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极端犯罪时有发生 凸显成人社会弊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5 00:52:47
青少年极端犯罪时有发生 凸显成人社会弊病 2011年04月22日  来源:法制日报     当原来的道德规范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法律的规范又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的时候,再加上传统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使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出现某种真空。所以,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一个个青少年的问题,个人是生活在群体中的,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只是调节青少年心理,同样要去调节影响青少年的环境


  据4月21日新华社电讯,北师大珠海分校一名学生因怀疑牙膏中被放了脏东西,与同寝室一名学生激烈争吵,继而将该学生砍伤。

  而在此前,青年男子捅伤母亲、因无钱上网劫杀同学、男生行窃残杀伯母……种种关于青少年极端犯罪的案例时有发生。

  一桩桩青少年极端犯罪案例带给世人的是无尽的感叹和悲伤。本该是未来栋梁的青少年为何会成为凶手?在犯罪心理学家为这些青少年所勾勒的精神图像中,既有其特性,但更多的是值得社会反思的共性。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所说,“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要学会的首先是‘平凡’——我们只能看到极少部分孩子成为英雄,但我们可以让大部分孩子成为合格的公民。我们不能期待每个孩子都用法律去惩罚罪恶,但我们可能引导大多数孩子不违反法律……实际就是先行倡导底线教育,在培养孩子成为守法公民的过程中,英雄和理想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青少年极端犯罪时有发生

  对于青少年极端犯罪,除了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青年男子在浦东机场捅伤母亲外,皮艺军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了他所研究过的案例:

  湖南一名初三学生曾下毒毒死家人,对于这一下毒案,人们将其犯罪心理归咎于父母的棍棒教育。事后,这名初中生也说:“父亲总是打我,把我不当人,我这么做只想报复一下,没想后果。”

  甘肃一名初二学生伙同两名同学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在家中。当公安机关将他们逮捕后,3人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而且表现得若无其事。

  这名初中生称,因父母平时对他管教太严、要求很高,如果达不到要求必遭责骂甚至殴打。所以才萌生杀人之念,本来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是父亲,但这一步还没有来得及做。

  对于上述案例,皮艺军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一个人当他丧失了自己的最终希望时,他就会下决心毁掉别人的希望。中国无数父母在做着一件荒谬的事,那就是用自己的希望去替代孩子的希望。这样做的前提是,孩子要放弃自己的追求、改变自己的个性,这对孩子来说,是违背天性、极端痛苦的事情。

  皮艺军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案例,安徽省某镇领导被告知其子遭绑架,索要100万元赎金。几经周旋,两名绑架者终于被警方抓获。

  经查,两名绑架者均系当地高中生,其中一名还曾经是被绑架者的同学。这两名绑架者在高中都比较优秀,其中之一的郭某曾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郭某的父亲在农村信用社上班,工资在农村还算高,但是自从跨入高中后,郭某的优越感一扫而光,因为这所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包括县里许多有钱有地位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同学反映,好强的郭某常抱怨失落和不被人重视。

  在被逮捕后,郭某在供词中竟称,绑架的目的是为了“反腐”。“我想从学习中抽出一点精力去做这件事,不会对学习有太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值……腐败现象全国都存在……我很看不惯……”

  对此,皮艺军分析说,家庭经济收入给不同的学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个性上讲,敏感、狭隘、局促等消极心理在农村和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身上会更加明显一些。城市里的孩子自负、自信,说话无遮无拦,喜欢调侃,很少能顾及到贫困生的心理状况。在这种隔阂中,城市孩子或富家子弟并不很清楚对方的心绪,而贫困生则是主动的观察者,也是敏感的自卫者。

  常提“二代”现象影响青少年心理

  皮艺军认为,在青少年极端犯罪案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一同成长的情况下,任性、自私、固执、缺乏同情心、没有回报社会的心态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就社会整体来说,道德严重滑坡、规范丧失、信仰混乱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的价值观尚且迷失,就更不可能要求青少年很理性地对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皮艺军说,在一种失范的文化引导和传播下,有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犯罪案例:仅仅因为缺少零花钱,上海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便上门打劫并杀死女主人。

  据皮艺军介绍,这名少年谎称试卷落入了被害者家中的天井里,让被害者开门从而杀人。

  事发后,这名少年的供述令人吃惊:他犯罪的目的只是想多找点零花钱,而上门抢劫的方式是跟着电视学的。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青少年极端犯罪现象是当前社会急剧发展与人的心理矛盾发生冲突的某种反映。“这些案件之所以会表现得这么极端,与这些青少年的心理有关,这并不是说这些青少年的心理不健康,主要是因为心理永远都是现实的反映。近年来,社会更关注经济的发展,忽视了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急剧变化给青少年的心理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人变得容易被激怒,这反映了现代青少年高度的紧张、压力”。

  此外,马皑还认为,当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给青少年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人群之间出现由于利益导致的一种结构性紧张,比如,常提到的‘二代’现象其实不好,这样的称呼是在激化青少年更容易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培养法律信仰遏制青少年犯罪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皮艺军认为,少数青少年或许都曾有过可怕的念头,只不过有的人做了,有的人因为个性、环境等原因没有去做。

  那么,如何让青少年远离这些可怕的念头?

  “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道德和价值迷失,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行为准则,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因为需要成年人作出表率,我们的社会要对青少年的成长真正负起责任。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对生命价值、死亡意识的教育和认识严重缺失。我们应该更多地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应该对成长中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生命和人文关怀。”皮艺军说。

  此外,皮艺军认为,应当进行价值底线的教育。“理想主义是需要的,英雄主义也是需要的,但我们应该把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搞清楚。什么叫底线?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不要侵犯别人。这种价值观的底线应该从小就溶解在血液里,青少年才可能会去遵守社会规则、遵守法律,不会侵犯别人”。

  在马皑看来,在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价值观的转型也应该及时跟上。“这种价值观、法制观的转型表现在,过去我们是依赖熟人社会的道德、情理来维系人的关系,现在是倡导以法律手段确定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而维系社会稳定,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如果想让社会进入和谐,现在我们认准的一条路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第一个阶段是要有法可依,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发展,首先要倡导公正。只有这样,群众才能以法律为信仰”。

  “但现在,当原来的道德规范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法律的规范又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的时候,再加上传统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使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出现某种真空。所以,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一个个青少年的问题,个人是生活在群体中的,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只是调节青少年心理,同样要去调节影响青少年的环境,还是要从社会全局上进行改革,这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要有一个合理的过程,对此要有心理准备。”马皑说。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谷艳东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4-22/2990261.shtml青少年极端犯罪时有发生 凸显成人社会弊病 2011年04月22日  来源:法制日报     当原来的道德规范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法律的规范又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的时候,再加上传统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使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出现某种真空。所以,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一个个青少年的问题,个人是生活在群体中的,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只是调节青少年心理,同样要去调节影响青少年的环境


  据4月21日新华社电讯,北师大珠海分校一名学生因怀疑牙膏中被放了脏东西,与同寝室一名学生激烈争吵,继而将该学生砍伤。

  而在此前,青年男子捅伤母亲、因无钱上网劫杀同学、男生行窃残杀伯母……种种关于青少年极端犯罪的案例时有发生。

  一桩桩青少年极端犯罪案例带给世人的是无尽的感叹和悲伤。本该是未来栋梁的青少年为何会成为凶手?在犯罪心理学家为这些青少年所勾勒的精神图像中,既有其特性,但更多的是值得社会反思的共性。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所说,“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要学会的首先是‘平凡’——我们只能看到极少部分孩子成为英雄,但我们可以让大部分孩子成为合格的公民。我们不能期待每个孩子都用法律去惩罚罪恶,但我们可能引导大多数孩子不违反法律……实际就是先行倡导底线教育,在培养孩子成为守法公民的过程中,英雄和理想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青少年极端犯罪时有发生

  对于青少年极端犯罪,除了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青年男子在浦东机场捅伤母亲外,皮艺军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了他所研究过的案例:

  湖南一名初三学生曾下毒毒死家人,对于这一下毒案,人们将其犯罪心理归咎于父母的棍棒教育。事后,这名初中生也说:“父亲总是打我,把我不当人,我这么做只想报复一下,没想后果。”

  甘肃一名初二学生伙同两名同学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在家中。当公安机关将他们逮捕后,3人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而且表现得若无其事。

  这名初中生称,因父母平时对他管教太严、要求很高,如果达不到要求必遭责骂甚至殴打。所以才萌生杀人之念,本来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是父亲,但这一步还没有来得及做。

  对于上述案例,皮艺军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一个人当他丧失了自己的最终希望时,他就会下决心毁掉别人的希望。中国无数父母在做着一件荒谬的事,那就是用自己的希望去替代孩子的希望。这样做的前提是,孩子要放弃自己的追求、改变自己的个性,这对孩子来说,是违背天性、极端痛苦的事情。

  皮艺军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案例,安徽省某镇领导被告知其子遭绑架,索要100万元赎金。几经周旋,两名绑架者终于被警方抓获。

  经查,两名绑架者均系当地高中生,其中一名还曾经是被绑架者的同学。这两名绑架者在高中都比较优秀,其中之一的郭某曾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郭某的父亲在农村信用社上班,工资在农村还算高,但是自从跨入高中后,郭某的优越感一扫而光,因为这所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包括县里许多有钱有地位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同学反映,好强的郭某常抱怨失落和不被人重视。

  在被逮捕后,郭某在供词中竟称,绑架的目的是为了“反腐”。“我想从学习中抽出一点精力去做这件事,不会对学习有太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值……腐败现象全国都存在……我很看不惯……”

  对此,皮艺军分析说,家庭经济收入给不同的学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个性上讲,敏感、狭隘、局促等消极心理在农村和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身上会更加明显一些。城市里的孩子自负、自信,说话无遮无拦,喜欢调侃,很少能顾及到贫困生的心理状况。在这种隔阂中,城市孩子或富家子弟并不很清楚对方的心绪,而贫困生则是主动的观察者,也是敏感的自卫者。

  常提“二代”现象影响青少年心理

  皮艺军认为,在青少年极端犯罪案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一同成长的情况下,任性、自私、固执、缺乏同情心、没有回报社会的心态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就社会整体来说,道德严重滑坡、规范丧失、信仰混乱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的价值观尚且迷失,就更不可能要求青少年很理性地对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皮艺军说,在一种失范的文化引导和传播下,有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犯罪案例:仅仅因为缺少零花钱,上海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便上门打劫并杀死女主人。

  据皮艺军介绍,这名少年谎称试卷落入了被害者家中的天井里,让被害者开门从而杀人。

  事发后,这名少年的供述令人吃惊:他犯罪的目的只是想多找点零花钱,而上门抢劫的方式是跟着电视学的。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青少年极端犯罪现象是当前社会急剧发展与人的心理矛盾发生冲突的某种反映。“这些案件之所以会表现得这么极端,与这些青少年的心理有关,这并不是说这些青少年的心理不健康,主要是因为心理永远都是现实的反映。近年来,社会更关注经济的发展,忽视了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急剧变化给青少年的心理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人变得容易被激怒,这反映了现代青少年高度的紧张、压力”。

  此外,马皑还认为,当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给青少年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人群之间出现由于利益导致的一种结构性紧张,比如,常提到的‘二代’现象其实不好,这样的称呼是在激化青少年更容易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培养法律信仰遏制青少年犯罪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皮艺军认为,少数青少年或许都曾有过可怕的念头,只不过有的人做了,有的人因为个性、环境等原因没有去做。

  那么,如何让青少年远离这些可怕的念头?

  “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道德和价值迷失,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行为准则,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因为需要成年人作出表率,我们的社会要对青少年的成长真正负起责任。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对生命价值、死亡意识的教育和认识严重缺失。我们应该更多地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应该对成长中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生命和人文关怀。”皮艺军说。

  此外,皮艺军认为,应当进行价值底线的教育。“理想主义是需要的,英雄主义也是需要的,但我们应该把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搞清楚。什么叫底线?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不要侵犯别人。这种价值观的底线应该从小就溶解在血液里,青少年才可能会去遵守社会规则、遵守法律,不会侵犯别人”。

  在马皑看来,在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价值观的转型也应该及时跟上。“这种价值观、法制观的转型表现在,过去我们是依赖熟人社会的道德、情理来维系人的关系,现在是倡导以法律手段确定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而维系社会稳定,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如果想让社会进入和谐,现在我们认准的一条路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第一个阶段是要有法可依,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发展,首先要倡导公正。只有这样,群众才能以法律为信仰”。

  “但现在,当原来的道德规范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法律的规范又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的时候,再加上传统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使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价值体系出现某种真空。所以,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一个个青少年的问题,个人是生活在群体中的,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只是调节青少年心理,同样要去调节影响青少年的环境,还是要从社会全局上进行改革,这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要有一个合理的过程,对此要有心理准备。”马皑说。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谷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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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织“防护网”力不从心 青少年无处倾诉频酿悲剧2011年04月22日  来源:法制日报     一名14岁中学生用一种让人心痛的方式与世界告别;

  高二女生沈怿文离家出走后跳河自杀;

  14岁的初二女生小邵从5层楼高的大楼坠落,送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近期,上海频频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在老师和家长眼中前程似锦的“好学生”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让人扼腕叹息。人们不禁要问:是他们的心理太脆弱?还是学校这堵“防护墙”不够坚固?如何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


  青春期心理“觉得好累”

  家住上海的朱先生最近向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求助。朱先生称,他的女儿目前在读初三,很忙、很累。外人都觉得他的女儿在重点中学就读,很争气。其实女儿从上预备班开始就不是很适应,女儿的成绩在班级里一直是中下水平。由于每天作业量大,加上很多题目不会做,所以感觉压力特别大。现在面临中考,更加感到疲惫不堪。每当女儿情绪激动时,就常常会说离家出走、自杀等字眼,让他很担心。

  而高二女生沈怿文跳河自杀前,在遗书中也写下了“活得很累”、“一直都在压抑自己,不论学习,还是待人”、“迷失了自己”等话语。

  “如果学校提前干预,这样的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在采访中,一些家长和学生向《法制日报》记者提出,学校配备有心理教师,但为何心理教师的存在,也无法阻挡悲剧的发生?

  上海徐汇中学心理教师韩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沈怿文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如果在她自杀心理成型的初期,能够及时给予排查,心理教师就能够用专业方式直接干预。但学校的心理教师一般只有一个,和学生并没有直接接触。而离学生“空间距离”最近的班主任教师、家长如能及时发现她的情绪变化,并且与心理医生及时“对接”,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儿童心理学专家陈智远认为,孩子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需要通过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才能慢慢形成。否则,在一定的背景下,他们很可能因为无法适应而采取一种极端行为,“就像沈怿文选择了自尽一样”。

  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心理专家茅建东分析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存在3个自我认识,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对“我”的认识,一个是脑海中的“理想自我”,还有一个是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的“应该自我”。当“理想自我”比实际自我高出一截时,就会感到自我的差距,会带来“抑类情绪”,容易引起心理上对自我消极的看法,比如失望和绝望等情绪;而平时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他的“应该自我”又容易比实际自我高一截,这时则会产生焦虑情绪,会自责,甚至会自我惩罚。

  学校编织“防护网”力不从心

  上海市公布的中小学生安全事故报告披露,2010年有8名中小学生自杀死亡,其中,因与家长争执或不满家长管教方式而自杀的有6人,因情感、学业压力等自杀的有2人。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王振宇说,目前我国已有3000万青少年儿童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约五分之一的孩子有抑郁倾向。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表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绩优秀生易有危机感,差生更充满挫败感,种种压力之下,人际关系表现为多竞争而少关怀,学生容易产生苦恼,心理压力增大。在同类人群中,这种情绪更有传染性。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展生命教育的地区之一,中小学校目前都已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配备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但在各种压力的冲击下,“心灵交流”在师生中却始终走得磕磕绊绊。

  李亚伟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心理教师,在他看来,自己是个“边缘角色”,他自嘲说:“心理教师是一个可有可无但又忙死忙活的角色。”李亚伟承担着整个学校的心理课,每周一、二、四中午安排心理咨询,但每次几乎都是门庭冷落。

  而在上海另一所初中担任心理教师的方羽一周在初一一个年级上10节课,而这10节课往往被主课冲击得七零八落。在闸北八中担任专职心理教师的凌一看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势单力薄”,“心理教育靠我一个人不行,但知道心理常识的人太少,能够配合我工作的人更少”。

  “学校里设置心理教师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误区。”上海市一名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20余年的专家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目前在国内,青少年如果要进行心理辅导与治疗大致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走医疗体系,另一种就是学校教育,但两者未能有机结合,而后者更是“名不副实”。尽管社会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但心理辅导的现状并不乐观,一个学校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教师已经不错了,但即使有,基本上也无法起到实质的作用。身在学校的编制内,心理教师的身份难免尴尬,而体制决定了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以第三方立场来做心理辅导,批评家长两句可能还做得到,批评老师怎么可能?“在我接触的很多案例中,老师与学生沟通对话的方式确实非常有问题”。

  青少年心理问题需社会共同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田淑兰坦言:“眼下时有发生的悲剧,很多都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不够科学造成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老师并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给他们知识,让他们会考试就行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多。”

  “我觉得,学校里不需要设心理医生或者咨询师,而需要心理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可以由一些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来兼任。另外,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联合有关心理专家,给学生们提供心理检测、快乐教育、生命教育,并提供合适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现在这样的教育通常会被纳入到德育教育中去,而当下德育教育的主流却又是以成人的道德来要求正在成长中的学生,这样的德育教育不是缺失就是过分。”

  陈智远认为,学校、家庭、社区是孩子成长的三大“支柱”,除了在家庭内部要对出现消极情绪的孩子投以更多关注外,学校方面也应该积极地做出相应地配合。要利用社会支持体系,帮助他们走出消极的情绪,重新树立起希望和信心。“目前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还有缺失,而孩子们的心声得不到倾听,很容易积郁成疾。因此,需要整个社会共同来关注,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综合起来的力量给予孩子引导和支持。”本报记者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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