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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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B]

                                                  [B] 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B]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后32年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地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作了正确、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的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32年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曾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者忽视、否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从四个最基本的方面对此作出了说明。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大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其中不少本来就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第二,上述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了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中所打倒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所谓“走资派”,恰恰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第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许多党内外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十年间国民收入约损失5000亿元,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作了科学的区分,肯定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因为有了这些艰难曲折的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仍取得了进展。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是决议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以及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B]《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B]

                                                  [B] 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B]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后32年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地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作了正确、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的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32年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曾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者忽视、否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从四个最基本的方面对此作出了说明。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大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其中不少本来就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第二,上述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了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中所打倒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所谓“走资派”,恰恰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第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许多党内外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十年间国民收入约损失5000亿元,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作了科学的区分,肯定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因为有了这些艰难曲折的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仍取得了进展。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是决议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以及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B]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B]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B]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B]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  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B]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B]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濑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B]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B]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  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 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B]“文化大革命”的十年[/B]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判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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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B]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 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B]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B]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时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好长

第一个

后来的没耐心的就别看了
好,应该让每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人都能看到!
我家有这本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幻蛊兄,许久未看到如此磅礴大文,异常快慰。

  今见吾兄新开此贴,不胜雀跃。特奉上题词二句---

      侠骨义肠好兄弟,

      文武双全更是绝!
希望那些对于过去不了解或者全盘否定的朋友们多看一看这样的文章,我们在过去虽然有过错误与挫折,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成绩与贡献的理由。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回顾过去,就是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以利我们能以更好的方式前进。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就等于否定新中国的发展史,就等于否定了千千万万革命先驱的鲜血。
支持啊
好东西
好啊
嘿嘿,当年高考的政治押分就在这,结果......
我看是到出续集的时候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还要历史来评判!肯定不是现在的这批人来作决议!
我今天到我们这个地方去看了看,改革开发之前很不错的地方,现在改革的一塌糊涂,国有的财产都不知道改到什么地方去了!改革出来一批自私自利者!国家的东西没有不敢拿的!每天听到形势怎么好!现实看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全国好多地方我都去过,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破产的工厂也越来越多!花天酒地的也越来越多,这里面的问题我真的不想多说!????????说了也没有用!!!!!
上个世纪的老东西了,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到现在连宪法都改了好多道了?更不用说这个东西是在当时怎么样的政治气氛下出台的,据说当时人大表决意案是举手通过!
其实这个问题谁说了都不算。老毛都死了这么多年了,其当年跟随者大都故去,前天前总长杨得志也去世。在民间仍对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评论和批判,说明这不是一个党内文件能解决问题的。中国在发展的大趋势中越快越表现出一种惯性----即民意的力量在长时间蕴酿后以某一突出事件浮上台面,官方顺应民意加以修正。其结果是双赢。
以后的人会少许多压力和负担,必竟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不必为前人的行为负有责任,利益上也不会有多少损害。中国越发民主化,老毛就越成被攻击的靶子,这一点显得有点可悲!必竟老毛还是一个民族尊严的捍卫者。大洋彼岸的皮诺切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即使他执政期间成功使智利现代化,但一旦人民享受民主,记住的就只有他的独裁镇压。
这几天安徽不是有个活标本吗?有兴趣的建议观注。
同意以上意见
历史可以决议吗?????????
以下是引用未央生在2004-2-16 16:54:00的发言:
历史可以决议吗?????????
历史当然是不能“决议”的,但是“问题”是可以澄清的。你如果对当时的思想混乱的状态有所了解,就应该知道这个文献的问世是多么的重要与及时。
以下是引用东北一只虎在2004-2-16 19:01:00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未央生在2004-2-16 16:54:00的发言:
历史可以决议吗?????????
历史当然是不能“决议”的,但是“问题”是可以澄清的。你如果对当时的思想混乱的状态有所了解,就应该知道这个文献的问世是多么的重要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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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改革20年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
1979年前后,中国在思想上的进步,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
你今天觉得十分落后的一些想法,在当时都是激进得要被批判的
《电影画报》上登了一张灰姑娘和王子接吻的照片,遭到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的批判,要求报社向全国人民认罪,原因是“淫秽”。

读点历史真的是有作用的。
历史是人写的,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不必用决议的形式来定性吧,这个问题不用有中国特色为好
以下是引用suyang在2004-2-19 12:26:00的发言:
历史是人写的,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不必用决议的形式来定性吧,这个问题不用有中国特色为好

历史是已经发生是事实存在。如何看待历史,涉及写的、看的甚至身经其事的人的意识,通过一个决议,统一思想和认识基础,使人们看待历史更具客观性,这难道不是必要的?何况,“历史观”也是为现实服务的。无论立场如何,在既没有历史体会,又不具备学习性,也不认真看完本帖的内涵意义,凭个人感觉好恶就发表“历史”观点是不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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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已经发生是事实存在。如何看待历史,涉及写的、看的甚至身经其事的人的意识,通过一个决议,统一思想和认识基础,使人们看待历史更具客观性,这难道不是必要的?何况,“历史观”也是为现实服务的。无论立场如何,在既没有历史体会,又不具备学习性,也不认真看完本帖的内涵意义,凭个人感觉好恶就发表“历史”观点是不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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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的这个观点偶很赞同!
这是我从今天--2000年6月16日《南方周末》第一版上剪下来的一张张志新同志的照片--一头黑色瀑布般秀美的头发,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一个丰润而紧抿的嘴唇,一张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无论是谁,都可以从这张"老照片"上读出"美丽"二字--不,不仅仅是美丽,还有五十年代少女所特有的纯真朴实。但是,如果联想到这位美丽的女性后来的命运,眼前的"美"就显出了悲剧一般的沉重与崇高。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国家的报纸除了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刊载领袖人物的大幅肖像照,好像从来还没有为哪个非领袖的公民登载过这样的照片。而现在,《南方周末》把这份殊荣献给了张志新同志。我因此要向《南方周末》的全体同志表达深深的敬意!
"张志新是谁?"面对这幅照片,恐怕现在30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会提出这个疑问。这不能怪他们无知,因为21年前的1979年宣传张志新同志事迹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娃娃,而仅仅宣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张志新的名字从媒体上消失了。
然而,在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媒体之中时,整个中国震惊了!无数双善良的眼睛面对张志新美丽的眸子流下了泪水,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残暴地结束生命,而且在结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断喉管!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竟然发生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
一时间,人们用泪水写下的诗歌传诵在中国大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韩瀚:《重量》)"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决定:追授张志新同志为"革命烈士"。
1979年新版的《辞海》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
中国的1979年被称为"思想解放年"。
那一年,我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当我第一次读到张志新的事迹时,思想上所受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大地在我脚下旋转,世界在我的眼中失去了色彩。许多从少年时期便铭刻在脑子里的某些"神圣"的形象和"庄严"的字词开始变得虚伪而荒诞起来。经过了几个彻夜未眠的心灵痛苦之后,我写了一首题为《我和亚瑟》的短诗,表达了我对现代迷信的永远的决裂。
张志新,是引领我走出现代迷信的思想启蒙者。
独立思考,是我从张志新那儿继承的精神遗产。
从那以后,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真理,我决不能再迷信任何东西,不管它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说实话,尽管当时能看透"文革"的人并不多,但在我们国家和在我们党内,显然还应该有比张志新更清醒的人,而且这些清醒者的地位远在张志新之上,如果他们具有张志新一般的勇气而奋力抗争,其作用也远胜过张志新的孤军奋战。但是,面对民族的疯狂,过于"成熟"的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随波逐流,选择了风暴过后的血泪控诉与自我安慰,而把整个民族的灾难让张志新、遇罗克、顾准等人来承担!
从1979年开始 ,张志新成为我心中的精神偶像。我一直试图搜集更多的有关她的资料,但遗憾的是,20多年来,她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98年8月7日,我意外地从当天的《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进一步了解了这位英雄在狱中的惨景:她被轮奸,她被逼疯,临刑前割喉管时她的脑袋被几条大汉强按在砖头上……
两年以后的今天,我又读到了《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文章披露,张志新之所以被杀,并不仅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摘引了一段张志新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当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她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志新于1969年8月写下的这些文字,等于是提前10年就用自己的生命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对毛泽东同志评价的部分!说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她当之无愧。
然而,她的悲剧--其实,这哪里是她一个人的悲剧?--在于她觉醒得太早了,而且把这些10年、20年之后人们眼中的常识勇敢地说了出来,于是,她便成了"罪人" !
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全文公布了张志新在狱中用小木棒代笔写下的痛斥监狱长的控诉书:"……告诉你们:如果谁以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失败和牺牲的保票才去革命,那他根本就不是革命者。共产党人,一个被错误路线迫害者,脱党状态的女共产党员,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缺点错误失策在所难免,是前进中的问题,自身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在斗争中只会提高觉悟,越战越强!因为她日益掌握真理!如果上述办法能征服,那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做七十年代的哥白尼!……"
面对这血写的文字,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了。但我还是想说,这位中国"七十年代的哥白尼"同样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英雄,当然,这样的英雄还应包括遇罗克、李九莲、顾准、王申酉……因为这些先驱者不但用他们的生命唤醒了我们民族被极左路线麻醉的良知,而且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成了推进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精神财富。当我们"忠诚"地把自己思想的贞操奉献给现代迷信的魔鬼时,张志新们思想的鸟儿却正在精神专制的无边暗夜孤独而执着地飞翔,呼唤着思想自由的黎明。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而张志新们正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但遗憾的是,在去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五十周年国庆开设的"共和国英雄"栏目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不止是中央电视台,所有媒体在回顾雷锋、焦裕禄等"共和国英雄"时,都无一例外地将张志新们"遗忘"了!
张志新是以思想获罪的,也是因思想而被杀害的。今天的人们面对张志新美丽的容颜,是无法想像我们的人民曾经生活在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许多人曾经庆幸,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但此刻,张志新同志那双明亮而严峻的眼睛凝视着我们:警惕啊,人们!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我的悲剧同样可能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
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得好极了:"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是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正依法治国,保证任何一个公民思想的权利不被侵犯,让当年张志新呼唤思想自由的声音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唱!
--这才是今天我们纪念张志新同志的意义之所在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纪念张志新
姓名:张志新
民族:汉  
祭日:1975年4月4日  
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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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者。

田家英   
1922年生于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   
1909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李立三   
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14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致主席”的遗书。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陈琏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杨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根据手边非常有限的资料,除上述自杀身亡者外,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还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1967)  
作家田汉(1968)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1969)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1970)  
作家赵树理(1970)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1974)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1967)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1971)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1969)  
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南汉宸(1967)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  
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1967)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以及原工大的赵宗复(1966)  
中宣部的姚溱(1966)  
中科院地质所的谢家荣(1966)  
中国作协的冯大海(1967)  
天津统战部的孟秋江(1967)  
南开大学的许政扬(1967)  
音乐学家沈知白(1967)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1967)  
南开大学的铙毓泰(1968)  
佛学家喜铙嘉措(1968)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1968)  
文学评论家陶然(1966)  
小说家孔厥(1966)  
小说家陈翔鹤(1969)  
戏剧评论家伊兵(1968)  
小说家彭柏山(1968)  
中科院物理所的张宗燧(1969)  
美学家吕荧(1969)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
名著文学史家刘绶松等。

这些人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虐杀(一般书中统称为“受迫害而死”),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人世的。
再一次感受在那些岁月里他们的绝望... ....


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人治社会风险的爆发,毛可以创建伟大的不朽功勋也可以将整个中国推入混乱。现在父辈还常常叹息当年人命的轻微,几十年不能忘却恐怖的回忆。
只有铁的制度和真正的法制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兴旺。但是,纵观当今中国,仍然是人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什么呢?
默哀,愿不再重演。
看过这篇,就可以终止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了,比如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争论等等
以下是引用冬天的鹰在2004-2-22 7:19:00的发言:
看过这篇,就可以终止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了,比如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争论等等


那边还闹得不可开交,各执己见。
本人认为双方都拿出历史的片断来解释历史,很没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