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一位援华苏联专家对中国科研情况的评论

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写的他在华经历
这位苏联专家是57年到60年这个时间段在中国，他的领域是化工方面。

他在回忆中说，中国人其实是很聪明的，在科技上有才能的也不乏其人，如果政策好的话，科技水平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苏联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这批援助中国的专家，也满怀热情，希望能帮助中国实现赶上超过苏联的目标，但遗憾的是中国人自己糟蹋浪费了这样的条件。

他在中国也跑了很多地方，北京、沈阳、上海、重庆、昆明。但总体的感觉，中国的科技人员用在开会的时间，远多于用在科研的时间。而且一段时间内愈演愈烈。这些会当然不是科研会议，不外乎是什么向党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宣传动员会议。
而且越是科研上有造诣，资历比较深的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科研人员，参加这类政治活动就越频繁。

苏联专家回忆说，他在各地参观总体的印象是中国许多新建的科研院校办公室和实验室比苏联都要宽敞，环境也更优美，甚至实验室设备也比苏联同类实验室更齐全。相比之下他在苏联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要灰暗压抑得多。
但通常中国实验室里都是空空荡荡的，学生和老师都去下乡学农学工劳动改造去了。

他还说，当时中国国内一些科学家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术水平其实很高，许多地方用不着花钱再请苏联专家的，这些国内的科学家学术水平并不比苏联专家差多少，但中国人还是去请了苏联专家，而对自己本国的科学家却不知道好好利用，而是把这些科学家浪费在无谓的行政工作上。

他还说，中国同行在五十年代条件其实远比苏联初期的科学家要优越得多，甚至比二战后的苏联要优越，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科研条件是很差的，房子简陋，设备不齐全，但仍旧搞出了许多成果，而中国的科学家却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行政工作，政治会议上。
苏联也有政治方面对科学家的干涉监督，以及一些政治会议，但远没有象中国这样，无处不在渗透到每时每刻，苏联还是给科学家留出大段完整的时间从事研究的。
他还回忆说中国人一方面把大量精力浪费在了政治运动上，不知道给科学家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还特别喜欢吹嘘。常常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吹到天上去了，比如实验室里提炼出某种金属，就说成是什么巨大突破，重大成果，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国外实验室里司空见惯的。
还有实验设备做出某个改良，也说成是了不起的成果，被登在报纸，而实际上这在苏联，这不过最基本的实验人员应该有的素质。
这位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时期，正好是大跃进时期，还有什么消灭四害之类的运动。他都是亲历者，对此他也感到很郁闷。大街小巷到处敲锣打鼓赶麻雀，要把麻雀活活累死，弄的人都没有办法休息。

而常常苏联专家提的建议，中国当面很客气很重视，但过后就束之高阁，而去应付上级的大跃进要求，不是开展扎扎实实的科研计划，而成天漫无边际的浮夸吹嘘。

比如不顾技术实力能够达到的要求，大面积开采矿石，炼铁炼铜，却不愿意去从事基本的矿石元素分析，提高矿石的综合开采效率，结果矿石只炼出铜或铁之后，就被当成矿渣扔掉，大量的贵重金属，稀有元素都被当成垃圾浪费，既浪费了资源，也破坏了环境。
感叹说，中国人有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却把这些资源全部糟蹋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他和一些中国科技人员亲自参加到中国的十三陵水坝的工地上，象征性的参加一天劳动，挖几堆土，然后一堆人在旁边围观，说知识分子和外国专家也来参加劳动，媒体还来报道等等。
他说光是用汽车把那些官员和文艺界，科技界的人从四面八方，甚至相当远的地方接到工地上，然后还要保证食宿就代价不菲，而且到了工地之后，参加所谓象征性的劳动，实际又干扰了正常的工人建设。机械化设备，挖土机之类就在那里，本来完全可以更高效率完成建设。而科研人员又时不时被这种宣传式的活动断自己的科研。

中国人的研究计划也朝令夕改的，定好的科研计划，没多少时间因为领导人提出的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就急功近利修改掉。对那些看不着眼前利益的基础科学，更是不当一回事。

这位苏联专家一再强调，中国人在智力方面，天赋方面绝对是很好的，他自己就碰见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中国当时由于苏联的援助，在科研硬件方面的条件，也只会比苏联二三十年代要强，许多新造的实验室，甚至能让苏联专家都羡慕。但往往进口来的仪器都丢满灰尘，弃置一边，老师学生更多的精力都在搞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安心搞科研，即便搞的也是急功近利应付一些眼前的问题。
学校里没有科学的气氛，而只有政治狂热。
他自己接触过的一些中国科学家，如果留在国外的话，以他们的才能，本来完全可以做出更多重大的成果，结果却回国在这样的环境下，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成果，上级还要大跃进，结果导致常常把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东西，当成重大成果，放在报纸上吹嘘炫耀，欺骗对科学外行的普通大众和那些一知半解半瓶水的人。



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写的他在华经历
这位苏联专家是57年到60年这个时间段在中国，他的领域是化工方面。

他在回忆中说，中国人其实是很聪明的，在科技上有才能的也不乏其人，如果政策好的话，科技水平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苏联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这批援助中国的专家，也满怀热情，希望能帮助中国实现赶上超过苏联的目标，但遗憾的是中国人自己糟蹋浪费了这样的条件。

他在中国也跑了很多地方，北京、沈阳、上海、重庆、昆明。但总体的感觉，中国的科技人员用在开会的时间，远多于用在科研的时间。而且一段时间内愈演愈烈。这些会当然不是科研会议，不外乎是什么向党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宣传动员会议。
而且越是科研上有造诣，资历比较深的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科研人员，参加这类政治活动就越频繁。

苏联专家回忆说，他在各地参观总体的印象是中国许多新建的科研院校办公室和实验室比苏联都要宽敞，环境也更优美，甚至实验室设备也比苏联同类实验室更齐全。相比之下他在苏联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要灰暗压抑得多。
但通常中国实验室里都是空空荡荡的，学生和老师都去下乡学农学工劳动改造去了。

他还说，当时中国国内一些科学家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术水平其实很高，许多地方用不着花钱再请苏联专家的，这些国内的科学家学术水平并不比苏联专家差多少，但中国人还是去请了苏联专家，而对自己本国的科学家却不知道好好利用，而是把这些科学家浪费在无谓的行政工作上。

他还说，中国同行在五十年代条件其实远比苏联初期的科学家要优越得多，甚至比二战后的苏联要优越，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科研条件是很差的，房子简陋，设备不齐全，但仍旧搞出了许多成果，而中国的科学家却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行政工作，政治会议上。
苏联也有政治方面对科学家的干涉监督，以及一些政治会议，但远没有象中国这样，无处不在渗透到每时每刻，苏联还是给科学家留出大段完整的时间从事研究的。
他还回忆说中国人一方面把大量精力浪费在了政治运动上，不知道给科学家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还特别喜欢吹嘘。常常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吹到天上去了，比如实验室里提炼出某种金属，就说成是什么巨大突破，重大成果，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国外实验室里司空见惯的。
还有实验设备做出某个改良，也说成是了不起的成果，被登在报纸，而实际上这在苏联，这不过最基本的实验人员应该有的素质。
这位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时期，正好是大跃进时期，还有什么消灭四害之类的运动。他都是亲历者，对此他也感到很郁闷。大街小巷到处敲锣打鼓赶麻雀，要把麻雀活活累死，弄的人都没有办法休息。

而常常苏联专家提的建议，中国当面很客气很重视，但过后就束之高阁，而去应付上级的大跃进要求，不是开展扎扎实实的科研计划，而成天漫无边际的浮夸吹嘘。

比如不顾技术实力能够达到的要求，大面积开采矿石，炼铁炼铜，却不愿意去从事基本的矿石元素分析，提高矿石的综合开采效率，结果矿石只炼出铜或铁之后，就被当成矿渣扔掉，大量的贵重金属，稀有元素都被当成垃圾浪费，既浪费了资源，也破坏了环境。
感叹说，中国人有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却把这些资源全部糟蹋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他和一些中国科技人员亲自参加到中国的十三陵水坝的工地上，象征性的参加一天劳动，挖几堆土，然后一堆人在旁边围观，说知识分子和外国专家也来参加劳动，媒体还来报道等等。
他说光是用汽车把那些官员和文艺界，科技界的人从四面八方，甚至相当远的地方接到工地上，然后还要保证食宿就代价不菲，而且到了工地之后，参加所谓象征性的劳动，实际又干扰了正常的工人建设。机械化设备，挖土机之类就在那里，本来完全可以更高效率完成建设。而科研人员又时不时被这种宣传式的活动断自己的科研。

中国人的研究计划也朝令夕改的，定好的科研计划，没多少时间因为领导人提出的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就急功近利修改掉。对那些看不着眼前利益的基础科学，更是不当一回事。

这位苏联专家一再强调，中国人在智力方面，天赋方面绝对是很好的，他自己就碰见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中国当时由于苏联的援助，在科研硬件方面的条件，也只会比苏联二三十年代要强，许多新造的实验室，甚至能让苏联专家都羡慕。但往往进口来的仪器都丢满灰尘，弃置一边，老师学生更多的精力都在搞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安心搞科研，即便搞的也是急功近利应付一些眼前的问题。
学校里没有科学的气氛，而只有政治狂热。
他自己接触过的一些中国科学家，如果留在国外的话，以他们的才能，本来完全可以做出更多重大的成果，结果却回国在这样的环境下，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成果，上级还要大跃进，结果导致常常把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东西，当成重大成果，放在报纸上吹嘘炫耀，欺骗对科学外行的普通大众和那些一知半解半瓶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