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现代化观与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

1、现代化的内涵。

    一般认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 包括了习惯上“近代化”的内涵──近代，是中国史学界研究史学时的一个专有名词。在西方，既没有近代的概念，也没有近代一词，只有“现代(modern)”，指中世纪以后至现在的大时间跨度。习语上的近代化，指的是早期现代化。(2)

    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它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这是对现代化及其进程的基本的，也是最简明的描述。但现代化的真实内容要远比这丰富得多，因此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国学者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归纳，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现代化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进程；其思想源于列宁的著名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区别于第一点，更着重于以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立论。三、现代化是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总称；这是西方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学观点，但解释又大不相同。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即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很明显，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界定现代化，因而有着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显然有着相互交融的层面。

    综合以上的观点，广义上的现代化可视为是不发达社会向发达社会演进的过程和目标。它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激起了深刻的相应变化。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牵引作用，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社会为参照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一般来说，人们更侧重于其作为过程的意义。

2、现代化的体系结构。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可分解为三层含义，或者说现代化作为一个大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一是作为既定知识或作为物化的器物和科学成果的，以“工具及其技术”为基本内容的“器物层”现代化；二是器物层所涉及到的相关社会支持系统，以一系列规程、体系、法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层”现代化；三是制约着社会对实践活动的干预方式和社会活动本身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以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观念层”的现代化。现代化系统运作直接体现于这三个层面、三个子系统的单独纵深和全面协调的发展。

    现代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既有着层次差别、又有着相互影响作用。层次差别体现在不同的逻辑结构体系里。在“器物──制度(观念)──器物”体系中，“器物层”现代化是整体现代化的起点和物质基础，又是“制度层”或“观念层”现代化的物化；在“器物(观念)──制度──观念(器物)”体系中，“制度层”现代化既是“器物层”和“观念层”相互作用的桥，又是“观念层”或“器物层”现代化的物化；在“器物(制度)──观念──制度(器物)”体系中，“观念层”现代化建筑在“器物层”和“观念层”现代化之上，是两者的客观反映，又能动地反作用于两者。从相互影响作用来说，在以上几组不同的逻辑结构体系里，既表现为三者的层次递进，又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层次递进关系不是机械决定的，制度层、观念层是社会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制度层”推陈出新、自我更新能力，人的“观念”的能动创造作用是其中的关键；三者的综合作用形成的逻辑结构体系是“器物+制度+观念──更新的观念──器物+制度+观念”交织运作的洪流，而观念的更新则是这股洪流得以不断向前推动的源动力。

3、现代化的模式区分。

    在现代化的模式比较中，有两种基本类型，“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3) 这种模式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传统向现(近)代转型的起因和社会结构演化的方式。这两种现代化模式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一是先与后的区别；其二是内与外的区别。这两点又具有因果关系，一般而论，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是自己演进的结果，因而是内生性的，它必然会影响(由于各种原因，通过各种渠道)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正是在受到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影响下才走向现代化的，因此，相对而言，这种现代化就具有外生的性质。但必须指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现代化模式虽然具有共同的因素，但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不然就会把两者混为一谈，贬低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的特殊性和创造性，把“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理解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翻版，前者依附于后者。由于现代化的时间不是绝对一致的，影响亦不是完全一样的，再加上各国原有的社会基础不同，所以，无论是“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还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又都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各种不同的形式。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者M.J.列维曾把现代化的模式划分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早期的后来者和其他的后来者三大类(4)。 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现代化模式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属于列维所划分的第三类国家。中国现代化过程，一定意义上讲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种“西学”，“实际上是一种渗透人文精神的，由种种相关配置支撑的科学文化”，(5)近现代科学是西学的核心；西学东渐，就是西学与东方古老文化的融合和撞击。中国历次现代化运动无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现代化模式特征是由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作出简单的概括：第一，中国的现代化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主动探索的过程。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由浅入深、缓慢加速的过程。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充满斗争的艰难前进的过程。第四，中国现代化的范围和内容是不断拓宽和加深的过程。

军事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一个局域。因此，它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性，即在模式区分、体系结构上与社会整体现代化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从模式区分来看，早发内生型的军事现代化，指的是军事系统是内在的和渐进的嬗变的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后发外生型的军事现代化，指的是军事系统是在外部威胁下以突变的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产物或仍在为现代化而努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军事现代化。只有将中国军事现代化置于这一宏观背景之下加以考虑，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其现代化进程的脉胳。

    1、军事现代化的三要素。

    军委领导曾明确指出，我军的质量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先进的军事思想和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指挥员；二是要有较精良的武器装备；三是要把人和武器装备很好地结合起来，亦即有科学的编成。从军事现代化的体系结构来看，这三方面要素正是构成“军事现代化”内容的精髓，涵盖了军事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其他方面内容形式，是这三层中某一方面的分支或其保障支撑部分。

    军事现代化是“武器──编制体制──人”三要素交织运动的动态体系。在军事现代化系统中，“器物层”现代化，主要体现为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水平的现代化，即是以“工具”形态存在的硬件现代化和以“技术”形态存在的软件现代化。“武器”建设，包括武器装备的战斗性能、武器系统的配套功能、国防科技的研究开发及转化成战斗力的效能。在这里，武器建设还应当包括一般所言的“人与武器的结合”，这是一种浅层次的结合，其最终目的在于开发单个武器的效能。

    在军事现代化系统中，“制度层”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编制体制的现代化，这是更高层次的人与武器的结合；包括整体组织结构、领导指挥关系、各级职权划分和部队的编组等。这种“制度层”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编制体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其检验的标准是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挖掘出军队整体直至整个国家的内在潜能、最符合当前的战略方针、服从服务于当前的中心工作、贴近具体的国情和军情，也即是增强军事系统的整体功能。

    在军事现代化系统中，“观念层”现代化，集中体现为军队(军人)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观念”建设，是人的素质建设，这又包括个体素质和群体素质两个方面的建设。个体素质，包括单个士兵(或不处于指挥员地位的军官)和单个指挥员素质。士兵(或军官)的个体素质包括献身精神、专业知识、体能、智能、技能和心理素质等方面；指挥员的个体素质主要包括策略水平、领导管理艺术、创造精神、指挥作战能力等。群体素质是由众多个体素质及其组织结构、机制构成的，包括整体作风、组织纪律、作战士气、整体协调、整体结构、整体功能、整体水平等；其核心则表现为对这些内容具有统帅和驾驭功能的军事理论。对“人”的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估，应着眼于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以军事理论为最高体现的群体素质是这样，分别以单个士兵(或军官)及指挥员个人素质体现出来的个体素质也应是这样。

2、军事现代化系统。

    军事现代化建设围绕“武器、编制体制、人”战斗力三个基本要素进行，三要素在军事现代化建设中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军事现代化系统是三要素相互关系的总和。

    人是主体能动性要素，武器是物质基础要素。两者之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6)但我们不能因此低估了武器的基础地位作用。首先，武器作为物质基础决定了人的思维意识水平，人的思维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作为技术物化的工具性能。其次，武器是人在战争中人脑和人手的延伸，它决定了人对战争的支配和驾驭能力。第三，有了武器装备并不等于马上就有了战斗力，武器装备生成活的战斗力有一个“时间差”；随着武器装备技术含量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系统复杂度的加大，这种“时间差”客观上还会延长；人只能通过努力缩短“时间差”，但不能彻底消除它。列宁在谈到武器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作用时，便曾鲜明地指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7)

    体制编制是联结人与武器的纽带。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结构决定功能。一定的物质结构，采取不同的组织排列方式，所形成的系统功能是不同的。在军队武器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确定的情况下，体制编制的合理程度将直接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结构合理，能把武器和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很强的战斗力；结构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耗”，先进的武器装备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水平，人的才能也难以充分施展出来，军队的战斗力就不可能很强。

    “武器”、“编制体制”、“人”三要素在军事实践的整体运动中，通过人的理性建构，抽象为人类思维，并对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进行积极有效的宏观指导。“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8) 可见，人的现代化，是最高层次的，也最为重要；其过程也必定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人的现代化核心内容便在于观念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化的理解认识本身就属于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器物层”、“制度层”现代化最终落脚于“观念层”现代化。人的素质对于观念的形成和表现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高素质并不一定就自然具有了现代观念，将高素质转化现代观念既需要人的努力，还要看内在品质和外部条件；但具备了现代观念的人必然是具有了良好的贴近现代需求的素质。观念是人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最终体现。军人现代观念的获得，必须通过军事实践、教育训练、科学研究来提高单个军人的素质、增强军事理论的先进性。现代观念的强弱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作为个体和作为群体的人的素质“现代化”要求的距离状况。

1、历史的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很多对现代化的探索和尝试。建国前的现代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内容各有侧重。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学西文、学西艺，“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努力依靠技术进步和发展先进工业推进现代化，谋求的是“器物层”的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戊戍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想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方式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实现“制度层”现代化；“五四运动”是以新的文化思潮武装人的思想、促进人的观念变革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根本上是“观念层”现代化运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现代化的三个层面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集中体现为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9)

    在一百多年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教训。历史对于今天我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是历史的长期的中心工作。无数 仁人志士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的现代化成就是来之不易的。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必将会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是由我军落后的现状、承担的任务、现代战争的要求和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因素所客观决定的。理解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必须首先全面认识我军现代化建设方面所存在的不足，“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10)；其次要深刻认识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性，要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再次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一蹶而就，尤其在制度层和观念层上，还有一个长期革新的历史过程。

    启示之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早期三个阶段的现代化运动收效很少，建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缺憾在于没有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全面推进，而是择其一面；没有认识到组成现代化的三个具体组成部分相互联系，三者结合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割裂开来，忽视了系统的完整性和复杂性，没有看清不同层面间的影响作用。北洋水师无论在“器物层”还是在“制度层”，当时在亚洲都属一流，但观念层特别是作为群体观念结晶的军事理论的落后，终使其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毁于一旦。可见，要切实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首先把握好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其体系结构。──“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缺少其一，都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三个层面不能协调发展，也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启示之三：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应走出中国特色。我军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军事现代化模式。因此，“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发展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有选择地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11)但是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并不就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的翻版，而是有着相当的独创性，其具体的国情军情及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应走出自己的特色。戊戍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本着“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政体，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人民寻求到马列主义为指导，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层”问题，才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推上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军事现代化建设领域，同样应把握一个中国特色问题。“各国的国情不同，我们也绝不能照抄外军现代化建设的模式。对于外军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不能简单地拿来，而应结合我军实际加以消化、吸收和创新，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之路。”(12)

    启示之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应走出时代特色。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时代特征毫不例外地作用于现代化进程。在早期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有着深重的生存危机，这在早期的现代化实践里，无不打上了深刻的铬印。新时期的时代特色，体现为当今时代给我们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机遇和带来的挑战。从机遇来说，首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为我军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持续协调发展和从长计议规划的契机；其次，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不仅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器物层”的基础，而且在“制度层”特别是在“观念层”上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再次，开放的世界激活了军事外交和国家间军事往来，我军现代化建设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外部经验，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从挑战来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军事革命特别是军事科技革命的推动进一步提高了“早发内生型”国家军事现代化水平，中国军事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赶超是基本特征，如果不能进步，本身便意味着进一步落后；其次，国家间取代军备竞赛的综合国力竞赛，突出了科技和经济的核心地位，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军事建设两者间关系，关系到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现状和再发展的潜力。关注时代特色，就是要在我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握好新的机遇，解决好新的问题。

    积极推进我军军事现代化的全面建设，我们应从现代化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把握“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三个基本层面，全面协调地发展；在当前条件下，应以改进武器装备为突破口，以编制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提高人的基础素质和发展军事理论为核心；相互兼顾，协调发展。当前应特别注意走出两个误区：误区之一是认为，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或者是军事技术)就有了现代化军队；误区之二是认为，有了现代观念人才就有了现代化军队。其根本性错误都在于强调了个别而忽视了整体。另外，还应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一般规律的关系；既不能强调中国特色就忽视了军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样也不能强调军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不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2、当前军事现代化的三种辩证关系。

    第一种关系：现代化目标上的立足现实与着眼未来。现代化是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标准也是发展的，过去是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可能已是一般甚至是落后水平，现在的先进水平在将来可能也会是一般甚至是落后水平。“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嘛！”(13)这就客观要求了诸如中国等“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军事现代化，要想尽快缩短现代化过程，就应既能立足现实需要与可能，又能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我军不仅是一些旧武器装备这一“器物层”问题难以适应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要求，更主要的是现代化的另两个层面上差距大，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力发展。“早发内生型”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先是有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发展带动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人的观念不断进步；更高层次的则可能是另一条轨迹：人的观念进步，带动编制体制改变或促进武器装备发展。我们要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军事实力的差距，显然不能走前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需要根据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国家建设中心任务，适当打破传统的由武器发展引起编制体制变化和人的观念变革这一一般轨迹，着重在编制体制中挖潜，向人要战斗力。目前，在加快武器装备革新换代、搞好编制体制建设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人的现代观念培养，提高人思维水平、决策及操作能力，增强人的创造意识和预见能力。江泽民同志曾特别指出，人才培养要先行，宁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人才培养要先行”，这既是新的世界军事革命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军情出发，进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第二种关系：现代化过程上的持续发展与阶段发展。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独立、完整、动态的系统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有渐进式发展与跳跃式发展两种形式，体现为系统运动的持续性与阶段性特征。持续发展和阶段发展的统一，最鲜明的表现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武器装备作为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构成战斗力的物质要素，也是衡量战斗力水平高低的物质尺度。一种新武器最终取代旧武器而成为战场的主导武器，往往有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要经过一个其在武器系统中的数量比重及地位作用不断增长的过程；但是一旦它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成为战场的主导性因素，那就必然对战斗力其它因素产生革命性影响，从而带动整个军事领域发生变革。武器装备在渐进发展过程中，编制体制与人的因素也将随之发生一系列持续发展。武器装备在飞跃发展过程的最初，人们常会忽视其革命性意义，这也是编制体制常常是在武器装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近乎被迫地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人的观念超前也是有其限度的，这也体现为人观念的阶段性；不能忽视现实的物质基础，而一味地强调人的观念超前。因此，我军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就要让编制体制和人的观念水准与武器装备、国防科技相适应、相配套，在保持发展持续性的同时，注重阶段性特征。军事理论作为武器装备和体制编制发展变革的科学指导，也有一个坚持持续发展与阶段发展的关系。军事理论的开拓创新是理性的探索，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超越于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指导；因此，发展军事理论，既要有发展的眼光和超越的灵感，更需要科学务实的态度方法，这就要求我们的军事思维能坚持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使实践能得到正确的理论指导。从体制编制建设来说，持续性发展要求我们适时调整改革，清除掉军事建制中阻碍战斗力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阶段性发展要求我们建立起一支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军队，但并不能把它建成完全是未来型的军队。

第三种关系：现代化战略上的全面系统与突出重点。现代化发生变革的作用机制是一个有序的完整的系统过程。军队现代化建设包括三大要素，细分又包括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体制编制、人员素质和军事理论等方方面面。因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内容上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意义。军队现代化建设，不仅在各要素的个体进行，还包括三个层面在整个系统中的优化组合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全面系统的原则，将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创新、观念的革新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体系内部形成高效合理的内在运行机制，把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体制到军事理论的自发发展过程变成能动发展过程。现代化建设应注重三要素全面推进，三个层面内部的子要素也要注意全面协调发展。但全面系统并不等于排弃有重点。当前的重点，应侧重在高新科技，因为高新科技对于全面建设有着很强的推动作用，对于三大要素来说都能产生革命的意义；只有我们在高新科技领域不逊于人，我军的军事现代化才能实现赶超，我们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才会有更大的胜数。“只有突破尖端，才能迎头赶上，也才能带动一般......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尖端，常规武器的制造和储备作必要的让路，是应该的。”(14)在武器装备建设上，当前中国经济、科技还比较落后，国家拔给军队的科研和武器采购费用有限，我军的性质与宗旨决定了我们不能与超级大国搞军备竞赛，必须着眼于整体的国防能力，不是人家有什么，自己就搞什么，单纯追求某项武器的先进水平，而忽视了国家总体防御能力。同时要选准目标重点发展，“要确定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有所赶有所不赶，才能有所作为。”(15)全面系统辩证统一的原则，体现在编制体制建设上是为“精兵、合成、高效”；体现在人的观念建设上是实现“两个武装”，即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现代科技特别是高技术知识武装官兵的头脑。全面系统与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在当前应特别牢固地确立注重质量、讲求效益的观念，将质量与效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统揽全军的各项建设，才能在根本上实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16)这是目前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在这里，全面系统的原则体现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突出重点的原则体现在走科技强军之路上。


    注释：

    (1).(11).(12).(16) 江泽民：《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解放军报》1999年1月8日第1版
    (2) 参见刘德斌：《现代化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革》，载《新华文摘》96年第6期第58-59页。
    (3) 参见江秀平著：《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4) (美)M.J.列维著，吴萌译：《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5) 刘大椿、吴向红著：《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6).(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9) 构成综合国力的评估要素有很多，对此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包括基础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外交实力、精神实力七大要素，有些要素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从这些要素来看，根本上还是“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三方面的问题。有关内容详见：高金钿主编《国际战略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75-78页。
    (10)(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78页。
    (14)《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87页。
    (15)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