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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推进我军的组织形态现代化


■彭勃


　　编者按　军队组织形态的现代化，包括科学的组织模式和制度安排，也包括科学的运作方式和法规保证。在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体制编制从来都是充分发挥人与装备整体效能的杠杆，是连结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纽带。一支军队的技术、装备和人才等优势，只有融入科学的体制编制，才能创造出最佳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编制的滞后是根本性的滞后，也是最具消极性的滞后。所以，推进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目标，首先必须按照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原则要求，科学、稳妥地进行军事体系的重塑。作为一家之言，本文应当有益于这方面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推进我军的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方向，也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指明了科学的发展之路。

　　深刻认识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紧迫性

　　适应战争形态变革的客观需要。“一切军队及其体制编制，说到底都是为夺取战争胜利服务的，都必须适应战争形态的需要”。经历冷兵器、热兵器和机械化等发展阶段，战争形态如今正向信息化加速挺进。军队体制编制也由单一兵种、单一陆军制向诸军兵种高度合成的信息化军队逐步转型。战争实践证明：体制编制的滞后是根本的滞后，用机械化军队去打信息化战争，结局必然是失败。未来信息化战争将更加重视海、空作战和远程精确作战，更加强调体系对抗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更加注重“三非”作战和信息战、网络战等。与之相适应，军队体制编制也必然要求信息主导、结构合理、规模适当、精干高效。近年来，我军积极改革体制编制，在改变规模偏大、结构失衡和加强海、空军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编配结构、领导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非战保障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现行体制编制还远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不可或缓。

　　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体制编制影响和决定军队的军事能力，是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组织保证。我军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总是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和战略需求的发展变化，不断赋予军队相应的使命任务，适时地调整军队结构和编组形式，以形成相应的军事能力。新世纪新阶段，胡主席对我军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拓展了军事战略指导新视野，为我军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目标导向和战略牵引。适应这一要求，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也必须向塑造和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转变。应清醒地看到，我军的现行体制编制是在“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指导下、以本土防御和大规模地面作战为背景发展而来的，其所形成的功能显然不能适应维护我国日益拓展的国家安全和发展要求，无法满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以及太空、电磁空间安全的需要，无法满足国内外对我军遂行反恐、维稳、维和等非传统任务的要求。因此，必须不失时机地把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引向深入，努力建立与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新的体制编制。

　　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必然路径。军人是最需要效益的群体，军队是最需要效益的组织。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必须通过优化军事体制编制作为基础。体制编制上重质量，军队建设就能规模适当；体制编制上重结构，战斗力就会系统集成；体制编制上平战结合，军费就可能用出高效益……邓小平指出：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历史表明，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适时进行体制编制变革，这些优势就会大大减弱。我军实行质量建军方针以来，武器装备现代化、军事人才培养等多项改革均取得长足进步。但从目前情况看，机构臃肿、职能交叉、平战分离、训考不分等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只有稳步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才能保证我军质量建设不走弯路，圆满实现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宏伟目标。

　　科学确立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目标体系

　　整体功能优化的军队编配结构。未来打什么仗，仗怎么打，决定着今天军队如何建设和改革。信息化战争是体系对抗，胜负取决于军队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通过调整改革体制编制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关键是提高编配结构的科学性，使军队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子系统等具有集成效应，谋求战斗力的最大增值。应确立合理的军队编成结构。在维持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剥离军队承担的社会职能，裁减军地共有的非战保障编制和附属机构，扩大生活保障社会化制度，推进军队建设职能化、职业化。适当优化和增扩作战单元、保障单元编制，提高我军实际作战能力。应确立合理的军兵种比例结构。在重点加强海、空军和二炮建设的基础上，剥离陆军承担的某些军队总体职能，理清院校、科研机构、医院等单位编制位置，解决陆军“杂”的问题，促使军种（陆军）建设专业化；削减一般技术兵种部队，增大高技术密集型部队比重；优化官兵编配结构，改善官兵编配比例，使结构更合理。应确立合理的部队任务结构。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立足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需求，按照适当比例划分、建设各类部队，确保应对危机、控制危机、决战决胜。总之，应着眼体系作战要求，通过对军队编配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我军履行使命的整体能力。

　　强化信息流通的领导指挥体制。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使信息这一构成战斗力的主导要素，更好地在军队内快速、顺畅、有序互动，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突出要求。工业时代，领导指挥体制“树状”结构，逐级控制部队、逐层流通信息的主要形式，曾在机械化战争中发挥了应有效用。但在信息化作战中，这种体制信息流程长、流动速度慢、抗毁能力差等弊端逐渐显露。有关专家提出建设扁平形“网状”领导指挥体制，通过裁减中间组织、增加终端节点，减少指挥层次，提高信息传输速度，增强指挥控制能力。从实践层面看，应立足我军现状，采取“两手抓”的方法，加速推进领导指挥体制调整。一方面，在由军队组织序列形成的领导指挥体制“显层次”上，采取适当减少层次的办法，建立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促进领导指挥体制的“扁平化”。另一方面，在按照作战指挥职能划分的领导指挥体制上，着力构建决策－指挥－执行的三级领导指挥体制，通过构建扁平形“网状”领导指挥体制，实现信息流程最优化，信息流动实时化，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存储、使用一体化。

　　适应我军使命需求的编制装备体系。编制装备是军队遂行任务的基础和条件。搞好编制装备体系建设，必须基于能力需求调整结构。确立“打仗需要什么装备，就发展什么装备”的基本思路，围绕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加强对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总体需求、各类型部队具体需求的论证，确保部队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向、各种类型、各种环境下有效履行使命。必须基于能力需求调整基本作战单元编制模式。我军历经多次体制编制调整，但各军兵种以营建制（飞行大队、舰艇等）为代表的各类基本作战单元，依然沿袭原有编成，“新瓶”装“老酒”，影响了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效益的发挥。应按照不同的战场环境和作战对象，建立健全适应不同能力要求的基本作战单元编制。应着眼提高主战单元的独立作战与保障能力，在主战单元内适当增编保障力量。应适应武器装备轻型化、自行化发展趋势，增扩火力作战单元的装备编制数量，提升火力打击能力。应着眼完成信息作战任务，增编信息网络等特种专业作战单元，以适应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必须基于系统发展调整编制装备结构。应克服单纯追求技术的高、精、尖和编组的多而全，从体系结构和功能上进行整体优化。应围绕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加强编制与装备的配套建设，加强装备通用化、集成化、体系化建设，实现顶层“集成”，避免各树烟囱的杂乱重复。应逐单位、整建制配套改善武器装备，避免分散投入，增强集约效益。应坚持人才培养与武器装备调整相结合，促进人装结合。应坚持武器平台与信息系统建设相结合，新式火器与新式弹药配发相结合，尽快实现战场感知装备、精确打击装备、指挥控制装备、机动突击装备和综合保障装备的协调配套，逐步构建起具有我军特色的编制装备体系。

　　趋于综合一体的教育训练体制。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日益模糊军队与地方、战场与社会、战时与平时等界限，促使军事教育训练体制、内容、方法趋于一体化。在宏观层面，这种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军事教育与社会教育力量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普遍意义的军事教育走向社会化。而在军队内部，这种一体化正表现为破除传统的“条块分割式”军队院校教育体制，实现军种之间的横向结合和军种内部的纵向结合；破除传统的训教分离、训战脱节、训考分离体制，实现教、学、训、考综合一体；破除教育训练手段低水平重复，实现资源共享和基地化的高水平训练。当前，加强我军教育训练体制一体化建设，关键是促进现有教育训练资源体制与机制的结合、融合和一体化。应逐步推进“教育训练综合体”建设，通过整合与拓展现有资源，在全军建立数个集学校与各类训练中心、教学与科研、训练与考核等相结合的大型教育训练综合基地，提升教育训练体制综合效能，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训练质量创造良好条件。

　　准确把握军队体制编制建设的指导原则

　　多手准备。准备赢“谁”，是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这是调整改革的依据和起点，也是推动改革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直接动力。新世纪新阶段，我军使命任务正由传统的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延伸到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领域安全；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延伸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由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延伸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由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延伸到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转变必然呼唤改革。只有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瞄准多样化军事任务，才能使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聚焦点”和“着力点”更加准确，才能牵引我军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产生质的飞跃。

　　系统集成。怎样去“建”，关系到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质量效益。适应信息化战争需求的军队体制编制，应是一个各组成部分有机衔接、互相协调，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分系统功能之和的有机整体，谋求生成比原有体制编制更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推进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应按照系统集成的思路，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理顺关系、构建体系上，提高我军的整体作战效能。

　　适应国情。坚持姓“中”，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是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根本出路。各国军队的战略思想、军队建设方针和武器装备不尽相同。美军目前采用“积木式”体制编制，俄军采用的则是“附加合成式”编制结构，一些国家军队甚至编制有雪橇步兵、骆驼骑兵，以适应特殊环境作战。这些都说明，我军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不能照搬、照抄外军模式，必须充分发扬我们“三湾整编”、“精兵简政”、“新式整军运动”等体制编制改革的宝贵经验，立足国情、军情，从战略方针、使命任务、国情军情出发，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真正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体制编制，切实为有效履行我军使命任务提供保证。

　　平战结合。着眼于“战”，军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应对未来可能的战争威胁。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以这一核心职能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又不能完全忽略平时的需要。否则，也会加重国家经济负担，制约军队建设的综合效益。因此，面向信息化战争的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把平时与战时、现在与未来结合好，坚持将来打什么仗，就发展什么武器装备，建设什么编制体制，充分发挥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质量效益。

　　稳妥推进。注重成效，应作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是对军队规模结构和功能等进行的重大调整，是对责任和权益进行的再分配，意义深远，难度超乎寻常。必须坚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长远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搞好各阶段间的衔接和协调，使当前建设为尔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必须确立权威的组织领导并维护领导的权威。没有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搞好需求论证，利用多种方法对方案进行模拟，比较择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采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等方法，对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实施有效调控，逐步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体制编制，逐步实现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军队组织形态的现代化。
科学推进我军的组织形态现代化


■彭勃


　　编者按　军队组织形态的现代化，包括科学的组织模式和制度安排，也包括科学的运作方式和法规保证。在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体制编制从来都是充分发挥人与装备整体效能的杠杆，是连结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纽带。一支军队的技术、装备和人才等优势，只有融入科学的体制编制，才能创造出最佳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编制的滞后是根本性的滞后，也是最具消极性的滞后。所以，推进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目标，首先必须按照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原则要求，科学、稳妥地进行军事体系的重塑。作为一家之言，本文应当有益于这方面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推进我军的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方向，也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指明了科学的发展之路。

　　深刻认识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紧迫性

　　适应战争形态变革的客观需要。“一切军队及其体制编制，说到底都是为夺取战争胜利服务的，都必须适应战争形态的需要”。经历冷兵器、热兵器和机械化等发展阶段，战争形态如今正向信息化加速挺进。军队体制编制也由单一兵种、单一陆军制向诸军兵种高度合成的信息化军队逐步转型。战争实践证明：体制编制的滞后是根本的滞后，用机械化军队去打信息化战争，结局必然是失败。未来信息化战争将更加重视海、空作战和远程精确作战，更加强调体系对抗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更加注重“三非”作战和信息战、网络战等。与之相适应，军队体制编制也必然要求信息主导、结构合理、规模适当、精干高效。近年来，我军积极改革体制编制，在改变规模偏大、结构失衡和加强海、空军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编配结构、领导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非战保障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现行体制编制还远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不可或缓。

　　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体制编制影响和决定军队的军事能力，是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组织保证。我军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总是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和战略需求的发展变化，不断赋予军队相应的使命任务，适时地调整军队结构和编组形式，以形成相应的军事能力。新世纪新阶段，胡主席对我军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拓展了军事战略指导新视野，为我军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目标导向和战略牵引。适应这一要求，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也必须向塑造和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转变。应清醒地看到，我军的现行体制编制是在“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指导下、以本土防御和大规模地面作战为背景发展而来的，其所形成的功能显然不能适应维护我国日益拓展的国家安全和发展要求，无法满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以及太空、电磁空间安全的需要，无法满足国内外对我军遂行反恐、维稳、维和等非传统任务的要求。因此，必须不失时机地把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引向深入，努力建立与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新的体制编制。

　　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必然路径。军人是最需要效益的群体，军队是最需要效益的组织。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必须通过优化军事体制编制作为基础。体制编制上重质量，军队建设就能规模适当；体制编制上重结构，战斗力就会系统集成；体制编制上平战结合，军费就可能用出高效益……邓小平指出：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历史表明，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适时进行体制编制变革，这些优势就会大大减弱。我军实行质量建军方针以来，武器装备现代化、军事人才培养等多项改革均取得长足进步。但从目前情况看，机构臃肿、职能交叉、平战分离、训考不分等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只有稳步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才能保证我军质量建设不走弯路，圆满实现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宏伟目标。

　　科学确立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目标体系

　　整体功能优化的军队编配结构。未来打什么仗，仗怎么打，决定着今天军队如何建设和改革。信息化战争是体系对抗，胜负取决于军队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通过调整改革体制编制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关键是提高编配结构的科学性，使军队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子系统等具有集成效应，谋求战斗力的最大增值。应确立合理的军队编成结构。在维持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剥离军队承担的社会职能，裁减军地共有的非战保障编制和附属机构，扩大生活保障社会化制度，推进军队建设职能化、职业化。适当优化和增扩作战单元、保障单元编制，提高我军实际作战能力。应确立合理的军兵种比例结构。在重点加强海、空军和二炮建设的基础上，剥离陆军承担的某些军队总体职能，理清院校、科研机构、医院等单位编制位置，解决陆军“杂”的问题，促使军种（陆军）建设专业化；削减一般技术兵种部队，增大高技术密集型部队比重；优化官兵编配结构，改善官兵编配比例，使结构更合理。应确立合理的部队任务结构。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立足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需求，按照适当比例划分、建设各类部队，确保应对危机、控制危机、决战决胜。总之，应着眼体系作战要求，通过对军队编配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我军履行使命的整体能力。

　　强化信息流通的领导指挥体制。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使信息这一构成战斗力的主导要素，更好地在军队内快速、顺畅、有序互动，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突出要求。工业时代，领导指挥体制“树状”结构，逐级控制部队、逐层流通信息的主要形式，曾在机械化战争中发挥了应有效用。但在信息化作战中，这种体制信息流程长、流动速度慢、抗毁能力差等弊端逐渐显露。有关专家提出建设扁平形“网状”领导指挥体制，通过裁减中间组织、增加终端节点，减少指挥层次，提高信息传输速度，增强指挥控制能力。从实践层面看，应立足我军现状，采取“两手抓”的方法，加速推进领导指挥体制调整。一方面，在由军队组织序列形成的领导指挥体制“显层次”上，采取适当减少层次的办法，建立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促进领导指挥体制的“扁平化”。另一方面，在按照作战指挥职能划分的领导指挥体制上，着力构建决策－指挥－执行的三级领导指挥体制，通过构建扁平形“网状”领导指挥体制，实现信息流程最优化，信息流动实时化，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存储、使用一体化。

　　适应我军使命需求的编制装备体系。编制装备是军队遂行任务的基础和条件。搞好编制装备体系建设，必须基于能力需求调整结构。确立“打仗需要什么装备，就发展什么装备”的基本思路，围绕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加强对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总体需求、各类型部队具体需求的论证，确保部队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向、各种类型、各种环境下有效履行使命。必须基于能力需求调整基本作战单元编制模式。我军历经多次体制编制调整，但各军兵种以营建制（飞行大队、舰艇等）为代表的各类基本作战单元，依然沿袭原有编成，“新瓶”装“老酒”，影响了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效益的发挥。应按照不同的战场环境和作战对象，建立健全适应不同能力要求的基本作战单元编制。应着眼提高主战单元的独立作战与保障能力，在主战单元内适当增编保障力量。应适应武器装备轻型化、自行化发展趋势，增扩火力作战单元的装备编制数量，提升火力打击能力。应着眼完成信息作战任务，增编信息网络等特种专业作战单元，以适应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必须基于系统发展调整编制装备结构。应克服单纯追求技术的高、精、尖和编组的多而全，从体系结构和功能上进行整体优化。应围绕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加强编制与装备的配套建设，加强装备通用化、集成化、体系化建设，实现顶层“集成”，避免各树烟囱的杂乱重复。应逐单位、整建制配套改善武器装备，避免分散投入，增强集约效益。应坚持人才培养与武器装备调整相结合，促进人装结合。应坚持武器平台与信息系统建设相结合，新式火器与新式弹药配发相结合，尽快实现战场感知装备、精确打击装备、指挥控制装备、机动突击装备和综合保障装备的协调配套，逐步构建起具有我军特色的编制装备体系。

　　趋于综合一体的教育训练体制。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日益模糊军队与地方、战场与社会、战时与平时等界限，促使军事教育训练体制、内容、方法趋于一体化。在宏观层面，这种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军事教育与社会教育力量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普遍意义的军事教育走向社会化。而在军队内部，这种一体化正表现为破除传统的“条块分割式”军队院校教育体制，实现军种之间的横向结合和军种内部的纵向结合；破除传统的训教分离、训战脱节、训考分离体制，实现教、学、训、考综合一体；破除教育训练手段低水平重复，实现资源共享和基地化的高水平训练。当前，加强我军教育训练体制一体化建设，关键是促进现有教育训练资源体制与机制的结合、融合和一体化。应逐步推进“教育训练综合体”建设，通过整合与拓展现有资源，在全军建立数个集学校与各类训练中心、教学与科研、训练与考核等相结合的大型教育训练综合基地，提升教育训练体制综合效能，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训练质量创造良好条件。

　　准确把握军队体制编制建设的指导原则

　　多手准备。准备赢“谁”，是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这是调整改革的依据和起点，也是推动改革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直接动力。新世纪新阶段，我军使命任务正由传统的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延伸到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领域安全；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延伸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由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延伸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由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延伸到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转变必然呼唤改革。只有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瞄准多样化军事任务，才能使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聚焦点”和“着力点”更加准确，才能牵引我军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产生质的飞跃。

　　系统集成。怎样去“建”，关系到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质量效益。适应信息化战争需求的军队体制编制，应是一个各组成部分有机衔接、互相协调，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分系统功能之和的有机整体，谋求生成比原有体制编制更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推进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应按照系统集成的思路，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理顺关系、构建体系上，提高我军的整体作战效能。

　　适应国情。坚持姓“中”，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是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根本出路。各国军队的战略思想、军队建设方针和武器装备不尽相同。美军目前采用“积木式”体制编制，俄军采用的则是“附加合成式”编制结构，一些国家军队甚至编制有雪橇步兵、骆驼骑兵，以适应特殊环境作战。这些都说明，我军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不能照搬、照抄外军模式，必须充分发扬我们“三湾整编”、“精兵简政”、“新式整军运动”等体制编制改革的宝贵经验，立足国情、军情，从战略方针、使命任务、国情军情出发，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真正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体制编制，切实为有效履行我军使命任务提供保证。

　　平战结合。着眼于“战”，军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应对未来可能的战争威胁。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以这一核心职能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又不能完全忽略平时的需要。否则，也会加重国家经济负担，制约军队建设的综合效益。因此，面向信息化战争的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把平时与战时、现在与未来结合好，坚持将来打什么仗，就发展什么武器装备，建设什么编制体制，充分发挥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质量效益。

　　稳妥推进。注重成效，应作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是对军队规模结构和功能等进行的重大调整，是对责任和权益进行的再分配，意义深远，难度超乎寻常。必须坚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长远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搞好各阶段间的衔接和协调，使当前建设为尔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必须确立权威的组织领导并维护领导的权威。没有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搞好需求论证，利用多种方法对方案进行模拟，比较择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采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等方法，对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实施有效调控，逐步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体制编制，逐步实现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军队组织形态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