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亚洲报复论”不符事实 （对日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17:43:04
亚洲报复论”不符事实
——与吴学文教授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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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南生
编按：就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暨学者吴学文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这是第四部分，探讨日本右派警告中国和其他受战火侵害的亚洲国家有报复心理，其论调的来龙去脉。
卓：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因此，一部分了解真相的日本评论家及企业家及时反驳这些论调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日本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危机，以煽情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不许别人批评，谁批评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谁就是义和团。
二战前，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有一些批判的言论，日本舆论界就高举“膺惩暴支”的旗帜，意思就是说要征伐，处罚“排日”、“侮日”和“反日”的无礼，粗暴的“支那”。现在也是如此，不许别人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干涉内政”。
这种言论最初是出自某些日本人的口，但现在把这种论调出口之后，在海外，包括中国、韩国都有这种言论，曾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有人又会说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再谈了。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实际上，亚洲人民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东南亚也对日本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凭日本对这些国家与人民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当然其中有美国的撑腰，但总的来说，亚洲人民还是很宽容和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否则日本在战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这么顺利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念旧恶的宽容态度
吴：我来讲几件事情。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东北有几十万日本人，他们有随军队来的，还有到伪满洲国各个机关进行统治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没办法，如果那时候中国人要报复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有武装了。
但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他们就业，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人一开始还是受到日本军国思想的毒害，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对他们是真的不念旧恶，帮助他们。
有些人离开中国农民家时是哭着走的，因为农民家里的老人们都很照顾他们，他们说第一次享受到母爱。我主编的那本书《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日本人》（新华出版社，2002年）里就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中国不仅没有报复，而应该说中国是很宽容了。
卓：因此所谓没有报复才纠缠于历史的说法其实是颠倒是非的。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但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文化的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日关系，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死后就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就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一种货色，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在写有关日本的论文、感想时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吴：有个别人这样也并不奇怪，但起码就代表不了我。
卓：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想说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我们不用害怕，有靖国神社在，只要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
当然它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前提是日本的神权论。像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摆满大小“军神”的地方，日本首相竟然去参拜，亚洲人民会怎么看？另外，所谓人死后就升天，这种说法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参拜为战争献身的这些日本人，但他们对于亚洲各国被日本杀害的人民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于纪念战争中被日本屠杀的新加坡人民，就耸立在市中心，成为永远铭记历史教训的象征。
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却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它迁到郊外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采取与对靖国神社相同的心情来对待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吧，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扭扭捏捏地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历史认识是原则问题
吴：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中国官员在谈到靖国神社的问题时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靖国神社就带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只要参拜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数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日本人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政府是不会批评的。但小泉作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在中国人民这样想的前提下还要去参拜，说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认识。
去参拜就是违反了中日建交的原则，最近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对那段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从毛泽东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宽容可言的。
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历史问题，而且是要根据它的历史观来推行中日关系。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不应该那么嚣张，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正如吴先生所说，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做出新的表态。
联合早报亚洲报复论”不符事实
——与吴学文教授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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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南生
编按：就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暨学者吴学文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这是第四部分，探讨日本右派警告中国和其他受战火侵害的亚洲国家有报复心理，其论调的来龙去脉。
卓：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因此，一部分了解真相的日本评论家及企业家及时反驳这些论调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日本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危机，以煽情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不许别人批评，谁批评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谁就是义和团。
二战前，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有一些批判的言论，日本舆论界就高举“膺惩暴支”的旗帜，意思就是说要征伐，处罚“排日”、“侮日”和“反日”的无礼，粗暴的“支那”。现在也是如此，不许别人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干涉内政”。
这种言论最初是出自某些日本人的口，但现在把这种论调出口之后，在海外，包括中国、韩国都有这种言论，曾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有人又会说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再谈了。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实际上，亚洲人民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东南亚也对日本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凭日本对这些国家与人民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当然其中有美国的撑腰，但总的来说，亚洲人民还是很宽容和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否则日本在战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这么顺利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念旧恶的宽容态度
吴：我来讲几件事情。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东北有几十万日本人，他们有随军队来的，还有到伪满洲国各个机关进行统治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没办法，如果那时候中国人要报复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有武装了。
但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他们就业，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人一开始还是受到日本军国思想的毒害，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对他们是真的不念旧恶，帮助他们。
有些人离开中国农民家时是哭着走的，因为农民家里的老人们都很照顾他们，他们说第一次享受到母爱。我主编的那本书《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日本人》（新华出版社，2002年）里就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中国不仅没有报复，而应该说中国是很宽容了。
卓：因此所谓没有报复才纠缠于历史的说法其实是颠倒是非的。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但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文化的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日关系，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死后就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就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一种货色，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在写有关日本的论文、感想时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吴：有个别人这样也并不奇怪，但起码就代表不了我。
卓：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想说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我们不用害怕，有靖国神社在，只要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
当然它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前提是日本的神权论。像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摆满大小“军神”的地方，日本首相竟然去参拜，亚洲人民会怎么看？另外，所谓人死后就升天，这种说法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参拜为战争献身的这些日本人，但他们对于亚洲各国被日本杀害的人民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于纪念战争中被日本屠杀的新加坡人民，就耸立在市中心，成为永远铭记历史教训的象征。
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却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它迁到郊外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采取与对靖国神社相同的心情来对待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吧，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扭扭捏捏地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历史认识是原则问题
吴：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中国官员在谈到靖国神社的问题时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靖国神社就带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只要参拜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数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日本人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政府是不会批评的。但小泉作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在中国人民这样想的前提下还要去参拜，说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认识。
去参拜就是违反了中日建交的原则，最近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对那段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从毛泽东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宽容可言的。
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历史问题，而且是要根据它的历史观来推行中日关系。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不应该那么嚣张，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正如吴先生所说，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做出新的表态。
联合早报
——与吴学文教授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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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南生
编按：就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暨学者吴学文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这是第四部分，探讨日本右派警告中国和其他受战火侵害的亚洲国家有报复心理，其论调的来龙去脉。
卓：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因此，一部分了解真相的日本评论家及企业家及时反驳这些论调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日本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危机，以煽情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不许别人批评，谁批评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谁就是义和团。
二战前，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有一些批判的言论，日本舆论界就高举“膺惩暴支”的旗帜，意思就是说要征伐，处罚“排日”、“侮日”和“反日”的无礼，粗暴的“支那”。现在也是如此，不许别人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干涉内政”。
这种言论最初是出自某些日本人的口，但现在把这种论调出口之后，在海外，包括中国、韩国都有这种言论，曾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有人又会说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再谈了。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实际上，亚洲人民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东南亚也对日本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凭日本对这些国家与人民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当然其中有美国的撑腰，但总的来说，亚洲人民还是很宽容和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否则日本在战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这么顺利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念旧恶的宽容态度
吴：我来讲几件事情。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东北有几十万日本人，他们有随军队来的，还有到伪满洲国各个机关进行统治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没办法，如果那时候中国人要报复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有武装了。
但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他们就业，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人一开始还是受到日本军国思想的毒害，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对他们是真的不念旧恶，帮助他们。
有些人离开中国农民家时是哭着走的，因为农民家里的老人们都很照顾他们，他们说第一次享受到母爱。我主编的那本书《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日本人》（新华出版社，2002年）里就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中国不仅没有报复，而应该说中国是很宽容了。
卓：因此所谓没有报复才纠缠于历史的说法其实是颠倒是非的。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但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文化的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日关系，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死后就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就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一种货色，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在写有关日本的论文、感想时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吴：有个别人这样也并不奇怪，但起码就代表不了我。
卓：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想说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我们不用害怕，有靖国神社在，只要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
当然它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前提是日本的神权论。像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摆满大小“军神”的地方，日本首相竟然去参拜，亚洲人民会怎么看？另外，所谓人死后就升天，这种说法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参拜为战争献身的这些日本人，但他们对于亚洲各国被日本杀害的人民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于纪念战争中被日本屠杀的新加坡人民，就耸立在市中心，成为永远铭记历史教训的象征。
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却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它迁到郊外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采取与对靖国神社相同的心情来对待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吧，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扭扭捏捏地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历史认识是原则问题
吴：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中国官员在谈到靖国神社的问题时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靖国神社就带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只要参拜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数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日本人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政府是不会批评的。但小泉作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在中国人民这样想的前提下还要去参拜，说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认识。
去参拜就是违反了中日建交的原则，最近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对那段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从毛泽东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宽容可言的。
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历史问题，而且是要根据它的历史观来推行中日关系。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不应该那么嚣张，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正如吴先生所说，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做出新的表态。
联合早报亚洲报复论”不符事实
——与吴学文教授对谈
--------------------------------------------------------------------------------
● 卓南生
编按：就中日和平条约签署25周年，本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与中国资深报人暨学者吴学文在北京作了一段对谈。这是第四部分，探讨日本右派警告中国和其他受战火侵害的亚洲国家有报复心理，其论调的来龙去脉。
卓：日本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威胁。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也还没有对日本造成威胁。因此，一部分了解真相的日本评论家及企业家及时反驳这些论调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日本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危机，以煽情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还不许别人批评，谁批评谁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谁就是义和团。
二战前，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有一些批判的言论，日本舆论界就高举“膺惩暴支”的旗帜，意思就是说要征伐，处罚“排日”、“侮日”和“反日”的无礼，粗暴的“支那”。现在也是如此，不许别人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干涉内政”。
这种言论最初是出自某些日本人的口，但现在把这种论调出口之后，在海外，包括中国、韩国都有这种言论，曾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对此，有人又会说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不要再谈了。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实际上，亚洲人民在战后不仅是中国对日本很宽容，东南亚也对日本很宽容，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凭日本对这些国家与人民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怎么能在60年代势如破竹轻易地重返东南亚？
当然其中有美国的撑腰，但总的来说，亚洲人民还是很宽容和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否则日本在战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可能得到这么顺利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认为亚洲人民，特别是中韩人民一直纠缠于历史问题是因为没有报复过，不像苏联虐待过日本俘虏，也不像美国投下过原子弹。于是，呼吁亚洲人民不应该再抱有这种报复心态，这是非常荒谬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念旧恶的宽容态度
吴：我来讲几件事情。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东北有几十万日本人，他们有随军队来的，还有到伪满洲国各个机关进行统治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没办法，如果那时候中国人要报复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也有武装了。
但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他们就业，让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人一开始还是受到日本军国思想的毒害，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对他们是真的不念旧恶，帮助他们。
有些人离开中国农民家时是哭着走的，因为农民家里的老人们都很照顾他们，他们说第一次享受到母爱。我主编的那本书《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日本人》（新华出版社，2002年）里就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中国不仅没有报复，而应该说中国是很宽容了。
卓：因此所谓没有报复才纠缠于历史的说法其实是颠倒是非的。日本有人这么宣传，但不幸的是亚洲国家有个别新闻工作者也信以为真，跟着大谈，这就令人感到遗憾了。另外一个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论调是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解释为文化的现象和纯粹的宗教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日关系，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死后就成神，人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而日本以外的亚洲人则没有这种文化，这就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日本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一种货色，却通过某种管道推销到海外，让一些年轻人在写有关日本的论文、感想时接受这种论调，然后日本如获至宝，广加流传，借此宣传外国知识分子已逐步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吴：有个别人这样也并不奇怪，但起码就代表不了我。
卓：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想说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去过靖国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历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这样一句话来相互勉励的：“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面吧！”意思是说让我们为国家打一场“圣战”吧，我们不用害怕，有靖国神社在，只要我们战死了，我们就是神了。
当然它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前提是日本的神权论。像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意义摆满大小“军神”的地方，日本首相竟然去参拜，亚洲人民会怎么看？另外，所谓人死后就升天，这种说法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参拜为战争献身的这些日本人，但他们对于亚洲各国被日本杀害的人民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新加坡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于纪念战争中被日本屠杀的新加坡人民，就耸立在市中心，成为永远铭记历史教训的象征。
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不少新加坡人都会去献花。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居民却一度想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它迁到郊外去。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采取与对靖国神社相同的心情来对待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日本领导人就不说参拜了，起码可以鞠个躬吧，献个花吧，这样的行动都没有出现。直到1995年村山富市才扭扭捏捏地去献了花，成为第一个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死后就应该得到尊敬和宽容对待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
历史认识是原则问题
吴：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中国官员在谈到靖国神社的问题时都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靖国神社就带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只要参拜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多数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日本人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政府是不会批评的。但小泉作为日本政府的首相，在中国人民这样想的前提下还要去参拜，说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的认识。
去参拜就是违反了中日建交的原则，最近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对那段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从毛泽东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宽容可言的。
卓：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历史问题，而且是要根据它的历史观来推行中日关系。实际上，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也不应该那么嚣张，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正如吴先生所说，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做出新的表态。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