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医疗外交”

　　1996年11月上旬，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在家洗澡时，高血压急性发作，被及时送到河内较好的一○八军医院进行抢救。虽然病情得到控制，但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他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四肢部分瘫痪，无法正常进食。越南医疗专家认为，黎德英的病情随时都有出现突发性病变的可能性。外界甚至一度传出黎德英已经死亡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国家卫生部和中央保健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在12月初向越共中央政治局建议：请求中国医疗专家前来越南协助治疗，此外别无更好的选择。鉴于情况十分危急，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很快批示，同意卫生部的建议。
　　越共中央对外部阮文山部长随即紧急约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除了通报黎德英的病情外，还请求李大使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报告，并请求中共中央派脑神经、脑病变、脑血管专家前往越南参与治疗，越快越好。至于是派中医还是西医，以及派多少专家，则听从中国方面的安排
　　李家忠回到大使馆和有关负责人商量后，一致认为，在中越关系当前情况下，中国答应越方的请求，派专家到越南来参加对黎德英病情的诊治是可行的，认为越南提出请中国派专家为黎德英主席治病，不单单是个医疗看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明越方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信任。从两党、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考虑，宜做出积极回应。作为越南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和越军大将，黎德英和杜梅总书记一道为推动中越两党、两国恢复正常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此次他身患重病，中方宜表现出必要的关心。在黎主席病情危重情况下，如能使其病情明显好转，自然会皆大欢喜，即使治不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越方也不会责怪。 　　12月12日晚，即在越方提出要求的第五天，中国派出了医疗专家组来到了河内。专家组组长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新德，成员有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舜伟、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刘焕民和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米逸颖。
　　中方医疗专家组的迅速到来，使越方异常感动，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阮文山对中国方面行动的快速一再表示感谢。
　　第二天上午8点钟，医疗专家组未及休息就会同越方医生赶到一○八医院，听取了关于黎德英病情的介绍。越方参加听取病情汇报的有国家副主席阮氏萍、卫生部部长杜原芳、中央保健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席阮世庆中将等政界要员和一○八医院院长及有关专家。
　　杜原芳说，中国党和政府派出医疗专家前来为黎德英主席治病，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越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越南党与政府的高度信赖，进一步巩固了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相信有中国医学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医疗专家的合作，黎德英主席的病情会逐渐好转起来。
　　随后，双方专家来到黎德英主席病房查看。只见黎主席昏睡在病床上，双目紧闭，鼻孔里插着管子，四肢不能动弹。我方专家用大头针试探他四肢有无痛感，均毫无反应。翻开眼皮后，眼球已不能转动。中国专家组组长王新德贴近黎主席耳边大声说：“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向您问好，祝您早日康复。”过了好一会，才见他微微点头，但眼睛仍无法睁开，更无法讲话。几位专家用了很长时间为黎德英主席做了详细检查，随后退出病房进行会诊。
　　中方专家很快得出会诊结论：黎德英主席患的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溢血和高血压病。专家认为目前黎的病情相当严重，而且不排除再度脑溢血的可能性，一旦再度出血，情况将更加危险。
　　经过商议，双方专家一致同意，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为黎德英治疗。两国专家每天早上8点钟到病房为黎德英检查身体，进行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中方专家随身携带的药品，无偿提供使用。
　　12月15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黎可漂（1997年12月至2001年4月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并宴请了医疗小组。席间，黎可漂说，黎德英主席患病后，越南医疗专家及时进行了抢救，但由于病情严重，越南领导人也没有把握。经政治局研究，决定请求中国派医疗专家来越南为黎主席治病。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满足了越方的要求，越共政治局全体同志对此十分感动。中国医疗专家还带来了名贵中药安宫牛黄丸，越方对此特表示衷心感谢。越南领导人相信，有中国现代医术和传统医术的丰富经验，有中国专家和越南专家的密切合作，黎德英主席一定能早日康复。但在谈到治疗的前景时，黎可漂只是询问了黎德英还能否再坐起来，流露出他对黎能否完全康复也无多大信心。
　　给黎德英主席治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驻越使馆不敢怠慢，及时将医疗小组来越后的有关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并就今后的医疗工作请示了国内。国内很快指示，我医疗小组的所有活动要随时向国内请示汇报，具体工作则要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保持密切联系。如需要补充什么药品，大使馆将及时通报中联部，由中联部指定专人到北京医院领取，密封包好后交由民航班机带到河内，大使馆派专人前往领取。 　　由于诊断准确，治疗措施得当，黎德英的病情竟奇迹般地明显好转起来。用药10天后，病人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已大部被吸收，肢体已能动弹，双手可抬至头部，左腿可抬至膝部，并开始说话。半个月后，已能由医务人员扶着坐起来。为此，中联部于12月31日新年到来之际，特地给中国医疗专家组发去贺信。
　　病情日益好转的黎德英主席精神十分振奋，对前去探视并向他祝贺新年的中国大使一再表示谢意，认为他的健康能恢复到目前这个状况，是越中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黎主席还让中国大使转达他对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
　　鉴于黎德英的病情已有明显好转，并进入康复期，双方专家对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也已商定，经请示国内同意，医疗小组决定在1997年1月中旬回国。为慎重起见，也征询了越方的意见。但越南卫生部、中央对外部、中央保健委员会，特别是黎德英主席本人都希望中国专家再多留一段时间，最好能到春节前或过了春节后再走。我方经认真研究，答应再多留几天，24日回国。这一方案得到了中越双方的认可。
　　1月21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黎可漂再次宴请中方专家，感谢中共中央同意让医疗小组多留10天，并向中方专家面交了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黎德英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感谢信。
　　此后，黎德英的病情进一步好转，说话能力已基本恢复正常，上肢功能良好，能自行坐起，并签署文件，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还可站立并步行几步。当中国专家到医院辞行时，黎德英早已穿上西装、皮鞋，打了领带，和夫人一起坐在一间专门布置的房间里，等候同医疗小组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随后又和中方专家一一留影。此后，按照中方专家开的药方，经过进一步的治疗，黎德英很快恢复了全部生理机能。1997年春节，他还向越南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两个月后的 4月2日，在越南召开的第九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黎德英大步走上主席台，声音洪亮地发表了关于反对个人主义的即席讲话。
　　圆满完成任务的中国医疗小组回国后，和中联部一起向中央写了总结报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通过医疗进行外交和党际交往活动的一次成功事例。”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医疗专家救治黎德英主席的故事不胫而走，在越南干部和群众中广为流传。他们把中国医生描绘成神医。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还把黎主席的起死回生完全归功于中药安宫牛黄丸，以至于不少越南代表团成员访华时，都要想方设法带回一两颗药丸。就连黎主席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竟托人一次买回价值2000美元的安宫牛黄丸，放在身边备用。此后几年，越方又先后三次请求中方派医疗专家，为越共中央前总书记阮文灵、前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越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裴善悟、前国防部长段奎大将和越共元老范文同治病。另外，越方还让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李春松和副总理阮功丹前来北京治病。成功的“医疗外交”，促进了中越关系的全面发展，堪称“官民互补，相互促进”的典范。

　　1996年11月上旬，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在家洗澡时，高血压急性发作，被及时送到河内较好的一○八军医院进行抢救。虽然病情得到控制，但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他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四肢部分瘫痪，无法正常进食。越南医疗专家认为，黎德英的病情随时都有出现突发性病变的可能性。外界甚至一度传出黎德英已经死亡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国家卫生部和中央保健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在12月初向越共中央政治局建议：请求中国医疗专家前来越南协助治疗，此外别无更好的选择。鉴于情况十分危急，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很快批示，同意卫生部的建议。
　　越共中央对外部阮文山部长随即紧急约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除了通报黎德英的病情外，还请求李大使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报告，并请求中共中央派脑神经、脑病变、脑血管专家前往越南参与治疗，越快越好。至于是派中医还是西医，以及派多少专家，则听从中国方面的安排
　　李家忠回到大使馆和有关负责人商量后，一致认为，在中越关系当前情况下，中国答应越方的请求，派专家到越南来参加对黎德英病情的诊治是可行的，认为越南提出请中国派专家为黎德英主席治病，不单单是个医疗看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明越方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信任。从两党、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考虑，宜做出积极回应。作为越南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和越军大将，黎德英和杜梅总书记一道为推动中越两党、两国恢复正常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此次他身患重病，中方宜表现出必要的关心。在黎主席病情危重情况下，如能使其病情明显好转，自然会皆大欢喜，即使治不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越方也不会责怪。 　　12月12日晚，即在越方提出要求的第五天，中国派出了医疗专家组来到了河内。专家组组长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新德，成员有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舜伟、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刘焕民和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米逸颖。
　　中方医疗专家组的迅速到来，使越方异常感动，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阮文山对中国方面行动的快速一再表示感谢。
　　第二天上午8点钟，医疗专家组未及休息就会同越方医生赶到一○八医院，听取了关于黎德英病情的介绍。越方参加听取病情汇报的有国家副主席阮氏萍、卫生部部长杜原芳、中央保健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席阮世庆中将等政界要员和一○八医院院长及有关专家。
　　杜原芳说，中国党和政府派出医疗专家前来为黎德英主席治病，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越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越南党与政府的高度信赖，进一步巩固了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相信有中国医学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医疗专家的合作，黎德英主席的病情会逐渐好转起来。
　　随后，双方专家来到黎德英主席病房查看。只见黎主席昏睡在病床上，双目紧闭，鼻孔里插着管子，四肢不能动弹。我方专家用大头针试探他四肢有无痛感，均毫无反应。翻开眼皮后，眼球已不能转动。中国专家组组长王新德贴近黎主席耳边大声说：“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向您问好，祝您早日康复。”过了好一会，才见他微微点头，但眼睛仍无法睁开，更无法讲话。几位专家用了很长时间为黎德英主席做了详细检查，随后退出病房进行会诊。
　　中方专家很快得出会诊结论：黎德英主席患的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溢血和高血压病。专家认为目前黎的病情相当严重，而且不排除再度脑溢血的可能性，一旦再度出血，情况将更加危险。
　　经过商议，双方专家一致同意，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为黎德英治疗。两国专家每天早上8点钟到病房为黎德英检查身体，进行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中方专家随身携带的药品，无偿提供使用。
　　12月15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黎可漂（1997年12月至2001年4月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并宴请了医疗小组。席间，黎可漂说，黎德英主席患病后，越南医疗专家及时进行了抢救，但由于病情严重，越南领导人也没有把握。经政治局研究，决定请求中国派医疗专家来越南为黎主席治病。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满足了越方的要求，越共政治局全体同志对此十分感动。中国医疗专家还带来了名贵中药安宫牛黄丸，越方对此特表示衷心感谢。越南领导人相信，有中国现代医术和传统医术的丰富经验，有中国专家和越南专家的密切合作，黎德英主席一定能早日康复。但在谈到治疗的前景时，黎可漂只是询问了黎德英还能否再坐起来，流露出他对黎能否完全康复也无多大信心。
　　给黎德英主席治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驻越使馆不敢怠慢，及时将医疗小组来越后的有关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并就今后的医疗工作请示了国内。国内很快指示，我医疗小组的所有活动要随时向国内请示汇报，具体工作则要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保持密切联系。如需要补充什么药品，大使馆将及时通报中联部，由中联部指定专人到北京医院领取，密封包好后交由民航班机带到河内，大使馆派专人前往领取。 　　由于诊断准确，治疗措施得当，黎德英的病情竟奇迹般地明显好转起来。用药10天后，病人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已大部被吸收，肢体已能动弹，双手可抬至头部，左腿可抬至膝部，并开始说话。半个月后，已能由医务人员扶着坐起来。为此，中联部于12月31日新年到来之际，特地给中国医疗专家组发去贺信。
　　病情日益好转的黎德英主席精神十分振奋，对前去探视并向他祝贺新年的中国大使一再表示谢意，认为他的健康能恢复到目前这个状况，是越中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黎主席还让中国大使转达他对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
　　鉴于黎德英的病情已有明显好转，并进入康复期，双方专家对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也已商定，经请示国内同意，医疗小组决定在1997年1月中旬回国。为慎重起见，也征询了越方的意见。但越南卫生部、中央对外部、中央保健委员会，特别是黎德英主席本人都希望中国专家再多留一段时间，最好能到春节前或过了春节后再走。我方经认真研究，答应再多留几天，24日回国。这一方案得到了中越双方的认可。
　　1月21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黎可漂再次宴请中方专家，感谢中共中央同意让医疗小组多留10天，并向中方专家面交了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黎德英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感谢信。
　　此后，黎德英的病情进一步好转，说话能力已基本恢复正常，上肢功能良好，能自行坐起，并签署文件，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还可站立并步行几步。当中国专家到医院辞行时，黎德英早已穿上西装、皮鞋，打了领带，和夫人一起坐在一间专门布置的房间里，等候同医疗小组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随后又和中方专家一一留影。此后，按照中方专家开的药方，经过进一步的治疗，黎德英很快恢复了全部生理机能。1997年春节，他还向越南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两个月后的 4月2日，在越南召开的第九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黎德英大步走上主席台，声音洪亮地发表了关于反对个人主义的即席讲话。
　　圆满完成任务的中国医疗小组回国后，和中联部一起向中央写了总结报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通过医疗进行外交和党际交往活动的一次成功事例。”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医疗专家救治黎德英主席的故事不胫而走，在越南干部和群众中广为流传。他们把中国医生描绘成神医。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还把黎主席的起死回生完全归功于中药安宫牛黄丸，以至于不少越南代表团成员访华时，都要想方设法带回一两颗药丸。就连黎主席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竟托人一次买回价值2000美元的安宫牛黄丸，放在身边备用。此后几年，越方又先后三次请求中方派医疗专家，为越共中央前总书记阮文灵、前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越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裴善悟、前国防部长段奎大将和越共元老范文同治病。另外，越方还让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李春松和副总理阮功丹前来北京治病。成功的“医疗外交”，促进了中越关系的全面发展，堪称“官民互补，相互促进”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