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曾健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評龍應台的 ...

60年來，台灣社會的快速變化，不管是經濟生活或是政治轉型，從未脫離內戰冷戰的大框架。在思想領域，不管是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也都是在這個大脈絡下的嬗遞；這些思想，由於從未有過對台灣內戰冷戰結構的徹底反省和批判，都很難超越反共的自由主義和反中國意識的基調。它特別具體表現在如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所指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包括黨派、媒體、文化、校園等。

現代話語的「反共劇」
台灣內戰冷戰體制的歷史起源，在1949年。對1949年歷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從知識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認同上超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起點。然而，至今連一本最起碼的有關1949的基本歷史知識性著作都未出現，可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仍然在台灣的精神思想領域佔有統治性地位。

果然，在這1949歷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長出了以「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為基本價值觀點，對1949年進行敘事的異化之果──龍應台的《1949大江大海》。

此書一出大為熱銷，連中國大陸也出現一些粉絲。

這種現象印證了，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不但是台灣現實生活的結構，普遍地無所不在；而且在政治經濟的再生產結構中，作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思想不斷地再生產。雖然它是脫離真實社會歷史的虛假意識，顛倒意識，但作為維持現實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龍書表現出來的，虛假的1949，正是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証。

在中國時報專訪中，記者問及如何克服口述歷史常有的「選擇性記憶」問題時，龍低調回答稱：這本書「是非常個人的寫作」、「不是學術著作」、「並非全貌呈現當時情況」。這回答與她大部分時間的高調口氣大為不同。然而，這本書真的只是「非常個人的寫作」嗎？恐怕也並非如此。

龍書以高度企劃後選擇的許多個人內戰經驗為素材，再以意識流時空倒錯穿插的印象式寫作方式，帶著濃厚價值判斷的敘事，加上把事物簡單化漫畫化的煽情話語，併貼出蔣軍潰敗、軍民逃難流離的悲情場面。雖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後卻貫穿著一句簡單又強烈的潛台詞──中共解放戰爭的殘暴。

它把國府軍民個人在內戰中遭逢的悲劇性命運，用相當任意性的文藝創作筆法，選擇性敘事，拼湊成一幅戰場受難圖。這裡面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歷史反省，還抽離了中國現代史的脈絡，除了戰場看不見一點當時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社會矛盾。看不見內戰爆發的原因，也看不到：到底是什麼政權是那些人，使這些軍民在大江大海中流離受難？完全沒有交代。戰場上除了這些受難的國府軍民和殘暴的解放軍之外，沒有1949的歷史；1949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同胞的命運好像從來就不存在。其實，這些同胞從來就不是她關心的對象，在她的意識形態世界裡從來就不存在，若有，也是異類的「匪」的存在。

就像她自己承認的，這本書不是歷史著作，也不算是「報導文學」。全書再現的1949形象，充其量只是一部為了控訴中共解放戰爭殘暴的「反共文學」現代版。它不禁使人想起1950年代流行的，在夜間的大操場上舞台燈照耀下上演的「反共劇」，令人不寒而慄；也像極了眷村叔伯向圍攏的孩子講的萬惡共匪的故事。只不過它使用了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話語，再加上誇張的文藝筆調，符合了今日台灣主流意識的胃口；符合今日去歷史化的歷史論述潮流，更符合藍綠的政治正確；更諷刺的，還投合了中國大陸「唯美」自由派對中國現代史的翻案風。

沒歷史沒社會的「文明價值」
在同專訪中，龍高調地說：以身為失敗者第二代為榮。

如果，失敗者徹底反省了內戰失敗的歷史，超越國共恩怨，結束內戰的分裂，追求民族的和平團結，那麼，這樣的失敗者是民族的榮耀，第二代人當然引以為榮。

然而，這個失敗者，不但沒有反省歷史，還依賴美軍、美援，充當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衛兵，在台灣搞人類有史以來最長的反共軍事戒嚴，對島內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網，在海峽築造民族分裂對峙的堡壘。一個有良識良知的人會對這樣的「失敗者」引以為「榮」嗎？其實，龍的價值思維根本不是在這個層次，因此她引以為榮的「說詞」也並不在這個層次。

她的「說詞」是：「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60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他們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

在這個說詞背後的思維，我們看不到60年來台灣在反共高壓、資本宰制、失去民族主體的黯淡歷史。

這60年來，台灣不是依賴著第七艦隊、美援、美國市場、商品和意識型態的發展嗎？難道黃春明筆下陽明山上和中山北路的高級美軍是假的嗎？〈莎喲娜拉‧再見〉中的日本人是假的嗎？80年代以前的「美華協防條約」，還有，直到今天還自願受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保護的現實，都不存在嗎？在校園、媒體和文化界，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基本教義舖天蓋地，再加上民粹「台灣意識」，這就是龍的「溫柔人文價值」嗎？

沒有白色恐怖，沒有農村破產，沒有加工出口的勞工血汗，沒有染黑的二仁溪淡水河，沒有股市房市的掠奪；沒有城鄉差距，沒有高達60倍的貧富差距，沒有這些那些台灣人民的血汗；還有，沒有今日辛苦的台商和將近半數的台灣產品向大陸的輸出，沒有這樣那樣的大陸人民的血汗，會有龍今天「個人幸福的文明價值」嗎？

這種價值，充其量只是失去歷史脫離社會的少數菁英的價值。

明明有半甲子以上的反共軍事戒嚴體制，卻說沒有國家主義、軍事主義。還有，作為反共戒嚴體制重要一環的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今天，還以現代化和普世價值文明為話語，依舊維持著反共反中國意識的霸權支配；它以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區分善惡，以統獨藍綠分裂社會，藉此築高兩岸壁壘，掩蔽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對於台灣這樣的意識價值現狀，恐怕只有不知歷史為何物，脫離社會現實的少數菁英，才會認為「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

至於，「失敗者」（逃台軍民）是不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這種說法穿鑿附會，根本不值得理會。

龍應台的文明價值，沒有歷史也沒有社會，雖然無臭也無味，但潛藏著一股濃厚的意識形態。

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
龍的潛台詞就是說：幸好徹底軍事失敗，使得台灣發展出一套文明價值，而這套文明價值遠比大陸的更高度。換句說法是：幸好兩岸徹底分裂，台灣才得以發展出一套比大陸更文明的價值。這是她的中心思考。在民族國家認同光譜上接近「獨台」。

這一套文明價值，說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價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其背後的信條是反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在亞、非、拉的快速擴張，向第三世界發動了美式「現代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戰線。這種冷戰意識形態，是直線式的社會發展觀，宣稱「落後」國家只有通過加速傳統社會向進步的現代化轉變這一條路，才是文明的發展；而美國高居於普通的歷史進程的最頂端，是最高度的現代性國家。

龍的文明價值就是這套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亞流。2006年紅衫軍起來的時候，她害怕紅衫軍的變革行動會偏離「文明價值」，膽怯地說：「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會是民主』。」

5年前，趙剛在〈和解的壁壘〉中批評「龍女士」說：

「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宜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因而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

過去，國民黨曾以「自由中國」自居，污名化中國大陸名為「極權中國」；以「自由地區」自稱，污衊中國大陸是「匪區」；自稱為「漢」，而大陸是「賊」，「漢賊不兩立」。後來，國民黨政權轉型後，宣稱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近，變成了「民主人權統一中國」。那麼，今天龍是站在這個延長線上，以西化高等華人的姿態，用「現代文明價值」去鄙視中國大陸「反現代文明」。

對於東北長春圍城的敘事，就是龍書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首先，它突兀地把二戰希特勒德軍對蘇聯列寧格勒3年圍城的血腥場面擺在前面，娓娓訴說圍城的「慘絕人倫」。這是精心安排的寫作策略，並不是真要譴責德軍圍城的「反人類罪行」，而是要以此先給讀者一個閱讀的聯想、暗示，造成解放軍對長春圍城和德軍圍城一樣殘暴的印象。

讓日本右翼竊喜萬分
東北過去曾是日俄帝國為爭奪利權互相征戰之地，但主要是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之下。在龍的筆下，日本對「滿滿」掠奪式的殖民統治消失了，只見到「新京」（長春）「成為日本精心經營的花園城市」，它歌頌道：

「都市規劃以歐洲大都市為範本……公園處處蔥綠……百貨公司……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躂躂的聲音……很早就有抽水馬桶……。」

另一方面，1945年8月9日大舉向滿州日本關東軍進攻、擊潰日本殖民者的蘇聯紅軍，卻被龍書印象敘事成「燒殺擄掠」的野獸。文中刻意只引用親獨學者許雪姬採訪的一個日據期曾在偽滿工作的台灣人，許長卿的口述歷史片段──一幅蘇聯紅軍在瀋陽車站公然姦殺母女的場面，這就成了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全部歷史形象。接著，她又不忘加一筆，突兀地加入前蘇聯反共投美作家索忍尼辛的一段詩句，突出蘇聯紅軍對德國平民的強姦暴行，再度強化紅軍獸行的印象。

在這幾頁中，其歌頌日本殖民的現代化，以及仇視蘇聯紅軍的兩極態度躍然紙上。

為了渲染解放戰爭的殘暴，她大大利用了長春圍城戰中餓死人的問題，把一、兩位老人的回憶以文藝加工，大肆誇大餓殍的人數和悽慘畫面，以顯示解放軍的慘酷無人性。

不知從哪裡來的數字，它竟然說圍城前長春有80萬到120萬人，圍城後只剩17萬人。然後推論說：「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後來，文中又任意誇大到60萬。

她的企圖，就是取30萬之數把長春圍城等同於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

她還憤憤不平地說，長春圍城「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竟然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的學術報告，有紀念館、獻花致敬紀念鐘聲。也不像列寧格勒被寫成小說被拍成電影。

換句話說：希望把長春圍城炒作成國際規格的解放軍暴行博物館。

這就是為什麼它一開題就要先描寫列寧格勒圍城慘狀的原因。

她把這3場戰爭扯在一起，就是想利用今日讀者對戰爭歷史的無知，造成讀者對解放戰爭的痛恨心。其實，每一場戰爭都有它不同的性質，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最終也都有正義和不正義的歷史定評。列寧格勒圍城是法西斯戰爭對反法西斯戰爭，其是非善惡至今沒有人敢推翻；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戰爭，本來歷史是非對錯十分清楚，但是由於戰後的冷戰內戰體制使日本開始翻案。像龍就是把南京大屠殺輕輕放下，說南京大屠殺30萬人是「被引用的數字」，意思就是說30萬人還未定論，這種話讓日本右翼石原等聽到，必定竊喜萬分。

長春圍城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內戰，是革命戰爭是內戰就沒有不流血的，沒有不死人的。就像林肯發動的南北戰爭，就是為了社會解放的超大型內戰，戰死者60萬人以上，不是流血成河嗎？有「失敗者」的南軍向這歷史翻案嗎？

其實，龍在這裡想強調的就是：你看！解放軍就和希特勒德軍、日本侵略軍、蘇聯紅軍一樣，殘暴而無人性。這就是龍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

長春圍城歷史解謎
當時的長春國府守軍，長春最高司令官鄭洞國（東北剿匪總部中將副司令，兼第一兵團的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及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等都留下了親歷記。從這些長春守城最高指揮官的回憶錄來看，我們可以瞭解到下面的事實。

真正遭解放軍圍困糧食無法進城的期間，大約是從1948年5月機場被解放軍佔領後，一直到10月放下武器的5個月。當時蔣介石給鄭洞國的命令是「固守待援，相機出擊」，鄭則計畫憑藉長春堅固的地下堡壘工事進行頑抗。但是能不能守、能守多久，關鍵在糧食。因此守軍早已先搶購了糧食，並進行了市民戶口清查餘糧登記。按當時統計，依市內人口和存糧數最多只能吃到7月底。後來守軍又動用戰時糧管法，強制市民把糧食賣給政府做軍糧，最後只有發行大額鈔票（面額最高達1億5千萬）向民間搜刮糧食。當時的長春市長回憶道：




「國民黨在長春的軍政人員、特務、警察近10萬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外，就是這樣用一堆廢紙搜掠了卡哨內外約60萬人民的糧食和財物。」

「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12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具。」

「從4月到10月半年間，長春特務就通過『特密處』這個機構，逮捕屠殺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青年學生、無辜人民共約2百餘人。處死的手段，有一小部分是用日本刀砍死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




最高司令官鄭洞國也坦承：缺糧餓死民眾的原因，還有守軍參與糧食投機倒把、民眾屯積居奇、國民黨空軍胡亂空投食物，許多落到解放軍陣地。

況且，長春圍城餓死的，全都是長春居民，而10萬的守城軍政人員並未到餓死的狀態。一位守軍在6月發出的家書，信中還嫌部隊伙食豬肉「只是皮和骨頭」「難以下嚥」，還說，米1斤7萬元、豬肉9萬元、金子一錢330萬元。可見得，守軍搜刮民間糧食，囤積以自保，是圍城會餓死人重要的原因。

另外，3月間，國民黨軍在東北只剩下3個孤立的大據點──長春、瀋陽和錦州；而「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和蔣介石又都力主堅守這三大據點頑抗到底。這錯誤的固守戰略導致了長春圍城餓死人的悲劇。守軍司令鄭洞國在其回憶文中曾說：




「我曾主張放棄長春，我認為長春距離主力太遠，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與其將來被殲滅，不如主動提早放棄。將國民黨軍主力集中於瀋陽錦州之間……而蔣介石卻認為放棄長春對國際影響太大，固守長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敵人兵力，減輕敵人對瀋陽、錦州的壓力。」




長春守軍有第60軍和新編第7軍兩軍。第60軍於10月17日宣佈「起義」，10月19日第7軍也選擇了「放下武器」的道路。原來堅持「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司令官鄭洞國，也於翌日投降，結束了圍城悲劇。

對於長春守軍最後選擇了「反蔣起義」和「放下武器」這兩種方式，結束長春圍城悲劇的史實，龍書又發揮了高明的文學修辭矇蔽史實。

龍書說第60軍是「繳械」，第7軍成為「俘虜」。

但是，國民黨守軍明明是「反蔣起義」，它卻說是「繳械」；明明是「放下武器」，它卻以「成為俘虜」稱之。該書欲以文字矇蔽解放軍圍城戰略的正當性，也欲藉以淡化國軍投共的事實。

其實，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9月間就與其屬下的兩個師長密談「反蔣起義」；因為「9月，長春城內一片混亂，軍隊賴著微少的空降糧食活命，士兵面黃肌瘦，士氣低落，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吃完了」。曾澤生在17日「起義」的前一晚，還寫了一封勸鄭洞國一起「起義」的信，信大意是：  

「長春被圍……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史無前例……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的罪惡……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沼……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

第7軍是選擇了「放下武器」，並不是「成為俘虜」，是國共雙方談好了條件後才「放下武器」的。條件是：放下武器後，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對志願參加解放軍的人按原級錄用、不願參加者遣送返鄉、不加侮辱。

長春圍城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不圍而戰，那麼國共雙方的死傷人數絕不少於10萬人，長春居民在戰火中的死傷更是難以計數。圍城造成人民餓殍載道，固然是悲劇；若不圍而戰，那才是更大的悲劇。

龍應台字典中的「戰爭」是永遠與「和平」對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戰與和的辨證關係，不知道「和」「戰」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蔣氏反共愛國教育也永遠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謀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戰爭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爭取「和平解放」，永遠把政治解決放在第一位，避免戰爭的流血。長春圍城就是一例。

合理化蔣介石的罪責
再如，在華中的戰事中，長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1949年8月4日，在解放軍對長沙的錐形攻勢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就率部易幟，使湖南省會長沙「和平解放」。陳、程兩人發布「告湖南民眾書」，宣佈：「根據中共提示的國內和平條款，在長沙成立和平協議……使湖南獲得和平的解放，藉以減輕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爛。」

對於長沙的「和平解放」，龍書又發揮了文學語言的曖昧，避重就輕地寫道：「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

1949年的國共內戰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和平解放」事例；國共雙方盡全力用政治解決避免戰爭，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戰爭流血的悲劇。平津戰役，最後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當時解放軍一面重兵包圍北平四周，一面尋求與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談判，1月21日傅接受和平改編結束戰爭，避免文化古都陷於毀滅性的戰火。1949年3、4月間，國共長江對峙，同時，代總統李宗仁也與北平進行和平談判，可惜蔣介石、李宗仁各懷鬼胎，加上蔣頑固，始終反對和談，使談判破裂；解放軍一夜渡江，戍守南京的湯恩伯部隊倉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幟。

掌握著國民黨黨軍政最高的實權，在內戰中揮舞著無上權杖指揮每一場戰爭廝殺的蔣介石，是真正決定著龍書中人物顛沛流離命運的人；是真正要替歷史負責，要對每一個生靈悲劇道歉的人。然而，在龍的大江大海中他卻隱身不見，即使偶而出現，也以一個「偉大領袖」的形象出場。

譬如，在寫到孟良崮戰役的慘烈，張靈甫為國捐軀的英勇時，最高統帥蔣介石就突然出現了，但是以一個「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高尚偉人的形象出現的。

在山東流亡學生案中，龍書發揮了特有的文藝筆調，描寫了流亡學生生離死別的戰火流離圖，然而，對於一路帶領學生逃亡來到澎湖，卻遭到國府軍特誣陷以匪諜槍決的校長等張敏之案件，則以「防諜第一」替蔣軍脫罪。為了替這個慘無人道案件罪首的蔣軍說話，它不惜合理化「防諜第一」，捏造說：徐州戰場55萬國軍被殲滅，「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滲透作戰決策。因此，她說：「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接著，龍特別用文學語言為蔣的白色恐怖辯解說：「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這句話，等於替所有的殘暴者脫下了罪惡的枷鎖。

也替蔣政權在台灣反共高壓統治塗上了胭脂。

白色恐怖的槍聲
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是蔣政權在台灣布下白色恐怖統治的序幕，在馬場町開的第一槍；自此，白色恐怖的槍聲開始響徹台北上空。1949年12月10日，蔣政權先槍決了光明報案的4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殺了流亡學生的校長師生共7人；次月，同在馬場町上，槍斃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國民黨軍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實上，戰後不久，台灣就已竉罩在蔣的內戰體制中，1947年開始實施「戡亂總動員體制」後，在台灣的報頭報尾已開始出現許多戡亂建國標語，如：「剿滅匪首朱德毛澤東，肅清禍國殃民的共匪」

1949年4月爆發的台大師大學生整肅案──「四六事件」，5月20日的軍事戒嚴、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灣高壓統治3分之1世紀以上的反共戒嚴體制，早在1949年就已鋪天蓋地籠罩台灣。

這是龍的意識形態看不到的，或者是不願意看的。

這是為什麼龍的1949，突兀地併接上1945年前後的台灣，卻不見1949的內戰台灣。

龍的1949當然不會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蔣國府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世界觀整個體制的失敗；戰場上的失敗只是體制失敗的結果。

蔣國府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崩潰並不始於1949，也並非始於抗戰勝利後，而是從戰前就已開始。1949只是大崩潰的末日。抗日戰爭中，美國駐華大使館有一位年青外交官約翰．S．謝思偉，會說一口流利漢語，是道地中國通，曾深入中國鄉村做廣泛的社會考察。他於1944年6月20日，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報告〈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簡潔描述了蔣國府的敗象。他這樣寫道：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網紀廢弛。受通貨膨帳之害最重的知識份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征兵、征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不滿……。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知識份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唯美是從、唯美是賴
抗戰勝利後，中國曾有短暫的和平。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同日，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三方共同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談」；於1月31日結束，通過了5項政治協議（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反映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以「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主富強新中國的強烈願望。

不料，這個代表中國人民民主願望的「政治協商決議」，竟被國民黨的頑固派撕毀。依持軍事絕對的優勢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蔣下令國府軍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在各地發動總剿匪。自此，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在這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不斷強力鎮壓「反內戰、要和平」的學生運動，且暗殺、逮捕民主人士，取締民主刊物、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自絕於中間派的民主運動，連溫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敵人。

當國民黨政府得意於「剿匪」勝利之時，社會經濟卻急速瀕臨崩潰。入不敷出的軍事財政，只有靠大量發行紙幣和大抽稅來因應；這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糧價飛漲，造成人民生活困頓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便不斷爆發工人運動和群眾運動，甚至搶米風潮。國民黨統治區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

這危機的壓迫下，喚醒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奮起投入反蔣民主運動。相對於內戰戰場上的第一戰線，國民黨統治區卻形成了社會經濟的反蔣第二條戰線。

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復亮，於1947年3月6日（也正是台灣發生228事件時）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其中指證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特點，他指出：




國民黨統治集團因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反政協的反民主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占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大權。

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下，企圖拉攏既無群眾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賢達」，偽裝民主……。

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

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從」「唯美是賴」，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政治路線。




國府政權營私自肥
施復亮在國民黨政權最強大最驕橫的時刻，準確地指陳了其反動的特質。這種反動特質注定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快速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不到兩年之內，號稱5百萬擁有美式精良裝備的「國軍」，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殲滅，只剩下幾十萬嫡系部隊狼狽逃台。

其實，逃台後的蔣政權，雖然失去了它在大陸的真實階級基礎（在大陸實際統治的土地、人民、財富的社會階級關係），但仍殘留其統治階級意識，和殘存的黨政軍特。施復亮指陳的五點反動特質，也原封不動地搬到台灣，君臨台灣社會之上，繼續用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在台灣的統治，長達37年。

施復亮在戰後初期對國民黨政權批判的話語，與台灣70年代的民主運動反國民黨語言是多麼地相似！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運動」（台獨運動）所取代後，逐漸失去了這樣的批判視野；同時，也使這種反動特質失去了被徹底批評和自我反省的機會，反而披著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台灣意識」的外衣，繼續反現代中國，繼續築高兩岸的壁壘。龍書就是其中的最好實例。

就讓我們看看蔣政權背後老闆──美國，如何看當時的蔣政權吧！

當時，從骨子裡反共，對「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府敗相的描寫充滿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等字眼；認為國府「隨著軍事和財政的急速惡化……政府人員更加灰心喪志、毫無鬥志，並最後變得一蹶不振、或無所顧忌地營私自肥」。報告指出：國府高官對政、經、軍形勢日趨惡化的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會失去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眾……」

相反，反共的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中則充滿了了正面形象。




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很少或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供給他們物資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國總統任命來華調查的魏德邁來到中國。一個月間遍訪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進行視察並接觸各階層人士。他於離華前兩天，在國府的「國務會議上」進行演講，演講中重重痛斥國府：貪污腐化無能、充滿失敗主義、失去信心、精神資源破產；且秘密警察橫行，濫捕濫殺，失去了人心而助長了共產黨的勢力。他還強調：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必須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龍筆下出場的一個個戰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應該可以從這報告中看到，真正肇造個人悲劇的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在戰火背後的、自己追隨不渝的國府政權。這個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註定最後被戰爭摧毀。在兵敗如山倒的政權崩潰劇中，作為政權一部分的個人不管以怎樣的方式都難逃悲劇的命運。

把個人的悲劇只歸咎於戰爭的殘暴，而不追究背後造成殘暴戰爭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以及因腐敗帶來戰爭的政權，那麼，也只能永遠活在戰爭敵我仇恨的幻想中。

最後戰役如同希臘悲劇
龍書也提到了濟南戰役。就像書中描寫的任何戰場一樣，把無法求證永無對證的個人回憶，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藝手法加工，編織成一幅解放軍慘無人道的畫面。至於戰役的真相如何，則不是它所關心的。

濟南戰役中最關鍵的部分，應該是守軍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兩萬人「起義」，但是龍書一字不提。後來吳化文部隊加入解放軍，而在解放軍渡江（長江）作戰時，是吳化文部隊第一個開進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當時美國駐青島領事，對於解放軍一星期就把濟南拿下甚為震驚，事後評論道：




該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為心理的，非軍事的……國軍及大部分山東人民對於政府之繼續內戰，使生靈塗炭，經濟枯竭，均大不以為然。於是叛變降敵者有之，不戰而退者有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提及：




國府在軍事上真正垮台，是從1948年上半年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9月濟南失陷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做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濟南戰役後蔣國府的一切變化，就如一幕「希臘悲劇」：




1948年最後3個月的經歷，有如一幕希臘悲劇。在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的悲慘情況下，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劇劇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寫好了，只是因為「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潰劇上演得更快，也使劇中人落入更徹底的悲慘命運，結果使悲劇更為悲劇。

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道：




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部隊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龍應台自以為榮的「失敗者」，並不是敗在戰場，而是失敗在「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自己瓦解」的事實。

這個歷史的事實，不是龍書以渲染戰場橫屍遍野、誇大解放軍的殘暴、強調個人戰火流離的悲劇，來抹黑中共的解放戰爭，來逃避歷史的責任，所能掩蔽的。

龍高調質疑中國大陸「還停留在軍事的單一角度看歷史」，然而，這個高調也正是對龍書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視失敗原因，不對歷史反省，而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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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192760年來，台灣社會的快速變化，不管是經濟生活或是政治轉型，從未脫離內戰冷戰的大框架。在思想領域，不管是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也都是在這個大脈絡下的嬗遞；這些思想，由於從未有過對台灣內戰冷戰結構的徹底反省和批判，都很難超越反共的自由主義和反中國意識的基調。它特別具體表現在如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所指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包括黨派、媒體、文化、校園等。

現代話語的「反共劇」
台灣內戰冷戰體制的歷史起源，在1949年。對1949年歷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從知識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認同上超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起點。然而，至今連一本最起碼的有關1949的基本歷史知識性著作都未出現，可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仍然在台灣的精神思想領域佔有統治性地位。

果然，在這1949歷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長出了以「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為基本價值觀點，對1949年進行敘事的異化之果──龍應台的《1949大江大海》。

此書一出大為熱銷，連中國大陸也出現一些粉絲。

這種現象印證了，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不但是台灣現實生活的結構，普遍地無所不在；而且在政治經濟的再生產結構中，作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思想不斷地再生產。雖然它是脫離真實社會歷史的虛假意識，顛倒意識，但作為維持現實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龍書表現出來的，虛假的1949，正是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証。

在中國時報專訪中，記者問及如何克服口述歷史常有的「選擇性記憶」問題時，龍低調回答稱：這本書「是非常個人的寫作」、「不是學術著作」、「並非全貌呈現當時情況」。這回答與她大部分時間的高調口氣大為不同。然而，這本書真的只是「非常個人的寫作」嗎？恐怕也並非如此。

龍書以高度企劃後選擇的許多個人內戰經驗為素材，再以意識流時空倒錯穿插的印象式寫作方式，帶著濃厚價值判斷的敘事，加上把事物簡單化漫畫化的煽情話語，併貼出蔣軍潰敗、軍民逃難流離的悲情場面。雖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後卻貫穿著一句簡單又強烈的潛台詞──中共解放戰爭的殘暴。

它把國府軍民個人在內戰中遭逢的悲劇性命運，用相當任意性的文藝創作筆法，選擇性敘事，拼湊成一幅戰場受難圖。這裡面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歷史反省，還抽離了中國現代史的脈絡，除了戰場看不見一點當時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社會矛盾。看不見內戰爆發的原因，也看不到：到底是什麼政權是那些人，使這些軍民在大江大海中流離受難？完全沒有交代。戰場上除了這些受難的國府軍民和殘暴的解放軍之外，沒有1949的歷史；1949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同胞的命運好像從來就不存在。其實，這些同胞從來就不是她關心的對象，在她的意識形態世界裡從來就不存在，若有，也是異類的「匪」的存在。

就像她自己承認的，這本書不是歷史著作，也不算是「報導文學」。全書再現的1949形象，充其量只是一部為了控訴中共解放戰爭殘暴的「反共文學」現代版。它不禁使人想起1950年代流行的，在夜間的大操場上舞台燈照耀下上演的「反共劇」，令人不寒而慄；也像極了眷村叔伯向圍攏的孩子講的萬惡共匪的故事。只不過它使用了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話語，再加上誇張的文藝筆調，符合了今日台灣主流意識的胃口；符合今日去歷史化的歷史論述潮流，更符合藍綠的政治正確；更諷刺的，還投合了中國大陸「唯美」自由派對中國現代史的翻案風。

沒歷史沒社會的「文明價值」
在同專訪中，龍高調地說：以身為失敗者第二代為榮。

如果，失敗者徹底反省了內戰失敗的歷史，超越國共恩怨，結束內戰的分裂，追求民族的和平團結，那麼，這樣的失敗者是民族的榮耀，第二代人當然引以為榮。

然而，這個失敗者，不但沒有反省歷史，還依賴美軍、美援，充當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衛兵，在台灣搞人類有史以來最長的反共軍事戒嚴，對島內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網，在海峽築造民族分裂對峙的堡壘。一個有良識良知的人會對這樣的「失敗者」引以為「榮」嗎？其實，龍的價值思維根本不是在這個層次，因此她引以為榮的「說詞」也並不在這個層次。

她的「說詞」是：「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60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他們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

在這個說詞背後的思維，我們看不到60年來台灣在反共高壓、資本宰制、失去民族主體的黯淡歷史。

這60年來，台灣不是依賴著第七艦隊、美援、美國市場、商品和意識型態的發展嗎？難道黃春明筆下陽明山上和中山北路的高級美軍是假的嗎？〈莎喲娜拉‧再見〉中的日本人是假的嗎？80年代以前的「美華協防條約」，還有，直到今天還自願受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保護的現實，都不存在嗎？在校園、媒體和文化界，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基本教義舖天蓋地，再加上民粹「台灣意識」，這就是龍的「溫柔人文價值」嗎？

沒有白色恐怖，沒有農村破產，沒有加工出口的勞工血汗，沒有染黑的二仁溪淡水河，沒有股市房市的掠奪；沒有城鄉差距，沒有高達60倍的貧富差距，沒有這些那些台灣人民的血汗；還有，沒有今日辛苦的台商和將近半數的台灣產品向大陸的輸出，沒有這樣那樣的大陸人民的血汗，會有龍今天「個人幸福的文明價值」嗎？

這種價值，充其量只是失去歷史脫離社會的少數菁英的價值。

明明有半甲子以上的反共軍事戒嚴體制，卻說沒有國家主義、軍事主義。還有，作為反共戒嚴體制重要一環的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今天，還以現代化和普世價值文明為話語，依舊維持著反共反中國意識的霸權支配；它以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區分善惡，以統獨藍綠分裂社會，藉此築高兩岸壁壘，掩蔽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對於台灣這樣的意識價值現狀，恐怕只有不知歷史為何物，脫離社會現實的少數菁英，才會認為「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

至於，「失敗者」（逃台軍民）是不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這種說法穿鑿附會，根本不值得理會。

龍應台的文明價值，沒有歷史也沒有社會，雖然無臭也無味，但潛藏著一股濃厚的意識形態。

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
龍的潛台詞就是說：幸好徹底軍事失敗，使得台灣發展出一套文明價值，而這套文明價值遠比大陸的更高度。換句說法是：幸好兩岸徹底分裂，台灣才得以發展出一套比大陸更文明的價值。這是她的中心思考。在民族國家認同光譜上接近「獨台」。

這一套文明價值，說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價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其背後的信條是反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在亞、非、拉的快速擴張，向第三世界發動了美式「現代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戰線。這種冷戰意識形態，是直線式的社會發展觀，宣稱「落後」國家只有通過加速傳統社會向進步的現代化轉變這一條路，才是文明的發展；而美國高居於普通的歷史進程的最頂端，是最高度的現代性國家。

龍的文明價值就是這套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亞流。2006年紅衫軍起來的時候，她害怕紅衫軍的變革行動會偏離「文明價值」，膽怯地說：「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會是民主』。」

5年前，趙剛在〈和解的壁壘〉中批評「龍女士」說：

「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宜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因而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

過去，國民黨曾以「自由中國」自居，污名化中國大陸名為「極權中國」；以「自由地區」自稱，污衊中國大陸是「匪區」；自稱為「漢」，而大陸是「賊」，「漢賊不兩立」。後來，國民黨政權轉型後，宣稱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近，變成了「民主人權統一中國」。那麼，今天龍是站在這個延長線上，以西化高等華人的姿態，用「現代文明價值」去鄙視中國大陸「反現代文明」。

對於東北長春圍城的敘事，就是龍書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首先，它突兀地把二戰希特勒德軍對蘇聯列寧格勒3年圍城的血腥場面擺在前面，娓娓訴說圍城的「慘絕人倫」。這是精心安排的寫作策略，並不是真要譴責德軍圍城的「反人類罪行」，而是要以此先給讀者一個閱讀的聯想、暗示，造成解放軍對長春圍城和德軍圍城一樣殘暴的印象。

讓日本右翼竊喜萬分
東北過去曾是日俄帝國為爭奪利權互相征戰之地，但主要是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之下。在龍的筆下，日本對「滿滿」掠奪式的殖民統治消失了，只見到「新京」（長春）「成為日本精心經營的花園城市」，它歌頌道：

「都市規劃以歐洲大都市為範本……公園處處蔥綠……百貨公司……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躂躂的聲音……很早就有抽水馬桶……。」

另一方面，1945年8月9日大舉向滿州日本關東軍進攻、擊潰日本殖民者的蘇聯紅軍，卻被龍書印象敘事成「燒殺擄掠」的野獸。文中刻意只引用親獨學者許雪姬採訪的一個日據期曾在偽滿工作的台灣人，許長卿的口述歷史片段──一幅蘇聯紅軍在瀋陽車站公然姦殺母女的場面，這就成了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全部歷史形象。接著，她又不忘加一筆，突兀地加入前蘇聯反共投美作家索忍尼辛的一段詩句，突出蘇聯紅軍對德國平民的強姦暴行，再度強化紅軍獸行的印象。

在這幾頁中，其歌頌日本殖民的現代化，以及仇視蘇聯紅軍的兩極態度躍然紙上。

為了渲染解放戰爭的殘暴，她大大利用了長春圍城戰中餓死人的問題，把一、兩位老人的回憶以文藝加工，大肆誇大餓殍的人數和悽慘畫面，以顯示解放軍的慘酷無人性。

不知從哪裡來的數字，它竟然說圍城前長春有80萬到120萬人，圍城後只剩17萬人。然後推論說：「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後來，文中又任意誇大到60萬。

她的企圖，就是取30萬之數把長春圍城等同於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

她還憤憤不平地說，長春圍城「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竟然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的學術報告，有紀念館、獻花致敬紀念鐘聲。也不像列寧格勒被寫成小說被拍成電影。

換句話說：希望把長春圍城炒作成國際規格的解放軍暴行博物館。

這就是為什麼它一開題就要先描寫列寧格勒圍城慘狀的原因。

她把這3場戰爭扯在一起，就是想利用今日讀者對戰爭歷史的無知，造成讀者對解放戰爭的痛恨心。其實，每一場戰爭都有它不同的性質，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最終也都有正義和不正義的歷史定評。列寧格勒圍城是法西斯戰爭對反法西斯戰爭，其是非善惡至今沒有人敢推翻；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戰爭，本來歷史是非對錯十分清楚，但是由於戰後的冷戰內戰體制使日本開始翻案。像龍就是把南京大屠殺輕輕放下，說南京大屠殺30萬人是「被引用的數字」，意思就是說30萬人還未定論，這種話讓日本右翼石原等聽到，必定竊喜萬分。

長春圍城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內戰，是革命戰爭是內戰就沒有不流血的，沒有不死人的。就像林肯發動的南北戰爭，就是為了社會解放的超大型內戰，戰死者60萬人以上，不是流血成河嗎？有「失敗者」的南軍向這歷史翻案嗎？

其實，龍在這裡想強調的就是：你看！解放軍就和希特勒德軍、日本侵略軍、蘇聯紅軍一樣，殘暴而無人性。這就是龍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

長春圍城歷史解謎
當時的長春國府守軍，長春最高司令官鄭洞國（東北剿匪總部中將副司令，兼第一兵團的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及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等都留下了親歷記。從這些長春守城最高指揮官的回憶錄來看，我們可以瞭解到下面的事實。

真正遭解放軍圍困糧食無法進城的期間，大約是從1948年5月機場被解放軍佔領後，一直到10月放下武器的5個月。當時蔣介石給鄭洞國的命令是「固守待援，相機出擊」，鄭則計畫憑藉長春堅固的地下堡壘工事進行頑抗。但是能不能守、能守多久，關鍵在糧食。因此守軍早已先搶購了糧食，並進行了市民戶口清查餘糧登記。按當時統計，依市內人口和存糧數最多只能吃到7月底。後來守軍又動用戰時糧管法，強制市民把糧食賣給政府做軍糧，最後只有發行大額鈔票（面額最高達1億5千萬）向民間搜刮糧食。當時的長春市長回憶道：




「國民黨在長春的軍政人員、特務、警察近10萬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外，就是這樣用一堆廢紙搜掠了卡哨內外約60萬人民的糧食和財物。」

「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12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具。」

「從4月到10月半年間，長春特務就通過『特密處』這個機構，逮捕屠殺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青年學生、無辜人民共約2百餘人。處死的手段，有一小部分是用日本刀砍死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




最高司令官鄭洞國也坦承：缺糧餓死民眾的原因，還有守軍參與糧食投機倒把、民眾屯積居奇、國民黨空軍胡亂空投食物，許多落到解放軍陣地。

況且，長春圍城餓死的，全都是長春居民，而10萬的守城軍政人員並未到餓死的狀態。一位守軍在6月發出的家書，信中還嫌部隊伙食豬肉「只是皮和骨頭」「難以下嚥」，還說，米1斤7萬元、豬肉9萬元、金子一錢330萬元。可見得，守軍搜刮民間糧食，囤積以自保，是圍城會餓死人重要的原因。

另外，3月間，國民黨軍在東北只剩下3個孤立的大據點──長春、瀋陽和錦州；而「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和蔣介石又都力主堅守這三大據點頑抗到底。這錯誤的固守戰略導致了長春圍城餓死人的悲劇。守軍司令鄭洞國在其回憶文中曾說：




「我曾主張放棄長春，我認為長春距離主力太遠，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與其將來被殲滅，不如主動提早放棄。將國民黨軍主力集中於瀋陽錦州之間……而蔣介石卻認為放棄長春對國際影響太大，固守長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敵人兵力，減輕敵人對瀋陽、錦州的壓力。」




長春守軍有第60軍和新編第7軍兩軍。第60軍於10月17日宣佈「起義」，10月19日第7軍也選擇了「放下武器」的道路。原來堅持「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司令官鄭洞國，也於翌日投降，結束了圍城悲劇。

對於長春守軍最後選擇了「反蔣起義」和「放下武器」這兩種方式，結束長春圍城悲劇的史實，龍書又發揮了高明的文學修辭矇蔽史實。

龍書說第60軍是「繳械」，第7軍成為「俘虜」。

但是，國民黨守軍明明是「反蔣起義」，它卻說是「繳械」；明明是「放下武器」，它卻以「成為俘虜」稱之。該書欲以文字矇蔽解放軍圍城戰略的正當性，也欲藉以淡化國軍投共的事實。

其實，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9月間就與其屬下的兩個師長密談「反蔣起義」；因為「9月，長春城內一片混亂，軍隊賴著微少的空降糧食活命，士兵面黃肌瘦，士氣低落，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吃完了」。曾澤生在17日「起義」的前一晚，還寫了一封勸鄭洞國一起「起義」的信，信大意是：  

「長春被圍……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史無前例……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的罪惡……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沼……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

第7軍是選擇了「放下武器」，並不是「成為俘虜」，是國共雙方談好了條件後才「放下武器」的。條件是：放下武器後，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對志願參加解放軍的人按原級錄用、不願參加者遣送返鄉、不加侮辱。

長春圍城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不圍而戰，那麼國共雙方的死傷人數絕不少於10萬人，長春居民在戰火中的死傷更是難以計數。圍城造成人民餓殍載道，固然是悲劇；若不圍而戰，那才是更大的悲劇。

龍應台字典中的「戰爭」是永遠與「和平」對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戰與和的辨證關係，不知道「和」「戰」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蔣氏反共愛國教育也永遠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謀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戰爭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爭取「和平解放」，永遠把政治解決放在第一位，避免戰爭的流血。長春圍城就是一例。

合理化蔣介石的罪責
再如，在華中的戰事中，長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1949年8月4日，在解放軍對長沙的錐形攻勢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就率部易幟，使湖南省會長沙「和平解放」。陳、程兩人發布「告湖南民眾書」，宣佈：「根據中共提示的國內和平條款，在長沙成立和平協議……使湖南獲得和平的解放，藉以減輕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爛。」

對於長沙的「和平解放」，龍書又發揮了文學語言的曖昧，避重就輕地寫道：「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

1949年的國共內戰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和平解放」事例；國共雙方盡全力用政治解決避免戰爭，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戰爭流血的悲劇。平津戰役，最後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當時解放軍一面重兵包圍北平四周，一面尋求與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談判，1月21日傅接受和平改編結束戰爭，避免文化古都陷於毀滅性的戰火。1949年3、4月間，國共長江對峙，同時，代總統李宗仁也與北平進行和平談判，可惜蔣介石、李宗仁各懷鬼胎，加上蔣頑固，始終反對和談，使談判破裂；解放軍一夜渡江，戍守南京的湯恩伯部隊倉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幟。

掌握著國民黨黨軍政最高的實權，在內戰中揮舞著無上權杖指揮每一場戰爭廝殺的蔣介石，是真正決定著龍書中人物顛沛流離命運的人；是真正要替歷史負責，要對每一個生靈悲劇道歉的人。然而，在龍的大江大海中他卻隱身不見，即使偶而出現，也以一個「偉大領袖」的形象出場。

譬如，在寫到孟良崮戰役的慘烈，張靈甫為國捐軀的英勇時，最高統帥蔣介石就突然出現了，但是以一個「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高尚偉人的形象出現的。

在山東流亡學生案中，龍書發揮了特有的文藝筆調，描寫了流亡學生生離死別的戰火流離圖，然而，對於一路帶領學生逃亡來到澎湖，卻遭到國府軍特誣陷以匪諜槍決的校長等張敏之案件，則以「防諜第一」替蔣軍脫罪。為了替這個慘無人道案件罪首的蔣軍說話，它不惜合理化「防諜第一」，捏造說：徐州戰場55萬國軍被殲滅，「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滲透作戰決策。因此，她說：「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接著，龍特別用文學語言為蔣的白色恐怖辯解說：「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這句話，等於替所有的殘暴者脫下了罪惡的枷鎖。

也替蔣政權在台灣反共高壓統治塗上了胭脂。

白色恐怖的槍聲
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是蔣政權在台灣布下白色恐怖統治的序幕，在馬場町開的第一槍；自此，白色恐怖的槍聲開始響徹台北上空。1949年12月10日，蔣政權先槍決了光明報案的4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殺了流亡學生的校長師生共7人；次月，同在馬場町上，槍斃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國民黨軍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實上，戰後不久，台灣就已竉罩在蔣的內戰體制中，1947年開始實施「戡亂總動員體制」後，在台灣的報頭報尾已開始出現許多戡亂建國標語，如：「剿滅匪首朱德毛澤東，肅清禍國殃民的共匪」

1949年4月爆發的台大師大學生整肅案──「四六事件」，5月20日的軍事戒嚴、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灣高壓統治3分之1世紀以上的反共戒嚴體制，早在1949年就已鋪天蓋地籠罩台灣。

這是龍的意識形態看不到的，或者是不願意看的。

這是為什麼龍的1949，突兀地併接上1945年前後的台灣，卻不見1949的內戰台灣。

龍的1949當然不會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蔣國府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世界觀整個體制的失敗；戰場上的失敗只是體制失敗的結果。

蔣國府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崩潰並不始於1949，也並非始於抗戰勝利後，而是從戰前就已開始。1949只是大崩潰的末日。抗日戰爭中，美國駐華大使館有一位年青外交官約翰．S．謝思偉，會說一口流利漢語，是道地中國通，曾深入中國鄉村做廣泛的社會考察。他於1944年6月20日，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報告〈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簡潔描述了蔣國府的敗象。他這樣寫道：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網紀廢弛。受通貨膨帳之害最重的知識份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征兵、征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不滿……。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知識份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唯美是從、唯美是賴
抗戰勝利後，中國曾有短暫的和平。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同日，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三方共同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談」；於1月31日結束，通過了5項政治協議（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反映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以「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主富強新中國的強烈願望。

不料，這個代表中國人民民主願望的「政治協商決議」，竟被國民黨的頑固派撕毀。依持軍事絕對的優勢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蔣下令國府軍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在各地發動總剿匪。自此，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在這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不斷強力鎮壓「反內戰、要和平」的學生運動，且暗殺、逮捕民主人士，取締民主刊物、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自絕於中間派的民主運動，連溫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敵人。

當國民黨政府得意於「剿匪」勝利之時，社會經濟卻急速瀕臨崩潰。入不敷出的軍事財政，只有靠大量發行紙幣和大抽稅來因應；這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糧價飛漲，造成人民生活困頓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便不斷爆發工人運動和群眾運動，甚至搶米風潮。國民黨統治區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

這危機的壓迫下，喚醒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奮起投入反蔣民主運動。相對於內戰戰場上的第一戰線，國民黨統治區卻形成了社會經濟的反蔣第二條戰線。

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復亮，於1947年3月6日（也正是台灣發生228事件時）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其中指證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特點，他指出：




國民黨統治集團因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反政協的反民主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占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大權。

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下，企圖拉攏既無群眾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賢達」，偽裝民主……。

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

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從」「唯美是賴」，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政治路線。




國府政權營私自肥
施復亮在國民黨政權最強大最驕橫的時刻，準確地指陳了其反動的特質。這種反動特質注定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快速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不到兩年之內，號稱5百萬擁有美式精良裝備的「國軍」，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殲滅，只剩下幾十萬嫡系部隊狼狽逃台。

其實，逃台後的蔣政權，雖然失去了它在大陸的真實階級基礎（在大陸實際統治的土地、人民、財富的社會階級關係），但仍殘留其統治階級意識，和殘存的黨政軍特。施復亮指陳的五點反動特質，也原封不動地搬到台灣，君臨台灣社會之上，繼續用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在台灣的統治，長達37年。

施復亮在戰後初期對國民黨政權批判的話語，與台灣70年代的民主運動反國民黨語言是多麼地相似！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運動」（台獨運動）所取代後，逐漸失去了這樣的批判視野；同時，也使這種反動特質失去了被徹底批評和自我反省的機會，反而披著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台灣意識」的外衣，繼續反現代中國，繼續築高兩岸的壁壘。龍書就是其中的最好實例。

就讓我們看看蔣政權背後老闆──美國，如何看當時的蔣政權吧！

當時，從骨子裡反共，對「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府敗相的描寫充滿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等字眼；認為國府「隨著軍事和財政的急速惡化……政府人員更加灰心喪志、毫無鬥志，並最後變得一蹶不振、或無所顧忌地營私自肥」。報告指出：國府高官對政、經、軍形勢日趨惡化的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會失去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眾……」

相反，反共的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中則充滿了了正面形象。




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很少或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供給他們物資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國總統任命來華調查的魏德邁來到中國。一個月間遍訪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進行視察並接觸各階層人士。他於離華前兩天，在國府的「國務會議上」進行演講，演講中重重痛斥國府：貪污腐化無能、充滿失敗主義、失去信心、精神資源破產；且秘密警察橫行，濫捕濫殺，失去了人心而助長了共產黨的勢力。他還強調：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必須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龍筆下出場的一個個戰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應該可以從這報告中看到，真正肇造個人悲劇的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在戰火背後的、自己追隨不渝的國府政權。這個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註定最後被戰爭摧毀。在兵敗如山倒的政權崩潰劇中，作為政權一部分的個人不管以怎樣的方式都難逃悲劇的命運。

把個人的悲劇只歸咎於戰爭的殘暴，而不追究背後造成殘暴戰爭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以及因腐敗帶來戰爭的政權，那麼，也只能永遠活在戰爭敵我仇恨的幻想中。

最後戰役如同希臘悲劇
龍書也提到了濟南戰役。就像書中描寫的任何戰場一樣，把無法求證永無對證的個人回憶，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藝手法加工，編織成一幅解放軍慘無人道的畫面。至於戰役的真相如何，則不是它所關心的。

濟南戰役中最關鍵的部分，應該是守軍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兩萬人「起義」，但是龍書一字不提。後來吳化文部隊加入解放軍，而在解放軍渡江（長江）作戰時，是吳化文部隊第一個開進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當時美國駐青島領事，對於解放軍一星期就把濟南拿下甚為震驚，事後評論道：




該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為心理的，非軍事的……國軍及大部分山東人民對於政府之繼續內戰，使生靈塗炭，經濟枯竭，均大不以為然。於是叛變降敵者有之，不戰而退者有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提及：




國府在軍事上真正垮台，是從1948年上半年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9月濟南失陷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做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濟南戰役後蔣國府的一切變化，就如一幕「希臘悲劇」：




1948年最後3個月的經歷，有如一幕希臘悲劇。在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的悲慘情況下，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劇劇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寫好了，只是因為「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潰劇上演得更快，也使劇中人落入更徹底的悲慘命運，結果使悲劇更為悲劇。

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道：




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部隊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龍應台自以為榮的「失敗者」，並不是敗在戰場，而是失敗在「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自己瓦解」的事實。

這個歷史的事實，不是龍書以渲染戰場橫屍遍野、誇大解放軍的殘暴、強調個人戰火流離的悲劇，來抹黑中共的解放戰爭，來逃避歷史的責任，所能掩蔽的。

龍高調質疑中國大陸「還停留在軍事的單一角度看歷史」，然而，這個高調也正是對龍書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視失敗原因，不對歷史反省，而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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