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30年代蒙古国“大清洗”：中国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6: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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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蒙古国“大清洗”：中国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核心提示：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 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 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作者：段宏宇，原题：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 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 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 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 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 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 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 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 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 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 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 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 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 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 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 。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 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 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 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 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 ，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 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 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 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 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 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 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 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 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 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 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 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 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 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 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27/21646086_0.shtml
年代蒙古国“大清洗”：中国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核心提示：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 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 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作者：段宏宇，原题：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 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 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 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 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 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 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 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 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 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 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 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 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 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 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 。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 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 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 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 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 ，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 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 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 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 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 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 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 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 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 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 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 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 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 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 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年代蒙古国“大清洗”：中国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核心提示：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 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 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作者：段宏宇，原题：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 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 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 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 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 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 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 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 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 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 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 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 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 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 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 。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 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 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 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 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 ，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 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 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 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 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 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 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 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 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 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 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 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 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 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 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27/21646086_0.shtml
年代蒙古国“大清洗”：中国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核心提示：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 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 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作者：段宏宇，原题：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 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 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 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 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 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 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 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 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 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 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 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 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 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 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 。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 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 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 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 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 ，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 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 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 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 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 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 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 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 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 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 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 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 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 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 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就是我们教科书中记载的“三区革命”
1970年代的蒙古国：干部以娶苏联妻子为荣
2009年09月14日 10:28
摘自《在大漠那边》 作者:孙一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2009年09月14日 10:28
摘自《在大漠那边》 作者:孙一先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2013-1-27 15:45 上传
蒙古把喇嘛全部干掉,干的不错!!
喇嘛教让蒙古人从狼变成了羊
泽登巴尔全家四个人里左边那个明显毛子相的是什么人？
方方土 发表于 2013-2-2 20:30 ![]()
泽登巴尔全家四个人里左边那个明显毛子相的是什么人？
儿子吗。两个儿子，一个像爸一个像妈。
泽登巴尔全家四个人里左边那个明显毛子相的是什么人？
儿子吗。两个儿子，一个像爸一个像妈。
这帮喇嘛和高层，当年闹独立的时候也是出力最多的，苏联人干掉他们真是大快人心。现世报总是来的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