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你所知道的关于苏联解体的一切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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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28 19:07 上传

起：不可能的解体
每一场革命都令人惊奇。而俄罗斯最近一场革命一定是惊奇之中的惊奇。在1991年之前的岁月中，没有任何西方的专家、学者、官员或政客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正在迫近，也没有人预见到伴随解体的发生，一党专制、国有经济、克里姆林宫对苏联国内及东欧各帝国的掌控会轻易崩溃。

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未曾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预见到一场大革命的危机。尽管人们对体制问题的规模和深度存在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这些问题会威胁到苏联国家的生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

这种普遍的短视究竟从何而来？西方专家未能预见苏联解体，可能部分源于一种叫作“防反共产主义”（anti-anti-communism）的历史修正主义观念，这种思维倾向于夸大苏联政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但是其他那些很难称为对共产主义用心温柔的人其实对苏联的败亡同样感到惊奇。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写道，在回顾整个“现代时期的国际事务”时，他发现“再难想到有比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续苏联这样的强大国家的突然解体和消失更奇怪、更令人震惊而且费解的事件了”。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他也曾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顾问，对这场革命他的说法是：“意料之外”。 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1993年专号收集了有关苏联覆亡的一系列论文，而这一期的标题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奇异之死”。

如果这么处理更容易被理解的话，这种集体性的误判可能早就被安全地收录到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档案中了，反正这类档案里保存的古怪无常案例从古至今也早非一端，要把这一个遗忘掉也是很容易的。但20年过去了，认为苏联可以继续它的国家状态，或至多最终开始进入长期衰竭过程的看法，即使在今天，似乎仍显得是合乎理性的判断。

确实，苏联在1985年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与10年前相比差不多是一样的。当然，当时人的生活水平比起东欧大部分国家要低很多，更不用提与西方比较。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制、商店里排起的长队以及严重的贫困都普遍存在。但是苏联政府也曾经经历，并成功处理过比这更严重的困难，并且从没有因此放松政府对社会及经济一分一毫的控制——苏联政府面对这种事没投降过。

而且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经济表现也并未有显示出任何证明灾难在迅速迫近的关键因素。自1981年到1985年，苏联的GDP增长虽然比六、七十年代缓慢，但每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1.9%，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89年，虽然缺乏活力，但很难说是灾难性的。虽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赤字一直被视作革命危机来临的显著预兆之一，然而1985年苏联的赤字却比GDP总量的2%还要低一点。尽管这一数字一直在迅速增长，但直至1989年，政府收支间的缺口也仍保持在9%以下——这样的赤字规模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是非常容易操控的。

就石油价格而言，每桶石油从1980年的66美元骤降到1986年的20美元（根据2000年价格统计），这对苏联财政来讲的确是一记重击。然而，出于适应通货膨胀而调整的石油价格在1985年的国际市场上仍比1972年要贵很多，与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价格相比也只低了三分之一。于此同时，苏联人在1985年的收入也增加了2%，针对通货膨胀的工资调高在接下去的5年中一直持续， 坚持到1990年，平均提高幅度为7%。

是的，当时的经济停滞状态无疑明显、令人担忧。但是正如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曾指出的，“慢性疾病，无论怎样严重，却不一定致命。”即便对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方面领先的研究者安德斯·阿斯朗德（Anders Åslund）也注意到，从1985年 到 1987年，情况“完全没有任何戏剧性变化”。

就政权角度看，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甚至麻烦更少。在对政治反对派连续20年不间歇的镇压之后，所有突出的不同政见者要么已经逃亡国外，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迫移民，还有的干脆已死在劳改营或牢房里。

至于革命危机出现前的其他征兆当时也都不存在，包括另一个归结到国家覆亡上的传统原因——外部压力。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史蒂芬·瑟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曾写道的，此前十年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苏联所有主要军事和外交的必需硬件都已实现”。当然，苏联当时在阿富汗的行动看着越来越像要变成一场持久战，但是对于拥有500万人的强大苏维埃军队来说，那点损失是微不足道的。的确，1987年之后苏联国内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支撑这样一个帝国所需的财政负担过于庞大，但是阿富汗战争的耗费本身恐怕算不上什么巨大压力，1985年的战争耗费据估计在40亿-50亿美元之间，这对苏联的GDP来讲不是什么大数目。

美国在当时也并不构成苏联革命的催化力量。“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主张抵制苏联，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反转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地方，苏联的帝国边界确实受到了美国的实际影响，但在这类地方的困难对苏联来讲，还远不是致命的。

里根的另一项提议——星球大战计划*，应会引发未来极度昂贵的国际竞争，确实具有关键性战略意义。但这个计划在当时离对苏军事胜利还远着呢，因为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美国要实现有效的太空防御部署还需要好几十年。于此相似的情形，如1980年波兰工人的反共产主义和平起义曾引起苏联领导人忐忑不安，因为这反映出苏联在东欧帝国的不稳定倾向，但到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似乎已经声势耗尽。对于东欧，苏联似乎已经发展出每12年一次的血腥“平定”政策——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在波兰——而且不太在乎整个世界的看法。

换句话说，这是处在全球力量和影响巅峰期的苏联，那时的苏联无论从自身还是从全世界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Adam Ulam）在那之后曾指出，“我们倾向于忘记的是，在1985年，没有哪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能像苏联那样，力量上显得如此稳定，政策路线又设定得如此清晰。”

当然，苏联为什么应该解体，有着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结构性原因，但是这些原因都不能对这场大解体的发生做出充分解释。也就是说，为什么在1985年到1989年之间，在经济、政治、人口和其他结构性条件未发生任何突然恶化的前提下，这个国家和它的经济制度就突然开始在许多人眼中成为可耻、不合法和不可忍受的东西，进而注定了它的灭亡？

承：用道德塑建苏维埃
如同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罗斯最近的这次革命始于一场不够情愿的自上而下民主自由化运动，推动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远远超出纠正经济或营造更温和国际环境的必要。戈尔巴乔夫事业的核心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他想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以改善经济作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首先开始着手的无疑是矫正道德错误，而非经济问题。他们在改革初期的许多公开讲话现在看来更像表达对精神堕落和斯大林时代遗留的腐蚀效果的忧心忡忡。这是一场急切追寻的开始，追寻的是每一场大革命开始时都会追问的重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好的、有尊严的生活？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是怎样构成的？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公平合法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国家正在塑造一个新的道德氛围，”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一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委员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公开性”和民主是苏联社会改革（或称重组）的基石。他说：“对价值观的重新评价和由此引发的开创性思维正在推展开。”后来，当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时曾说“我们不能再像那样过下去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彻底与过去的恶劣行为决裂。”

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公开性原则的教父”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曾回忆，1983年他结束在加拿大十年的大使生涯之后回到苏联，发现人们愿意表达“够了！我们无法再这样活下去！所有事情必须以新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方式，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所有人已经认识到，我们就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着了——那是不可忍受的，那是侮辱人格的。”他觉得变革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了。

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来说，1985年“社会的道德现状”是苏联社会当时最令人恐惧的特征：



戈尔巴乔夫起初非常小的自由主义者集团中的另一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也为普遍横行的目无法纪和腐败感到痛心。他回忆曾在1984年和1985年间的冬天对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切都腐朽了，我们必须变革。”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赫鲁晓夫就曾亲自见证过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上的宏伟大业是多么不稳固。但苏联第五代领导者对苏联政权的坚韧怀有比较多的自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领导集团看来相信，正确的行为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可行的。他曾宣称，民主化“不是新思维改革的口号，而是其精髓”。多年之后他曾对采访者说：



这场改革引出了1989年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他本人深深憎恶暴力，因此当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开始超出他最初的意图时，他坚决拒绝对大众采取压制手段。哪怕仅为了“保存现有体制”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都会是对他最坚信的信仰的背叛。

据一位见证者回忆，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说过：“有人告诉我们该用拳头砸桌子，”同时他攥起拳头作着示范。“总的来说，这种事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就是不想这么做。”这位总书记说道。

转：道德诉求带来的公众意识转变
如果我们再看看克里姆林宫外曾发生了什么，就会发现，引发俄罗斯革命的思想与理想当时正在经历更大的解放。一位重要的苏联记者，之后成为“公开性”政策热情倡导者的亚历山大·博文（Aleksandr Bovin） 1988年写到，在腐败、公然盗窃、谎言和诚实劳动受其阻碍的刺激下，群众的“激愤”与日俱增，公开性的理想已经在这过程中“成熟”了。另一位见证者回忆说，当时，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的预言“在空气中回荡”，并由此形成了一批支持激进改革的政治支持者，而且数量可观。事实上，当时（苏联）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执政路线一直存在强大而持续的期待，因此戈氏的实际政策其实受到了这种期待的塑造。只是突然之间，思想本身化成了推动革命展开的实质的、结构性力量。

官方意识形态的公信力，用雅科夫列夫的话说，曾“像钢箍环一样”把整个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束结在一起，而如今这种思想的公信力迅速地衰弱了。新的见解推动了人们对政权的态度发生变化，也促成了整个价值观的转变。渐渐地，政治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这是证明莫顿（Robert K. Merton）不朽的“托马斯定理”（Thomas theorem）的又一例证——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这些情境的结果也会成为真实——苏联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和评价有了根本转变之后，才作为结果出现了。

一位俄国读者在1987年写给一份苏联杂志的信中，把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情况称为“思想上的彻底决裂”。我们知道，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俄罗斯的这次革命几乎从一开始就通过民意测验记录下了自己的轨迹，这是所有伟大革命的头一例。早在1989年末，第一次代表全国民意调查就已发现，支持竞选，并支持苏共之外的其他党派获得合法地位的意见占了压倒性优势——当时已连续有四代人受一党专制，而且独立党派依然是非法的。到90年代中期，俄罗斯地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同意，如果“政府允许个人自由行动”，则“健康的经济”更有实现的可能。六个月之后，一次全俄民意调查发现有56%的人支持或激进或渐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在一年之后，受调查对象中支持市场经济的比例增加到了64%。

这种惊人 “思想转变”的引导者和宣传者与引发其他现代经典革命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观察到的，这些人“帮助公众建立了不满的集体意识，进而巩固了民意，因此……得以产生对革命性改变的有效需求。”于是，在突然之间，国家的全套政治教育回归成了御用文人自己的玩具。

苏维埃俄国发生的情形也是如此。报刊亭前排起了长队，有时从早晨六点起就形成的队伍把街区都迤逦环绕了起来。每天的报纸常常在头两个小时之已告售罄。主要自由派报纸杂志的订阅量极巨蹿升，这见证了“公开性政策”最著名作家拥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son）的话说，这些人是“真理的教师”：经济学家尼古拉·施梅尔科夫（Nikolai Shmelyov），政治哲学家伊格尔·柯尔亚姆金（Igor Klyamkin）、亚历山大·齐普科（Alexander Tsypko），杰出的论说文作者如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尤里·切尔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Igor Vinogradov）、以及阿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还有记者如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莱恩·卡宾斯基（Len Karpinsky）、菲德尔·博拉特斯基（Fedor Burlatsky），其他未提名的至少还有两打以上。

对这些人而言，道德的复苏是非常关键的。这不仅意味着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也不仅是把社会规范做一次拨乱反正，而是要在个人层面实现一场革命：俄罗斯国民个人特征的改变。正如米哈伊尔·安托诺夫（Mikhail Antonov）1987年在《十月》（Oktyabr）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声明的，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从外部危险，而是“首先从他们自己中拯救出来，从泯灭道德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里拯救出来，这些体制屠杀了人类最高尚的品质”。如何拯救？通过把新生的自由化运动变成不可回避的宿命，不是赫鲁晓夫式的短命的“解冻”，而是一次大氛围的彻底转变。有什么能保证这种变革不会被逆转呢？一切的首先，就是“自由的人”的出现，他对精神奴役的回光返照具有免疫力。“公开性”路线的关键宣传媒体，一个名为《火花》（Ogoniok）的周刊杂志在1989年2月一期中写到，只有“当人们不再为警察当黑线，不再打着任何名义说谎时，我们才能拯救自己不会再一次受到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

但是这里的逻辑有种循环论证的本质——要拯救人民必须先拯救改革，但要改革自身得到拯救，首先需要它有能力改变人的内心。然而看起来这种逻辑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困惑，那些对这里主题思考得最大声的人似乎认为，通过改革拯救国家与使人民从精神沼泽中解脱出来，是紧密地——也许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结论就停在这里。当时在人们眼中重要的是使人民告别“农奴”和“奴隶”地位，重拾公民身份。“够了！”那段时间一本关于二战的畅销小说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iev）写到，“谎言够了，屈从够了！怯懦够了！最后，让我们记住，我们全都是公民，一个自豪国家的自豪公民！”

合：新一局道德重建的俄国轮盘
在深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托克维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看法，在压迫和专制方面，后继政府往往比革命中被推翻的政府更甚。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推测，尽管推翻旧政府后人民“可能苦受得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加剧了”。

这次托克维尔又说到了点子上。从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再到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革命者都曾为相同的旗帜而战：提升人类的尊严。“公开性”路线最具颠覆力的敏感点，就在它想通过自由和公民身份寻求人类的尊严，然而这个敏感点恐怕会穿越时空继续存在下去。

《火花》和《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Novosti）上的论说文必定与登上坦克的叶利钦并列占据着俄国最近这次革命的光荣象征之位，同样，阿拉伯国家报摊上出售的互联网文也会与成群结队的反对示威者形象一起，成为目前中东北非革命的标志，无论这些人是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还是突尼斯的卡斯巴广场 ，亦或班加西的街道还是叙利亚被炸毁的城市。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在一边，他们传递的信息和激发的感受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卖水果的突尼斯人穆罕默德·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因自焚而引发了突尼斯人民的起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由这一点开始。博阿齐齐自焚“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一位突尼斯的游行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他和有责任处理他问题的[当地主管部门]谈话却遭到了殴打——这事关系到的是政府”。在班加西，利比亚反对派的爆发开始于人群的集体呐喊“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抗议人群“所做的一切都是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为争取权力的斗争，他们不愿意再害怕，不愿意自由再受剥夺，不愿意再被自己的领导者羞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今年二月从开罗如是报道。如果是在1991年的莫斯科，他讲的话也会是一样的。

“尊严重于面包！”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突尼斯经济在起义之前的二十年中每年以2%-8%的比例增长，而利比亚在起义发生前，由于石油价格高涨也正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都在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经济进步无法替代公民身份的骄傲和自尊。除非我们铭记这一点，否则我们还会继续感到意外——从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乃至或迟或早在某国不可避免的民主激变。 “万能的神赋予了我们每个人强大的尊严感，我们无法容忍我们不可分割的权力和自由遭到否认，无论 “稳定”的专制政权提供什么真实或假设的利益作为交换，”吉尔吉斯总统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今年三月曾写到。“这是人民的神力，无论年龄，无论性别，无论宗教，无论政治信仰，人们一起来到城市的广场上宣告：够了就是够了。”

当然，宏伟的道德动力和对真理与美德的追寻，对于成功地重新塑造一个国家来讲仅仅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要打倒一个古老的政权，也许这样的动力是足够了，但要超越这个政权，超越那种早已深深植根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治文化，却远非一蹴而就的事。在一个社会里，当草根阶层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传统还极为珍贵欠缺的时候，由道德感催生的革命所建立的民主体制要想支撑起民主的推行，在实践中恐怕会证明根基是过于浅薄的。阿拉伯之春要推行自己的承诺，这种矛盾很可能会成为它实践中的障碍——这就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在俄国，70年的极权统治在民众中滋生出的离心力和不信任感，对俄罗斯人的道德复兴形成了障碍。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拆毁了原先的帝国，但帝国臣民的思维方式还遗留在几千万俄罗斯人的心中，这使得他们容易接受普京式的新集权主义，尤其是当这个新集权的政治宣传主打牌乃是“敌意的国际环境”和“让跪着的俄罗斯站起来”。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时代巨大的国家悲剧（和国民的集体罪疚）尚未得到充分地探索和救赎，这对于整个俄罗斯人的道德心智具有腐蚀作用，而这正是“公开性”政策的独立作家们曾激愤地警告过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似乎再一次开始重复老路，朝着另一个新思维改革的时刻缓缓拉进。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和今天的石油价格使许许多多俄国人经历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繁荣与兴旺，然而，统治精英们明目张胆的腐败、新式样的舆论审查制度、以及对公众意见不加掩饰的蔑视，在民众中滋生出的疏离感和怀疑已经开始达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平（如果确实还没超过的话）。

你只需要在莫斯科花上几天时间与当地知识界交谈一下，甚至最好看一看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网络平台LiveJournal上的博客，或浏览主要独立和反对派组织的网站，就会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口号——“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正在又一次成为人们坚定的信念。自由的道德需求正在重申自己的存在，而且不仅是在支持民主的活跃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们有限的圈子里。今年2月，一个由总统梅特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专家团体——当代发展研究所，发表了一篇看似是2012年总统竞选政纲的文章：



上世纪末，以对这个国家过去及现在无情的道德追问开始，一场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对自尊与自豪的相同追求，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掏空了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剥夺了它政权的合法性，把它变成一具耗尽内容的空壳，于是在1991年8月，苏维埃联盟垮塌了。在20世纪这此最大的革命中，这场智力和道德的理想主义旅程无疑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



作者Leon Aron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方面的负责人，他有一本新书即将出版——《通往神庙的道路：1987-1991，造就俄国革命的真理，记忆，思想与理想》（暂译）（Roads to the Temple: Truth, Memory, Ideas, and Ideals in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87-1991）

你所知道的关于苏联解体的一切都是错的

www.foreignpolicy.com :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 - By Leon Aron | Foreign Policy

东西网 译者：  实习的那谁  2011年06月28日 14:19  原作者：  Leon Aron

1991年8月，作为二战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苏维埃联盟垮塌了。在20世纪这此最大的革命中，一段智力和道德的理想主义旅程无疑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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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不可能的解体
每一场革命都令人惊奇。而俄罗斯最近一场革命一定是惊奇之中的惊奇。在1991年之前的岁月中，没有任何西方的专家、学者、官员或政客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正在迫近，也没有人预见到伴随解体的发生，一党专制、国有经济、克里姆林宫对苏联国内及东欧各帝国的掌控会轻易崩溃。

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未曾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预见到一场大革命的危机。尽管人们对体制问题的规模和深度存在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这些问题会威胁到苏联国家的生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

这种普遍的短视究竟从何而来？西方专家未能预见苏联解体，可能部分源于一种叫作“防反共产主义”（anti-anti-communism）的历史修正主义观念，这种思维倾向于夸大苏联政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但是其他那些很难称为对共产主义用心温柔的人其实对苏联的败亡同样感到惊奇。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写道，在回顾整个“现代时期的国际事务”时，他发现“再难想到有比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续苏联这样的强大国家的突然解体和消失更奇怪、更令人震惊而且费解的事件了”。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他也曾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顾问，对这场革命他的说法是：“意料之外”。 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1993年专号收集了有关苏联覆亡的一系列论文，而这一期的标题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奇异之死”。

如果这么处理更容易被理解的话，这种集体性的误判可能早就被安全地收录到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档案中了，反正这类档案里保存的古怪无常案例从古至今也早非一端，要把这一个遗忘掉也是很容易的。但20年过去了，认为苏联可以继续它的国家状态，或至多最终开始进入长期衰竭过程的看法，即使在今天，似乎仍显得是合乎理性的判断。

确实，苏联在1985年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与10年前相比差不多是一样的。当然，当时人的生活水平比起东欧大部分国家要低很多，更不用提与西方比较。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制、商店里排起的长队以及严重的贫困都普遍存在。但是苏联政府也曾经经历，并成功处理过比这更严重的困难，并且从没有因此放松政府对社会及经济一分一毫的控制——苏联政府面对这种事没投降过。

而且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经济表现也并未有显示出任何证明灾难在迅速迫近的关键因素。自1981年到1985年，苏联的GDP增长虽然比六、七十年代缓慢，但每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1.9%，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89年，虽然缺乏活力，但很难说是灾难性的。虽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赤字一直被视作革命危机来临的显著预兆之一，然而1985年苏联的赤字却比GDP总量的2%还要低一点。尽管这一数字一直在迅速增长，但直至1989年，政府收支间的缺口也仍保持在9%以下——这样的赤字规模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是非常容易操控的。

就石油价格而言，每桶石油从1980年的66美元骤降到1986年的20美元（根据2000年价格统计），这对苏联财政来讲的确是一记重击。然而，出于适应通货膨胀而调整的石油价格在1985年的国际市场上仍比1972年要贵很多，与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价格相比也只低了三分之一。于此同时，苏联人在1985年的收入也增加了2%，针对通货膨胀的工资调高在接下去的5年中一直持续， 坚持到1990年，平均提高幅度为7%。

是的，当时的经济停滞状态无疑明显、令人担忧。但是正如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曾指出的，“慢性疾病，无论怎样严重，却不一定致命。”即便对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方面领先的研究者安德斯·阿斯朗德（Anders Åslund）也注意到，从1985年 到 1987年，情况“完全没有任何戏剧性变化”。

就政权角度看，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甚至麻烦更少。在对政治反对派连续20年不间歇的镇压之后，所有突出的不同政见者要么已经逃亡国外，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迫移民，还有的干脆已死在劳改营或牢房里。

至于革命危机出现前的其他征兆当时也都不存在，包括另一个归结到国家覆亡上的传统原因——外部压力。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史蒂芬·瑟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曾写道的，此前十年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苏联所有主要军事和外交的必需硬件都已实现”。当然，苏联当时在阿富汗的行动看着越来越像要变成一场持久战，但是对于拥有500万人的强大苏维埃军队来说，那点损失是微不足道的。的确，1987年之后苏联国内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支撑这样一个帝国所需的财政负担过于庞大，但是阿富汗战争的耗费本身恐怕算不上什么巨大压力，1985年的战争耗费据估计在40亿-50亿美元之间，这对苏联的GDP来讲不是什么大数目。

美国在当时也并不构成苏联革命的催化力量。“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主张抵制苏联，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反转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地方，苏联的帝国边界确实受到了美国的实际影响，但在这类地方的困难对苏联来讲，还远不是致命的。

里根的另一项提议——星球大战计划*，应会引发未来极度昂贵的国际竞争，确实具有关键性战略意义。但这个计划在当时离对苏军事胜利还远着呢，因为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美国要实现有效的太空防御部署还需要好几十年。于此相似的情形，如1980年波兰工人的反共产主义和平起义曾引起苏联领导人忐忑不安，因为这反映出苏联在东欧帝国的不稳定倾向，但到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似乎已经声势耗尽。对于东欧，苏联似乎已经发展出每12年一次的血腥“平定”政策——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在波兰——而且不太在乎整个世界的看法。

换句话说，这是处在全球力量和影响巅峰期的苏联，那时的苏联无论从自身还是从全世界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Adam Ulam）在那之后曾指出，“我们倾向于忘记的是，在1985年，没有哪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能像苏联那样，力量上显得如此稳定，政策路线又设定得如此清晰。”

当然，苏联为什么应该解体，有着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结构性原因，但是这些原因都不能对这场大解体的发生做出充分解释。也就是说，为什么在1985年到1989年之间，在经济、政治、人口和其他结构性条件未发生任何突然恶化的前提下，这个国家和它的经济制度就突然开始在许多人眼中成为可耻、不合法和不可忍受的东西，进而注定了它的灭亡？

承：用道德塑建苏维埃
如同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罗斯最近的这次革命始于一场不够情愿的自上而下民主自由化运动，推动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远远超出纠正经济或营造更温和国际环境的必要。戈尔巴乔夫事业的核心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他想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以改善经济作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首先开始着手的无疑是矫正道德错误，而非经济问题。他们在改革初期的许多公开讲话现在看来更像表达对精神堕落和斯大林时代遗留的腐蚀效果的忧心忡忡。这是一场急切追寻的开始，追寻的是每一场大革命开始时都会追问的重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好的、有尊严的生活？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是怎样构成的？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公平合法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国家正在塑造一个新的道德氛围，”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一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委员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公开性”和民主是苏联社会改革（或称重组）的基石。他说：“对价值观的重新评价和由此引发的开创性思维正在推展开。”后来，当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时曾说“我们不能再像那样过下去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彻底与过去的恶劣行为决裂。”

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公开性原则的教父”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曾回忆，1983年他结束在加拿大十年的大使生涯之后回到苏联，发现人们愿意表达“够了！我们无法再这样活下去！所有事情必须以新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方式，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所有人已经认识到，我们就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着了——那是不可忍受的，那是侮辱人格的。”他觉得变革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了。

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来说，1985年“社会的道德现状”是苏联社会当时最令人恐惧的特征：

（我们）盗窃自己的资产，彼此行贿和受贿，我们在报告中说谎、在新闻里说谎、在高高的讲台上说谎，然后再沉湎在我们自己的谎言里，为彼此颁发勋章。这种情况——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无处不如此。

戈尔巴乔夫起初非常小的自由主义者集团中的另一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也为普遍横行的目无法纪和腐败感到痛心。他回忆曾在1984年和1985年间的冬天对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切都腐朽了，我们必须变革。”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赫鲁晓夫就曾亲自见证过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上的宏伟大业是多么不稳固。但苏联第五代领导者对苏联政权的坚韧怀有比较多的自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领导集团看来相信，正确的行为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可行的。他曾宣称，民主化“不是新思维改革的口号，而是其精髓”。多年之后他曾对采访者说：

“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仅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失败发生在文化层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最有知识的人，都在文化层面上反对这个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压迫人。”

这场改革引出了1989年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他本人深深憎恶暴力，因此当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开始超出他最初的意图时，他坚决拒绝对大众采取压制手段。哪怕仅为了“保存现有体制”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都会是对他最坚信的信仰的背叛。

据一位见证者回忆，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说过：“有人告诉我们该用拳头砸桌子，”同时他攥起拳头作着示范。“总的来说，这种事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就是不想这么做。”这位总书记说道。

转：道德诉求带来的公众意识转变
如果我们再看看克里姆林宫外曾发生了什么，就会发现，引发俄罗斯革命的思想与理想当时正在经历更大的解放。一位重要的苏联记者，之后成为“公开性”政策热情倡导者的亚历山大·博文（Aleksandr Bovin） 1988年写到，在腐败、公然盗窃、谎言和诚实劳动受其阻碍的刺激下，群众的“激愤”与日俱增，公开性的理想已经在这过程中“成熟”了。另一位见证者回忆说，当时，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的预言“在空气中回荡”，并由此形成了一批支持激进改革的政治支持者，而且数量可观。事实上，当时（苏联）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执政路线一直存在强大而持续的期待，因此戈氏的实际政策其实受到了这种期待的塑造。只是突然之间，思想本身化成了推动革命展开的实质的、结构性力量。

官方意识形态的公信力，用雅科夫列夫的话说，曾“像钢箍环一样”把整个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束结在一起，而如今这种思想的公信力迅速地衰弱了。新的见解推动了人们对政权的态度发生变化，也促成了整个价值观的转变。渐渐地，政治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这是证明莫顿（Robert K. Merton）不朽的“托马斯定理”（Thomas theorem）的又一例证——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这些情境的结果也会成为真实——苏联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和评价有了根本转变之后，才作为结果出现了。

一位俄国读者在1987年写给一份苏联杂志的信中，把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情况称为“思想上的彻底决裂”。我们知道，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俄罗斯的这次革命几乎从一开始就通过民意测验记录下了自己的轨迹，这是所有伟大革命的头一例。早在1989年末，第一次代表全国民意调查就已发现，支持竞选，并支持苏共之外的其他党派获得合法地位的意见占了压倒性优势——当时已连续有四代人受一党专制，而且独立党派依然是非法的。到90年代中期，俄罗斯地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同意，如果“政府允许个人自由行动”，则“健康的经济”更有实现的可能。六个月之后，一次全俄民意调查发现有56%的人支持或激进或渐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在一年之后，受调查对象中支持市场经济的比例增加到了64%。

这种惊人 “思想转变”的引导者和宣传者与引发其他现代经典革命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观察到的，这些人“帮助公众建立了不满的集体意识，进而巩固了民意，因此……得以产生对革命性改变的有效需求。”于是，在突然之间，国家的全套政治教育回归成了御用文人自己的玩具。

苏维埃俄国发生的情形也是如此。报刊亭前排起了长队，有时从早晨六点起就形成的队伍把街区都迤逦环绕了起来。每天的报纸常常在头两个小时之已告售罄。主要自由派报纸杂志的订阅量极巨蹿升，这见证了“公开性政策”最著名作家拥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son）的话说，这些人是“真理的教师”：经济学家尼古拉·施梅尔科夫（Nikolai Shmelyov），政治哲学家伊格尔·柯尔亚姆金（Igor Klyamkin）、亚历山大·齐普科（Alexander Tsypko），杰出的论说文作者如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尤里·切尔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Igor Vinogradov）、以及阿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还有记者如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莱恩·卡宾斯基（Len Karpinsky）、菲德尔·博拉特斯基（Fedor Burlatsky），其他未提名的至少还有两打以上。

对这些人而言，道德的复苏是非常关键的。这不仅意味着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也不仅是把社会规范做一次拨乱反正，而是要在个人层面实现一场革命：俄罗斯国民个人特征的改变。正如米哈伊尔·安托诺夫（Mikhail Antonov）1987年在《十月》（Oktyabr）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声明的，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从外部危险，而是“首先从他们自己中拯救出来，从泯灭道德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里拯救出来，这些体制屠杀了人类最高尚的品质”。如何拯救？通过把新生的自由化运动变成不可回避的宿命，不是赫鲁晓夫式的短命的“解冻”，而是一次大氛围的彻底转变。有什么能保证这种变革不会被逆转呢？一切的首先，就是“自由的人”的出现，他对精神奴役的回光返照具有免疫力。“公开性”路线的关键宣传媒体，一个名为《火花》（Ogoniok）的周刊杂志在1989年2月一期中写到，只有“当人们不再为警察当黑线，不再打着任何名义说谎时，我们才能拯救自己不会再一次受到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

但是这里的逻辑有种循环论证的本质——要拯救人民必须先拯救改革，但要改革自身得到拯救，首先需要它有能力改变人的内心。然而看起来这种逻辑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困惑，那些对这里主题思考得最大声的人似乎认为，通过改革拯救国家与使人民从精神沼泽中解脱出来，是紧密地——也许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结论就停在这里。当时在人们眼中重要的是使人民告别“农奴”和“奴隶”地位，重拾公民身份。“够了！”那段时间一本关于二战的畅销小说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iev）写到，“谎言够了，屈从够了！怯懦够了！最后，让我们记住，我们全都是公民，一个自豪国家的自豪公民！”

合：新一局道德重建的俄国轮盘
在深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托克维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看法，在压迫和专制方面，后继政府往往比革命中被推翻的政府更甚。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推测，尽管推翻旧政府后人民“可能苦受得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加剧了”。

这次托克维尔又说到了点子上。从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再到布尔什维克，所有的革命者都曾为相同的旗帜而战：提升人类的尊严。“公开性”路线最具颠覆力的敏感点，就在它想通过自由和公民身份寻求人类的尊严，然而这个敏感点恐怕会穿越时空继续存在下去。

《火花》和《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Novosti）上的论说文必定与登上坦克的叶利钦并列占据着俄国最近这次革命的光荣象征之位，同样，阿拉伯国家报摊上出售的互联网文也会与成群结队的反对示威者形象一起，成为目前中东北非革命的标志，无论这些人是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还是突尼斯的卡斯巴广场 ，亦或班加西的街道还是叙利亚被炸毁的城市。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在一边，他们传递的信息和激发的感受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卖水果的突尼斯人穆罕默德·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因自焚而引发了突尼斯人民的起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由这一点开始。博阿齐齐自焚“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一位突尼斯的游行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他和有责任处理他问题的[当地主管部门]谈话却遭到了殴打——这事关系到的是政府”。在班加西，利比亚反对派的爆发开始于人群的集体呐喊“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抗议人群“所做的一切都是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为争取权力的斗争，他们不愿意再害怕，不愿意自由再受剥夺，不愿意再被自己的领导者羞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今年二月从开罗如是报道。如果是在1991年的莫斯科，他讲的话也会是一样的。

“尊严重于面包！”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突尼斯经济在起义之前的二十年中每年以2%-8%的比例增长，而利比亚在起义发生前，由于石油价格高涨也正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都在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经济进步无法替代公民身份的骄傲和自尊。除非我们铭记这一点，否则我们还会继续感到意外——从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乃至或迟或早在某国不可避免的民主激变。 “万能的神赋予了我们每个人强大的尊严感，我们无法容忍我们不可分割的权力和自由遭到否认，无论 “稳定”的专制政权提供什么真实或假设的利益作为交换，”吉尔吉斯总统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今年三月曾写到。“这是人民的神力，无论年龄，无论性别，无论宗教，无论政治信仰，人们一起来到城市的广场上宣告：够了就是够了。”

当然，宏伟的道德动力和对真理与美德的追寻，对于成功地重新塑造一个国家来讲仅仅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要打倒一个古老的政权，也许这样的动力是足够了，但要超越这个政权，超越那种早已深深植根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治文化，却远非一蹴而就的事。在一个社会里，当草根阶层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传统还极为珍贵欠缺的时候，由道德感催生的革命所建立的民主体制要想支撑起民主的推行，在实践中恐怕会证明根基是过于浅薄的。阿拉伯之春要推行自己的承诺，这种矛盾很可能会成为它实践中的障碍——这就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在俄国，70年的极权统治在民众中滋生出的离心力和不信任感，对俄罗斯人的道德复兴形成了障碍。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拆毁了原先的帝国，但帝国臣民的思维方式还遗留在几千万俄罗斯人的心中，这使得他们容易接受普京式的新集权主义，尤其是当这个新集权的政治宣传主打牌乃是“敌意的国际环境”和“让跪着的俄罗斯站起来”。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时代巨大的国家悲剧（和国民的集体罪疚）尚未得到充分地探索和救赎，这对于整个俄罗斯人的道德心智具有腐蚀作用，而这正是“公开性”政策的独立作家们曾激愤地警告过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似乎再一次开始重复老路，朝着另一个新思维改革的时刻缓缓拉进。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和今天的石油价格使许许多多俄国人经历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繁荣与兴旺，然而，统治精英们明目张胆的腐败、新式样的舆论审查制度、以及对公众意见不加掩饰的蔑视，在民众中滋生出的疏离感和怀疑已经开始达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平（如果确实还没超过的话）。

你只需要在莫斯科花上几天时间与当地知识界交谈一下，甚至最好看一看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网络平台LiveJournal上的博客，或浏览主要独立和反对派组织的网站，就会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口号——“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正在又一次成为人们坚定的信念。自由的道德需求正在重申自己的存在，而且不仅是在支持民主的活跃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们有限的圈子里。今年2月，一个由总统梅特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专家团体——当代发展研究所，发表了一篇看似是2012年总统竞选政纲的文章：

过去，俄罗斯需要自由才能生活得更好，现在俄罗斯需要自由是为了生存。…我们时代的挑战是提升整个价值观体系，是形成新的思维。国家的自新不能建立在旧思想的基础上……国家能够对人做的]最好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尊重人的尊严。

上世纪末，以对这个国家过去及现在无情的道德追问开始，一场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对自尊与自豪的相同追求，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掏空了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剥夺了它政权的合法性，把它变成一具耗尽内容的空壳，于是在1991年8月，苏维埃联盟垮塌了。在20世纪这此最大的革命中，这场智力和道德的理想主义旅程无疑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



作者Leon Aron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方面的负责人，他有一本新书即将出版——《通往神庙的道路：1987-1991，造就俄国革命的真理，记忆，思想与理想》（暂译）（Roads to the Temple: Truth, Memory, Ideas, and Ideals in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87-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