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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中的战舰”《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即将登陆中国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回忆录中的战舰”《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即将登陆中国
书名：《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作者：[美]亨利•基辛格译者：方辉盛 赵仲强等定价：320元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8月【作者简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年生于德国，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尼克松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1973年，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与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基辛格获得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5月， 获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基辛格著有多部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及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内容简介】《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197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来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基辛格这部不朽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至越南战争结束；1970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并于1972年在莫斯科与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在书中，基辛格同样记录了该时期的重大争议，包括老挝与柬埔寨事件，“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以及与北越的会谈崩溃，最终导致了1972年的圣诞节轰炸等等。纵览全书，基辛格细致地描绘了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戈尔达•梅厄、约旦国王胡赛因、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与周恩来、维利•勃兰特、夏尔•戴高乐等等，也留下了分量相当、极其坦率的个人评论，时而微妙，时而坦率到近乎无情，精彩纷呈。《白宫岁月》是198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著作，也是基辛格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恒久而宝贵的贡献。【媒体评论】一部杰出而重要的作品，鸿篇巨制，作品涉及的范围、视角的清晰度和历史规模，让它的实体如内容般厚实，回忆录中的经典。——《纽约时报》回忆录中的战舰。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项卓越的成就。——《纽约时报书评》这也许是基辛格对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的所作所为的最清晰的描述和解释。——《新闻周刊》引人入胜，远胜于之前权贵所写的普通作品，很难放下。——《华尔街日报》
【精彩书摘】抵达北京：握手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唯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其他任何一个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中国人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准备任何形式的群众欢迎。当我们的车队驶入市中心的时候，霍尔德曼在和齐格勒的无线电通话中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我们，那里会有多么值得上镜头的人山人海。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本来到处都是人，可这时却被挡在横街小巷里，所以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广场时，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车队驶过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那庞大而墩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幅斯大林画像肯定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了)；开进了坐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国宾馆。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一到总统的宾馆，全体人员都被带到宽敞的会客室里就座，这里的沙发摆成一个圆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块空间。周恩来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代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接着送来了茶水。周恩来主持了友好的交谈，时而开几个玩笑。和往常一样，他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毛泽东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http://book.ifeng.com/a/20160809/20023_0.shtml
2016-08-09
来源： 凤凰读书
书名：《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译者：方辉盛 赵仲强等
定价：320元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作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年生于德国，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基辛格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尼克松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1973年，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与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基辛格获得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5月， 获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
基辛格著有多部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及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
【内容简介】
《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197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来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基辛格这部不朽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至越南战争结束；1970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并于1972年在莫斯科与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在书中，基辛格同样记录了该时期的重大争议，包括老挝与柬埔寨事件，“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以及与北越的会谈崩溃，最终导致了1972年的圣诞节轰炸等等。
纵览全书，基辛格细致地描绘了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戈尔达•梅厄、约旦国王胡赛因、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与周恩来、维利•勃兰特、夏尔•戴高乐等等，也留下了分量相当、极其坦率的个人评论，时而微妙，时而坦率到近乎无情，精彩纷呈。
《白宫岁月》是198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著作，也是基辛格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恒久而宝贵的贡献。
【媒体评论】
一部杰出而重要的作品，鸿篇巨制，作品涉及的范围、视角的清晰度和历史规模，让它的实体如内容般厚实，回忆录中的经典。
——《纽约时报》
回忆录中的战舰。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项卓越的成就。
——《纽约时报书评》
这也许是基辛格对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的所作所为的最清晰的描述和解释。
——《新闻周刊》
引人入胜，远胜于之前权贵所写的普通作品，很难放下。
——《华尔街日报》
【精彩书摘】
抵达北京：握手
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唯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其他任何一个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
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
中国人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准备任何形式的群众欢迎。当我们的车队驶入市中心的时候，霍尔德曼在和齐格勒的无线电通话中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我们，那里会有多么值得上镜头的人山人海。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本来到处都是人，可这时却被挡在横街小巷里，所以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广场时，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车队驶过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那庞大而墩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幅斯大林画像肯定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了)；开进了坐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国宾馆。
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
一到总统的宾馆，全体人员都被带到宽敞的会客室里就座，这里的沙发摆成一个圆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块空间。周恩来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代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接着送来了茶水。周恩来主持了友好的交谈，时而开几个玩笑。和往常一样，他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中的每一个成员。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
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毛泽东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http://book.ifeng.com/a/20160809/20023_0.shtml
“回忆录中的战舰”《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即将登陆中国
2016-08-09
来源： 凤凰读书
书名：《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作者：[美]亨利•基辛格译者：方辉盛 赵仲强等定价：320元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8月【作者简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年生于德国，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尼克松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1973年，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与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基辛格获得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5月， 获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基辛格著有多部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及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内容简介】《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197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来自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基辛格这部不朽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至越南战争结束；1970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并于1972年在莫斯科与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在书中，基辛格同样记录了该时期的重大争议，包括老挝与柬埔寨事件，“和平在望”记者招待会，以及与北越的会谈崩溃，最终导致了1972年的圣诞节轰炸等等。纵览全书，基辛格细致地描绘了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戈尔达•梅厄、约旦国王胡赛因、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与周恩来、维利•勃兰特、夏尔•戴高乐等等，也留下了分量相当、极其坦率的个人评论，时而微妙，时而坦率到近乎无情，精彩纷呈。《白宫岁月》是198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著作，也是基辛格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恒久而宝贵的贡献。【媒体评论】一部杰出而重要的作品，鸿篇巨制，作品涉及的范围、视角的清晰度和历史规模，让它的实体如内容般厚实，回忆录中的经典。——《纽约时报》回忆录中的战舰。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项卓越的成就。——《纽约时报书评》这也许是基辛格对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的所作所为的最清晰的描述和解释。——《新闻周刊》引人入胜，远胜于之前权贵所写的普通作品，很难放下。——《华尔街日报》【精彩书摘】抵达北京：握手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唯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其他任何一个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中国人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准备任何形式的群众欢迎。当我们的车队驶入市中心的时候，霍尔德曼在和齐格勒的无线电通话中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我们，那里会有多么值得上镜头的人山人海。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本来到处都是人，可这时却被挡在横街小巷里，所以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广场时，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车队驶过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那庞大而墩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幅斯大林画像肯定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了)；开进了坐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国宾馆。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一到总统的宾馆，全体人员都被带到宽敞的会客室里就座，这里的沙发摆成一个圆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块空间。周恩来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代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接着送来了茶水。周恩来主持了友好的交谈，时而开几个玩笑。和往常一样，他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毛泽东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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