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航母计划出台始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2:13:30
航母计划出台始末（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8-11/1700661226.html）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军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瓦良格”号的存在。从8月上旬开始，关于中国第一艘航母 “即将试航”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也许是因为台风“梅花”的突然造访，“瓦良格”号至今依然静卧于大连造船厂的船坞码头中。据海军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预计在明年八一建军节宣布成军，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从1970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的命令开始，中国的航母计划经历了三次起伏。直至1992年，一位军事院校老师偶然听到 “瓦良格”三个字，航母计划才走出长达二十年的论证阶段，迎来机会的曙光。而从决定买下这艘大船，到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获得批准，十多年又过去了。
这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建后的“瓦良格”号是怎样一种装备？它将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变化与考验？《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参与航母计划的核心人员，与读者分享关于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传奇故事。
中国第一艘航母诞生记
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诞生，似乎应了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刊记者/韩永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
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 “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 “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昙花一现的论证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无人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间歇期。政治上稍有喘息，经济上又风生水起，工农业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此起彼伏。中国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说，当时关于航母的决策，不仅是上层几个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产物。于瀛则认为，这和中央发展海军的思路一脉相承。“毛主席 50年代就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当时，在缺少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下，相关领导对航母几乎一无所知。媒体上除了反对航母的口号式报道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航母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都要从科普开始。”于瀛记得，当时所里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拨人，咨询有关航母的信息。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张日明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汇报结束时，他对张日明说：“胖子(即张日明，刘华清任七院院长时，张日明是其属下，彼此很熟悉)，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回来后，于瀛和张日明连夜制作了手册，第二天给刘华清送去。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毕竟上级是那些领导人，当时李作鹏没有传达，参加论证的人也都不清楚。这次论证最终不了了之。
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描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二战电影《虎虎虎》开始在国内播放——正是从这场战役开始，二战中的海上大战开始转入航母模式。
航母“费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海军装备技术五支力量的分工：论证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为主；试验、试航(飞) 以试验基地、舰队为主；订货、监造、检验验收以军代表为主；同时，院校、试验基地、军代表和有关部队也要承担一定的装备论证、科研、技术革新等工作。海军装备技术部则在海军党委领导下负责协调组织和经费分配。
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这次会议后，刘华清让郑明准备向上级的汇报材料。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海司和海装的相关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于当年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均表态支持航母。丁衡高说，发展航母的迫切性比载人航天迫切，现在航母、新歼、核潜艇、预警机、卫星这些大项目，到底以哪个项目为重点，党中央、军委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一要全国全军排队，二要军兵种排队。
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南海演习结束时说，军委对航母问题议了很多次，但是苦于经费不足，思虑再三，航母暂时还是不能上型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一两艘航母不行，当然，现在还不能这样搞，下一代人把它搞出来。
郑明说，这段时间，有关航母的观念有很多冲突，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大有人在。反对的人中，有基于个人认识水平的，也有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情判断有所不同。“你想让它全停了也不可能，让他马上上马也不可能。”航母计划出台始末（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8-11/1700661226.html）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军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瓦良格”号的存在。从8月上旬开始，关于中国第一艘航母 “即将试航”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也许是因为台风“梅花”的突然造访，“瓦良格”号至今依然静卧于大连造船厂的船坞码头中。据海军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预计在明年八一建军节宣布成军，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从1970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的命令开始，中国的航母计划经历了三次起伏。直至1992年，一位军事院校老师偶然听到 “瓦良格”三个字，航母计划才走出长达二十年的论证阶段，迎来机会的曙光。而从决定买下这艘大船，到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获得批准，十多年又过去了。
这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建后的“瓦良格”号是怎样一种装备？它将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变化与考验？《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参与航母计划的核心人员，与读者分享关于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传奇故事。
中国第一艘航母诞生记
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诞生，似乎应了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刊记者/韩永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
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 “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 “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昙花一现的论证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无人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间歇期。政治上稍有喘息，经济上又风生水起，工农业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此起彼伏。中国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说，当时关于航母的决策，不仅是上层几个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产物。于瀛则认为，这和中央发展海军的思路一脉相承。“毛主席 50年代就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当时，在缺少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下，相关领导对航母几乎一无所知。媒体上除了反对航母的口号式报道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航母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都要从科普开始。”于瀛记得，当时所里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拨人，咨询有关航母的信息。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张日明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汇报结束时，他对张日明说：“胖子(即张日明，刘华清任七院院长时，张日明是其属下，彼此很熟悉)，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回来后，于瀛和张日明连夜制作了手册，第二天给刘华清送去。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毕竟上级是那些领导人，当时李作鹏没有传达，参加论证的人也都不清楚。这次论证最终不了了之。
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描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二战电影《虎虎虎》开始在国内播放——正是从这场战役开始，二战中的海上大战开始转入航母模式。
航母“费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海军装备技术五支力量的分工：论证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为主；试验、试航(飞) 以试验基地、舰队为主；订货、监造、检验验收以军代表为主；同时，院校、试验基地、军代表和有关部队也要承担一定的装备论证、科研、技术革新等工作。海军装备技术部则在海军党委领导下负责协调组织和经费分配。
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这次会议后，刘华清让郑明准备向上级的汇报材料。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海司和海装的相关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于当年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均表态支持航母。丁衡高说，发展航母的迫切性比载人航天迫切，现在航母、新歼、核潜艇、预警机、卫星这些大项目，到底以哪个项目为重点，党中央、军委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一要全国全军排队，二要军兵种排队。
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南海演习结束时说，军委对航母问题议了很多次，但是苦于经费不足，思虑再三，航母暂时还是不能上型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一两艘航母不行，当然，现在还不能这样搞，下一代人把它搞出来。
郑明说，这段时间，有关航母的观念有很多冲突，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大有人在。反对的人中，有基于个人认识水平的，也有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情判断有所不同。“你想让它全停了也不可能，让他马上上马也不可能。”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军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瓦良格”号的存在。从8月上旬开始，关于中国第一艘航母 “即将试航”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也许是因为台风“梅花”的突然造访，“瓦良格”号至今依然静卧于大连造船厂的船坞码头中。据海军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预计在明年八一建军节宣布成军，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从1970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的命令开始，中国的航母计划经历了三次起伏。直至1992年，一位军事院校老师偶然听到 “瓦良格”三个字，航母计划才走出长达二十年的论证阶段，迎来机会的曙光。而从决定买下这艘大船，到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获得批准，十多年又过去了。
这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建后的“瓦良格”号是怎样一种装备？它将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变化与考验？《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参与航母计划的核心人员，与读者分享关于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传奇故事。
中国第一艘航母诞生记
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诞生，似乎应了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刊记者/韩永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
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 “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 “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昙花一现的论证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无人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间歇期。政治上稍有喘息，经济上又风生水起，工农业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此起彼伏。中国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说，当时关于航母的决策，不仅是上层几个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产物。于瀛则认为，这和中央发展海军的思路一脉相承。“毛主席 50年代就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当时，在缺少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下，相关领导对航母几乎一无所知。媒体上除了反对航母的口号式报道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航母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都要从科普开始。”于瀛记得，当时所里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拨人，咨询有关航母的信息。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张日明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汇报结束时，他对张日明说：“胖子(即张日明，刘华清任七院院长时，张日明是其属下，彼此很熟悉)，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回来后，于瀛和张日明连夜制作了手册，第二天给刘华清送去。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毕竟上级是那些领导人，当时李作鹏没有传达，参加论证的人也都不清楚。这次论证最终不了了之。
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描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二战电影《虎虎虎》开始在国内播放——正是从这场战役开始，二战中的海上大战开始转入航母模式。
航母“费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海军装备技术五支力量的分工：论证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为主；试验、试航(飞) 以试验基地、舰队为主；订货、监造、检验验收以军代表为主；同时，院校、试验基地、军代表和有关部队也要承担一定的装备论证、科研、技术革新等工作。海军装备技术部则在海军党委领导下负责协调组织和经费分配。
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这次会议后，刘华清让郑明准备向上级的汇报材料。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海司和海装的相关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于当年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均表态支持航母。丁衡高说，发展航母的迫切性比载人航天迫切，现在航母、新歼、核潜艇、预警机、卫星这些大项目，到底以哪个项目为重点，党中央、军委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一要全国全军排队，二要军兵种排队。
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南海演习结束时说，军委对航母问题议了很多次，但是苦于经费不足，思虑再三，航母暂时还是不能上型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一两艘航母不行，当然，现在还不能这样搞，下一代人把它搞出来。
郑明说，这段时间，有关航母的观念有很多冲突，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大有人在。反对的人中，有基于个人认识水平的，也有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情判断有所不同。“你想让它全停了也不可能，让他马上上马也不可能。”航母计划出台始末（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8-11/1700661226.html）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军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瓦良格”号的存在。从8月上旬开始，关于中国第一艘航母 “即将试航”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也许是因为台风“梅花”的突然造访，“瓦良格”号至今依然静卧于大连造船厂的船坞码头中。据海军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预计在明年八一建军节宣布成军，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从1970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的命令开始，中国的航母计划经历了三次起伏。直至1992年，一位军事院校老师偶然听到 “瓦良格”三个字，航母计划才走出长达二十年的论证阶段，迎来机会的曙光。而从决定买下这艘大船，到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获得批准，十多年又过去了。
这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建后的“瓦良格”号是怎样一种装备？它将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变化与考验？《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参与航母计划的核心人员，与读者分享关于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传奇故事。
中国第一艘航母诞生记
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诞生，似乎应了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刊记者/韩永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
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 “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 “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昙花一现的论证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无人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间歇期。政治上稍有喘息，经济上又风生水起，工农业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此起彼伏。中国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说，当时关于航母的决策，不仅是上层几个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产物。于瀛则认为，这和中央发展海军的思路一脉相承。“毛主席 50年代就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当时，在缺少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下，相关领导对航母几乎一无所知。媒体上除了反对航母的口号式报道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航母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都要从科普开始。”于瀛记得，当时所里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拨人，咨询有关航母的信息。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张日明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汇报结束时，他对张日明说：“胖子(即张日明，刘华清任七院院长时，张日明是其属下，彼此很熟悉)，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回来后，于瀛和张日明连夜制作了手册，第二天给刘华清送去。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毕竟上级是那些领导人，当时李作鹏没有传达，参加论证的人也都不清楚。这次论证最终不了了之。
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描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二战电影《虎虎虎》开始在国内播放——正是从这场战役开始，二战中的海上大战开始转入航母模式。
航母“费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海军装备技术五支力量的分工：论证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为主；试验、试航(飞) 以试验基地、舰队为主；订货、监造、检验验收以军代表为主；同时，院校、试验基地、军代表和有关部队也要承担一定的装备论证、科研、技术革新等工作。海军装备技术部则在海军党委领导下负责协调组织和经费分配。
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这次会议后，刘华清让郑明准备向上级的汇报材料。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海司和海装的相关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于当年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均表态支持航母。丁衡高说，发展航母的迫切性比载人航天迫切，现在航母、新歼、核潜艇、预警机、卫星这些大项目，到底以哪个项目为重点，党中央、军委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一要全国全军排队，二要军兵种排队。
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南海演习结束时说，军委对航母问题议了很多次，但是苦于经费不足，思虑再三，航母暂时还是不能上型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一两艘航母不行，当然，现在还不能这样搞，下一代人把它搞出来。
郑明说，这段时间，有关航母的观念有很多冲突，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大有人在。反对的人中，有基于个人认识水平的，也有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情判断有所不同。“你想让它全停了也不可能，让他马上上马也不可能。”
舰长班
刘华清的汇报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中央军委同意海军建议，1987年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一届“飞行员舰长班”。目前盛传将担任“瓦良格”舰长的两位热门人选：柏耀平和李晓岩，都出自这个舰长班。
舰长班学制三年半到四年，开始有10位学员，后来有一位因跟不上课中途退学。郑明说，这体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现在，这些人都在50岁上下，年富力强，其中大多数军衔都高于上校或大校。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班的开办，证明了刘华清在航母发展上的远见。“对航母来说，舰长是关键，他不仅要抓技术，还要研究海军战略，还要搞指挥管理，还要懂各种技术，这些综合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
航母的舰长既要有飞行员的素质，又要有航海的素质。美国航母的舰长，受限必须是飞行员或空勤出身，一般都要求在战斗机上至少有3000个小时的飞行经历，并在航母上有过800架次的起落指挥。其次，在担任航母舰长之前，还要有相关军事院校的培训或任职经历，以及在两栖攻击舰或者大型舰艇上担任舰长的经历，然后到航母上担任副舰长，最后才会被提拔为舰长。
郑明透露，选拔舰长班学员在当时是非常机密的事，主要但不限于在海军内部选拔。当时，海军院校有个分工，广州舰艇学院搞舰长培训，大连舰艇学院搞部门长班，比如航海长、通讯长等。“舰长要求这些都要懂，但不一定很专。”
郑明说，当时海军装备技术部对科研经费的分配，有时就着眼于培养人才的需要，而不拘泥于追求直接的成果，同时也照顾到教授如何用科研把研究生带出来。“造航母要十年二十年，培养人才也需要这么长时间，甚至更长。舰长班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果然培养出几个人了。”他说，这需要组织有意识的培养。“从副舰长到实习舰长到代理舰长；从护卫舰到驱逐舰，再到驱逐舰支队长。你得给他机会。包括出国访问、执行护航等。”
“飞行员舰长班”只举办了一届。这与当时充满争议的环境有关。“在有争议的条件下，做这么多事已经不错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舰长班本来是奔着2000年航母上型号的目标培养的。航母项目被推迟后，这些飞行员舰长不断地接受段炼和培训，有的被分配担任驱逐舰舰长。这一背景使中国的航母与驱逐舰建立了联系。
意外收获
一位海军内部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关于航母的讨论议而不决之时，有两起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高层建造航母的决心：一是1993年 “银河”号事件中，美国海军以怀疑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原料为由，在公海上拦截中国商船“银河”号；二是1996年台湾海峡对岸的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大陆方面在东南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却招来美国海军两支航母舰队前来“示威”。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美军事关系走向密切之时，美方曾经“乐见中国制造航母”，也曾多次邀请中国军方领导人前往参观美国的航空母舰。前述海军军官也曾获邀到停泊在香港附近海域的尼米兹号上参观。“那天，我们几个人上午10点飞到香港，下午2点回大陆。美国人跟我们说，‘你们想看什么都可以。’”
此行让中方人员深受震动，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海军的强大实力。“登上航母，你就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大海的主人。”除了航母的规模、武器装备令他们震动、汗颜并羡慕不已以外，航母上的生活设施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中的一个人偶然去了副舰长宿舍中的厕所，结果让他吓了一跳——那个厕所有酒店一个房间那么大，装修之豪华程度无异于五星饭店。他回来后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依次去了一次，开开眼界。”
然而，中国的航母计划依然迟迟未决，直到1992年，一个让航母从论证走向现实的机会出现了。
苏联解体后，大量军工企业许多业务下马，航母项目亦在其中。
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当时在地图上找不到)。考察团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
这个考察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了解这艘船的性能怎么样，二、了解乌克兰方面的意向如何。
当时，解体后的苏联正在被15个共和国重新分割，1985年开始建造的“瓦良格”号继续留给乌克兰。因为没钱，1992年1月，该航母停建。
此时，该船的工程量已经完成60%多。全舰已从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坞码头，舰上有的大型设备已装上，电缆也有不少铺设到位。
当时乌克兰计算，解体该舰需2.5亿美元，但出售解体后的废钢却只能得到500万美元。于是，乌克兰积极为“瓦良格”寻找下家。
当时考察团成员看到，“瓦良格”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这些设备之所以没有安装，或是因为设备还没有交付，或是因为设备到了，但没钱安装。”
据知情人士透露，“瓦良格”的废弃命运在苏联解体之前已有征兆。“各种配置交的不那么及时了。这里面有技术问题，也有经济问题，比如船厂如果没给预付款，各个厂就不能发货。”
考察团到了乌克兰以后，对方非常热情，认为是“同志”来了。 “就是很信任你，以为你能帮我把这个‘儿子’养活。有的人还说，我也到你们那里去干吧。”
考察团还发现，离“瓦良格”不远处，停着一艘核动力航母的舰体。“比‘瓦良格’更加现代化，厂方透露说要拆了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卖的很便宜。”当中方人员询问厂长能不能过去看看，对方说：“有什么好看的呀，造船厂里正在拆船。”
对“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团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乌克兰厂方是愿意卖的，甚至连人带马都给你。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这样的考察团总共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回国后，考察团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现在看来都是实事求是的。
报告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复。向有关部门询问，答复是“正在研究”。郑明说，他很理解，在航母一事上，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答复。“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说研究研究。结果就可能延误了时机。”
张序三说，当时对改造的投入大体有个估算，差不多要花几百个亿，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后来有关部门再一计算，费用又加了200亿。于是，这件事一直搁置起来。郑明1994年从海装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时，对他的长官、海军司令说，“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参与航母的研制。”
变废为宝
1998年，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通过竞标，以2000万美元买下“瓦良格”，据说拟改造成娱乐用船。交船前，乌克兰迫于第三国的压力，将“瓦良格”上的舰载武器设备和动力系统等设备拆卸一空。
郑明为此非常惋惜。他说，如果中乌两国协商购买，派人严加把守，就不会发生很多设备被拆被盗的情况。
很多人怀疑创律旅游娱乐公司有军方背景。在其老板徐增平的履历中，其军旅经历和兼任中国体育工作者协会(香港)主席的经历，让人浮想联翩。
但郑明和于瀛都否认了这种猜测。
尽管废旧，这艘船在被拉回中国途中，还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卡。土耳其给出的理由是，这条船没有动力，如果过海峡搁在那儿了，谁都过不了了。另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瓦良格”飞行甲板的长度超过300米，可以供战斗机起降，仍具有军事价值，所以不能通过。
为了解决此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多次接触。据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外交部和交通部都派人前往斡旋。大连造船厂前副厂长唐士源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曾被派往土耳其协助拖船。
2001年7月，原本站在反对放行一方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凯维芮柯鲁应邀访问北京后，于8月初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作为条件，土政府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将为其创造每年20亿美元的外汇。
据知情人透露，购买“瓦良格”号花费了两千万美元，但买者没料到的是，经过旅途的折腾，这艘船抵达大连的时候，平添了500万美元的意外开支。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现创律公司的资金来源存疑。经调查发现，创律购买“瓦良格”的款项，是从国有的华夏银行贷的，但这笔贷款并没有合法的手续。于是，创律公司被要求还款，在其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瓦良格”被收归国有。
对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瓦良格”抵达大连后，徐增平曾经找到已退休在家的自己，表示只要军方想要，愿意原价卖给海军。张序三不敢做主，建议他去问问船舶第七研究院。
“瓦良格”抵达大连后，相关方曾为如何处理它发生争执。担心此举会带来外交风险的有关部门对购买“瓦良格”颇有意见，一些其他的机构还曾建议将“瓦良格”拆成废钢铁。
一直在航母问题上孜孜以求的军方有关部门认为这样做有点可惜，建议“将其改建成一艘训练舰也好”。于是，一个关于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报上去，并最终获批。
刘华清的汇报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中央军委同意海军建议，1987年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一届“飞行员舰长班”。目前盛传将担任“瓦良格”舰长的两位热门人选：柏耀平和李晓岩，都出自这个舰长班。
舰长班学制三年半到四年，开始有10位学员，后来有一位因跟不上课中途退学。郑明说，这体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现在，这些人都在50岁上下，年富力强，其中大多数军衔都高于上校或大校。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班的开办，证明了刘华清在航母发展上的远见。“对航母来说，舰长是关键，他不仅要抓技术，还要研究海军战略，还要搞指挥管理，还要懂各种技术，这些综合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
航母的舰长既要有飞行员的素质，又要有航海的素质。美国航母的舰长，受限必须是飞行员或空勤出身，一般都要求在战斗机上至少有3000个小时的飞行经历，并在航母上有过800架次的起落指挥。其次，在担任航母舰长之前，还要有相关军事院校的培训或任职经历，以及在两栖攻击舰或者大型舰艇上担任舰长的经历，然后到航母上担任副舰长，最后才会被提拔为舰长。
郑明透露，选拔舰长班学员在当时是非常机密的事，主要但不限于在海军内部选拔。当时，海军院校有个分工，广州舰艇学院搞舰长培训，大连舰艇学院搞部门长班，比如航海长、通讯长等。“舰长要求这些都要懂，但不一定很专。”
郑明说，当时海军装备技术部对科研经费的分配，有时就着眼于培养人才的需要，而不拘泥于追求直接的成果，同时也照顾到教授如何用科研把研究生带出来。“造航母要十年二十年，培养人才也需要这么长时间，甚至更长。舰长班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果然培养出几个人了。”他说，这需要组织有意识的培养。“从副舰长到实习舰长到代理舰长；从护卫舰到驱逐舰，再到驱逐舰支队长。你得给他机会。包括出国访问、执行护航等。”
“飞行员舰长班”只举办了一届。这与当时充满争议的环境有关。“在有争议的条件下，做这么多事已经不错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舰长班本来是奔着2000年航母上型号的目标培养的。航母项目被推迟后，这些飞行员舰长不断地接受段炼和培训，有的被分配担任驱逐舰舰长。这一背景使中国的航母与驱逐舰建立了联系。
意外收获
一位海军内部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关于航母的讨论议而不决之时，有两起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高层建造航母的决心：一是1993年 “银河”号事件中，美国海军以怀疑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原料为由，在公海上拦截中国商船“银河”号；二是1996年台湾海峡对岸的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大陆方面在东南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却招来美国海军两支航母舰队前来“示威”。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美军事关系走向密切之时，美方曾经“乐见中国制造航母”，也曾多次邀请中国军方领导人前往参观美国的航空母舰。前述海军军官也曾获邀到停泊在香港附近海域的尼米兹号上参观。“那天，我们几个人上午10点飞到香港，下午2点回大陆。美国人跟我们说，‘你们想看什么都可以。’”
此行让中方人员深受震动，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海军的强大实力。“登上航母，你就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大海的主人。”除了航母的规模、武器装备令他们震动、汗颜并羡慕不已以外，航母上的生活设施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中的一个人偶然去了副舰长宿舍中的厕所，结果让他吓了一跳——那个厕所有酒店一个房间那么大，装修之豪华程度无异于五星饭店。他回来后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依次去了一次，开开眼界。”
然而，中国的航母计划依然迟迟未决，直到1992年，一个让航母从论证走向现实的机会出现了。
苏联解体后，大量军工企业许多业务下马，航母项目亦在其中。
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当时在地图上找不到)。考察团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
这个考察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了解这艘船的性能怎么样，二、了解乌克兰方面的意向如何。
当时，解体后的苏联正在被15个共和国重新分割，1985年开始建造的“瓦良格”号继续留给乌克兰。因为没钱，1992年1月，该航母停建。
此时，该船的工程量已经完成60%多。全舰已从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坞码头，舰上有的大型设备已装上，电缆也有不少铺设到位。
当时乌克兰计算，解体该舰需2.5亿美元，但出售解体后的废钢却只能得到500万美元。于是，乌克兰积极为“瓦良格”寻找下家。
当时考察团成员看到，“瓦良格”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这些设备之所以没有安装，或是因为设备还没有交付，或是因为设备到了，但没钱安装。”
据知情人士透露，“瓦良格”的废弃命运在苏联解体之前已有征兆。“各种配置交的不那么及时了。这里面有技术问题，也有经济问题，比如船厂如果没给预付款，各个厂就不能发货。”
考察团到了乌克兰以后，对方非常热情，认为是“同志”来了。 “就是很信任你，以为你能帮我把这个‘儿子’养活。有的人还说，我也到你们那里去干吧。”
考察团还发现，离“瓦良格”不远处，停着一艘核动力航母的舰体。“比‘瓦良格’更加现代化，厂方透露说要拆了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卖的很便宜。”当中方人员询问厂长能不能过去看看，对方说：“有什么好看的呀，造船厂里正在拆船。”
对“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团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乌克兰厂方是愿意卖的，甚至连人带马都给你。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这样的考察团总共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回国后，考察团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现在看来都是实事求是的。
报告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复。向有关部门询问，答复是“正在研究”。郑明说，他很理解，在航母一事上，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答复。“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说研究研究。结果就可能延误了时机。”
张序三说，当时对改造的投入大体有个估算，差不多要花几百个亿，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后来有关部门再一计算，费用又加了200亿。于是，这件事一直搁置起来。郑明1994年从海装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时，对他的长官、海军司令说，“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参与航母的研制。”
变废为宝
1998年，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通过竞标，以2000万美元买下“瓦良格”，据说拟改造成娱乐用船。交船前，乌克兰迫于第三国的压力，将“瓦良格”上的舰载武器设备和动力系统等设备拆卸一空。
郑明为此非常惋惜。他说，如果中乌两国协商购买，派人严加把守，就不会发生很多设备被拆被盗的情况。
很多人怀疑创律旅游娱乐公司有军方背景。在其老板徐增平的履历中，其军旅经历和兼任中国体育工作者协会(香港)主席的经历，让人浮想联翩。
但郑明和于瀛都否认了这种猜测。
尽管废旧，这艘船在被拉回中国途中，还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卡。土耳其给出的理由是，这条船没有动力，如果过海峡搁在那儿了，谁都过不了了。另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瓦良格”飞行甲板的长度超过300米，可以供战斗机起降，仍具有军事价值，所以不能通过。
为了解决此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多次接触。据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外交部和交通部都派人前往斡旋。大连造船厂前副厂长唐士源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曾被派往土耳其协助拖船。
2001年7月，原本站在反对放行一方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凯维芮柯鲁应邀访问北京后，于8月初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作为条件，土政府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将为其创造每年20亿美元的外汇。
据知情人透露，购买“瓦良格”号花费了两千万美元，但买者没料到的是，经过旅途的折腾，这艘船抵达大连的时候，平添了500万美元的意外开支。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现创律公司的资金来源存疑。经调查发现，创律购买“瓦良格”的款项，是从国有的华夏银行贷的，但这笔贷款并没有合法的手续。于是，创律公司被要求还款，在其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瓦良格”被收归国有。
对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瓦良格”抵达大连后，徐增平曾经找到已退休在家的自己，表示只要军方想要，愿意原价卖给海军。张序三不敢做主，建议他去问问船舶第七研究院。
“瓦良格”抵达大连后，相关方曾为如何处理它发生争执。担心此举会带来外交风险的有关部门对购买“瓦良格”颇有意见，一些其他的机构还曾建议将“瓦良格”拆成废钢铁。
一直在航母问题上孜孜以求的军方有关部门认为这样做有点可惜，建议“将其改建成一艘训练舰也好”。于是，一个关于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报上去，并最终获批。
中国海洋新思维
中国对海洋的认识一步步走向成熟。除了安全价值，海洋的经济价值也至关重要
本刊记者/韩永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中国海军的防御战略经历过多次调整。每一次调整的背后，不仅意味着海军力量的成长，也意味着中国对海洋的认识逐步走向成熟。
从忽视到重视
1949年初，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此时，海军的战略为“近岸防御”。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海军的主要武器小炮艇，其射程只有3海里，所以中国的领海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3海里。
这一时期，海军被认为是附属于陆军的一个军种。上世纪60年代，海军提出应考虑发展驱逐舰，却在军委会议上被批为“好高骛远”。“当时的口号是 ‘小炮艇万岁’。‘万岁’就意味着不再发展。小炮艇怎么能是‘万岁’呢？你就是造成一万个小炮艇，美国也不会怕你。”一位当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批评 “好高骛远”的原海军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在这一阶段里，不仅海洋的经济价值没有被发现，其安全价值也没有被充分重视。
这种对海洋的忽视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明清两代，当政者将中国定为一个内陆国家，朱元璋实施禁海200多年，基本上把海洋完全让给了西方。清朝的康熙也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内陆国家，经济结构一直没有实现从农业向商业的转变。到晚清才认识到自己是沿海国家，但海防空虚，最终导致外敌入侵。
1979年末，邓小平预见到海洋将成为中国安全防御的主要方向，但为了不分摊经济建设的精力，提出“建设一支精干、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并一再强调要精、要现代化，以应对近海作战的需求。邓小平的这一表态，表明中国的海军进入“近海防御”阶段。
经济价值赶超安全价值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不仅认识到了海洋的安全价值，也认识到了其经济价值。国家海洋局前政治部主任张海峰说，这与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有关。
而海洋中蕴藏的丰富原料正在被发现。张海峰说，海洋的蛋白质如果利用起来，可以供应600亿人口；南海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南海油气的储量。
而各国对于海洋原料的需求，正在演变为对于一些争议岛屿的争夺。张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近一半存在争议。其中以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形势最为严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说，在南沙群岛中，越南占了29个岛，菲律宾占了8个，马来西亚占了5个，印尼占了1个，文莱占了1个。
张海峰说，造成目前这种“众弱分食”的局面，与中国对海洋的认识不够有关。
为此，很多人提出应该修改过去长期被奉为圭臬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原海军装备部部长郑明说，大家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原则，殊不知这两个原则之前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主权属我”。
张海峰说，随着海洋的资源逐渐被发现，海洋的经济价值正在赶超安全价值，这也给海军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位海军中校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防部将“瓦良格”的改造刻意与南海问题分开，“别人并不会相信。”
随着中国新一代水面舰艇尤其是航母的改造，中国海军对近海范围的海域纵深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实际上形成了“近海纵深防御”的能力。2006年 12月公布的《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第二章指出，中国海军逐步增大了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提高了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这说明海军在综合防御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
张海峰说，中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应该随着海军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应该向公海发展，向深海远洋发展。因为公海是大家的共有财产，谁占有就是谁的。另外，相比浅海，公海的资源更丰富。锰结核一般都在海下6000米以下。”
张海峰建议，在海洋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做好两件事情：一个是制定一个总体战略规划和分阶段的实施计划。“对南海，要加快开发。别人都把户口迁过去了，县长都派好了。”张海峰说，“现在企业有开发的能力，你规划好了，就让大家去干。”
第二件事，就是中央要在政策上推一把。“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不是实力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讨论十五规划的时候，作为发改委规划专家组成员，他曾经提出一个“陆海统筹”的概念。
2010年，陆海统筹进入十二五规划。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海洋权益的维护，其中最主要的是海洋资源开发。
2009年10月，原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海装前部长郑明等6人，给文化部部长蔡武写了一封信，对由其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提出了批评：“在一百多幅作品中，直接反映海洋的作品几乎没有反映。这与我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历史与现状都是不相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疏漏和缺憾。” ★
新中国海军战略
沿岸防御(1949年-1955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海军奉行“沿岸防御”战略，海军主要任务是“保卫沿海沿江”，肃清海匪，收复沿海岛屿，突破海上封锁。这一时期，海军初步建立了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武器装备主要以“空、潜、快”为特征。主要舰艇吨位小，续航力短。
1953年，毛泽东在“长江”舰上指出：“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建成‘海上长城’”。
近岸防御(1956年-1970年)
中国海军奉行“近岸防御”战略，主要任务转变为保卫海防。这时期，海军装备实现了从缴获、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转变，海军装备了自主研制的核潜艇，提出了海上破袭游击战理论、海上独立战场理论和依托岛岸作战理论。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除继续加强陆军和海军的建设外，还需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设‘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
1958年7月28日 中央军委在《关于海军建设的决议》中指出：海军以发展潜艇为重点，相应地发展必要的水面舰艇。
近海防御(1970年-2008年)
邓小平提出“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为原则处理海洋争端的思想，构成了海洋防卫思想的主要内容。
近海是一个战略概念，包括我国全部的海洋国土。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威胁由大国全面入侵，转变为局部热点冲突，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近海经济区。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由协同陆军、空军进行反侵略战争，转变为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上经济利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100万。1985年发布的《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100万。海军许多单位撤销、降级和降格使用。
1985年底，刘华清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海军战略”问题，人民海军开始由“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转变。
2004年《国防白皮书》提出，加强海军作战能力；加快更新海军武器装备，重点发展新型作战舰艇。举行诸军兵种联合演练，提高联合作战能力和海上综合保障能力。加强中国海军与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海上军事演习，搜救演习；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出国参观各国海上演习。
《2006年中国的国防》指出，海军着眼于建设一支多兵种合成的、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把信息化作为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加强新一代武器装备建设。海军逐步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
远海合作(2008年末至今)
中国军舰环球访问，开展非传统安全演习、多边海上联合军演，以及最先进军舰远航索马里等等，中国正由“褐色海军”向“蓝色海军”转变。尽管中国仍然在强调近海防御，但同时也强调远海合作。
《2008年中国的国防》指出，海军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
中国对海洋的认识一步步走向成熟。除了安全价值，海洋的经济价值也至关重要
本刊记者/韩永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中国海军的防御战略经历过多次调整。每一次调整的背后，不仅意味着海军力量的成长，也意味着中国对海洋的认识逐步走向成熟。
从忽视到重视
1949年初，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此时，海军的战略为“近岸防御”。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海军的主要武器小炮艇，其射程只有3海里，所以中国的领海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3海里。
这一时期，海军被认为是附属于陆军的一个军种。上世纪60年代，海军提出应考虑发展驱逐舰，却在军委会议上被批为“好高骛远”。“当时的口号是 ‘小炮艇万岁’。‘万岁’就意味着不再发展。小炮艇怎么能是‘万岁’呢？你就是造成一万个小炮艇，美国也不会怕你。”一位当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批评 “好高骛远”的原海军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在这一阶段里，不仅海洋的经济价值没有被发现，其安全价值也没有被充分重视。
这种对海洋的忽视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明清两代，当政者将中国定为一个内陆国家，朱元璋实施禁海200多年，基本上把海洋完全让给了西方。清朝的康熙也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内陆国家，经济结构一直没有实现从农业向商业的转变。到晚清才认识到自己是沿海国家，但海防空虚，最终导致外敌入侵。
1979年末，邓小平预见到海洋将成为中国安全防御的主要方向，但为了不分摊经济建设的精力，提出“建设一支精干、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并一再强调要精、要现代化，以应对近海作战的需求。邓小平的这一表态，表明中国的海军进入“近海防御”阶段。
经济价值赶超安全价值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不仅认识到了海洋的安全价值，也认识到了其经济价值。国家海洋局前政治部主任张海峰说，这与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有关。
而海洋中蕴藏的丰富原料正在被发现。张海峰说，海洋的蛋白质如果利用起来，可以供应600亿人口；南海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南海油气的储量。
而各国对于海洋原料的需求，正在演变为对于一些争议岛屿的争夺。张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近一半存在争议。其中以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形势最为严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说，在南沙群岛中，越南占了29个岛，菲律宾占了8个，马来西亚占了5个，印尼占了1个，文莱占了1个。
张海峰说，造成目前这种“众弱分食”的局面，与中国对海洋的认识不够有关。
为此，很多人提出应该修改过去长期被奉为圭臬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原海军装备部部长郑明说，大家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原则，殊不知这两个原则之前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主权属我”。
张海峰说，随着海洋的资源逐渐被发现，海洋的经济价值正在赶超安全价值，这也给海军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位海军中校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防部将“瓦良格”的改造刻意与南海问题分开，“别人并不会相信。”
随着中国新一代水面舰艇尤其是航母的改造，中国海军对近海范围的海域纵深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实际上形成了“近海纵深防御”的能力。2006年 12月公布的《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第二章指出，中国海军逐步增大了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提高了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这说明海军在综合防御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
张海峰说，中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应该随着海军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应该向公海发展，向深海远洋发展。因为公海是大家的共有财产，谁占有就是谁的。另外，相比浅海，公海的资源更丰富。锰结核一般都在海下6000米以下。”
张海峰建议，在海洋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做好两件事情：一个是制定一个总体战略规划和分阶段的实施计划。“对南海，要加快开发。别人都把户口迁过去了，县长都派好了。”张海峰说，“现在企业有开发的能力，你规划好了，就让大家去干。”
第二件事，就是中央要在政策上推一把。“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不是实力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讨论十五规划的时候，作为发改委规划专家组成员，他曾经提出一个“陆海统筹”的概念。
2010年，陆海统筹进入十二五规划。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海洋权益的维护，其中最主要的是海洋资源开发。
2009年10月，原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海装前部长郑明等6人，给文化部部长蔡武写了一封信，对由其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提出了批评：“在一百多幅作品中，直接反映海洋的作品几乎没有反映。这与我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历史与现状都是不相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疏漏和缺憾。” ★
新中国海军战略
沿岸防御(1949年-1955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海军奉行“沿岸防御”战略，海军主要任务是“保卫沿海沿江”，肃清海匪，收复沿海岛屿，突破海上封锁。这一时期，海军初步建立了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武器装备主要以“空、潜、快”为特征。主要舰艇吨位小，续航力短。
1953年，毛泽东在“长江”舰上指出：“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建成‘海上长城’”。
近岸防御(1956年-1970年)
中国海军奉行“近岸防御”战略，主要任务转变为保卫海防。这时期，海军装备实现了从缴获、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转变，海军装备了自主研制的核潜艇，提出了海上破袭游击战理论、海上独立战场理论和依托岛岸作战理论。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除继续加强陆军和海军的建设外，还需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设‘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
1958年7月28日 中央军委在《关于海军建设的决议》中指出：海军以发展潜艇为重点，相应地发展必要的水面舰艇。
近海防御(1970年-2008年)
邓小平提出“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想，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为原则处理海洋争端的思想，构成了海洋防卫思想的主要内容。
近海是一个战略概念，包括我国全部的海洋国土。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威胁由大国全面入侵，转变为局部热点冲突，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近海经济区。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由协同陆军、空军进行反侵略战争，转变为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上经济利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100万。1985年发布的《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100万。海军许多单位撤销、降级和降格使用。
1985年底，刘华清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海军战略”问题，人民海军开始由“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转变。
2004年《国防白皮书》提出，加强海军作战能力；加快更新海军武器装备，重点发展新型作战舰艇。举行诸军兵种联合演练，提高联合作战能力和海上综合保障能力。加强中国海军与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海上军事演习，搜救演习；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出国参观各国海上演习。
《2006年中国的国防》指出，海军着眼于建设一支多兵种合成的、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把信息化作为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加强新一代武器装备建设。海军逐步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
远海合作(2008年末至今)
中国军舰环球访问，开展非传统安全演习、多边海上联合军演，以及最先进军舰远航索马里等等，中国正由“褐色海军”向“蓝色海军”转变。尽管中国仍然在强调近海防御，但同时也强调远海合作。
《2008年中国的国防》指出，海军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
虽然是新文章但对军迷来说都是一些老内容。
不过看到刘华清将军与航母的往事，还是使人莫名的激动！
不过看到刘华清将军与航母的往事，还是使人莫名的激动！
呵呵，好帖收藏了先~
6个航母战斗群，是未来中国安全的最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