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一篇不错的东西，值得现在的媒体好好学学！

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这样一句话，当然不可能概括党的新闻事业的全部内容和作用。比如它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等等。但是，既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那么党的新闻事业要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包含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因此，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能动摇的。

我们国家的新闻单位很多，听说现在有几千个，自然会有许多差别。比如《解放军报》应当是中央军委的喉舌，《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应当是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的喉舌，各省的省报应当是所在省的省委和省政府的喉舌，这就是差别。但是无论解放军、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还是省委、省府，总的说来都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的，因而这些差别并不影响、也不应当影响它们的报纸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因为这些差别而竟然影响了这些报纸的根本性质，那岂不是走偏了方向吗？至于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以及某些业务部门的各种专业性、技术性的报纸，性质有所不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也叫做“党的喉舌”，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总之，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一些老同志可能淡漠了，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缺乏基本训练的青年同志，可能还不很懂得这个基本观点。应当对他们耐心地做工作，并且帮助他们接受一点基本的训练。

最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艺必须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新闻工作能不能照搬这个口号呢？我认为不宜简单地照搬。当然，我们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都应当享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权利。一些同志说，这几年新闻工作的活跃和繁荣是从未有过的，我认为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我们已经改进了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尊重了新闻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力。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新闻和文艺的性质和职能，毕竟很不相同。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虽然报纸、通讯社、电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报道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有许多只是个人意见和个人的观察，但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文艺就很不相同。文艺家所应起的社会作用，不是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党和政府发表什么议论，指导什么工作，而是应当通过他们基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的个人文艺创作，来鼓舞和教育人民，对人们的灵魂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作用，也就是小平同志常常引用的那句老话——“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用。不错，党员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党性，党员作家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非党员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党的声音，但是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规定这个那个作家必须写什么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前不久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在作协大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学创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作家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必须有创作的自由，这样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真正起教育作用的作品。

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人们的自由或权利总离不了一定的责任或义务，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个人，责任或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有所不同罢了。列宁一九二○年在同蔡特金谈到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创作自由的时候说：“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从艺术家方面铲除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不管这种理想是否有点用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列宁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列宁还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因此，首先就得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他们是文化的土壤……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照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很可惜，列宁在这个长篇谈话里所表达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思想，长期间没有受到我们党和我国文艺界的重视。这篇谈话对我们了解创作自由的意义，很有帮助。今天我们的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创作，作家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党仍然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它的有关出版的各种法律规定。我们的刊物、报纸、出版社的编辑部也可以有所选择，有权决定发表或者不发表某篇作品。编辑部的决定也可能不正确，作家有权要求修改它的决定以至要求对编辑部进行改组，但是从原则上说，作家总不能以自己的自由来剥夺编辑部的自由。至于党的新闻工作应当受党的监督，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能不能把党的新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说是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照样来办呢？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很不确切的。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所有制性质的任何根本改变。我们增强社会主义企业活力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不允许改变的。党的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所以，不加分析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提法照搬到新闻事业上来，是不行的。

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好不好？光彩不光彩？我认为应当明确地回答：好得很，光彩得很！我们党和政府经常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以至向全世界发表重要的主张，这就需要经过种种渠道，包括委托某些部门来表达。新闻部门，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和部门。代表党来发言，怎么不光彩呢？只有思想上、政治上水平很高，才能够胜任嘛！想当年，解放初期，多少人当不上解放军战士，当不上共产党员，他们出于羡慕，就穿上干部服，表明自己向往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破坏了，使得有些人甚至觉得共产党的牌子不太光彩了。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威信重新提高了。现在国内广大人民和国外各方面人士之所以愿意看我们的报纸，愿意收听我们的广播，首先是因为想要及时地知道我们党中央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威信，首先来自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威信，来自党的新闻部门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能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而是偏离甚至背离中央的主张，那么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怎么可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威信呢？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生动地说明了党的新闻事业同党的关系吗？

这种情况，同时又说明了我国新闻事业同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在新闻的写作、编辑、传播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必须认真学习；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根本方针，就不能学，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听说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企业可以有个体的和个体联营的，新闻也可以照样来办，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呢？我说这要作一点政治分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一般不大受欢迎，所以办报往往都以“非官方色彩”的“民办”面目出现。其实不少所谓“民办”，就是报团办的，而报团后边是财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并且依靠全党、依靠人民办报，这就使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有可能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离开这条道路，以为只有象个体经营或同人经营那样办报才算“民主”，那就很不恰当了。至于说到不同的声音，要看是在什么问题上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在国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问题上，那么，如前所说，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大家的声音相同是必然的和自然的，硬要发表“不同”的声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大家的声音自然有许多不同，现在的报纸刊物上就经常发表这些不同的声音，许多好声音还受到党的鼓励和人民的欢迎。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这也就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的一个表现。

听说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多，政治制度比我们好。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少数剥削者利益的人统治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和他们的代表管理的。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更民主，哪一种更好，难道还不清楚吗？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因为有些事既是人民的需要，也是资本家阶级的需要。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会办一些错事，这或者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是由于党和政府里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整个问题的实质。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同的声音更多，所以更“民主”。这种说法也缺少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又分为利益不同的阶层和集团，这样，他们的声音自然不可能相同。实际上，就是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不同的声音一般也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因为除了少数进步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以至力量比较小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都很难拥有大量发行的报纸和出版机关，更不必说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了。

同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我们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党的新闻事业完全能够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呼声。作为党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是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不同，必须划清根本界限来说的。至于说到我们党和国家自身的曲折发展的历史道路，那就还要看到，如果中央路线正确，事情好办；而如果中央路线不正确，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事情就复杂了，就不能简单地说作为中央喉舌和反映人民呼声是完全一致的了。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例外情况。而且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仍然只能依靠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而不可能靠别的什么。这一点，不是也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吗？

还应当看到，新闻事业要能够当好党的喉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的声音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所谓直接的声音，除了我们的领导人代表党和国家的发言、讲话之外，还有文件。以文件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年多来，中央正式发布的，最多的一年只有九十几号，去年二十几号；国务院的多一点，去年也只有一百九十号，其中还包括某些只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具体规定。中央的直接的声音不是很多，而新闻报道却必须每日甚至每时向人民讲话，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所以，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同发挥自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根本上也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强调作党的喉舌就会束缚新闻界的积极性，是不对的。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矛盾。比如党委干涉过多，批评过重，或者新闻工作者违犯了纪律，等等。但是这些矛盾，只能通过改善具体工作的指导来解决，而不应当因此就要求在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松绑”。

在新闻事业要当好党的喉舌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扬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是束缚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不是要求各种报纸、广播、电视的面目完全雷同。各种新闻工具，报纸、电台、通讯社，应当互相协调，加强合作和分工。一些重大新闻、重要文件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同时，又应当各自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各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面貌。（习仲勋同志：不可能一致，也不要求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驳“舆论一律”》，那是在批胡风的时候写的。那时把胡风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这个判断错了，中央已经为胡风同志平反。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社会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领会。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不一律，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这样一种情况，而没有说到角度、重点以至风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应当大大地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二，新闻工作的任务问题

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工作的任务。党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这里说的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是生动的，不是枯燥的；是及时的、准确的，而不是不及时的和不准确的。看一个新闻单位的工作好不好，就看它的这个主要任务完成得好不好。完成得好，工作是正确的；没有完成或完成得不大好，工作就肯定是发生了偏差。

我们党赋予新闻界的任务，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了唤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在当前一个历史时期，在国内，是同心同德干四化；在国际，是加强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和合作。（万里同志：还有同心同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大家还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建党时没有报纸，更没有广播，有一个刊物叫做《向导》。《新青年》晚期也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这里就不说了。《向导》这个名字很好，是带路的嘛！我们党的第一个通讯社，叫做“红色中华”，这个名字也很好，表示了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中华，而不是什么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你看，一个《向导》，—个“红色中华”，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的新闻战线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就是在当年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以如此宏大的革命气魄，走上了历史舞台。完全应当这样说，从我们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党的新闻战线就同党的其他战线一道，担负起了引导人民群众共同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所以说，性质是明确的，目的是明确的，任务也是明确的。

我们新闻战线要担负起这个任务，是不轻松、不容易、不简单的。这不仅是因为提出的要求本身就很不简单，也不仅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的声音并不很多；而且还因为，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有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怀疑，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一个主张接受了，尔后由于环境变化，党提出了新的主张，又会产生新的不理解和怀疑。再加上还有极少数人进行曲解和反对，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因此，我们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善于宣传解释，才能使广大的人们信服。我们既要在人民之中，又要在人民之前。任何站在人民之上施加压力的办法都是极端荒谬和不允许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化大革命”多少年，专门依靠辱骂和恐吓，依靠大话、空话和套话，依靠压人、整人、打棍子，管什么用？！那时居然还要强制大家唱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简直是笑话！当然，“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样的宣传手法都不可能说服人。但是，即令本身是正确的东西，要能够很好地说服人，使人理解，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也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并且要有高度的思想性，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正确政策见了效，特别是农村生产责任制见了效，许多外国朋友是佩服的。但是他们往往没有真正理解，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向我们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个怎样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其他形式，使人们易于理解的问题。可见要说服人，确实很不简单。

除以上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主张，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种种阻力和干扰。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出现了几股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不是搞活经济而是搞乱经济，不是促进改革而是破坏改革。（万里同志：不是为了国家富裕、人民富裕，而是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以权谋私。）这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界、舆论界，大声疾呼，揭露、批评。不是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大家都来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分清是非，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嘛！

总之，我们说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很好的精神状态。没有勤奋精神不行，没有拚搏精神不行，没有进取精神不行，没有不断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寻求真理、汲取新知，不断地磨练和提高自己本领的精神不行。请新闻界同志们想一想我国新闻史上的杰出代表邹韬奋吧。他毕生勤奋刻苦，对自己从不满足，总是“自恨学识浅陋，且做且学”，并且总是“聚精会神”地工作。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为了争取民主、传播真理，真是呕心沥血！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他平生最感欣慰的，就是“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大家还记得鲁迅的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是他的自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孺子牛”精神的一个很好的说明。社会所给予鲁迅的物质待遇是太少太少了，而他所贡献于社会的却大得不可比拟！鲁迅死得那样早，这同他在物质菲薄的条件下过于劳瘁，显然很有关系。想到这些，我们的同志今天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和困难，就应当更加正确地对待。在我们队伍中，荣誉应当属于一切为人民事业努力拚搏，勇于献身的同志。而任何不负责任，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甘于落后的精神状态，都不应有它们的地位。

第三，办好新闻的基本要求问题

这也是新闻界长期议论的一个问题。按照传统的和公认的意见，既然叫做新闻，那么无论什么社会条件下的新闻事业都必须具备若干要素，即所谓几个“性”，形成为带规律性的新闻规则。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事业，大体上也把这些规则继承下来了。对这几个“性”，应当怎么看呢？

第一是真实性。我们是无产队级政党，当然要讲真实，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和说明事物。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力戒虚夸，认为任何虚夸作风都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相容的。但是究竟什么叫真实，从来就有争论。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我们认为，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方面是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阴暗面，我们并不忽视阴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我们这样的大国，今天如果有谁专门搜集阴暗面，每天在报上登一百条，容易得很！如果把这一百条集中到一张报纸上，可以整整覆盖四个版面，搞成一幅彻头彻尾的阴暗图画。虽然其中每一条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谁要说这就是代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画面，那就不真实了。当然，如果反过来硬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是光明面，实在好得不得了，一点阴暗面也没有，一条缺点也没有，那也不真实。所以，去年我们就同新闻界的同志们说过，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整党，又合乎今天我们社会的实际。

这个问题，曾经是我们同一些作家长期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一些作家总是说他写的那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呀，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想到，究竟有没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的真实，能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去创造新的生活？如果一位作家的作品，把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民写得毫无希望，毫无前途，能够说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负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吗？我想在这里引用马克思早年为批评当时普鲁士君主政府的书报检查令所说的一段话：“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在这里是批评普鲁士官方要求全国书报只准用一种色彩，即官方的色彩。我们现在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官方，我们党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也就是要求多种色彩，而欢乐、光明的新生活和为欢乐、光明的新生活而进行斗争的色彩，当然是明朗、鲜艳而丰富的。我们要求讲光明面和阴暗面，而讲阴暗面的目的只能是教育人民起来消灭它，我们也有信心消灭它，因而我们的笔墨就在讲阴暗面的时候也不应当是黑色的。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报道，我们新闻界有些人觉得人家似乎比我们更加真实，更加敢于暴露。我看不能这样说。比如我国政局空前稳定，但是西方报纸、电台却经常要捕风捉影地造点谣，说什么中国政局如何“不稳”啦，什么“保守派”要推翻“务实派”啦，什么军队不听中央的啦，等等。这难道也是真实的？有时它们在显著地位发表一条不真实的消息，事后没法隐瞒了，却只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发一个极小的更正。至于评论里所散布的偏见和谎言，那就连更正也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公正。我们的新闻工作中的大量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西方的新闻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说是敢于暴露，这也要看什么题目。西方国家同样是严格保密的，谁要是泄露了，同样要追究责任。所以，认为西方新闻比我们有更大的“真实性”，这并不符合事实。

有关真实性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凡属涉及人的功过是非的问题，一定要格外慎重，反复核实，不要抢时间。前几年曾经说过，只要事实基本弄清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这个话不很准确，最好不用这种说法。还是应当强调核实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个人，一定要遵照中央有关规定办理。因为报纸一登，等于向全国甚至全世界通报，比党内通报厉害得多，比“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影响大得多，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感情用事。“文化大革命”中先打倒、后定性的做法，制造了多少冤案？这方面的教训是够多够严重的了，我们不应当忘记。

第二是时间性。要不要时间性？当然要，而且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时效，讲求时效。现在我们许多事做得太慢，工作效率很低。小平同志很欣赏“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话，大概也是有感而发吧。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缺少争分夺秒的时间观念。这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封闭停滞状态的一种反映。这对我们今天的事业来说，仍然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你看我们许多方面社会生活的节奏，都是慢吞吞的，开会、办事以至于走路，都是如此。我们大家背负的是现代化建设任务，但一些同志迈的是老牛拉破车的步伐，不懂得讲求时效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新闻工作，特别是对外宣传，不讲求时效的事很不少。“新闻”不新，成了明日黄花，远远落在人家后面，就会大大削弱以至丧失宣传的效果。

新闻工作应当讲求时效，但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要无条件地追求时效。（习仲勋同志：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急急忙忙。该今天发表的今天发表，该明天发表的明天发表，不能抢先。）不能把讲求时效同匆匆忙忙混淆起来。某些重要新闻、重大事件，不考虑成熟，必须请示的也不请示，就急急忙忙发表，这往往会使党的威信遭受损失。反过来说，有些大事暂时不发表，反而有利。比如《邓小平文选》其中有些很重要的讲话就是几年以前讲的，当时没有发表，后来发表出来，还不是大新闻？所以，讲求时效与急急忙忙不是一回事，重大新闻的时间性要服从于政治任务。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如果把时间性强调过分，甚至认为一切别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一条，连纪律都可以不顾，那就搞颠倒了，就会犯错误。

第三是知识性、趣味性。搞四化需要丰富多彩的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因此我主张报刊多介绍一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历史知识、地理知识、文学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等。前不久有个电视剧《洛神赋》，不算坏，但是观众在知识性方面，就挑出了好几个毛病。比如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怎么成了次子？《洛神赋》是曹植在曹操死后才写的，曹操怎么能读到了？中国古人认为人的心脏才是思想器官，怎么能够让曹操拍脑袋说他脑袋不灵了呢？其实我们的许多作品，不只是文艺作品，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以及新闻报道方面的一些东西，由于缺乏知识出纰漏的，比比皆是，确实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没有知识性不行，没有趣味性也不行。你写的东西毫无吸引力，没人爱看，怎么行呢？当然，讲知识性、趣味性，总要有一个目的，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尤其不应当容许假借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来宣扬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例如最近不少城市不象样子的小报就泛滥成灾，胡启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几个事例。对这种东西如果不加制止，就会毒害广大青少年的身心，涣散劳动人民的斗志！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早已澄清的问题现在被一些同志弄得混乱了。大家知道，“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这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得到了全会一致同意的。其后经历了一个过程，到一九八四年五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全文引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的两段话。一段是说：“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另一段是说：“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请同志们注意，报告的这两段话，是经过中央常委反复推敲过的。这里有这样几点：第一，反对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这个口号，中央一直是明确地加以坚持的，从来没有放弃过。第二，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央全会一致同意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第三，在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缺点，也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很有分寸，就是“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某些不恰当的作法”。那么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嘛！紫阳同志的报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八四年会议上一致通过的，总可以算是定论了吧。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就当前说，在思想战线上，对于前面说到的那些有害的小报，难道不需要查一查？难道能听任它们去毒害青少年的身心，涣散劳动人民的斗志？（杨尚昆同志：现在有种空气，好象反对精神污染根本是错误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某些地方、某些同志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了，甚至查到群众的生活、衣着上去等等，这是错误的，但这是一些人的误解和曲解，早已纠正了。至于思想战线包括新闻战线，可不能搞那些不象样子的小报之类的东西！出现了那些东西，难道不应当抵制和反对？大家都要来抵制和反对！现在有几个省，那种小报特别多，一直影响到火车上的乘客。（邓力群同志：有些地方是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怎么能这样搞呢？这类问题，主要要从领导思想上，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局和某些报社的工作上去解决问题，不要又搞到社会上，搞到群众中去。总之，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党中央和人民已有定论，每个党员都不能离开这个定论自行其是！

一个真实性，一个时间性，一个知识性和趣味性，这些就是对于新闻工作的要求。但是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了“也就是”三个字，表明“党的立场”同“人民大众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在一切新闻工作中坚持我们的正确立场，为了使我们的一切言论和报道能够真正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不但同党性和党的立场没有矛盾，而且正是党性的要求。没有科学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党性不完全。因此，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有把握的事情才说，一时没有弄清的，弄清之后再来说。有时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我们一下子搞不清，不了解内幕，而别的国家又说话了，怎么办呢？可以先客观报道，随着真相判明的程度，再逐渐增加倾向性，这也应当算是有鲜明的立场。总之，坚持鲜明的正确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最根本的要求。

最后一点，队伍问题

事是人做的，人和事有密切关系，所以历来论事的时候就要谈人，谈干部，谈领导核心。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大约三十万人的新闻队伍。总的来讲，这支队伍是好的。当然，不只是新闻战线，我们各条战线的干部几年来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思想政治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作风有了明显好转或者至少开始有了好转，年龄和知识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干部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干部队伍的问题还很多。还要付出极大的精力，采取更多的措施，花费必要的时间，才能够使我们的干部队伍状况有更多的改进，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干部问题上，当然，某些部门加点人，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各部门的人是多了而不是少了。即使那些需要加人的地方，也还有个更新换代的问题。有些干部不称职，而别的岗位对他们更适合，要下决心帮他们调换一下。同时还要看到，就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来说，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认真考虑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不只是要使素质有所提高，而是应当积极努力，求得大的提高啊！现在有些部门虽然也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就全盘情况来看，措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那么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呢？我认为，一要增强党性，二要增强业务能力，三要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

增强党性，就是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服务。过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现在就要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积极拚搏，勤奋工作。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来说，究竟是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到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富裕而奋斗上面？还是千方百计地只为个人利益奋斗，为小单位增加收入？这可是个大问题。共产党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党内究竟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整党当中必须鲜明地提出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鲜明的语言不行。当然，讲增强党性，不是要重复过去打棍子那一套。但是不打棍子，不等于该批评的也不批评，该处分的也不处分。

增强业务能力，就是要提倡学习，提高本领，并且赏罚分明。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有名的一批记者，现在应当继续努力，培养和造就新的更多的优秀记者。要重视人才，找到适当办法来检验和评比新闻干部的业务能力。要赏罚分明，奖励一切在思想政治方面、知识方面和技巧方面有优异表现和成绩的同志。

我想着重讲一下增强团结，这可能是我们新闻战线以至整个思想战线都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要多讲几句。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旧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是不是又在增加新的疙瘩呢？过去有句老话：“文人相轻”。我现在不想用这个话，但我认为这个话确实值得警惕。我还想说，有些同志的问题，首先不在“相轻”，而在“自轻”。自轻的结果就可能自损，自己损了自己。几年以前，有位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内历来就有这么一种人，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人呀？我就很佩服巴金同志，他今年八十一岁了，经常讲作家要集中精力搞创作。如果大家都这样办，流言蜚语、闲言碎语就没有市场了，团结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觉得他这个话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我们讲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同志有了缺点错误怎么办呢？同他本人去谈，互相交心嘛。现在中央号召同心同德干四化，我们只有坚持团结才能站得住脚，才能有利于党的事业。谁都会有缺点，谁都会犯错误，没有什么一贯和绝对正确的单位和个人。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最后讲几句结束的话。我们党已经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宏伟的奋斗纲领，这就是翻两番，搞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面前进的，但是我们的成就将比前人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真正达到了这个目的，对全世界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我们必须奋发图强，尽一切力量达到这个目的。新闻战线上的同志们，应当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竞争当中，发挥出自己必须发挥也能够发挥的光荣作用。这就是我对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希望。

http://www.china.com.cn/info/txt/2011-04/12/content_22343622.htm

一篇不错的东西，值得现在的媒体好好学学！

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这样一句话，当然不可能概括党的新闻事业的全部内容和作用。比如它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等等。但是，既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那么党的新闻事业要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包含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因此，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能动摇的。

我们国家的新闻单位很多，听说现在有几千个，自然会有许多差别。比如《解放军报》应当是中央军委的喉舌，《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应当是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的喉舌，各省的省报应当是所在省的省委和省政府的喉舌，这就是差别。但是无论解放军、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还是省委、省府，总的说来都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的，因而这些差别并不影响、也不应当影响它们的报纸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因为这些差别而竟然影响了这些报纸的根本性质，那岂不是走偏了方向吗？至于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以及某些业务部门的各种专业性、技术性的报纸，性质有所不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也叫做“党的喉舌”，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总之，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一些老同志可能淡漠了，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缺乏基本训练的青年同志，可能还不很懂得这个基本观点。应当对他们耐心地做工作，并且帮助他们接受一点基本的训练。

最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艺必须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新闻工作能不能照搬这个口号呢？我认为不宜简单地照搬。当然，我们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都应当享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权利。一些同志说，这几年新闻工作的活跃和繁荣是从未有过的，我认为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我们已经改进了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尊重了新闻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力。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新闻和文艺的性质和职能，毕竟很不相同。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虽然报纸、通讯社、电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报道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有许多只是个人意见和个人的观察，但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文艺就很不相同。文艺家所应起的社会作用，不是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党和政府发表什么议论，指导什么工作，而是应当通过他们基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的个人文艺创作，来鼓舞和教育人民，对人们的灵魂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作用，也就是小平同志常常引用的那句老话——“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用。不错，党员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党性，党员作家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非党员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党的声音，但是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规定这个那个作家必须写什么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前不久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在作协大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学创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作家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必须有创作的自由，这样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真正起教育作用的作品。

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人们的自由或权利总离不了一定的责任或义务，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个人，责任或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有所不同罢了。列宁一九二○年在同蔡特金谈到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创作自由的时候说：“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从艺术家方面铲除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不管这种理想是否有点用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列宁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列宁还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因此，首先就得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他们是文化的土壤……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照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很可惜，列宁在这个长篇谈话里所表达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思想，长期间没有受到我们党和我国文艺界的重视。这篇谈话对我们了解创作自由的意义，很有帮助。今天我们的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创作，作家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党仍然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它的有关出版的各种法律规定。我们的刊物、报纸、出版社的编辑部也可以有所选择，有权决定发表或者不发表某篇作品。编辑部的决定也可能不正确，作家有权要求修改它的决定以至要求对编辑部进行改组，但是从原则上说，作家总不能以自己的自由来剥夺编辑部的自由。至于党的新闻工作应当受党的监督，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能不能把党的新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说是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照样来办呢？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很不确切的。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所有制性质的任何根本改变。我们增强社会主义企业活力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不允许改变的。党的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所以，不加分析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提法照搬到新闻事业上来，是不行的。

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好不好？光彩不光彩？我认为应当明确地回答：好得很，光彩得很！我们党和政府经常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以至向全世界发表重要的主张，这就需要经过种种渠道，包括委托某些部门来表达。新闻部门，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和部门。代表党来发言，怎么不光彩呢？只有思想上、政治上水平很高，才能够胜任嘛！想当年，解放初期，多少人当不上解放军战士，当不上共产党员，他们出于羡慕，就穿上干部服，表明自己向往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破坏了，使得有些人甚至觉得共产党的牌子不太光彩了。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威信重新提高了。现在国内广大人民和国外各方面人士之所以愿意看我们的报纸，愿意收听我们的广播，首先是因为想要及时地知道我们党中央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威信，首先来自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威信，来自党的新闻部门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能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而是偏离甚至背离中央的主张，那么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怎么可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威信呢？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生动地说明了党的新闻事业同党的关系吗？

这种情况，同时又说明了我国新闻事业同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在新闻的写作、编辑、传播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必须认真学习；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根本方针，就不能学，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听说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企业可以有个体的和个体联营的，新闻也可以照样来办，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呢？我说这要作一点政治分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一般不大受欢迎，所以办报往往都以“非官方色彩”的“民办”面目出现。其实不少所谓“民办”，就是报团办的，而报团后边是财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并且依靠全党、依靠人民办报，这就使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有可能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离开这条道路，以为只有象个体经营或同人经营那样办报才算“民主”，那就很不恰当了。至于说到不同的声音，要看是在什么问题上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在国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问题上，那么，如前所说，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大家的声音相同是必然的和自然的，硬要发表“不同”的声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大家的声音自然有许多不同，现在的报纸刊物上就经常发表这些不同的声音，许多好声音还受到党的鼓励和人民的欢迎。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这也就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的一个表现。

听说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多，政治制度比我们好。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少数剥削者利益的人统治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和他们的代表管理的。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更民主，哪一种更好，难道还不清楚吗？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因为有些事既是人民的需要，也是资本家阶级的需要。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会办一些错事，这或者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是由于党和政府里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整个问题的实质。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同的声音更多，所以更“民主”。这种说法也缺少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又分为利益不同的阶层和集团，这样，他们的声音自然不可能相同。实际上，就是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不同的声音一般也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因为除了少数进步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以至力量比较小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都很难拥有大量发行的报纸和出版机关，更不必说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了。

同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我们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党的新闻事业完全能够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呼声。作为党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是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不同，必须划清根本界限来说的。至于说到我们党和国家自身的曲折发展的历史道路，那就还要看到，如果中央路线正确，事情好办；而如果中央路线不正确，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事情就复杂了，就不能简单地说作为中央喉舌和反映人民呼声是完全一致的了。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例外情况。而且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仍然只能依靠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而不可能靠别的什么。这一点，不是也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吗？

还应当看到，新闻事业要能够当好党的喉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的声音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所谓直接的声音，除了我们的领导人代表党和国家的发言、讲话之外，还有文件。以文件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年多来，中央正式发布的，最多的一年只有九十几号，去年二十几号；国务院的多一点，去年也只有一百九十号，其中还包括某些只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具体规定。中央的直接的声音不是很多，而新闻报道却必须每日甚至每时向人民讲话，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所以，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同发挥自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根本上也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强调作党的喉舌就会束缚新闻界的积极性，是不对的。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矛盾。比如党委干涉过多，批评过重，或者新闻工作者违犯了纪律，等等。但是这些矛盾，只能通过改善具体工作的指导来解决，而不应当因此就要求在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松绑”。

在新闻事业要当好党的喉舌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扬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是束缚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不是要求各种报纸、广播、电视的面目完全雷同。各种新闻工具，报纸、电台、通讯社，应当互相协调，加强合作和分工。一些重大新闻、重要文件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同时，又应当各自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各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面貌。（习仲勋同志：不可能一致，也不要求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驳“舆论一律”》，那是在批胡风的时候写的。那时把胡风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这个判断错了，中央已经为胡风同志平反。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社会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领会。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不一律，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这样一种情况，而没有说到角度、重点以至风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应当大大地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二，新闻工作的任务问题

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工作的任务。党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这里说的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是生动的，不是枯燥的；是及时的、准确的，而不是不及时的和不准确的。看一个新闻单位的工作好不好，就看它的这个主要任务完成得好不好。完成得好，工作是正确的；没有完成或完成得不大好，工作就肯定是发生了偏差。

我们党赋予新闻界的任务，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了唤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在当前一个历史时期，在国内，是同心同德干四化；在国际，是加强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和合作。（万里同志：还有同心同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大家还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建党时没有报纸，更没有广播，有一个刊物叫做《向导》。《新青年》晚期也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这里就不说了。《向导》这个名字很好，是带路的嘛！我们党的第一个通讯社，叫做“红色中华”，这个名字也很好，表示了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中华，而不是什么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你看，一个《向导》，—个“红色中华”，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的新闻战线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就是在当年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以如此宏大的革命气魄，走上了历史舞台。完全应当这样说，从我们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党的新闻战线就同党的其他战线一道，担负起了引导人民群众共同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所以说，性质是明确的，目的是明确的，任务也是明确的。

我们新闻战线要担负起这个任务，是不轻松、不容易、不简单的。这不仅是因为提出的要求本身就很不简单，也不仅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的声音并不很多；而且还因为，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有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怀疑，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一个主张接受了，尔后由于环境变化，党提出了新的主张，又会产生新的不理解和怀疑。再加上还有极少数人进行曲解和反对，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因此，我们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善于宣传解释，才能使广大的人们信服。我们既要在人民之中，又要在人民之前。任何站在人民之上施加压力的办法都是极端荒谬和不允许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化大革命”多少年，专门依靠辱骂和恐吓，依靠大话、空话和套话，依靠压人、整人、打棍子，管什么用？！那时居然还要强制大家唱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简直是笑话！当然，“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样的宣传手法都不可能说服人。但是，即令本身是正确的东西，要能够很好地说服人，使人理解，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也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并且要有高度的思想性，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正确政策见了效，特别是农村生产责任制见了效，许多外国朋友是佩服的。但是他们往往没有真正理解，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向我们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个怎样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其他形式，使人们易于理解的问题。可见要说服人，确实很不简单。

除以上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主张，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种种阻力和干扰。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出现了几股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不是搞活经济而是搞乱经济，不是促进改革而是破坏改革。（万里同志：不是为了国家富裕、人民富裕，而是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以权谋私。）这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界、舆论界，大声疾呼，揭露、批评。不是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大家都来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分清是非，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嘛！

总之，我们说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很好的精神状态。没有勤奋精神不行，没有拚搏精神不行，没有进取精神不行，没有不断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寻求真理、汲取新知，不断地磨练和提高自己本领的精神不行。请新闻界同志们想一想我国新闻史上的杰出代表邹韬奋吧。他毕生勤奋刻苦，对自己从不满足，总是“自恨学识浅陋，且做且学”，并且总是“聚精会神”地工作。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为了争取民主、传播真理，真是呕心沥血！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他平生最感欣慰的，就是“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大家还记得鲁迅的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是他的自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孺子牛”精神的一个很好的说明。社会所给予鲁迅的物质待遇是太少太少了，而他所贡献于社会的却大得不可比拟！鲁迅死得那样早，这同他在物质菲薄的条件下过于劳瘁，显然很有关系。想到这些，我们的同志今天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和困难，就应当更加正确地对待。在我们队伍中，荣誉应当属于一切为人民事业努力拚搏，勇于献身的同志。而任何不负责任，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甘于落后的精神状态，都不应有它们的地位。

第三，办好新闻的基本要求问题

这也是新闻界长期议论的一个问题。按照传统的和公认的意见，既然叫做新闻，那么无论什么社会条件下的新闻事业都必须具备若干要素，即所谓几个“性”，形成为带规律性的新闻规则。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事业，大体上也把这些规则继承下来了。对这几个“性”，应当怎么看呢？

第一是真实性。我们是无产队级政党，当然要讲真实，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和说明事物。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力戒虚夸，认为任何虚夸作风都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相容的。但是究竟什么叫真实，从来就有争论。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我们认为，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方面是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阴暗面，我们并不忽视阴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我们这样的大国，今天如果有谁专门搜集阴暗面，每天在报上登一百条，容易得很！如果把这一百条集中到一张报纸上，可以整整覆盖四个版面，搞成一幅彻头彻尾的阴暗图画。虽然其中每一条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谁要说这就是代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画面，那就不真实了。当然，如果反过来硬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是光明面，实在好得不得了，一点阴暗面也没有，一条缺点也没有，那也不真实。所以，去年我们就同新闻界的同志们说过，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整党，又合乎今天我们社会的实际。

这个问题，曾经是我们同一些作家长期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一些作家总是说他写的那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呀，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想到，究竟有没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的真实，能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去创造新的生活？如果一位作家的作品，把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民写得毫无希望，毫无前途，能够说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负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吗？我想在这里引用马克思早年为批评当时普鲁士君主政府的书报检查令所说的一段话：“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在这里是批评普鲁士官方要求全国书报只准用一种色彩，即官方的色彩。我们现在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官方，我们党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也就是要求多种色彩，而欢乐、光明的新生活和为欢乐、光明的新生活而进行斗争的色彩，当然是明朗、鲜艳而丰富的。我们要求讲光明面和阴暗面，而讲阴暗面的目的只能是教育人民起来消灭它，我们也有信心消灭它，因而我们的笔墨就在讲阴暗面的时候也不应当是黑色的。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报道，我们新闻界有些人觉得人家似乎比我们更加真实，更加敢于暴露。我看不能这样说。比如我国政局空前稳定，但是西方报纸、电台却经常要捕风捉影地造点谣，说什么中国政局如何“不稳”啦，什么“保守派”要推翻“务实派”啦，什么军队不听中央的啦，等等。这难道也是真实的？有时它们在显著地位发表一条不真实的消息，事后没法隐瞒了，却只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发一个极小的更正。至于评论里所散布的偏见和谎言，那就连更正也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公正。我们的新闻工作中的大量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西方的新闻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说是敢于暴露，这也要看什么题目。西方国家同样是严格保密的，谁要是泄露了，同样要追究责任。所以，认为西方新闻比我们有更大的“真实性”，这并不符合事实。

有关真实性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凡属涉及人的功过是非的问题，一定要格外慎重，反复核实，不要抢时间。前几年曾经说过，只要事实基本弄清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这个话不很准确，最好不用这种说法。还是应当强调核实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个人，一定要遵照中央有关规定办理。因为报纸一登，等于向全国甚至全世界通报，比党内通报厉害得多，比“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影响大得多，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感情用事。“文化大革命”中先打倒、后定性的做法，制造了多少冤案？这方面的教训是够多够严重的了，我们不应当忘记。

第二是时间性。要不要时间性？当然要，而且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时效，讲求时效。现在我们许多事做得太慢，工作效率很低。小平同志很欣赏“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话，大概也是有感而发吧。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缺少争分夺秒的时间观念。这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封闭停滞状态的一种反映。这对我们今天的事业来说，仍然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你看我们许多方面社会生活的节奏，都是慢吞吞的，开会、办事以至于走路，都是如此。我们大家背负的是现代化建设任务，但一些同志迈的是老牛拉破车的步伐，不懂得讲求时效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新闻工作，特别是对外宣传，不讲求时效的事很不少。“新闻”不新，成了明日黄花，远远落在人家后面，就会大大削弱以至丧失宣传的效果。

新闻工作应当讲求时效，但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要无条件地追求时效。（习仲勋同志：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急急忙忙。该今天发表的今天发表，该明天发表的明天发表，不能抢先。）不能把讲求时效同匆匆忙忙混淆起来。某些重要新闻、重大事件，不考虑成熟，必须请示的也不请示，就急急忙忙发表，这往往会使党的威信遭受损失。反过来说，有些大事暂时不发表，反而有利。比如《邓小平文选》其中有些很重要的讲话就是几年以前讲的，当时没有发表，后来发表出来，还不是大新闻？所以，讲求时效与急急忙忙不是一回事，重大新闻的时间性要服从于政治任务。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如果把时间性强调过分，甚至认为一切别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一条，连纪律都可以不顾，那就搞颠倒了，就会犯错误。

第三是知识性、趣味性。搞四化需要丰富多彩的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因此我主张报刊多介绍一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历史知识、地理知识、文学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等。前不久有个电视剧《洛神赋》，不算坏，但是观众在知识性方面，就挑出了好几个毛病。比如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怎么成了次子？《洛神赋》是曹植在曹操死后才写的，曹操怎么能读到了？中国古人认为人的心脏才是思想器官，怎么能够让曹操拍脑袋说他脑袋不灵了呢？其实我们的许多作品，不只是文艺作品，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以及新闻报道方面的一些东西，由于缺乏知识出纰漏的，比比皆是，确实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没有知识性不行，没有趣味性也不行。你写的东西毫无吸引力，没人爱看，怎么行呢？当然，讲知识性、趣味性，总要有一个目的，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尤其不应当容许假借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来宣扬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例如最近不少城市不象样子的小报就泛滥成灾，胡启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几个事例。对这种东西如果不加制止，就会毒害广大青少年的身心，涣散劳动人民的斗志！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早已澄清的问题现在被一些同志弄得混乱了。大家知道，“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这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得到了全会一致同意的。其后经历了一个过程，到一九八四年五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全文引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的两段话。一段是说：“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另一段是说：“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请同志们注意，报告的这两段话，是经过中央常委反复推敲过的。这里有这样几点：第一，反对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这个口号，中央一直是明确地加以坚持的，从来没有放弃过。第二，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央全会一致同意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第三，在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缺点，也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很有分寸，就是“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某些不恰当的作法”。那么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嘛！紫阳同志的报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八四年会议上一致通过的，总可以算是定论了吧。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就当前说，在思想战线上，对于前面说到的那些有害的小报，难道不需要查一查？难道能听任它们去毒害青少年的身心，涣散劳动人民的斗志？（杨尚昆同志：现在有种空气，好象反对精神污染根本是错误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某些地方、某些同志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了，甚至查到群众的生活、衣着上去等等，这是错误的，但这是一些人的误解和曲解，早已纠正了。至于思想战线包括新闻战线，可不能搞那些不象样子的小报之类的东西！出现了那些东西，难道不应当抵制和反对？大家都要来抵制和反对！现在有几个省，那种小报特别多，一直影响到火车上的乘客。（邓力群同志：有些地方是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怎么能这样搞呢？这类问题，主要要从领导思想上，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局和某些报社的工作上去解决问题，不要又搞到社会上，搞到群众中去。总之，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党中央和人民已有定论，每个党员都不能离开这个定论自行其是！

一个真实性，一个时间性，一个知识性和趣味性，这些就是对于新闻工作的要求。但是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了“也就是”三个字，表明“党的立场”同“人民大众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在一切新闻工作中坚持我们的正确立场，为了使我们的一切言论和报道能够真正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不但同党性和党的立场没有矛盾，而且正是党性的要求。没有科学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党性不完全。因此，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有把握的事情才说，一时没有弄清的，弄清之后再来说。有时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我们一下子搞不清，不了解内幕，而别的国家又说话了，怎么办呢？可以先客观报道，随着真相判明的程度，再逐渐增加倾向性，这也应当算是有鲜明的立场。总之，坚持鲜明的正确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最根本的要求。

最后一点，队伍问题

事是人做的，人和事有密切关系，所以历来论事的时候就要谈人，谈干部，谈领导核心。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大约三十万人的新闻队伍。总的来讲，这支队伍是好的。当然，不只是新闻战线，我们各条战线的干部几年来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思想政治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作风有了明显好转或者至少开始有了好转，年龄和知识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干部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干部队伍的问题还很多。还要付出极大的精力，采取更多的措施，花费必要的时间，才能够使我们的干部队伍状况有更多的改进，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干部问题上，当然，某些部门加点人，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各部门的人是多了而不是少了。即使那些需要加人的地方，也还有个更新换代的问题。有些干部不称职，而别的岗位对他们更适合，要下决心帮他们调换一下。同时还要看到，就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来说，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认真考虑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不只是要使素质有所提高，而是应当积极努力，求得大的提高啊！现在有些部门虽然也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就全盘情况来看，措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那么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呢？我认为，一要增强党性，二要增强业务能力，三要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

增强党性，就是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服务。过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现在就要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积极拚搏，勤奋工作。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来说，究竟是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到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富裕而奋斗上面？还是千方百计地只为个人利益奋斗，为小单位增加收入？这可是个大问题。共产党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党内究竟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整党当中必须鲜明地提出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鲜明的语言不行。当然，讲增强党性，不是要重复过去打棍子那一套。但是不打棍子，不等于该批评的也不批评，该处分的也不处分。

增强业务能力，就是要提倡学习，提高本领，并且赏罚分明。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有名的一批记者，现在应当继续努力，培养和造就新的更多的优秀记者。要重视人才，找到适当办法来检验和评比新闻干部的业务能力。要赏罚分明，奖励一切在思想政治方面、知识方面和技巧方面有优异表现和成绩的同志。

我想着重讲一下增强团结，这可能是我们新闻战线以至整个思想战线都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要多讲几句。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旧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是不是又在增加新的疙瘩呢？过去有句老话：“文人相轻”。我现在不想用这个话，但我认为这个话确实值得警惕。我还想说，有些同志的问题，首先不在“相轻”，而在“自轻”。自轻的结果就可能自损，自己损了自己。几年以前，有位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内历来就有这么一种人，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人呀？我就很佩服巴金同志，他今年八十一岁了，经常讲作家要集中精力搞创作。如果大家都这样办，流言蜚语、闲言碎语就没有市场了，团结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觉得他这个话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我们讲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同志有了缺点错误怎么办呢？同他本人去谈，互相交心嘛。现在中央号召同心同德干四化，我们只有坚持团结才能站得住脚，才能有利于党的事业。谁都会有缺点，谁都会犯错误，没有什么一贯和绝对正确的单位和个人。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最后讲几句结束的话。我们党已经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宏伟的奋斗纲领，这就是翻两番，搞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面前进的，但是我们的成就将比前人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真正达到了这个目的，对全世界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我们必须奋发图强，尽一切力量达到这个目的。新闻战线上的同志们，应当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竞争当中，发挥出自己必须发挥也能够发挥的光荣作用。这就是我对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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