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民族利益观之比较

在上述问题上，请您谅解我的冲动，也决不会有对你们年青人的情绪，同时，如果我含糊地对待了这些我并非不了解的事实，那也是对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这样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认真看待您所说的每一个问题的。譬如您谈到朝鲜和表决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我看信的当晚就和伍绍祖（回家体委主任）一朋友通了话，准确地了解了中国事先就没有把朝鲜的一票计算在支持禀内，而是在别的方面张百发被人家耍了，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也许我没有您喜欢体育，我也并不认为未举办一届奥运会会有“决定生死”“千古憾事”这么大的份量。原东德是总居奥运会前几名的“体育大国”，却没有改变复灭的命运。巴西、阿根廷一直是比奥运更热的“世足赛”中的明星，并没有因此促进其社会的进步，举办过这类盛会的墨西哥等国也没有因此使其社会状况改观，而就我们民族目前状况来说，即使举办了这届奥运会又如何呢？就国内体育运动来说，几乎全成了“商品”，一片乌烟瘴气，那有一点点奥味及群众性，……这里就不多谈了。

    您所谈的和越南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两场战争，即I979年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以及两者的关系。
    1979年所谓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用美国学者真·迈斯纳的《中国史》说：“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中国军队入侵越……有损于北京新政府的形象”。
    用剑桥《中国史》说：邓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遭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
    用胡耀邦当时的政治秘书阮铭在外发表的著作中说：”获得了美国的赏识，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在美国得到了默许“，”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没有'惩罚'了越南，反而‘惩罚'了自己，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

    －－这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官方比较欣赏并大量发行的，就此也和国内”恩将仇报“的廉价宣传截然不同，有人说，是美国耍了邓小平，尽管美国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确实不少，但就这场战争而言，没有资料证明是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去打人家。当年2月17日，既中国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早地方当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来看守所要我对这场”自卫反击战“表态，我谈了要打就象西沙之战一样，在南沙夺回几个自己的岛屿，既名正言顺、也有利于中国在南海应有的地位。我还谈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移民时，帮其控制磅逊港，则可以成犄角之势奠定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战略地位（包括对将来的中日战争的准备，日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橡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同时也就不可能有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当然，后者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利益出发的。但是，我始终拒绝对这个”自卫反击“表态。

    阮铭所说的也”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应有二层意思。第一，这是一个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所取得的最大战绩、甚至还低于1885年刘永福时的黑旗军（原广西天地会残部）在此地对法国地战绩，而这次伤亡却极大。就此，我们的对手还只是越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抗击。美国议员的实地调查证实，越主力部队集结在海防一线，还没和中国部队接触。第二，任何战争所动员的资源，不仅是物资（包括技术），而且还要有参战人员的士气（包括战争的意义）等，而在越南打的这场纷争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没有当地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正相反的是，我们是在和越南人民厮杀。（邓作为军委主席期间一共有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另次是在天安门广场，其”对手“是手无寸铁铁的学生和市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只是作为一个部队的政委没有机会独立地显示其军事才能，晚年仅有的这二次显示的机会，却无法给他打分）。同时出国之前，国内正在强调个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气地说，是第一次打掉了军威、军心，打坏了军纪、军风。过场战争也使世界的军事研究机构们（尤其是地缘对手日本、印度等国）根本改变了对中国军力的估计，为今后留下了较大的麻烦。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敢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国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起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您说的”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呢？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
    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还因此得到赞比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还买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的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同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就只能这么简单吗？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达到451亿两白踉，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那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惑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何机“反攻大陆”（并趁我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行不暂时“一边倒”，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三个月，就是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


    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l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
    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著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
    还有几位著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些被批判过的专著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个什”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作说的那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的严重挑战。前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而日本人不认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还牺牲了生命。
    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同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身象瘫了一样。“（注28）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例子。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后，在他仆人收领他的遗体归来途中，英国战舰伯兰汉号鸣炮志哀，给他的敌人，但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就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平访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会见邓小平。”日本政府有关人士对这次会晤有些担心。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使讲几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当天皇只是不疼不痒分不清责任的说了中日历史上”一次发生过不幸的事情“时，邓小平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注29）
    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辞时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特别行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青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注30）被尼克松等西方政治家称之为”大气盖天“的毛泽东，在民族尊严、民族利益上则是一丝不苟的。对日本是如此，在四、五十年代对美国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也是似此。在上述问题上，请您谅解我的冲动，也决不会有对你们年青人的情绪，同时，如果我含糊地对待了这些我并非不了解的事实，那也是对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这样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认真看待您所说的每一个问题的。譬如您谈到朝鲜和表决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我看信的当晚就和伍绍祖（回家体委主任）一朋友通了话，准确地了解了中国事先就没有把朝鲜的一票计算在支持禀内，而是在别的方面张百发被人家耍了，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也许我没有您喜欢体育，我也并不认为未举办一届奥运会会有“决定生死”“千古憾事”这么大的份量。原东德是总居奥运会前几名的“体育大国”，却没有改变复灭的命运。巴西、阿根廷一直是比奥运更热的“世足赛”中的明星，并没有因此促进其社会的进步，举办过这类盛会的墨西哥等国也没有因此使其社会状况改观，而就我们民族目前状况来说，即使举办了这届奥运会又如何呢？就国内体育运动来说，几乎全成了“商品”，一片乌烟瘴气，那有一点点奥味及群众性，……这里就不多谈了。

    您所谈的和越南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两场战争，即I979年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以及两者的关系。
    1979年所谓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用美国学者真·迈斯纳的《中国史》说：“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中国军队入侵越……有损于北京新政府的形象”。
    用剑桥《中国史》说：邓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遭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
    用胡耀邦当时的政治秘书阮铭在外发表的著作中说：”获得了美国的赏识，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在美国得到了默许“，”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没有'惩罚'了越南，反而‘惩罚'了自己，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

    －－这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官方比较欣赏并大量发行的，就此也和国内”恩将仇报“的廉价宣传截然不同，有人说，是美国耍了邓小平，尽管美国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确实不少，但就这场战争而言，没有资料证明是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去打人家。当年2月17日，既中国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早地方当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来看守所要我对这场”自卫反击战“表态，我谈了要打就象西沙之战一样，在南沙夺回几个自己的岛屿，既名正言顺、也有利于中国在南海应有的地位。我还谈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移民时，帮其控制磅逊港，则可以成犄角之势奠定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战略地位（包括对将来的中日战争的准备，日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橡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同时也就不可能有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当然，后者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利益出发的。但是，我始终拒绝对这个”自卫反击“表态。

    阮铭所说的也”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应有二层意思。第一，这是一个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所取得的最大战绩、甚至还低于1885年刘永福时的黑旗军（原广西天地会残部）在此地对法国地战绩，而这次伤亡却极大。就此，我们的对手还只是越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抗击。美国议员的实地调查证实，越主力部队集结在海防一线，还没和中国部队接触。第二，任何战争所动员的资源，不仅是物资（包括技术），而且还要有参战人员的士气（包括战争的意义）等，而在越南打的这场纷争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没有当地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正相反的是，我们是在和越南人民厮杀。（邓作为军委主席期间一共有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另次是在天安门广场，其”对手“是手无寸铁铁的学生和市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只是作为一个部队的政委没有机会独立地显示其军事才能，晚年仅有的这二次显示的机会，却无法给他打分）。同时出国之前，国内正在强调个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气地说，是第一次打掉了军威、军心，打坏了军纪、军风。过场战争也使世界的军事研究机构们（尤其是地缘对手日本、印度等国）根本改变了对中国军力的估计，为今后留下了较大的麻烦。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敢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国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了三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起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文革时期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三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您说的”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呢？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
    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还因此得到赞比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还买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的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同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就只能这么简单吗？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达到451亿两白踉，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那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惑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何机“反攻大陆”（并趁我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行不暂时“一边倒”，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三个月，就是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


    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l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
    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著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
    还有几位著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著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些被批判过的专著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个什”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作说的那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的严重挑战。前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而日本人不认罪，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还牺牲了生命。
    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
    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同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身象瘫了一样。“（注28）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例子。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后，在他仆人收领他的遗体归来途中，英国战舰伯兰汉号鸣炮志哀，给他的敌人，但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就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平访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会见邓小平。”日本政府有关人士对这次会晤有些担心。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使讲几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当天皇只是不疼不痒分不清责任的说了中日历史上”一次发生过不幸的事情“时，邓小平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注29）
    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辞时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特别行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青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注30）被尼克松等西方政治家称之为”大气盖天“的毛泽东，在民族尊严、民族利益上则是一丝不苟的。对日本是如此，在四、五十年代对美国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也是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