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校车安全问题被指为农村中小学撤并系列后遗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0:55:55
无
山东省旅游信息中心听众：731129人
+收听已收听最新消息 2011年11月22日 22:16【分享图片】游戏告诉我们的真理~~朋友们，晚安。更多奈的校车
农村中小学撤并系列后遗症待解
马纪朝
清晨6点20分，刺骨寒风呼啸，马小福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一番哭闹之后，便被妈妈拖拽着来到村口的马路，等待那辆用面包车改装的校车出现。
今年不到5岁的马小福来自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冯岗村。
7时15分，一辆播放着儿童音乐的面包车，缓缓停靠在马小福的面前，空间不到7平方米的车内，已经塞满了10多个孩子，甚至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
7时40分，这辆以运货为主业的面包车塞着近30个孩子最终停靠在距离冯岗村八里之遥的另一个村庄，来自周边六七个村庄的50多名孩子，都在这里的一家幼儿园就读。
每天清晨，他们被塞入拥挤的车内迎着蒙蒙的雾霭，颠簸七八里路去上学；傍晚，他们再一路摇摇摆摆着被送到自己的家。
由于一些农村中学龄儿童的数量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中小学面临被裁减的命运，更多与马小福年龄相仿的儿童，不得不四处奔波求学，超载成为无奈的常态。
他们“命系”这些颤颤悠悠的校车。
QQ校车
“每天孩子去上学，心里都很紧张，可家里开个饭店，整天忙，孩子没人看，又只能送到幼儿园。”马小福的母亲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现在村里有3000多人，很多孩子都跟着父母出去打工了，真正待在村里的孩子很少，附近没有幼儿园，只好每天提心吊胆着，把孩子送到外村的幼儿园去。
此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鄢陵县冯岗村相隔数百公里之遥的焦作市博爱县柏山村。
来自该村的刘玲玲比马小福大两岁，她同样需要在每天清晨6点半起床，然后乘坐同村的校车，前往近20里外的县城小学就读一年级。
在刘玲玲的父亲刘大明的眼中，这甚至不能算是校车。
“其实就是辆奇瑞QQ，还不是学校的，而是同村一个村民的，空间比普通的面包车小很多，但也被改装成两排座位。”他说，包括这名车主的孩子在内，村里的10多名孩子，每天都靠这辆奇瑞QQ去上学。
提起刚刚发生不久的甘肃校车车祸，刘大明难掩痛苦与纠结。
“说实话，我现在真是非常非常担心。”刘大明说，像他们这种情况，要是不出事还好，可要是万一出事，甚至连找人家打官司都不太可能，“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朋友，真出事儿了，我又能怎么办？”
但刘大明别无选择：孩子，总得上学啊。
由于一些农村中小学被裁减或撤并，孩子们的求学选择变得越来越少，上学路则变得更加漫长和颠簸。
一名来自河南教育系统的知情人士说，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都是“划片招生、就近入学”。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公布的对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进行调整的意见，农村小学布局调整要在坚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按照相对集中、规模适度的原则，进一步调整撤并一些村小和教学点。
“小学一年级适龄儿童数不足30人的一般不再设成建制小学。”河南省教育厅在出台于去年底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意见的通知》中如此部署，但同时强调，在交通不便或距离较远的村要保留必要的教学点,方便低年级学生就学。
与柏山村类似，包括该市司窑村、李洼村、水运村以及阎庄等多个规模较小的村庄在内，其所在村庄的中小学均被裁撤。
按照官方的解释，这些中小学的被裁并，将重点解决学校数量不足、容量不够、规模较小、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均衡、建设不配套等问题。
一份由周口市教育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周口市将在2015年实现全市小学数量由3789所减少为1582所的目标，而遍布周口乡村的广大农村内外的中小学，更是此次被裁减的重点对象。
该资料显示，到2015年，周口农村的中小学，将在5年内减少2313所，这意味着有着近4000个村庄的周口市，最终将仅剩下1357所小学，平均3个村庄才有1所小学，这也同时意味着，更多村庄的孩子，将不得不到数公里外的学校就读。
事实上，教育部早已在去年发文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调整中小学布局时，要统筹考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未来人口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要暂缓实施布局调整。
兼职运货车
对这些不过六七岁的孩子而言，校车将成为他们上学的唯一的交通工具。
但很多学校没有自己的校车。
7岁的刘玲玲乘坐的校车，实际上是同村一个村民的奇瑞QQ改装的，该村民的孩子是刘玲玲的校友，为了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专门借钱买了辆奇瑞QQ。
刘大明得知此事后，便与他商量，每月给他送点油钱，让他在送自己孩子上学的同时，也捎带上刘玲玲。
此后，更多孩子的父母知道了这名奇瑞车主，均采用与刘大明类似的方法，或者每个月送点油钱，或者每个月包个红包，让这名奇瑞车主捎带上自己的孩子。
眼看着搭车孩子越来越多，这名车主最终把后面的座位拆掉，重新进行了改装。
如今，这辆校车已经可以塞下10多名与刘玲玲年龄相仿的孩子。
更多原本经营客运、货运的车主则逐渐将这些孩子作为挣钱的对象。
马小福的母亲告诉本报记者，马小福所乘坐的面包车就是当地一个物流公司兼职搞的。
“我看这辆车的后面，还打着这家物流公司的名字。”她说，每天这辆面包车先是在早晨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然后撤下座位，拉上各种货物，运送到不同的地点，之后，又在下午4点多时返回幼儿园，将包括马小福在内的50多名孩子分两趟送回各自家中，幼儿园按月与该物流公司结算费用。
“超员超载、薄利多销，是这些黑校车盈利的主要途径。”河南大学一名研究校车安全的教授指出，由于这些车辆大多在乡镇内的村级公路上行驶，而交警、路政稽查人员较少到此巡查，加上驾驶员们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即使被抓住稍微掏点钱也能“摆平”，致使这些黑校车在河南乡村愈演愈烈。
一名来自焦作市教育系统的教师向本报记者透露，在当地，很多学校怕出事担责任，都是以租赁车辆的形式运营校车，而对于所租赁车辆的安全，这些学校则很少关心。
这名教师表示，有的学校甚至还与这些车辆所有人签订“如果这些校车发生事故，赔偿责任人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学校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合同。
目前，上周发生的甘肃省正宁县校车事故已经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马小福们上学路上的“定时炸弹”仍待一一排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news. qq.com/a/20111122/000082.htm
无
山东省旅游信息中心听众：731129人
+收听已收听最新消息 2011年11月22日 22:16【分享图片】游戏告诉我们的真理~~朋友们，晚安。更多奈的校车
农村中小学撤并系列后遗症待解
马纪朝
清晨6点20分，刺骨寒风呼啸，马小福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一番哭闹之后，便被妈妈拖拽着来到村口的马路，等待那辆用面包车改装的校车出现。
今年不到5岁的马小福来自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冯岗村。
7时15分，一辆播放着儿童音乐的面包车，缓缓停靠在马小福的面前，空间不到7平方米的车内，已经塞满了10多个孩子，甚至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
7时40分，这辆以运货为主业的面包车塞着近30个孩子最终停靠在距离冯岗村八里之遥的另一个村庄，来自周边六七个村庄的50多名孩子，都在这里的一家幼儿园就读。
每天清晨，他们被塞入拥挤的车内迎着蒙蒙的雾霭，颠簸七八里路去上学；傍晚，他们再一路摇摇摆摆着被送到自己的家。
由于一些农村中学龄儿童的数量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中小学面临被裁减的命运，更多与马小福年龄相仿的儿童，不得不四处奔波求学，超载成为无奈的常态。
他们“命系”这些颤颤悠悠的校车。
QQ校车
“每天孩子去上学，心里都很紧张，可家里开个饭店，整天忙，孩子没人看，又只能送到幼儿园。”马小福的母亲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现在村里有3000多人，很多孩子都跟着父母出去打工了，真正待在村里的孩子很少，附近没有幼儿园，只好每天提心吊胆着，把孩子送到外村的幼儿园去。
此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鄢陵县冯岗村相隔数百公里之遥的焦作市博爱县柏山村。
来自该村的刘玲玲比马小福大两岁，她同样需要在每天清晨6点半起床，然后乘坐同村的校车，前往近20里外的县城小学就读一年级。
在刘玲玲的父亲刘大明的眼中，这甚至不能算是校车。
“其实就是辆奇瑞QQ，还不是学校的，而是同村一个村民的，空间比普通的面包车小很多，但也被改装成两排座位。”他说，包括这名车主的孩子在内，村里的10多名孩子，每天都靠这辆奇瑞QQ去上学。
提起刚刚发生不久的甘肃校车车祸，刘大明难掩痛苦与纠结。
“说实话，我现在真是非常非常担心。”刘大明说，像他们这种情况，要是不出事还好，可要是万一出事，甚至连找人家打官司都不太可能，“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朋友，真出事儿了，我又能怎么办？”
但刘大明别无选择：孩子，总得上学啊。
由于一些农村中小学被裁减或撤并，孩子们的求学选择变得越来越少，上学路则变得更加漫长和颠簸。
一名来自河南教育系统的知情人士说，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都是“划片招生、就近入学”。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公布的对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进行调整的意见，农村小学布局调整要在坚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按照相对集中、规模适度的原则，进一步调整撤并一些村小和教学点。
“小学一年级适龄儿童数不足30人的一般不再设成建制小学。”河南省教育厅在出台于去年底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意见的通知》中如此部署，但同时强调，在交通不便或距离较远的村要保留必要的教学点,方便低年级学生就学。
与柏山村类似，包括该市司窑村、李洼村、水运村以及阎庄等多个规模较小的村庄在内，其所在村庄的中小学均被裁撤。
按照官方的解释，这些中小学的被裁并，将重点解决学校数量不足、容量不够、规模较小、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均衡、建设不配套等问题。
一份由周口市教育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周口市将在2015年实现全市小学数量由3789所减少为1582所的目标，而遍布周口乡村的广大农村内外的中小学，更是此次被裁减的重点对象。
该资料显示，到2015年，周口农村的中小学，将在5年内减少2313所，这意味着有着近4000个村庄的周口市，最终将仅剩下1357所小学，平均3个村庄才有1所小学，这也同时意味着，更多村庄的孩子，将不得不到数公里外的学校就读。
事实上，教育部早已在去年发文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调整中小学布局时，要统筹考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未来人口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要暂缓实施布局调整。
兼职运货车
对这些不过六七岁的孩子而言，校车将成为他们上学的唯一的交通工具。
但很多学校没有自己的校车。
7岁的刘玲玲乘坐的校车，实际上是同村一个村民的奇瑞QQ改装的，该村民的孩子是刘玲玲的校友，为了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专门借钱买了辆奇瑞QQ。
刘大明得知此事后，便与他商量，每月给他送点油钱，让他在送自己孩子上学的同时，也捎带上刘玲玲。
此后，更多孩子的父母知道了这名奇瑞车主，均采用与刘大明类似的方法，或者每个月送点油钱，或者每个月包个红包，让这名奇瑞车主捎带上自己的孩子。
眼看着搭车孩子越来越多，这名车主最终把后面的座位拆掉，重新进行了改装。
如今，这辆校车已经可以塞下10多名与刘玲玲年龄相仿的孩子。
更多原本经营客运、货运的车主则逐渐将这些孩子作为挣钱的对象。
马小福的母亲告诉本报记者，马小福所乘坐的面包车就是当地一个物流公司兼职搞的。
“我看这辆车的后面，还打着这家物流公司的名字。”她说，每天这辆面包车先是在早晨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然后撤下座位，拉上各种货物，运送到不同的地点，之后，又在下午4点多时返回幼儿园，将包括马小福在内的50多名孩子分两趟送回各自家中，幼儿园按月与该物流公司结算费用。
“超员超载、薄利多销，是这些黑校车盈利的主要途径。”河南大学一名研究校车安全的教授指出，由于这些车辆大多在乡镇内的村级公路上行驶，而交警、路政稽查人员较少到此巡查，加上驾驶员们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即使被抓住稍微掏点钱也能“摆平”，致使这些黑校车在河南乡村愈演愈烈。
一名来自焦作市教育系统的教师向本报记者透露，在当地，很多学校怕出事担责任，都是以租赁车辆的形式运营校车，而对于所租赁车辆的安全，这些学校则很少关心。
这名教师表示，有的学校甚至还与这些车辆所有人签订“如果这些校车发生事故，赔偿责任人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学校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合同。
目前，上周发生的甘肃省正宁县校车事故已经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马小福们上学路上的“定时炸弹”仍待一一排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news. qq.com/a/20111122/000082.htm
专家：政府须正视校车需求 出事停办是惰政思维
当前，校车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如何避免校车事故频频发生？发展校车有哪些模式？政府责任如何跟上？本报记者专访相关专家，详细解析我国校车安全发展问题。
只有发展规范校车，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发生的校车事故令每个父母揪心，如何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李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只有一条路——发展规范的校车。社会对校车的需求很大，很多孩子上学远，家长没空接送，但校车的供给没有及时跟上。
我自己的小孩在上小学，坐的校车就是私人运营的，没有资质。但是孩子上学远，又没有时间接送，明知道这个车没有资质，也只能让她坐。
我在江西、湖南、四川的一些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些农用三轮车、摩托车在接送孩子，孩子们把车挤得满满的，那些家长也很无奈，明知这样的车不安全，但是没有正规的校车，只能让孩子坐那种车。
正规校车缺乏，才造成“黑校车”泛滥，超载等违规现象严重，给孩子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在农村，由于前几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大量撤并校，很多孩子上学变远了。一些地方通过建寄宿制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孩子不适宜住校，而且住校的学生放假回家也需要校车。
因此，校车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认识不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类似湖南衡阳、甘肃庆阳的事故一定还会发生。
出了事故就停办校车，是惰政思维
记者：校车事故给政府和社会敲响了警钟，建设“中国的校车工程”，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李蓝：对于发展校车，政府责任不可缺位。有的地方出了事故就一味限制校车，甚至把校车停办，这也是不行的，是一种惰政思维。政府必须正视和满足社会对校车的需求。
校车的运营需要多方面的资源，比如通过立法保证校车的路权，还需要制定一系列国家标准等，这些资源只有政府能够提供。而且，校车运营的利润较低，责任重大，更多的是公益服务性质，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吸引力不大。
所以，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负责制定相关法规，监管日常运营，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袁桂林：对于校车的发展，政府应该承担主导责任，积极推动校车工程的实施，为普及校车提供资源，并对日常运营实施严格监管。政府还应推动相关立法，一方面让校车在行驶中享有一定“特权”，尽可能保证学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为监管校车运营提供依据。
我国没有专门的校车法，在义务教育法中也没有关于校车的规定，造成监管中无法可依。另外，一些统筹的工作也需要政府各部门互相协调来做，比如设计校车的行驶路线等。
记者：关于校车的运营，目前有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政企合作等多种模式，对于具体的运营，请问有哪些政策建议？
李蓝：在试点推广阶段，可以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把校车运营委托给客运公司；办校车不可能是“慈善工程”，在校车的运营中，政府应该以适当补贴弥补其利润的不足。以美国为例，政府一般通过招投标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给予适当补贴；校车公司负责校车日常运营，政府负责监管。
袁桂林：政府不一定要把购买、运营等具体事务一揽子包办，可以鼓励企业、学校来办校车。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不管，要切实做好立法、监管、统筹等工作。
既要财政投入，也要各项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记者：要说校车安全该由哪个部门管，教育、公安、交通等各部门都沾边，可是责任没有明确界定，“都能管”可能就变成“都不管”。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厘清？
李蓝：很多学校不愿意办校车，主要是怕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有的地方出了校车事故，就仅仅处分校长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去年在两会上提出的校车提案，最后就是由教育部做出了反馈，我觉得很无奈，因为这说明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校车不是教育部门一个部门可以管的事情。
校车是政府应该配套的义务教育基础资源，教育部门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牵头，由发改委、交通、教育等部门互相配合，共同解决。
袁桂林：去年我在四川调研的时候，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在一所学校的门口，我看到十几个学生围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准备乘车回家。我问校长，为什么不阻止孩子们坐那辆超载的吉普车？校长告诉我，如果他去管，吉普车司机肯定会来跟他打架，他只能劝说学生不要坐，并没有监督学生不要私雇校车的权力。超载的问题需要交通部门来查处，法律没有赋予学校这个权力。
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把相关立法提上日程，通过立法来明确各方面权责。有了法律依据，校车的安全监管才能在实践中有法可依，公安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才能明晰，这样监管才能落到实处。
比如说，公安部门要负起车辆和司机资质认证的责任，交通部门要负起交通运行监督的责任，教育部门要配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对校车安全进行监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发展。
记者：甘肃庆阳发生校车事故之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不惜投入，积极采取措施，您觉得应该注意什么？
李蓝：事故发生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认为，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
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
记者：在校车标准的制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袁桂林：这个事情要综合考虑，外国在校车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既要借鉴好的经验，也要适合中国国情。
比如有人提出，每辆校车应有两个老师护送学生。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教师的编制远远不足，连上课都保证不了，护送的这两个老师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制定标准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
news .qq.com/a/20111122/000072.htm
当前，校车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如何避免校车事故频频发生？发展校车有哪些模式？政府责任如何跟上？本报记者专访相关专家，详细解析我国校车安全发展问题。
只有发展规范校车，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发生的校车事故令每个父母揪心，如何才能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李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只有一条路——发展规范的校车。社会对校车的需求很大，很多孩子上学远，家长没空接送，但校车的供给没有及时跟上。
我自己的小孩在上小学，坐的校车就是私人运营的，没有资质。但是孩子上学远，又没有时间接送，明知道这个车没有资质，也只能让她坐。
我在江西、湖南、四川的一些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些农用三轮车、摩托车在接送孩子，孩子们把车挤得满满的，那些家长也很无奈，明知这样的车不安全，但是没有正规的校车，只能让孩子坐那种车。
正规校车缺乏，才造成“黑校车”泛滥，超载等违规现象严重，给孩子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在农村，由于前几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大量撤并校，很多孩子上学变远了。一些地方通过建寄宿制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孩子不适宜住校，而且住校的学生放假回家也需要校车。
因此，校车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认识不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类似湖南衡阳、甘肃庆阳的事故一定还会发生。
出了事故就停办校车，是惰政思维
记者：校车事故给政府和社会敲响了警钟，建设“中国的校车工程”，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李蓝：对于发展校车，政府责任不可缺位。有的地方出了事故就一味限制校车，甚至把校车停办，这也是不行的，是一种惰政思维。政府必须正视和满足社会对校车的需求。
校车的运营需要多方面的资源，比如通过立法保证校车的路权，还需要制定一系列国家标准等，这些资源只有政府能够提供。而且，校车运营的利润较低，责任重大，更多的是公益服务性质，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吸引力不大。
所以，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负责制定相关法规，监管日常运营，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袁桂林：对于校车的发展，政府应该承担主导责任，积极推动校车工程的实施，为普及校车提供资源，并对日常运营实施严格监管。政府还应推动相关立法，一方面让校车在行驶中享有一定“特权”，尽可能保证学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为监管校车运营提供依据。
我国没有专门的校车法，在义务教育法中也没有关于校车的规定，造成监管中无法可依。另外，一些统筹的工作也需要政府各部门互相协调来做，比如设计校车的行驶路线等。
记者：关于校车的运营，目前有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政企合作等多种模式，对于具体的运营，请问有哪些政策建议？
李蓝：在试点推广阶段，可以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把校车运营委托给客运公司；办校车不可能是“慈善工程”，在校车的运营中，政府应该以适当补贴弥补其利润的不足。以美国为例，政府一般通过招投标成立专门的校车公司，给予适当补贴；校车公司负责校车日常运营，政府负责监管。
袁桂林：政府不一定要把购买、运营等具体事务一揽子包办，可以鼓励企业、学校来办校车。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不管，要切实做好立法、监管、统筹等工作。
既要财政投入，也要各项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记者：要说校车安全该由哪个部门管，教育、公安、交通等各部门都沾边，可是责任没有明确界定，“都能管”可能就变成“都不管”。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厘清？
李蓝：很多学校不愿意办校车，主要是怕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有的地方出了校车事故，就仅仅处分校长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去年在两会上提出的校车提案，最后就是由教育部做出了反馈，我觉得很无奈，因为这说明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校车不是教育部门一个部门可以管的事情。
校车是政府应该配套的义务教育基础资源，教育部门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牵头，由发改委、交通、教育等部门互相配合，共同解决。
袁桂林：去年我在四川调研的时候，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在一所学校的门口，我看到十几个学生围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准备乘车回家。我问校长，为什么不阻止孩子们坐那辆超载的吉普车？校长告诉我，如果他去管，吉普车司机肯定会来跟他打架，他只能劝说学生不要坐，并没有监督学生不要私雇校车的权力。超载的问题需要交通部门来查处，法律没有赋予学校这个权力。
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把相关立法提上日程，通过立法来明确各方面权责。有了法律依据，校车的安全监管才能在实践中有法可依，公安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才能明晰，这样监管才能落到实处。
比如说，公安部门要负起车辆和司机资质认证的责任，交通部门要负起交通运行监督的责任，教育部门要配合，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对校车安全进行监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发展。
记者：甘肃庆阳发生校车事故之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不惜投入，积极采取措施，您觉得应该注意什么？
李蓝：事故发生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校车问题的紧迫性，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认为，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
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
记者：在校车标准的制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袁桂林：这个事情要综合考虑，外国在校车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既要借鉴好的经验，也要适合中国国情。
比如有人提出，每辆校车应有两个老师护送学生。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教师的编制远远不足，连上课都保证不了，护送的这两个老师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制定标准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
news .qq.com/a/20111122/000072.htm
农村中小学撤并 还要进一步撤并
？？？
？？？我自夸一下，我上周提出撤并（民办）的副产品。
农村中小学撤并后还有一个后遗症，即一方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比如一个老师带几个班，每个班平均八九十个学生，因为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另一方面是教育资源严重浪费，比如十几个老师教几十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