪伟人宏大的浪漫构想与国家机器严苛的行政命令所无法实现的梦想，正经由这些平凡的人们的实践一点点变为现实。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又想起了太祖的那句名言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尾声

    事实上，在现实的语境中，分田与公社的争论，早已超越了对生产关系本身的争论，而是处处凸显着意识形态的所谓“左右之争”，更直观地说，是直接关系到对太祖和286——乃至对改开的评价问题。这样的争论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然会有，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同意的答案——实际上，也不没有谁有资格给出这样的答案。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由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塑造而成。一个人如果能称为伟人，不是因为他每件事都做对了，而是因为他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做出了符合历史要求的正确抉择，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给伟人创造了机遇，也同样会给伟人制造出局限。所以伟人也会犯错误，也会在认知上与实际产生偏差，我们承认伟人的伟大，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去根据实际大胆地修正他的错误。既然马克思恩格斯都可以在实践面前勇敢地承认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幻想错了，那么他们的信徒为什么就不能在实践面前勇敢地承认我们的政策错了呢？既然革命时代的太祖可以一次次承认自己搞错了，要改正，那么执政之后的太祖为什么就必须“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呢？如果他是属于神话的人，那么他在他的信徒中确实可以“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但如果他是属于历史的人，那么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历史老人的面前，就一样要接受实践的评判。太祖如此，286也是如此，一切后来的中国的领导人们都是如此。历史会记住他们做出了哪些丰功伟绩，也一样会记住他们的哪些政策偏离了实际，偏离了人心，并在最后给于他们应有的历史位置。而我们，则只需要记住一句话——“所谓‘左’与‘右’，‘革命’与‘修正’，都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历史，才是对与错的终极裁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