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袁世凯

<P>顾维钧（1888——1985）系民国著名外交家，1912年自美学成归国后，即以24岁英年应邀担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以下关于袁世凯的文字摘自《顾维钧回忆录》：

那（总统府）是中南海内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唐（国务总理唐绍仪）告诉总统，我是奉总统之命刚才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我向总统鞠躬，他还礼后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先生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开始谈论关于委派直隶都督的事。我静静的听着，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它的重要意义，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然后唐先生对总统说，我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作他的秘书，这个意见看来总统不大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应该在这里作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先生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关于我，袁总统和唐总理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自然，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后，唐先生提出的折衷办法，总统说恐怕只好这样了。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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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主要是由于他和袁世凯在执行某一条商定条款方面意见不一。从一开始便可以看出，没有总统的全力支持，唐先生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绝非易事。另一方面，唐先生关于民国政府施政的想法和总统也不一样。唐先生在他最易受外来影响的年纪在美居住数年，以后又数次访美。他的英语在读和写方面十分熟练，经常和海外的朋友保持联系，洞悉外界事物，同时他虽具有中国官场生活的经验，但总是站在实施新政的方面。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象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这时孙为了让位予袁世凯已辞去总统职务）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按照旧日的作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其实，他原打算让他的另一个心腹来担任这个职务的，赵先生的提名乃是袁世凯总统的妥协办法，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内阁骤然垮台，使我感到沮丧和失望，也使我有些震惊，更使我看到政治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权力之争以及涉及委派重要职位时的强烈情绪。

自然，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人担任这个职务，这是可以理解的。直隶省是他政治上的根据地，他做过该省的总督，在小站练过新军。该省的官吏，如海关、税务、盐运及地方的道台、知县都是他的亲信。无怪乎他坚决要自己的人来掌握这一省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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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12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象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我接着说，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P><P>顾维钧（1888——1985）系民国著名外交家，1912年自美学成归国后，即以24岁英年应邀担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以下关于袁世凯的文字摘自《顾维钧回忆录》：

那（总统府）是中南海内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唐（国务总理唐绍仪）告诉总统，我是奉总统之命刚才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我向总统鞠躬，他还礼后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先生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开始谈论关于委派直隶都督的事。我静静的听着，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它的重要意义，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然后唐先生对总统说，我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作他的秘书，这个意见看来总统不大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应该在这里作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先生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关于我，袁总统和唐总理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自然，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后，唐先生提出的折衷办法，总统说恐怕只好这样了。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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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主要是由于他和袁世凯在执行某一条商定条款方面意见不一。从一开始便可以看出，没有总统的全力支持，唐先生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绝非易事。另一方面，唐先生关于民国政府施政的想法和总统也不一样。唐先生在他最易受外来影响的年纪在美居住数年，以后又数次访美。他的英语在读和写方面十分熟练，经常和海外的朋友保持联系，洞悉外界事物，同时他虽具有中国官场生活的经验，但总是站在实施新政的方面。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象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这时孙为了让位予袁世凯已辞去总统职务）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按照旧日的作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其实，他原打算让他的另一个心腹来担任这个职务的，赵先生的提名乃是袁世凯总统的妥协办法，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内阁骤然垮台，使我感到沮丧和失望，也使我有些震惊，更使我看到政治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权力之争以及涉及委派重要职位时的强烈情绪。

自然，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人担任这个职务，这是可以理解的。直隶省是他政治上的根据地，他做过该省的总督，在小站练过新军。该省的官吏，如海关、税务、盐运及地方的道台、知县都是他的亲信。无怪乎他坚决要自己的人来掌握这一省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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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12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象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我接着说，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