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中国的资本逃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6:05:16
<P>转:博客中国</P>
<P>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被称为“资本逃逸”</P>
<P>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而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P>
<P> 马克思说，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为了300%的利润率，资本家随时准备跳越深渊。把这一看法颠倒过来，就是熊彼特的看法：利润的本性是鼓励创新，而资本则是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资源重组的手段，因此，它分享企业家创新所得的利润，那些能够带来300%的利润率的创新活动，总是能够吸引充足的资本。</P>
<P> 所以，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这是一种投资行为，很正常。资本追逐利润，意味着他在中国，按照同样水平的风险预期，能够得到比他在美国更高的回报率。</P>
<P> 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有些可疑地叫作“海外投资”，更可能地，干脆被称为“资本逃逸”（Capital flight）。理由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发展中国家通常提供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故而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是违反其本性的。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用来解释资本逃逸的最常见的价格扭曲，是所谓的“汇率低估”，即政府强制本币对外币的汇率维持在低于自由市场汇率的水平上。由于汇率偏低，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境外（黑市）能够换取比在境内（官价）更高数额的外币，故而提供了资本逃逸的经济激励。</P>
<P>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1984～2001年期间，中国的资本逃逸累计额高达9200亿美元，外加从香港逃逸的累计额600亿美元，总共大约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它大约等于8万亿元人民币，或者大约等于2001年全国储蓄余额的80%，再或者，约等于截至2003年底国有银行剥离的全部坏账的累计额的两倍，最后，约等于2003年底国有资产净值的估计值的两倍以上。</P>
<P> 古恩特（Gunter）教授在这篇论文里分析了中国和香港的贸易状况与收支差额，按照不同口径，计算了历年“资本逃逸”的数量。他的计算表明，中国的资本逃逸大约在1998年达到峰值，逃逸数额约为1200亿美元。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故资本逃逸的数额迅速减少，从1999年的约1000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约200亿美元。但即便是这样低的逃逸数额，仍然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同一年直接投资的总额。而在2000年，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数额的3倍。事实上，20世纪最后的10年内，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始终大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数额。</P>
<P> 我们注意到，1998年，在国内实行紧缩政策的同时，民营经济正以野火燎原之势把“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市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激增。因此，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低估。这一情形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合理地将一部分国内资产转移到海外——通常转道香港，主要是转移到美国和欧洲。
根据各种途径提供的数据，我们不妨认为，累计逃逸的1万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大约30%～50%与腐败的权力者的逃逸行为有关。我们承认，与任何一项关于非法经济占合法经济的比例的研究报告类似，这里的结论带有极大的主观推测性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逃逸资本的70%以上都源于腐败行为。
权力者的资本逃逸行很多是与权力者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的行为。例如，借助某一企业的海外账户和境外调汇能力，贪赃枉法的官员在确认其海外子女已收到赃款之后，为该企业从各种项目审批和招标中争取巨大的商业利益。</P>
<P> 此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的极端扭曲，也可以导致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以及相应的资本逃逸现象。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能让高层管理人员获得合法分享利润的权利，就会导致经理人员的下列三种行为：（1）怠工，这是比较传统的行为模式，韦伯所谓“努力最小化”的官僚的行为模式；（2）奢侈办公，这是大公司总裁们的行为模式，是彼得林奇所谓“办公室里有树木”的豪华和无能；（3）资本逃逸。</P>
<P>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年均增长速度从高于12%到低于或等于8%的所谓“可持续发展”阶段了。在这一阶段内，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可以防止惊人的资源浪费和竞争能力的耗竭。现在，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P><P>转:博客中国</P>
<P>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被称为“资本逃逸”</P>
<P>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而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P>
<P> 马克思说，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为了300%的利润率，资本家随时准备跳越深渊。把这一看法颠倒过来，就是熊彼特的看法：利润的本性是鼓励创新，而资本则是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资源重组的手段，因此，它分享企业家创新所得的利润，那些能够带来300%的利润率的创新活动，总是能够吸引充足的资本。</P>
<P> 所以，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这是一种投资行为，很正常。资本追逐利润，意味着他在中国，按照同样水平的风险预期，能够得到比他在美国更高的回报率。</P>
<P> 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有些可疑地叫作“海外投资”，更可能地，干脆被称为“资本逃逸”（Capital flight）。理由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发展中国家通常提供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故而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是违反其本性的。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用来解释资本逃逸的最常见的价格扭曲，是所谓的“汇率低估”，即政府强制本币对外币的汇率维持在低于自由市场汇率的水平上。由于汇率偏低，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境外（黑市）能够换取比在境内（官价）更高数额的外币，故而提供了资本逃逸的经济激励。</P>
<P>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1984～2001年期间，中国的资本逃逸累计额高达9200亿美元，外加从香港逃逸的累计额600亿美元，总共大约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它大约等于8万亿元人民币，或者大约等于2001年全国储蓄余额的80%，再或者，约等于截至2003年底国有银行剥离的全部坏账的累计额的两倍，最后，约等于2003年底国有资产净值的估计值的两倍以上。</P>
<P> 古恩特（Gunter）教授在这篇论文里分析了中国和香港的贸易状况与收支差额，按照不同口径，计算了历年“资本逃逸”的数量。他的计算表明，中国的资本逃逸大约在1998年达到峰值，逃逸数额约为1200亿美元。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故资本逃逸的数额迅速减少，从1999年的约1000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约200亿美元。但即便是这样低的逃逸数额，仍然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同一年直接投资的总额。而在2000年，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数额的3倍。事实上，20世纪最后的10年内，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始终大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数额。</P>
<P> 我们注意到，1998年，在国内实行紧缩政策的同时，民营经济正以野火燎原之势把“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市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激增。因此，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低估。这一情形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合理地将一部分国内资产转移到海外——通常转道香港，主要是转移到美国和欧洲。
根据各种途径提供的数据，我们不妨认为，累计逃逸的1万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大约30%～50%与腐败的权力者的逃逸行为有关。我们承认，与任何一项关于非法经济占合法经济的比例的研究报告类似，这里的结论带有极大的主观推测性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逃逸资本的70%以上都源于腐败行为。
权力者的资本逃逸行很多是与权力者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的行为。例如，借助某一企业的海外账户和境外调汇能力，贪赃枉法的官员在确认其海外子女已收到赃款之后，为该企业从各种项目审批和招标中争取巨大的商业利益。</P>
<P> 此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的极端扭曲，也可以导致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以及相应的资本逃逸现象。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能让高层管理人员获得合法分享利润的权利，就会导致经理人员的下列三种行为：（1）怠工，这是比较传统的行为模式，韦伯所谓“努力最小化”的官僚的行为模式；（2）奢侈办公，这是大公司总裁们的行为模式，是彼得林奇所谓“办公室里有树木”的豪华和无能；（3）资本逃逸。</P>
<P>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年均增长速度从高于12%到低于或等于8%的所谓“可持续发展”阶段了。在这一阶段内，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可以防止惊人的资源浪费和竞争能力的耗竭。现在，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P>
<P>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被称为“资本逃逸”</P>
<P>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而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P>
<P> 马克思说，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为了300%的利润率，资本家随时准备跳越深渊。把这一看法颠倒过来，就是熊彼特的看法：利润的本性是鼓励创新，而资本则是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资源重组的手段，因此，它分享企业家创新所得的利润，那些能够带来300%的利润率的创新活动，总是能够吸引充足的资本。</P>
<P> 所以，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这是一种投资行为，很正常。资本追逐利润，意味着他在中国，按照同样水平的风险预期，能够得到比他在美国更高的回报率。</P>
<P> 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有些可疑地叫作“海外投资”，更可能地，干脆被称为“资本逃逸”（Capital flight）。理由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发展中国家通常提供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故而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是违反其本性的。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用来解释资本逃逸的最常见的价格扭曲，是所谓的“汇率低估”，即政府强制本币对外币的汇率维持在低于自由市场汇率的水平上。由于汇率偏低，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境外（黑市）能够换取比在境内（官价）更高数额的外币，故而提供了资本逃逸的经济激励。</P>
<P>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1984～2001年期间，中国的资本逃逸累计额高达9200亿美元，外加从香港逃逸的累计额600亿美元，总共大约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它大约等于8万亿元人民币，或者大约等于2001年全国储蓄余额的80%，再或者，约等于截至2003年底国有银行剥离的全部坏账的累计额的两倍，最后，约等于2003年底国有资产净值的估计值的两倍以上。</P>
<P> 古恩特（Gunter）教授在这篇论文里分析了中国和香港的贸易状况与收支差额，按照不同口径，计算了历年“资本逃逸”的数量。他的计算表明，中国的资本逃逸大约在1998年达到峰值，逃逸数额约为1200亿美元。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故资本逃逸的数额迅速减少，从1999年的约1000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约200亿美元。但即便是这样低的逃逸数额，仍然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同一年直接投资的总额。而在2000年，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数额的3倍。事实上，20世纪最后的10年内，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始终大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数额。</P>
<P> 我们注意到，1998年，在国内实行紧缩政策的同时，民营经济正以野火燎原之势把“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市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激增。因此，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低估。这一情形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合理地将一部分国内资产转移到海外——通常转道香港，主要是转移到美国和欧洲。
根据各种途径提供的数据，我们不妨认为，累计逃逸的1万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大约30%～50%与腐败的权力者的逃逸行为有关。我们承认，与任何一项关于非法经济占合法经济的比例的研究报告类似，这里的结论带有极大的主观推测性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逃逸资本的70%以上都源于腐败行为。
权力者的资本逃逸行很多是与权力者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的行为。例如，借助某一企业的海外账户和境外调汇能力，贪赃枉法的官员在确认其海外子女已收到赃款之后，为该企业从各种项目审批和招标中争取巨大的商业利益。</P>
<P> 此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的极端扭曲，也可以导致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以及相应的资本逃逸现象。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能让高层管理人员获得合法分享利润的权利，就会导致经理人员的下列三种行为：（1）怠工，这是比较传统的行为模式，韦伯所谓“努力最小化”的官僚的行为模式；（2）奢侈办公，这是大公司总裁们的行为模式，是彼得林奇所谓“办公室里有树木”的豪华和无能；（3）资本逃逸。</P>
<P>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年均增长速度从高于12%到低于或等于8%的所谓“可持续发展”阶段了。在这一阶段内，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可以防止惊人的资源浪费和竞争能力的耗竭。现在，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P><P>转:博客中国</P>
<P>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被称为“资本逃逸”</P>
<P>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而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P>
<P> 马克思说，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为了300%的利润率，资本家随时准备跳越深渊。把这一看法颠倒过来，就是熊彼特的看法：利润的本性是鼓励创新，而资本则是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资源重组的手段，因此，它分享企业家创新所得的利润，那些能够带来300%的利润率的创新活动，总是能够吸引充足的资本。</P>
<P> 所以，当一位美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美国境内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海外投资”。这是一种投资行为，很正常。资本追逐利润，意味着他在中国，按照同样水平的风险预期，能够得到比他在美国更高的回报率。</P>
<P> 可是，如果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资产从中国境内转移到中国境外例如美国或瑞士的时候，他的行为通常被有些可疑地叫作“海外投资”，更可能地，干脆被称为“资本逃逸”（Capital flight）。理由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发展中国家通常提供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故而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是违反其本性的。
违反本性的资本行为，必定是由市场价格的扭曲所致，后者通常与政治风险和政府干预有关。用来解释资本逃逸的最常见的价格扭曲，是所谓的“汇率低估”，即政府强制本币对外币的汇率维持在低于自由市场汇率的水平上。由于汇率偏低，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境外（黑市）能够换取比在境内（官价）更高数额的外币，故而提供了资本逃逸的经济激励。</P>
<P>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1984～2001年期间，中国的资本逃逸累计额高达9200亿美元，外加从香港逃逸的累计额600亿美元，总共大约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它大约等于8万亿元人民币，或者大约等于2001年全国储蓄余额的80%，再或者，约等于截至2003年底国有银行剥离的全部坏账的累计额的两倍，最后，约等于2003年底国有资产净值的估计值的两倍以上。</P>
<P> 古恩特（Gunter）教授在这篇论文里分析了中国和香港的贸易状况与收支差额，按照不同口径，计算了历年“资本逃逸”的数量。他的计算表明，中国的资本逃逸大约在1998年达到峰值，逃逸数额约为1200亿美元。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故资本逃逸的数额迅速减少，从1999年的约1000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约200亿美元。但即便是这样低的逃逸数额，仍然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同一年直接投资的总额。而在2000年，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相当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数额的3倍。事实上，20世纪最后的10年内，中国资本逃逸的数额始终大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数额。</P>
<P> 我们注意到，1998年，在国内实行紧缩政策的同时，民营经济正以野火燎原之势把“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市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激增。因此，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低估。这一情形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合理地将一部分国内资产转移到海外——通常转道香港，主要是转移到美国和欧洲。
根据各种途径提供的数据，我们不妨认为，累计逃逸的1万亿美元的中国资本，大约30%～50%与腐败的权力者的逃逸行为有关。我们承认，与任何一项关于非法经济占合法经济的比例的研究报告类似，这里的结论带有极大的主观推测性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逃逸资本的70%以上都源于腐败行为。
权力者的资本逃逸行很多是与权力者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的行为。例如，借助某一企业的海外账户和境外调汇能力，贪赃枉法的官员在确认其海外子女已收到赃款之后，为该企业从各种项目审批和招标中争取巨大的商业利益。</P>
<P> 此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的极端扭曲，也可以导致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以及相应的资本逃逸现象。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能让高层管理人员获得合法分享利润的权利，就会导致经理人员的下列三种行为：（1）怠工，这是比较传统的行为模式，韦伯所谓“努力最小化”的官僚的行为模式；（2）奢侈办公，这是大公司总裁们的行为模式，是彼得林奇所谓“办公室里有树木”的豪华和无能；（3）资本逃逸。</P>
<P>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年均增长速度从高于12%到低于或等于8%的所谓“可持续发展”阶段了。在这一阶段内，公司治理和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可以防止惊人的资源浪费和竞争能力的耗竭。现在，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