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素描清流派

清流派前传

中国的国门自1840年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后，当时中国的各个阶层——官僚、地主、农民（当然都是一小部分）都开始寻求摆脱被动挨打的出路——于是乎：太平天国和捻军在中国的南北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借着这通乱子，清军的军事近代化也终于步履蹒跚地迈开步子了！借军事近代化的契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也在部分还算头脑清醒的统治者支持下展开了！虽然中国的近代化起步并不怎么光彩！甚至还带着血腥，而且还是被迫的！但是主动的也好，被迫的也罢！毕竟是开展起来了——这对于一个百年积弱、饱受欺凌的民族而言，抛弃固步自封的闭关自守之死路，如饥似渴的汲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改变民族本身落后而又愚昧的精神面貌——民族复兴才有希望！洋务运动口号中的“自强”也就是为此而提出的！
而与之相对的——（即使在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中都是如此！）总有一批顽固的反对派在与改革派（包括变革本身）抗衡着——晚清的顽固派不是在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后才有之，而是出现在远比鸦片战争更前的时候——甚至是整个中国上层社会：从皇帝到中下级官员、从国子监监生到刚及第的秀才心目中都多多少少拥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国特使玛噶尔尼带来的近代西式燧发步枪和能发射爆破弹的前镗大炮被随意的当做一般礼物被冷落在圆明园的某个不知名的库房里；（这些本可以提前改变中国落后的军备现状的珍贵武器装备样本就这么一直在阴冷的库房里躺到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一刻！却也被西方人当作已经过时的‘古董’而随着“万园之园”一起被付之一炬！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顽固的皇帝和官员们为他们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装备大刀、长矛、弓箭、鸟枪、抬枪、生铁炮的清军在1840年的英国人面前、和1860年的英国人、法国人面前显得是那么得不堪一击！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大辱确实让这些沉迷于天朝大国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有所觉醒——虽然这种觉醒并没有触及到思想方面，而是仅仅认识到洋枪洋炮洋机器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维护国家统治方面的好处！但是终究还是有些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不再坐井观天。和洋人有限的合作开始了——学“夷”器以最终制“夷”！这些人这么做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在维护大清朝的封建统治！不过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却意义非凡——和外界的交流终于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般开始了！而这些最先同洋人接触的一部分中国高级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洋务运动的投石问路者，也可以说：这些人的启蒙工作，是洋务运动得以开展重要前提之一！
但是对于另外相当多的一群官员、士绅以及读书人来说：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大辱并没有让他们觉醒！相反，洋人的洋枪和洋炮在战争中发挥的巨大威力在让他们魂飞魄散的同时却愈发加重了他们对于洋人的畏惧和抵触情绪！以至于近乎偏执地反对起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虽然他们其中但凡见识过洋枪洋炮威力的无不极端惧怕，但是内心的顽固与自大却依旧认为这只是洋人的“奇淫技巧”而已！而“祖宗之法”才是战胜洋人的关键所在——顽固派的这种完全不可理喻的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旧占据着统治阶级的大部分思维空间！（所以晚清终究还是走向了灭亡！）
而本文所将要讲述的清流派却是完全区别于“洋务派”和“顽固派”的特殊群体！如果说‘洋务派’是晚清官僚群体中的“开明者”；而‘顽固派’则是“守旧者”的话，那么‘请流派’就是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庸’群体，于光绪初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末）登上了历史舞台……

粗识清流派

清流派分‘前清流’和‘后清流’，以慈禧太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发动的针对恭亲王领导的军机处发动政变、前清流头目李鸿藻下台为前、后清流的分界点！前清流以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郑重声明：此人跟李鸿章没有半点亲戚关系。）为首，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编修黄体芳、宝廷，以及御史邓承修等。（其中以张之洞、张佩纶最为有名，素有‘二张’之称）李鸿藻被罢缀后，多以北方官员为主的‘前清流派’（俗称“北派”）宣告瓦解。后清流以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翮为首，珍妃的老师、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光绪皇帝宠妃珍妃兄长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当然，也不能漏掉几个‘打手级’或者‘实力派’的清流健将，如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建寅、官居巡抚的李秉衡等。）不过，该派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帝党”出现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的，当戊戌政变之后，以南方官员为主的‘后清流派’（人称“南派”）亦随着“帝党”的消失而不复存在——

解剖清流派

凡清流派者，大都具备以下几类特征脸谱，以方便诸位看官识别：
位低职轻，但影响深广。
除了少数“高层领导”身居朝中高位之外，大多数清流派健将都是一些不掌实权的言官、御史、翰林院、国子监等闲官散职，不过由于他们大多都有“风闻言事”的权利，尤其是言官和御史，朝廷官员上到军机大臣，（最初李鸿藻就是利用清流言官们来攻击他的政敌——同是军机大臣的沈桂芬，以便他在军机处立于不败之地。）下到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都对言词犀利的言官、御史为畏惧（或许是厌烦）三分；特别是后清流的首脑人物翁同翮虽然没有李鸿藻那么位高权重！但是贵为“帝师”，可以“直达圣听”，而手下又是一群以“参劾言事”为己任的“告状分子”！二者一结合——所能发挥出的能量自然不能小视——只要领头的手中重权在握，手下的一群“小人物”照样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发生在晚清的诸多事件中，无论是前清流还是后清流的一群“小人物”们之所以能把满朝搅和得天翻地覆，没有“大人物”的支持又有谁会鸟你一声呢？
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
平心而论，清流派的个个都心忧国家社稷，痛恨顽固派的固步自封、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醉生梦死、不能自拔！因此在他们上陈的弹劾奏章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参劾、揭露这些墨守陈规、拒绝变革的贪官污吏的！其中不乏直接将矛头指向王公贵族甚至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其“不畏权贵”的勇气非常值得如今的纪检干部学习学习。必须承认并肯定的是：清流派的耿直和直言是当时早已暮气沉沉的晚清朝堂上的一抹难能可贵的鲜亮活跃色彩！其中尤以张佩纶（讽刺的是：在马江海战后丧魂落魄的张佩纶还是被李鸿章收留，并收为女婿，没有这出‘黑色幽默滑稽戏’也就没有日后的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为最甚！此公在1875年到1884年9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平均每年14件），其中三分之一的奏折为弹劾和直谏！以至于朝中大臣无人不对这位耿直、不畏权贵的张佩纶大人忌惮三分！而张佩纶的参劾奏折也确实对震慑朝廷的‘不正之风’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
但是，“敢于言事”仅仅只是可爱的张佩纶大人人性中的一面而已，也正是因为张佩纶的“不畏权贵，敢于言事”，因此这位非常有性格的大人在说话之前一般不会经过理性的思维！常常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其中真正能被采纳的精髓却并不是很多！这样的性格当一个无权的言官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赋予他实权——出问题那简直是光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中法马江之战后，“敢于言事”却空谈误事的张佩纶大人被同僚们讥笑为“马谡”！
为官清廉，但多非能臣。
清廉是清流派的一大特征！不论是前清流的魁首李鸿藻以下还是后清流头目翁同翮名下之人，清廉是他们的成为‘清流派’的“先决条件”！翻开这些官员的履历，几乎条条都是漂漂亮亮的！在个人贪廉方面没有丝毫可指责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晚清最清廉的一批人就数“清流派”了！
……
等等！先别忙着夸奖！这不是幼儿园过家家！谁表现好、谁人品好、谁乖巧谁就是“好孩子”！清廉是当一个好官的基本素质之一，但是光做到一个清官绝对不能称之为一个好官！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描绘的悍官酷吏几乎个个“清廉”得让人无可挑剔！但是老百姓照样对他们“谈之色变”！虽然清流派之官员个个都是清廉无比，但是前面一条说得非常清楚了：成天只会说空话的官就算个人修养再优秀，人品再怎么为后世之人所称道，充其量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但决谈不上是一个好官！当官是门很深的学问——晚清如此，现在亦如此！仅仅做到清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很遗憾——清流派的言官御史大人们却仅仅只做到了“清廉”而已！对自己的要求也仅仅是当个“好人”（标准是由他们来定的！）而不是一个“好官”！
什么？有反对？你说作为前清流派的张之洞做了很多事情？非常遗憾，在张之洞身在李鸿藻门下当铁杆的清流派的时候，却是一个以“屡屡进言弊政”而出名的言官，至于他作为铁杆清流派时期的为官能力，中法战争中初为外放的他所犯的一系列低级得可笑而又可悲的错误已经给出了非常好的答案！至于他后来在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做出的一系列建工厂、铺铁路等措施，那也是他的铁杆清流思想转变、逐渐倾向于洋务之后的所作所为了！（因此，历史学界一般将张之洞归为“清流派中罕见的洋务人物”！）
对外强硬，但纸上谈兵。
对于洋人的步步紧逼，清流派们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强硬！无论是前清流健将张之洞、张佩纶，还是后清流肱骨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抵抗到底、反对求和中心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后人如果仅仅从他们留下的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的话，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出：他们是爱国者的结论——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不要忘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在当时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力对于话语权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强硬要靠什么？靠的依旧是实力！而在一个国家极度虚弱，民众——这股最强大的抵抗力量被统治者牢牢地压制着的时候，面对强敌的欺压而一味的、没脑子的强硬最终意味着什么？
再退一步讲，对付敌人的侵略仅仅有强硬的态度是远远不能达到目的的！没有一个强敌能被强硬的态度所“震慑”！（谁会害怕一只裱糊得相当蹩脚的纸老虎呢？）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能保家卫国的军队！但是也必须有一套依靠现有局势、现有条件来保卫国家的策略！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点正是清流派所极度缺乏的！
本文第二条“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已经非常清楚地点明：我们这些可爱的清流派大臣们与朝中大多数顽固派一样——丝毫没有救国家于水火的能力！（你让这些手无缚鸡之力、仅仅靠笔杆子杀人的文人想出什么御敌良策——也真的是太为难他们了！）用清流派的思维来解释：他们只负责理论，至于让谁来实践！甚至有没有人去实践！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如果让这些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作为前敌总指挥去指挥军队御敌——那简直就是将前方将士的性命直接交到阎王爷的手里！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在后方的指手画脚、让可怜的驻越清军叫苦不迭，众将领对这个只知道发号施令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困难的“张南皮”只有摇头苦笑的份！张佩纶在马江海战之前的招招失误、战斗过程中的“无作为”、甚至临阵脱逃已经将其“纸上谈兵”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船政风云》里对我们这位张大人美化得不是一点点！但是依旧将其轻敌误国、临阵脱逃的行为毫不客气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在甲午战争中，清流派更是倾巢出动！领袖人物翁同翮更是亲自出马——通过他的学生，对征战一窍不通的小皇帝光绪（更不幸的是翁老头子本身也对兵事一窍不通！）的圣旨对前线战事横加干涉！（如果像当年的太祖布尔哈赤或者太宗皇太极那般能征善战倒也算了！偏偏都是一对胸无丝毫御敌之策的“活宝”！）而因为他们拙劣的指挥而造成的失败降临后，却没有勇气承担失败的责任，而是极力将罪责推给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必为国人所不齿——
赤心爱国，但行事祸国。
没有人怀疑清流派的赤胆爱国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清流派都不爱大清国，那没有什么人再会爱大清国了！”
无论是“屡进言事”，还是“坚主抗敌”，都是“一心为国”的体现——在主观上，清流派的大小“大人”个个都是合格的“爱国者”！
……
慢着——还没完呢！主观上的爱国并不能掩盖清流派的实际行事往往祸国不浅这一有些滑稽、但更多表现为“残酷”的事实！清流派的“爱国”已经爱到了偏执的地步！对敌人的强硬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敌人的痛恨上（这点当然无可厚非！），更加表现在不允许本方军人任何意义上的后退上！“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这种明显不符合战术理论和客观实际的绝对道德规范通过光绪皇帝的圣旨从事实上替敌人束缚住了前线部队的手脚！任何军事意义的战略后撤都会被这些主观上“无比爱国”的大人们斥责为“无耻的卖国行为”！《孙子兵法》里的“走为上”在他们眼中成了胆怯的表现——恨不得打倒在地后再狠狠地踏上一只脚（也许还有更多的脚掌）！更有甚者，对进攻也加上了无比严格的道德界限：“只许正面攻击！”言外之意——就是连兵法惯用的“迂回攻击，注意侧方”也被清流派的绝对道德所严令禁止了！于是乎，叶志超、卫汝贵、左宝贵等的驻札平壤的中国军队被严令专注防守正前方！李鸿章的“注意北方元山、朔宁来敌”的提醒被皇上的圣旨挤到了一边，（事实上最终宣判平壤的中国军队死刑的正是来自元山和朔宁的日军，平壤正面的日军不过是佯攻而已！）原因在于：防守后路在可爱的清流言官眼中也等同于“胆怯”——也是需要抨击的目标！而叶志超退至鸭绿江防线、缩短补给线的正确请求被痛恨后退的翁同翮以及清流言官的抨击下否决了！可怜的中国军人，在优势敌人的攻击和后方丝毫不懂兵事却掌握着话语权的清流派的“夹攻”下——正确的部署被斥为卖国！正常的战略退却请求被当作“怯战”而横遭拒绝——不遭到失败倒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失败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直接参与“瞎指挥”的皇上是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的！“君主就是有错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而坚决支持皇上“决策精神”的清流派们也是不能承担责任的！（承担了责任那岂不是想天下承认：战争的失败是因为皇上的瞎指挥吗？）那么，责任的‘黑锅’就不可避免的落到了那些执行了不知兵的皇上“指手画脚”的前敌将领身上！而最终的罪魁祸首却依旧在慷慨激昂的宣扬着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后退”的“爱国情操”！接受着文人墨客的追捧和赞扬——笔者曾经在《“文武将才，真伟人”李秉衡的‘九宗罪’》中点到过后清流实力派人物李秉衡在庚子国祸中的可悲下场！其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的本质让这个注定只能当言官的书呆子带兵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更连累了成千上万的将士成了洋人机枪大炮下的冤魂！真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刘省三（刘铭传）若泉下有知，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盘点清流派

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被埋没的群体，清流派有他的积极一面：其坚决抗敌的精神可取！揭露弊政的行为也值得赞扬！但个人窃以为：由于其空谈成性、纸上谈兵、空有一腔报国之志但无丝毫兴国安邦之能！（晚清文人士大夫的通病——眼高手低！）因此对清流派的肯定和赞扬也只能停留在主观思想上，而对于他们所作所为对国家、对历史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却无法有一丝一毫的恭维：中法战争之张之洞；马江海战之张佩纶；甲午战争之翁同翮；庚子国变之李秉衡！这些人或因为他们的无能而栽了大跟头、或受到了严惩、（对张之洞来说，被外放反而因祸得福，最终成了封疆大吏——当然，他也学乖了，开始向洋务靠拢了！至于张佩纶，成了李鸿章的女婿也不算委屈他——李菊藕小姐的那张小脸以当时的审美标准绝对够一个‘美女’称号！）或因为热衷党争最终被撤职罢官、（如果认为翁同翮被罢官是因为支持戊戌变法的话那就可笑至极了！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翁同翮支持的仅仅是光绪皇帝一人而已！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杨深秀、谭嗣同等搞的维新并不能接受！在这里说开一下：翁同翮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者形象，其日记原版中有大量的对政敌李鸿章的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为了避免翁、李两家后人的矛盾，翁同翮的日记中大量的恶毒攻击李鸿章的语言在日记出版前被删除了！）或因为无能而横尸疆场！（最可恶的就要数李秉衡了：自己无能丧命倒也算了！还让那么多兵将作为统帅无能的陪葬！犯罪啊——）下场是有好有悲——这很正常！但是其作为晚清的一个政治团体最终走向灭亡却十分清楚地告诉诸位一点：如果国家的权力被一群说得比做的好听，纸上谈兵之人掌握着的话——后果将是十分悲惨的！这点，正在被马江、甲午、庚子的无数中国军人亡魂无声地对各位看官诉说着……清流派前传

中国的国门自1840年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后，当时中国的各个阶层——官僚、地主、农民（当然都是一小部分）都开始寻求摆脱被动挨打的出路——于是乎：太平天国和捻军在中国的南北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借着这通乱子，清军的军事近代化也终于步履蹒跚地迈开步子了！借军事近代化的契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也在部分还算头脑清醒的统治者支持下展开了！虽然中国的近代化起步并不怎么光彩！甚至还带着血腥，而且还是被迫的！但是主动的也好，被迫的也罢！毕竟是开展起来了——这对于一个百年积弱、饱受欺凌的民族而言，抛弃固步自封的闭关自守之死路，如饥似渴的汲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改变民族本身落后而又愚昧的精神面貌——民族复兴才有希望！洋务运动口号中的“自强”也就是为此而提出的！
而与之相对的——（即使在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中都是如此！）总有一批顽固的反对派在与改革派（包括变革本身）抗衡着——晚清的顽固派不是在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后才有之，而是出现在远比鸦片战争更前的时候——甚至是整个中国上层社会：从皇帝到中下级官员、从国子监监生到刚及第的秀才心目中都多多少少拥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国特使玛噶尔尼带来的近代西式燧发步枪和能发射爆破弹的前镗大炮被随意的当做一般礼物被冷落在圆明园的某个不知名的库房里；（这些本可以提前改变中国落后的军备现状的珍贵武器装备样本就这么一直在阴冷的库房里躺到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一刻！却也被西方人当作已经过时的‘古董’而随着“万园之园”一起被付之一炬！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顽固的皇帝和官员们为他们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装备大刀、长矛、弓箭、鸟枪、抬枪、生铁炮的清军在1840年的英国人面前、和1860年的英国人、法国人面前显得是那么得不堪一击！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大辱确实让这些沉迷于天朝大国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有所觉醒——虽然这种觉醒并没有触及到思想方面，而是仅仅认识到洋枪洋炮洋机器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维护国家统治方面的好处！但是终究还是有些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不再坐井观天。和洋人有限的合作开始了——学“夷”器以最终制“夷”！这些人这么做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在维护大清朝的封建统治！不过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却意义非凡——和外界的交流终于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般开始了！而这些最先同洋人接触的一部分中国高级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洋务运动的投石问路者，也可以说：这些人的启蒙工作，是洋务运动得以开展重要前提之一！
但是对于另外相当多的一群官员、士绅以及读书人来说：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大辱并没有让他们觉醒！相反，洋人的洋枪和洋炮在战争中发挥的巨大威力在让他们魂飞魄散的同时却愈发加重了他们对于洋人的畏惧和抵触情绪！以至于近乎偏执地反对起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虽然他们其中但凡见识过洋枪洋炮威力的无不极端惧怕，但是内心的顽固与自大却依旧认为这只是洋人的“奇淫技巧”而已！而“祖宗之法”才是战胜洋人的关键所在——顽固派的这种完全不可理喻的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旧占据着统治阶级的大部分思维空间！（所以晚清终究还是走向了灭亡！）
而本文所将要讲述的清流派却是完全区别于“洋务派”和“顽固派”的特殊群体！如果说‘洋务派’是晚清官僚群体中的“开明者”；而‘顽固派’则是“守旧者”的话，那么‘请流派’就是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庸’群体，于光绪初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末）登上了历史舞台……

粗识清流派

清流派分‘前清流’和‘后清流’，以慈禧太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发动的针对恭亲王领导的军机处发动政变、前清流头目李鸿藻下台为前、后清流的分界点！前清流以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郑重声明：此人跟李鸿章没有半点亲戚关系。）为首，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编修黄体芳、宝廷，以及御史邓承修等。（其中以张之洞、张佩纶最为有名，素有‘二张’之称）李鸿藻被罢缀后，多以北方官员为主的‘前清流派’（俗称“北派”）宣告瓦解。后清流以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翮为首，珍妃的老师、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光绪皇帝宠妃珍妃兄长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当然，也不能漏掉几个‘打手级’或者‘实力派’的清流健将，如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建寅、官居巡抚的李秉衡等。）不过，该派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帝党”出现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的，当戊戌政变之后，以南方官员为主的‘后清流派’（人称“南派”）亦随着“帝党”的消失而不复存在——

解剖清流派

凡清流派者，大都具备以下几类特征脸谱，以方便诸位看官识别：
位低职轻，但影响深广。
除了少数“高层领导”身居朝中高位之外，大多数清流派健将都是一些不掌实权的言官、御史、翰林院、国子监等闲官散职，不过由于他们大多都有“风闻言事”的权利，尤其是言官和御史，朝廷官员上到军机大臣，（最初李鸿藻就是利用清流言官们来攻击他的政敌——同是军机大臣的沈桂芬，以便他在军机处立于不败之地。）下到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都对言词犀利的言官、御史为畏惧（或许是厌烦）三分；特别是后清流的首脑人物翁同翮虽然没有李鸿藻那么位高权重！但是贵为“帝师”，可以“直达圣听”，而手下又是一群以“参劾言事”为己任的“告状分子”！二者一结合——所能发挥出的能量自然不能小视——只要领头的手中重权在握，手下的一群“小人物”照样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发生在晚清的诸多事件中，无论是前清流还是后清流的一群“小人物”们之所以能把满朝搅和得天翻地覆，没有“大人物”的支持又有谁会鸟你一声呢？
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
平心而论，清流派的个个都心忧国家社稷，痛恨顽固派的固步自封、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醉生梦死、不能自拔！因此在他们上陈的弹劾奏章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参劾、揭露这些墨守陈规、拒绝变革的贪官污吏的！其中不乏直接将矛头指向王公贵族甚至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其“不畏权贵”的勇气非常值得如今的纪检干部学习学习。必须承认并肯定的是：清流派的耿直和直言是当时早已暮气沉沉的晚清朝堂上的一抹难能可贵的鲜亮活跃色彩！其中尤以张佩纶（讽刺的是：在马江海战后丧魂落魄的张佩纶还是被李鸿章收留，并收为女婿，没有这出‘黑色幽默滑稽戏’也就没有日后的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为最甚！此公在1875年到1884年9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平均每年14件），其中三分之一的奏折为弹劾和直谏！以至于朝中大臣无人不对这位耿直、不畏权贵的张佩纶大人忌惮三分！而张佩纶的参劾奏折也确实对震慑朝廷的‘不正之风’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
但是，“敢于言事”仅仅只是可爱的张佩纶大人人性中的一面而已，也正是因为张佩纶的“不畏权贵，敢于言事”，因此这位非常有性格的大人在说话之前一般不会经过理性的思维！常常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其中真正能被采纳的精髓却并不是很多！这样的性格当一个无权的言官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赋予他实权——出问题那简直是光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中法马江之战后，“敢于言事”却空谈误事的张佩纶大人被同僚们讥笑为“马谡”！
为官清廉，但多非能臣。
清廉是清流派的一大特征！不论是前清流的魁首李鸿藻以下还是后清流头目翁同翮名下之人，清廉是他们的成为‘清流派’的“先决条件”！翻开这些官员的履历，几乎条条都是漂漂亮亮的！在个人贪廉方面没有丝毫可指责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晚清最清廉的一批人就数“清流派”了！
……
等等！先别忙着夸奖！这不是幼儿园过家家！谁表现好、谁人品好、谁乖巧谁就是“好孩子”！清廉是当一个好官的基本素质之一，但是光做到一个清官绝对不能称之为一个好官！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描绘的悍官酷吏几乎个个“清廉”得让人无可挑剔！但是老百姓照样对他们“谈之色变”！虽然清流派之官员个个都是清廉无比，但是前面一条说得非常清楚了：成天只会说空话的官就算个人修养再优秀，人品再怎么为后世之人所称道，充其量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但决谈不上是一个好官！当官是门很深的学问——晚清如此，现在亦如此！仅仅做到清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很遗憾——清流派的言官御史大人们却仅仅只做到了“清廉”而已！对自己的要求也仅仅是当个“好人”（标准是由他们来定的！）而不是一个“好官”！
什么？有反对？你说作为前清流派的张之洞做了很多事情？非常遗憾，在张之洞身在李鸿藻门下当铁杆的清流派的时候，却是一个以“屡屡进言弊政”而出名的言官，至于他作为铁杆清流派时期的为官能力，中法战争中初为外放的他所犯的一系列低级得可笑而又可悲的错误已经给出了非常好的答案！至于他后来在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做出的一系列建工厂、铺铁路等措施，那也是他的铁杆清流思想转变、逐渐倾向于洋务之后的所作所为了！（因此，历史学界一般将张之洞归为“清流派中罕见的洋务人物”！）
对外强硬，但纸上谈兵。
对于洋人的步步紧逼，清流派们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强硬！无论是前清流健将张之洞、张佩纶，还是后清流肱骨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抵抗到底、反对求和中心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后人如果仅仅从他们留下的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的话，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出：他们是爱国者的结论——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不要忘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在当时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力对于话语权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强硬要靠什么？靠的依旧是实力！而在一个国家极度虚弱，民众——这股最强大的抵抗力量被统治者牢牢地压制着的时候，面对强敌的欺压而一味的、没脑子的强硬最终意味着什么？
再退一步讲，对付敌人的侵略仅仅有强硬的态度是远远不能达到目的的！没有一个强敌能被强硬的态度所“震慑”！（谁会害怕一只裱糊得相当蹩脚的纸老虎呢？）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能保家卫国的军队！但是也必须有一套依靠现有局势、现有条件来保卫国家的策略！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点正是清流派所极度缺乏的！
本文第二条“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已经非常清楚地点明：我们这些可爱的清流派大臣们与朝中大多数顽固派一样——丝毫没有救国家于水火的能力！（你让这些手无缚鸡之力、仅仅靠笔杆子杀人的文人想出什么御敌良策——也真的是太为难他们了！）用清流派的思维来解释：他们只负责理论，至于让谁来实践！甚至有没有人去实践！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如果让这些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作为前敌总指挥去指挥军队御敌——那简直就是将前方将士的性命直接交到阎王爷的手里！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在后方的指手画脚、让可怜的驻越清军叫苦不迭，众将领对这个只知道发号施令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困难的“张南皮”只有摇头苦笑的份！张佩纶在马江海战之前的招招失误、战斗过程中的“无作为”、甚至临阵脱逃已经将其“纸上谈兵”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船政风云》里对我们这位张大人美化得不是一点点！但是依旧将其轻敌误国、临阵脱逃的行为毫不客气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在甲午战争中，清流派更是倾巢出动！领袖人物翁同翮更是亲自出马——通过他的学生，对征战一窍不通的小皇帝光绪（更不幸的是翁老头子本身也对兵事一窍不通！）的圣旨对前线战事横加干涉！（如果像当年的太祖布尔哈赤或者太宗皇太极那般能征善战倒也算了！偏偏都是一对胸无丝毫御敌之策的“活宝”！）而因为他们拙劣的指挥而造成的失败降临后，却没有勇气承担失败的责任，而是极力将罪责推给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必为国人所不齿——
赤心爱国，但行事祸国。
没有人怀疑清流派的赤胆爱国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清流派都不爱大清国，那没有什么人再会爱大清国了！”
无论是“屡进言事”，还是“坚主抗敌”，都是“一心为国”的体现——在主观上，清流派的大小“大人”个个都是合格的“爱国者”！
……
慢着——还没完呢！主观上的爱国并不能掩盖清流派的实际行事往往祸国不浅这一有些滑稽、但更多表现为“残酷”的事实！清流派的“爱国”已经爱到了偏执的地步！对敌人的强硬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敌人的痛恨上（这点当然无可厚非！），更加表现在不允许本方军人任何意义上的后退上！“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这种明显不符合战术理论和客观实际的绝对道德规范通过光绪皇帝的圣旨从事实上替敌人束缚住了前线部队的手脚！任何军事意义的战略后撤都会被这些主观上“无比爱国”的大人们斥责为“无耻的卖国行为”！《孙子兵法》里的“走为上”在他们眼中成了胆怯的表现——恨不得打倒在地后再狠狠地踏上一只脚（也许还有更多的脚掌）！更有甚者，对进攻也加上了无比严格的道德界限：“只许正面攻击！”言外之意——就是连兵法惯用的“迂回攻击，注意侧方”也被清流派的绝对道德所严令禁止了！于是乎，叶志超、卫汝贵、左宝贵等的驻札平壤的中国军队被严令专注防守正前方！李鸿章的“注意北方元山、朔宁来敌”的提醒被皇上的圣旨挤到了一边，（事实上最终宣判平壤的中国军队死刑的正是来自元山和朔宁的日军，平壤正面的日军不过是佯攻而已！）原因在于：防守后路在可爱的清流言官眼中也等同于“胆怯”——也是需要抨击的目标！而叶志超退至鸭绿江防线、缩短补给线的正确请求被痛恨后退的翁同翮以及清流言官的抨击下否决了！可怜的中国军人，在优势敌人的攻击和后方丝毫不懂兵事却掌握着话语权的清流派的“夹攻”下——正确的部署被斥为卖国！正常的战略退却请求被当作“怯战”而横遭拒绝——不遭到失败倒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失败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直接参与“瞎指挥”的皇上是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的！“君主就是有错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而坚决支持皇上“决策精神”的清流派们也是不能承担责任的！（承担了责任那岂不是想天下承认：战争的失败是因为皇上的瞎指挥吗？）那么，责任的‘黑锅’就不可避免的落到了那些执行了不知兵的皇上“指手画脚”的前敌将领身上！而最终的罪魁祸首却依旧在慷慨激昂的宣扬着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后退”的“爱国情操”！接受着文人墨客的追捧和赞扬——笔者曾经在《“文武将才，真伟人”李秉衡的‘九宗罪’》中点到过后清流实力派人物李秉衡在庚子国祸中的可悲下场！其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的本质让这个注定只能当言官的书呆子带兵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更连累了成千上万的将士成了洋人机枪大炮下的冤魂！真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刘省三（刘铭传）若泉下有知，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盘点清流派

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被埋没的群体，清流派有他的积极一面：其坚决抗敌的精神可取！揭露弊政的行为也值得赞扬！但个人窃以为：由于其空谈成性、纸上谈兵、空有一腔报国之志但无丝毫兴国安邦之能！（晚清文人士大夫的通病——眼高手低！）因此对清流派的肯定和赞扬也只能停留在主观思想上，而对于他们所作所为对国家、对历史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却无法有一丝一毫的恭维：中法战争之张之洞；马江海战之张佩纶；甲午战争之翁同翮；庚子国变之李秉衡！这些人或因为他们的无能而栽了大跟头、或受到了严惩、（对张之洞来说，被外放反而因祸得福，最终成了封疆大吏——当然，他也学乖了，开始向洋务靠拢了！至于张佩纶，成了李鸿章的女婿也不算委屈他——李菊藕小姐的那张小脸以当时的审美标准绝对够一个‘美女’称号！）或因为热衷党争最终被撤职罢官、（如果认为翁同翮被罢官是因为支持戊戌变法的话那就可笑至极了！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翁同翮支持的仅仅是光绪皇帝一人而已！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杨深秀、谭嗣同等搞的维新并不能接受！在这里说开一下：翁同翮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者形象，其日记原版中有大量的对政敌李鸿章的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为了避免翁、李两家后人的矛盾，翁同翮的日记中大量的恶毒攻击李鸿章的语言在日记出版前被删除了！）或因为无能而横尸疆场！（最可恶的就要数李秉衡了：自己无能丧命倒也算了！还让那么多兵将作为统帅无能的陪葬！犯罪啊——）下场是有好有悲——这很正常！但是其作为晚清的一个政治团体最终走向灭亡却十分清楚地告诉诸位一点：如果国家的权力被一群说得比做的好听，纸上谈兵之人掌握着的话——后果将是十分悲惨的！这点，正在被马江、甲午、庚子的无数中国军人亡魂无声地对各位看官诉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