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田余庆先生的《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论及国家 ...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
      原文：
    近几年来，史学界发表了许多关于淝水之战的讨论文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在是和否之间选择答案，似乎不甚容易；但是答案如果没有倾向性，似乎也不可以。

    我现在打算先将淝水之战与前此的西晋灭吴之战试作比较，探讨其表现的异同；以之为参考，再就淝水之战性质进行分析。其所以这样做，是想以汉未分裂后以迄隋统一之前四百年中的南北战争历史作为总的背景，来观察淝水之战，这样也许视野能够开阔一点，分析能够准确一些。其所以这样做，还因为苻坚明确地意识到，他将要发动的战争与西晋平吴之战有明显的联系。

     淝水之战是在南北分裂形势下，由北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南进战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样的战争还有好多次。早干淝水之战的，有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太康元年（280年）的灭吴之战：晚于淝水之战的，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瓜步之战，开皇九年（589年）的灭陈之战。这些战争都可以就其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与淝水之战加以比较，探索其共同点。但是最为近似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晋灭吴之战。苻坚以之作为淝水之战的战略计划蓝图的，正是灭吴之战。

     淝水之战的前一年，晋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廷议南侵。他驳石越长江难渡之言，曰：“仲谋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案指龙骧将军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①”。前秦冠军将军慕容垂力促苻坚南侵，即以晋灭吴之战的胜利为理由。他说：“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他认为南进定策，不能筑室道谋。“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张华、杜预）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前秦臣僚同于苻坚之见者是极少数，但是晋灭吴之战的成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苻坚执意南侵。

    其实，苻坚南侵，并非决之于临战之前的朝议。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南侵谋略已经形成。宁康三年（375年）七月，秦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语苻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苻坚哭王猛之死，谓太子苻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苻坚虽重王猛，但不用其不图晋之遗言，而且认为王猛如不早死，终将助己灭晋以“平一六合”。由此可见，苻坚南侵，这时就已决定。它决定于苻坚个人，更决定于整个北方形势。从北方形势看，统一已经完成：370年秦灭燕，燕主慕容降；371年仇池氏杨纂降，吐谷浑入贡；373年秦取梁、益二州，以杨安镇成都，毛当镇汉中，姚苌镇垫江，王统镇仇池，东晋军退据巴东。王猛死于北方及梁、益已经混一之后，他观察形势，料定苻坚南侵战争即将发动，所以才有“不以晋为图”的请求。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载苻坚欲平一江左，用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群臣切谏，终不能回，以道安为苻坚所敬信，请他加以劝阻。苻坚答道安之谏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来言，则帝王无省方之文乎？”观苻坚的抱负，确是法则前典，以平一六合为己任的。

      苻坚在决意南侵之初，认定南侵战争将是一次与灭吴之战相同或相似的“平一六合”的统一战争，并非毫无根据。王猛则从另一方面观察，认为南北之间存在华夷之隔的问题，东晋既然是“正朔相承”之国，苻秦就不应当以兵相图。这当然也是有理。可见淝水之战在其酝酿阶段，就显示了它的两重性质，既像统一战争，又像民族入侵战争。      
     王猛死后，苻坚开始了南进部署，目标是肃清东晋在汉水、淮水以北的军事势力，牢固控制襄阳、彭城地区，随时准备进入淮、汉以南作战。此时东晋朝廷，已感到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因而有谢玄北府兵的组建。太元四年前秦占领襄阳、彭城，在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都取突进之势。前秦东线得其西线援兵，进入淮水以南，去广陵百里，建康大震。谢玄救三阿，有君川之捷，逐敌于淮北，使京师暂得稳定。但东晋度量彼我军事力量，北胜于南，所以收缩战线，专守淮南。谢玄则总揽青、徐，进一步从事北府兵的组建，以应付东晋建立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

     前秦占领襄阳、彭城以后，南北军事形势与太康元年灭吴之战前夕更加接近。但是，苻坚在具体部署南进兵力时诱发了前秦的内部矛盾。晋太元五年（380年），苻坚以镇和龙（今辽宁朝阳，为前燕慕容都城所在）的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使他道由伊阙趋襄阳，溯汉水北上，不许他经过长安。苻洛与镇蓟的镇北大将军北海公重联合，举兵反叛。和龙与蓟均鲜卑、乌桓旧地，鲜卑、乌桓虽表示不愿相从反叛，但此事引起关东的不宁是很显著的。苻坚平叛以后，以弟阳平公苻融执政，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太子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苻坚又以关东“地广人稀”，思所以镇静之，而关中氐人族类“支胤弥繁”，乃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人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是氐人宗族各领子弟，分镇关东要津①，而关中氐人力量转弱。赵整以歌为谏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的确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

     苻坚为南侵进行的又一项重要准备，是于太元七年改授苻融为征南大将军，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并以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师，作顺流东下之计。这些部署，都是师法西晋灭吴战争的战前准备。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
      原文：
    近几年来，史学界发表了许多关于淝水之战的讨论文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在是和否之间选择答案，似乎不甚容易；但是答案如果没有倾向性，似乎也不可以。

    我现在打算先将淝水之战与前此的西晋灭吴之战试作比较，探讨其表现的异同；以之为参考，再就淝水之战性质进行分析。其所以这样做，是想以汉未分裂后以迄隋统一之前四百年中的南北战争历史作为总的背景，来观察淝水之战，这样也许视野能够开阔一点，分析能够准确一些。其所以这样做，还因为苻坚明确地意识到，他将要发动的战争与西晋平吴之战有明显的联系。

     淝水之战是在南北分裂形势下，由北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南进战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样的战争还有好多次。早干淝水之战的，有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太康元年（280年）的灭吴之战：晚于淝水之战的，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瓜步之战，开皇九年（589年）的灭陈之战。这些战争都可以就其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与淝水之战加以比较，探索其共同点。但是最为近似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晋灭吴之战。苻坚以之作为淝水之战的战略计划蓝图的，正是灭吴之战。

     淝水之战的前一年，晋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廷议南侵。他驳石越长江难渡之言，曰：“仲谋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案指龙骧将军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①”。前秦冠军将军慕容垂力促苻坚南侵，即以晋灭吴之战的胜利为理由。他说：“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他认为南进定策，不能筑室道谋。“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张华、杜预）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前秦臣僚同于苻坚之见者是极少数，但是晋灭吴之战的成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苻坚执意南侵。

    其实，苻坚南侵，并非决之于临战之前的朝议。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南侵谋略已经形成。宁康三年（375年）七月，秦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语苻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苻坚哭王猛之死，谓太子苻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苻坚虽重王猛，但不用其不图晋之遗言，而且认为王猛如不早死，终将助己灭晋以“平一六合”。由此可见，苻坚南侵，这时就已决定。它决定于苻坚个人，更决定于整个北方形势。从北方形势看，统一已经完成：370年秦灭燕，燕主慕容降；371年仇池氏杨纂降，吐谷浑入贡；373年秦取梁、益二州，以杨安镇成都，毛当镇汉中，姚苌镇垫江，王统镇仇池，东晋军退据巴东。王猛死于北方及梁、益已经混一之后，他观察形势，料定苻坚南侵战争即将发动，所以才有“不以晋为图”的请求。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载苻坚欲平一江左，用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群臣切谏，终不能回，以道安为苻坚所敬信，请他加以劝阻。苻坚答道安之谏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来言，则帝王无省方之文乎？”观苻坚的抱负，确是法则前典，以平一六合为己任的。

      苻坚在决意南侵之初，认定南侵战争将是一次与灭吴之战相同或相似的“平一六合”的统一战争，并非毫无根据。王猛则从另一方面观察，认为南北之间存在华夷之隔的问题，东晋既然是“正朔相承”之国，苻秦就不应当以兵相图。这当然也是有理。可见淝水之战在其酝酿阶段，就显示了它的两重性质，既像统一战争，又像民族入侵战争。      
     王猛死后，苻坚开始了南进部署，目标是肃清东晋在汉水、淮水以北的军事势力，牢固控制襄阳、彭城地区，随时准备进入淮、汉以南作战。此时东晋朝廷，已感到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因而有谢玄北府兵的组建。太元四年前秦占领襄阳、彭城，在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都取突进之势。前秦东线得其西线援兵，进入淮水以南，去广陵百里，建康大震。谢玄救三阿，有君川之捷，逐敌于淮北，使京师暂得稳定。但东晋度量彼我军事力量，北胜于南，所以收缩战线，专守淮南。谢玄则总揽青、徐，进一步从事北府兵的组建，以应付东晋建立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

     前秦占领襄阳、彭城以后，南北军事形势与太康元年灭吴之战前夕更加接近。但是，苻坚在具体部署南进兵力时诱发了前秦的内部矛盾。晋太元五年（380年），苻坚以镇和龙（今辽宁朝阳，为前燕慕容都城所在）的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使他道由伊阙趋襄阳，溯汉水北上，不许他经过长安。苻洛与镇蓟的镇北大将军北海公重联合，举兵反叛。和龙与蓟均鲜卑、乌桓旧地，鲜卑、乌桓虽表示不愿相从反叛，但此事引起关东的不宁是很显著的。苻坚平叛以后，以弟阳平公苻融执政，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太子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苻坚又以关东“地广人稀”，思所以镇静之，而关中氐人族类“支胤弥繁”，乃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人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是氐人宗族各领子弟，分镇关东要津①，而关中氐人力量转弱。赵整以歌为谏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的确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

     苻坚为南侵进行的又一项重要准备，是于太元七年改授苻融为征南大将军，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并以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师，作顺流东下之计。这些部署，都是师法西晋灭吴战争的战前准备。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军事形势虽与晋灭吴之战前夕西晋军事形势极为近似，但前秦国内政治形势，由于民族因素的存在，却与西晋很不相同。苻洛、苻重之叛，说明氐族上层中秩序很不稳定。前于此的匈奴刘氏、羯石氏、鲜卑慕容氏，建国以后无一不是由于权贵争夺而内乱不己。氐苻氏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东形势特别可虑。氐户东迁，就是出于对关东地区实行民族统治的需要，这当然是对杂处关东的各民族极不信任的表现。关东地区民族分裂的可能性远未消弭。前秦内部的形势既然如此，那就说明尚不存在由前秦进行统一战争的政治条件，如同西晋太康元年所具有的那样。

让我们系统地比较一下灭吴之战和淝水之战这两次相距一个世纪的南北战争，研究一下它们的相同和相异的条件。

这两次战争，兵力方面都是南弱北强，北方又有顺流之利，因而居绝对优势地位。西晋和前秦向南用兵，臣僚都是同者少而异者多。西晋以持异议的贾充为元帅，前秦以持异议的苻融为前锋，这种情况又很相似。两次南北战争相同相似之处不少而结局迥异，是由于相异条件起着更大作用的缘故。

两次南北战争的相异条件是：

第一，两次战争军事准备的周密性大不一样。西晋以羊祜镇襄阳，筹划攻吴，始于泰始五年（269年）。羊祜先是“绥怀远近”，又垦田积谷，“至季年有十年之积”，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羊祜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密令修舟揖为顺流之计，始于泰始八年（272年）。羊祜的作战方略是咸宁二年（276年）确定的，内容是：“梁益之兵（王濬、唐彬）水陆俱下，荆楚之众（羊祜）进临江陵，平南、豫州（胡奋、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王浑、司马伷）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王濬）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咸宁五年（279年）战争发动时，羊祜虽已身死，反对派贾充成为战争的元帅，但五路出兵的方略，据《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及《晋书》卷三《武帝纪》的记载，与羊祜当年设计者完全相同。可见晋灭吴之战军事上经过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充分准备；部署上有正有奇，首尾策应，力求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一处失利则全局动摇。吴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溯流应战，自知是孤注一掷。他估计形势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胡三省于《通鉴》此处评曰：“吴人至此为计穷也。”

前秦对淝水之战的军事准备，虽然基本上因袭晋灭吴之战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不落实。前秦南进军力组成和配置，大致如下：

羽林军三万人，发良家子家富有武艺者组成，这无异是一支长安等地富人的质子军，只能置符坚中军以备侍从仪卫，没有战斗力量。

前锋军二十五万，由苻融率领，渡淮攻陷寿阳。前锋所部诸军，有的远出作战，如慕容垂、慕容韪率部数万，驰赴郧城。所以在寿阳之兵，确数难于估计，或有十余万众，其中氐人当不甚多。前锋与主力悬隔，没有可靠的后续力量，只能单独作战。

蜀中水师，是战前一年始由巴西、梓潼太守裴元略筹建，与灭吴之前王濬作船七年的准备，是无法比拟的。前秦南进之战开始，苻融受命督前锋军的同时，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苻坚语姚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史传以此为姚苌终于在长安建立后秦的谶语。实际情况是，西晋王濬以龙骧将军率水师为奇兵，自益州下，卒扫金陵王气；苻坚以姚苌受龙骧之号入蜀，自然是希望他效法当年的王濬水师，出奇制胜。不过，这只是虚应王濬故事而已。益州水师既未建成，南进部署亦无奇正可言，欲收灭吴实效是不可能的。

前秦主力，据《苻坚载记》言：“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世说新语·识鉴》“郗超与谢玄不善”条注引车频《秦书》则言：“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史传以此称道苻坚出师之盛，百年所未见。实际上这如果不是夸张的话，也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苻坚以轻骑八千，兼道奔赴寿阳，而留大军于项城。淝水败后，苻坚北奔，未闻项城大军有何接应行动，次于道中的前秦军亦不闻有何举措。淝水前线崩溃，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苻坚逃回洛阳，沿途所收离散十余万，当包括业已溃乱的苻融前锋军，也包括次于道上之兵。前秦军既然不过是乌合之众，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强大的前秦军须臾间顿成土崩之势的根本原因。

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案指曹魏）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案指曹魏）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案指曹魏）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①。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①。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有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苻坚载记》（下）载苻坚起兵南进前之言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兵以讨之”，云云。以此与前引苻坚欲“平一六合”之言相参，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荷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

   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

   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性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有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苻坚载记》（下）载苻坚起兵南进前之言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兵以讨之”，云云。以此与前引苻坚欲“平一六合”之言相参，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荷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

   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

   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性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应当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这里暂置不论。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

    苻坚何尝不想争为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苻坚扫土而来，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就这个时期的历史说来，此亦一正朔，彼亦一正朔，正朔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自然，东晋正是以正朔相承自居。《颜氏家训·书证》：“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据《北齐书》卷二四《杜粥传》，高欢语杜粥曰：“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就是说，正朔好像在东晋、宋、齐、梁、陈。但是论国祚，终归还是魏、周、隋、唐，相承相袭。正朔之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甫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①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司马光这种思想的驱动。前引石勒以郦食其为失，以留侯为得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至于在分裂时期，特别是本文所论的南北双方存在民族差异时期，九州在什么条件下方能“合为一统”，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应当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这里暂置不论。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

    苻坚何尝不想争为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苻坚扫土而来，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就这个时期的历史说来，此亦一正朔，彼亦一正朔，正朔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自然，东晋正是以正朔相承自居。《颜氏家训·书证》：“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据《北齐书》卷二四《杜粥传》，高欢语杜粥曰：“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就是说，正朔好像在东晋、宋、齐、梁、陈。但是论国祚，终归还是魏、周、隋、唐，相承相袭。正朔之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甫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①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司马光这种思想的驱动。前引石勒以郦食其为失，以留侯为得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至于在分裂时期，特别是本文所论的南北双方存在民族差异时期，九州在什么条件下方能“合为一统”，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
    在上文中，已知淝水之战前夕北方民族融合水乎还很有限，从而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还很显著。从这一角度立论，我认为淝水之战性质虽不能

    完全排除统一战争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以民族入侵战争为主。现在，我想对其时北方民族关系确实还处于紧张而混乱的状态，从而还不存在统一南北的现实可能性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期充实上文的论点。

     近年来所见到的讨论淝水之战问题的文章，大多对于苻坚在北方的政绩印象极深，认为苻坚统治北方的二十多年（约占十六国时期的五分之一），是十六国时期最好的一个阶段。这种印象是有根据的。就民族关系而言，前秦苻坚统治时，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前此的前赵、后赵、前燕。

第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不滥杀被征服民族人民，还尽量礼遇优容他们的统治阶层人物；
第二，打击氏族守旧豪帅，使吏治相对说来清平一些；
第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且崇尚儒学。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前秦统治，统一中国北方，促进氏族社会的进步，

      甚至对于组织大规模的南进战争，无疑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方面，前秦氏人政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前此匈奴、羯、鲜卑慕容部建立过的政权，前秦有前此诸国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有前此诸国的某些成就可以利用，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前秦取得政绩的一个原因。除此以外，汉化程度较高的苻坚的个人作为，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不容忽视。

       但是，这毕竟只是十六国时期历史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在这个局部中，还有一些相反的不利于民族融合的事实，同样需要我们正视。

     十六国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人常常提到的“胡亡氐乱”，大体上可以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这就是说，
      永嘉以后至后赵之亡为第一阶段（311—350）；
      后赵之亡至淝水之战为第二阶段（350—383，苻坚政绩主要在这个阶段）；
      淝水之战至北魏统一北方为第三阶段（383—439）。
在第三阶段中，“氐乱”方兴，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坛，战祸不息，民族斗争出现又一个新的高潮，社会不宁比前两个阶段还要厉害。多少个民族，多少个国家，出现了又消失了，直到酝酿出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以及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才结束了十六国时期所谓“五胡乱华”局面。所有这些第三阶段的情况，都是第二阶段历史的结果。苻坚的治绩不论如何良好，都无法使历史越过这个阶段而到像北魏中期以后那样的水平。

      苻坚的治绩，反映了他所处阶段民族融合的成就，也反映了作为统治民族的氏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但是，前此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诸多民族，包括氏族在内，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还没有联在一起，还存在严重的隔阂；还有不少边远地区的民族等待着机会独立地进入中原，或者等待着机会就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进行政治活动，既然如此，新的一轮民族斗争亦即新的一场动乱，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前秦统治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这个时候的苻坚，与灭宋时的元世祖忽必烈，与灭明时的清世祖顺治皇帝，是大不相同的。这并不是说，苻坚完全不可能取得对南方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一次战役的胜利，偶然因素有时也能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在北方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即令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也难实现从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任务。或者，即令苻坚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江左政权，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从而使南北统一根本无法维持。反之，苻坚军事上败于东晋，就立即造成北方分崩离析的后果。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苻坚统治北方所取得的成绩，必须放到十六国历史总的进程中来估量，看到它只是这个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不是不可以逆转的局部。苻坚的政绩，远不足以改变南北关系中所具有的民族对抗的性质。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取得这种成就，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要的水平，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统治民族能否得到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本民族的进化，又要看是否具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即本民族内部是否能取得协调而不致于内乱频仍，是否有其它民族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强大到足以代替这一民族的统治地位。

     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往往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以求创业成功。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影响这个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据《晋书·载记》所录十六国统治者爱好经、史、文学的事迹立论说：“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赵翼赞扬“僭伪诸君”个人文化素养之高，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赵翼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有文学”的“僭伪诸君”所代表、所依靠的民族，却处在落后得多的状态。所以正是在这些“有文学”的人的统治下，造成了民族的大灾难，社会的大破坏，而他们本族政权，也往往是在尚未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以前，就被其它民族取代了。

      有一些“僭伪”之君，在“好文学”方面胜过苻坚，如刘渊“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认为“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刘渊自称汉王，以继刘禅绍汉自许。但刘渊本人却又是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有些民族政权，在政绩上不比苻坚的前秦差。如鲜卑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儒学昌盛，路有颂声。但是慕容氏入主关东以后，却又是官贪政鄙，内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终于很快就被氏人前秦所灭。不论是刘渊的匈奴族，还是慕容廆的鲜卑慕容部，都是在前后成百年的历史中经过许多反复，才逐渐完成其民族进化过程而稳定下来，与汉族及其它各族走向融合，甚至于逐渐消失了作为民族的存在。

至于苻坚的氏族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发展经历。氏族与中原华夏族接触极早，又长期与羌族为邻，受汉族和羌族的经济、文化影响较深。但是，氏族从来不是全族基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他们往往是分散成较小的群体而生活，各有君长，互不统属，住地不一定相联。在较大的范围里，他们则是与汉、羌等族错居。见于史籍的氐、汉交往，往往只是涉及氏族某一较小部分，而不是较大部分的氐人，更不是其整体。这种情况，不能不给氏族的进化带来影响，使其各个部分发展极不平衡。《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氐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谓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通典》卷一八九亦述冉駹东北之氐“君长数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总叙氐人社会，则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①，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胡杂同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曹操时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有些氐人已徒居美阳，接近长安③。这就是说，氐人有小聚居和大错居的特点。所以《苻洪载记》标出苻氐“略阳临渭氐人”，盖亦氐人虚落间王侯，久离武都而居略阳，统于郡县。下云“世为西戎酋长”也只是指部落小帅④，而不是全氏族统一的首领。

苻坚祖父苻洪东徙，《通鉴》系之于咸和八年（333年），曰：“洪帅户二万，降于〔石〕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氏校尉。洪至长安，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氏、羌以实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案这次苻洪建议所徙诸氏，以地域言大概限于关中氐人。石虎乃“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据此可知，这次徙民中有汉人豪杰，有氐人和羌人。羌人数万既随姚弋仲居清河，而姚弋仲又拥有西羌大都督的称号，剩下的由苻洪帅以居枋头者，当然只是氐人及汉人，而其中氐人数量多少，史不明具。我们知道刘聪时苻洪自称护氐校尉，后来石虎即拜洪为护氐校尉①；东迁枋头后苻洪反而失去了护氐校尉名号，但称流民都督。这里似可看出，苻洪枋头之众中氐人数量不会很多，至少不会多于汉人。后赵败乱以后，所在兵起，苻洪众至十余万，亦当氐、汉相杂，数量上氐人不会是主体，但武力方面应当主要是依仗氐人。

氐族统治者明白自己在数量上的这一重大弱点，所以苻洪起兵关东时带有三个称号：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大将军是东晋所拜，可用以维系所统汉人，并号令北方其余的汉人；大单于则表示自己有权总统诸胡族。这两个称号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最具实际意义的称号是三秦王。苻健悉众入关时，其所依仗的氐人武力既然在部众中只占少数，苻健所拥有的民族武力优势既然并不明显，那末入关以接近本民族的旧地，称王于三秦，就不失为一个稳妥的考虑。西归氐人并不是一支强大的民族武力，已如上述，关中迤西氐人又多错居不相统属，苻氐亦难得其死力。西归氐人之中，有许多长老、功臣恃旧不虔，事端迭起。例如“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①；氐豪樊氏有大勋，“负气倨做”②；苻健皇后强氏之弟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③，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苻氏的统治力量，甚至于在稍后形成频繁的内乱。东晋隆和三年（365年），前秦淮南公苻幼袭击长安。太和二年（367年）苻坚兄弟辈赵公苻双、晋公苻柳、魏公苻廋、燕公苻武等联合叛乱，分兵谋攻长安。东晋太元五年（380年），北海公苻重、行唐公苻洛叛；七年，东海公苻阳叛，等等。

除此以外，羌人部落亦数为叛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叛乱的羌人部落，甚至连结作为统治民族的氐人为援。太和元年，羌人敛歧④率部落四千家叛，失败后投奔氐人聚居的白马。太元元年前秦克凉州后，议讨“西障氐羌”。苻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由于前秦部将纵兵大掠，苻坚斩前锋“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服者三万余落。”⑤凡此诸事，说明有些氐人部落不但不臣服于氐人的前秦政权，而且宁随与其杂居通好的羌人共同反抗前秦。前秦征服不宾，也把这些氐人部落视同异族，有时甚至氐、羌并讨。

前秦仿照汉、前赵、后赵徙民畿甸的办法，向关中迁徙被征服族的人民，以图就近控制。太和五年（370年）秦灭前燕，徙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咸安元年（371年），苻坚又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①，此次所徒，当包括汉族豪强以及前赵、后赵、前燕贵族在内。所以当苻融谏阻苻坚南进时，表示甚以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集如林”为忧。特别是鲜卑贵族“列官满朝，势倾劳旧”②，足以与氐人贵族功臣相颉颃。太元元年（376年）秦灭前凉，又徙前凉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前秦所徒于关中者，除汉族外，大概都是分土定居，但并非一同编户。他们当是在其原有酋帅统领下，维持着军营组织。这些人无事则已，有事必为乱阶。所以当苻坚南侵失败后，鲜卑、羌以及丁零、乌桓等族首领，很快就树立起各自的民族旗号，参与权力的竞逐。氐族人数不多，而前秦地境又不断扩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迫切问题：究竟应当把极有限的氐人放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统治的效益？从事态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氐户应当集中留居关中以控局势，一种认为应当布列藩镇以固四方。由于幽州苻洛、苻重之叛，苻坚决策分散氏户，乃有上文所述氐户出镇之事。

氐户居中居外的争议导源于氐户稀少，并非新出问题。《苻坚载记》（下）说，苻坚初即位时，新平人王彫陈说图谶，有“氐在中，华在表”之文，请据以“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边地”。所谓“华”，所谓“三秦大户”，除关中旧户外，当包括自各地徙居关中的汉族豪强，甚至包括久居关东而被苻秦徙置关中的诸族酋豪。这实际上与魏晋以来邓艾、郭钦、江统诸人的“徒戎”理论相同，只是华夷内外互换位置罢了。王彫以左道惑众诛，刑前犹曰新平应出“帝王宝器”，并云“出于壬午之年”。后来果然有“新平郡献玉器”之事，《载记》谓“至是新平人得之以献”，车频《秦书》谓此事在壬午年①。壬午为太元七年（382年），而氐户分戍方镇为两年以前之事。由此可见，图谶之说代表安置氐户的一种政治见解，并非无稽之谈。新平人王彤熟知关陇民族杂乱的局势及氐族有限的统治能力，深以为虑，所以有图谶徙户“氐在中，华在表”之说。苻坚虽未从王彫之请，但以献玉器事证明王彫言而有征，追赠光禄大夫。王彫既获追赠，他的“氐在中，华在表”的政见当然不能再以“左道惑众”视之。如果是这样，则新平献器与氐户出镇的决定就是一个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正反映了苻坚由于氐户稀少，前秦统治力量薄弱而举棋不定，左右为难②。

苻坚在相当困难的情形下，居然能够统一北方，深入益州，囊括西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突出的成就。成就的取得，是与苻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苻坚堪称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卓越人物，这一点我与史学界时下的普遍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如前所论，通过民族斗争达到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往条件落后的时代，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当卷入这一潮流的民族较多，这些民族又都处在活力旺盛的阶段，它们卷入这一潮流的步骤又参差不齐的时候，过程尤为漫长，尤为曲折。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并不足以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民族隔阂。如果说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军事上有某些偶然因素的话，那末苻坚败归洛阳时众犹十余万而不能阻止前秦的瓦解，而且瓦解前秦的正是前秦朝臣所虑的鲜卑人和羌人的武力，这种情况就不能一概视之为偶然了。

《魏书》卷四七《卢渊传》孝文帝诏答卢渊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苻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这也是就前秦内部原因来解释淝水之战的胜负。北魏去前秦未远，国内形势多有可比之处，所以判断是比较可信的。至于“立政未至”，我以为最主要的莫过于缺乏比较稳定和谐的国内民族关系。

我们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他的民族政策的成就暂时掩盖起来。苻坚所以兴又所以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制约着我们对苻坚个人和对苻坚所发动的淝水之战的评价，我们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才行。

但是，如前所论，通过民族斗争达到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往条件落后的时代，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当卷入这一潮流的民族较多，这些民族又都处在活力旺盛的阶段，它们卷入这一潮流的步骤又参差不齐的时候，过程尤为漫长，尤为曲折。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并不足以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民族隔阂。如果说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军事上有某些偶然因素的话，那末苻坚败归洛阳时众犹十余万而不能阻止前秦的瓦解，而且瓦解前秦的正是前秦朝臣所虑的鲜卑人和羌人的武力，这种情况就不能一概视之为偶然了。

《魏书》卷四七《卢渊传》孝文帝诏答卢渊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苻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这也是就前秦内部原因来解释淝水之战的胜负。北魏去前秦未远，国内形势多有可比之处，所以判断是比较可信的。至于“立政未至”，我以为最主要的莫过于缺乏比较稳定和谐的国内民族关系。

我们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他的民族政策的成就暂时掩盖起来。苻坚所以兴又所以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制约着我们对苻坚个人和对苻坚所发动的淝水之战的评价，我们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才行。

这样说来，北方的民族关系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北方的南进战争具有完全的统一战争的性质呢？这个问题必须参考后代的历史事实来加以思考。北魏历史中的民族融合过程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朝历史，有可以与前秦相比较的地方。苻坚以后北方再次统一，完成于拓跋焘之时。拓跋焘兴大学，徵儒生，罢功臣，改律制，使北魏政权初具上国规模。《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评论说：“佛狸（案即拓跋焘）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自南人视之，北魏政权正处在较显著的汉化过程之中，趋势与前秦政权相近似。北魏于此时兴动南进之役以求统一中国，似乎与苻坚南侵一样，也有一些历史的理由。但是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拓跋焘自瓜步战场北归时致盱眙城中宋将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案国人指鲜卑拓跋部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①北魏军中包含的民族矛盾，竟是如此惊人。这种矛盾在淝水之战中当是同样存在的，只是没有留下典型材料来表现罢了。我们可以推见，第一，苻坚政权和拓跋焘政权，汉化趋势是一致的，民族融合的趋势是一致的，尽管程度上容有不同；第二，苻、拓跋焘南进战争失败于民族矛盾无法克服，也是一致的，尽管表现的隐显程度颇有差别；第三，苻坚、拓跋焘的南进战争同样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尽管这两种不同性质在两次战争中各占的比重可能不尽相同；第四，这两次战争虽然同具统一战争的性质，但毕竟以民族入侵战争性质为主。第五，这两次战争有如此多的相似条件，所以同以失败告终，尽管败局造成的后果并不一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瓜步之战中作战双方都以苻坚和淝水之战为鉴，拓跋焘重在汲取苻坚战场失败的教训，而宋人一方则重视苻坚成功的一面。《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遗宋文帝刘义隆书曰：“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云云。同书卷七四《臧质传》臧质致拓跋焘书曰：“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耶？”作战双方都如此重视苻坚及淝水之战，正说明瓜步之战以淝水之战为前车之鉴，说明这两次战争确有许多可以相比之处。

      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孝文帝的改革继承了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同时又给民族融合以极有效的新的推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关系到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魏书》卷六五《李平传》说到鲜卑部人自代迁洛，资产殆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李平的话本来是诉说迁洛的艰难，但实际上却说明了迁洛的代北人已经固着于中原土地之上，稳定于中原的农耕生活，这正是影响于民族融合各个方面的可靠基础。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到南北朝后期也已经很显著了。

     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某些鲜卑统治者和居高位的汉族士人，熟悉和仰慕江南文化，相当突出。《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帝被逼禅位高洋时，“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案指该书《献帝纪赞》）”云云。这是鲜卑皇帝脱口能咏南方所出典籍之例。北士就更有甚焉。《颜氏家训·文章》记北齐文士邢邵特重沈约，魏收则特重任昉。《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邢〕邵又曰：‘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邢、魏各以所宗江南文体非毁对方，甚至各有朋党。

     此一时期，南北政权互遣使节通好，至为频繁。双方皆妙选行人，必求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始得充任。南来的北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弟。这一方面的情况，《廿二史札记》卷一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已详备言之。赵翼看到南北双方都藉使命以增国光这一现象的突出，至于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北方政权汉化的水平以及南北政权民族差别的逐渐泯灭，赵翼当然不甚了了。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当然，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战争完成南北统一，还须有充分的实力准备①。

      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孝文帝的改革继承了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同时又给民族融合以极有效的新的推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关系到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魏书》卷六五《李平传》说到鲜卑部人自代迁洛，资产殆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李平的话本来是诉说迁洛的艰难，但实际上却说明了迁洛的代北人已经固着于中原土地之上，稳定于中原的农耕生活，这正是影响于民族融合各个方面的可靠基础。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到南北朝后期也已经很显著了。

     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某些鲜卑统治者和居高位的汉族士人，熟悉和仰慕江南文化，相当突出。《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帝被逼禅位高洋时，“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案指该书《献帝纪赞》）”云云。这是鲜卑皇帝脱口能咏南方所出典籍之例。北士就更有甚焉。《颜氏家训·文章》记北齐文士邢邵特重沈约，魏收则特重任昉。《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邢〕邵又曰：‘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邢、魏各以所宗江南文体非毁对方，甚至各有朋党。

     此一时期，南北政权互遣使节通好，至为频繁。双方皆妙选行人，必求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始得充任。南来的北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弟。这一方面的情况，《廿二史札记》卷一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已详备言之。赵翼看到南北双方都藉使命以增国光这一现象的突出，至于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北方政权汉化的水平以及南北政权民族差别的逐渐泯灭，赵翼当然不甚了了。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当然，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战争完成南北统一，还须有充分的实力准备①。

       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虽然已经以编户形式进入中原，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但居于北面边疆地区更为落后的鲜卑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过去那种闭塞、孤独状态。他们在民族融合方面还有一段更长的曲折道路要走，这表现为六镇起义，表现为北齐、北周历史的反复。当这最后一批闭塞、孤独的鲜卑拓跋部人也卷入了中原民族融合的洪流而使社会水平得到提高，赶上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稳定和巩固以后，进入北方的各民族之间以及每个民族的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就大大减少，而且不可逆转。从“五胡乱华”开始的这一回合的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了，南北政权间的民族对抗性质也因此而更为淡化。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这次统一战争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隋朝统治者杨氏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到了这时，所谓江东正朔相承的问题，也再没有人道及了。以隋灭陈之战与瓜步之战和淝水之战相比，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导致战争性质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

      陈寅恪先生留意从十六国以来历史总进程的角度观察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论证字文泰“融合复杂民族”而推行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时说道：“在此之前，秦苻坚、魏孝文帝皆知此意（案指“融合复杂民族”）者。但秦魏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字文泰之新途径而已。”①我对陈先生卓见所拟补充解释的是，苻坚、孝文帝、字文泰都推行其实质是汉化的民族融合政策，他们是在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推行此政策的卓越的代表人物。字文泰后来居上，以其所处特殊历史条件而将汉化缘饰之为带有胡化表象的“关中本位政策”，取得了积极成就，影响及于隋和初唐。北方民族融合上升到高水平，南北民族隔阂日益淡化，南进战争就日益表现为统一战争。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抗御北方入侵的精神武器，北方发统一战争也就得以水到渠成。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帝、宇文泰所作的贡献，其中字文泰的贡献更为直接，更易于被观察到。

       比起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隋灭陈之战的性质变化了，所以隋的军事统一可以巩固下来。统一以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得以朝积极方面发展，人民处境能够有所改善，中华民族又重新走向兴旺之路。这一切，反过来又成为巩固统一的条件。甚至于隋的速亡，也没有导致分裂的再现。通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种认识。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

       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虽然已经以编户形式进入中原，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但居于北面边疆地区更为落后的鲜卑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过去那种闭塞、孤独状态。他们在民族融合方面还有一段更长的曲折道路要走，这表现为六镇起义，表现为北齐、北周历史的反复。当这最后一批闭塞、孤独的鲜卑拓跋部人也卷入了中原民族融合的洪流而使社会水平得到提高，赶上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稳定和巩固以后，进入北方的各民族之间以及每个民族的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就大大减少，而且不可逆转。从“五胡乱华”开始的这一回合的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了，南北政权间的民族对抗性质也因此而更为淡化。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这次统一战争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隋朝统治者杨氏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线的泯灭。到了这时，所谓江东正朔相承的问题，也再没有人道及了。以隋灭陈之战与瓜步之战和淝水之战相比，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导致战争性质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

      陈寅恪先生留意从十六国以来历史总进程的角度观察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论证字文泰“融合复杂民族”而推行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时说道：“在此之前，秦苻坚、魏孝文帝皆知此意（案指“融合复杂民族”）者。但秦魏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字文泰之新途径而已。”①我对陈先生卓见所拟补充解释的是，苻坚、孝文帝、字文泰都推行其实质是汉化的民族融合政策，他们是在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推行此政策的卓越的代表人物。字文泰后来居上，以其所处特殊历史条件而将汉化缘饰之为带有胡化表象的“关中本位政策”，取得了积极成就，影响及于隋和初唐。北方民族融合上升到高水平，南北民族隔阂日益淡化，南进战争就日益表现为统一战争。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抗御北方入侵的精神武器，北方发统一战争也就得以水到渠成。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帝、宇文泰所作的贡献，其中字文泰的贡献更为直接，更易于被观察到。

       比起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隋灭陈之战的性质变化了，所以隋的军事统一可以巩固下来。统一以后，经济、政治和文化得以朝积极方面发展，人民处境能够有所改善，中华民族又重新走向兴旺之路。这一切，反过来又成为巩固统一的条件。甚至于隋的速亡，也没有导致分裂的再现。通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似乎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种认识。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看，南方的政权，大体也是这样。

       从北方发动的南进战争说来，情况有两类，以是否存在民族对抗问题为区分。赤壁之战与灭吴之战为第一类，它们不存在民族对抗问题。赤壁之战是灭吴之战的始初形态，灭吴之战是在具备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赤壁之战的战略目的。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灭陈之战为第二类，它们存在或者说本来存在民族对抗问题。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是灭陈之战的始初形态，灭陈之战是在具备了充分条件，首要的是北方民族融合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的战略目的。第二类南北战争，当民族融合条件并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民族入侵性质，就会扩大民族矛盾。淝水之战是这样，瓜步之战也是这样。

     第二类南北战争，由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直到灭陈之战，战争性质转化的完成，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如果追溯到永嘉乱后南北对立的形成，时间更要长久。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缘故。卷入这场长期的社会变迁的民族多，兴败频繁，因而代价很大。但是，后果也堪称丰硕。《通鉴》晋太元二一年七月条胡注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胡三省借古抒怀，我们自不必拘泥于他所作的数量估计是否完全准确。但是单就这一突出事实而论，十六国以来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果，也是十分可观的。

     这个时期以后，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有过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侵和统一北方的事，其中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都曾由北方入侵南方，而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曾完成过统一中国的事业。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每次主要只牵涉对抗着的两个民族，入侵者背后没有出现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第三个、第四个民族的干扰，所以过程比较简单，比较短促，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承认战争性质的逐渐转变，而难于确指这一转变的契机何在，标志是什么，出现在何年何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只有从战争性质的两重性即入侵战争和统一战争的变化来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一些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从北方发动的南进战争说来，情况有两类，以是否存在民族对抗问题为区分。赤壁之战与灭吴之战为第一类，它们不存在民族对抗问题。赤壁之战是灭吴之战的始初形态，灭吴之战是在具备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赤壁之战的战略目的。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灭陈之战为第二类，它们存在或者说本来存在民族对抗问题。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是灭陈之战的始初形态，灭陈之战是在具备了充分条件，首要的是北方民族融合条件的基础上，完成了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的战略目的。第二类南北战争，当民族融合条件并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民族入侵性质，就会扩大民族矛盾。淝水之战是这样，瓜步之战也是这样。

     第二类南北战争，由淝水之战、瓜步之战直到灭陈之战，战争性质转化的完成，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如果追溯到永嘉乱后南北对立的形成，时间更要长久。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缘故。卷入这场长期的社会变迁的民族多，兴败频繁，因而代价很大。但是，后果也堪称丰硕。《通鉴》晋太元二一年七月条胡注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胡三省借古抒怀，我们自不必拘泥于他所作的数量估计是否完全准确。但是单就这一突出事实而论，十六国以来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果，也是十分可观的。

     这个时期以后，中国皇朝历史上还有过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入侵和统一北方的事，其中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都曾由北方入侵南方，而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曾完成过统一中国的事业。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由于这两次战争，每次主要只牵涉对抗着的两个民族，入侵者背后没有出现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第三个、第四个民族的干扰，所以过程比较简单，比较短促，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承认战争性质的逐渐转变，而难于确指这一转变的契机何在，标志是什么，出现在何年何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只有从战争性质的两重性即入侵战争和统一战争的变化来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一些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阅后思索：
    我们是悲哀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
    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统一的前夕，尽管漫长，如果国家不发生大的动荡，在我们这辈子应该就能看到吧？
    或者说：中国重新建立东亚次序！

没有美国，苟且弹丸小岛的逆贼早就完蛋了。

乌良海 发表于 2011-8-20 10:14
没有美国，苟且弹丸小岛的逆贼早就完蛋了。
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参见满清统一台湾的时间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