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核物理学家曾经仔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受到 ...

【内容提要】 明治中期，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倾向开始转向理论科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视纯科学研究为一种智力游戏，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可以在其中获得机会，以展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国家的文化优越性。在日俄战争以前，尽管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还比较低，但是日本的科学家还是梦想着能够在这场智力游戏中打败欧洲人，以显示他们的智力水平。
长冈半太郎的土星原子模型（1903）是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之一，但是包括布拉格和卢瑟福在内的英国物理学家却因为这个模型出自一个“小日本”之手而对其漠然置之，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
量子力学的出现预示着物理研究的新方法即将登场，也预示着日本科学家从此可以与欧洲科学家同台竞争，尤其是在国家工业技术发达程度无甚影响的纯科学研究领域。年轻的物理学家像菊池正士和仁科芳雄才可以在1928年做出一流的成绩来。长期的科学努力最终使得20世纪30年代登上物理舞台的一位日本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1934年，汤川秀树发表了他的介子理论，他对一种新粒子的预言在1937年被Carl Anderson Seth Neddermeyer所证实存在于宇宙射线中，这个发现震惊了西方物理学界。
甚至在日本迫切地需要科学家与之合作的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奋战在纯科学的战线上。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为诸如原子弹和雷达的研发这样的战时工程出过力，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放在诸如回旋加速器的建造，以及存在缺陷并且与新粒子特征不太相符的介子理论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上。
1947年出访日本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顾问团发现日本科学家这种对理论科学的倾向对日本工业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毫无裨益”，但是这种倾向即使在战后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停止过，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则更是不可遏制。
【关 键 词】竞争/民族主义/介子理论/原子弹/长冈半太郎/仁科芳雄/汤川秀树


导言
1947年，应战争部长的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将负责科学技术改革的科学顾问团派往日本。顾问团此行目的是希望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官员对日本的科学计划有一个适当估计， 这个计划由日本科学家团体以促进日本国内科学研究的民主化为名而提出。在顾问团1948年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研究人员的奇特动机令美国科学家们感到不安：
大学里的很多研究，其内容都深奥晦涩。相比数学分析或者应用数学，数学家们更喜欢数论这一类的研究。造就一个文化阶层，维护日本的尊严，证明其文化优越于世界上其它文化，这似乎是很多大学教研人员心目中最主要的动机。①
日本科学家在抽象理论的研究上花大力气而轻视实用科学，想以此证明自己国家的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越，这一点让科学顾问团感到奇怪。
科学史家已经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目标——“富国强兵”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日本科学研究的特点，并使国家的研究方向指向工业和军事上的应用。但是，如果仔细审视日本科学家的实际科研活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好几个反例，说明他们在研究中并未遵从这一国家目标：日本的第一、第二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着手的研究工作与工业应用并无多大关系；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日本建立公共卫生协会时，他们就发现相比于临床应用，日本的医生更热衷于理论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详细分析日本物理学家学术活动的几个方面，并通过这种分析来说明战前的日本科学家如何把研究兴趣转向了纯科学研究。
一　长冈半太郎（Nagaoka Hantaro）的担忧
山川健次郎（Yamakawa Kenjiro, 1854—1931），田中馆爱橘（Tanakadate Aikitsu, 1856—1952），长冈半太郎（1865—1950），这三位明治早期著名物理学家的经历告诉我们，日本的第一代物理学家都是在江户时代封建儒教传统影响下接受的启蒙教育，然后转向现代物理学的教育和研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决定抛弃传统文化，投入完全陌生的新领域时，都难免会产生疑问、会犹豫不决。长冈半太郎的故事几乎众所周知。
在进入东京大学物理系之前，长冈半太郎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科学史，目的是要弄清东亚人是否也有能力在科学上做出原创性贡献。对于一个生活在明治时代早期的年轻的中学毕业生来说，他即将要投身于其中的自然科学是彻头彻尾的西方的东西。如果他（作为东亚人）注定无法完成原创性工作，长冈半太郎不会愿意把生命耗费在此。
但是仔细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之后，长冈半太郎确信亚洲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有天赋的。古代的中国人研究过北极光，精确记录了天体的运动，还发明了指南针，这些都使得长冈半太郎自信自己也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所突破。此外，长冈半太郎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是衡量文化的标准，东西方可以共用；或者是一组竞赛规则，亚洲人和欧洲人在同一竞技场上竞争。很明显，长冈半太郎把中国人视为共同拥有东亚传统的文化同胞，而非西方人那样的竞争对手。［板倉聖宣、木村东作、八木江里1973，页39—44］
在给他的学长田中馆爱橘的一封信中，长冈半太郎要与西方人（或者确切的说是白种人）一比高低的想法表露无疑，当时的田中馆爱橘正在欧洲求学（1888年6月7日）：
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有广阔的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对事物的透彻理解，不能屈服，不能有一丝的松懈。那些看似专心工作，实则心不在焉，任何小事情都会让他们停下来去看、去听、去议论，甚至跑出去买东西的人，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工作间打扰我们的工作。没有理由让白人在每个方面都如此超前，如你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在10或20年之内打败那些白人：我才不想在地狱里用望远镜去看我们后代的胜利。②
田中馆爱橘和长冈半太郎都相信亚洲人在道德操守上胜于西方人，尽管他们的国家在物质上仍然贫弱。他们互相鼓励，决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在知识上击败“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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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治中期，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倾向开始转向理论科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视纯科学研究为一种智力游戏，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可以在其中获得机会，以展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国家的文化优越性。在日俄战争以前，尽管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还比较低，但是日本的科学家还是梦想着能够在这场智力游戏中打败欧洲人，以显示他们的智力水平。
长冈半太郎的土星原子模型（1903）是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之一，但是包括布拉格和卢瑟福在内的英国物理学家却因为这个模型出自一个“小日本”之手而对其漠然置之，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
量子力学的出现预示着物理研究的新方法即将登场，也预示着日本科学家从此可以与欧洲科学家同台竞争，尤其是在国家工业技术发达程度无甚影响的纯科学研究领域。年轻的物理学家像菊池正士和仁科芳雄才可以在1928年做出一流的成绩来。长期的科学努力最终使得20世纪30年代登上物理舞台的一位日本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1934年，汤川秀树发表了他的介子理论，他对一种新粒子的预言在1937年被Carl Anderson Seth Neddermeyer所证实存在于宇宙射线中，这个发现震惊了西方物理学界。
甚至在日本迫切地需要科学家与之合作的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奋战在纯科学的战线上。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为诸如原子弹和雷达的研发这样的战时工程出过力，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放在诸如回旋加速器的建造，以及存在缺陷并且与新粒子特征不太相符的介子理论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上。
1947年出访日本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顾问团发现日本科学家这种对理论科学的倾向对日本工业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毫无裨益”，但是这种倾向即使在战后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停止过，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则更是不可遏制。
【关 键 词】竞争/民族主义/介子理论/原子弹/长冈半太郎/仁科芳雄/汤川秀树


导言
1947年，应战争部长的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将负责科学技术改革的科学顾问团派往日本。顾问团此行目的是希望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官员对日本的科学计划有一个适当估计， 这个计划由日本科学家团体以促进日本国内科学研究的民主化为名而提出。在顾问团1948年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研究人员的奇特动机令美国科学家们感到不安：
大学里的很多研究，其内容都深奥晦涩。相比数学分析或者应用数学，数学家们更喜欢数论这一类的研究。造就一个文化阶层，维护日本的尊严，证明其文化优越于世界上其它文化，这似乎是很多大学教研人员心目中最主要的动机。①
日本科学家在抽象理论的研究上花大力气而轻视实用科学，想以此证明自己国家的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越，这一点让科学顾问团感到奇怪。
科学史家已经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目标——“富国强兵”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日本科学研究的特点，并使国家的研究方向指向工业和军事上的应用。但是，如果仔细审视日本科学家的实际科研活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好几个反例，说明他们在研究中并未遵从这一国家目标：日本的第一、第二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着手的研究工作与工业应用并无多大关系；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日本建立公共卫生协会时，他们就发现相比于临床应用，日本的医生更热衷于理论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详细分析日本物理学家学术活动的几个方面，并通过这种分析来说明战前的日本科学家如何把研究兴趣转向了纯科学研究。
一　长冈半太郎（Nagaoka Hantaro）的担忧
山川健次郎（Yamakawa Kenjiro, 1854—1931），田中馆爱橘（Tanakadate Aikitsu, 1856—1952），长冈半太郎（1865—1950），这三位明治早期著名物理学家的经历告诉我们，日本的第一代物理学家都是在江户时代封建儒教传统影响下接受的启蒙教育，然后转向现代物理学的教育和研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决定抛弃传统文化，投入完全陌生的新领域时，都难免会产生疑问、会犹豫不决。长冈半太郎的故事几乎众所周知。
在进入东京大学物理系之前，长冈半太郎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科学史，目的是要弄清东亚人是否也有能力在科学上做出原创性贡献。对于一个生活在明治时代早期的年轻的中学毕业生来说，他即将要投身于其中的自然科学是彻头彻尾的西方的东西。如果他（作为东亚人）注定无法完成原创性工作，长冈半太郎不会愿意把生命耗费在此。
但是仔细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之后，长冈半太郎确信亚洲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有天赋的。古代的中国人研究过北极光，精确记录了天体的运动，还发明了指南针，这些都使得长冈半太郎自信自己也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所突破。此外，长冈半太郎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是衡量文化的标准，东西方可以共用；或者是一组竞赛规则，亚洲人和欧洲人在同一竞技场上竞争。很明显，长冈半太郎把中国人视为共同拥有东亚传统的文化同胞，而非西方人那样的竞争对手。［板倉聖宣、木村东作、八木江里1973，页39—44］
在给他的学长田中馆爱橘的一封信中，长冈半太郎要与西方人（或者确切的说是白种人）一比高低的想法表露无疑，当时的田中馆爱橘正在欧洲求学（1888年6月7日）：
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有广阔的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对事物的透彻理解，不能屈服，不能有一丝的松懈。那些看似专心工作，实则心不在焉，任何小事情都会让他们停下来去看、去听、去议论，甚至跑出去买东西的人，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工作间打扰我们的工作。没有理由让白人在每个方面都如此超前，如你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在10或20年之内打败那些白人：我才不想在地狱里用望远镜去看我们后代的胜利。②
田中馆爱橘和长冈半太郎都相信亚洲人在道德操守上胜于西方人，尽管他们的国家在物质上仍然贫弱。他们互相鼓励，决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在知识上击败“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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