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袁崇焕之死 作者：bonzeonline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42:20
“袁崇焕，字元素，DG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现在也有考证说他是广西藤县人，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说话。此处篇幅有限，日后再撰文详说。但就是这样一介书生，却“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这样的性格和抱负也就注定了他英雄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
天启初年，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辽东兵事。此时，离明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四路丧师，完全丧失辽东战事先机不过5年。明朝已尽失辽沈松锦重地，时人目为“辽事不可为”。当时明能够扼守的只有宁远（今辽宁兴城）一地，而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议论在朝廷中也是不绝于耳。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袁崇焕坚持不能弃守宁远，否则满洲即可长驱直抵山海。经过几年的坚守和进击，不但守住了朝臣认为万不能守的宁远，还向东北方向略有推进。袁崇焕在天启六年的奏章中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不意已奄有宁前，跨及锦右。”（《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如果没有袁崇焕这几年的血战，也就不会有洪承畴日后在松山、锦右与满洲的决战了。当然此次松锦决战的失利和洪承畴的变节不在这里讨论。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由“老路”经大安口饶过宁远、山海关大举入寇，当时因正面战场在宁前、锦右，故明朝的重兵全部集中在辽西走廊，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表面上已臣伏的蒙古朵颜三卫更是早已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于皇太极。清兵因此一路南下，所向披靡。
当时身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讯后立刻趋兵榛子岭调配兵力入援勤王。十一月中旬，清军前锋已经接近京师，京师戒严。此前，由于袁崇焕曾经在辽东与满洲有过秘密接触，也就是所谓的“私自议款”。因此，上到崇祯，下到朝臣都对其心存疑虑，怀疑“崇焕道建州兵入内地”，因此朝廷坚令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今天津蓟县）一步”。但袁崇焕勤王之心迫切，仍然勒兵疾进……
这就是历史的巧合，袁崇焕率兵接近京师时，清军几乎是先后脚到达。由于当时清军屯兵于通州北，而朝阳门又是京城城垣和防卫都比较薄弱的地区，袁崇焕在接近京师时已得到清军已经薄城的情报，袁崇焕分析清军极有可能从朝阳门攻城，因此立即赶往朝阳门。但清军却没有在朝阳门进攻，而是绕城向西南方向来到左安门。袁崇焕立即尾随清军追至左安门城下。双方的到来前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即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清军突遇袁崇焕的辽军，一军“相视而骇”。因为清军此次走“老路”绕道入关，就是不想和袁崇焕的部队交锋，却没承想突然遭遇袁军。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清军即引军而东，返回通州驻地。这一天是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薄城下。”也就是说，因为京城戒严，又遇到清军，准备交战。袁崇焕因此没有及时将清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报告朝廷。而此时“都人竞谓崇焕召敌”，而“上心动已”。崇祯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发饷赐酒，但杀心已经萌动了。
四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两军在广渠门列阵决战——袁崇焕的部队是号称“关宁铁骑”的5000辽东野战军，皇太极的部队则是近10万八旗勇士。
《崇祯实录》：“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成胤阵西北，崇焕阵于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却。承胤竟徙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宝济等帅兵追虏于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此处记载简略，实际当时的战斗异常激烈。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时，清军一部由皇太极长子豪格率领，首先攻击袁军北侧，在击退袁军的伏兵后，追到护城河附近，为袁军所阻。清军的护军校台弼善继续前进，被袁军打死。此时，清将阿济格、阿巴泰、多尔衮全力向袁崇焕的中军猛扑，想一举击溃袁军。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奋战。战斗中，明副总兵周文郁两肋中箭如猬。袁崇焕也被射中几箭，幸有重铠护身才没有受伤。《明史纪史本末·东兵入口》记载，在战斗中，清军已经“刀及崇焕”，幸亏材官袁升“格之”才未受伤。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为防止士兵争割首功而误战，袁崇焕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众将士此时一心杀敌。战斗后期，袁崇焕同祖大寿合兵反击，再加上原来进军途中掉队的4000骑兵此时刚好赶到，进攻金军后队莽古尔泰部，八旗锋芒始却，最终不支溃退。明军乘胜追击，在运河附近，清军慌忙渡河。渡河时，骑兵陷于冰窟，淹死被杀上千。此战，自午时起至酉时止，两军血战六个多小时。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士，直至东方破晓。皇太极曾叹息道：“十五年来，未曾碰此劲敌也！”崇祯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9000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甚至袁崇焕请求在城门外瓮城屯兵休整的请求也被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清军进攻左安门。这次战斗的规模要远远小于广渠门之战，更像是皇太极的一次佯攻。双方骑兵在左安门外的浅沼泽地带展开激战，马陷泥沼，战斗异常艰苦。很多士兵干脆下马展开肉搏，清军的步兵趁明军只有骑兵没有步兵（步兵还在路上）的机会，架云梯攻城。袁军不顾身后清军骑兵的追杀，冒死进击，付出巨大代价才将清军攻城器械破坏，清军一看没有便宜可占，从容退兵南海子。
这两次大捷在清人编篡的《明史·袁崇焕传》中都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用一句“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来掩饰清军的败绩。
而至此，新版蒋干盗书的故事就要上演了。
广渠门大捷后，十一月二十四傍晚，崇祯下旨：“趋督师进兵。”（《崇祯实录》）但袁崇焕因步兵未到，兵力不足且士马困乏而没有执行。
第二天，崇祯“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按照《崇祯实录》等很多史料的记载，此时，袁已经开始“不自安”，将传诏的太监留在大营，自己着“青衣玄帽”入宫。而且“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袁崇焕平反昭雪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大多史料均成书于此前。故，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内情。那么袁崇焕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谬误见谅——袁崇焕在二次出山后、崇祯元年七月曾经向崇祯许诺“五年全辽可复”，并提出过“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策略，努尔哈赤去世时，袁也确曾与后金有过实质性的接触。也就是说，有迹象表明，袁是心存议和心理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想“以战求和”，再“以和缓战”。袁崇焕在和清军的交战中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战斗力有多强，有这种想法天经地义，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此外，清军此次入关也非常蹊跷，由老路入关，清军这是第一次，以前蒙古人干过。而清军兵锋已经直指玉田，袁才得到消息，可见，他对清军此举是毫无防备的。因此我认为，清军此次入寇，明军疏于防范，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肩负整个东北和华北防务的重任，是有责任的。理由如下——
天启六年十一月，在为努尔哈赤吊孝后，袁崇焕曾经“以书附使者还报”。欲与后金达成暂时的互不侵犯状态。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帝优旨答之。”也就是说，袁在此次京师遇警前已经比较公开的表达过自己希望议和的想法。《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但就在“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后一个月，就发生了清军围锦州，攻宁远的事件。袁虽取得了“宁锦大捷”，但因受排挤而“乞休”获允。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达到他人生事业的顶峰。而且，崇祯刚刚将所有派出监军的太监全部招回。袁在对满清的战争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新败。袁此时志得意满，难免有所懈怠，万没有想到皇太极在宁锦大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能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一定是忽视了这条蒙古人曾经多次利用的“老路”的存在。如果他想到，应该提醒蓟门总兵赵率教加强防备，清军也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突破西路大安口防线，长驱直入内地。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丝毫没有对英雄的不敬。
再把时间拉回到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炮]潜攻清兵于南海子，清兵稍退。”这是自二十四日崇祯下令进兵5天后，袁首次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
两天后的十二月初一，崇祯突然在招袁崇焕等平台召对时发难——《崇祯实录》记载：“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洪谟等蹑[敌？]，闻召议饷乃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
至此，袁崇焕的死期快到了——
崇祯在宣布将崇焕下诏狱后，还“赐桂等酒馔。随[遣]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士。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崇祯实录》紧接着在这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记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藉藉。”
上文曾经说到十一月二十五，在平台召对时，袁崇焕曾“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当时，满桂“解衣示创，上深悯之。”这里要插一段，根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大致意思是，袁在天启七年五月“宁锦大捷”后，与总兵满桂发生了矛盾，为了安抚袁崇焕，明廷将满桂招回关内。《崇祯实录》此段莫名其妙的记录大概就是要说，袁崇焕公报私仇，企图阵前谋害满桂。不过，这段记录的真实性实在是值得怀疑。但当时责怪袁崇焕按兵不动、逡巡玩寇的议论应该是满城风雨了。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辽兵素感袁崇焕”，祖大寿与袁有着多年血战辽东的深厚情谊，也与满桂关系紧张。袁下狱后，祖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私自率辽东部队踏上了返回宁远的路。敌军兵临城下，而勤王军的主力突然脱离战场，祖此举使得“远近大骇”！崇焕被下狱时，大学士成基命看到了祖大寿心惊胆战的样子，“因顿首请慎重者再”，并告诉崇祯：“敌在城下，非他时比”，但崇祯不为所动。至此，终于酿成辽军负气出走的大祸。
事已至此，大学士成基命给崇祯出了一个主意——让在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一封亲笔信，再请与袁有师生之谊，对袁有知遇之恩的辽军老首长孙承宗出山安抚辽军。
孙承宗命令游击将军石柱国带着自己和袁崇焕两人写给祖大寿的亲笔信“飞骑追之”。当时，祖大寿带走的辽军有15000人，已经从通州到达了张家湾，石柱国“仅及其尾”。断后的辽军对这位使者非常不客气，“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辽军将士“多有垂泣者”。但是表示，主帅被抓，大家不想死，才“逃遁至此”。石柱国没有办法，又向前跑了几十里追上祖大寿。当时，祖的母亲也在军中，老人“素忠义，其妻故妾也，亦力劝大寿毋负国家。”但事情到现在，祖大寿坚持回到山海关，仅仅“得不叛去”，而京城顿失勤王劲旅。之后，已经寒心的祖大寿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军，那是后话。
《崇祯实录》记载，孙承宗在给崇祯的奏折中说：此次辽军尽溃，不是将士叛逃，实在是形势“陷人自护”。恳请崇祯“大开生路，以收人心”，此时，崇祯只得“从之”。并在祖大寿抵达山海关后宣圣谕不予追究，且不得将此事写入“塘报”（政府部门间的来往文件），以安人心。之后，清军在京城周边，华北地区纵横驰骋，所向披靡，远攻至山东。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才带着劫掠来的无数财货和十几万百姓出关。战役结束。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焕就戮。从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下狱，到第二年八月十六被杀，整整八个半月，260多天，但现有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袁崇焕受审和定罪的任何记录。这是为什么？！
关于袁崇焕如何受审，如何定罪，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明末清初人余大成所著《剖肝录》记载，袁被逮后，祖大寿曾经表示愿意以自己官阶封赠为其赎命，兵科给事钱家修更是“请以身代”。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中，关外将吏士民多次到督辅孙承宗的官邸门前为袁崇焕鸣冤。余大成是袁崇焕一案主审梁廷栋的属官，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袁崇焕的死刑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举行的，地点在西四牌楼，明时称为“西市”，就是现在的西四大街十字路口，明代死刑犯都在那里受刑，清代才把刑场设在菜市口。关于袁崇焕的死刑，《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都只有一句话，前三部史料甚至只写“杀督师袁崇焕”，连凌迟的死法都没有提到。记录比较详细的是《明季北略》和《石匮书后集》——
《石匮书后集》：“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季北略》：“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
无论如何，袁崇焕的死状是极其恐怖残忍的，而当时京城百姓对他的态度也是极端仇恨的，袁崇焕在临刑时是非常镇定的……
《明史·袁崇焕传》：“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袁崇焕，字元素，DG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现在也有考证说他是广西藤县人，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说话。此处篇幅有限，日后再撰文详说。但就是这样一介书生，却“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这样的性格和抱负也就注定了他英雄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
天启初年，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辽东兵事。此时，离明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四路丧师，完全丧失辽东战事先机不过5年。明朝已尽失辽沈松锦重地，时人目为“辽事不可为”。当时明能够扼守的只有宁远（今辽宁兴城）一地，而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议论在朝廷中也是不绝于耳。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袁崇焕坚持不能弃守宁远，否则满洲即可长驱直抵山海。经过几年的坚守和进击，不但守住了朝臣认为万不能守的宁远，还向东北方向略有推进。袁崇焕在天启六年的奏章中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不意已奄有宁前，跨及锦右。”（《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如果没有袁崇焕这几年的血战，也就不会有洪承畴日后在松山、锦右与满洲的决战了。当然此次松锦决战的失利和洪承畴的变节不在这里讨论。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由“老路”经大安口饶过宁远、山海关大举入寇，当时因正面战场在宁前、锦右，故明朝的重兵全部集中在辽西走廊，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表面上已臣伏的蒙古朵颜三卫更是早已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于皇太极。清兵因此一路南下，所向披靡。
当时身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讯后立刻趋兵榛子岭调配兵力入援勤王。十一月中旬，清军前锋已经接近京师，京师戒严。此前，由于袁崇焕曾经在辽东与满洲有过秘密接触，也就是所谓的“私自议款”。因此，上到崇祯，下到朝臣都对其心存疑虑，怀疑“崇焕道建州兵入内地”，因此朝廷坚令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今天津蓟县）一步”。但袁崇焕勤王之心迫切，仍然勒兵疾进……
这就是历史的巧合，袁崇焕率兵接近京师时，清军几乎是先后脚到达。由于当时清军屯兵于通州北，而朝阳门又是京城城垣和防卫都比较薄弱的地区，袁崇焕在接近京师时已得到清军已经薄城的情报，袁崇焕分析清军极有可能从朝阳门攻城，因此立即赶往朝阳门。但清军却没有在朝阳门进攻，而是绕城向西南方向来到左安门。袁崇焕立即尾随清军追至左安门城下。双方的到来前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即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清军突遇袁崇焕的辽军，一军“相视而骇”。因为清军此次走“老路”绕道入关，就是不想和袁崇焕的部队交锋，却没承想突然遭遇袁军。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清军即引军而东，返回通州驻地。这一天是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薄城下。”也就是说，因为京城戒严，又遇到清军，准备交战。袁崇焕因此没有及时将清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报告朝廷。而此时“都人竞谓崇焕召敌”，而“上心动已”。崇祯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发饷赐酒，但杀心已经萌动了。
四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两军在广渠门列阵决战——袁崇焕的部队是号称“关宁铁骑”的5000辽东野战军，皇太极的部队则是近10万八旗勇士。
《崇祯实录》：“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成胤阵西北，崇焕阵于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却。承胤竟徙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宝济等帅兵追虏于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此处记载简略，实际当时的战斗异常激烈。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时，清军一部由皇太极长子豪格率领，首先攻击袁军北侧，在击退袁军的伏兵后，追到护城河附近，为袁军所阻。清军的护军校台弼善继续前进，被袁军打死。此时，清将阿济格、阿巴泰、多尔衮全力向袁崇焕的中军猛扑，想一举击溃袁军。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奋战。战斗中，明副总兵周文郁两肋中箭如猬。袁崇焕也被射中几箭，幸有重铠护身才没有受伤。《明史纪史本末·东兵入口》记载，在战斗中，清军已经“刀及崇焕”，幸亏材官袁升“格之”才未受伤。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为防止士兵争割首功而误战，袁崇焕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众将士此时一心杀敌。战斗后期，袁崇焕同祖大寿合兵反击，再加上原来进军途中掉队的4000骑兵此时刚好赶到，进攻金军后队莽古尔泰部，八旗锋芒始却，最终不支溃退。明军乘胜追击，在运河附近，清军慌忙渡河。渡河时，骑兵陷于冰窟，淹死被杀上千。此战，自午时起至酉时止，两军血战六个多小时。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士，直至东方破晓。皇太极曾叹息道：“十五年来，未曾碰此劲敌也！”崇祯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9000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甚至袁崇焕请求在城门外瓮城屯兵休整的请求也被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清军进攻左安门。这次战斗的规模要远远小于广渠门之战，更像是皇太极的一次佯攻。双方骑兵在左安门外的浅沼泽地带展开激战，马陷泥沼，战斗异常艰苦。很多士兵干脆下马展开肉搏，清军的步兵趁明军只有骑兵没有步兵（步兵还在路上）的机会，架云梯攻城。袁军不顾身后清军骑兵的追杀，冒死进击，付出巨大代价才将清军攻城器械破坏，清军一看没有便宜可占，从容退兵南海子。
这两次大捷在清人编篡的《明史·袁崇焕传》中都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用一句“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来掩饰清军的败绩。
而至此，新版蒋干盗书的故事就要上演了。
广渠门大捷后，十一月二十四傍晚，崇祯下旨：“趋督师进兵。”（《崇祯实录》）但袁崇焕因步兵未到，兵力不足且士马困乏而没有执行。
第二天，崇祯“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按照《崇祯实录》等很多史料的记载，此时，袁已经开始“不自安”，将传诏的太监留在大营，自己着“青衣玄帽”入宫。而且“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袁崇焕平反昭雪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大多史料均成书于此前。故，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内情。那么袁崇焕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谬误见谅——袁崇焕在二次出山后、崇祯元年七月曾经向崇祯许诺“五年全辽可复”，并提出过“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策略，努尔哈赤去世时，袁也确曾与后金有过实质性的接触。也就是说，有迹象表明，袁是心存议和心理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想“以战求和”，再“以和缓战”。袁崇焕在和清军的交战中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战斗力有多强，有这种想法天经地义，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此外，清军此次入关也非常蹊跷，由老路入关，清军这是第一次，以前蒙古人干过。而清军兵锋已经直指玉田，袁才得到消息，可见，他对清军此举是毫无防备的。因此我认为，清军此次入寇，明军疏于防范，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肩负整个东北和华北防务的重任，是有责任的。理由如下——
天启六年十一月，在为努尔哈赤吊孝后，袁崇焕曾经“以书附使者还报”。欲与后金达成暂时的互不侵犯状态。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帝优旨答之。”也就是说，袁在此次京师遇警前已经比较公开的表达过自己希望议和的想法。《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但就在“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后一个月，就发生了清军围锦州，攻宁远的事件。袁虽取得了“宁锦大捷”，但因受排挤而“乞休”获允。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达到他人生事业的顶峰。而且，崇祯刚刚将所有派出监军的太监全部招回。袁在对满清的战争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新败。袁此时志得意满，难免有所懈怠，万没有想到皇太极在宁锦大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能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一定是忽视了这条蒙古人曾经多次利用的“老路”的存在。如果他想到，应该提醒蓟门总兵赵率教加强防备，清军也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突破西路大安口防线，长驱直入内地。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丝毫没有对英雄的不敬。
再把时间拉回到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炮]潜攻清兵于南海子，清兵稍退。”这是自二十四日崇祯下令进兵5天后，袁首次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
两天后的十二月初一，崇祯突然在招袁崇焕等平台召对时发难——《崇祯实录》记载：“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洪谟等蹑[敌？]，闻召议饷乃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
至此，袁崇焕的死期快到了——
崇祯在宣布将崇焕下诏狱后，还“赐桂等酒馔。随[遣]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士。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崇祯实录》紧接着在这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记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藉藉。”
上文曾经说到十一月二十五，在平台召对时，袁崇焕曾“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当时，满桂“解衣示创，上深悯之。”这里要插一段，根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大致意思是，袁在天启七年五月“宁锦大捷”后，与总兵满桂发生了矛盾，为了安抚袁崇焕，明廷将满桂招回关内。《崇祯实录》此段莫名其妙的记录大概就是要说，袁崇焕公报私仇，企图阵前谋害满桂。不过，这段记录的真实性实在是值得怀疑。但当时责怪袁崇焕按兵不动、逡巡玩寇的议论应该是满城风雨了。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辽兵素感袁崇焕”，祖大寿与袁有着多年血战辽东的深厚情谊，也与满桂关系紧张。袁下狱后，祖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私自率辽东部队踏上了返回宁远的路。敌军兵临城下，而勤王军的主力突然脱离战场，祖此举使得“远近大骇”！崇焕被下狱时，大学士成基命看到了祖大寿心惊胆战的样子，“因顿首请慎重者再”，并告诉崇祯：“敌在城下，非他时比”，但崇祯不为所动。至此，终于酿成辽军负气出走的大祸。
事已至此，大学士成基命给崇祯出了一个主意——让在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一封亲笔信，再请与袁有师生之谊，对袁有知遇之恩的辽军老首长孙承宗出山安抚辽军。
孙承宗命令游击将军石柱国带着自己和袁崇焕两人写给祖大寿的亲笔信“飞骑追之”。当时，祖大寿带走的辽军有15000人，已经从通州到达了张家湾，石柱国“仅及其尾”。断后的辽军对这位使者非常不客气，“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辽军将士“多有垂泣者”。但是表示，主帅被抓，大家不想死，才“逃遁至此”。石柱国没有办法，又向前跑了几十里追上祖大寿。当时，祖的母亲也在军中，老人“素忠义，其妻故妾也，亦力劝大寿毋负国家。”但事情到现在，祖大寿坚持回到山海关，仅仅“得不叛去”，而京城顿失勤王劲旅。之后，已经寒心的祖大寿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军，那是后话。
《崇祯实录》记载，孙承宗在给崇祯的奏折中说：此次辽军尽溃，不是将士叛逃，实在是形势“陷人自护”。恳请崇祯“大开生路，以收人心”，此时，崇祯只得“从之”。并在祖大寿抵达山海关后宣圣谕不予追究，且不得将此事写入“塘报”（政府部门间的来往文件），以安人心。之后，清军在京城周边，华北地区纵横驰骋，所向披靡，远攻至山东。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才带着劫掠来的无数财货和十几万百姓出关。战役结束。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焕就戮。从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下狱，到第二年八月十六被杀，整整八个半月，260多天，但现有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袁崇焕受审和定罪的任何记录。这是为什么？！
关于袁崇焕如何受审，如何定罪，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明末清初人余大成所著《剖肝录》记载，袁被逮后，祖大寿曾经表示愿意以自己官阶封赠为其赎命，兵科给事钱家修更是“请以身代”。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中，关外将吏士民多次到督辅孙承宗的官邸门前为袁崇焕鸣冤。余大成是袁崇焕一案主审梁廷栋的属官，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袁崇焕的死刑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举行的，地点在西四牌楼，明时称为“西市”，就是现在的西四大街十字路口，明代死刑犯都在那里受刑，清代才把刑场设在菜市口。关于袁崇焕的死刑，《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都只有一句话，前三部史料甚至只写“杀督师袁崇焕”，连凌迟的死法都没有提到。记录比较详细的是《明季北略》和《石匮书后集》——
《石匮书后集》：“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季北略》：“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
无论如何，袁崇焕的死状是极其恐怖残忍的，而当时京城百姓对他的态度也是极端仇恨的，袁崇焕在临刑时是非常镇定的……
《明史·袁崇焕传》：“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天启初年，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辽东兵事。此时，离明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四路丧师，完全丧失辽东战事先机不过5年。明朝已尽失辽沈松锦重地，时人目为“辽事不可为”。当时明能够扼守的只有宁远（今辽宁兴城）一地，而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议论在朝廷中也是不绝于耳。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袁崇焕坚持不能弃守宁远，否则满洲即可长驱直抵山海。经过几年的坚守和进击，不但守住了朝臣认为万不能守的宁远，还向东北方向略有推进。袁崇焕在天启六年的奏章中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不意已奄有宁前，跨及锦右。”（《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如果没有袁崇焕这几年的血战，也就不会有洪承畴日后在松山、锦右与满洲的决战了。当然此次松锦决战的失利和洪承畴的变节不在这里讨论。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由“老路”经大安口饶过宁远、山海关大举入寇，当时因正面战场在宁前、锦右，故明朝的重兵全部集中在辽西走廊，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表面上已臣伏的蒙古朵颜三卫更是早已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于皇太极。清兵因此一路南下，所向披靡。
当时身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讯后立刻趋兵榛子岭调配兵力入援勤王。十一月中旬，清军前锋已经接近京师，京师戒严。此前，由于袁崇焕曾经在辽东与满洲有过秘密接触，也就是所谓的“私自议款”。因此，上到崇祯，下到朝臣都对其心存疑虑，怀疑“崇焕道建州兵入内地”，因此朝廷坚令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今天津蓟县）一步”。但袁崇焕勤王之心迫切，仍然勒兵疾进……
这就是历史的巧合，袁崇焕率兵接近京师时，清军几乎是先后脚到达。由于当时清军屯兵于通州北，而朝阳门又是京城城垣和防卫都比较薄弱的地区，袁崇焕在接近京师时已得到清军已经薄城的情报，袁崇焕分析清军极有可能从朝阳门攻城，因此立即赶往朝阳门。但清军却没有在朝阳门进攻，而是绕城向西南方向来到左安门。袁崇焕立即尾随清军追至左安门城下。双方的到来前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即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清军突遇袁崇焕的辽军，一军“相视而骇”。因为清军此次走“老路”绕道入关，就是不想和袁崇焕的部队交锋，却没承想突然遭遇袁军。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清军即引军而东，返回通州驻地。这一天是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薄城下。”也就是说，因为京城戒严，又遇到清军，准备交战。袁崇焕因此没有及时将清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报告朝廷。而此时“都人竞谓崇焕召敌”，而“上心动已”。崇祯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发饷赐酒，但杀心已经萌动了。
四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两军在广渠门列阵决战——袁崇焕的部队是号称“关宁铁骑”的5000辽东野战军，皇太极的部队则是近10万八旗勇士。
《崇祯实录》：“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成胤阵西北，崇焕阵于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却。承胤竟徙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宝济等帅兵追虏于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此处记载简略，实际当时的战斗异常激烈。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时，清军一部由皇太极长子豪格率领，首先攻击袁军北侧，在击退袁军的伏兵后，追到护城河附近，为袁军所阻。清军的护军校台弼善继续前进，被袁军打死。此时，清将阿济格、阿巴泰、多尔衮全力向袁崇焕的中军猛扑，想一举击溃袁军。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奋战。战斗中，明副总兵周文郁两肋中箭如猬。袁崇焕也被射中几箭，幸有重铠护身才没有受伤。《明史纪史本末·东兵入口》记载，在战斗中，清军已经“刀及崇焕”，幸亏材官袁升“格之”才未受伤。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为防止士兵争割首功而误战，袁崇焕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众将士此时一心杀敌。战斗后期，袁崇焕同祖大寿合兵反击，再加上原来进军途中掉队的4000骑兵此时刚好赶到，进攻金军后队莽古尔泰部，八旗锋芒始却，最终不支溃退。明军乘胜追击，在运河附近，清军慌忙渡河。渡河时，骑兵陷于冰窟，淹死被杀上千。此战，自午时起至酉时止，两军血战六个多小时。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士，直至东方破晓。皇太极曾叹息道：“十五年来，未曾碰此劲敌也！”崇祯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9000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甚至袁崇焕请求在城门外瓮城屯兵休整的请求也被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清军进攻左安门。这次战斗的规模要远远小于广渠门之战，更像是皇太极的一次佯攻。双方骑兵在左安门外的浅沼泽地带展开激战，马陷泥沼，战斗异常艰苦。很多士兵干脆下马展开肉搏，清军的步兵趁明军只有骑兵没有步兵（步兵还在路上）的机会，架云梯攻城。袁军不顾身后清军骑兵的追杀，冒死进击，付出巨大代价才将清军攻城器械破坏，清军一看没有便宜可占，从容退兵南海子。
这两次大捷在清人编篡的《明史·袁崇焕传》中都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用一句“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来掩饰清军的败绩。
而至此，新版蒋干盗书的故事就要上演了。
广渠门大捷后，十一月二十四傍晚，崇祯下旨：“趋督师进兵。”（《崇祯实录》）但袁崇焕因步兵未到，兵力不足且士马困乏而没有执行。
第二天，崇祯“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按照《崇祯实录》等很多史料的记载，此时，袁已经开始“不自安”，将传诏的太监留在大营，自己着“青衣玄帽”入宫。而且“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袁崇焕平反昭雪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大多史料均成书于此前。故，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内情。那么袁崇焕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谬误见谅——袁崇焕在二次出山后、崇祯元年七月曾经向崇祯许诺“五年全辽可复”，并提出过“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策略，努尔哈赤去世时，袁也确曾与后金有过实质性的接触。也就是说，有迹象表明，袁是心存议和心理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想“以战求和”，再“以和缓战”。袁崇焕在和清军的交战中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战斗力有多强，有这种想法天经地义，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此外，清军此次入关也非常蹊跷，由老路入关，清军这是第一次，以前蒙古人干过。而清军兵锋已经直指玉田，袁才得到消息，可见，他对清军此举是毫无防备的。因此我认为，清军此次入寇，明军疏于防范，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肩负整个东北和华北防务的重任，是有责任的。理由如下——
天启六年十一月，在为努尔哈赤吊孝后，袁崇焕曾经“以书附使者还报”。欲与后金达成暂时的互不侵犯状态。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帝优旨答之。”也就是说，袁在此次京师遇警前已经比较公开的表达过自己希望议和的想法。《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但就在“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后一个月，就发生了清军围锦州，攻宁远的事件。袁虽取得了“宁锦大捷”，但因受排挤而“乞休”获允。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达到他人生事业的顶峰。而且，崇祯刚刚将所有派出监军的太监全部招回。袁在对满清的战争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新败。袁此时志得意满，难免有所懈怠，万没有想到皇太极在宁锦大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能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一定是忽视了这条蒙古人曾经多次利用的“老路”的存在。如果他想到，应该提醒蓟门总兵赵率教加强防备，清军也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突破西路大安口防线，长驱直入内地。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丝毫没有对英雄的不敬。
再把时间拉回到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炮]潜攻清兵于南海子，清兵稍退。”这是自二十四日崇祯下令进兵5天后，袁首次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
两天后的十二月初一，崇祯突然在招袁崇焕等平台召对时发难——《崇祯实录》记载：“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洪谟等蹑[敌？]，闻召议饷乃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
至此，袁崇焕的死期快到了——
崇祯在宣布将崇焕下诏狱后，还“赐桂等酒馔。随[遣]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士。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崇祯实录》紧接着在这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记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藉藉。”
上文曾经说到十一月二十五，在平台召对时，袁崇焕曾“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当时，满桂“解衣示创，上深悯之。”这里要插一段，根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大致意思是，袁在天启七年五月“宁锦大捷”后，与总兵满桂发生了矛盾，为了安抚袁崇焕，明廷将满桂招回关内。《崇祯实录》此段莫名其妙的记录大概就是要说，袁崇焕公报私仇，企图阵前谋害满桂。不过，这段记录的真实性实在是值得怀疑。但当时责怪袁崇焕按兵不动、逡巡玩寇的议论应该是满城风雨了。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辽兵素感袁崇焕”，祖大寿与袁有着多年血战辽东的深厚情谊，也与满桂关系紧张。袁下狱后，祖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私自率辽东部队踏上了返回宁远的路。敌军兵临城下，而勤王军的主力突然脱离战场，祖此举使得“远近大骇”！崇焕被下狱时，大学士成基命看到了祖大寿心惊胆战的样子，“因顿首请慎重者再”，并告诉崇祯：“敌在城下，非他时比”，但崇祯不为所动。至此，终于酿成辽军负气出走的大祸。
事已至此，大学士成基命给崇祯出了一个主意——让在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一封亲笔信，再请与袁有师生之谊，对袁有知遇之恩的辽军老首长孙承宗出山安抚辽军。
孙承宗命令游击将军石柱国带着自己和袁崇焕两人写给祖大寿的亲笔信“飞骑追之”。当时，祖大寿带走的辽军有15000人，已经从通州到达了张家湾，石柱国“仅及其尾”。断后的辽军对这位使者非常不客气，“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辽军将士“多有垂泣者”。但是表示，主帅被抓，大家不想死，才“逃遁至此”。石柱国没有办法，又向前跑了几十里追上祖大寿。当时，祖的母亲也在军中，老人“素忠义，其妻故妾也，亦力劝大寿毋负国家。”但事情到现在，祖大寿坚持回到山海关，仅仅“得不叛去”，而京城顿失勤王劲旅。之后，已经寒心的祖大寿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军，那是后话。
《崇祯实录》记载，孙承宗在给崇祯的奏折中说：此次辽军尽溃，不是将士叛逃，实在是形势“陷人自护”。恳请崇祯“大开生路，以收人心”，此时，崇祯只得“从之”。并在祖大寿抵达山海关后宣圣谕不予追究，且不得将此事写入“塘报”（政府部门间的来往文件），以安人心。之后，清军在京城周边，华北地区纵横驰骋，所向披靡，远攻至山东。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才带着劫掠来的无数财货和十几万百姓出关。战役结束。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焕就戮。从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下狱，到第二年八月十六被杀，整整八个半月，260多天，但现有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袁崇焕受审和定罪的任何记录。这是为什么？！
关于袁崇焕如何受审，如何定罪，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明末清初人余大成所著《剖肝录》记载，袁被逮后，祖大寿曾经表示愿意以自己官阶封赠为其赎命，兵科给事钱家修更是“请以身代”。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中，关外将吏士民多次到督辅孙承宗的官邸门前为袁崇焕鸣冤。余大成是袁崇焕一案主审梁廷栋的属官，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袁崇焕的死刑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举行的，地点在西四牌楼，明时称为“西市”，就是现在的西四大街十字路口，明代死刑犯都在那里受刑，清代才把刑场设在菜市口。关于袁崇焕的死刑，《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都只有一句话，前三部史料甚至只写“杀督师袁崇焕”，连凌迟的死法都没有提到。记录比较详细的是《明季北略》和《石匮书后集》——
《石匮书后集》：“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季北略》：“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
无论如何，袁崇焕的死状是极其恐怖残忍的，而当时京城百姓对他的态度也是极端仇恨的，袁崇焕在临刑时是非常镇定的……
《明史·袁崇焕传》：“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袁崇焕，字元素，DG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现在也有考证说他是广西藤县人，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说话。此处篇幅有限，日后再撰文详说。但就是这样一介书生，却“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这样的性格和抱负也就注定了他英雄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
天启初年，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辽东兵事。此时，离明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四路丧师，完全丧失辽东战事先机不过5年。明朝已尽失辽沈松锦重地，时人目为“辽事不可为”。当时明能够扼守的只有宁远（今辽宁兴城）一地，而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议论在朝廷中也是不绝于耳。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袁崇焕坚持不能弃守宁远，否则满洲即可长驱直抵山海。经过几年的坚守和进击，不但守住了朝臣认为万不能守的宁远，还向东北方向略有推进。袁崇焕在天启六年的奏章中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不意已奄有宁前，跨及锦右。”（《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如果没有袁崇焕这几年的血战，也就不会有洪承畴日后在松山、锦右与满洲的决战了。当然此次松锦决战的失利和洪承畴的变节不在这里讨论。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由“老路”经大安口饶过宁远、山海关大举入寇，当时因正面战场在宁前、锦右，故明朝的重兵全部集中在辽西走廊，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表面上已臣伏的蒙古朵颜三卫更是早已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于皇太极。清兵因此一路南下，所向披靡。
当时身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讯后立刻趋兵榛子岭调配兵力入援勤王。十一月中旬，清军前锋已经接近京师，京师戒严。此前，由于袁崇焕曾经在辽东与满洲有过秘密接触，也就是所谓的“私自议款”。因此，上到崇祯，下到朝臣都对其心存疑虑，怀疑“崇焕道建州兵入内地”，因此朝廷坚令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今天津蓟县）一步”。但袁崇焕勤王之心迫切，仍然勒兵疾进……
这就是历史的巧合，袁崇焕率兵接近京师时，清军几乎是先后脚到达。由于当时清军屯兵于通州北，而朝阳门又是京城城垣和防卫都比较薄弱的地区，袁崇焕在接近京师时已得到清军已经薄城的情报，袁崇焕分析清军极有可能从朝阳门攻城，因此立即赶往朝阳门。但清军却没有在朝阳门进攻，而是绕城向西南方向来到左安门。袁崇焕立即尾随清军追至左安门城下。双方的到来前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即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清军突遇袁崇焕的辽军，一军“相视而骇”。因为清军此次走“老路”绕道入关，就是不想和袁崇焕的部队交锋，却没承想突然遭遇袁军。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清军即引军而东，返回通州驻地。这一天是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薄城下。”也就是说，因为京城戒严，又遇到清军，准备交战。袁崇焕因此没有及时将清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报告朝廷。而此时“都人竞谓崇焕召敌”，而“上心动已”。崇祯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发饷赐酒，但杀心已经萌动了。
四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两军在广渠门列阵决战——袁崇焕的部队是号称“关宁铁骑”的5000辽东野战军，皇太极的部队则是近10万八旗勇士。
《崇祯实录》：“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成胤阵西北，崇焕阵于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却。承胤竟徙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宝济等帅兵追虏于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此处记载简略，实际当时的战斗异常激烈。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时，清军一部由皇太极长子豪格率领，首先攻击袁军北侧，在击退袁军的伏兵后，追到护城河附近，为袁军所阻。清军的护军校台弼善继续前进，被袁军打死。此时，清将阿济格、阿巴泰、多尔衮全力向袁崇焕的中军猛扑，想一举击溃袁军。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奋战。战斗中，明副总兵周文郁两肋中箭如猬。袁崇焕也被射中几箭，幸有重铠护身才没有受伤。《明史纪史本末·东兵入口》记载，在战斗中，清军已经“刀及崇焕”，幸亏材官袁升“格之”才未受伤。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为防止士兵争割首功而误战，袁崇焕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众将士此时一心杀敌。战斗后期，袁崇焕同祖大寿合兵反击，再加上原来进军途中掉队的4000骑兵此时刚好赶到，进攻金军后队莽古尔泰部，八旗锋芒始却，最终不支溃退。明军乘胜追击，在运河附近，清军慌忙渡河。渡河时，骑兵陷于冰窟，淹死被杀上千。此战，自午时起至酉时止，两军血战六个多小时。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士，直至东方破晓。皇太极曾叹息道：“十五年来，未曾碰此劲敌也！”崇祯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9000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甚至袁崇焕请求在城门外瓮城屯兵休整的请求也被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清军进攻左安门。这次战斗的规模要远远小于广渠门之战，更像是皇太极的一次佯攻。双方骑兵在左安门外的浅沼泽地带展开激战，马陷泥沼，战斗异常艰苦。很多士兵干脆下马展开肉搏，清军的步兵趁明军只有骑兵没有步兵（步兵还在路上）的机会，架云梯攻城。袁军不顾身后清军骑兵的追杀，冒死进击，付出巨大代价才将清军攻城器械破坏，清军一看没有便宜可占，从容退兵南海子。
这两次大捷在清人编篡的《明史·袁崇焕传》中都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用一句“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来掩饰清军的败绩。
而至此，新版蒋干盗书的故事就要上演了。
广渠门大捷后，十一月二十四傍晚，崇祯下旨：“趋督师进兵。”（《崇祯实录》）但袁崇焕因步兵未到，兵力不足且士马困乏而没有执行。
第二天，崇祯“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按照《崇祯实录》等很多史料的记载，此时，袁已经开始“不自安”，将传诏的太监留在大营，自己着“青衣玄帽”入宫。而且“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袁崇焕平反昭雪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大多史料均成书于此前。故，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内情。那么袁崇焕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谬误见谅——袁崇焕在二次出山后、崇祯元年七月曾经向崇祯许诺“五年全辽可复”，并提出过“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策略，努尔哈赤去世时，袁也确曾与后金有过实质性的接触。也就是说，有迹象表明，袁是心存议和心理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想“以战求和”，再“以和缓战”。袁崇焕在和清军的交战中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战斗力有多强，有这种想法天经地义，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此外，清军此次入关也非常蹊跷，由老路入关，清军这是第一次，以前蒙古人干过。而清军兵锋已经直指玉田，袁才得到消息，可见，他对清军此举是毫无防备的。因此我认为，清军此次入寇，明军疏于防范，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肩负整个东北和华北防务的重任，是有责任的。理由如下——
天启六年十一月，在为努尔哈赤吊孝后，袁崇焕曾经“以书附使者还报”。欲与后金达成暂时的互不侵犯状态。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帝优旨答之。”也就是说，袁在此次京师遇警前已经比较公开的表达过自己希望议和的想法。《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但就在“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后一个月，就发生了清军围锦州，攻宁远的事件。袁虽取得了“宁锦大捷”，但因受排挤而“乞休”获允。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达到他人生事业的顶峰。而且，崇祯刚刚将所有派出监军的太监全部招回。袁在对满清的战争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新败。袁此时志得意满，难免有所懈怠，万没有想到皇太极在宁锦大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能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一定是忽视了这条蒙古人曾经多次利用的“老路”的存在。如果他想到，应该提醒蓟门总兵赵率教加强防备，清军也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突破西路大安口防线，长驱直入内地。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丝毫没有对英雄的不敬。
再把时间拉回到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炮]潜攻清兵于南海子，清兵稍退。”这是自二十四日崇祯下令进兵5天后，袁首次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
两天后的十二月初一，崇祯突然在招袁崇焕等平台召对时发难——《崇祯实录》记载：“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洪谟等蹑[敌？]，闻召议饷乃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
至此，袁崇焕的死期快到了——
崇祯在宣布将崇焕下诏狱后，还“赐桂等酒馔。随[遣]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士。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崇祯实录》紧接着在这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记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藉藉。”
上文曾经说到十一月二十五，在平台召对时，袁崇焕曾“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当时，满桂“解衣示创，上深悯之。”这里要插一段，根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大致意思是，袁在天启七年五月“宁锦大捷”后，与总兵满桂发生了矛盾，为了安抚袁崇焕，明廷将满桂招回关内。《崇祯实录》此段莫名其妙的记录大概就是要说，袁崇焕公报私仇，企图阵前谋害满桂。不过，这段记录的真实性实在是值得怀疑。但当时责怪袁崇焕按兵不动、逡巡玩寇的议论应该是满城风雨了。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辽兵素感袁崇焕”，祖大寿与袁有着多年血战辽东的深厚情谊，也与满桂关系紧张。袁下狱后，祖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私自率辽东部队踏上了返回宁远的路。敌军兵临城下，而勤王军的主力突然脱离战场，祖此举使得“远近大骇”！崇焕被下狱时，大学士成基命看到了祖大寿心惊胆战的样子，“因顿首请慎重者再”，并告诉崇祯：“敌在城下，非他时比”，但崇祯不为所动。至此，终于酿成辽军负气出走的大祸。
事已至此，大学士成基命给崇祯出了一个主意——让在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一封亲笔信，再请与袁有师生之谊，对袁有知遇之恩的辽军老首长孙承宗出山安抚辽军。
孙承宗命令游击将军石柱国带着自己和袁崇焕两人写给祖大寿的亲笔信“飞骑追之”。当时，祖大寿带走的辽军有15000人，已经从通州到达了张家湾，石柱国“仅及其尾”。断后的辽军对这位使者非常不客气，“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辽军将士“多有垂泣者”。但是表示，主帅被抓，大家不想死，才“逃遁至此”。石柱国没有办法，又向前跑了几十里追上祖大寿。当时，祖的母亲也在军中，老人“素忠义，其妻故妾也，亦力劝大寿毋负国家。”但事情到现在，祖大寿坚持回到山海关，仅仅“得不叛去”，而京城顿失勤王劲旅。之后，已经寒心的祖大寿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军，那是后话。
《崇祯实录》记载，孙承宗在给崇祯的奏折中说：此次辽军尽溃，不是将士叛逃，实在是形势“陷人自护”。恳请崇祯“大开生路，以收人心”，此时，崇祯只得“从之”。并在祖大寿抵达山海关后宣圣谕不予追究，且不得将此事写入“塘报”（政府部门间的来往文件），以安人心。之后，清军在京城周边，华北地区纵横驰骋，所向披靡，远攻至山东。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才带着劫掠来的无数财货和十几万百姓出关。战役结束。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焕就戮。从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下狱，到第二年八月十六被杀，整整八个半月，260多天，但现有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袁崇焕受审和定罪的任何记录。这是为什么？！
关于袁崇焕如何受审，如何定罪，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明末清初人余大成所著《剖肝录》记载，袁被逮后，祖大寿曾经表示愿意以自己官阶封赠为其赎命，兵科给事钱家修更是“请以身代”。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中，关外将吏士民多次到督辅孙承宗的官邸门前为袁崇焕鸣冤。余大成是袁崇焕一案主审梁廷栋的属官，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袁崇焕的死刑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举行的，地点在西四牌楼，明时称为“西市”，就是现在的西四大街十字路口，明代死刑犯都在那里受刑，清代才把刑场设在菜市口。关于袁崇焕的死刑，《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都只有一句话，前三部史料甚至只写“杀督师袁崇焕”，连凌迟的死法都没有提到。记录比较详细的是《明季北略》和《石匮书后集》——
《石匮书后集》：“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季北略》：“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
无论如何，袁崇焕的死状是极其恐怖残忍的，而当时京城百姓对他的态度也是极端仇恨的，袁崇焕在临刑时是非常镇定的……
《明史·袁崇焕传》：“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袁崇焕究竟犯了什么大罪，以至落得这样的下场？现在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皇太极使反间计，崇祯信以为真，才错杀了袁崇焕。到了清乾隆朝才被清廷平反。《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DG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阎崇年先生的一段文章能集中反映这个说法，现节录于后：“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但这是不是事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这两名充当“蒋干”的太监，在清代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中连个姓名都没有，之所以现在有人说是杨春、王成德，完全是臆断。小弟下面会具体分析。而且，明代史料中也没有二太监被捉又逃回一事的任何记载。按笔者所查，如《崇祯实录》、《烈皇小识》、《明季北略》、《国榷》等清初史料中提到袁崇焕下狱一事也都没“反间”之说。由于崇祯一朝官修正史已无，所以无从窥知。可以这么说，否定反间计的笔记、私史甚多，而肯定反间计存在的所有清方史料都源自《清太宗实录》，这虽是正史，但却是孤证。而且自袁崇焕死至明亡还有十余年，至清康熙三十年黄宗羲提到反间计之说又是40余年，前后60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一本野史、笔记等提到反间计，这就有点过于奇怪了。
此外，清人史料中关于二太监被捉与袁崇焕下狱的时间之间存在极大的漏洞。清初编《明史》，使得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太宗实录》、《满文老档》等清方史料，反间计之说从此开始流传。首先比较详细提到二太监被捉纵回的是《崇祯长编》（乾隆年间为修《明史》，汇集明代档案、奏书、邸报编辑的史料长编），该书第1611页至1612页“十二月甲子”（十四）条目下有“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 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等等，但这里只说命令这两名太监回去送信，也没有提到反间计，而且信中明说清军此次是因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而来，这就与“反间计”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了。又按该书第1594页：袁崇焕下狱于十二月辛亥朔，也就是初一，这一时间上的记载和《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都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袁下狱在十二月初一，而杨春、王成德被放回投书是在第十三天后。这个时间就完全对不上了。而“反间”一说自然不攻自破！
当然，《东华录》则记载，二太监被放回是在十一月庚戍（二十九），与“反间计”一说的时间能对上，但与同是清官修的《崇祯长编》存在时间差异。另一条记载“反间计”的重要史料是《朝鲜李朝实录》，吴晗先生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仁祖大王实录三 八年 明崇祯三年”有“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但《李朝实录》入清后曾经重修多次，有被修改掩饰之嫌。切毕竟是朝鲜人的记录，只能作为旁证。这里也只能存疑了。但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明代史料对这一时间的记载。而且几个版本的史料记载如出一辙，只有后出的清人史料《东华录》记载有异，就难免让人生疑了。
第三，崇祯杀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中，对“反间计”一说之字未提。今天时间不早了，身体也有点不舒服，先写到这里。容日后细说，而且从明代史料对崇祯杀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中，我们确实能够发现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
《东华录》是清蒋良骥摘抄《清实录》得到的实录简本，因《清实录》多次修改，该书中保留了一些修改前的原文，因此在史料的价值方面有不少可取之处。蒋氏的《东华录》成书于乾隆中页，其成书时间，比《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包括《崇祯长编》都晚。刚刚查了《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一月庚戌条下（在清代修定过若干次）对于纵太监回明廷的记载：“高鸿中，鲍承先尊上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也就是说，《清太宗实录》和《东华录》在这一点上的记载一致。纵杨春、王成德回去是十一月二十九。但由于《东华录》是实录摘抄，因此，两书的证据实际是一书，仍然是孤证。
《崇祯长编》虽然成书于乾隆，但依据的是明代奏书、邸报，均为原始档案。其可信度应该更高。
咱们现在抛开清人史料记载的“反间计”不说，再看看明代史料和《明史》对袁崇焕死因的记载：
《明史·袁崇焕传》：“擅主和议 专戮大帅。”
《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十六）：“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上御暖阁，辅臣成基命等入对。久之，出御平台，文武诸臣俱入。谕曰：‘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当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辅臣顿首谢。崇焕，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素以韬略自诩，迨督师出镇辽东。其入援时，三日五赐金币宣劳，亲为饮。至而迁延不战，至擅杀毛文龙，朝议纷纷，以致杀身。”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十六）：“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上文已经说过，明代官方史料中，关于袁的罪状没有一条涉及“反间计”，而且自其入狱直到被杀，也没有太多对其受审定罪的记载。上面两条记录都出自崇祯皇帝亲口，至少是个官方说法。而崇祯这个说法中确实有一些是事实并促成了袁的被杀。
阎崇年先生的一段文章能集中反映这个说法，现节录于后：“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但这是不是事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这两名充当“蒋干”的太监，在清代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中连个姓名都没有，之所以现在有人说是杨春、王成德，完全是臆断。小弟下面会具体分析。而且，明代史料中也没有二太监被捉又逃回一事的任何记载。按笔者所查，如《崇祯实录》、《烈皇小识》、《明季北略》、《国榷》等清初史料中提到袁崇焕下狱一事也都没“反间”之说。由于崇祯一朝官修正史已无，所以无从窥知。可以这么说，否定反间计的笔记、私史甚多，而肯定反间计存在的所有清方史料都源自《清太宗实录》，这虽是正史，但却是孤证。而且自袁崇焕死至明亡还有十余年，至清康熙三十年黄宗羲提到反间计之说又是40余年，前后60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一本野史、笔记等提到反间计，这就有点过于奇怪了。
此外，清人史料中关于二太监被捉与袁崇焕下狱的时间之间存在极大的漏洞。清初编《明史》，使得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太宗实录》、《满文老档》等清方史料，反间计之说从此开始流传。首先比较详细提到二太监被捉纵回的是《崇祯长编》（乾隆年间为修《明史》，汇集明代档案、奏书、邸报编辑的史料长编），该书第1611页至1612页“十二月甲子”（十四）条目下有“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 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等等，但这里只说命令这两名太监回去送信，也没有提到反间计，而且信中明说清军此次是因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而来，这就与“反间计”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了。又按该书第1594页：袁崇焕下狱于十二月辛亥朔，也就是初一，这一时间上的记载和《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都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袁下狱在十二月初一，而杨春、王成德被放回投书是在第十三天后。这个时间就完全对不上了。而“反间”一说自然不攻自破！
当然，《东华录》则记载，二太监被放回是在十一月庚戍（二十九），与“反间计”一说的时间能对上，但与同是清官修的《崇祯长编》存在时间差异。另一条记载“反间计”的重要史料是《朝鲜李朝实录》，吴晗先生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仁祖大王实录三 八年 明崇祯三年”有“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但《李朝实录》入清后曾经重修多次，有被修改掩饰之嫌。切毕竟是朝鲜人的记录，只能作为旁证。这里也只能存疑了。但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明代史料对这一时间的记载。而且几个版本的史料记载如出一辙，只有后出的清人史料《东华录》记载有异，就难免让人生疑了。
第三，崇祯杀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中，对“反间计”一说之字未提。今天时间不早了，身体也有点不舒服，先写到这里。容日后细说，而且从明代史料对崇祯杀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中，我们确实能够发现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
《东华录》是清蒋良骥摘抄《清实录》得到的实录简本，因《清实录》多次修改，该书中保留了一些修改前的原文，因此在史料的价值方面有不少可取之处。蒋氏的《东华录》成书于乾隆中页，其成书时间，比《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包括《崇祯长编》都晚。刚刚查了《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一月庚戌条下（在清代修定过若干次）对于纵太监回明廷的记载：“高鸿中，鲍承先尊上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也就是说，《清太宗实录》和《东华录》在这一点上的记载一致。纵杨春、王成德回去是十一月二十九。但由于《东华录》是实录摘抄，因此，两书的证据实际是一书，仍然是孤证。
《崇祯长编》虽然成书于乾隆，但依据的是明代奏书、邸报，均为原始档案。其可信度应该更高。
咱们现在抛开清人史料记载的“反间计”不说，再看看明代史料和《明史》对袁崇焕死因的记载：
《明史·袁崇焕传》：“擅主和议 专戮大帅。”
《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十六）：“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上御暖阁，辅臣成基命等入对。久之，出御平台，文武诸臣俱入。谕曰：‘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当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辅臣顿首谢。崇焕，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素以韬略自诩，迨督师出镇辽东。其入援时，三日五赐金币宣劳，亲为饮。至而迁延不战，至擅杀毛文龙，朝议纷纷，以致杀身。”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十六）：“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上文已经说过，明代官方史料中，关于袁的罪状没有一条涉及“反间计”，而且自其入狱直到被杀，也没有太多对其受审定罪的记载。上面两条记录都出自崇祯皇帝亲口，至少是个官方说法。而崇祯这个说法中确实有一些是事实并促成了袁的被杀。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袁崇焕为什么被凌迟——
凌迟，依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辑的内部资料《中国法制史通考资料长编》：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其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定始于五代。陆游：“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赵恒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也就是说，依据正律，阴谋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毁坏当朝皇陵、宗庙和宫殿，危害君王人身安全等罪行，适用凌迟。如，如万历三十四（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世宗朱厚熜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
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明代的凌迟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璋一向以用刑峻酷而闻名，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袁崇焕的官方罪名是不是适用凌迟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不适用。而且《崇祯实录》中称：“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所谓殊死，就是说不是按照律条，而是法外施刑了。当然，依据有记载的明代案例，像袁这么高的官职（包括高级内监，也就是太监），被寸剐的基本都是有谋逆的罪名。为什么袁的官方罪名中没有谋逆却被凌迟确实是个疑点。如果肯定袁没有遭“反间计”迫害，包括京城百姓对他的仇恨态度都让人难以理解。
我个人的观点——无论是在关外，还是在北京城下，袁可能确实有议款的举动。前几段文章中已经涉及到袁“以战求和，以和缓战”的心态，清军野战的实力，袁崇焕自然心知肚明。首先，天启年间就有过和清议和的实际动作，并在日后正式向朝廷上书求款，受到熹宗的“优诏答之”，但朝廷看到袁的进一步议和举动后，立即频频下严旨切责禁止。这里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终明一世的277年间，无论是外敌（蒙古、满清），还是内贼（李自成、张献忠），无论形势有多么危急，明中央政府从来没有与敌人主动议和妥协的先例，正统十四年，英宗被俘，也先围城，京师已经岌岌可危，但明政府在新登基的景帝、于谦的坚持下死守京城，最后转危为安。嘉靖二十九年，俺达围北京，当时形势也是万分危急，虽然当时没有再涌现一个于谦，而是纵敌劫掠、逡巡玩寇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但世宗自始至终也没有与蒙古人议和的任何举动甚至想法。甚至15年后，李自成兵临城下，突然提出裂土求和，还可以替朝廷消灭群盗的请求，已经几乎山穷水尽的崇祯也没有答应。可见，与外敌或内贼议和，从来不是明君主和明政府的国策，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
而袁崇焕提出的议和不失为解决问题，延缓敌人进攻的良策，况且当时明面临内忧外患，早不是80年前的嘉靖二十九年可比。但从皇帝到百姓，还是都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说，只要有议和的想法和举动，就已经无异于是“叛变投敌”了！再加上崇祯多疑好杀的性格，袁被磔死也就顺理成章了。
凌迟，依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辑的内部资料《中国法制史通考资料长编》：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其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定始于五代。陆游：“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赵恒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也就是说，依据正律，阴谋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毁坏当朝皇陵、宗庙和宫殿，危害君王人身安全等罪行，适用凌迟。如，如万历三十四（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世宗朱厚熜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
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明代的凌迟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璋一向以用刑峻酷而闻名，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袁崇焕的官方罪名是不是适用凌迟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不适用。而且《崇祯实录》中称：“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所谓殊死，就是说不是按照律条，而是法外施刑了。当然，依据有记载的明代案例，像袁这么高的官职（包括高级内监，也就是太监），被寸剐的基本都是有谋逆的罪名。为什么袁的官方罪名中没有谋逆却被凌迟确实是个疑点。如果肯定袁没有遭“反间计”迫害，包括京城百姓对他的仇恨态度都让人难以理解。
我个人的观点——无论是在关外，还是在北京城下，袁可能确实有议款的举动。前几段文章中已经涉及到袁“以战求和，以和缓战”的心态，清军野战的实力，袁崇焕自然心知肚明。首先，天启年间就有过和清议和的实际动作，并在日后正式向朝廷上书求款，受到熹宗的“优诏答之”，但朝廷看到袁的进一步议和举动后，立即频频下严旨切责禁止。这里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终明一世的277年间，无论是外敌（蒙古、满清），还是内贼（李自成、张献忠），无论形势有多么危急，明中央政府从来没有与敌人主动议和妥协的先例，正统十四年，英宗被俘，也先围城，京师已经岌岌可危，但明政府在新登基的景帝、于谦的坚持下死守京城，最后转危为安。嘉靖二十九年，俺达围北京，当时形势也是万分危急，虽然当时没有再涌现一个于谦，而是纵敌劫掠、逡巡玩寇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但世宗自始至终也没有与蒙古人议和的任何举动甚至想法。甚至15年后，李自成兵临城下，突然提出裂土求和，还可以替朝廷消灭群盗的请求，已经几乎山穷水尽的崇祯也没有答应。可见，与外敌或内贼议和，从来不是明君主和明政府的国策，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
而袁崇焕提出的议和不失为解决问题，延缓敌人进攻的良策，况且当时明面临内忧外患，早不是80年前的嘉靖二十九年可比。但从皇帝到百姓，还是都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说，只要有议和的想法和举动，就已经无异于是“叛变投敌”了！再加上崇祯多疑好杀的性格，袁被磔死也就顺理成章了。
下文将详述袁官方罪名是否成立的问题。
崇祯说袁崇焕“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这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天启初年，明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200余万两，但支出却达到了500余万两！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但到天启七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
而黄仁宇也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其后才是政治崩溃，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其实别说军队，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见《万历十五年》）。所以说，明政府拖欠军饷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手里没钱，又能如何？
但就是在全国缺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对袁崇焕的支持还是尽了全力的，辽东的军饷几乎都是悉数拨给。崇祯元年，辽饷为6,831,133两；崇祯元年至二年，国家的正常赋税是250万，辽饷是6,831,133两，朝庭的亏空是150万两。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内孥可支配，崇祯元年从内孥抽调了差不多100万两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在袁之前，辽东的军事预算是160万两，由于袁崇焕的请求，辽饷增至280万两，涨了120万两。在当时国库空虚，全国各地缺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给予袁崇焕的信任和支持是非常特殊的。
崇祯为什么对袁崇焕这么照顾？那是因为袁在崇祯元年“五年平辽”的承诺！但就在这个承诺刚刚许下一年后，后金骑兵就围困了北京。而北京上一次被敌人围困是嘉靖二十九年，80年前了。
再加上袁因为知道和后金的战争，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此对议和充满期待。《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还之。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这种期待让他对皇太极的议和诚意深信不疑。但皇太极在天启七年突然攻击朝鲜，而此时的袁却误以为满人要兵分三路攻击锦州——《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黄泥洼；一往红罗山。我兵固守如铁桶，而以精骑为奇游，备贼败归截击。”直到朝鲜向大明求救，朝廷才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严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
而此时，袁宠焕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他拒绝出兵自西线攻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辩：“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事实上，当时满洲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8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万。关于当时后金八旗兵力的实数，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略》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也就是说，当时的沈阳守军数量并不多。况且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不过300余里，何来深入？后来迫于朝廷的压力，袁最终还是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500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九百”，合兵9000，“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直滞留在三岔河，没有进击的具体动作。一直到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结束。至此，朝鲜尽入满清之手。皇太极没有了东顾之忧。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7万，却只派出区区的9000人，而且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别人怀疑他消极避战不是没有理由。
这次朝鲜战事暴露了袁崇焕在战略问题上的短视，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笔，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指满洲人）求和于西虏（指蒙古人），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
袁崇焕议和的想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这种议和的想法却被皇太极利用了——他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矛头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南下征明。议和只是皇太极的缓兵之计。袁崇焕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当然，袁崇焕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满人的议和袁并没有全信或是说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里，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才是当务之急。他也想趁满兵无法东顾之机抓紧时间修缮锦义凌松诸城，这才是袁所希望的。无论袁持何种想法，但只着眼于一地利益而忽视全局的发展。朝鲜对满清的臣伏，在战略上是对明的沉重打击。
再说“托付不效”，首先看崇祯二年皇太极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两千人的小规模偷袭，而是十万大军有详细计划的南侵。作为防守后金第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蓟辽督师袁崇焕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吗？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此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明史记事本末》）
由此可见，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后金准备南下，而是知道了却不相信。作为对敌最前线，袁崇焕即使是不相信后金入侵，至少也该派出斥候吧？但现在还没有发现那个时期的史料中确实找到袁崇焕派出斥候的记录。
也有一种说法，说袁没有权利管理蓟镇，他本人曾经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加强蓟镇的守备。先不说袁崇焕的头衔就是蓟辽督师，先看袁崇焕到底能不能管蓟镇：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折有其中的内容:“……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称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减去……”这是关于栽减亢员的奏折，都是蓟镇境内的，袁根据永平右布政郑国昌的报告而上奏朝庭减亢员的，这说明了袁对蓟镇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或者说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在管理蓟镇上权利是有重叠，可是结合袁的地位和受宠信的程度，没有任何理由说袁根本管不到蓟镇。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这封奏折一直是为袁辩护的铁证，可是袁这封奏折的核心内容其实是要举荐其得力部下林远为总兵官。之前袁已请奏祖大寿为锦州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并应袁的要求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如今袁还要再加一个蓟镇里的总兵，这就意味着畿辅尽在袁一个人的掌握之下，这样的人事安排其实过了，我觉得崇祯之所以无论如何也不答应，是担心整个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长官全部是袁的心腹，有所担心吧。结合刚才辽东关于后金入侵消息袁不相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袁这封奏折的实际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远为总兵官，而所谓“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不过是袁为达到目的的托词而已。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蒙古人、自己人关于后金南侵的报告袁不相信。
所以，崇祯说袁“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崇祯说袁崇焕“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这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天启初年，明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200余万两，但支出却达到了500余万两！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但到天启七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
而黄仁宇也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其后才是政治崩溃，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其实别说军队，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见《万历十五年》）。所以说，明政府拖欠军饷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手里没钱，又能如何？
但就是在全国缺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对袁崇焕的支持还是尽了全力的，辽东的军饷几乎都是悉数拨给。崇祯元年，辽饷为6,831,133两；崇祯元年至二年，国家的正常赋税是250万，辽饷是6,831,133两，朝庭的亏空是150万两。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内孥可支配，崇祯元年从内孥抽调了差不多100万两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在袁之前，辽东的军事预算是160万两，由于袁崇焕的请求，辽饷增至280万两，涨了120万两。在当时国库空虚，全国各地缺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给予袁崇焕的信任和支持是非常特殊的。
崇祯为什么对袁崇焕这么照顾？那是因为袁在崇祯元年“五年平辽”的承诺！但就在这个承诺刚刚许下一年后，后金骑兵就围困了北京。而北京上一次被敌人围困是嘉靖二十九年，80年前了。
再加上袁因为知道和后金的战争，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此对议和充满期待。《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还之。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这种期待让他对皇太极的议和诚意深信不疑。但皇太极在天启七年突然攻击朝鲜，而此时的袁却误以为满人要兵分三路攻击锦州——《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黄泥洼；一往红罗山。我兵固守如铁桶，而以精骑为奇游，备贼败归截击。”直到朝鲜向大明求救，朝廷才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严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
而此时，袁宠焕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他拒绝出兵自西线攻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辩：“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事实上，当时满洲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8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万。关于当时后金八旗兵力的实数，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略》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也就是说，当时的沈阳守军数量并不多。况且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不过300余里，何来深入？后来迫于朝廷的压力，袁最终还是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500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九百”，合兵9000，“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直滞留在三岔河，没有进击的具体动作。一直到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结束。至此，朝鲜尽入满清之手。皇太极没有了东顾之忧。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7万，却只派出区区的9000人，而且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别人怀疑他消极避战不是没有理由。
这次朝鲜战事暴露了袁崇焕在战略问题上的短视，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笔，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指满洲人）求和于西虏（指蒙古人），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
袁崇焕议和的想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这种议和的想法却被皇太极利用了——他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矛头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南下征明。议和只是皇太极的缓兵之计。袁崇焕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当然，袁崇焕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满人的议和袁并没有全信或是说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里，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才是当务之急。他也想趁满兵无法东顾之机抓紧时间修缮锦义凌松诸城，这才是袁所希望的。无论袁持何种想法，但只着眼于一地利益而忽视全局的发展。朝鲜对满清的臣伏，在战略上是对明的沉重打击。
再说“托付不效”，首先看崇祯二年皇太极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两千人的小规模偷袭，而是十万大军有详细计划的南侵。作为防守后金第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蓟辽督师袁崇焕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吗？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此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明史记事本末》）
由此可见，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后金准备南下，而是知道了却不相信。作为对敌最前线，袁崇焕即使是不相信后金入侵，至少也该派出斥候吧？但现在还没有发现那个时期的史料中确实找到袁崇焕派出斥候的记录。
也有一种说法，说袁没有权利管理蓟镇，他本人曾经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加强蓟镇的守备。先不说袁崇焕的头衔就是蓟辽督师，先看袁崇焕到底能不能管蓟镇：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折有其中的内容:“……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称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减去……”这是关于栽减亢员的奏折，都是蓟镇境内的，袁根据永平右布政郑国昌的报告而上奏朝庭减亢员的，这说明了袁对蓟镇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或者说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在管理蓟镇上权利是有重叠，可是结合袁的地位和受宠信的程度，没有任何理由说袁根本管不到蓟镇。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这封奏折一直是为袁辩护的铁证，可是袁这封奏折的核心内容其实是要举荐其得力部下林远为总兵官。之前袁已请奏祖大寿为锦州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并应袁的要求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如今袁还要再加一个蓟镇里的总兵，这就意味着畿辅尽在袁一个人的掌握之下，这样的人事安排其实过了，我觉得崇祯之所以无论如何也不答应，是担心整个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长官全部是袁的心腹，有所担心吧。结合刚才辽东关于后金入侵消息袁不相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袁这封奏折的实际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远为总兵官，而所谓“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不过是袁为达到目的的托词而已。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蒙古人、自己人关于后金南侵的报告袁不相信。
所以，崇祯说袁“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再说以市米则资盗——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昵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明史纪事本末》）
也就是说，在后金入寇前的半年，朵颜三卫由于之前已经“半入于建州” ，而其首领束不的曾经向袁崇焕请求在南台堡以貂皮和人参向明人交换粮食，边吏都不允许，只有袁崇焕同意。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束不的部不满万人（成年男丁），可是在宁远边市内就有2000人，外面有六七千人，甚至在边市内的2000蒙古人里有400是满人的间谍。可以说，束不的是倾巢而出到关市买米，甚至队伍里还有满人。他为谁买米？为自用怎么可能把全部人马全部拉过来？他们的日常生活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米？而束不的部降清，当时已经天下皆知，甚至连辽东的士绅都知道（上文提到的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
而谈迁在《国榷》中也写到就此事说道：“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诱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大致意思是说：秦国遇到饥荒，晋国立即禁止粮食交易，就是害怕这种交易会资助敌人。何况朵颜三卫非我族类，狡猾难测，我朝的粮食要转运到关外，在运输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真正能运到的只有一半。夷人的貂皮人参有的是，但对于国家大政民生没有什么急用，敲干百姓的血汗去讨好夷人，却被满洲人玩于股掌之间。也明确的说明，朵颜束不的部此次买米是为皇太极囤积粮食！
咱们再来看看清人自己的记载——《清史稿·太宗本纪》：“是岁（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而为什么束不的要为后金“积谷”呢？我们来看文献记载：已经被被后金征服的朝鲜也遇到荒年，为了给后金纳粮，“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才向后金上贡献了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
可见，不管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还是为南侵筹集军粮，皇太极当时一定会多方筹粮。而当时袁崇焕手里有积粮十余万石。《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六月记载袁的奏折：“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之辽人为兵，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屯种，三年积粮十余万石。”《两朝从信录》天启六年八月记录袁崇焕奏言：“月饷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亏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户部尚书王家贞亦说道：“北直隶籴价辽米辽豆”（《今史》）。崇祯二年袁说有粮食“贮十万石待支”。
由此可见，袁崇焕当时不缺粮，他缺的是马。因此，他当时和蒙古人做这笔日后看来并不划算且非常危险的买卖，其目的就是为了笼络蒙古人，想日后多换取他最缺乏的马匹！
这笔买卖，袁是上报了朝廷的，但崇祯最初严厉指责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三朝辽事实录》）但在袁的一再坚持下，崇祯还是妥协了，但仍然警告袁崇焕：“西夷通虏，谨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崇祯的意思是：归附的蒙古人可以救济，但必须查明具体人数才能出粮换物，不得不依据其具体人口卖给其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如果这些物资落入后金之手，我将如何控制？如果违反这一原则，就以通夷罪论处！也就是说，崇祯在此之前是警告过袁崇焕的。
资敌一罪，按《大明律》，要灭三族！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昵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明史纪事本末》）
也就是说，在后金入寇前的半年，朵颜三卫由于之前已经“半入于建州” ，而其首领束不的曾经向袁崇焕请求在南台堡以貂皮和人参向明人交换粮食，边吏都不允许，只有袁崇焕同意。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束不的部不满万人（成年男丁），可是在宁远边市内就有2000人，外面有六七千人，甚至在边市内的2000蒙古人里有400是满人的间谍。可以说，束不的是倾巢而出到关市买米，甚至队伍里还有满人。他为谁买米？为自用怎么可能把全部人马全部拉过来？他们的日常生活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米？而束不的部降清，当时已经天下皆知，甚至连辽东的士绅都知道（上文提到的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
而谈迁在《国榷》中也写到就此事说道：“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诱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大致意思是说：秦国遇到饥荒，晋国立即禁止粮食交易，就是害怕这种交易会资助敌人。何况朵颜三卫非我族类，狡猾难测，我朝的粮食要转运到关外，在运输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真正能运到的只有一半。夷人的貂皮人参有的是，但对于国家大政民生没有什么急用，敲干百姓的血汗去讨好夷人，却被满洲人玩于股掌之间。也明确的说明，朵颜束不的部此次买米是为皇太极囤积粮食！
咱们再来看看清人自己的记载——《清史稿·太宗本纪》：“是岁（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而为什么束不的要为后金“积谷”呢？我们来看文献记载：已经被被后金征服的朝鲜也遇到荒年，为了给后金纳粮，“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才向后金上贡献了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
可见，不管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还是为南侵筹集军粮，皇太极当时一定会多方筹粮。而当时袁崇焕手里有积粮十余万石。《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六月记载袁的奏折：“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之辽人为兵，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屯种，三年积粮十余万石。”《两朝从信录》天启六年八月记录袁崇焕奏言：“月饷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亏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户部尚书王家贞亦说道：“北直隶籴价辽米辽豆”（《今史》）。崇祯二年袁说有粮食“贮十万石待支”。
由此可见，袁崇焕当时不缺粮，他缺的是马。因此，他当时和蒙古人做这笔日后看来并不划算且非常危险的买卖，其目的就是为了笼络蒙古人，想日后多换取他最缺乏的马匹！
这笔买卖，袁是上报了朝廷的，但崇祯最初严厉指责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三朝辽事实录》）但在袁的一再坚持下，崇祯还是妥协了，但仍然警告袁崇焕：“西夷通虏，谨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崇祯的意思是：归附的蒙古人可以救济，但必须查明具体人数才能出粮换物，不得不依据其具体人口卖给其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如果这些物资落入后金之手，我将如何控制？如果违反这一原则，就以通夷罪论处！也就是说，崇祯在此之前是警告过袁崇焕的。
资敌一罪，按《大明律》，要灭三族！
袁崇焕被杀的另一个主要罪名是诛杀毛文龙。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毛文龙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在《明史·袁崇焕传》后附的毛文龙传记中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中有比较集中的记载，大家有时间可以仔细看一看，我在这里将依据上述两个资料和其它史料简要地说一下，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为了组织对满人的进攻，天启元年五月，“辽东巡抚王化贞遣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余名，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许其便宜行事。”这是毛文龙第一次走进明清易代史，而他当时的官职才是个小小的“练兵游击”，至多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还不是野战军出身，应该说是教官（王化贞给毛文龙的任务本身就是招附已经投靠满人的汉人，再加以简单的军事训练而为明所用）。毛文龙接受命令后立即率部自三岔河至猪岛、禽岛、长山、石城、色利等地召抚辽民，发展势力，并驱逐满人的势力。此时，辽东诸生王一宁建议毛文龙向朝鲜求助，利用朝鲜的力量为复辽之计。在得到朝鲜国王的充诺后，毛文龙与王一宁来到朝鲜弥串堡打探军情，得知满人镇江（今丹东附近）守将佟养真遣兵外出，城中守备空虚。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了镇江中军汉人陈良策为内应。“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史称“镇江大捷”。
镇江大捷，使朝野震动，全辽振奋，宽甸、险山等已经降附满人的城镇相继来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日赴老携幼至者百余人”。毛文龙因此升职为参将，驻守义州镇江。
努尔哈赤得报镇江失守，大为震怒，令阿敏和皇太极率军征伐。毛文龙自知“军势寡弱，人心颇摇”，根本无法与满兵对抗，只得率众退守朝鲜境内的义州（今朝鲜新义州）。满人屯兵中朝边境，威胁朝鲜交出毛文龙与陈良策。朝鲜“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明政府也同意朝鲜的提议，认为毛文龙入守海岛，朝廷尚有“此有用之众”（《石匮遗书后集》卷十）。天启二年十一月十一，毛文龙率军入驻皮岛，这便是以后东江军镇的由来。
皮岛位于明、朝鲜和后金三方势力之间，“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地广衍，有险可恃”。（《明通鉴》）“南可屏蔽登莱，东可联系朝鲜，北可攻冲辽沈，为平辽扼要区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一）毛文龙占据皮岛后，不停地袭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后金控制的区域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
而出于利用毛文龙对抗、牵制后金的目的，朝鲜亦对毛文龙大加扶持——在义州、安州、黄州一带划出大量闲田，使其军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输送粮草，解其十万军民生计；提供武器装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朝鲜的大力支援下，毛文龙军势大增，拥兵十余万，并趁努尔哈赤专注用兵于西线之时，不停地由东线侵袭辽东半岛，先后收复了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满浦、三山等十余座城池，使后金不无东顾之忧，不能专心在西线进攻明朝。满人当时的态度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由此可见，毛文龙已成为了后金的“心腹大患！”（《三朝辽事实录》）
天启四年十二月，毛文龙亦因功升至左都督平辽将军，领天子剑代帝守边。现在，有些文章因为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为证明其正确性把毛说得一无是处，从上面的记载看，这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毛文龙确实有不少战功，也收复了不少失土。
天启六年，皇太极在继位之初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是东江，只因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动静言语霎间便知，可恨！可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因此，皇太极上台之初就“吩咐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就在明着与袁崇焕议和的同时，皇太极其实已经开始准备解决毛文龙，既解后顾之忧，再臣伏朝鲜。
天启七年一月初八，皇太极令大贝勒阿敏为帅，统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硕托诸将，统兵8万东征毛文龙。出兵前，皇太极面授机宜：”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清太宗实录》)可见此次东征首为毛文龙，次为朝鲜。“丁卯之役”由此拉开。阿敏兵分两路，令济尔哈朗率军5万攻铁山，自带3万余骑兵攻义州。一月十三，在朝鲜降将姜弘立引路下渡过鸭绿江，再遣朝鲜降将韩润等人化装潜入义州。十四日，满军急攻义州，韩润为内应，城中大乱，义州沦陷。义州有朝鲜军2万，明屯田军1万，被满人全部杀死。
毛文龙每年冬天都要到皮岛上避寒，铁山只有老弱残兵和羸弱不堪战的朝鲜人，因此在济尔哈朗大军的进攻下铁山防御顷刻崩溃。但毛文龙的主力尚存，元气未伤。当时，袁崇焕在奏折中说：“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当奴兵东袭，毛帅兵力未损。”（《三朝辽事实录》）。但在袁崇焕日后杀毛文龙时却说：“铁山之败，丧师无数”。（《三朝辽事实录》）这两份奏折前后矛盾，也从侧面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一些理由多少有些牵强。
此时，为了维持危局，朝廷仍急令新败之余的毛文龙“相机战守”。毛文龙于是四处入袭辽东半岛，分别于瓶山和昌城等地取得局部胜利。
毛文龙在皮岛的存在，掣肘辽东，对满人压力很大，皇太极不得不在义州—铁山—复州一线布下万余兵力防备毛无孔不入的袭扰。之所以一时难以解决毛文龙，实在是因为辽东三面临海，满人又没有水师的缘故。
毛文龙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海岛为根基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筹措兵饷粮草，招集流民，安抚百姓，收复失地，联系朝鲜，牵制满金。以200之众发展至拥兵十余万，势力极盛之时据有十余城。虽有铁山之失，但在军力不如人的情况下，也是应该有情可原的。
此后，基本丧失大陆基地的毛文龙只得困守皮岛，但自崇祯元年至二年，对后金较大规模的袭扰仍有三次，其中在崇祯元年十月，毛文龙更策反了后金金、复二州的守备刘爱塔，这是自满人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官员。
综上所述，毛文龙在东江镇的守和对辽东半岛满人控制区域的袭扰，在明满战争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袁崇焕自己也曾经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两朝从信录》）而两年后，当袁杀毛文龙时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当时的兵部尚书王在晋也发现了袁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三朝辽事实录》）
那么袁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这要从二人的多年积怨说起。二人的矛盾连当时的后金都一清二楚，《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崇焕素弗善毛文龙”。自崇祯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帅，毛文龙的处境便日益艰难。
大家知道，明末的党争是空前惨烈的，言官的攻讧更是无处不在，很不幸的是，毛文龙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他与阉党靠得太近了，后来为报王化贞的知遇之恩一再上书为王说情（当时清流一派的蓟辽经略熊廷弼和阉党一派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交恶，双双入狱。结果前者被杀于阉党横行之天启五年，后者被杀于清流得势之崇祯二年），更招清流所忌。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说袁是东林党人，但他绝对是清流一派，至少是同情东林党人的。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将毛文龙诱至双岛，宣布其“十二当斩”，请尚方剑诛杀之。杀毛文龙，袁是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的！
咱们现在分析一下这“十二当斩”（《明史·袁崇焕传》）中最重要的几条——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毛在东江到底有多少兵？他自己说是十几万，而袁认为只有两万八千人，而且按照这一数字拨饷。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给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当时报的是16万。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毛文龙的东江军大多数都是从河东难民改编，虽然数量庞大，但真正可战之兵只得四五万，其余的都是些屯田军，说白了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没有一点战斗力可言。这些屯田军主要分布在朝鲜，如义州安州黄州等地耕种朝鲜划出的军田。其战斗力非常低下，否则也不会被济尔哈郎那么轻易地一杀就是1万。也就是说，东江军中有很多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难民。毛总得也给他们找口饭吃吧。后来，杀毛后，袁崇焕经过认真清点，确认的东江兵力是48000。《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毛一年的饷是120万两，但真正到他手里的只有40万两。为什么？朝廷是按10万兵给的饷，而袁崇焕只按他认可的3万给付。十几万人吃饭穿衣，只给28000人的粮饷，也难怪毛文龙要不断地上书要钱，以至“朝臣多疑而厌之”！当然，古时将帅，不克扣粮饷的不多，但从上面的数字看，其实毛文龙上报的水份可能并不是很大。
再看崇祯对毛文龙的态度：“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认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抗辩，崇祯皇帝则表示：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还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崇祯是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理由对毛文龙进行钳制的，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
但是，袁崇焕却在方方面面对毛进行打击，先是压饷不发，后是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必须经督师衙门详细备案方许出海，断了毛文龙的饷道。毛对此称之为“拦喉切我一刀！”为此，他不断改进上书抗辩，对刚刚上任的袁崇焕的不满溢于言表！
袁崇焕在诱杀毛文龙后说：“自去年（指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而那时是毛上述抗辩最激烈的时候！毛被杀后，崇祯虽然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但是君臣之间的猜忌与隔阂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此之前，袁已请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并以亲信手下分任各地总兵，再杀了岛帅毛文龙，袁崇焕已成了在辽东毫无节制的“辽东王”。这对于年不满二十、本就生性多疑的皇帝来说，正是疑虑的所在。再说，按明制，即使是拥有尚方宝剑的大臣，未经奉诏是不能斩决总兵以上官员的，而毛文龙却是左都督平辽将军。袁杀毛，是不合法的娇制擅杀，假传圣旨即为欺君之罪。
崇祯当时之所以隐忍不发，是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只要求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但不幸的是，杀毛文龙后5个月，还别说复辽，敌人的铁骑居然兵围京城，皇帝失望之余最终翻脸，新账老账一起算，袁崇焕就死罪难逃的了！
这里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袁崇焕在杀毛文龙时曾发誓：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持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结果一语成谶，袁本人比毛文龙死得更惨！也许，崇祯清楚地记得袁的这封奏折，要成全他吧……
就袁崇焕之死写了9篇东西了，今天也该结束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毛文龙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在《明史·袁崇焕传》后附的毛文龙传记中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中有比较集中的记载，大家有时间可以仔细看一看，我在这里将依据上述两个资料和其它史料简要地说一下，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为了组织对满人的进攻，天启元年五月，“辽东巡抚王化贞遣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余名，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许其便宜行事。”这是毛文龙第一次走进明清易代史，而他当时的官职才是个小小的“练兵游击”，至多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还不是野战军出身，应该说是教官（王化贞给毛文龙的任务本身就是招附已经投靠满人的汉人，再加以简单的军事训练而为明所用）。毛文龙接受命令后立即率部自三岔河至猪岛、禽岛、长山、石城、色利等地召抚辽民，发展势力，并驱逐满人的势力。此时，辽东诸生王一宁建议毛文龙向朝鲜求助，利用朝鲜的力量为复辽之计。在得到朝鲜国王的充诺后，毛文龙与王一宁来到朝鲜弥串堡打探军情，得知满人镇江（今丹东附近）守将佟养真遣兵外出，城中守备空虚。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了镇江中军汉人陈良策为内应。“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史称“镇江大捷”。
镇江大捷，使朝野震动，全辽振奋，宽甸、险山等已经降附满人的城镇相继来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日赴老携幼至者百余人”。毛文龙因此升职为参将，驻守义州镇江。
努尔哈赤得报镇江失守，大为震怒，令阿敏和皇太极率军征伐。毛文龙自知“军势寡弱，人心颇摇”，根本无法与满兵对抗，只得率众退守朝鲜境内的义州（今朝鲜新义州）。满人屯兵中朝边境，威胁朝鲜交出毛文龙与陈良策。朝鲜“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明政府也同意朝鲜的提议，认为毛文龙入守海岛，朝廷尚有“此有用之众”（《石匮遗书后集》卷十）。天启二年十一月十一，毛文龙率军入驻皮岛，这便是以后东江军镇的由来。
皮岛位于明、朝鲜和后金三方势力之间，“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地广衍，有险可恃”。（《明通鉴》）“南可屏蔽登莱，东可联系朝鲜，北可攻冲辽沈，为平辽扼要区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一）毛文龙占据皮岛后，不停地袭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后金控制的区域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
而出于利用毛文龙对抗、牵制后金的目的，朝鲜亦对毛文龙大加扶持——在义州、安州、黄州一带划出大量闲田，使其军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输送粮草，解其十万军民生计；提供武器装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朝鲜的大力支援下，毛文龙军势大增，拥兵十余万，并趁努尔哈赤专注用兵于西线之时，不停地由东线侵袭辽东半岛，先后收复了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满浦、三山等十余座城池，使后金不无东顾之忧，不能专心在西线进攻明朝。满人当时的态度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由此可见，毛文龙已成为了后金的“心腹大患！”（《三朝辽事实录》）
天启四年十二月，毛文龙亦因功升至左都督平辽将军，领天子剑代帝守边。现在，有些文章因为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为证明其正确性把毛说得一无是处，从上面的记载看，这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毛文龙确实有不少战功，也收复了不少失土。
天启六年，皇太极在继位之初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是东江，只因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动静言语霎间便知，可恨！可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因此，皇太极上台之初就“吩咐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就在明着与袁崇焕议和的同时，皇太极其实已经开始准备解决毛文龙，既解后顾之忧，再臣伏朝鲜。
天启七年一月初八，皇太极令大贝勒阿敏为帅，统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硕托诸将，统兵8万东征毛文龙。出兵前，皇太极面授机宜：”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清太宗实录》)可见此次东征首为毛文龙，次为朝鲜。“丁卯之役”由此拉开。阿敏兵分两路，令济尔哈朗率军5万攻铁山，自带3万余骑兵攻义州。一月十三，在朝鲜降将姜弘立引路下渡过鸭绿江，再遣朝鲜降将韩润等人化装潜入义州。十四日，满军急攻义州，韩润为内应，城中大乱，义州沦陷。义州有朝鲜军2万，明屯田军1万，被满人全部杀死。
毛文龙每年冬天都要到皮岛上避寒，铁山只有老弱残兵和羸弱不堪战的朝鲜人，因此在济尔哈朗大军的进攻下铁山防御顷刻崩溃。但毛文龙的主力尚存，元气未伤。当时，袁崇焕在奏折中说：“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当奴兵东袭，毛帅兵力未损。”（《三朝辽事实录》）。但在袁崇焕日后杀毛文龙时却说：“铁山之败，丧师无数”。（《三朝辽事实录》）这两份奏折前后矛盾，也从侧面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一些理由多少有些牵强。
此时，为了维持危局，朝廷仍急令新败之余的毛文龙“相机战守”。毛文龙于是四处入袭辽东半岛，分别于瓶山和昌城等地取得局部胜利。
毛文龙在皮岛的存在，掣肘辽东，对满人压力很大，皇太极不得不在义州—铁山—复州一线布下万余兵力防备毛无孔不入的袭扰。之所以一时难以解决毛文龙，实在是因为辽东三面临海，满人又没有水师的缘故。
毛文龙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海岛为根基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筹措兵饷粮草，招集流民，安抚百姓，收复失地，联系朝鲜，牵制满金。以200之众发展至拥兵十余万，势力极盛之时据有十余城。虽有铁山之失，但在军力不如人的情况下，也是应该有情可原的。
此后，基本丧失大陆基地的毛文龙只得困守皮岛，但自崇祯元年至二年，对后金较大规模的袭扰仍有三次，其中在崇祯元年十月，毛文龙更策反了后金金、复二州的守备刘爱塔，这是自满人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官员。
综上所述，毛文龙在东江镇的守和对辽东半岛满人控制区域的袭扰，在明满战争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袁崇焕自己也曾经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两朝从信录》）而两年后，当袁杀毛文龙时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当时的兵部尚书王在晋也发现了袁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三朝辽事实录》）
那么袁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这要从二人的多年积怨说起。二人的矛盾连当时的后金都一清二楚，《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崇焕素弗善毛文龙”。自崇祯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帅，毛文龙的处境便日益艰难。
大家知道，明末的党争是空前惨烈的，言官的攻讧更是无处不在，很不幸的是，毛文龙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他与阉党靠得太近了，后来为报王化贞的知遇之恩一再上书为王说情（当时清流一派的蓟辽经略熊廷弼和阉党一派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交恶，双双入狱。结果前者被杀于阉党横行之天启五年，后者被杀于清流得势之崇祯二年），更招清流所忌。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说袁是东林党人，但他绝对是清流一派，至少是同情东林党人的。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将毛文龙诱至双岛，宣布其“十二当斩”，请尚方剑诛杀之。杀毛文龙，袁是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的！
咱们现在分析一下这“十二当斩”（《明史·袁崇焕传》）中最重要的几条——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毛在东江到底有多少兵？他自己说是十几万，而袁认为只有两万八千人，而且按照这一数字拨饷。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给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当时报的是16万。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毛文龙的东江军大多数都是从河东难民改编，虽然数量庞大，但真正可战之兵只得四五万，其余的都是些屯田军，说白了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没有一点战斗力可言。这些屯田军主要分布在朝鲜，如义州安州黄州等地耕种朝鲜划出的军田。其战斗力非常低下，否则也不会被济尔哈郎那么轻易地一杀就是1万。也就是说，东江军中有很多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难民。毛总得也给他们找口饭吃吧。后来，杀毛后，袁崇焕经过认真清点，确认的东江兵力是48000。《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毛一年的饷是120万两，但真正到他手里的只有40万两。为什么？朝廷是按10万兵给的饷，而袁崇焕只按他认可的3万给付。十几万人吃饭穿衣，只给28000人的粮饷，也难怪毛文龙要不断地上书要钱，以至“朝臣多疑而厌之”！当然，古时将帅，不克扣粮饷的不多，但从上面的数字看，其实毛文龙上报的水份可能并不是很大。
再看崇祯对毛文龙的态度：“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认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抗辩，崇祯皇帝则表示：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还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崇祯是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理由对毛文龙进行钳制的，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
但是，袁崇焕却在方方面面对毛进行打击，先是压饷不发，后是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必须经督师衙门详细备案方许出海，断了毛文龙的饷道。毛对此称之为“拦喉切我一刀！”为此，他不断改进上书抗辩，对刚刚上任的袁崇焕的不满溢于言表！
袁崇焕在诱杀毛文龙后说：“自去年（指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而那时是毛上述抗辩最激烈的时候！毛被杀后，崇祯虽然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但是君臣之间的猜忌与隔阂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此之前，袁已请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并以亲信手下分任各地总兵，再杀了岛帅毛文龙，袁崇焕已成了在辽东毫无节制的“辽东王”。这对于年不满二十、本就生性多疑的皇帝来说，正是疑虑的所在。再说，按明制，即使是拥有尚方宝剑的大臣，未经奉诏是不能斩决总兵以上官员的，而毛文龙却是左都督平辽将军。袁杀毛，是不合法的娇制擅杀，假传圣旨即为欺君之罪。
崇祯当时之所以隐忍不发，是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只要求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但不幸的是，杀毛文龙后5个月，还别说复辽，敌人的铁骑居然兵围京城，皇帝失望之余最终翻脸，新账老账一起算，袁崇焕就死罪难逃的了！
这里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袁崇焕在杀毛文龙时曾发誓：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持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结果一语成谶，袁本人比毛文龙死得更惨！也许，崇祯清楚地记得袁的这封奏折，要成全他吧……
就袁崇焕之死写了9篇东西了，今天也该结束了。
再把上边说过的东西再简要回顾一下，总结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反间计”纯属无稽之谈，是乾隆为了政治目的和世人开的一个“国际玩笑”。
二、袁崇焕最终是死于崇祯元年四月“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与第二年十一月京师被围的巨大反差。他在辽东的私自议和使崇祯担心他会拥兵迫使自己与后金签定城下之盟，这是这位极度自负又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悲情皇帝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袁数次合理要求带兵入城休整（连瓮城都被拒绝）都遭到崇祯严词拒绝，而最终这竟成了他必死的一个罪状。当然，崇祯的多疑也是必然原因之一，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学者说得太多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袁被杀是崇祯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说得多好啊，自袁之死，明要亡国就成了必然趋势了！
四、袁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犯过错误，但瑕不掩玉，袁崇焕是一位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他绝没有背叛自己的君主和部下。
五、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句台词让我永世难忘：“古往今来那些掉脑袋的，哪个不是读圣贤书，按圣人之道行事的？！”袁又何尝不是如此？令人扼腕欷嘘呀…… （全文完）
一、“反间计”纯属无稽之谈，是乾隆为了政治目的和世人开的一个“国际玩笑”。
二、袁崇焕最终是死于崇祯元年四月“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与第二年十一月京师被围的巨大反差。他在辽东的私自议和使崇祯担心他会拥兵迫使自己与后金签定城下之盟，这是这位极度自负又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悲情皇帝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袁数次合理要求带兵入城休整（连瓮城都被拒绝）都遭到崇祯严词拒绝，而最终这竟成了他必死的一个罪状。当然，崇祯的多疑也是必然原因之一，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学者说得太多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袁被杀是崇祯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说得多好啊，自袁之死，明要亡国就成了必然趋势了！
四、袁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犯过错误，但瑕不掩玉，袁崇焕是一位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他绝没有背叛自己的君主和部下。
五、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句台词让我永世难忘：“古往今来那些掉脑袋的，哪个不是读圣贤书，按圣人之道行事的？！”袁又何尝不是如此？令人扼腕欷嘘呀…… （全文完）
令人扼腕欷嘘呀{:qiliang:}
挑那媽, 頂硬上!
袁崇焕是廣DG人, 祖上原籍廣西梧州藤縣. 這不是早有定案嗎?
反间计还流传着捏？皇太极跟手下人讨论问题用的是汉语么？还是刚好抓着一会满语的太监了？~~
别的倒也罢了，只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给的那十二条理由，太过无耻~~
偶总体上是挺袁文。。。不过还算客观。。。给袁一顶“大英雄”的帽子，这英雄两个字还真廉价
so，袁杀毛，崇祯杀袁。。。出来混迟早要还，何况他还发过誓平辽不成就把命还给毛。。。。。
so，袁杀毛，崇祯杀袁。。。出来混迟早要还，何况他还发过誓平辽不成就把命还给毛。。。。。
回复 11# wenzi1114
既然是计谋，当然要用敌人听得懂的话，你说的破绽很有趣可惜崇祯智商下限
既然是计谋，当然要用敌人听得懂的话，你说的破绽很有趣可惜崇祯智商下限
wenzi1114 发表于 2011-4-8 12:24 ![]()
哪里无耻，句句是真.
哪里无耻，句句是真.
霏菲飞 发表于 2011-4-8 16:46 ![]()
别搞笑了，督师什么时候说过？毛文龙不过是一个罪有应得的犯人，他配吗
别搞笑了，督师什么时候说过？毛文龙不过是一个罪有应得的犯人，他配吗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袵甲，士典素与同甘若躭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廕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廕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
这条罪是论毛文龙及其东江镇毫无作用，开镇八年连尺寸之地都未能收复，而且“观望养敌”没有形成有效的牵制。不过，袁崇焕自己在天启六年的上疏中，都还称过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
“辽抚袁崇焕上言：切照奴衅以来……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宁、锦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害于双岛，若按崇祯二年反推“八年”时间，应该是包括了崇祯朝的两年，和天启朝的六年（天启朝仅有七年），而袁崇焕亲笔上疏中称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是天启六年，当时称“数年牵制之功”自然应是算在“开镇八年”以内，而且是 “数年”都有牵制作用，这显然和他自己斩毛文龙时的说辞不一致。袁崇焕那份奏章的夸赞是因毛文龙抄袭后金腹地辽阳，而迫使后金主力回撤，所以让宁锦地区避免了被劫掠的事情，为此袁崇焕上言：“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王在晋于此奏章后留有按语曰：“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
注意，十二当斩一说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王在晋就是其中之一，再问一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有圣旨么？不经上奏直接问斩朝庭一品武将，不经内阁票拟连明朝皇帝都没有权力杀一个一品大臣，只以此问罪，袁崇焕都可以以问斩，惶论什么十一当斩十二当斩的？
“开镇八年，不能复尺寸之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
这条罪是论毛文龙及其东江镇毫无作用，开镇八年连尺寸之地都未能收复，而且“观望养敌”没有形成有效的牵制。不过，袁崇焕自己在天启六年的上疏中，都还称过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
“辽抚袁崇焕上言：切照奴衅以来……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宁、锦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害于双岛，若按崇祯二年反推“八年”时间，应该是包括了崇祯朝的两年，和天启朝的六年（天启朝仅有七年），而袁崇焕亲笔上疏中称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是天启六年，当时称“数年牵制之功”自然应是算在“开镇八年”以内，而且是 “数年”都有牵制作用，这显然和他自己斩毛文龙时的说辞不一致。袁崇焕那份奏章的夸赞是因毛文龙抄袭后金腹地辽阳，而迫使后金主力回撤，所以让宁锦地区避免了被劫掠的事情，为此袁崇焕上言：“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王在晋于此奏章后留有按语曰：“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
注意，十二当斩一说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王在晋就是其中之一，再问一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有圣旨么？不经上奏直接问斩朝庭一品武将，不经内阁票拟连明朝皇帝都没有权力杀一个一品大臣，只以此问罪，袁崇焕都可以以问斩，惶论什么十一当斩十二当斩的？
暗音 发表于 2011-4-9 17:19 ![]()
别秀下限了，反间计属于子虚乌有早已是史学界的定论，啥都不知道就不要乱叫，去CNKI搜搜去，即使是挺袁一方的论文里也首先否定了崇祯因”反间计“杀袁崇焕的说法~~
别秀下限了，反间计属于子虚乌有早已是史学界的定论，啥都不知道就不要乱叫，去CNKI搜搜去，即使是挺袁一方的论文里也首先否定了崇祯因”反间计“杀袁崇焕的说法~~
wenzi1114 发表于 2011-4-9 17:46 ![]()
不要搞笑，早有定论，谁定的？拿史料砸死你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说：
己巳（霖按：崇祯二年，公元1629）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京章。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阉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黄宗羲此说早于明史成书比《明史》成书早四十八年
屈大均《再吊袁督师》诗说：
劳臣遭反间，蠢尔善愚人。马喋三韩血，旗扬九塞尘。丸泥难险，集羽意摧轮。一自钃镂赐，无人更致身。 （《翁山诗外》卷七《再吊袁督师》五首之一）。比《明史》的成书早八十一年。
张岱《石匮书后集》中就曾记录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的说法。由于张岱没有接触过清朝的档案，把这当成袁崇焕通敌的证据。显然在明朝时就有“太监密告袁崇焕”的说法
不要搞笑，早有定论，谁定的？拿史料砸死你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说：
己巳（霖按：崇祯二年，公元1629）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京章。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阉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黄宗羲此说早于明史成书比《明史》成书早四十八年
屈大均《再吊袁督师》诗说：
劳臣遭反间，蠢尔善愚人。马喋三韩血，旗扬九塞尘。丸泥难险，集羽意摧轮。一自钃镂赐，无人更致身。 （《翁山诗外》卷七《再吊袁督师》五首之一）。比《明史》的成书早八十一年。
张岱《石匮书后集》中就曾记录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的说法。由于张岱没有接触过清朝的档案，把这当成袁崇焕通敌的证据。显然在明朝时就有“太监密告袁崇焕”的说法
回复 17# wenzi1114
哈哈，搞笑，要找毛文龙和魏忠贤勾结的证据难道非要有字面的吗？自己毛的一份报告，里面的一句：天启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总之，四、五两年之饷，并截留京库饷银四万，共四十四万两。
也就是几年的军饷有四十多万被留在了京城，这四十多万难道毛文龙用来建慈善院了？注意这是天启年间，谁当道。而且根本不用找魏忠贤和毛文龙勾结的字面资料，因为这十二大罪，已经被崇祯皇帝认可：“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
从上面看出，崇祯对督师对毛指控的罪名没有反对，什么意思，如果留下一丝毛没罪的证据，难道崇祯会不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
在看你的资料，“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朝廷的军饷呢，没有，为什么，不给魏忠贤建，掌握大权的阉人不给军饷，何况这只是应付，到最后督师都没有给其建祠，一时权宜之计难道要做错误的罪行？
所谓牵制之功不过是督师看了毛文龙的报告所给其的面子，真要深究毛文龙丢脸丢的多：
天启三年（1623）十月，毛文龙奏自满浦、昌城攻甜水站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瘦，自相残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当时明廷即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文龙在天启七年四月下旬上报说他“四战四捷，困奴于铁山”。
但四月上旬后金就撤过鸭绿江了。毛文龙在与空气做战？
而所谓的支援宁锦，程本直的漩声记 说的更是清楚：
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於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
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甯远於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於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客亦闻夫年来中国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皇上欣然，圣渝煌煌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敌来适其时也，嚣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杀崇焕以报文龙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於是乎为文龙讼冤者有之矣，复官者、请恤者纷纷也。犹幸皇上之圣而明也，一则曰：文龙有应得之罪也；再则曰：不得藉口於崇焕也。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
最后一个问题就更搞笑了，督师杀毛需要圣旨吗？
袁崇焕凭什么不请示？“癸未赐袁崇焕尚方剑”，“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因此袁崇焕斩帅后上疏，“逆行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谨席稿待罪，仰听圣裁事”，“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斩，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对此，崇祯明白答复“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
连尚方剑的功用和崇祯赐剑时所说的“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你都可以选择性忽视？
哈哈，搞笑，要找毛文龙和魏忠贤勾结的证据难道非要有字面的吗？自己毛的一份报告，里面的一句：天启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总之，四、五两年之饷，并截留京库饷银四万，共四十四万两。
也就是几年的军饷有四十多万被留在了京城，这四十多万难道毛文龙用来建慈善院了？注意这是天启年间，谁当道。而且根本不用找魏忠贤和毛文龙勾结的字面资料，因为这十二大罪，已经被崇祯皇帝认可：“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
从上面看出，崇祯对督师对毛指控的罪名没有反对，什么意思，如果留下一丝毛没罪的证据，难道崇祯会不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在看你的资料，“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朝廷的军饷呢，没有，为什么，不给魏忠贤建，掌握大权的阉人不给军饷，何况这只是应付，到最后督师都没有给其建祠，一时权宜之计难道要做错误的罪行？
所谓牵制之功不过是督师看了毛文龙的报告所给其的面子，真要深究毛文龙丢脸丢的多：
天启三年（1623）十月，毛文龙奏自满浦、昌城攻甜水站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瘦，自相残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当时明廷即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文龙在天启七年四月下旬上报说他“四战四捷，困奴于铁山”。
但四月上旬后金就撤过鸭绿江了。毛文龙在与空气做战？
而所谓的支援宁锦，程本直的漩声记 说的更是清楚：
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於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
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甯远於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於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客亦闻夫年来中国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皇上欣然，圣渝煌煌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敌来适其时也，嚣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杀崇焕以报文龙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於是乎为文龙讼冤者有之矣，复官者、请恤者纷纷也。犹幸皇上之圣而明也，一则曰：文龙有应得之罪也；再则曰：不得藉口於崇焕也。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
最后一个问题就更搞笑了，督师杀毛需要圣旨吗？
袁崇焕凭什么不请示？“癸未赐袁崇焕尚方剑”，“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因此袁崇焕斩帅后上疏，“逆行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谨席稿待罪，仰听圣裁事”，“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斩，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对此，崇祯明白答复“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
连尚方剑的功用和崇祯赐剑时所说的“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你都可以选择性忽视？
《清太宗实录》和《清史稿》和中的反间计记载：
《清太宗实录》“尊上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
《清史稿·列传十九》“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自龙井关入边，承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马兰峪，屡败明兵，承先以书招其守将来降。师进薄明都，承先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骡以济师。明经略袁崇焕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清史稿·列传十九》鲍承先传
如果想证明反间计是不存在，有两个途径
1，拿出切实的证据，说明鲍承先从来没在皇太极、范文程等的授意下在两太监说过那些话
2，拿出切实的证据，说明这些记载“全是乾隆篡改的”（这也是窃明粪最爱信口胡喷的）
至于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反间计如此弱智明主岂能相信是毫无意义的，后金对袁统帅用计的事实足以说明所谓袁勾结后金的说法有多么荒唐，皇太极亲自出马布置使用历史上对付乐毅李牧范增慕容垂的计策来黑袁足以说明袁统帅在后金高层心中的分量
《清太宗实录》“尊上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
《清史稿·列传十九》“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自龙井关入边，承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马兰峪，屡败明兵，承先以书招其守将来降。师进薄明都，承先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骡以济师。明经略袁崇焕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清史稿·列传十九》鲍承先传
如果想证明反间计是不存在，有两个途径
1，拿出切实的证据，说明鲍承先从来没在皇太极、范文程等的授意下在两太监说过那些话
2，拿出切实的证据，说明这些记载“全是乾隆篡改的”（这也是窃明粪最爱信口胡喷的）
至于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反间计如此弱智明主岂能相信是毫无意义的，后金对袁统帅用计的事实足以说明所谓袁勾结后金的说法有多么荒唐，皇太极亲自出马布置使用历史上对付乐毅李牧范增慕容垂的计策来黑袁足以说明袁统帅在后金高层心中的分量
暗音 发表于 2011-4-9 19:35 ![]()
尚方剑可斩一品大臣？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当真是唱戏哪？~~
尚方剑可斩一品大臣？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当真是唱戏哪？~~
暗音 发表于 2011-4-9 19:35 ![]()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袵甲，士典素与同甘若躭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廕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廕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 （《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先洗了这段的地，还十二当斩，先砍了袁再说，有证据的不砍，先砍无证据的，不要太搞笑好不~~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袵甲，士典素与同甘若躭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廕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廕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 （《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先洗了这段的地，还十二当斩，先砍了袁再说，有证据的不砍，先砍无证据的，不要太搞笑好不~~
尚方剑可斩一品大臣？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当真是唱戏哪？~~
wenzi1114 发表于 2011-4-9 19:38
史料崇祯的话已经给你贴出了。还是看不见？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这回看见了吧
。常识就是崇祯明明已经放权给督师，但有些人就是看不见，老那尚方宝剑说笑秀自己的XXX
尚方剑可斩一品大臣？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当真是唱戏哪？~~
wenzi1114 发表于 2011-4-9 19:38
史料崇祯的话已经给你贴出了。还是看不见？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这回看见了吧
。常识就是崇祯明明已经放权给督师，但有些人就是看不见，老那尚方宝剑说笑秀自己的XXX暗音 发表于 2011-4-9 19:35 ![]()
要证明十二当斩不全为对只须一例即可，多简单，你折腾半天有本事把十二条全落实么？
“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文龙自开镇以来一切奏报，一事一语，皆属欺诳，杀降人、杀难民以报首功。刘兴祚夺来二十余人，而曰数百人，欺诳孰甚，二当斩。”
再看看当事人袁崇焕在之前的奏章里怎么说的？“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袁崇焕说话真就可以当屁么？想怎么说怎么说？~~
要证明十二当斩不全为对只须一例即可，多简单，你折腾半天有本事把十二条全落实么？
“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文龙自开镇以来一切奏报，一事一语，皆属欺诳，杀降人、杀难民以报首功。刘兴祚夺来二十余人，而曰数百人，欺诳孰甚，二当斩。”
再看看当事人袁崇焕在之前的奏章里怎么说的？“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袁崇焕说话真就可以当屁么？想怎么说怎么说？~~
要证明十二当斩不全为对只须一例即可，多简单，你折腾半天有本事把十二条全落实么？
“人臣之罪 ...
wenzi1114 发表于 2011-4-9 19:44
唉~~难道你比崇祯还明白？我不用全落实，因为崇祯已经全落实并表扬督师做的对了。
又不看我贴东西。你怎么老选择性失明？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至于表扬毛文龙不过是和请旨给魏忠贤立祠一样，都是权宜之计而已。
至于毛的水分，我早已经贴给你了
在贴一遍，看不见不要怪我鄙视你
1623）十月，毛文龙奏自满浦、昌城攻甜水站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瘦，自相残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当时明廷即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文龙在天启七年四月下旬上报说他“四战四捷，困奴于铁山”。但四月上旬后金就撤过鸭绿江了。毛文龙在与空气做战？
要证明十二当斩不全为对只须一例即可，多简单，你折腾半天有本事把十二条全落实么？
“人臣之罪 ...
wenzi1114 发表于 2011-4-9 19:44
唉~~难道你比崇祯还明白？我不用全落实，因为崇祯已经全落实并表扬督师做的对了。
又不看我贴东西。你怎么老选择性失明？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至于表扬毛文龙不过是和请旨给魏忠贤立祠一样，都是权宜之计而已。
至于毛的水分，我早已经贴给你了
在贴一遍，看不见不要怪我鄙视你
1623）十月，毛文龙奏自满浦、昌城攻甜水站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瘦，自相残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当时明廷即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文龙在天启七年四月下旬上报说他“四战四捷，困奴于铁山”。但四月上旬后金就撤过鸭绿江了。毛文龙在与空气做战？
暗音 发表于 2011-4-9 19:51 ![]()
少扯那么远，你说十二条条条属实，那你说说皮岛数次与中朝打关于核查兵员的官司，那么为什么叫“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这一当斩算不算个屁？十当斩，你根本拿不出毛文龙给魏忠贤请立生祠的证据，而袁崇焕自己却真真实实的请立过生祠，这有无错误？想多说的话再擦擦那个尚方剑可斩武一品的屁股，另外别忘了毛文龙也有尚方剑在手，所以皇帝给尚方剑就是让他们互砍砍死无罪？~~
总玩儿转进，为毛就不能就事论事说说这十二当斩哪里“条条属实”了？~~
少扯那么远，你说十二条条条属实，那你说说皮岛数次与中朝打关于核查兵员的官司，那么为什么叫“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这一当斩算不算个屁？十当斩，你根本拿不出毛文龙给魏忠贤请立生祠的证据，而袁崇焕自己却真真实实的请立过生祠，这有无错误？想多说的话再擦擦那个尚方剑可斩武一品的屁股，另外别忘了毛文龙也有尚方剑在手，所以皇帝给尚方剑就是让他们互砍砍死无罪？~~
总玩儿转进，为毛就不能就事论事说说这十二当斩哪里“条条属实”了？~~
把清兵带来的灾难算在袁的头上？
说实话，看到大陆网络到处可看到抵毁袁崇焕的贴子，实在让人痛心． 我记得一位北京网友曾这么感叹我大陆的一些小屁孩网民的行为．
如今是之中华确有明末盛世之气象啊．
那些毫无理性的人实在丢中国人的脸，给袁大人泼脏水，也深得大明朝议之精华．
说实话，看到大陆网络到处可看到抵毁袁崇焕的贴子，实在让人痛心． 我记得一位北京网友曾这么感叹我大陆的一些小屁孩网民的行为．
如今是之中华确有明末盛世之气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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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毫无理性的人实在丢中国人的脸，给袁大人泼脏水，也深得大明朝议之精华．
把清兵带来的灾难算在袁的头上？
陈俊盛 发表于 2011-5-3 20:14
在海外，港澳台的华人压根找不到一个骂袁崇焕的，都是一些大陆网友在放贱．
这些袁黑大概可分三类：
1,北京人
他们是最早抵毁攻击袁的，这里不细说了，他们的第一动机是要证明他们祖上吃袁大人的肉＂没有错＂
2,跟风的小屁孩
他们算是黑袁的二代，他们似乎只是为了找到一丝逆反快感而已
3，五毛（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官富二代）
他们攻击袁的动机很简单，他们内心害怕当代再出现一个袁大人，像杀掉毛文龙一样，做掉他们的腐败和投机搞把的爹地．
把清兵带来的灾难算在袁的头上？
陈俊盛 发表于 2011-5-3 20:14
在海外，港澳台的华人压根找不到一个骂袁崇焕的，都是一些大陆网友在放贱．
这些袁黑大概可分三类：
1,北京人
他们是最早抵毁攻击袁的，这里不细说了，他们的第一动机是要证明他们祖上吃袁大人的肉＂没有错＂
2,跟风的小屁孩
他们算是黑袁的二代，他们似乎只是为了找到一丝逆反快感而已
3，五毛（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官富二代）
他们攻击袁的动机很简单，他们内心害怕当代再出现一个袁大人，像杀掉毛文龙一样，做掉他们的腐败和投机搞把的爹地．
袁崇焕也不是奸臣也不是能臣，也起码不是贰臣，但有些事情确实有些一相情愿了。
老袁督师蓟 辽 登 莱 当然可以管到毛文龙
虽然直接杀了不合制度 但是将在外要临机而动 只要大事办好 杀一个下官不是什么大事
同样的道理 他也要为己巳蓟镇破口而承担责任 因为他是直接上司
不能光掌权而不担责任 平辽平到北京城下 怎能让年轻的皇帝不恼怒
虽然直接杀了不合制度 但是将在外要临机而动 只要大事办好 杀一个下官不是什么大事
同样的道理 他也要为己巳蓟镇破口而承担责任 因为他是直接上司
不能光掌权而不担责任 平辽平到北京城下 怎能让年轻的皇帝不恼怒
袁嘛，象这样给杀掉的大臣海了去，只不过死的时间敏感罢了，我是崇祯也会砍了他（这与对错于否无关，鞑子杀到京城下得有人得负担），毛文龙更冤一些，这样的高级别武将都可以先斩后奏，而且以很牵强的理由（也许有些挺袁的人认为足够了），大家可以想想，别的武将会怎么想，皇帝会怎么想。
毛都可以用袁定的十二条罪名给杀了，袁死还是皇帝下的令，谁死的理由更强势些（与对错无关），很想玩一玩架空，袁和毛对掉一下位置看看谁做得更好，也许是毛召袁过来一刀给砍了。
毛都可以用袁定的十二条罪名给杀了，袁死还是皇帝下的令，谁死的理由更强势些（与对错无关），很想玩一玩架空，袁和毛对掉一下位置看看谁做得更好，也许是毛召袁过来一刀给砍了。
毛文龙种种不法之事基本座实 但是他始终还是明军 给后金以极大牵制
袁崇焕把辽镇凝聚起来是功 对他镇苛刻是过 别人总也要吃饭的 九边不能光肥一镇
这样办事 所有的朝臣都看在眼里 等皇帝动了杀机 人人都落井下石
袁崇焕把辽镇凝聚起来是功 对他镇苛刻是过 别人总也要吃饭的 九边不能光肥一镇
这样办事 所有的朝臣都看在眼里 等皇帝动了杀机 人人都落井下石
卖粮一事 袁的责任也很大 皇帝的意思是不卖 袁争辩要拉拢
崇祯元年 喀喇沁部已经和后金定盟了 双方一同打察哈尔 喀喇沁"悉遵国制" 明朝也不是不知道 此时虽然蒙古人有摇摆 事情有回旋的可能性 但是操作风险已经很高了
举个例子 有一单生意 你的老板觉得风险大而主张不做 你作为直接办事的硬顶着做了 结果肉包子打狗 老板不怪你怪谁 不能光说初衷是好的就不担结果
崇祯元年 喀喇沁部已经和后金定盟了 双方一同打察哈尔 喀喇沁"悉遵国制" 明朝也不是不知道 此时虽然蒙古人有摇摆 事情有回旋的可能性 但是操作风险已经很高了
举个例子 有一单生意 你的老板觉得风险大而主张不做 你作为直接办事的硬顶着做了 结果肉包子打狗 老板不怪你怪谁 不能光说初衷是好的就不担结果
袁崇焕忠君爱国 独当一面 体恤部署 奋勇当先
但是始终不是一个全局之才 用他当督师 让他随便讲大话 是皇帝用人之过
老老实实的给他一个方向的督抚来当 袁应该干得很好
袁杀毛 皇帝不作声 然后又杀袁 也不替毛平凡 真真是把前线所有人得罪一个遍
结果出了三顺 也出了祖大寿吴三桂
崇祯有皇太极一半的容人之量 有三成的政治手腕 明朝也能多撑几代人
但是始终不是一个全局之才 用他当督师 让他随便讲大话 是皇帝用人之过
老老实实的给他一个方向的督抚来当 袁应该干得很好
袁杀毛 皇帝不作声 然后又杀袁 也不替毛平凡 真真是把前线所有人得罪一个遍
结果出了三顺 也出了祖大寿吴三桂
崇祯有皇太极一半的容人之量 有三成的政治手腕 明朝也能多撑几代人
黄衣元吉 发表于 2011-5-7 13:02 ![]()
在国内 捧袁最出名的 那要说到 袁崇年 咯
在国内 捧袁最出名的 那要说到 袁崇年 咯
1，袁督师督师的是山海关以外防线，山海关以内是蓟门总督刘策所管。而满清走的是刘策的管辖。
2，老有人想当然说毛文龙打游击有牵制之功，别搞笑了，他能牵制，宁远，宁锦怎么看不到他的影子？
3,很多人不去读历史，讨论老想当然那倒是真的。和这种人说话根本没用。
2，老有人想当然说毛文龙打游击有牵制之功，别搞笑了，他能牵制，宁远，宁锦怎么看不到他的影子？
3,很多人不去读历史，讨论老想当然那倒是真的。和这种人说话根本没用。
袁死的确实冤了点。。。
在国内 捧袁最出名的 那要说到 袁崇年 咯
zhepro 发表于 2011-5-8 11:34
呵呵！大陆网络的袁黑可谓逻辑无理性到脑残了。
按你们的逻辑，日本人崇敬孔子，孙中山，张自忠，那么孔孙张都是汉奸？？
在国内 捧袁最出名的 那要说到 袁崇年 咯
zhepro 发表于 2011-5-8 11:34
呵呵！大陆网络的袁黑可谓逻辑无理性到脑残了。
按你们的逻辑，日本人崇敬孔子，孙中山，张自忠，那么孔孙张都是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