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 作者回国后，就叛逃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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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史学者沈志华教授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早就说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但直到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真正见到他们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脱离战火的中国大地一片萧条，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富强昌盛的新中国，又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自然需要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就笔者查阅的大量报纸和书刊，以及对当事人采访得到的印象，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确实称得上是老师，而且是当时中国人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最好的老师”，苏联化学家克罗契科得算一个。这位获得过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科学院教授，曾经在1958年和1960年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两次来华，在北京和昆明等地进行讲学、咨询和开展合作研究等工作。苏联援华专家为数不少，不过克罗契科两次来华都赶上了比较特别的时刻：1958年，中国正陷入大跃进的狂热之中；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紧急召回援华专家，他是最后一批回苏联的。他爱中国，对中国的人与事都抱着善意的理解，但是他又对当时的中国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当他的科学研究遇到政治的阻碍与影响的时候。
　　近三十年来，科学史研究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内史”指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外史”则指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克罗契科记叙在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没有多少篇幅谈及中国化学的具体状况；但是，它对我们研究五十年代的中国科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却是不能否认的。它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科学家的智慧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影响科学的发展。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苏联援华专家在中国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开会。第一次来华，从1958年1月8日到8月22日，克罗契科呆了七个半月。在克罗契科看来，这七个半月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无休无止的运动让他什么都干不了。在1月和2月，他在北京化学研究所每周开会需两个整天，以后增为3个整天；到了6月和7月，几乎是每天都开会；到了8月，“在全中国，任何科研工作都停止了”。在苏联，政治会议至少不会占用工作时间，但是在1958年的中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可是家常便饭。这让他发出这样的悲叹：“事实上，1958年我在华期间，悲哀地亲眼目睹了实验室中工作时间的不断减少，正是因为这些会议的不断增多。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会议正给研究所带来真正的灾难。”
　　然后是义务劳动。那一年，十三陵水库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着，参加这个大工程的几乎包括北京各个阶层的人们，机关、团体、高校都把人送到工地上干上一两个星期，连周恩来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到工棚里住了好几天。不能免俗，克罗契科也跟着化学研究所的上百位同事去了一趟。他“抡起铁锹铲起了那么一点土，把它从一个土堆移至另一个土堆”，一大群人就聚集在他后面全神贯注地看他干活，然后大喇叭宣布苏联专家到工地来劳动了，他的头衔被一一念出，并被热烈地赞扬。
　　不过克罗契科没有被大喇叭的表扬冲昏头脑，他说：“我还敢肯定，只要两三百个工人使用挖土机和卡车就能比那成千上万的‘热情志愿者’干得又快又省钱。因为这些义务劳动者都得用车接送，安排食宿，长达数周时间。”
　　还有理解什么是大字报。在苏联，墙报是在学校、工厂、集体农庄进行宣传的重要手段，不过每年也出版不超过六次。而在1958年的中国，大行其道的是大字报。有一次克罗契科在大字报里认出用俄文字母拼出的他的名字，他问翻译是怎么回事。翻译说大字报是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个人写的，“她在大字报里说您把事情解释得非常清楚，还说您工作得非常好”。但这并不能阻止克罗契科将大字报称为“愚不可及的运动”。
　　还有别的杂事。苏联援华专家在北京集中住在友谊宾馆，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就很棘手，因为克罗契科是党小组成员，所以党领导把去找苏联儿童学校毕业班负责人交流的任务也交给了他。此外，监督援华专家不得酗酒、处罚违规者，也是他的活。
　　已经看出来了吧？在书里，除了这些和科学研究没多大关系的分散精力的事，克罗契科没记下多少他来中国计划要做的严肃工作。虽然他说为了不让读者厌烦，所以他没有在书中过细地描述他在华的科研工作，但是他也承认，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没能够像预想的那样大展拳脚，完成他本应完成的工作。
　　可是，这能怪他吗？科学家需要一个安静的实验室，那时候的中国能给他的，只能是这样的景象——“现在，这些仪器全都保存在研究所的库房里，无人问津，用黑布包裹起来，上面积满了尘土”；“装备齐全的漂亮实验室一天到晚无人问津，成千上万的科研书籍在图书馆里睡大觉，因为它们的读者整天疲于奔命要去开会，或是做检查，要不就得在乡下种地”。
　　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懑，大跃进也时时给克罗契科留下强烈的荒诞感：科学院下属的每个单位都在起劲地养猪，他的翻译被任命为猪圈总管，手下有40个人；《人民日报》宣称中国化学家发明新方法用金属钠来炼铝，实际上人们在80年前就这么干了，而且自从电解熔化的冰晶石（一种铝纳氟化物）取代了金属钠，金属铝就变得比金属钠还便宜。所以用金属钠来炼铝是一种愚蠢的办法，但没有一位中国化学家吭声。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在昆明的师范学校看到大约15个学生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争辩着什么。当得知他们正准备写一本有关有机化学的教科书时，克罗契科以为他们是教师或者毕业班学生，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他们是二年级的大学生。他们正准备开始学有机化学。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撰写他们的教科书。”联想起如今仍然可以在旧书店碰上的出自“某某学校课题组”之手的各种书籍，不得不令人苦笑。
　　前面说克罗契科限于客观条件没干成多少正事，固然是实情，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位很有责任心与革命情谊的国际友人，在纷乱的环境下仍然力所能及地做了很多事情。他草拟了一项宏伟的计划，提出在渤海湾建造一个大坝以拦截海水，一来可以填海造田，二来可以淡化海水。虽然这有点异想天开的味道，不过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感情。
　　出于这种感情，他直言不讳地对“学生编教科书”的荒唐事进行了抨击：“这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而且是彻头彻尾有害的。他们不再谦虚地认为他们是在学习一门新的学科，这些学生会以为他们在有机化学方面比他们的老师还要高明”。
　　出于这种感情，他开诚布公地向北京化学研究所负责政治工作的副所长华寿俊进言：“中国人能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只要他们按照他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干下去，而不是成天去开那些愚不可及的会议”。
　　出于这种感情，他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他立即回国之后，仍然与上级争执，坚持留下来，撰写一份不在计划之内的报告，提交给中国政府。这份报告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民天生就有能力从事科学工作，而且党和政府多次声称全力支持科学事业，而中国科学事业却依然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他在回国前把这份“小小的礼物”送给化学研究所的书记杜润生。“文中很可能有许多地方让人不待见，但是我要真心诚意地说，这些东西全部来自我终生接受的科学训练，来自终生从事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经验；”克罗契科真诚地说，“而且写出这一报告的唯一动机来自我对中国人民的崇敬与热爱。”
　　在中国的科学实力大大增强的今天，除了感谢国家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这位“中国人最好的老师”表示一下谢意与敬意？
　　克罗契科在1960年8月13日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值得一提的是，时刻对威权主义保持批判意识的他在仅仅一年之后（1961年），就借着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从此定居加拿大。可惜的是，直到1985年去世，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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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的知识份子不断的开会，搞政治学习，才能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把自己当精英。党才能执政到现在，苏联呢，早就没了
这个“判国者”是在加大拿写完这本书的，寄人篱下，对共产主义国家该怎么描写，不说主子明说了吧。
估计中国算好的，他笔下的祖国---〉苏联肯定更惨。http://book.douban.com/review/4459771/

　　当代史学者沈志华教授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早就说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但直到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真正见到他们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脱离战火的中国大地一片萧条，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富强昌盛的新中国，又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自然需要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就笔者查阅的大量报纸和书刊，以及对当事人采访得到的印象，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确实称得上是老师，而且是当时中国人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最好的老师”，苏联化学家克罗契科得算一个。这位获得过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科学院教授，曾经在1958年和1960年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两次来华，在北京和昆明等地进行讲学、咨询和开展合作研究等工作。苏联援华专家为数不少，不过克罗契科两次来华都赶上了比较特别的时刻：1958年，中国正陷入大跃进的狂热之中；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紧急召回援华专家，他是最后一批回苏联的。他爱中国，对中国的人与事都抱着善意的理解，但是他又对当时的中国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当他的科学研究遇到政治的阻碍与影响的时候。
　　近三十年来，科学史研究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内史”指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外史”则指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克罗契科记叙在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没有多少篇幅谈及中国化学的具体状况；但是，它对我们研究五十年代的中国科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却是不能否认的。它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科学家的智慧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影响科学的发展。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苏联援华专家在中国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开会。第一次来华，从1958年1月8日到8月22日，克罗契科呆了七个半月。在克罗契科看来，这七个半月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无休无止的运动让他什么都干不了。在1月和2月，他在北京化学研究所每周开会需两个整天，以后增为3个整天；到了6月和7月，几乎是每天都开会；到了8月，“在全中国，任何科研工作都停止了”。在苏联，政治会议至少不会占用工作时间，但是在1958年的中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可是家常便饭。这让他发出这样的悲叹：“事实上，1958年我在华期间，悲哀地亲眼目睹了实验室中工作时间的不断减少，正是因为这些会议的不断增多。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会议正给研究所带来真正的灾难。”
　　然后是义务劳动。那一年，十三陵水库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着，参加这个大工程的几乎包括北京各个阶层的人们，机关、团体、高校都把人送到工地上干上一两个星期，连周恩来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到工棚里住了好几天。不能免俗，克罗契科也跟着化学研究所的上百位同事去了一趟。他“抡起铁锹铲起了那么一点土，把它从一个土堆移至另一个土堆”，一大群人就聚集在他后面全神贯注地看他干活，然后大喇叭宣布苏联专家到工地来劳动了，他的头衔被一一念出，并被热烈地赞扬。
　　不过克罗契科没有被大喇叭的表扬冲昏头脑，他说：“我还敢肯定，只要两三百个工人使用挖土机和卡车就能比那成千上万的‘热情志愿者’干得又快又省钱。因为这些义务劳动者都得用车接送，安排食宿，长达数周时间。”
　　还有理解什么是大字报。在苏联，墙报是在学校、工厂、集体农庄进行宣传的重要手段，不过每年也出版不超过六次。而在1958年的中国，大行其道的是大字报。有一次克罗契科在大字报里认出用俄文字母拼出的他的名字，他问翻译是怎么回事。翻译说大字报是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个人写的，“她在大字报里说您把事情解释得非常清楚，还说您工作得非常好”。但这并不能阻止克罗契科将大字报称为“愚不可及的运动”。
　　还有别的杂事。苏联援华专家在北京集中住在友谊宾馆，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就很棘手，因为克罗契科是党小组成员，所以党领导把去找苏联儿童学校毕业班负责人交流的任务也交给了他。此外，监督援华专家不得酗酒、处罚违规者，也是他的活。
　　已经看出来了吧？在书里，除了这些和科学研究没多大关系的分散精力的事，克罗契科没记下多少他来中国计划要做的严肃工作。虽然他说为了不让读者厌烦，所以他没有在书中过细地描述他在华的科研工作，但是他也承认，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没能够像预想的那样大展拳脚，完成他本应完成的工作。
　　可是，这能怪他吗？科学家需要一个安静的实验室，那时候的中国能给他的，只能是这样的景象——“现在，这些仪器全都保存在研究所的库房里，无人问津，用黑布包裹起来，上面积满了尘土”；“装备齐全的漂亮实验室一天到晚无人问津，成千上万的科研书籍在图书馆里睡大觉，因为它们的读者整天疲于奔命要去开会，或是做检查，要不就得在乡下种地”。
　　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懑，大跃进也时时给克罗契科留下强烈的荒诞感：科学院下属的每个单位都在起劲地养猪，他的翻译被任命为猪圈总管，手下有40个人；《人民日报》宣称中国化学家发明新方法用金属钠来炼铝，实际上人们在80年前就这么干了，而且自从电解熔化的冰晶石（一种铝纳氟化物）取代了金属钠，金属铝就变得比金属钠还便宜。所以用金属钠来炼铝是一种愚蠢的办法，但没有一位中国化学家吭声。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在昆明的师范学校看到大约15个学生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争辩着什么。当得知他们正准备写一本有关有机化学的教科书时，克罗契科以为他们是教师或者毕业班学生，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他们是二年级的大学生。他们正准备开始学有机化学。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撰写他们的教科书。”联想起如今仍然可以在旧书店碰上的出自“某某学校课题组”之手的各种书籍，不得不令人苦笑。
　　前面说克罗契科限于客观条件没干成多少正事，固然是实情，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位很有责任心与革命情谊的国际友人，在纷乱的环境下仍然力所能及地做了很多事情。他草拟了一项宏伟的计划，提出在渤海湾建造一个大坝以拦截海水，一来可以填海造田，二来可以淡化海水。虽然这有点异想天开的味道，不过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感情。
　　出于这种感情，他直言不讳地对“学生编教科书”的荒唐事进行了抨击：“这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而且是彻头彻尾有害的。他们不再谦虚地认为他们是在学习一门新的学科，这些学生会以为他们在有机化学方面比他们的老师还要高明”。
　　出于这种感情，他开诚布公地向北京化学研究所负责政治工作的副所长华寿俊进言：“中国人能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只要他们按照他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干下去，而不是成天去开那些愚不可及的会议”。
　　出于这种感情，他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他立即回国之后，仍然与上级争执，坚持留下来，撰写一份不在计划之内的报告，提交给中国政府。这份报告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民天生就有能力从事科学工作，而且党和政府多次声称全力支持科学事业，而中国科学事业却依然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他在回国前把这份“小小的礼物”送给化学研究所的书记杜润生。“文中很可能有许多地方让人不待见，但是我要真心诚意地说，这些东西全部来自我终生接受的科学训练，来自终生从事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经验；”克罗契科真诚地说，“而且写出这一报告的唯一动机来自我对中国人民的崇敬与热爱。”
　　在中国的科学实力大大增强的今天，除了感谢国家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这位“中国人最好的老师”表示一下谢意与敬意？
　　克罗契科在1960年8月13日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值得一提的是，时刻对威权主义保持批判意识的他在仅仅一年之后（1961年），就借着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从此定居加拿大。可惜的是，直到1985年去世，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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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的知识份子不断的开会，搞政治学习，才能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把自己当精英。党才能执政到现在，苏联呢，早就没了
这个“判国者”是在加大拿写完这本书的，寄人篱下，对共产主义国家该怎么描写，不说主子明说了吧。
估计中国算好的，他笔下的祖国---〉苏联肯定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