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53:11
《联合早报》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卓南生与中国日本学界元老吴学文对谈
http://www.zaobao.com/yl/tx001_100503.html
● 卓南生
今年是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照理两国应有许多高层次的交流与庆祝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日两国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就此议题，以及就中日之间如何处理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合作等要项，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及学者吴学文教授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进行深入的探讨。
卓南生曾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吴学文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和东京特派员，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对谈内容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绘新协助整理与记录。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照理说中日关系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但从现实来看，两国关系并不是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三度参拜靖国神社，这对中日关系起到了很坏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吴先生是怎样看待的呢？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一直到现在，都采取了一贯的对日政策，大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但二战以后，日本的军国主义还存在残余影响。
从开始讨论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制定军国主义政策的和仅仅参与的人区别开来。这样一来我们交往的范围就比较宽广。
这个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还有一种外交思想，就是对日本不念旧恶，对一般参与者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认为，今天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日本如此宽容了。比如在国内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帮助日侨回国，释放日本战犯。为什么呢？就是考虑到中日人民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而战争是短暂的，我们愿意用宽容来医治战争的伤痕。
日本走向“总保守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单方面的意愿是不行的，它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1954年我在战后第一次到日本去，那时的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是很彻底的。而现在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但我们还是应该把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
卓：我基本上同意吴先生的看法。在50年代，或者是在我留学日本的60年代与70年代，尽管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执行了一条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当然爱好和平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有的确实是坚决反战，但也有不少人是因为日本打了败仗，在战争中吃了苦头，所以他们害怕战争，日本保守人士将其定义为“恐战病”。还有的因为长期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损失而讨厌战争，保守论客称之为“厌战病”。
但不论如何，整个日本国内是弥漫着一种反战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气氛，这样的政治气候也就很自然地有利于促成中日友好。这也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基础。
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出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一股力量。除此之外，战后日本财界在美国的制约下选择了“南进”道路，美国只允许日本向南方发展，因为美国要阻止中日走上正常的经济合作的轨道。
尼逊访华带来震荡
日本不可能实现战前他们所追求的“北进”战略，又别无选择，所以只能向东南亚寻求资源、市场与廉价劳工。但日本财界无时不刻不在想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中国是日本经济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依赖。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逊突然宣布访华消息时，日本国内受到了巨大震荡，日人称之为“尼逊震荡”。在他们看来，近水楼台是应该先得月的，中国这块肥肉不能让美国捷足先登。
以上就是70年代促成中日友好的日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由此可见，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政府将日本国内反对中日友好的这一股逆流称之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
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在1993年到1994年日本国内政局进行重大重组：1993年细川护熙成立非自民党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却是自民党政权的延续与发展；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联合政府首相，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之后，日本政坛的“保（守）革（新）对峙”的局面已宣告结束。
以这个政权的诞生为标志，日本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日本从此进入了自民党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阶段，社会党已经名存实亡，最终被迫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1993、1994年后日本政坛的一个特色就是“总保守化”或“总自民党化”。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不变的“定位”看待日本的话，恐怕就很难看清日本的政局了。
吴：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的政策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中日关系不能与70年代相提并论。日本国内政治地图的变化也会反映在中日关系上，这就是为什么进入90年代后直到最近中日关系中经常出现人们所不希望的问题之原因所在。
中国方面的政策虽然没有变，但日本方面政治势力的变化使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就不像过去那样遵守原则，从大局着想。《联合早报》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卓南生与中国日本学界元老吴学文对谈
http://www.zaobao.com/yl/tx001_100503.html
● 卓南生
今年是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照理两国应有许多高层次的交流与庆祝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日两国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就此议题，以及就中日之间如何处理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合作等要项，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及学者吴学文教授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进行深入的探讨。
卓南生曾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吴学文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和东京特派员，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对谈内容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绘新协助整理与记录。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照理说中日关系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但从现实来看，两国关系并不是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三度参拜靖国神社，这对中日关系起到了很坏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吴先生是怎样看待的呢？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一直到现在，都采取了一贯的对日政策，大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但二战以后，日本的军国主义还存在残余影响。
从开始讨论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制定军国主义政策的和仅仅参与的人区别开来。这样一来我们交往的范围就比较宽广。
这个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还有一种外交思想，就是对日本不念旧恶，对一般参与者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认为，今天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日本如此宽容了。比如在国内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帮助日侨回国，释放日本战犯。为什么呢？就是考虑到中日人民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而战争是短暂的，我们愿意用宽容来医治战争的伤痕。
日本走向“总保守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单方面的意愿是不行的，它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1954年我在战后第一次到日本去，那时的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是很彻底的。而现在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但我们还是应该把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
卓：我基本上同意吴先生的看法。在50年代，或者是在我留学日本的60年代与70年代，尽管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执行了一条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当然爱好和平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有的确实是坚决反战，但也有不少人是因为日本打了败仗，在战争中吃了苦头，所以他们害怕战争，日本保守人士将其定义为“恐战病”。还有的因为长期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损失而讨厌战争，保守论客称之为“厌战病”。
但不论如何，整个日本国内是弥漫着一种反战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气氛，这样的政治气候也就很自然地有利于促成中日友好。这也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基础。
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出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一股力量。除此之外，战后日本财界在美国的制约下选择了“南进”道路，美国只允许日本向南方发展，因为美国要阻止中日走上正常的经济合作的轨道。
尼逊访华带来震荡
日本不可能实现战前他们所追求的“北进”战略，又别无选择，所以只能向东南亚寻求资源、市场与廉价劳工。但日本财界无时不刻不在想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中国是日本经济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依赖。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逊突然宣布访华消息时，日本国内受到了巨大震荡，日人称之为“尼逊震荡”。在他们看来，近水楼台是应该先得月的，中国这块肥肉不能让美国捷足先登。
以上就是70年代促成中日友好的日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由此可见，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政府将日本国内反对中日友好的这一股逆流称之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
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在1993年到1994年日本国内政局进行重大重组：1993年细川护熙成立非自民党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却是自民党政权的延续与发展；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联合政府首相，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之后，日本政坛的“保（守）革（新）对峙”的局面已宣告结束。
以这个政权的诞生为标志，日本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日本从此进入了自民党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阶段，社会党已经名存实亡，最终被迫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1993、1994年后日本政坛的一个特色就是“总保守化”或“总自民党化”。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不变的“定位”看待日本的话，恐怕就很难看清日本的政局了。
吴：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的政策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中日关系不能与70年代相提并论。日本国内政治地图的变化也会反映在中日关系上，这就是为什么进入90年代后直到最近中日关系中经常出现人们所不希望的问题之原因所在。
中国方面的政策虽然没有变，但日本方面政治势力的变化使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就不像过去那样遵守原则，从大局着想。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卓南生与中国日本学界元老吴学文对谈
http://www.zaobao.com/yl/tx001_100503.html
● 卓南生
今年是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照理两国应有许多高层次的交流与庆祝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日两国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就此议题，以及就中日之间如何处理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合作等要项，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及学者吴学文教授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进行深入的探讨。
卓南生曾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吴学文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和东京特派员，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对谈内容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绘新协助整理与记录。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照理说中日关系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但从现实来看，两国关系并不是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三度参拜靖国神社，这对中日关系起到了很坏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吴先生是怎样看待的呢？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一直到现在，都采取了一贯的对日政策，大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但二战以后，日本的军国主义还存在残余影响。
从开始讨论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制定军国主义政策的和仅仅参与的人区别开来。这样一来我们交往的范围就比较宽广。
这个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还有一种外交思想，就是对日本不念旧恶，对一般参与者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认为，今天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日本如此宽容了。比如在国内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帮助日侨回国，释放日本战犯。为什么呢？就是考虑到中日人民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而战争是短暂的，我们愿意用宽容来医治战争的伤痕。
日本走向“总保守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单方面的意愿是不行的，它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1954年我在战后第一次到日本去，那时的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是很彻底的。而现在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但我们还是应该把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
卓：我基本上同意吴先生的看法。在50年代，或者是在我留学日本的60年代与70年代，尽管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执行了一条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当然爱好和平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有的确实是坚决反战，但也有不少人是因为日本打了败仗，在战争中吃了苦头，所以他们害怕战争，日本保守人士将其定义为“恐战病”。还有的因为长期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损失而讨厌战争，保守论客称之为“厌战病”。
但不论如何，整个日本国内是弥漫着一种反战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气氛，这样的政治气候也就很自然地有利于促成中日友好。这也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基础。
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出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一股力量。除此之外，战后日本财界在美国的制约下选择了“南进”道路，美国只允许日本向南方发展，因为美国要阻止中日走上正常的经济合作的轨道。
尼逊访华带来震荡
日本不可能实现战前他们所追求的“北进”战略，又别无选择，所以只能向东南亚寻求资源、市场与廉价劳工。但日本财界无时不刻不在想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中国是日本经济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依赖。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逊突然宣布访华消息时，日本国内受到了巨大震荡，日人称之为“尼逊震荡”。在他们看来，近水楼台是应该先得月的，中国这块肥肉不能让美国捷足先登。
以上就是70年代促成中日友好的日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由此可见，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政府将日本国内反对中日友好的这一股逆流称之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
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在1993年到1994年日本国内政局进行重大重组：1993年细川护熙成立非自民党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却是自民党政权的延续与发展；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联合政府首相，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之后，日本政坛的“保（守）革（新）对峙”的局面已宣告结束。
以这个政权的诞生为标志，日本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日本从此进入了自民党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阶段，社会党已经名存实亡，最终被迫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1993、1994年后日本政坛的一个特色就是“总保守化”或“总自民党化”。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不变的“定位”看待日本的话，恐怕就很难看清日本的政局了。
吴：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的政策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中日关系不能与70年代相提并论。日本国内政治地图的变化也会反映在中日关系上，这就是为什么进入90年代后直到最近中日关系中经常出现人们所不希望的问题之原因所在。
中国方面的政策虽然没有变，但日本方面政治势力的变化使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就不像过去那样遵守原则，从大局着想。《联合早报》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卓南生与中国日本学界元老吴学文对谈
http://www.zaobao.com/yl/tx001_100503.html
● 卓南生
今年是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照理两国应有许多高层次的交流与庆祝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日两国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就此议题，以及就中日之间如何处理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合作等要项，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及学者吴学文教授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进行深入的探讨。
卓南生曾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吴学文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和东京特派员，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对谈内容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绘新协助整理与记录。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照理说中日关系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但从现实来看，两国关系并不是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三度参拜靖国神社，这对中日关系起到了很坏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吴先生是怎样看待的呢？
吴学文（以下简称吴）：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一直到现在，都采取了一贯的对日政策，大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但二战以后，日本的军国主义还存在残余影响。
从开始讨论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制定军国主义政策的和仅仅参与的人区别开来。这样一来我们交往的范围就比较宽广。
这个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还有一种外交思想，就是对日本不念旧恶，对一般参与者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认为，今天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日本如此宽容了。比如在国内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帮助日侨回国，释放日本战犯。为什么呢？就是考虑到中日人民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而战争是短暂的，我们愿意用宽容来医治战争的伤痕。
日本走向“总保守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单方面的意愿是不行的，它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1954年我在战后第一次到日本去，那时的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是很彻底的。而现在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但我们还是应该把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
卓：我基本上同意吴先生的看法。在50年代，或者是在我留学日本的60年代与70年代，尽管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执行了一条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当然爱好和平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有的确实是坚决反战，但也有不少人是因为日本打了败仗，在战争中吃了苦头，所以他们害怕战争，日本保守人士将其定义为“恐战病”。还有的因为长期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损失而讨厌战争，保守论客称之为“厌战病”。
但不论如何，整个日本国内是弥漫着一种反战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气氛，这样的政治气候也就很自然地有利于促成中日友好。这也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基础。
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出自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一股力量。除此之外，战后日本财界在美国的制约下选择了“南进”道路，美国只允许日本向南方发展，因为美国要阻止中日走上正常的经济合作的轨道。
尼逊访华带来震荡
日本不可能实现战前他们所追求的“北进”战略，又别无选择，所以只能向东南亚寻求资源、市场与廉价劳工。但日本财界无时不刻不在想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中国是日本经济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依赖。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逊突然宣布访华消息时，日本国内受到了巨大震荡，日人称之为“尼逊震荡”。在他们看来，近水楼台是应该先得月的，中国这块肥肉不能让美国捷足先登。
以上就是70年代促成中日友好的日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由此可见，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政府将日本国内反对中日友好的这一股逆流称之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
但时过境迁，特别是在1993年到1994年日本国内政局进行重大重组：1993年细川护熙成立非自民党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却是自民党政权的延续与发展；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联合政府首相，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之后，日本政坛的“保（守）革（新）对峙”的局面已宣告结束。
以这个政权的诞生为标志，日本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日本从此进入了自民党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阶段，社会党已经名存实亡，最终被迫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1993、1994年后日本政坛的一个特色就是“总保守化”或“总自民党化”。
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不变的“定位”看待日本的话，恐怕就很难看清日本的政局了。
吴：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的政策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中日关系不能与70年代相提并论。日本国内政治地图的变化也会反映在中日关系上，这就是为什么进入90年代后直到最近中日关系中经常出现人们所不希望的问题之原因所在。
中国方面的政策虽然没有变，但日本方面政治势力的变化使他们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就不像过去那样遵守原则，从大局着想。
http://www.zaobao.com/yl/tx002_120503.html
卓：正因为日本国内形势起了变化，已经失去了原来牵制这股逆流的政治力量，日本的政治领导人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并开始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对于日本方面这些不断重复的大小动作，有些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只要我们不和日本谈历史，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一种论调在中国国内也时有听到。
吴：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从来不讲什么宽宏大量，但中国一向主张，我们坚持原则，但也不反对灵活。如何涉及到原则问题，中国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比如小泉首相访华时参观了卢沟桥，我们对他的这个行动很重视，起码它与村山富市的讲话是一致的，但这是一个方面。他回国后，就改变了立场，对他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中国人是难以宽容的。只有用原则来衡量是非问题，我们才能看得清楚，而不能靠个人感觉，如果个人认为已经解决问题了，结果他的行动又改变了，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卓：从最近几年日本国内的舆论造势来看，特别是1995年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时日本通过了不伦不类的国会不战决议之后，日本不但不认为应该反思，而是恰好相反，主张应该给不同的历史观提供自由判断的空间。这个决议通过之后，不少日本人就认为历史问题已经告一段落了。
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之后，他们进一步将中国视为日本和美国共同的潜在对手。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从此就采取一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在这之后的定位就很清楚了，日本不可能与美国争霸，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已经甘拜下风，不再与美国争夺世界第一。
回头看看亚洲，唯一的对手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日美安保条约中所谓的“周边事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中国的台湾问题。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期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媒体的基调，就是对谈论历史感到厌倦。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都有这种倾向：谁谈历史就是要抓日本的小辫子，谁谈历史就是打“历史牌”。这就模糊了是非问题。
舆论诱导三部曲
1998年之后，日本这样的宣传攻势愈演愈烈。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日本方面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定下不许谈历史的基调。
但认真分析，日本口头说不谈历史，应该面向未来，所谓要有“未来志向”等等，但实际上它在用行动谈历史。1997年后，日本的首相和大臣一再地参拜靖国神社，明目张胆地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军神”致敬，认为他们是为亚洲带来和平。这说明日本虽然不让别人谈历史，自己却在用行动谈历史。这一基调被定下之后，别国谈历史就会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亚洲和平的帽子，甚至被称为鼓吹民族主义。
这就是舆论宣传攻势的第一步。
舆论攻势的第二步，就是将这一类的想法通过文化交流等活动推销到其他国家，然后再把其他国家个别人士的各种论调带回日本，对其进行大炒特炒。我将此定义为“出口转内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几年前，日本媒体大肆炒作的“日本到底应该道歉到几时”论调。这种说法近年来炒得更加火热，因为东南亚的个别领导人和台湾的李登辉都在不同的背景下这么说过。
第三个步骤，就是大搞分化行动，说大谈历史问题的都是老一代人，因为他们对日本比较忌恨。有的人就在散播江主席的养父被日本的军犬所咬和被日本兵所杀害，所以对日本特别忌恨这样的谣言，希望新一代能出现日本所期待的“新思维”。对新加坡也是如此，认为老一代的政治家如内阁资政李光耀谈历史，新一代领袖就不谈历史。最近更对刚走马上任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寄予希望。好像只要不谈历史，只要允许日本歪曲历史，中日就友好，亚洲就和平了。
吴：卓先生对日本舆论的分析十分透彻。你的观点在中国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中会有共鸣。日本虽然抱有这种打算，但我想他们如果看过了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后会失望的。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中国在对日关系上的原则是不变的。一要谈人民之间的友好，二要谈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谁破坏这种友好谁就应当负责。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更不会像日本首相那样反复改变立场。我们现在对日本破坏中日建交原则的行为进行批判，不是在和日本算历史帐。每次问题都是日本方面挑起来的，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把历史提出来讨论。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总是违反建交原则，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那么中国政府当然要表态。
中国现在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右翼思潮的泛滥并不是出于报复心理，我们是从中国的安全、日本的安全和整个亚洲的安全来考虑问题。如果日本恢复军国主义，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就又会对亚洲国家造成伤害，而日本的前途又会如何？二战的结果就是明证，日本是否还希望重复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警惕军国主义的时候，不仅考虑中国的利益，也为日本的前途考虑。
卓：正因为日本国内形势起了变化，已经失去了原来牵制这股逆流的政治力量，日本的政治领导人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并开始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对于日本方面这些不断重复的大小动作，有些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只要我们不和日本谈历史，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样一种论调在中国国内也时有听到。
吴：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从来不讲什么宽宏大量，但中国一向主张，我们坚持原则，但也不反对灵活。如何涉及到原则问题，中国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比如小泉首相访华时参观了卢沟桥，我们对他的这个行动很重视，起码它与村山富市的讲话是一致的，但这是一个方面。他回国后，就改变了立场，对他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中国人是难以宽容的。只有用原则来衡量是非问题，我们才能看得清楚，而不能靠个人感觉，如果个人认为已经解决问题了，结果他的行动又改变了，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卓：从最近几年日本国内的舆论造势来看，特别是1995年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时日本通过了不伦不类的国会不战决议之后，日本不但不认为应该反思，而是恰好相反，主张应该给不同的历史观提供自由判断的空间。这个决议通过之后，不少日本人就认为历史问题已经告一段落了。
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之后，他们进一步将中国视为日本和美国共同的潜在对手。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从此就采取一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在这之后的定位就很清楚了，日本不可能与美国争霸，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已经甘拜下风，不再与美国争夺世界第一。
回头看看亚洲，唯一的对手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日美安保条约中所谓的“周边事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中国的台湾问题。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期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媒体的基调，就是对谈论历史感到厌倦。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都有这种倾向：谁谈历史就是要抓日本的小辫子，谁谈历史就是打“历史牌”。这就模糊了是非问题。
舆论诱导三部曲
1998年之后，日本这样的宣传攻势愈演愈烈。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日本方面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定下不许谈历史的基调。
但认真分析，日本口头说不谈历史，应该面向未来，所谓要有“未来志向”等等，但实际上它在用行动谈历史。1997年后，日本的首相和大臣一再地参拜靖国神社，明目张胆地向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军神”致敬，认为他们是为亚洲带来和平。这说明日本虽然不让别人谈历史，自己却在用行动谈历史。这一基调被定下之后，别国谈历史就会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亚洲和平的帽子，甚至被称为鼓吹民族主义。
这就是舆论宣传攻势的第一步。
舆论攻势的第二步，就是将这一类的想法通过文化交流等活动推销到其他国家，然后再把其他国家个别人士的各种论调带回日本，对其进行大炒特炒。我将此定义为“出口转内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几年前，日本媒体大肆炒作的“日本到底应该道歉到几时”论调。这种说法近年来炒得更加火热，因为东南亚的个别领导人和台湾的李登辉都在不同的背景下这么说过。
第三个步骤，就是大搞分化行动，说大谈历史问题的都是老一代人，因为他们对日本比较忌恨。有的人就在散播江主席的养父被日本的军犬所咬和被日本兵所杀害，所以对日本特别忌恨这样的谣言，希望新一代能出现日本所期待的“新思维”。对新加坡也是如此，认为老一代的政治家如内阁资政李光耀谈历史，新一代领袖就不谈历史。最近更对刚走马上任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寄予希望。好像只要不谈历史，只要允许日本歪曲历史，中日就友好，亚洲就和平了。
吴：卓先生对日本舆论的分析十分透彻。你的观点在中国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中会有共鸣。日本虽然抱有这种打算，但我想他们如果看过了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后会失望的。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中国在对日关系上的原则是不变的。一要谈人民之间的友好，二要谈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谁破坏这种友好谁就应当负责。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更不会像日本首相那样反复改变立场。我们现在对日本破坏中日建交原则的行为进行批判，不是在和日本算历史帐。每次问题都是日本方面挑起来的，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把历史提出来讨论。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总是违反建交原则，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那么中国政府当然要表态。
中国现在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右翼思潮的泛滥并不是出于报复心理，我们是从中国的安全、日本的安全和整个亚洲的安全来考虑问题。如果日本恢复军国主义，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就又会对亚洲国家造成伤害，而日本的前途又会如何？二战的结果就是明证，日本是否还希望重复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警惕军国主义的时候，不仅考虑中国的利益，也为日本的前途考虑。
http://www.zaobao.com/yl/tx002_130503.html
卓：吴先生说得很对，我们批评日本的某些行为其实也是有利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利益以及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在日本国内确实有很多与我们相同的声音，但最近由于牵制力量的削弱，甚至有些过去被认定为“恐战病”和“厌战病”的人士已经被“医治”好了，他们也对“谈历史”感到厌烦。
但仔细问问他们，在反对日本走回老路、反对修改教科书或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上,他们今天做了什么贡献？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当一个人对外国人谈历史感到厌烦，但在言论和行动上却未对其本国的逆流有所表示，那么他只是不希望别国人士谈历史，但却容许自己的政府谈不符合史实的历史，这一点与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就大为不同了。
吴：这就要看日本知识界有没有良知、有没有责任感了。战后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好多知识分子说他们没有制止战争的发生，对此感到很内疚。今天日本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如果今天他们不能站出来、提出可能走错路的问题、尽自己的责任的话，将来他们同样会后悔。
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认为，也许接受日本战前教育的那一代走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就会不同。结果看来恰恰相反。老一代深知战争是怎么回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确有许多人就像吴先生所说，对没能制止战争感到遗憾。另外，有些人希望通过战后爱好和平和推进睦邻政策的行动来弥补他们的内疚。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代，要么就是不管政治、也不想了解历史，要么就是在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的引导下越来越偏向同情与支持官方的看法。我想这是很危险的。
另外，有些人到日本走马观花般地看到了繁华和平的景象，就大谈什么这里哪有军国主义。但这种一知半解的印象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并不是说日本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是说它在逐步恢复战前的一些思潮，这是危险的趋势。或者说日本的政治家玩火过甚，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等到发现了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过晚。
微弱反对力量失去信心
吴：我同意你的看法。今天我们必须对日本政治中的右翼思潮保持很高的警惕，特别是像小泉首相这样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也在推动这种思潮的发展。但同时，我也不那么悲观，我相信，日本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会站出来走正确的道路。比如说在修改教科书的问题上，有日教组（卓：日教组实际上已经改弦易辙了），还有一些有良心的教育人士抵制这种教科书的使用。今天还不能说日本就无可救药了。
卓：我的看法比较悲观，但不消极。现实是残酷的，虽然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但从这十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并不那么乐观。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改变，另一方面，我想日本的宣传策略与邻国态度的某些反应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助长日本的这种思潮上的变化。
比如说，我刚才谈到日本进行“出口转内销”的舆论攻势，其真正目的当然是面向日本国内，告诉日本国民，外国人都不这样看我们了，你们怎么还这样看自己？外国人都不认为我们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还要在吵？这就让那些本来就很微弱的反对力量丧失了信心。
最近中国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我们这些研究日本的人根本不屑一看，因为其立论过于幼稚。
例如，他主张中国人民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却不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把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当为“战胜国”看待。他们只知道败于美国。
被日本月刊连番炒作
同样的，马文主张把日本的成就视为“亚洲的骄傲”，却不知道不少日本人心底里还存有向欧美靠拢，而耻与亚洲人为伍的“脱亚论”的心态。对于战后日本某些成就给以客观的评价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但亚洲人大可不必沾亲带故，自作多情。
至于他认为小泉既然已经到了卢沟桥表示反省,就不该再拘泥死板形式的说法，小泉在马文发表后不久就到靖国神社第三度参拜，可以说是最好的回答。
不过,不管该文作者本人是以什么心态和心情撰写，这篇让日本人一看就爱的抒情游记一旦被介绍回日本，被日本颇有影响力的两家竞争性月刊《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抢着同时翻译、大炒特炒，并配以煽情的标题，其影响与不良后果也就远非该作者本人所能想像。
比如《文艺春秋》的标题是“我的中国啊，请克制反日行动”，《中央公论》的标题是“民族主义的反日论有害无益”。副题为“动摇江泽民，胡锦涛政权的冲击性报告”。
再加上这些特辑的煽情标题，比如《中央公论》的“斩除庸俗的日本论”，《文艺春秋》的“排除妄动妄言”，目的无非是要堵住外国人对日本的批评，间接为日本迄今为止的某些言行辩护。
这样一些煽情的语言显然是要告诉日本读者,北京已亮起了如下的讯号：中国党报的高层人士有了新的想法，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错误的，中国政府随着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就会有新的姿态出现。
这种“新思维”，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新，而是符合某些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维。
吴：我没有看到那篇文章。日本媒体的欢呼本身就说明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只能让日本高兴，中国人却没有看到什么有意义之处。刚才你提到了邻国的一些做法也会助长日本的这种思潮，这在历史上就发生过。
二战前在日本军国主义猖狂的时候，中国东北就有张景惠这样的人，也有汪精卫这样的人，这并不奇怪，这些人最终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另外一方面，我最近看到两篇文章，说不要再说什么“中国威胁论”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么快，可能对泡沫破灭的日本经济来说是有好处的。卓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卓：吴先生说得很对，我们批评日本的某些行为其实也是有利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利益以及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在日本国内确实有很多与我们相同的声音，但最近由于牵制力量的削弱，甚至有些过去被认定为“恐战病”和“厌战病”的人士已经被“医治”好了，他们也对“谈历史”感到厌烦。
但仔细问问他们，在反对日本走回老路、反对修改教科书或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上,他们今天做了什么贡献？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当一个人对外国人谈历史感到厌烦，但在言论和行动上却未对其本国的逆流有所表示，那么他只是不希望别国人士谈历史，但却容许自己的政府谈不符合史实的历史，这一点与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就大为不同了。
吴：这就要看日本知识界有没有良知、有没有责任感了。战后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好多知识分子说他们没有制止战争的发生，对此感到很内疚。今天日本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如果今天他们不能站出来、提出可能走错路的问题、尽自己的责任的话，将来他们同样会后悔。
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认为，也许接受日本战前教育的那一代走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就会不同。结果看来恰恰相反。老一代深知战争是怎么回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确有许多人就像吴先生所说，对没能制止战争感到遗憾。另外，有些人希望通过战后爱好和平和推进睦邻政策的行动来弥补他们的内疚。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代，要么就是不管政治、也不想了解历史，要么就是在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的引导下越来越偏向同情与支持官方的看法。我想这是很危险的。
另外，有些人到日本走马观花般地看到了繁华和平的景象，就大谈什么这里哪有军国主义。但这种一知半解的印象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并不是说日本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而是说它在逐步恢复战前的一些思潮，这是危险的趋势。或者说日本的政治家玩火过甚，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等到发现了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过晚。
微弱反对力量失去信心
吴：我同意你的看法。今天我们必须对日本政治中的右翼思潮保持很高的警惕，特别是像小泉首相这样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也在推动这种思潮的发展。但同时，我也不那么悲观，我相信，日本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会站出来走正确的道路。比如说在修改教科书的问题上，有日教组（卓：日教组实际上已经改弦易辙了），还有一些有良心的教育人士抵制这种教科书的使用。今天还不能说日本就无可救药了。
卓：我的看法比较悲观，但不消极。现实是残酷的，虽然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但从这十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并不那么乐观。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改变，另一方面，我想日本的宣传策略与邻国态度的某些反应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助长日本的这种思潮上的变化。
比如说，我刚才谈到日本进行“出口转内销”的舆论攻势，其真正目的当然是面向日本国内，告诉日本国民，外国人都不这样看我们了，你们怎么还这样看自己？外国人都不认为我们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还要在吵？这就让那些本来就很微弱的反对力量丧失了信心。
最近中国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我们这些研究日本的人根本不屑一看，因为其立论过于幼稚。
例如，他主张中国人民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却不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把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当为“战胜国”看待。他们只知道败于美国。
被日本月刊连番炒作
同样的，马文主张把日本的成就视为“亚洲的骄傲”，却不知道不少日本人心底里还存有向欧美靠拢，而耻与亚洲人为伍的“脱亚论”的心态。对于战后日本某些成就给以客观的评价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但亚洲人大可不必沾亲带故，自作多情。
至于他认为小泉既然已经到了卢沟桥表示反省,就不该再拘泥死板形式的说法，小泉在马文发表后不久就到靖国神社第三度参拜，可以说是最好的回答。
不过,不管该文作者本人是以什么心态和心情撰写，这篇让日本人一看就爱的抒情游记一旦被介绍回日本，被日本颇有影响力的两家竞争性月刊《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抢着同时翻译、大炒特炒，并配以煽情的标题，其影响与不良后果也就远非该作者本人所能想像。
比如《文艺春秋》的标题是“我的中国啊，请克制反日行动”，《中央公论》的标题是“民族主义的反日论有害无益”。副题为“动摇江泽民，胡锦涛政权的冲击性报告”。
再加上这些特辑的煽情标题，比如《中央公论》的“斩除庸俗的日本论”，《文艺春秋》的“排除妄动妄言”，目的无非是要堵住外国人对日本的批评，间接为日本迄今为止的某些言行辩护。
这样一些煽情的语言显然是要告诉日本读者,北京已亮起了如下的讯号：中国党报的高层人士有了新的想法，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错误的，中国政府随着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就会有新的姿态出现。
这种“新思维”，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新，而是符合某些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维。
吴：我没有看到那篇文章。日本媒体的欢呼本身就说明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只能让日本高兴，中国人却没有看到什么有意义之处。刚才你提到了邻国的一些做法也会助长日本的这种思潮，这在历史上就发生过。
二战前在日本军国主义猖狂的时候，中国东北就有张景惠这样的人，也有汪精卫这样的人，这并不奇怪，这些人最终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另外一方面，我最近看到两篇文章，说不要再说什么“中国威胁论”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么快，可能对泡沫破灭的日本经济来说是有好处的。卓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http://www.zaobao.com/yl/tx001_140503.html
卓：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因此，一部分了解真相的日本评论家及企业家及时反驳这些论调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日本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危机，以煽情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不许别人批评，谁批评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谁就是义和团。
二战前，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有一些批判的言论，日本舆论界就高举“膺惩暴支”的旗帜，意思就是说要征伐，处罚“排日”、“侮日”和“反日”的无礼，粗暴的“支那”。现在也是如此，不许别人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干涉内政”。
这种言论最初是出自某些日本人的口，但现在把这种论调出口之后，在海外，包括中国、韩国都有这种言论，曾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有人又会说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再谈了。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实际上，亚洲人民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东南亚也对日本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凭日本对这些国家与人民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当然其中有美国的撑腰，但总的来说，亚洲人民还是很宽容和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否则日本在战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这么顺利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念旧恶的宽容态度
吴：我来讲几件事情。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东北有几十万日本人，他们有随军队来的，还有到伪满洲国各个机关进行统治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没办法，如果那时候中国人要报复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有武装了。
但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他们就业，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人一开始还是受到日本军国思想的毒害，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对他们是真的不念旧恶，帮助他们。
有些人离开中国农民家时是哭着走的，因为农民家里的老人们都很照顾他们，他们说第一次享受到母爱。我主编的那本书《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日本人》（新华出版社，2002年）里就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中国不仅没有报复，而应该说中国是很宽容了。
卓：因此所谓没有报复才纠缠于历史的说法其实是颠倒是非的。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但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文化的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日关系，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死后就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就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一种货色，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在写有关日本的论文、感想时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吴：有个别人这样也并不奇怪，但起码就代表不了我。
卓：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想说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我们不用害怕，有靖国神社在，只要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
当然它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前提是日本的神权论。像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摆满大小“军神”的地方，日本首相竟然去参拜，亚洲人民会怎么看？另外，所谓人死后就升天，这种说法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参拜为战争献身的这些日本人，但他们对于亚洲各国被日本杀害的人民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于纪念战争中被日本屠杀的新加坡人民，就耸立在市中心，成为永远铭记历史教训的象征。
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却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它迁到郊外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采取与对靖国神社相同的心情来对待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吧，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扭扭捏捏地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历史认识是原则问题
吴：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中国官员在谈到靖国神社的问题时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靖国神社就带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只要参拜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数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日本人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政府是不会批评的。但小泉作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在中国人民这样想的前提下还要去参拜，说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认识。
去参拜就是违反了中日建交的原则，最近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对那段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从毛泽东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宽容可言的。
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历史问题，而且是要根据它的历史观来推行中日关系。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不应该那么嚣张，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正如吴先生所说，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做出新的表态。
卓：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因此，一部分了解真相的日本评论家及企业家及时反驳这些论调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日本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危机，以煽情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不许别人批评，谁批评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谁就是义和团。
二战前，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有一些批判的言论，日本舆论界就高举“膺惩暴支”的旗帜，意思就是说要征伐，处罚“排日”、“侮日”和“反日”的无礼，粗暴的“支那”。现在也是如此，不许别人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干涉内政”。
这种言论最初是出自某些日本人的口，但现在把这种论调出口之后，在海外，包括中国、韩国都有这种言论，曾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有人又会说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再谈了。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实际上，亚洲人民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东南亚也对日本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凭日本对这些国家与人民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当然其中有美国的撑腰，但总的来说，亚洲人民还是很宽容和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否则日本在战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这么顺利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念旧恶的宽容态度
吴：我来讲几件事情。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东北有几十万日本人，他们有随军队来的，还有到伪满洲国各个机关进行统治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没办法，如果那时候中国人要报复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有武装了。
但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他们就业，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人一开始还是受到日本军国思想的毒害，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对他们是真的不念旧恶，帮助他们。
有些人离开中国农民家时是哭着走的，因为农民家里的老人们都很照顾他们，他们说第一次享受到母爱。我主编的那本书《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日本人》（新华出版社，2002年）里就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中国不仅没有报复，而应该说中国是很宽容了。
卓：因此所谓没有报复才纠缠于历史的说法其实是颠倒是非的。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但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文化的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日关系，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死后就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就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一种货色，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在写有关日本的论文、感想时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吴：有个别人这样也并不奇怪，但起码就代表不了我。
卓：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想说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我们不用害怕，有靖国神社在，只要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
当然它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前提是日本的神权论。像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摆满大小“军神”的地方，日本首相竟然去参拜，亚洲人民会怎么看？另外，所谓人死后就升天，这种说法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参拜为战争献身的这些日本人，但他们对于亚洲各国被日本杀害的人民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于纪念战争中被日本屠杀的新加坡人民，就耸立在市中心，成为永远铭记历史教训的象征。
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却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它迁到郊外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采取与对靖国神社相同的心情来对待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吧，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扭扭捏捏地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历史认识是原则问题
吴：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中国官员在谈到靖国神社的问题时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靖国神社就带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只要参拜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数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日本人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政府是不会批评的。但小泉作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在中国人民这样想的前提下还要去参拜，说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认识。
去参拜就是违反了中日建交的原则，最近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对那段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从毛泽东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宽容可言的。
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历史问题，而且是要根据它的历史观来推行中日关系。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不应该那么嚣张，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正如吴先生所说，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做出新的表态。
http://www.zaobao.com/yl/tx002_150503.html
吴：卓先生可能比较悲观一些，但我仍然对日本抱有良好的愿望，我相信日本还有健康的力量，还会出现明智的政治家，虽然目前的确比较缺乏。
卓：我当然也希望会有这种奇迹出现。我的老师，《朝日新闻》前社论委员影山三郎几年前去世了，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日本评论社，2003）纪念他。战后他也曾因为自己没有阻止侵略战争而感到悔恨，战前他当过从军记者，对战争有很强烈的感受。
1970年我在上研究生课的时候刚好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当天上课时他一连几个小时介绍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情况，特别是思想界的情况，那天上课的情景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听影山夫人说他在离世前几年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看来日本非得打另外一场败仗，日本是没有希望了。
一个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已经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失望，假如他今天还活着，同样的话他会说得更加大声，因为在70年代他已经写了一系列题为《逆时针》的文章，感到日本战前的思潮已经逐步在恢复。有的人认为是从1952年三者一体，即《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和《日华（台）和约》签署当天，日本就开始向战前回归了。
最近还有国旗国歌法案等等法令通过，日本国内这股思潮是愈演愈烈。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和平宪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如果注意到最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事件，很明显日本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让它也有机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突破宪法的制约，派兵出国，并借此鼓吹“日本安保危机论”。
吴：日本是利用美国对它的需要，来达到自己派兵出国的目的。这是很明显的。
无中生有的“外压论”
卓：这一点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时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时日本就强调自己对国际的贡献，实际上也就是对美国的贡献，对多国军队的贡献。它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派遣扫雷艇使海军出国，通过PKO的方式让陆军前往柬埔寨，然后再以救援日本人为借口，打算派出军用飞机，其结果是它的海陆空三军已经完全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而到达海外。
九一一事件后我们也看出，日本的目的就是怎样能使日本有机会积极地参与军事活动，这从日本通过的各种法令就可以看出来了。其中，反恐法案通过之前，日本还利用了所谓美国的“外压论”。
这里有一个具体例子。据说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奇蒂曾经向日本驻美大使柳井俊二私下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日本在有关问题上“show the flag”（展示旗帜）。小泉看到外交部的密电后非常高兴，他及其幕僚认为日本可以开始积极行动了。
日本的媒体也大肆渲染，说美国政府领导人要求日本展示旗帜就是要日本展示太阳旗，就是要日本参战，日本已受到美国的外交压力，必须很快就通过反恐法案。日本立教大学的鸟饲玖美子教授在报纸上对此质疑，她认为这是一个误译，美国说这句话并没有叫你参战，而是说让日本立场鲜明。
还有一位《纽约时报》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后来也追踪这件事情，问阿米奇蒂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阿米奇蒂说他没有讲过这句话。然后又去问那位前驻美大使，结果他说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如今这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外交笑话，但它却很顺利地帮助日本借助美国的外压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这表明很多时候日本并不是在外界压力迫使下才积极参与军事活动的。60、70年代日本的行动也许并不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如今它要派兵，或者对华采取什么政策，甚至对伊拉克采取什么行动，其实并不完全被美国所左右，而是两厢情愿的。从这角度来看，“日本乃美国附庸”论已不能准确反映现状。
吴：美国在反恐行动上是需要日本的，因为日本在盟友中是最顺从的。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达到自己派兵出国的目的，甚至利用朝鲜问题考验核武器的问题，因为仅仅是经济大国还不满足，还想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日本可能没注意到，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成为真正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美国连法国都不允许，何况日本？美国只是利用它而已，如果日本跟着它走，那么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卓：利用“外压论”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日本一心一意地想要把它的宙斯盾号巡洋舰派出去，以实验自己的战斗能力。美国当然也不反对它去，但美国知道日本有和平宪法，因此在这问题上也小心翼翼。
美国经常表态，日本应按照自己的和平宪法，在其范围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对美国更重要的是日本道义上的强烈支持，由日本出钱。但对一部分天天在做“大国梦”和推销“普通国家”论的日本人来说，只出钱不出兵的傻事应该停止，他们认为这样做就会给欧美人当笑柄，所以日本实际上是不仅要出钱，更加想出兵。准确的说法是，出钱是为了要出兵。
更有趣的是，去年《朝日新闻》头条曾报道，在宙斯盾号派遣出去之前，日本官员特地去要求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邀请日本派遣，认为只要美国出面，对外就出师有名，可以说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这条新闻刊出不久，日本当局就加以否认，《朝日新闻》对此也不置可否，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从这两个利用“外压论”的例子可以看出，日本并不是处在一个无可奈何的地位而被迫出兵的，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政策和手段。同样的，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当然是出于他的保守政治思维，并以此来转移国内经济的失策。将他的行动简单地归因于旨在争取“遗族”的选票，及受到“遗族会”的压力，并无法准确分析日本的国情。我们对日本国内放出的风声还是应该略加注意。
吴：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我们是从警惕的角度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中日关系能走上正常友好合作的道路，这需要双方都按照三个文件的精神共同做出努力。
卓：中日关系如果搞不好，亚洲也无法实现和平与稳定。今天日本处理不好与中国的关系，与处理不好与亚洲的关系都是相互影响的。
吴：今天国际形势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方向。在伊拉克问题上，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美国也要打，因为美国要称霸，要拿伊拉克开刀。而日本现在跟着美国走，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但总的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国家想要成为政治大国也不可能。
卓：这种情况也让我想起了60、70年代佐藤荣作政府紧跟着美国走，结果走进了死胡同，最后他在国内外舆论都非常不利的困境中下台。小泉其实还没有当年佐藤荣作的政治资本，他之所以投靠美国，当然是符合日本保守派人士要利用美国的力量，解除“和平宪法”对日本牵制的战略。不过佐藤荣作之后，那时的日本起码还有田中角荣，还能提供一种新思维，但今天的日本政局看来却是一潭死水了。
吴：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日本终究会有人明白的，我会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日本的将来。
吴：卓先生可能比较悲观一些，但我仍然对日本抱有良好的愿望，我相信日本还有健康的力量，还会出现明智的政治家，虽然目前的确比较缺乏。
卓：我当然也希望会有这种奇迹出现。我的老师，《朝日新闻》前社论委员影山三郎几年前去世了，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日本评论社，2003）纪念他。战后他也曾因为自己没有阻止侵略战争而感到悔恨，战前他当过从军记者，对战争有很强烈的感受。
1970年我在上研究生课的时候刚好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当天上课时他一连几个小时介绍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情况，特别是思想界的情况，那天上课的情景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听影山夫人说他在离世前几年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看来日本非得打另外一场败仗，日本是没有希望了。
一个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已经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失望，假如他今天还活着，同样的话他会说得更加大声，因为在70年代他已经写了一系列题为《逆时针》的文章，感到日本战前的思潮已经逐步在恢复。有的人认为是从1952年三者一体，即《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和《日华（台）和约》签署当天，日本就开始向战前回归了。
最近还有国旗国歌法案等等法令通过，日本国内这股思潮是愈演愈烈。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和平宪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如果注意到最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事件，很明显日本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让它也有机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突破宪法的制约，派兵出国，并借此鼓吹“日本安保危机论”。
吴：日本是利用美国对它的需要，来达到自己派兵出国的目的。这是很明显的。
无中生有的“外压论”
卓：这一点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时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时日本就强调自己对国际的贡献，实际上也就是对美国的贡献，对多国军队的贡献。它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派遣扫雷艇使海军出国，通过PKO的方式让陆军前往柬埔寨，然后再以救援日本人为借口，打算派出军用飞机，其结果是它的海陆空三军已经完全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而到达海外。
九一一事件后我们也看出，日本的目的就是怎样能使日本有机会积极地参与军事活动，这从日本通过的各种法令就可以看出来了。其中，反恐法案通过之前，日本还利用了所谓美国的“外压论”。
这里有一个具体例子。据说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奇蒂曾经向日本驻美大使柳井俊二私下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日本在有关问题上“show the flag”（展示旗帜）。小泉看到外交部的密电后非常高兴，他及其幕僚认为日本可以开始积极行动了。
日本的媒体也大肆渲染，说美国政府领导人要求日本展示旗帜就是要日本展示太阳旗，就是要日本参战，日本已受到美国的外交压力，必须很快就通过反恐法案。日本立教大学的鸟饲玖美子教授在报纸上对此质疑，她认为这是一个误译，美国说这句话并没有叫你参战，而是说让日本立场鲜明。
还有一位《纽约时报》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后来也追踪这件事情，问阿米奇蒂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阿米奇蒂说他没有讲过这句话。然后又去问那位前驻美大使，结果他说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如今这已经成为日本的一个外交笑话，但它却很顺利地帮助日本借助美国的外压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这表明很多时候日本并不是在外界压力迫使下才积极参与军事活动的。60、70年代日本的行动也许并不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如今它要派兵，或者对华采取什么政策，甚至对伊拉克采取什么行动，其实并不完全被美国所左右，而是两厢情愿的。从这角度来看，“日本乃美国附庸”论已不能准确反映现状。
吴：美国在反恐行动上是需要日本的，因为日本在盟友中是最顺从的。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达到自己派兵出国的目的，甚至利用朝鲜问题考验核武器的问题，因为仅仅是经济大国还不满足，还想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日本可能没注意到，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成为真正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美国连法国都不允许，何况日本？美国只是利用它而已，如果日本跟着它走，那么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卓：利用“外压论”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日本一心一意地想要把它的宙斯盾号巡洋舰派出去，以实验自己的战斗能力。美国当然也不反对它去，但美国知道日本有和平宪法，因此在这问题上也小心翼翼。
美国经常表态，日本应按照自己的和平宪法，在其范围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对美国更重要的是日本道义上的强烈支持，由日本出钱。但对一部分天天在做“大国梦”和推销“普通国家”论的日本人来说，只出钱不出兵的傻事应该停止，他们认为这样做就会给欧美人当笑柄，所以日本实际上是不仅要出钱，更加想出兵。准确的说法是，出钱是为了要出兵。
更有趣的是，去年《朝日新闻》头条曾报道，在宙斯盾号派遣出去之前，日本官员特地去要求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邀请日本派遣，认为只要美国出面，对外就出师有名，可以说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这条新闻刊出不久，日本当局就加以否认，《朝日新闻》对此也不置可否，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从这两个利用“外压论”的例子可以看出，日本并不是处在一个无可奈何的地位而被迫出兵的，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政策和手段。同样的，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当然是出于他的保守政治思维，并以此来转移国内经济的失策。将他的行动简单地归因于旨在争取“遗族”的选票，及受到“遗族会”的压力，并无法准确分析日本的国情。我们对日本国内放出的风声还是应该略加注意。
吴：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我们是从警惕的角度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中日关系能走上正常友好合作的道路，这需要双方都按照三个文件的精神共同做出努力。
卓：中日关系如果搞不好，亚洲也无法实现和平与稳定。今天日本处理不好与中国的关系，与处理不好与亚洲的关系都是相互影响的。
吴：今天国际形势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方向。在伊拉克问题上，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美国也要打，因为美国要称霸，要拿伊拉克开刀。而日本现在跟着美国走，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但总的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国家想要成为政治大国也不可能。
卓：这种情况也让我想起了60、70年代佐藤荣作政府紧跟着美国走，结果走进了死胡同，最后他在国内外舆论都非常不利的困境中下台。小泉其实还没有当年佐藤荣作的政治资本，他之所以投靠美国，当然是符合日本保守派人士要利用美国的力量，解除“和平宪法”对日本牵制的战略。不过佐藤荣作之后，那时的日本起码还有田中角荣，还能提供一种新思维，但今天的日本政局看来却是一潭死水了。
吴：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日本终究会有人明白的，我会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日本的将来。
中日友好，与虎谋皮!!!
中国的事搞不好，就是因为汉奸太多了
中国的事搞不好，就是因为汉奸太多了
中日关系不可能变好，要好也是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