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深圳的“方言岛”

所谓方言岛，是指在某一个大的方言区内存在一个或多个小区域，这些小区域内的语言明显不同周边，就好像大海里一个个孤立的小岛，所以形象地称为“方言岛”。

方言岛现象与人口迁徙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古代，人口迁徙的最大动因是战争，军事行动、流民和屯垦使得人口大量迁徙，是形成方言岛最主要的原因，典型的如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方言岛，关于古代形成的方言岛，有关研究开展得比较深入，相关的著述很多；到了近现代，人口迁徙的最大动因是城市化，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兴起，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他们在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城市的语言特点，许多城市的方言因此发生了显著改变，形成了新的方言岛现象。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的语言习惯在岭南文化圈内显得极为独树一帜，一个新的方言岛正在形成之中，而这个课题国内似乎没有深入研究，这里不妨简单谈谈。

1、1978年之前深圳原有的方言结构
1978年改革开放前，深圳（当时叫宝安县）的方言基本分两部分：一是粤语（白话）主要分布在西部宝安区和关内数区，一是客家话，主要分布在东部龙岗区。同一种方言在不同地方的发音存在若干细微差别，熟悉这种差别的人，甚至可以据此判断讲话人属于哪个墟镇，甚至哪个村子。直到今天，深圳原住民的方言大体上还保持了这个格局。

此外，龙岗区的大鹏一带有居民操一种以客家话为基调的特殊方言，据学者考证，是数百年前戍边军人流传下来的，称为“大鹏军话”；南山区的南头曾是粤东重镇，五湖四海语音交杂，后来发展成一种叫“南头话”的方言，至今南头古城附近老一辈的原住民仍在讲；沿海原住民所讲方言的口音也很有特点，称为“基围话”，明清时，蛇口的赤湾码头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海港之一，估计这种方言的形成与此有一定联系，或者还可能与古代沿海疍民所操的“疍话”有关；还有一种比较罕见的“粘米话”，散见于龙岗区的某些墟镇。

2、改革开放后深圳的方言结构
改革开放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深圳，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深圳就从当年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总人口大约在1300万人左右的特大型城市，加之毗邻香港，对外交流频繁，这导致了深圳的方言发生了重大改变：

首先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原住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被迅速稀释，普通话“反客为主”成为强势语言，原住民的语言反而成了弱势语言。由于外来人口10倍、20倍地超过原住民，导致本土方言成为“非主流”，外来移民来到深圳，根本没有学习当地方言的必要，反倒是深圳原住民需要学习普通话，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这种主客倒挂的现象，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根据调查，虽然老一辈原住民依然坚持固有的语言，但是他们的后代使用方言的频率已大大减少。至于南头话、大鹏军话、基围话和粘米话这些小语种，说的人更是越来越少，有调查显示，上述小语种平均每种人群不过各数千人，且多是老年人，不要说外来移民，就连本地人的后代都不愿说或不会说，也许再过一代人就会彻底消失。

其次是客家话的式微，白话逐渐占据传统客家方言区，成为仅次于普通话的第二语言。由于大量外来移民来自广东和广西的传统粤语区，这些移民改变了龙岗传统客家方言区的语言习惯，白话成为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而虽然来自粤、闽、赣三地的客家人也不在少数，但各地客家话的发音差异很大，不像白话那样便于跨地域交流，因此白话逐渐占据了传统客家方言区。在深圳，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会讲白话的很多，而反过来以白话为母语会讲客家话的则比较少。很多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内的客家人也开始说白话，客家话被压缩很小的范围内，如客家同乡之间的交流。

三是潮汕话异军突起。从地理概念上说，潮汕是指广东的潮州和汕头两地，而从人文角度说，则东起汕头，西至汕尾这数百公里的粤东沿海地区，都可纳入潮汕的范畴。深圳原本不属于潮汕方言区，潮汕人善于经商，改革开放后，紧邻深圳的潮汕地区有大量移民涌入深圳打工、经商，许多人定居下来，带来了新的语言。不过潮汕方言在广东比较另类，身处粤地却属于闽方言的范畴，夹杂大量古音古意，颇为难懂；加之潮汕人圈子比较封闭，因此非潮汕移民很少有学习和使用潮汕话的需要，潮汕话一般仅用于“调酒郎”（潮州人三字的潮汕话谐音）内部的交流。

四是关内关外语言侧重点的差异性。所谓关内，是指原深圳特区边防线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边防线外的龙岗、宝安两区称为关外。在关内，普通话是绝对的第一语言，而在关外则是粤语基本与普通话平起平坐，在某些商务领域，粤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普通话。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过去关外普通话人群主要都是工厂打工一族，社会地位普遍偏低有关。这种情况在关内远郊的南山、盐田两区也比较常见。

3、深圳的方言融合现象
在深圳，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与本地人交杂而居，没有明显的按乡土或民族聚集而成的生活区或居民点，这是深圳的一大特点。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汇合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碰撞，造就了深圳方言大融合的独特文化现象。

很多大城市都有所谓“城中之城”，如北京有很多 “浙江村”、“福建村”之类按乡土聚集而成的居民点，也有牛街这样的按民族聚集而成的居民点，还有望京一带的韩国人聚集区，又如老上海的闸北区是苏北移民的聚集区，乌鲁木齐的二道桥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等等。上述情况在深圳是完全不存在的，呈现一种均衡的杂处形态，只有关外一些老屋村还存在较为集中的原住民聚落。这非常有利于不同语言的交流，深圳就像一个语言大熔炉，各种方言之间的融合极为普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首先是词汇的相互借用。一些独具北方特色的词汇大量被南方移民甚至深圳原住民使用，融合进了深圳普通话的日常口语中，如东北的忽悠、埋汰、得色，北京的抠门、磨叽，河南的带劲，等等。同样地，南方方言（尤其是粤语）中的词汇也大量地被北方移民所使用，如粤语的洒洒水（小意思）、搞掂（完成）、好彩（幸好）、有料到（有能耐）等等，香港人讲粤语爱夹杂英语，深圳人讲普通话爱夹杂粤语，这都是长期不同文化熏陶的结果。此外四川、湖南方言中的一些口语在深圳人当中也很常用，一些以粤语和客家话为母语的人讲话时忽然蹦出几个北方词汇也是常有的事。

其次是语音的相互影响。深圳本地白话的发音原本自成一系，既不同于偏硬的广州口音，也不同于偏软的香港口音，但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港风北渐，深圳白话的发音与香港白话大有趋同之势，仅有个别词汇的不同，这大概和浙江嘉兴话越来越趋同于上海话，北京郊县方言越来越趋同于“京片子”是同一个道理。另一方面，深圳的白话又强烈地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由于大量非粤语区的移民学习和使用白话，不可避免地带入了各地的口音，原本粤语有9个声调，保留了大量古音韵尾，非粤语移民在使用中为了降低发音难度，不自觉地减少了音调，古音韵尾也按普通话的发音习惯作了改进，一些北方移民还为白话加入了不少北方方言中才有的儿化音元素，这使得深圳白话在总体趋向香港口音的同时，又体现了出自身强烈的特色。

这种粤语发音的改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曾出现过。当时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他们在学习粤语的过程中，往往舍难取易，淡化那些细微的发音差异，改变拗口的古音，如“你”[nei] 念成[lei]，“我”[ngo]念成[o]，等等，这叫做“懒音”，大约是人们都喜欢偷懒，时间一长懒音成了标准发音，原先的标准发音反倒没有人念了。

同样地，深圳普通话的发音也强烈受到白话的影响，夹杂了大量白话发音的特点。原住民和粤语区移民的普通话自不用说，非粤语区的移民在日常实用普通话时也受到粤语影响，如句尾大量粤语常用的语气助词。

第三是语法的相互影响。粤语语法与普通话有不少区别，长期在深圳生活的移民，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语法，在讲普通话时也照用不误，如“宵夜”、“我走先”（倒装句）、“加多一块钱”（状语后置）、“你高过他”（副词句），等等。

4、深普：深圳移民第二代的语言
四川人讲普通话通常带有很浓重的口音，被人戏称为“川普”。在深圳，原住民和第一代移民们还基本保留了各自的语言习惯，然而，这些深圳第二代们生在深圳，长在深圳，身处白话、潮汕话、客家话的熏陶当中，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圳的80后、90后的语言与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区别，完全可以生造一个词“深普”来描述这种具有深圳特色、不同于现有任何一种口音的深圳普通话。

“深普”的口音类似于南宁普通话，但发音要淡很多。顺便说一句，南宁也是一个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城市，没有所谓“南宁话”，市民都讲一种南宁腔的普通话，而其周围地区都是白话或者桂柳方言。总的来说，“深普”的基调无疑是普通话，发音比南方任何地方的普通话都接近北方方言，但显著地融入了白话因素。

深圳出生长大的80后，90后们，都能熟练地使用普通话和粤语两种语言。不过，普通话都能说的很标准的这代人，口语却经常出现大量揉以粤语风格的句式，例如“不行”说成“不掂”，“没事”说成“没野”，这种情况似乎只出现在第二代群体内。另外，他们能够轻松地在普通话和白话之间转换，所以“深普”的另一大特点，就是白话讲着讲着，忽然就成了普通话；普通话讲着讲着，忽然就成了白话。这是他们的父辈通常难以做到的。

深普的出现标志着深圳文化开始得到沉淀和传承，毫无疑问，在被外地人鄙视为“文化沙漠”的深圳，一种新的文化正作为一个整体悄然诞生。不管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不管他们的家乡话相差多么大，不管他们的普通话所带的口音多么不同，而他们的孩子所讲的普通话竟然是一个口音，共同热爱脚下的这座城市，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新深圳人”。所谓方言岛，是指在某一个大的方言区内存在一个或多个小区域，这些小区域内的语言明显不同周边，就好像大海里一个个孤立的小岛，所以形象地称为“方言岛”。

方言岛现象与人口迁徙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古代，人口迁徙的最大动因是战争，军事行动、流民和屯垦使得人口大量迁徙，是形成方言岛最主要的原因，典型的如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方言岛，关于古代形成的方言岛，有关研究开展得比较深入，相关的著述很多；到了近现代，人口迁徙的最大动因是城市化，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兴起，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他们在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城市的语言特点，许多城市的方言因此发生了显著改变，形成了新的方言岛现象。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的语言习惯在岭南文化圈内显得极为独树一帜，一个新的方言岛正在形成之中，而这个课题国内似乎没有深入研究，这里不妨简单谈谈。

1、1978年之前深圳原有的方言结构
1978年改革开放前，深圳（当时叫宝安县）的方言基本分两部分：一是粤语（白话）主要分布在西部宝安区和关内数区，一是客家话，主要分布在东部龙岗区。同一种方言在不同地方的发音存在若干细微差别，熟悉这种差别的人，甚至可以据此判断讲话人属于哪个墟镇，甚至哪个村子。直到今天，深圳原住民的方言大体上还保持了这个格局。

此外，龙岗区的大鹏一带有居民操一种以客家话为基调的特殊方言，据学者考证，是数百年前戍边军人流传下来的，称为“大鹏军话”；南山区的南头曾是粤东重镇，五湖四海语音交杂，后来发展成一种叫“南头话”的方言，至今南头古城附近老一辈的原住民仍在讲；沿海原住民所讲方言的口音也很有特点，称为“基围话”，明清时，蛇口的赤湾码头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海港之一，估计这种方言的形成与此有一定联系，或者还可能与古代沿海疍民所操的“疍话”有关；还有一种比较罕见的“粘米话”，散见于龙岗区的某些墟镇。

2、改革开放后深圳的方言结构
改革开放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深圳，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深圳就从当年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总人口大约在1300万人左右的特大型城市，加之毗邻香港，对外交流频繁，这导致了深圳的方言发生了重大改变：

首先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原住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被迅速稀释，普通话“反客为主”成为强势语言，原住民的语言反而成了弱势语言。由于外来人口10倍、20倍地超过原住民，导致本土方言成为“非主流”，外来移民来到深圳，根本没有学习当地方言的必要，反倒是深圳原住民需要学习普通话，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这种主客倒挂的现象，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根据调查，虽然老一辈原住民依然坚持固有的语言，但是他们的后代使用方言的频率已大大减少。至于南头话、大鹏军话、基围话和粘米话这些小语种，说的人更是越来越少，有调查显示，上述小语种平均每种人群不过各数千人，且多是老年人，不要说外来移民，就连本地人的后代都不愿说或不会说，也许再过一代人就会彻底消失。

其次是客家话的式微，白话逐渐占据传统客家方言区，成为仅次于普通话的第二语言。由于大量外来移民来自广东和广西的传统粤语区，这些移民改变了龙岗传统客家方言区的语言习惯，白话成为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而虽然来自粤、闽、赣三地的客家人也不在少数，但各地客家话的发音差异很大，不像白话那样便于跨地域交流，因此白话逐渐占据了传统客家方言区。在深圳，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会讲白话的很多，而反过来以白话为母语会讲客家话的则比较少。很多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内的客家人也开始说白话，客家话被压缩很小的范围内，如客家同乡之间的交流。

三是潮汕话异军突起。从地理概念上说，潮汕是指广东的潮州和汕头两地，而从人文角度说，则东起汕头，西至汕尾这数百公里的粤东沿海地区，都可纳入潮汕的范畴。深圳原本不属于潮汕方言区，潮汕人善于经商，改革开放后，紧邻深圳的潮汕地区有大量移民涌入深圳打工、经商，许多人定居下来，带来了新的语言。不过潮汕方言在广东比较另类，身处粤地却属于闽方言的范畴，夹杂大量古音古意，颇为难懂；加之潮汕人圈子比较封闭，因此非潮汕移民很少有学习和使用潮汕话的需要，潮汕话一般仅用于“调酒郎”（潮州人三字的潮汕话谐音）内部的交流。

四是关内关外语言侧重点的差异性。所谓关内，是指原深圳特区边防线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边防线外的龙岗、宝安两区称为关外。在关内，普通话是绝对的第一语言，而在关外则是粤语基本与普通话平起平坐，在某些商务领域，粤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普通话。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过去关外普通话人群主要都是工厂打工一族，社会地位普遍偏低有关。这种情况在关内远郊的南山、盐田两区也比较常见。

3、深圳的方言融合现象
在深圳，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与本地人交杂而居，没有明显的按乡土或民族聚集而成的生活区或居民点，这是深圳的一大特点。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汇合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碰撞，造就了深圳方言大融合的独特文化现象。

很多大城市都有所谓“城中之城”，如北京有很多 “浙江村”、“福建村”之类按乡土聚集而成的居民点，也有牛街这样的按民族聚集而成的居民点，还有望京一带的韩国人聚集区，又如老上海的闸北区是苏北移民的聚集区，乌鲁木齐的二道桥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等等。上述情况在深圳是完全不存在的，呈现一种均衡的杂处形态，只有关外一些老屋村还存在较为集中的原住民聚落。这非常有利于不同语言的交流，深圳就像一个语言大熔炉，各种方言之间的融合极为普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首先是词汇的相互借用。一些独具北方特色的词汇大量被南方移民甚至深圳原住民使用，融合进了深圳普通话的日常口语中，如东北的忽悠、埋汰、得色，北京的抠门、磨叽，河南的带劲，等等。同样地，南方方言（尤其是粤语）中的词汇也大量地被北方移民所使用，如粤语的洒洒水（小意思）、搞掂（完成）、好彩（幸好）、有料到（有能耐）等等，香港人讲粤语爱夹杂英语，深圳人讲普通话爱夹杂粤语，这都是长期不同文化熏陶的结果。此外四川、湖南方言中的一些口语在深圳人当中也很常用，一些以粤语和客家话为母语的人讲话时忽然蹦出几个北方词汇也是常有的事。

其次是语音的相互影响。深圳本地白话的发音原本自成一系，既不同于偏硬的广州口音，也不同于偏软的香港口音，但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港风北渐，深圳白话的发音与香港白话大有趋同之势，仅有个别词汇的不同，这大概和浙江嘉兴话越来越趋同于上海话，北京郊县方言越来越趋同于“京片子”是同一个道理。另一方面，深圳的白话又强烈地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由于大量非粤语区的移民学习和使用白话，不可避免地带入了各地的口音，原本粤语有9个声调，保留了大量古音韵尾，非粤语移民在使用中为了降低发音难度，不自觉地减少了音调，古音韵尾也按普通话的发音习惯作了改进，一些北方移民还为白话加入了不少北方方言中才有的儿化音元素，这使得深圳白话在总体趋向香港口音的同时，又体现了出自身强烈的特色。

这种粤语发音的改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曾出现过。当时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他们在学习粤语的过程中，往往舍难取易，淡化那些细微的发音差异，改变拗口的古音，如“你”[nei] 念成[lei]，“我”[ngo]念成[o]，等等，这叫做“懒音”，大约是人们都喜欢偷懒，时间一长懒音成了标准发音，原先的标准发音反倒没有人念了。

同样地，深圳普通话的发音也强烈受到白话的影响，夹杂了大量白话发音的特点。原住民和粤语区移民的普通话自不用说，非粤语区的移民在日常实用普通话时也受到粤语影响，如句尾大量粤语常用的语气助词。

第三是语法的相互影响。粤语语法与普通话有不少区别，长期在深圳生活的移民，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语法，在讲普通话时也照用不误，如“宵夜”、“我走先”（倒装句）、“加多一块钱”（状语后置）、“你高过他”（副词句），等等。

4、深普：深圳移民第二代的语言
四川人讲普通话通常带有很浓重的口音，被人戏称为“川普”。在深圳，原住民和第一代移民们还基本保留了各自的语言习惯，然而，这些深圳第二代们生在深圳，长在深圳，身处白话、潮汕话、客家话的熏陶当中，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圳的80后、90后的语言与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区别，完全可以生造一个词“深普”来描述这种具有深圳特色、不同于现有任何一种口音的深圳普通话。

“深普”的口音类似于南宁普通话，但发音要淡很多。顺便说一句，南宁也是一个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城市，没有所谓“南宁话”，市民都讲一种南宁腔的普通话，而其周围地区都是白话或者桂柳方言。总的来说，“深普”的基调无疑是普通话，发音比南方任何地方的普通话都接近北方方言，但显著地融入了白话因素。

深圳出生长大的80后，90后们，都能熟练地使用普通话和粤语两种语言。不过，普通话都能说的很标准的这代人，口语却经常出现大量揉以粤语风格的句式，例如“不行”说成“不掂”，“没事”说成“没野”，这种情况似乎只出现在第二代群体内。另外，他们能够轻松地在普通话和白话之间转换，所以“深普”的另一大特点，就是白话讲着讲着，忽然就成了普通话；普通话讲着讲着，忽然就成了白话。这是他们的父辈通常难以做到的。

深普的出现标志着深圳文化开始得到沉淀和传承，毫无疑问，在被外地人鄙视为“文化沙漠”的深圳，一种新的文化正作为一个整体悄然诞生。不管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不管他们的家乡话相差多么大，不管他们的普通话所带的口音多么不同，而他们的孩子所讲的普通话竟然是一个口音，共同热爱脚下的这座城市，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新深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