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后驾机叛逃事件

1990年8月25日下午，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当时，值班员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

当值班员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首长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他让值班员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这时，中方才确认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影响。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为此，苏联当局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很多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笑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起初，团里对于王宝玉的思想变化还是重视和掌握的。1989年2月，团政治处因王宝玉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原因，将其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不再把他作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4774295-1-1.html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新中国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

1990年8月25日下午，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当时，值班员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

当值班员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首长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他让值班员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这时，中方才确认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影响。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为此，苏联当局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很多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并且心理日渐失衡。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笑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起初，团里对于王宝玉的思想变化还是重视和掌握的。1989年2月，团政治处因王宝玉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原因，将其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不再把他作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4774295-1-1.html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新中国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