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七千人大会讲话：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1年08月08日 08:21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朱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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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了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作者：朱佳木 原题为：陈云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倡导的四个主张：为纪念陈云诞辰98周年而作

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98周年的日子。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五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在延安》，向人们介绍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的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在许多观众特别是老同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抗战八年，陈云同志都在延安，除最后一年主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外，其余七年都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七年，是中央组织部走向正规化的七年，也是陈云同被过滤广告

志在政治上走向纯熟的七年。陈云同志曾对我说过：到延安之前，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辩证法，到延安后，他学习了哲学，讲话就有辩证法了。

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因此，他的许多主张不仅对组织工作部门，而且对全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感到其中有四个主张，他即使后来不负责组织工作了，仍然不断地讲，可以说一直讲到老，讲到死，讲了一辈子。这些主张有的在这部电视片中有所反映，有的则限于篇幅反映不多。重温他的这些主张，或许是对他98周年诞辰最好的纪念了。

第一，主张重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我们党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少量工人。抗战爆发后，形势和人心大变，大量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不远千里奔向延安。在延安的抗大、陕公、鲁艺、党校有上万学生，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大家仍旧络绎不绝地来。有人认为国统区来的人比较复杂，主张拒之门外，甚至指责组织部审查不严。陈云同志则认为，来的人虽然复杂，但“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1]针对“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观点，他指出：“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2]

陈云同志在提出广招天下士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大批接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紧迫性，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3]

抢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积极吸收达到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党外的知识分子。陈云同志为此专门讲过一篇话，叫做《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他说：“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4]还说：“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5]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期间，就如何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批评了只重视工人而轻视职员的“左”的错误，指出：职员、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家都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6]

建国后，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一如既往，一方面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一五”计划中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主张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7]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有人认为资本家是包袱，他针对这种思想说：“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重新走上中央领导核心的岗位。上任不久，他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并且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9]在他的建议下，中组部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技术干部局，专门管理科技干部。

1982年夏天，陈云同志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他立即给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信，提议要抢救中年知识分子，今后每年需拿出十二三亿元提高他们的工资，说应该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0]

第二，主张党在执政后一定要防止脱离群众。

延安时代，我们党虽然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已经掌握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陈云同志认为，党掌权和不掌权，情况很不一样。不掌权时，你要找群众；而掌权以后，群众要找你。因此，党在掌权以后，特别要防止脱离群众，党的建设主要应当围绕这个问题。他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1]他提醒大家：“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2]

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收到家乡一位老战友孩子的来信。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叮嘱这位年轻人，并要他转告自己的表弟，“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并说：“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13]

1954年，陈云同志在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讲：“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14]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新组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人请示今后纪检工作如何搞，他当即回答：“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5]1982年，东南沿海一带走私猖獗，涉及一些党员干部。他将一份情况简报批给中央常委各同志，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6]

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再一次就执政党党风问题向全党敲起警钟。他在发言中说：“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17]他提醒全党，对以权谋私的人如果不严厉打击，“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18]

以后，陈云同志又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话，强调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19]“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20]“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21]他说，在处理这类事情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22]
第三，主张党内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延安时代，我们党还处在武装斗争的状况，因此，形势要求更多地强调集中统一。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一方面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在讲话中反复讲解遵守纪律、维护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经常强调党内民主的意义。他曾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23]

什么是民主呢？陈云同志在讲到要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时说：“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24]怎样才能发扬民主呢？陈云同志说得最多的是要让人讲话，尤其是讲不同意见和批评的话。他说：“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25]“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26]他还提醒大家要特别警惕光讲好话的人，指出：“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27]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十分注意党内民主问题。1947年，他在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书记时，针对党内生活不健全的问题指出：“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28]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了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29]他还说：“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3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陈云同志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说：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的重大责任。苏联在列宁领导时，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绩，但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民主集中制破坏很大，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审阅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时，他针对稿子上关于“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句话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1]

对于如何发扬民主、保持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问题，陈云同志讲得最多的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干部提意见。他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32]他反复提醒大家：“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33]“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4]“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35]

到了晚年，陈云同志通过党内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切感到要发扬党内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36]

第四，主张坚持终身学习，尤其是学习哲学。

大部分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过一段时间学习，但做到不间断学习的人却不多。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一贯提倡党员干部要终身学习。他在延安曾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他说：“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37]怎么学习呢？陈云同志建议，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的人，最好订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然后坚持每个星期读30、40页书，读懂一本再读一本，读书时要做笔记，而且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边读边讨论。他还带头在中组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学习小组，每天上午9点前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从1938年一直坚持到1942年，由于坚持得好，被评为了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学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历史，但重点是学习哲学。

陈云同志到延安后，检讨自己过去犯错误的原因是经验少。毛泽东同志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点哲学，一共给他讲过3次，并派教员帮他。于是，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读马恩列斯的书外，他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并把毛泽东同志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通过学习，他感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文电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反复琢磨，得出了15个字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从那以后，只要党内对某一问题发生分歧时，陈云同志就会提倡大家学哲学，就会讲他的15字体会。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南满根据地时讲过，在1957年兼任商业部长时讲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讲过，在1977年“两个凡是”方针盛行时讲过，在1981年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又讲过。1987年，他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谈的就是学习哲学。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38]他还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39]1990年他85岁高龄时，还利用到外地休养的机会，向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宣传学习哲学的重要意义，讲解自己学习哲学的体会。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陈云同志从延安时代开始讲起，一直贯穿其一生的主张。这些主张，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主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加以继承下来并有新的发展，有的正向制度化推进。因此，今天重温陈云同志在延安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的这些主张，对我们了解陈云同志思想发展的脉络很有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知识分子、反腐倡廉、民主政治、理论学习等问题上提出的新观点和制定的新政策。〔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注：按惯例隐去正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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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朱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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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了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作者：朱佳木 原题为：陈云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倡导的四个主张：为纪念陈云诞辰98周年而作

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98周年的日子。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五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在延安》，向人们介绍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的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在许多观众特别是老同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抗战八年，陈云同志都在延安，除最后一年主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外，其余七年都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七年，是中央组织部走向正规化的七年，也是陈云同被过滤广告

志在政治上走向纯熟的七年。陈云同志曾对我说过：到延安之前，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辩证法，到延安后，他学习了哲学，讲话就有辩证法了。

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因此，他的许多主张不仅对组织工作部门，而且对全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感到其中有四个主张，他即使后来不负责组织工作了，仍然不断地讲，可以说一直讲到老，讲到死，讲了一辈子。这些主张有的在这部电视片中有所反映，有的则限于篇幅反映不多。重温他的这些主张，或许是对他98周年诞辰最好的纪念了。

第一，主张重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我们党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少量工人。抗战爆发后，形势和人心大变，大量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不远千里奔向延安。在延安的抗大、陕公、鲁艺、党校有上万学生，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大家仍旧络绎不绝地来。有人认为国统区来的人比较复杂，主张拒之门外，甚至指责组织部审查不严。陈云同志则认为，来的人虽然复杂，但“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1]针对“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观点，他指出：“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2]

陈云同志在提出广招天下士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大批接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紧迫性，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3]

抢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积极吸收达到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党外的知识分子。陈云同志为此专门讲过一篇话，叫做《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他说：“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4]还说：“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5]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期间，就如何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批评了只重视工人而轻视职员的“左”的错误，指出：职员、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家都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6]

建国后，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一如既往，一方面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一五”计划中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主张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7]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有人认为资本家是包袱，他针对这种思想说：“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重新走上中央领导核心的岗位。上任不久，他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并且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9]在他的建议下，中组部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技术干部局，专门管理科技干部。

1982年夏天，陈云同志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他立即给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信，提议要抢救中年知识分子，今后每年需拿出十二三亿元提高他们的工资，说应该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0]

第二，主张党在执政后一定要防止脱离群众。

延安时代，我们党虽然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已经掌握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陈云同志认为，党掌权和不掌权，情况很不一样。不掌权时，你要找群众；而掌权以后，群众要找你。因此，党在掌权以后，特别要防止脱离群众，党的建设主要应当围绕这个问题。他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1]他提醒大家：“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2]

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收到家乡一位老战友孩子的来信。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叮嘱这位年轻人，并要他转告自己的表弟，“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并说：“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13]

1954年，陈云同志在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讲：“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14]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新组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人请示今后纪检工作如何搞，他当即回答：“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5]1982年，东南沿海一带走私猖獗，涉及一些党员干部。他将一份情况简报批给中央常委各同志，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6]

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再一次就执政党党风问题向全党敲起警钟。他在发言中说：“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17]他提醒全党，对以权谋私的人如果不严厉打击，“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18]

以后，陈云同志又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话，强调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19]“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20]“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21]他说，在处理这类事情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22]
第三，主张党内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延安时代，我们党还处在武装斗争的状况，因此，形势要求更多地强调集中统一。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一方面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在讲话中反复讲解遵守纪律、维护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经常强调党内民主的意义。他曾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23]

什么是民主呢？陈云同志在讲到要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时说：“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24]怎样才能发扬民主呢？陈云同志说得最多的是要让人讲话，尤其是讲不同意见和批评的话。他说：“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25]“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26]他还提醒大家要特别警惕光讲好话的人，指出：“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27]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十分注意党内民主问题。1947年，他在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书记时，针对党内生活不健全的问题指出：“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28]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了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29]他还说：“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3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陈云同志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说：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的重大责任。苏联在列宁领导时，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绩，但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民主集中制破坏很大，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审阅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时，他针对稿子上关于“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句话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1]

对于如何发扬民主、保持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问题，陈云同志讲得最多的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干部提意见。他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32]他反复提醒大家：“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33]“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4]“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35]

到了晚年，陈云同志通过党内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切感到要发扬党内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36]

第四，主张坚持终身学习，尤其是学习哲学。

大部分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过一段时间学习，但做到不间断学习的人却不多。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一贯提倡党员干部要终身学习。他在延安曾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他说：“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37]怎么学习呢？陈云同志建议，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的人，最好订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然后坚持每个星期读30、40页书，读懂一本再读一本，读书时要做笔记，而且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边读边讨论。他还带头在中组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学习小组，每天上午9点前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从1938年一直坚持到1942年，由于坚持得好，被评为了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学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历史，但重点是学习哲学。

陈云同志到延安后，检讨自己过去犯错误的原因是经验少。毛泽东同志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点哲学，一共给他讲过3次，并派教员帮他。于是，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读马恩列斯的书外，他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并把毛泽东同志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通过学习，他感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文电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反复琢磨，得出了15个字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从那以后，只要党内对某一问题发生分歧时，陈云同志就会提倡大家学哲学，就会讲他的15字体会。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南满根据地时讲过，在1957年兼任商业部长时讲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讲过，在1977年“两个凡是”方针盛行时讲过，在1981年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又讲过。1987年，他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谈的就是学习哲学。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38]他还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39]1990年他85岁高龄时，还利用到外地休养的机会，向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宣传学习哲学的重要意义，讲解自己学习哲学的体会。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陈云同志从延安时代开始讲起，一直贯穿其一生的主张。这些主张，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主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加以继承下来并有新的发展，有的正向制度化推进。因此，今天重温陈云同志在延安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的这些主张，对我们了解陈云同志思想发展的脉络很有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知识分子、反腐倡廉、民主政治、理论学习等问题上提出的新观点和制定的新政策。〔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注：按惯例隐去正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