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转贴）

（转贴）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
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
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
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
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
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
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
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
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
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
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
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
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
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
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
“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
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
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
“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
。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
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
受什么批斗之苦。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
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
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
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
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
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
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
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
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
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
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
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
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
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其中大学生造反派
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
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
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
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
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
分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
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
，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
　　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
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
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
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御批的“革命
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
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
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
，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
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
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
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
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
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
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
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
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
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
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
”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
，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
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
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
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
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
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
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
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
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
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
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
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
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
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
，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
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
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
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
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
，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
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
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
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
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
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
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
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
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
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
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
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
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
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
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
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
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
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
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
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
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
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
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
，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
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
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
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
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
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
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
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
。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
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
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
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
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
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
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
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
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
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
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
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
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
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
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
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
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
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
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
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转贴）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
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
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
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
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
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
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
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
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
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
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
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
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
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
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
“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
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
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
“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
。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
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
受什么批斗之苦。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
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
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
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
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
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
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
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
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
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
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
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
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
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其中大学生造反派
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
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
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
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
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
分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
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
，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
　　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
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
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
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御批的“革命
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
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
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
，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
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
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
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
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
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
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
威望，也的的确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
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
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
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
”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
，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
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
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
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
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
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
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
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潘复生居然妄想一
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
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
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
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
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
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
，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
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
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
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
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
，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
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
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
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
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
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
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
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
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
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
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
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
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
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
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
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
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
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
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
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
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
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
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
，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
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
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
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
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
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
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
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
。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
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
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
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
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
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
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
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
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
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
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
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
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
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
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
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
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
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
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
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