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错过大航海时代：明朝清流文人装B引发的连锁反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7:26:55
错过大航海时代：明朝清流文人装B引发的连锁反应
地缘对历史的走向有重要影响，人类的活动同样对历史走向有重要影响。
譬如，如果是宋朝时期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航海活动，以宋朝和海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贸易规模，以及宋朝在文化上的相对开放和自由性，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不是会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开花呢？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我们反思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最惨痛的教训就是：闭关锁国，自高自大。但事实上，从汉朝到明朝前期，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相当开放的。张骞通西域，唐朝的西安就是今日的纽约，宋朝通过海路跟海外贸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明朝前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但明朝跟海外的交流，却没有持续下去。宋朝和明朝，面临的地缘形势几乎没什么差别，但一个持续开放，一个最后趋向保守，这能说是地缘决定了历史必然会这么发展？
真正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不是地缘，而是人类的思想。宋太祖优待文人，所以宋朝武功虽然不行（其实也不是真的武功不行，而是皇室刻意压制武将，以防武将篡权），但文人的心胸却相当开放和开阔，对跟海外交流和贸易不持反对态度。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对文人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文人的心胸就始终在一种扭曲状态下，相当一部分文人，特别是以“清流”作为标榜的文人，为了跟皇帝较劲而，在逆反心理驱使下，对于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行动展开了抨击，认为这种海外冒险是劳民伤财、面子工程。明朝皇权虽然专制，但皇帝也不能得罪所有人。所以，当上一任皇帝挂掉后，新皇帝在已经掌握朝政的老清流们得轮番轰炸下，就支持不住了，于是凿沉海船，烧掉图纸，甚至实行海禁。
客观上说，郑和下西洋并不带有殖民目的，不能给明帝国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实际利益就放弃，甚至走向极端加以全面禁止，就矫枉过正了。抄写佛教，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却意外促进了“雕版印刷”的普及；术士们炼制丹药似乎不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却意外导致了“火药”被发现。当代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很疯狂，而明朝的清流，就是中国版的“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水至清则无鱼，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儒教道教经典中的理想社会构想来要求现实社会，杯具就产生了——中国从汉唐宋的开放包容走进了明朝中后期闭关锁国的死胡同。——当代的中国，同样不乏清流。当代清流，就如明朝清流们反对海外航行海外贸易一样反对高铁、航天活动。
客观上说，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还容许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明朝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跟欧洲传教士们的交流，获得了不少欧洲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科技。比如，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明朝时出现的。明朝后期在跟后金的作战中，引进了葡萄牙人的新式火炮，并且轰死了努尔哈赤。
可惜，这时候杯具又来了。明朝一方面跟后金交战，要征兵征粮。偏偏天灾又出现，饥民流离失所，开始作乱了。这时候“清流文人”又起了左右历史走势的作用。清流文人说是清流，其实既有爱钱的，也有爱权的。爱钱的，为大地主们摇旗呐喊，鼓动皇帝向普通老百姓征兵征粮以维持跟后金的战争。爱权的，投靠流民军阀，妄想做“开国元勋”。结果矛盾激化，鹬蚌相争，满清得利，唾手取得明朝天下。
入主中原的满清是一个非汉人的“异族”政权。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那么为了维持统治，必然对汉族进行方方面面的防范（满清对当时的另一股重要力量蒙古人同样防范得非常严密）。南方是反清复明的主战场，甚至还有不肯投降满清的遗民转战东南亚海岛。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有必要断开大陆汉人和海外汉人的联系，以防汉人里应外合。所以，满清在对待与海外交流上，是真正的禁止。明朝还有传教士在北京和全国其他的大城市活动，明朝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同欧洲传教士交流和学习。但到了清朝，大部分传教士都被驱赶，留下了两三个，也不让他们跟中国人随便交流——只有康熙自己才享有这种特权——跟欧洲传教士学习数学。
乾隆对待英国使节态度，明面上是“自大”，实际上还是警惕外来势力跟汉人勾结。
所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保守，并不是由地缘决定的，而是由众多历史中的偶然造成的，换句话说，是由“蝴蝶的翅膀”引起的。
赵匡胤和朱元璋的不同，决定了宋、明文人的心态不同，决定了宋、明对待与外界交流态度的不同，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而不是地缘造成的。
清朝则是一个杯具，文化上落后的异族统治者在自大和不安中徘徊，患得患失。随后产生的闭关锁国，与其说是地缘造成的，倒不如说更多的原因也是因为“心态”。
错过大航海时代：明朝清流文人装B引发的连锁反应
地缘对历史的走向有重要影响，人类的活动同样对历史走向有重要影响。
譬如，如果是宋朝时期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航海活动，以宋朝和海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贸易规模，以及宋朝在文化上的相对开放和自由性，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不是会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开花呢？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我们反思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最惨痛的教训就是：闭关锁国，自高自大。但事实上，从汉朝到明朝前期，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相当开放的。张骞通西域，唐朝的西安就是今日的纽约，宋朝通过海路跟海外贸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明朝前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但明朝跟海外的交流，却没有持续下去。宋朝和明朝，面临的地缘形势几乎没什么差别，但一个持续开放，一个最后趋向保守，这能说是地缘决定了历史必然会这么发展？
真正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不是地缘，而是人类的思想。宋太祖优待文人，所以宋朝武功虽然不行（其实也不是真的武功不行，而是皇室刻意压制武将，以防武将篡权），但文人的心胸却相当开放和开阔，对跟海外交流和贸易不持反对态度。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对文人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文人的心胸就始终在一种扭曲状态下，相当一部分文人，特别是以“清流”作为标榜的文人，为了跟皇帝较劲而，在逆反心理驱使下，对于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行动展开了抨击，认为这种海外冒险是劳民伤财、面子工程。明朝皇权虽然专制，但皇帝也不能得罪所有人。所以，当上一任皇帝挂掉后，新皇帝在已经掌握朝政的老清流们得轮番轰炸下，就支持不住了，于是凿沉海船，烧掉图纸，甚至实行海禁。
客观上说，郑和下西洋并不带有殖民目的，不能给明帝国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实际利益就放弃，甚至走向极端加以全面禁止，就矫枉过正了。抄写佛教，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却意外促进了“雕版印刷”的普及；术士们炼制丹药似乎不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却意外导致了“火药”被发现。当代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很疯狂，而明朝的清流，就是中国版的“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水至清则无鱼，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儒教道教经典中的理想社会构想来要求现实社会，杯具就产生了——中国从汉唐宋的开放包容走进了明朝中后期闭关锁国的死胡同。——当代的中国，同样不乏清流。当代清流，就如明朝清流们反对海外航行海外贸易一样反对高铁、航天活动。
客观上说，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还容许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明朝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跟欧洲传教士们的交流，获得了不少欧洲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科技。比如，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明朝时出现的。明朝后期在跟后金的作战中，引进了葡萄牙人的新式火炮，并且轰死了努尔哈赤。
可惜，这时候杯具又来了。明朝一方面跟后金交战，要征兵征粮。偏偏天灾又出现，饥民流离失所，开始作乱了。这时候“清流文人”又起了左右历史走势的作用。清流文人说是清流，其实既有爱钱的，也有爱权的。爱钱的，为大地主们摇旗呐喊，鼓动皇帝向普通老百姓征兵征粮以维持跟后金的战争。爱权的，投靠流民军阀，妄想做“开国元勋”。结果矛盾激化，鹬蚌相争，满清得利，唾手取得明朝天下。
入主中原的满清是一个非汉人的“异族”政权。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那么为了维持统治，必然对汉族进行方方面面的防范（满清对当时的另一股重要力量蒙古人同样防范得非常严密）。南方是反清复明的主战场，甚至还有不肯投降满清的遗民转战东南亚海岛。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有必要断开大陆汉人和海外汉人的联系，以防汉人里应外合。所以，满清在对待与海外交流上，是真正的禁止。明朝还有传教士在北京和全国其他的大城市活动，明朝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同欧洲传教士交流和学习。但到了清朝，大部分传教士都被驱赶，留下了两三个，也不让他们跟中国人随便交流——只有康熙自己才享有这种特权——跟欧洲传教士学习数学。
乾隆对待英国使节态度，明面上是“自大”，实际上还是警惕外来势力跟汉人勾结。
所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保守，并不是由地缘决定的，而是由众多历史中的偶然造成的，换句话说，是由“蝴蝶的翅膀”引起的。
赵匡胤和朱元璋的不同，决定了宋、明文人的心态不同，决定了宋、明对待与外界交流态度的不同，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而不是地缘造成的。
清朝则是一个杯具，文化上落后的异族统治者在自大和不安中徘徊，患得患失。随后产生的闭关锁国，与其说是地缘造成的，倒不如说更多的原因也是因为“心态”。
地缘对历史的走向有重要影响，人类的活动同样对历史走向有重要影响。
譬如，如果是宋朝时期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航海活动，以宋朝和海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贸易规模，以及宋朝在文化上的相对开放和自由性，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不是会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开花呢？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我们反思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最惨痛的教训就是：闭关锁国，自高自大。但事实上，从汉朝到明朝前期，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相当开放的。张骞通西域，唐朝的西安就是今日的纽约，宋朝通过海路跟海外贸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明朝前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但明朝跟海外的交流，却没有持续下去。宋朝和明朝，面临的地缘形势几乎没什么差别，但一个持续开放，一个最后趋向保守，这能说是地缘决定了历史必然会这么发展？
真正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不是地缘，而是人类的思想。宋太祖优待文人，所以宋朝武功虽然不行（其实也不是真的武功不行，而是皇室刻意压制武将，以防武将篡权），但文人的心胸却相当开放和开阔，对跟海外交流和贸易不持反对态度。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对文人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文人的心胸就始终在一种扭曲状态下，相当一部分文人，特别是以“清流”作为标榜的文人，为了跟皇帝较劲而，在逆反心理驱使下，对于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行动展开了抨击，认为这种海外冒险是劳民伤财、面子工程。明朝皇权虽然专制，但皇帝也不能得罪所有人。所以，当上一任皇帝挂掉后，新皇帝在已经掌握朝政的老清流们得轮番轰炸下，就支持不住了，于是凿沉海船，烧掉图纸，甚至实行海禁。
客观上说，郑和下西洋并不带有殖民目的，不能给明帝国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实际利益就放弃，甚至走向极端加以全面禁止，就矫枉过正了。抄写佛教，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却意外促进了“雕版印刷”的普及；术士们炼制丹药似乎不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却意外导致了“火药”被发现。当代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很疯狂，而明朝的清流，就是中国版的“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水至清则无鱼，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儒教道教经典中的理想社会构想来要求现实社会，杯具就产生了——中国从汉唐宋的开放包容走进了明朝中后期闭关锁国的死胡同。——当代的中国，同样不乏清流。当代清流，就如明朝清流们反对海外航行海外贸易一样反对高铁、航天活动。
客观上说，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还容许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明朝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跟欧洲传教士们的交流，获得了不少欧洲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科技。比如，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明朝时出现的。明朝后期在跟后金的作战中，引进了葡萄牙人的新式火炮，并且轰死了努尔哈赤。
可惜，这时候杯具又来了。明朝一方面跟后金交战，要征兵征粮。偏偏天灾又出现，饥民流离失所，开始作乱了。这时候“清流文人”又起了左右历史走势的作用。清流文人说是清流，其实既有爱钱的，也有爱权的。爱钱的，为大地主们摇旗呐喊，鼓动皇帝向普通老百姓征兵征粮以维持跟后金的战争。爱权的，投靠流民军阀，妄想做“开国元勋”。结果矛盾激化，鹬蚌相争，满清得利，唾手取得明朝天下。
入主中原的满清是一个非汉人的“异族”政权。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那么为了维持统治，必然对汉族进行方方面面的防范（满清对当时的另一股重要力量蒙古人同样防范得非常严密）。南方是反清复明的主战场，甚至还有不肯投降满清的遗民转战东南亚海岛。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有必要断开大陆汉人和海外汉人的联系，以防汉人里应外合。所以，满清在对待与海外交流上，是真正的禁止。明朝还有传教士在北京和全国其他的大城市活动，明朝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同欧洲传教士交流和学习。但到了清朝，大部分传教士都被驱赶，留下了两三个，也不让他们跟中国人随便交流——只有康熙自己才享有这种特权——跟欧洲传教士学习数学。
乾隆对待英国使节态度，明面上是“自大”，实际上还是警惕外来势力跟汉人勾结。
所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保守，并不是由地缘决定的，而是由众多历史中的偶然造成的，换句话说，是由“蝴蝶的翅膀”引起的。
赵匡胤和朱元璋的不同，决定了宋、明文人的心态不同，决定了宋、明对待与外界交流态度的不同，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而不是地缘造成的。
清朝则是一个杯具，文化上落后的异族统治者在自大和不安中徘徊，患得患失。随后产生的闭关锁国，与其说是地缘造成的，倒不如说更多的原因也是因为“心态”。
错过大航海时代：明朝清流文人装B引发的连锁反应
地缘对历史的走向有重要影响，人类的活动同样对历史走向有重要影响。
譬如，如果是宋朝时期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航海活动，以宋朝和海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贸易规模，以及宋朝在文化上的相对开放和自由性，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不是会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开花呢？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我们反思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最惨痛的教训就是：闭关锁国，自高自大。但事实上，从汉朝到明朝前期，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相当开放的。张骞通西域，唐朝的西安就是今日的纽约，宋朝通过海路跟海外贸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明朝前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但明朝跟海外的交流，却没有持续下去。宋朝和明朝，面临的地缘形势几乎没什么差别，但一个持续开放，一个最后趋向保守，这能说是地缘决定了历史必然会这么发展？
真正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不是地缘，而是人类的思想。宋太祖优待文人，所以宋朝武功虽然不行（其实也不是真的武功不行，而是皇室刻意压制武将，以防武将篡权），但文人的心胸却相当开放和开阔，对跟海外交流和贸易不持反对态度。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对文人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文人的心胸就始终在一种扭曲状态下，相当一部分文人，特别是以“清流”作为标榜的文人，为了跟皇帝较劲而，在逆反心理驱使下，对于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行动展开了抨击，认为这种海外冒险是劳民伤财、面子工程。明朝皇权虽然专制，但皇帝也不能得罪所有人。所以，当上一任皇帝挂掉后，新皇帝在已经掌握朝政的老清流们得轮番轰炸下，就支持不住了，于是凿沉海船，烧掉图纸，甚至实行海禁。
客观上说，郑和下西洋并不带有殖民目的，不能给明帝国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实际利益就放弃，甚至走向极端加以全面禁止，就矫枉过正了。抄写佛教，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但却意外促进了“雕版印刷”的普及；术士们炼制丹药似乎不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却意外导致了“火药”被发现。当代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很疯狂，而明朝的清流，就是中国版的“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水至清则无鱼，儒教道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儒教道教经典中的理想社会构想来要求现实社会，杯具就产生了——中国从汉唐宋的开放包容走进了明朝中后期闭关锁国的死胡同。——当代的中国，同样不乏清流。当代清流，就如明朝清流们反对海外航行海外贸易一样反对高铁、航天活动。
客观上说，明朝虽然闭关锁国，但还容许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明朝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跟欧洲传教士们的交流，获得了不少欧洲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科技。比如，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明朝时出现的。明朝后期在跟后金的作战中，引进了葡萄牙人的新式火炮，并且轰死了努尔哈赤。
可惜，这时候杯具又来了。明朝一方面跟后金交战，要征兵征粮。偏偏天灾又出现，饥民流离失所，开始作乱了。这时候“清流文人”又起了左右历史走势的作用。清流文人说是清流，其实既有爱钱的，也有爱权的。爱钱的，为大地主们摇旗呐喊，鼓动皇帝向普通老百姓征兵征粮以维持跟后金的战争。爱权的，投靠流民军阀，妄想做“开国元勋”。结果矛盾激化，鹬蚌相争，满清得利，唾手取得明朝天下。
入主中原的满清是一个非汉人的“异族”政权。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那么为了维持统治，必然对汉族进行方方面面的防范（满清对当时的另一股重要力量蒙古人同样防范得非常严密）。南方是反清复明的主战场，甚至还有不肯投降满清的遗民转战东南亚海岛。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有必要断开大陆汉人和海外汉人的联系，以防汉人里应外合。所以，满清在对待与海外交流上，是真正的禁止。明朝还有传教士在北京和全国其他的大城市活动，明朝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同欧洲传教士交流和学习。但到了清朝，大部分传教士都被驱赶，留下了两三个，也不让他们跟中国人随便交流——只有康熙自己才享有这种特权——跟欧洲传教士学习数学。
乾隆对待英国使节态度，明面上是“自大”，实际上还是警惕外来势力跟汉人勾结。
所以，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保守，并不是由地缘决定的，而是由众多历史中的偶然造成的，换句话说，是由“蝴蝶的翅膀”引起的。
赵匡胤和朱元璋的不同，决定了宋、明文人的心态不同，决定了宋、明对待与外界交流态度的不同，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而不是地缘造成的。
清朝则是一个杯具，文化上落后的异族统治者在自大和不安中徘徊，患得患失。随后产生的闭关锁国，与其说是地缘造成的，倒不如说更多的原因也是因为“心态”。
明朝末年所谓的清流只不过是一群既得利益集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