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首义之地杂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7:54:21
湖北省武汉市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对于这座城市，我们并不陌生，曾多次经行驻停，然而，还从来没有从辛亥革命这个角度，对这个城市内的相关文物故迹进行考察。此次撰写辛亥革命之专题文章，特意于今年九月初专程造访此座城市，没有什么太具体的目的，只是想在历史故迹的彷徜中，能对那场革命的某些细节有更切肤的体会。别说，还真有收获，是单靠阅读文献无法获得的收获。
1
我们住在武汉市武昌首义路上的楚民大酒店，首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全长1650米，北起武珞路，南抵起义门，当年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就驻扎在这条路的中段（今天与张之洞路交叉口的湖北省总工会院内建有首义纪念碑），起义门是当时的武昌城中和门，城门内就是楚望台军械库，这个军械库也是归工程营看管的。从工程营的驻地到首义门下的军械库，距离不过七八百米，城外驻扎着的是新军的一个炮兵团——炮队第八标。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营士兵起义后，打开城门，将响应起义的炮队第八标迎进城来，炮兵们在中和门城楼及附近城墙上，架了六门山炮，并在城内的制高点蛇山上也架了数门火炮，以这些火炮轰击湖广总督府，支持地面部队向总督府的进攻。正是由于这些重型武器的参战，摧毁了总督府卫队的抵抗意志，湖广总督瑞澂弃府逃跑到长江上的军舰上。湖广总督府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现解放路的西南段），距中和门的距离不过1000米，距城内制高点其北面的蛇山不过2000米，完全在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当时的武昌城并不大，军队密集地分布在这方圆2-3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按现在的标准，整个武昌城不过是一个军区大院，院内军队与百姓混杂居住，从首义发难的工程营到湖广总督府，步行十余分钟就可到达，几支部队同时发难，加上重型火炮的攻击，湖广总督府之失守势属必然。
蛇山脚下有座楼，是当时湖北省咨议局的办公楼，与湖广总督府南北相对，直线距离不过2000米左右。起义士兵用炮火摧毁了湖广总督府，但是，丝毫没有破坏咨议局的办公楼，反而把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关湖北军政府设在这里。这座楼经过多次重修，现为辛亥革命纪念馆。现在为了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正在修缮中，所以，我们无法入内参观。
起义士兵用火炮摧毁湖广总督府，却保护下咨议局，并以此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这两处建筑的命运说明了咨议局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可见，还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咨议局就没被设为攻击目标，而且，很可能这些咨议局的议长、议员们都或明或暗地卷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只是出于过去革命史观的局限，没有收集这些人从事革命的资料而已。
2
武汉的这几条路名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所住的首义路是195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而命名的，与之相交叉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名为张之洞路，与张之洞路相平行的一条命名为彭刘杨路，为了纪念在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而命名的。张之洞曾担任过多年的湖广总督，是大清王朝的铁杆忠臣，而彭、刘、杨则是要推翻大清朝的革命烈士，尽管他们并不算是同时代的人，辛亥革命发生后，张之洞已经去世，但我相信，如果张之洞活着，一定是革命的对象，而且他也会镇压革命的。将这两种在历史上处于对立阵营的人物都当作值得纪念的优秀人物来命名现在的街道，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沉重，也反映出了这个民族博大的包容性。上世纪中叶，一位美国将军哲乐中将在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时曾说：“打内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爱国心强的产物。”①同样出色的人物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能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内战！真将军也！说明白了内战的历史合理性。而当战争结束，终于选择了一条道路的后人，应该不忘当时对立的双方中都有合理的部分，都有值得今日借鉴的地方。徜徉在张之洞路和彭刘杨路上，我们当能品味出其中复杂的历史内涵。
3
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从事的伟大事业，所以，在我们缅怀那些知名的革命领袖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无名的普通士兵与群众。
武汉市内现在有黎元洪的墓地，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之内，墓地不大，但很精致。关于黎元洪此人，当时被誉为首义元勋，但在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将他描述成为一个被革命党人用枪逼着革命的投机政客。从现有的史料看，确有这个人曾经想阻止起义，甚至下令杀害了一名前来他指挥部串联革命的士兵的记录，但是，在革命的次日，他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此后，各支起义部队迅速统一起来，有秩序地击退清军的围攻，如果黎元洪真是消极抵抗的话，局面不会坚持下来的。所以对这个人物，还应认真梳理史料，重新加以研究。
从资料上看，武汉市共有四处辛亥革命时牺牲的无名革命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武昌的伏虎山北麓、汉阳的扁担山、汉口的球场路和利济北路。我们在伏虎山下没有找到烈士陵园的入口，便驱车前往汉口，拜谒了位于利济北路的辛亥烈士首义陵园和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其中，利济北路的烈士陵园面积小些，据网上资料说，当时，首义阳夏守卫战中的烈士遗体由战时红十字会就地丛葬于此，分成两大堆（也有说三大堆）尸骸入葬，数目不详。球场路上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是目前武汉地区保存最完好、安葬烈士最多的一处。据网络上资料说，1911年10月27日至28日，牺牲的无数烈士遗骸2000余具，由战时红十字会出面收集，分成6座大墓冢合葬于此，名“赤十字会义冢”，俗称“六大堆”。1912年2月，红十字会在每座烈士墓冢前立“国殇”墓碑，以志纪念。
我们去时，这个陵园也正处于修缮之中，旧的碑铭还在，新的说明铭牌也挂上了。我们惊异地发现，关于这个陵园地掩埋的烈士遗骸人数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1）此陵园旧的碑铭上说是掩埋了数以千计遗骸。
（2）网络上的资料说是掩埋了2000多具遗骸。
（3）此陵园新的说明牌上说是掩埋了4000多具遗骸。
总的来说，是一次比一次的人数要多，相差竟高达三倍之多。
这里到底掩埋了多少具烈士遗骸？为什么前后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根据现场的面积和史料上记载的“六大堆”这个说法来看（现场对应着六大堆烈士遗骸，有六个长方形的水泥封土），我们推测，这里当时确实掩埋过“六大堆”的烈士遗骸，但每一堆有多少人，已无确切记录，恐怕当时也没有确切的统计，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参战的革命队伍来自各方，有正规的新军，也有新招募的革命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所以，对伤亡人数的统计也不准确。从陵园的面积和封土的尺寸来推断，这里是埋不下四千多具遗骸的，恐怕连一千具也没有，最多只有三、四百具遗骸，每一堆遗骸约有六、七十具而已。
可后来为什么人数逐渐上升呢？记者推想那可能是相关单位，如文物局或文化局为了强调这个陵园的重要性，无根据地夸大的数据。我绝不相信他们是通过挖掘烈士遗骨，数人头骨的数量数出来的。因为就是这次该陵园投资最大的修缮过程中，地面的水泥封土仍是以前建的，并没有破坏，说明没有人重新挖掘坟丘下的墓坑。没有挖出遗骸统计，就说这里埋了4000余具遗骸，显然是无根据的瞎说。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在治史时所常遇到的数据，凡是那种后来不断攀升的数据都是可疑的，比如关于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伤亡数字，也有这样的逐渐递增的过程。我不是想替日本鬼子开脱侵略罪行，哪怕他们只杀了一名中国人，也是犯罪。但是，无根据地反复增大伤亡数字，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太不客观了，基于不客观基础上的历史，又怎能说服人呢？
4
到武汉，本来是希望能在辛亥革命纪念馆中，看到新的史料和展品，但遗憾的是，该馆正处于修建中，10月10日以后才开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据说武汉市投资二百亿改善市容市貌，重新修缮了有关革命的各种纪念地。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借某项纪念活动，刷新市政建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在更新物质性的建筑的同时，应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信息，这样的纪念才真正有意义！Ω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
湖北省武汉市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对于这座城市，我们并不陌生，曾多次经行驻停，然而，还从来没有从辛亥革命这个角度，对这个城市内的相关文物故迹进行考察。此次撰写辛亥革命之专题文章，特意于今年九月初专程造访此座城市，没有什么太具体的目的，只是想在历史故迹的彷徜中，能对那场革命的某些细节有更切肤的体会。别说，还真有收获，是单靠阅读文献无法获得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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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武汉市武昌首义路上的楚民大酒店，首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全长1650米，北起武珞路，南抵起义门，当年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就驻扎在这条路的中段（今天与张之洞路交叉口的湖北省总工会院内建有首义纪念碑），起义门是当时的武昌城中和门，城门内就是楚望台军械库，这个军械库也是归工程营看管的。从工程营的驻地到首义门下的军械库，距离不过七八百米，城外驻扎着的是新军的一个炮兵团——炮队第八标。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营士兵起义后，打开城门，将响应起义的炮队第八标迎进城来，炮兵们在中和门城楼及附近城墙上，架了六门山炮，并在城内的制高点蛇山上也架了数门火炮，以这些火炮轰击湖广总督府，支持地面部队向总督府的进攻。正是由于这些重型武器的参战，摧毁了总督府卫队的抵抗意志，湖广总督瑞澂弃府逃跑到长江上的军舰上。湖广总督府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现解放路的西南段），距中和门的距离不过1000米，距城内制高点其北面的蛇山不过2000米，完全在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当时的武昌城并不大，军队密集地分布在这方圆2-3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按现在的标准，整个武昌城不过是一个军区大院，院内军队与百姓混杂居住，从首义发难的工程营到湖广总督府，步行十余分钟就可到达，几支部队同时发难，加上重型火炮的攻击，湖广总督府之失守势属必然。
蛇山脚下有座楼，是当时湖北省咨议局的办公楼，与湖广总督府南北相对，直线距离不过2000米左右。起义士兵用炮火摧毁了湖广总督府，但是，丝毫没有破坏咨议局的办公楼，反而把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关湖北军政府设在这里。这座楼经过多次重修，现为辛亥革命纪念馆。现在为了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正在修缮中，所以，我们无法入内参观。
起义士兵用火炮摧毁湖广总督府，却保护下咨议局，并以此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这两处建筑的命运说明了咨议局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可见，还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咨议局就没被设为攻击目标，而且，很可能这些咨议局的议长、议员们都或明或暗地卷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只是出于过去革命史观的局限，没有收集这些人从事革命的资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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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这几条路名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所住的首义路是195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而命名的，与之相交叉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名为张之洞路，与张之洞路相平行的一条命名为彭刘杨路，为了纪念在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而命名的。张之洞曾担任过多年的湖广总督，是大清王朝的铁杆忠臣，而彭、刘、杨则是要推翻大清朝的革命烈士，尽管他们并不算是同时代的人，辛亥革命发生后，张之洞已经去世，但我相信，如果张之洞活着，一定是革命的对象，而且他也会镇压革命的。将这两种在历史上处于对立阵营的人物都当作值得纪念的优秀人物来命名现在的街道，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沉重，也反映出了这个民族博大的包容性。上世纪中叶，一位美国将军哲乐中将在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时曾说：“打内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爱国心强的产物。”①同样出色的人物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能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内战！真将军也！说明白了内战的历史合理性。而当战争结束，终于选择了一条道路的后人，应该不忘当时对立的双方中都有合理的部分，都有值得今日借鉴的地方。徜徉在张之洞路和彭刘杨路上，我们当能品味出其中复杂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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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从事的伟大事业，所以，在我们缅怀那些知名的革命领袖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无名的普通士兵与群众。
武汉市内现在有黎元洪的墓地，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之内，墓地不大，但很精致。关于黎元洪此人，当时被誉为首义元勋，但在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将他描述成为一个被革命党人用枪逼着革命的投机政客。从现有的史料看，确有这个人曾经想阻止起义，甚至下令杀害了一名前来他指挥部串联革命的士兵的记录，但是，在革命的次日，他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此后，各支起义部队迅速统一起来，有秩序地击退清军的围攻，如果黎元洪真是消极抵抗的话，局面不会坚持下来的。所以对这个人物，还应认真梳理史料，重新加以研究。
从资料上看，武汉市共有四处辛亥革命时牺牲的无名革命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武昌的伏虎山北麓、汉阳的扁担山、汉口的球场路和利济北路。我们在伏虎山下没有找到烈士陵园的入口，便驱车前往汉口，拜谒了位于利济北路的辛亥烈士首义陵园和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其中，利济北路的烈士陵园面积小些，据网上资料说，当时，首义阳夏守卫战中的烈士遗体由战时红十字会就地丛葬于此，分成两大堆（也有说三大堆）尸骸入葬，数目不详。球场路上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是目前武汉地区保存最完好、安葬烈士最多的一处。据网络上资料说，1911年10月27日至28日，牺牲的无数烈士遗骸2000余具，由战时红十字会出面收集，分成6座大墓冢合葬于此，名“赤十字会义冢”，俗称“六大堆”。1912年2月，红十字会在每座烈士墓冢前立“国殇”墓碑，以志纪念。
我们去时，这个陵园也正处于修缮之中，旧的碑铭还在，新的说明铭牌也挂上了。我们惊异地发现，关于这个陵园地掩埋的烈士遗骸人数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1）此陵园旧的碑铭上说是掩埋了数以千计遗骸。
（2）网络上的资料说是掩埋了2000多具遗骸。
（3）此陵园新的说明牌上说是掩埋了4000多具遗骸。
总的来说，是一次比一次的人数要多，相差竟高达三倍之多。
这里到底掩埋了多少具烈士遗骸？为什么前后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根据现场的面积和史料上记载的“六大堆”这个说法来看（现场对应着六大堆烈士遗骸，有六个长方形的水泥封土），我们推测，这里当时确实掩埋过“六大堆”的烈士遗骸，但每一堆有多少人，已无确切记录，恐怕当时也没有确切的统计，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参战的革命队伍来自各方，有正规的新军，也有新招募的革命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所以，对伤亡人数的统计也不准确。从陵园的面积和封土的尺寸来推断，这里是埋不下四千多具遗骸的，恐怕连一千具也没有，最多只有三、四百具遗骸，每一堆遗骸约有六、七十具而已。
可后来为什么人数逐渐上升呢？记者推想那可能是相关单位，如文物局或文化局为了强调这个陵园的重要性，无根据地夸大的数据。我绝不相信他们是通过挖掘烈士遗骨，数人头骨的数量数出来的。因为就是这次该陵园投资最大的修缮过程中，地面的水泥封土仍是以前建的，并没有破坏，说明没有人重新挖掘坟丘下的墓坑。没有挖出遗骸统计，就说这里埋了4000余具遗骸，显然是无根据的瞎说。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在治史时所常遇到的数据，凡是那种后来不断攀升的数据都是可疑的，比如关于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伤亡数字，也有这样的逐渐递增的过程。我不是想替日本鬼子开脱侵略罪行，哪怕他们只杀了一名中国人，也是犯罪。但是，无根据地反复增大伤亡数字，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太不客观了，基于不客观基础上的历史，又怎能说服人呢？
4
到武汉，本来是希望能在辛亥革命纪念馆中，看到新的史料和展品，但遗憾的是，该馆正处于修建中，10月10日以后才开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据说武汉市投资二百亿改善市容市貌，重新修缮了有关革命的各种纪念地。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借某项纪念活动，刷新市政建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在更新物质性的建筑的同时，应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信息，这样的纪念才真正有意义！Ω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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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武汉市武昌首义路上的楚民大酒店，首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全长1650米，北起武珞路，南抵起义门，当年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就驻扎在这条路的中段（今天与张之洞路交叉口的湖北省总工会院内建有首义纪念碑），起义门是当时的武昌城中和门，城门内就是楚望台军械库，这个军械库也是归工程营看管的。从工程营的驻地到首义门下的军械库，距离不过七八百米，城外驻扎着的是新军的一个炮兵团——炮队第八标。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营士兵起义后，打开城门，将响应起义的炮队第八标迎进城来，炮兵们在中和门城楼及附近城墙上，架了六门山炮，并在城内的制高点蛇山上也架了数门火炮，以这些火炮轰击湖广总督府，支持地面部队向总督府的进攻。正是由于这些重型武器的参战，摧毁了总督府卫队的抵抗意志，湖广总督瑞澂弃府逃跑到长江上的军舰上。湖广总督府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现解放路的西南段），距中和门的距离不过1000米，距城内制高点其北面的蛇山不过2000米，完全在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当时的武昌城并不大，军队密集地分布在这方圆2-3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按现在的标准，整个武昌城不过是一个军区大院，院内军队与百姓混杂居住，从首义发难的工程营到湖广总督府，步行十余分钟就可到达，几支部队同时发难，加上重型火炮的攻击，湖广总督府之失守势属必然。
蛇山脚下有座楼，是当时湖北省咨议局的办公楼，与湖广总督府南北相对，直线距离不过2000米左右。起义士兵用炮火摧毁了湖广总督府，但是，丝毫没有破坏咨议局的办公楼，反而把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关湖北军政府设在这里。这座楼经过多次重修，现为辛亥革命纪念馆。现在为了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正在修缮中，所以，我们无法入内参观。
起义士兵用火炮摧毁湖广总督府，却保护下咨议局，并以此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这两处建筑的命运说明了咨议局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可见，还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咨议局就没被设为攻击目标，而且，很可能这些咨议局的议长、议员们都或明或暗地卷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只是出于过去革命史观的局限，没有收集这些人从事革命的资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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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这几条路名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所住的首义路是195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而命名的，与之相交叉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名为张之洞路，与张之洞路相平行的一条命名为彭刘杨路，为了纪念在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而命名的。张之洞曾担任过多年的湖广总督，是大清王朝的铁杆忠臣，而彭、刘、杨则是要推翻大清朝的革命烈士，尽管他们并不算是同时代的人，辛亥革命发生后，张之洞已经去世，但我相信，如果张之洞活着，一定是革命的对象，而且他也会镇压革命的。将这两种在历史上处于对立阵营的人物都当作值得纪念的优秀人物来命名现在的街道，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沉重，也反映出了这个民族博大的包容性。上世纪中叶，一位美国将军哲乐中将在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时曾说：“打内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爱国心强的产物。”①同样出色的人物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能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内战！真将军也！说明白了内战的历史合理性。而当战争结束，终于选择了一条道路的后人，应该不忘当时对立的双方中都有合理的部分，都有值得今日借鉴的地方。徜徉在张之洞路和彭刘杨路上，我们当能品味出其中复杂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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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从事的伟大事业，所以，在我们缅怀那些知名的革命领袖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无名的普通士兵与群众。
武汉市内现在有黎元洪的墓地，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之内，墓地不大，但很精致。关于黎元洪此人，当时被誉为首义元勋，但在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将他描述成为一个被革命党人用枪逼着革命的投机政客。从现有的史料看，确有这个人曾经想阻止起义，甚至下令杀害了一名前来他指挥部串联革命的士兵的记录，但是，在革命的次日，他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此后，各支起义部队迅速统一起来，有秩序地击退清军的围攻，如果黎元洪真是消极抵抗的话，局面不会坚持下来的。所以对这个人物，还应认真梳理史料，重新加以研究。
从资料上看，武汉市共有四处辛亥革命时牺牲的无名革命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武昌的伏虎山北麓、汉阳的扁担山、汉口的球场路和利济北路。我们在伏虎山下没有找到烈士陵园的入口，便驱车前往汉口，拜谒了位于利济北路的辛亥烈士首义陵园和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其中，利济北路的烈士陵园面积小些，据网上资料说，当时，首义阳夏守卫战中的烈士遗体由战时红十字会就地丛葬于此，分成两大堆（也有说三大堆）尸骸入葬，数目不详。球场路上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是目前武汉地区保存最完好、安葬烈士最多的一处。据网络上资料说，1911年10月27日至28日，牺牲的无数烈士遗骸2000余具，由战时红十字会出面收集，分成6座大墓冢合葬于此，名“赤十字会义冢”，俗称“六大堆”。1912年2月，红十字会在每座烈士墓冢前立“国殇”墓碑，以志纪念。
我们去时，这个陵园也正处于修缮之中，旧的碑铭还在，新的说明铭牌也挂上了。我们惊异地发现，关于这个陵园地掩埋的烈士遗骸人数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1）此陵园旧的碑铭上说是掩埋了数以千计遗骸。
（2）网络上的资料说是掩埋了2000多具遗骸。
（3）此陵园新的说明牌上说是掩埋了4000多具遗骸。
总的来说，是一次比一次的人数要多，相差竟高达三倍之多。
这里到底掩埋了多少具烈士遗骸？为什么前后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根据现场的面积和史料上记载的“六大堆”这个说法来看（现场对应着六大堆烈士遗骸，有六个长方形的水泥封土），我们推测，这里当时确实掩埋过“六大堆”的烈士遗骸，但每一堆有多少人，已无确切记录，恐怕当时也没有确切的统计，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参战的革命队伍来自各方，有正规的新军，也有新招募的革命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所以，对伤亡人数的统计也不准确。从陵园的面积和封土的尺寸来推断，这里是埋不下四千多具遗骸的，恐怕连一千具也没有，最多只有三、四百具遗骸，每一堆遗骸约有六、七十具而已。
可后来为什么人数逐渐上升呢？记者推想那可能是相关单位，如文物局或文化局为了强调这个陵园的重要性，无根据地夸大的数据。我绝不相信他们是通过挖掘烈士遗骨，数人头骨的数量数出来的。因为就是这次该陵园投资最大的修缮过程中，地面的水泥封土仍是以前建的，并没有破坏，说明没有人重新挖掘坟丘下的墓坑。没有挖出遗骸统计，就说这里埋了4000余具遗骸，显然是无根据的瞎说。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在治史时所常遇到的数据，凡是那种后来不断攀升的数据都是可疑的，比如关于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伤亡数字，也有这样的逐渐递增的过程。我不是想替日本鬼子开脱侵略罪行，哪怕他们只杀了一名中国人，也是犯罪。但是，无根据地反复增大伤亡数字，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太不客观了，基于不客观基础上的历史，又怎能说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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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汉，本来是希望能在辛亥革命纪念馆中，看到新的史料和展品，但遗憾的是，该馆正处于修建中，10月10日以后才开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据说武汉市投资二百亿改善市容市貌，重新修缮了有关革命的各种纪念地。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借某项纪念活动，刷新市政建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在更新物质性的建筑的同时，应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信息，这样的纪念才真正有意义！Ω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
湖北省武汉市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对于这座城市，我们并不陌生，曾多次经行驻停，然而，还从来没有从辛亥革命这个角度，对这个城市内的相关文物故迹进行考察。此次撰写辛亥革命之专题文章，特意于今年九月初专程造访此座城市，没有什么太具体的目的，只是想在历史故迹的彷徜中，能对那场革命的某些细节有更切肤的体会。别说，还真有收获，是单靠阅读文献无法获得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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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武汉市武昌首义路上的楚民大酒店，首义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全长1650米，北起武珞路，南抵起义门，当年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就驻扎在这条路的中段（今天与张之洞路交叉口的湖北省总工会院内建有首义纪念碑），起义门是当时的武昌城中和门，城门内就是楚望台军械库，这个军械库也是归工程营看管的。从工程营的驻地到首义门下的军械库，距离不过七八百米，城外驻扎着的是新军的一个炮兵团——炮队第八标。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营士兵起义后，打开城门，将响应起义的炮队第八标迎进城来，炮兵们在中和门城楼及附近城墙上，架了六门山炮，并在城内的制高点蛇山上也架了数门火炮，以这些火炮轰击湖广总督府，支持地面部队向总督府的进攻。正是由于这些重型武器的参战，摧毁了总督府卫队的抵抗意志，湖广总督瑞澂弃府逃跑到长江上的军舰上。湖广总督府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现解放路的西南段），距中和门的距离不过1000米，距城内制高点其北面的蛇山不过2000米，完全在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当时的武昌城并不大，军队密集地分布在这方圆2-3平方公里的区域之内，按现在的标准，整个武昌城不过是一个军区大院，院内军队与百姓混杂居住，从首义发难的工程营到湖广总督府，步行十余分钟就可到达，几支部队同时发难，加上重型火炮的攻击，湖广总督府之失守势属必然。
蛇山脚下有座楼，是当时湖北省咨议局的办公楼，与湖广总督府南北相对，直线距离不过2000米左右。起义士兵用炮火摧毁了湖广总督府，但是，丝毫没有破坏咨议局的办公楼，反而把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关湖北军政府设在这里。这座楼经过多次重修，现为辛亥革命纪念馆。现在为了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正在修缮中，所以，我们无法入内参观。
起义士兵用火炮摧毁湖广总督府，却保护下咨议局，并以此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这两处建筑的命运说明了咨议局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可见，还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咨议局就没被设为攻击目标，而且，很可能这些咨议局的议长、议员们都或明或暗地卷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只是出于过去革命史观的局限，没有收集这些人从事革命的资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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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这几条路名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所住的首义路是195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而命名的，与之相交叉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名为张之洞路，与张之洞路相平行的一条命名为彭刘杨路，为了纪念在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而命名的。张之洞曾担任过多年的湖广总督，是大清王朝的铁杆忠臣，而彭、刘、杨则是要推翻大清朝的革命烈士，尽管他们并不算是同时代的人，辛亥革命发生后，张之洞已经去世，但我相信，如果张之洞活着，一定是革命的对象，而且他也会镇压革命的。将这两种在历史上处于对立阵营的人物都当作值得纪念的优秀人物来命名现在的街道，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沉重，也反映出了这个民族博大的包容性。上世纪中叶，一位美国将军哲乐中将在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时曾说：“打内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爱国心强的产物。”①同样出色的人物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能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内战！真将军也！说明白了内战的历史合理性。而当战争结束，终于选择了一条道路的后人，应该不忘当时对立的双方中都有合理的部分，都有值得今日借鉴的地方。徜徉在张之洞路和彭刘杨路上，我们当能品味出其中复杂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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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从事的伟大事业，所以，在我们缅怀那些知名的革命领袖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无名的普通士兵与群众。
武汉市内现在有黎元洪的墓地，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之内，墓地不大，但很精致。关于黎元洪此人，当时被誉为首义元勋，但在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将他描述成为一个被革命党人用枪逼着革命的投机政客。从现有的史料看，确有这个人曾经想阻止起义，甚至下令杀害了一名前来他指挥部串联革命的士兵的记录，但是，在革命的次日，他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此后，各支起义部队迅速统一起来，有秩序地击退清军的围攻，如果黎元洪真是消极抵抗的话，局面不会坚持下来的。所以对这个人物，还应认真梳理史料，重新加以研究。
从资料上看，武汉市共有四处辛亥革命时牺牲的无名革命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武昌的伏虎山北麓、汉阳的扁担山、汉口的球场路和利济北路。我们在伏虎山下没有找到烈士陵园的入口，便驱车前往汉口，拜谒了位于利济北路的辛亥烈士首义陵园和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其中，利济北路的烈士陵园面积小些，据网上资料说，当时，首义阳夏守卫战中的烈士遗体由战时红十字会就地丛葬于此，分成两大堆（也有说三大堆）尸骸入葬，数目不详。球场路上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是目前武汉地区保存最完好、安葬烈士最多的一处。据网络上资料说，1911年10月27日至28日，牺牲的无数烈士遗骸2000余具，由战时红十字会出面收集，分成6座大墓冢合葬于此，名“赤十字会义冢”，俗称“六大堆”。1912年2月，红十字会在每座烈士墓冢前立“国殇”墓碑，以志纪念。
我们去时，这个陵园也正处于修缮之中，旧的碑铭还在，新的说明铭牌也挂上了。我们惊异地发现，关于这个陵园地掩埋的烈士遗骸人数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1）此陵园旧的碑铭上说是掩埋了数以千计遗骸。
（2）网络上的资料说是掩埋了2000多具遗骸。
（3）此陵园新的说明牌上说是掩埋了4000多具遗骸。
总的来说，是一次比一次的人数要多，相差竟高达三倍之多。
这里到底掩埋了多少具烈士遗骸？为什么前后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根据现场的面积和史料上记载的“六大堆”这个说法来看（现场对应着六大堆烈士遗骸，有六个长方形的水泥封土），我们推测，这里当时确实掩埋过“六大堆”的烈士遗骸，但每一堆有多少人，已无确切记录，恐怕当时也没有确切的统计，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中，参战的革命队伍来自各方，有正规的新军，也有新招募的革命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所以，对伤亡人数的统计也不准确。从陵园的面积和封土的尺寸来推断，这里是埋不下四千多具遗骸的，恐怕连一千具也没有，最多只有三、四百具遗骸，每一堆遗骸约有六、七十具而已。
可后来为什么人数逐渐上升呢？记者推想那可能是相关单位，如文物局或文化局为了强调这个陵园的重要性，无根据地夸大的数据。我绝不相信他们是通过挖掘烈士遗骨，数人头骨的数量数出来的。因为就是这次该陵园投资最大的修缮过程中，地面的水泥封土仍是以前建的，并没有破坏，说明没有人重新挖掘坟丘下的墓坑。没有挖出遗骸统计，就说这里埋了4000余具遗骸，显然是无根据的瞎说。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在治史时所常遇到的数据，凡是那种后来不断攀升的数据都是可疑的，比如关于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伤亡数字，也有这样的逐渐递增的过程。我不是想替日本鬼子开脱侵略罪行，哪怕他们只杀了一名中国人，也是犯罪。但是，无根据地反复增大伤亡数字，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太不客观了，基于不客观基础上的历史，又怎能说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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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汉，本来是希望能在辛亥革命纪念馆中，看到新的史料和展品，但遗憾的是，该馆正处于修建中，10月10日以后才开放。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据说武汉市投资二百亿改善市容市貌，重新修缮了有关革命的各种纪念地。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借某项纪念活动，刷新市政建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在更新物质性的建筑的同时，应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信息，这样的纪念才真正有意义！Ω
本文选自《休闲读品•天下》2011年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