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张春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7:27:58
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引自：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DXK200202010.htm】
作者：张春生
《香月细目》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7月14日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有7项：1。彻底弹压CCP的策动；2。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3.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4.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5.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6.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7.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1937年7月20日,由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文件上签字.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人一直认为此文件是经过宋哲元同意的,笔者经过多方研究,认为《香月细目》纯粹是由张自忠背着宋哲元私自签订的，本文将要从以下5个方面对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澄清历史。
一． 从其被迫签定《经济提携》得到教训
日方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即向宋哲元提出经济协定，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但遭到宋哲元的拒绝。1937年3月，田代借请宋哲元赴宴之机，逼迫宋哲元在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上签字。事后，宋哲元立即声明“日本人提出的这个条款， 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虽然如此，蒋介石得知后，极为愤怒，他在给宋哲元的回电中严厉地要求拒绝执行。同时叫李世军转达他对宋哲元赴敌营之事的不满。总之，宋哲元在签订经济协定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并且大部分条款都不能实行。同时，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即发表声明“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为要。”并派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协助冀察当局对日交涉。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岂敢签定《香月细目》。
二．《香月细目》的第一条“彻底弹压CCP的策动”，与宋哲元的联共政策不相符
宋哲元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压迫日甚，并且他苦心经营的冀察政权也受到威胁；同时，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被很多人称为“傀儡政权”，且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苦闷与彷徨中受到CCP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中 共进行合作。
而此时，中 共也适时地改变了对宋的立场，把争取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为工作重点，把原来矛头指向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1936年8月9日，中 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写信给刘shao奇指出：“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当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8月14日，毛ze东给刘shao奇写信强调：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刘shao奇领导的北方局，在对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宋哲元对中 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向毛ze东介绍了二十九军及他本人“殷情抗日”的情况，希望能得到理解和支持。8月14日，毛ze东致信宋哲元表明中 共愿与二十九军联合抗日的决心。
中 共为了联合二十九军抗日，决定派秘密代表张金吾（经武）和朱则民、刘昭等优秀CCP员到二十九军去作宋哲元和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宋哲元在中 共的支持下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为了准备抗日力量，宋哲元设立了士兵训练团和参谋训练班，组织平津、河北一带的大学生参加军训，并在军中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聘请中 共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友渔担任教官，宣传抗日。
与此同时，宋哲元还对其部下的一些亲共活动暗中给予保护。1936年9月11日，他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CCP员全部释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 共的友好态度。而中 共也不负宋哲元所望，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 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表示“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共存亡的宣言”。毛ze东、朱德及其他红军将领还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表示“红军准为贵军后盾”，红军战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中 共中央的这些举动,使宋哲元感到中 共才是他的真正的朋友,而《香月细目》中彻底消灭CCP一条与其主张不符。
三．《香月细目》的第四条具有反蒋倾向，与宋的拥蒋态度有矛盾
宋哲元作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时，曾因发表过反蒋宣言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在随同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后，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还是听命于南京政府，而且他把南京政府视为中国统一的象征。正如他自己所讲：“对中央是绝对拥护，大事绝对服从命令，小事自己可以权变处理的就权变处理。”这就决定了拥蒋是其政治生涯的主流。
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方面是隶属于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另一方面它地处华北，又受日本的压迫。因此宋哲元上任后向部下透露了他的处置原则，“咱们对中央决不说脱离中央的话，对蒋介石决不做他个人玩弄的工具，对日本力求表面亲善，决不屈服投降。队伍练好了，有机会咱们打到东北，收复失地”。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7年2月，宋哲元不顾日本的强烈阻挠和反对，派秦德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在南京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3月，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在与南京政府关系上的日趋明朗，得到了国人的好评，以至于日本方面对此非常不满，日本武官矶谷廉介在考察华北之后，致电陆相指出：“宋哲元唯听从南京方面之威命，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亦未能依照预定进展，事态诚可寒心。”宋哲元服从南京政府，是其拒签《香月细目》的思想基础。
四．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提醒宋不要签订任何协定，坚定了宋的信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立即致电：“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要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希望局部解决。同时，命令宋立即赴保定指挥军事。并令庞炳勋、万福麟、商震部向石家庄、保定集结，以支援二十九军。同时蒋恐怕宋私自和日本达成协议，7月10日，再次致电宋指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其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提醒宋哲元。
由于受到南京政府和战不决的影响，再加上受四大金刚的包围，7月12日，宋哲元发表了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宋的变化，使蒋十分着急，他于7月13日致电宋“卢事必不能和平解决，远离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一让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许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经受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告已有把握，中央决定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同时，为了坚定宋的抗战决心，蒋介石令其立即离平赴保，但宋由于不甘心放弃平津而拒绝。冀察政府在平津地区与日本的谈判，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7月15日，何应钦电宋“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希望二十九军从速准备。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指出：“连日，对方（日本）盛传兄等已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传遍欧美。综观现在形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希望宋不要受日本欺骗，蒋介石看到冀察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充耳不闻，乃宣布“中国政府以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对此不加承认。”表明中国政府对和谈的态度。而此时的宋哲元也备受煎熬，一方面南京政府不希望其允诺日方的条件，但又不给任何方针，而日方又步步紧逼，使宋十分苦恼，，“日日已未奉到命令而焦急”。宋有意在和谈中拖延了一个星期，就在此时，7月17日蒋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但宋对南京政府的态度有所顾虑，故秦德纯致电南京政府并提出了5点要求：“（一）中央地方结成一团，声息贯通，动作一致。（二）地方听命中央，中央曲谅地方。（三）调整北来各部队之指挥系统，以收抱臂之效。（四）卢事如能在不丧权、不辱国之原则下告一段落，请中央以示宽大，国人勿过责难。（五）迅即准备整个抗战”。蒋得到电报后，了解到宋与日本仍继续谈判，乃于18日发致电宋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宋得到蒋的命令后，立即借故离津赴平，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而张自忠由于受日本的欺骗和亲日分子怂勇，于7月20日与日本签订了《香月细目》。宋闻讯后即发表声明，表示对《香月细目》不予承认，《香月细目》成为宋与张的一个分水岭。
五．卢沟桥事变的谈判过程，使宋哲元感到日军不可轻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多次进攻受挫，所以他们感到有对华北增兵的需要，故而他们就以谈判为由，以争取时间，进行布置。
7月9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声称“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方面表示同意，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谈判代表与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在津与张自忠谈判。9日晨4时，双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3.宛平城防备除原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就在双方订立协定后1小时,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事实证明,日军并非真正想和平解决，而是借以争取时间，10日上午，双方继续谈判，但由于日军缺乏诚意，谈判没有成果。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向卢沟桥集结，并占领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等地，下午6时日军开始发动新的进攻，以压迫冀察政府。
10日下午，按日军参谋长本部《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指示，向冀察政府提出4项更为强硬的要求。对于日军的得寸进尺，冀察政权决定继续与日军谈判。但在此时，日本政府已决定增兵华北，扩大对华战争。
此时的冀察政府还以为如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和平有望，故7月11日，晚8时，秦德纯终于与松井订立《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对于冀察政府作了重大让步而签订的协定，日军也未打算执行。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传到华北驻屯军中，他们认为“为了解决中日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7月11日，宋哲元为了了解情况到天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我虽赞成和平解决，但决不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同时通告3件事，第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的命令，枪口不对内。第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第三、对日交涉本和平原则进行。”但由于受到四大金刚的包围，不得已，宋于7月12日发表了争取和平的谈话。同时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下令：第一、14日开始（北宁路）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第二、解除北平戒严。第三、释放逮捕的日人。第四、严禁与日军磨擦。宋希望以此换得日本对协议的执行，恢复平津地区的和平。
但是，宋哲元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给他的回答却是7月14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点要求，当天张自忠、齐燮元与华北军参谋长桥本继续商谈，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三十八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答应日方的要求，香月乃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
“七七事变”以来的事实，使宋哲元感到只有抗战，才能保住华北，故7月16日，他签署二十九军作战命令，部署军队，准备抗日。同时，为了逃离天津，19日晨，借口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离开了天津.20日夜,张自忠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了《香月细目》。
宋哲元既反对《香月细目》，又为何与日本进行谈判，及到北平后撤去部分防御工事，敞开城门，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平汉铁路通车等措施？这曾成为史学界一个不解之谜，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宋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在此时能真正抗日，他害怕拒绝日本后，会引起日本的进攻，损失自己的实力。第二、宋到津后，即被亲日分子所包围，甚至，他在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时讲“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故而，他只有委与应付，才会出现许多矛盾之举。他是借此来积极备战，准备在适时抗日，这才是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主要原因。
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引自：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DXK200202010.htm】
作者：张春生
《香月细目》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7月14日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有7项：1。彻底弹压CCP的策动；2。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3.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4.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5.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6.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7.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1937年7月20日,由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文件上签字.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人一直认为此文件是经过宋哲元同意的,笔者经过多方研究,认为《香月细目》纯粹是由张自忠背着宋哲元私自签订的，本文将要从以下5个方面对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澄清历史。
一． 从其被迫签定《经济提携》得到教训
日方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即向宋哲元提出经济协定，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但遭到宋哲元的拒绝。1937年3月，田代借请宋哲元赴宴之机，逼迫宋哲元在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上签字。事后，宋哲元立即声明“日本人提出的这个条款， 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虽然如此，蒋介石得知后，极为愤怒，他在给宋哲元的回电中严厉地要求拒绝执行。同时叫李世军转达他对宋哲元赴敌营之事的不满。总之，宋哲元在签订经济协定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并且大部分条款都不能实行。同时，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即发表声明“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为要。”并派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协助冀察当局对日交涉。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岂敢签定《香月细目》。
二．《香月细目》的第一条“彻底弹压CCP的策动”，与宋哲元的联共政策不相符
宋哲元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压迫日甚，并且他苦心经营的冀察政权也受到威胁；同时，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被很多人称为“傀儡政权”，且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苦闷与彷徨中受到CCP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中 共进行合作。
而此时，中 共也适时地改变了对宋的立场，把争取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为工作重点，把原来矛头指向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1936年8月9日，中 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写信给刘shao奇指出：“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当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8月14日，毛ze东给刘shao奇写信强调：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刘shao奇领导的北方局，在对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宋哲元对中 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向毛ze东介绍了二十九军及他本人“殷情抗日”的情况，希望能得到理解和支持。8月14日，毛ze东致信宋哲元表明中 共愿与二十九军联合抗日的决心。
中 共为了联合二十九军抗日，决定派秘密代表张金吾（经武）和朱则民、刘昭等优秀CCP员到二十九军去作宋哲元和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宋哲元在中 共的支持下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为了准备抗日力量，宋哲元设立了士兵训练团和参谋训练班，组织平津、河北一带的大学生参加军训，并在军中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聘请中 共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友渔担任教官，宣传抗日。
与此同时，宋哲元还对其部下的一些亲共活动暗中给予保护。1936年9月11日，他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CCP员全部释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 共的友好态度。而中 共也不负宋哲元所望，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 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表示“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共存亡的宣言”。毛ze东、朱德及其他红军将领还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表示“红军准为贵军后盾”，红军战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中 共中央的这些举动,使宋哲元感到中 共才是他的真正的朋友,而《香月细目》中彻底消灭CCP一条与其主张不符。
三．《香月细目》的第四条具有反蒋倾向，与宋的拥蒋态度有矛盾
宋哲元作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时，曾因发表过反蒋宣言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在随同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后，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还是听命于南京政府，而且他把南京政府视为中国统一的象征。正如他自己所讲：“对中央是绝对拥护，大事绝对服从命令，小事自己可以权变处理的就权变处理。”这就决定了拥蒋是其政治生涯的主流。
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方面是隶属于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另一方面它地处华北，又受日本的压迫。因此宋哲元上任后向部下透露了他的处置原则，“咱们对中央决不说脱离中央的话，对蒋介石决不做他个人玩弄的工具，对日本力求表面亲善，决不屈服投降。队伍练好了，有机会咱们打到东北，收复失地”。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7年2月，宋哲元不顾日本的强烈阻挠和反对，派秦德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在南京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3月，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在与南京政府关系上的日趋明朗，得到了国人的好评，以至于日本方面对此非常不满，日本武官矶谷廉介在考察华北之后，致电陆相指出：“宋哲元唯听从南京方面之威命，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亦未能依照预定进展，事态诚可寒心。”宋哲元服从南京政府，是其拒签《香月细目》的思想基础。
四．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提醒宋不要签订任何协定，坚定了宋的信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立即致电：“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要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希望局部解决。同时，命令宋立即赴保定指挥军事。并令庞炳勋、万福麟、商震部向石家庄、保定集结，以支援二十九军。同时蒋恐怕宋私自和日本达成协议，7月10日，再次致电宋指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其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提醒宋哲元。
由于受到南京政府和战不决的影响，再加上受四大金刚的包围，7月12日，宋哲元发表了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宋的变化，使蒋十分着急，他于7月13日致电宋“卢事必不能和平解决，远离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一让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许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经受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告已有把握，中央决定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同时，为了坚定宋的抗战决心，蒋介石令其立即离平赴保，但宋由于不甘心放弃平津而拒绝。冀察政府在平津地区与日本的谈判，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7月15日，何应钦电宋“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希望二十九军从速准备。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指出：“连日，对方（日本）盛传兄等已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传遍欧美。综观现在形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希望宋不要受日本欺骗，蒋介石看到冀察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充耳不闻，乃宣布“中国政府以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对此不加承认。”表明中国政府对和谈的态度。而此时的宋哲元也备受煎熬，一方面南京政府不希望其允诺日方的条件，但又不给任何方针，而日方又步步紧逼，使宋十分苦恼，，“日日已未奉到命令而焦急”。宋有意在和谈中拖延了一个星期，就在此时，7月17日蒋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但宋对南京政府的态度有所顾虑，故秦德纯致电南京政府并提出了5点要求：“（一）中央地方结成一团，声息贯通，动作一致。（二）地方听命中央，中央曲谅地方。（三）调整北来各部队之指挥系统，以收抱臂之效。（四）卢事如能在不丧权、不辱国之原则下告一段落，请中央以示宽大，国人勿过责难。（五）迅即准备整个抗战”。蒋得到电报后，了解到宋与日本仍继续谈判，乃于18日发致电宋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宋得到蒋的命令后，立即借故离津赴平，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而张自忠由于受日本的欺骗和亲日分子怂勇，于7月20日与日本签订了《香月细目》。宋闻讯后即发表声明，表示对《香月细目》不予承认，《香月细目》成为宋与张的一个分水岭。
五．卢沟桥事变的谈判过程，使宋哲元感到日军不可轻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多次进攻受挫，所以他们感到有对华北增兵的需要，故而他们就以谈判为由，以争取时间，进行布置。
7月9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声称“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方面表示同意，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谈判代表与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在津与张自忠谈判。9日晨4时，双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3.宛平城防备除原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就在双方订立协定后1小时,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事实证明,日军并非真正想和平解决，而是借以争取时间，10日上午，双方继续谈判，但由于日军缺乏诚意，谈判没有成果。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向卢沟桥集结，并占领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等地，下午6时日军开始发动新的进攻，以压迫冀察政府。
10日下午，按日军参谋长本部《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指示，向冀察政府提出4项更为强硬的要求。对于日军的得寸进尺，冀察政权决定继续与日军谈判。但在此时，日本政府已决定增兵华北，扩大对华战争。
此时的冀察政府还以为如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和平有望，故7月11日，晚8时，秦德纯终于与松井订立《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对于冀察政府作了重大让步而签订的协定，日军也未打算执行。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传到华北驻屯军中，他们认为“为了解决中日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7月11日，宋哲元为了了解情况到天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我虽赞成和平解决，但决不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同时通告3件事，第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的命令，枪口不对内。第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第三、对日交涉本和平原则进行。”但由于受到四大金刚的包围，不得已，宋于7月12日发表了争取和平的谈话。同时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下令：第一、14日开始（北宁路）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第二、解除北平戒严。第三、释放逮捕的日人。第四、严禁与日军磨擦。宋希望以此换得日本对协议的执行，恢复平津地区的和平。
但是，宋哲元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给他的回答却是7月14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点要求，当天张自忠、齐燮元与华北军参谋长桥本继续商谈，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三十八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答应日方的要求，香月乃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
“七七事变”以来的事实，使宋哲元感到只有抗战，才能保住华北，故7月16日，他签署二十九军作战命令，部署军队，准备抗日。同时，为了逃离天津，19日晨，借口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离开了天津.20日夜,张自忠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了《香月细目》。
宋哲元既反对《香月细目》，又为何与日本进行谈判，及到北平后撤去部分防御工事，敞开城门，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平汉铁路通车等措施？这曾成为史学界一个不解之谜，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宋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在此时能真正抗日，他害怕拒绝日本后，会引起日本的进攻，损失自己的实力。第二、宋到津后，即被亲日分子所包围，甚至，他在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时讲“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故而，他只有委与应付，才会出现许多矛盾之举。他是借此来积极备战，准备在适时抗日，这才是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主要原因。
作者：张春生
《香月细目》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7月14日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有7项：1。彻底弹压CCP的策动；2。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3.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4.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5.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6.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7.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1937年7月20日,由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文件上签字.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人一直认为此文件是经过宋哲元同意的,笔者经过多方研究,认为《香月细目》纯粹是由张自忠背着宋哲元私自签订的，本文将要从以下5个方面对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澄清历史。
一． 从其被迫签定《经济提携》得到教训
日方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即向宋哲元提出经济协定，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但遭到宋哲元的拒绝。1937年3月，田代借请宋哲元赴宴之机，逼迫宋哲元在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上签字。事后，宋哲元立即声明“日本人提出的这个条款， 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虽然如此，蒋介石得知后，极为愤怒，他在给宋哲元的回电中严厉地要求拒绝执行。同时叫李世军转达他对宋哲元赴敌营之事的不满。总之，宋哲元在签订经济协定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并且大部分条款都不能实行。同时，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即发表声明“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为要。”并派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协助冀察当局对日交涉。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岂敢签定《香月细目》。
二．《香月细目》的第一条“彻底弹压CCP的策动”，与宋哲元的联共政策不相符
宋哲元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压迫日甚，并且他苦心经营的冀察政权也受到威胁；同时，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被很多人称为“傀儡政权”，且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苦闷与彷徨中受到CCP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中 共进行合作。
而此时，中 共也适时地改变了对宋的立场，把争取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为工作重点，把原来矛头指向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1936年8月9日，中 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写信给刘shao奇指出：“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当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8月14日，毛ze东给刘shao奇写信强调：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刘shao奇领导的北方局，在对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宋哲元对中 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向毛ze东介绍了二十九军及他本人“殷情抗日”的情况，希望能得到理解和支持。8月14日，毛ze东致信宋哲元表明中 共愿与二十九军联合抗日的决心。
中 共为了联合二十九军抗日，决定派秘密代表张金吾（经武）和朱则民、刘昭等优秀CCP员到二十九军去作宋哲元和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宋哲元在中 共的支持下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为了准备抗日力量，宋哲元设立了士兵训练团和参谋训练班，组织平津、河北一带的大学生参加军训，并在军中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聘请中 共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友渔担任教官，宣传抗日。
与此同时，宋哲元还对其部下的一些亲共活动暗中给予保护。1936年9月11日，他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CCP员全部释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 共的友好态度。而中 共也不负宋哲元所望，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 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表示“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共存亡的宣言”。毛ze东、朱德及其他红军将领还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表示“红军准为贵军后盾”，红军战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中 共中央的这些举动,使宋哲元感到中 共才是他的真正的朋友,而《香月细目》中彻底消灭CCP一条与其主张不符。
三．《香月细目》的第四条具有反蒋倾向，与宋的拥蒋态度有矛盾
宋哲元作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时，曾因发表过反蒋宣言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在随同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后，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还是听命于南京政府，而且他把南京政府视为中国统一的象征。正如他自己所讲：“对中央是绝对拥护，大事绝对服从命令，小事自己可以权变处理的就权变处理。”这就决定了拥蒋是其政治生涯的主流。
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方面是隶属于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另一方面它地处华北，又受日本的压迫。因此宋哲元上任后向部下透露了他的处置原则，“咱们对中央决不说脱离中央的话，对蒋介石决不做他个人玩弄的工具，对日本力求表面亲善，决不屈服投降。队伍练好了，有机会咱们打到东北，收复失地”。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7年2月，宋哲元不顾日本的强烈阻挠和反对，派秦德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在南京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3月，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在与南京政府关系上的日趋明朗，得到了国人的好评，以至于日本方面对此非常不满，日本武官矶谷廉介在考察华北之后，致电陆相指出：“宋哲元唯听从南京方面之威命，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亦未能依照预定进展，事态诚可寒心。”宋哲元服从南京政府，是其拒签《香月细目》的思想基础。
四．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提醒宋不要签订任何协定，坚定了宋的信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立即致电：“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要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希望局部解决。同时，命令宋立即赴保定指挥军事。并令庞炳勋、万福麟、商震部向石家庄、保定集结，以支援二十九军。同时蒋恐怕宋私自和日本达成协议，7月10日，再次致电宋指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其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提醒宋哲元。
由于受到南京政府和战不决的影响，再加上受四大金刚的包围，7月12日，宋哲元发表了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宋的变化，使蒋十分着急，他于7月13日致电宋“卢事必不能和平解决，远离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一让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许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经受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告已有把握，中央决定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同时，为了坚定宋的抗战决心，蒋介石令其立即离平赴保，但宋由于不甘心放弃平津而拒绝。冀察政府在平津地区与日本的谈判，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7月15日，何应钦电宋“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希望二十九军从速准备。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指出：“连日，对方（日本）盛传兄等已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传遍欧美。综观现在形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希望宋不要受日本欺骗，蒋介石看到冀察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充耳不闻，乃宣布“中国政府以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对此不加承认。”表明中国政府对和谈的态度。而此时的宋哲元也备受煎熬，一方面南京政府不希望其允诺日方的条件，但又不给任何方针，而日方又步步紧逼，使宋十分苦恼，，“日日已未奉到命令而焦急”。宋有意在和谈中拖延了一个星期，就在此时，7月17日蒋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但宋对南京政府的态度有所顾虑，故秦德纯致电南京政府并提出了5点要求：“（一）中央地方结成一团，声息贯通，动作一致。（二）地方听命中央，中央曲谅地方。（三）调整北来各部队之指挥系统，以收抱臂之效。（四）卢事如能在不丧权、不辱国之原则下告一段落，请中央以示宽大，国人勿过责难。（五）迅即准备整个抗战”。蒋得到电报后，了解到宋与日本仍继续谈判，乃于18日发致电宋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宋得到蒋的命令后，立即借故离津赴平，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而张自忠由于受日本的欺骗和亲日分子怂勇，于7月20日与日本签订了《香月细目》。宋闻讯后即发表声明，表示对《香月细目》不予承认，《香月细目》成为宋与张的一个分水岭。
五．卢沟桥事变的谈判过程，使宋哲元感到日军不可轻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多次进攻受挫，所以他们感到有对华北增兵的需要，故而他们就以谈判为由，以争取时间，进行布置。
7月9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声称“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方面表示同意，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谈判代表与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在津与张自忠谈判。9日晨4时，双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3.宛平城防备除原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就在双方订立协定后1小时,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事实证明,日军并非真正想和平解决，而是借以争取时间，10日上午，双方继续谈判，但由于日军缺乏诚意，谈判没有成果。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向卢沟桥集结，并占领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等地，下午6时日军开始发动新的进攻，以压迫冀察政府。
10日下午，按日军参谋长本部《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指示，向冀察政府提出4项更为强硬的要求。对于日军的得寸进尺，冀察政权决定继续与日军谈判。但在此时，日本政府已决定增兵华北，扩大对华战争。
此时的冀察政府还以为如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和平有望，故7月11日，晚8时，秦德纯终于与松井订立《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对于冀察政府作了重大让步而签订的协定，日军也未打算执行。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传到华北驻屯军中，他们认为“为了解决中日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7月11日，宋哲元为了了解情况到天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我虽赞成和平解决，但决不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同时通告3件事，第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的命令，枪口不对内。第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第三、对日交涉本和平原则进行。”但由于受到四大金刚的包围，不得已，宋于7月12日发表了争取和平的谈话。同时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下令：第一、14日开始（北宁路）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第二、解除北平戒严。第三、释放逮捕的日人。第四、严禁与日军磨擦。宋希望以此换得日本对协议的执行，恢复平津地区的和平。
但是，宋哲元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给他的回答却是7月14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点要求，当天张自忠、齐燮元与华北军参谋长桥本继续商谈，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三十八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答应日方的要求，香月乃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
“七七事变”以来的事实，使宋哲元感到只有抗战，才能保住华北，故7月16日，他签署二十九军作战命令，部署军队，准备抗日。同时，为了逃离天津，19日晨，借口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离开了天津.20日夜,张自忠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了《香月细目》。
宋哲元既反对《香月细目》，又为何与日本进行谈判，及到北平后撤去部分防御工事，敞开城门，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平汉铁路通车等措施？这曾成为史学界一个不解之谜，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宋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在此时能真正抗日，他害怕拒绝日本后，会引起日本的进攻，损失自己的实力。第二、宋到津后，即被亲日分子所包围，甚至，他在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时讲“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故而，他只有委与应付，才会出现许多矛盾之举。他是借此来积极备战，准备在适时抗日，这才是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主要原因。
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引自：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DXK200202010.htm】
作者：张春生
《香月细目》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7月14日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有7项：1。彻底弹压CCP的策动；2。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3.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4.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5.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6.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7.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1937年7月20日,由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文件上签字.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人一直认为此文件是经过宋哲元同意的,笔者经过多方研究,认为《香月细目》纯粹是由张自忠背着宋哲元私自签订的，本文将要从以下5个方面对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澄清历史。
一． 从其被迫签定《经济提携》得到教训
日方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即向宋哲元提出经济协定，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但遭到宋哲元的拒绝。1937年3月，田代借请宋哲元赴宴之机，逼迫宋哲元在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上签字。事后，宋哲元立即声明“日本人提出的这个条款， 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虽然如此，蒋介石得知后，极为愤怒，他在给宋哲元的回电中严厉地要求拒绝执行。同时叫李世军转达他对宋哲元赴敌营之事的不满。总之，宋哲元在签订经济协定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并且大部分条款都不能实行。同时，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即发表声明“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为要。”并派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协助冀察当局对日交涉。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岂敢签定《香月细目》。
二．《香月细目》的第一条“彻底弹压CCP的策动”，与宋哲元的联共政策不相符
宋哲元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压迫日甚，并且他苦心经营的冀察政权也受到威胁；同时，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被很多人称为“傀儡政权”，且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苦闷与彷徨中受到CCP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中 共进行合作。
而此时，中 共也适时地改变了对宋的立场，把争取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为工作重点，把原来矛头指向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1936年8月9日，中 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写信给刘shao奇指出：“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当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8月14日，毛ze东给刘shao奇写信强调：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刘shao奇领导的北方局，在对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宋哲元对中 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向毛ze东介绍了二十九军及他本人“殷情抗日”的情况，希望能得到理解和支持。8月14日，毛ze东致信宋哲元表明中 共愿与二十九军联合抗日的决心。
中 共为了联合二十九军抗日，决定派秘密代表张金吾（经武）和朱则民、刘昭等优秀CCP员到二十九军去作宋哲元和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宋哲元在中 共的支持下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强硬，为了准备抗日力量，宋哲元设立了士兵训练团和参谋训练班，组织平津、河北一带的大学生参加军训，并在军中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聘请中 共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友渔担任教官，宣传抗日。
与此同时，宋哲元还对其部下的一些亲共活动暗中给予保护。1936年9月11日，他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CCP员全部释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 共的友好态度。而中 共也不负宋哲元所望，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 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表示“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共存亡的宣言”。毛ze东、朱德及其他红军将领还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表示“红军准为贵军后盾”，红军战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中 共中央的这些举动,使宋哲元感到中 共才是他的真正的朋友,而《香月细目》中彻底消灭CCP一条与其主张不符。
三．《香月细目》的第四条具有反蒋倾向，与宋的拥蒋态度有矛盾
宋哲元作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时，曾因发表过反蒋宣言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但在随同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后，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还是听命于南京政府，而且他把南京政府视为中国统一的象征。正如他自己所讲：“对中央是绝对拥护，大事绝对服从命令，小事自己可以权变处理的就权变处理。”这就决定了拥蒋是其政治生涯的主流。
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方面是隶属于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另一方面它地处华北，又受日本的压迫。因此宋哲元上任后向部下透露了他的处置原则，“咱们对中央决不说脱离中央的话，对蒋介石决不做他个人玩弄的工具，对日本力求表面亲善，决不屈服投降。队伍练好了，有机会咱们打到东北，收复失地”。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7年2月，宋哲元不顾日本的强烈阻挠和反对，派秦德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在南京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3月，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在与南京政府关系上的日趋明朗，得到了国人的好评，以至于日本方面对此非常不满，日本武官矶谷廉介在考察华北之后，致电陆相指出：“宋哲元唯听从南京方面之威命，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亦未能依照预定进展，事态诚可寒心。”宋哲元服从南京政府，是其拒签《香月细目》的思想基础。
四．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提醒宋不要签订任何协定，坚定了宋的信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立即致电：“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要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希望局部解决。同时，命令宋立即赴保定指挥军事。并令庞炳勋、万福麟、商震部向石家庄、保定集结，以支援二十九军。同时蒋恐怕宋私自和日本达成协议，7月10日，再次致电宋指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其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提醒宋哲元。
由于受到南京政府和战不决的影响，再加上受四大金刚的包围，7月12日，宋哲元发表了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宋的变化，使蒋十分着急，他于7月13日致电宋“卢事必不能和平解决，远离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一让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许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经受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告已有把握，中央决定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同时，为了坚定宋的抗战决心，蒋介石令其立即离平赴保，但宋由于不甘心放弃平津而拒绝。冀察政府在平津地区与日本的谈判，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7月15日，何应钦电宋“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希望二十九军从速准备。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指出：“连日，对方（日本）盛传兄等已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传遍欧美。综观现在形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希望宋不要受日本欺骗，蒋介石看到冀察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充耳不闻，乃宣布“中国政府以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对此不加承认。”表明中国政府对和谈的态度。而此时的宋哲元也备受煎熬，一方面南京政府不希望其允诺日方的条件，但又不给任何方针，而日方又步步紧逼，使宋十分苦恼，，“日日已未奉到命令而焦急”。宋有意在和谈中拖延了一个星期，就在此时，7月17日蒋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但宋对南京政府的态度有所顾虑，故秦德纯致电南京政府并提出了5点要求：“（一）中央地方结成一团，声息贯通，动作一致。（二）地方听命中央，中央曲谅地方。（三）调整北来各部队之指挥系统，以收抱臂之效。（四）卢事如能在不丧权、不辱国之原则下告一段落，请中央以示宽大，国人勿过责难。（五）迅即准备整个抗战”。蒋得到电报后，了解到宋与日本仍继续谈判，乃于18日发致电宋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宋得到蒋的命令后，立即借故离津赴平，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而张自忠由于受日本的欺骗和亲日分子怂勇，于7月20日与日本签订了《香月细目》。宋闻讯后即发表声明，表示对《香月细目》不予承认，《香月细目》成为宋与张的一个分水岭。
五．卢沟桥事变的谈判过程，使宋哲元感到日军不可轻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多次进攻受挫，所以他们感到有对华北增兵的需要，故而他们就以谈判为由，以争取时间，进行布置。
7月9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声称“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方面表示同意，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谈判代表与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在津与张自忠谈判。9日晨4时，双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3.宛平城防备除原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限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就在双方订立协定后1小时,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事实证明,日军并非真正想和平解决，而是借以争取时间，10日上午，双方继续谈判，但由于日军缺乏诚意，谈判没有成果。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向卢沟桥集结，并占领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等地，下午6时日军开始发动新的进攻，以压迫冀察政府。
10日下午，按日军参谋长本部《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指示，向冀察政府提出4项更为强硬的要求。对于日军的得寸进尺，冀察政权决定继续与日军谈判。但在此时，日本政府已决定增兵华北，扩大对华战争。
此时的冀察政府还以为如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和平有望，故7月11日，晚8时，秦德纯终于与松井订立《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对于冀察政府作了重大让步而签订的协定，日军也未打算执行。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传到华北驻屯军中，他们认为“为了解决中日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7月11日，宋哲元为了了解情况到天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我虽赞成和平解决，但决不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同时通告3件事，第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的命令，枪口不对内。第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第三、对日交涉本和平原则进行。”但由于受到四大金刚的包围，不得已，宋于7月12日发表了争取和平的谈话。同时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下令：第一、14日开始（北宁路）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第二、解除北平戒严。第三、释放逮捕的日人。第四、严禁与日军磨擦。宋希望以此换得日本对协议的执行，恢复平津地区的和平。
但是，宋哲元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给他的回答却是7月14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点要求，当天张自忠、齐燮元与华北军参谋长桥本继续商谈，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三十八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答应日方的要求，香月乃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
“七七事变”以来的事实，使宋哲元感到只有抗战，才能保住华北，故7月16日，他签署二十九军作战命令，部署军队，准备抗日。同时，为了逃离天津，19日晨，借口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离开了天津.20日夜,张自忠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签订了《香月细目》。
宋哲元既反对《香月细目》，又为何与日本进行谈判，及到北平后撤去部分防御工事，敞开城门，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平汉铁路通车等措施？这曾成为史学界一个不解之谜，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宋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在此时能真正抗日，他害怕拒绝日本后，会引起日本的进攻，损失自己的实力。第二、宋到津后，即被亲日分子所包围，甚至，他在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时讲“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故而，他只有委与应付，才会出现许多矛盾之举。他是借此来积极备战，准备在适时抗日，这才是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