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金塔县成国际核废料处理基地

戈壁小城的冲动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政府大楼的背后，有一幢不起眼的6层小楼，门口挂着“中核甘肃乏燃料后处理工程筹建处”的牌子。当地一位官员指着这幢楼，对记者说，“那里的事办成了，嘉峪关的发展不可限量。”“那里的事”涉及一笔近2000亿元的核电大单。 2010年11月，中国核工业集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签署协议，在中国西北某地建设一座年处理规模达到800吨的乏燃料后处理基地。

乏燃料是指在核反应堆内烧过的核燃料，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提取出来循环使用。无论从安全还是经济角度考虑，乏燃料的后处理都是全球核能大国核能发展的关键一个环节。

多位参与了项目选址论证的专家向记者证实，目前该项目基本选定在甘肃省嘉峪关以北的金塔县内。按照核电项目“工作区与生活区分离”的原则，如果该厂建成，那么专家和工人的生活区将基本划定在距金塔县相对较近，但又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城市——嘉峪关、酒泉或玉门。

一时间，千亿核电项目刺激了这几个戈壁偏远小城的“神经”。

据嘉峪关当地一位官员透露，建设乏燃料后处理厂的消息自2009年年初就传开了，过去的两年里嘉峪关市政府相关领导四方活动，“包括发改委、中核集团相关上级单位都去过”。“乏燃料后处理厂区肯定在远离人烟的地方，而包括行政、科研、生活以及其他附属产业，已经八九不离十，定在了嘉峪关。”该官员向记者很肯定地说。

不过，一个月前，酒泉市市长也在向媒体描绘“以风电为牵引，包括核乏燃料处理”的产业集群发展思路。玉门市作为中核404集团的老生活区所在地，据说也在积极争取作为未来千亿项目的生活基地。

对于这几个人口稀少、资源贫乏、支柱产业单一的戈壁城市来说，一个千亿项目所能带来的配套产业和投资，无疑是一根发展的“救命稻草”。

以嘉峪关为例，其已经新建的机场航站楼，和正在建设中的高铁项目，“在向上级审批要地要钱时，拿这个核电项目说事都管用。”上述地方官员告诉记者。

“核垃圾”两难

然而，核能的安全性和环境风险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自1986年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后，关于核废料处理的抗议声就在国际上不绝于耳。

2010年11月5日，一辆载有123吨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列车从法国出发前往德国，一路上突破了近5万名抗议者在沿途的重重阻拦，4天后才抵达了目的地。这些源自德国核能发电厂产生的废料，此前被送到法国阿海珐集团下属一家核燃料回收厂进行处理，然后按计划用火车运回德国，存放在一个过渡性的核废料储藏地。

这已经不是法国公司——阿海珐第一次在运输核废料途中遭遇“拦路虎”。作为商业化运作核废料后处理的领军企业，阿海珐公司的客户包括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很多国家的核电站。作为国际“核废料处理中心”，核废料在法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往来运输，所到之处，无不遭到民众的强烈抗议。

据接近该项目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合作之初，法国方面就表示了将此项目作为亚洲核废料回收中心的想法，而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国内专家的证实。 “2009年，受到韩国出口核电站到阿联酋的刺激，中国的核电站也在跃跃欲试希望能够走出国门，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教授告诉记者，“没有配套的核废料处理设施，其他国家很难处理核废料，我国能否提供后处理服务，直接影响了我国核电站的出口。”

这意味着，今后运往甘肃的核废料，不仅来自国内的核电站，还很有可能来自周边国家。“回收技术是否成熟”已经成了专家担忧之处。

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燃料处处长邵明昶表示，核废料回收确实存在回收安全的问题，因为采用化学方式，工艺流程比较复杂。乏燃料后处理成本非常高，对工艺流程、设备以及材料要求非常高。

不过，嘉峪关等市的地质条件特殊，地处沙漠边缘，四周人烟稀少，从而成为中国核工业理想的发展区域。同为戈壁区的北山地区即是中国核废料处置库的集中地。因此该地发展核废料回收工业确有地利之便。

这使得它们在外资核电企业眼中炙手可热。

幕后商业“推手”

2011年1月3日，“中国核能技术获重大突破，铀利用率提升60倍”的官方消息，高调宣传了我国在核废料处理技术上的突破。

“这其实是在释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法国不跟我们合作，我们自己也能搞，”一位接近该项目的知情人士这样诠释这条新闻。围绕这个价值2000亿的合作项目，中法也在投资形式和合作比例上“拉锯式”谈判。“现在阿海珐缺合同，其处理设备正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清华大学陈婧研究员透露。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阿海珐就开始为国际客户开展商业化的核废料回收服务。作为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实现工业化、满负荷运转的核废料处理工厂，阿海珐的拉黑格处理厂产能目前大概在800吨／年。陈婧认为，这个厂的满负荷产能应该在1600吨以上。

自2009年痛失阿联酋4座核电站200多亿美元的“大单”之后，阿海珐在法国的核电领导地位就遭受严重质疑；与此同时，本应在今年竣工的法国和日本合作、建设在日本的核废料回收厂，也由于某些技术原因而延迟。

显然，来自中国的千亿合同无疑可以填补阿海珐的产能空缺。

在中法工业协议签订之后，阿海珐中国区总裁安德龙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阿海珐将提供从建设到正常运营的一整套工艺，技术支持以及主要部件。“但具体内容还未确定”。

不过，谈判僵持在了价格上。陈婧表示，“即使价格下降到1000亿，对于目前引进法国技术和设备来说，仍然比较昂贵。”

即便如此，在另一个“巨手”推动下，千亿核电大单也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渐“现形”，这即是一手握紧了中国核电从装备到后处理整个产业链的中核集团。

“这个脱身于前核工业部的巨型国企，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李宁说。在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这样“年轻”的企业相竞争，尤其在核电站的商业化运作上，中核集团明显有些吃力。

“各自都想在自己的产业链上做大做强，”中国核动力荣誉院长、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钱积惠教授对记者坦言，“中核拿到一个大单，由国家出钱，搞活后处理环节，这对于中核来说非常划算。”

钱积惠坦言，他最大的担忧在于：如今的千亿核废料回收项目，是否也会如当年国家引进 “AP1000”核电技术一样，成就的仅仅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一家的利益？

“可以等一等”?

在中国，最早提出乏燃料后处理技术问题的紧迫性是在2004年。时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顾忠茂曾上书国家领导，抛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后处理技术比印度还落后20年”。

此言论一抛出，国家相关领导立即做了批示，但终究还是落得“雷声大、雨点小”。

据知情专家介绍，近日宣布取得重大突破的研发项目，是以中核404公司为基地开展乏燃料后处理研发的成果，该项目前后获得的科研经费不足20亿，却前后历时24年。

相比研发工作的缓慢，急于上马商业化运作项目，在很多专家眼里，认为并“没有必要”或者“可以等一等”。

“上核废料回收项目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铀原料不够了。”在钱积惠看来，目前经过回收循环得来的二次铀料，远比目前市场上的新鲜铀料贵得多。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燃料处处长邵明昶表示，在国际上，核废料回收并没有大规模使用，天然铀的成本还是低很多，而且核废料回收技术只有应用在第四代核反应堆上，其经济效益才可能更好。

与此同时，国内核电站设计运行之时，都准备了充足的废料暂存池，“处理核废料问题并不是那么紧迫。”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主任傅先刚告诉记者说。

从目前的国际做法来看，除了法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在上个世纪就走上了“乏燃料回收和循环”的道路，其他国家仍然在保持观望。经济效益、安全风险以及技术成熟度等因素的考量，都成为目前观望的主要因素。

其中，旨在由大国“回收”核废料的建议——布什政府时期考虑推行的“全球核能伙伴框架”和普京政府推行的“全球核能基建框架”——也在国内巨大的政治和公众压力下，同时在美国和俄罗斯搁浅。

保持“观望”并不代表在核燃料回收技术的研发上”停滞”。“虽然没有做商业布局的考虑，但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实验室一直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发展核燃料回收技术，以提高这一技术的性能。”李宁表示。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燃料处处长邵明昶认为，国内肯定是要走”闭合循环”，即“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从中回收铀、钚等循环利用核燃料的道路”，国内的技术来看，从军工来说，有回收的技术，但从民用来说，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还未商业化。

“与法国合作，这一周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建成核燃料回收厂也得等到2020年，根据目前我国研发水平，在2025年实现自主建厂是非常可能的。”参与了日前公布取得“突破进展”的核废料处理研发项目的专家，这样自信地告诉记者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袁瑛 实习生 王淏童)戈壁小城的冲动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政府大楼的背后，有一幢不起眼的6层小楼，门口挂着“中核甘肃乏燃料后处理工程筹建处”的牌子。当地一位官员指着这幢楼，对记者说，“那里的事办成了，嘉峪关的发展不可限量。”“那里的事”涉及一笔近2000亿元的核电大单。 2010年11月，中国核工业集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签署协议，在中国西北某地建设一座年处理规模达到800吨的乏燃料后处理基地。

乏燃料是指在核反应堆内烧过的核燃料，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提取出来循环使用。无论从安全还是经济角度考虑，乏燃料的后处理都是全球核能大国核能发展的关键一个环节。

多位参与了项目选址论证的专家向记者证实，目前该项目基本选定在甘肃省嘉峪关以北的金塔县内。按照核电项目“工作区与生活区分离”的原则，如果该厂建成，那么专家和工人的生活区将基本划定在距金塔县相对较近，但又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城市——嘉峪关、酒泉或玉门。

一时间，千亿核电项目刺激了这几个戈壁偏远小城的“神经”。

据嘉峪关当地一位官员透露，建设乏燃料后处理厂的消息自2009年年初就传开了，过去的两年里嘉峪关市政府相关领导四方活动，“包括发改委、中核集团相关上级单位都去过”。“乏燃料后处理厂区肯定在远离人烟的地方，而包括行政、科研、生活以及其他附属产业，已经八九不离十，定在了嘉峪关。”该官员向记者很肯定地说。

不过，一个月前，酒泉市市长也在向媒体描绘“以风电为牵引，包括核乏燃料处理”的产业集群发展思路。玉门市作为中核404集团的老生活区所在地，据说也在积极争取作为未来千亿项目的生活基地。

对于这几个人口稀少、资源贫乏、支柱产业单一的戈壁城市来说，一个千亿项目所能带来的配套产业和投资，无疑是一根发展的“救命稻草”。

以嘉峪关为例，其已经新建的机场航站楼，和正在建设中的高铁项目，“在向上级审批要地要钱时，拿这个核电项目说事都管用。”上述地方官员告诉记者。

“核垃圾”两难

然而，核能的安全性和环境风险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自1986年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后，关于核废料处理的抗议声就在国际上不绝于耳。

2010年11月5日，一辆载有123吨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列车从法国出发前往德国，一路上突破了近5万名抗议者在沿途的重重阻拦，4天后才抵达了目的地。这些源自德国核能发电厂产生的废料，此前被送到法国阿海珐集团下属一家核燃料回收厂进行处理，然后按计划用火车运回德国，存放在一个过渡性的核废料储藏地。

这已经不是法国公司——阿海珐第一次在运输核废料途中遭遇“拦路虎”。作为商业化运作核废料后处理的领军企业，阿海珐公司的客户包括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很多国家的核电站。作为国际“核废料处理中心”，核废料在法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往来运输，所到之处，无不遭到民众的强烈抗议。

据接近该项目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合作之初，法国方面就表示了将此项目作为亚洲核废料回收中心的想法，而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国内专家的证实。 “2009年，受到韩国出口核电站到阿联酋的刺激，中国的核电站也在跃跃欲试希望能够走出国门，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教授告诉记者，“没有配套的核废料处理设施，其他国家很难处理核废料，我国能否提供后处理服务，直接影响了我国核电站的出口。”

这意味着，今后运往甘肃的核废料，不仅来自国内的核电站，还很有可能来自周边国家。“回收技术是否成熟”已经成了专家担忧之处。

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燃料处处长邵明昶表示，核废料回收确实存在回收安全的问题，因为采用化学方式，工艺流程比较复杂。乏燃料后处理成本非常高，对工艺流程、设备以及材料要求非常高。

不过，嘉峪关等市的地质条件特殊，地处沙漠边缘，四周人烟稀少，从而成为中国核工业理想的发展区域。同为戈壁区的北山地区即是中国核废料处置库的集中地。因此该地发展核废料回收工业确有地利之便。

这使得它们在外资核电企业眼中炙手可热。

幕后商业“推手”

2011年1月3日，“中国核能技术获重大突破，铀利用率提升60倍”的官方消息，高调宣传了我国在核废料处理技术上的突破。

“这其实是在释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法国不跟我们合作，我们自己也能搞，”一位接近该项目的知情人士这样诠释这条新闻。围绕这个价值2000亿的合作项目，中法也在投资形式和合作比例上“拉锯式”谈判。“现在阿海珐缺合同，其处理设备正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清华大学陈婧研究员透露。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阿海珐就开始为国际客户开展商业化的核废料回收服务。作为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实现工业化、满负荷运转的核废料处理工厂，阿海珐的拉黑格处理厂产能目前大概在800吨／年。陈婧认为，这个厂的满负荷产能应该在1600吨以上。

自2009年痛失阿联酋4座核电站200多亿美元的“大单”之后，阿海珐在法国的核电领导地位就遭受严重质疑；与此同时，本应在今年竣工的法国和日本合作、建设在日本的核废料回收厂，也由于某些技术原因而延迟。

显然，来自中国的千亿合同无疑可以填补阿海珐的产能空缺。

在中法工业协议签订之后，阿海珐中国区总裁安德龙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阿海珐将提供从建设到正常运营的一整套工艺，技术支持以及主要部件。“但具体内容还未确定”。

不过，谈判僵持在了价格上。陈婧表示，“即使价格下降到1000亿，对于目前引进法国技术和设备来说，仍然比较昂贵。”

即便如此，在另一个“巨手”推动下，千亿核电大单也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渐“现形”，这即是一手握紧了中国核电从装备到后处理整个产业链的中核集团。

“这个脱身于前核工业部的巨型国企，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李宁说。在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这样“年轻”的企业相竞争，尤其在核电站的商业化运作上，中核集团明显有些吃力。

“各自都想在自己的产业链上做大做强，”中国核动力荣誉院长、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钱积惠教授对记者坦言，“中核拿到一个大单，由国家出钱，搞活后处理环节，这对于中核来说非常划算。”

钱积惠坦言，他最大的担忧在于：如今的千亿核废料回收项目，是否也会如当年国家引进 “AP1000”核电技术一样，成就的仅仅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一家的利益？

“可以等一等”?

在中国，最早提出乏燃料后处理技术问题的紧迫性是在2004年。时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顾忠茂曾上书国家领导，抛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后处理技术比印度还落后20年”。

此言论一抛出，国家相关领导立即做了批示，但终究还是落得“雷声大、雨点小”。

据知情专家介绍，近日宣布取得重大突破的研发项目，是以中核404公司为基地开展乏燃料后处理研发的成果，该项目前后获得的科研经费不足20亿，却前后历时24年。

相比研发工作的缓慢，急于上马商业化运作项目，在很多专家眼里，认为并“没有必要”或者“可以等一等”。

“上核废料回收项目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铀原料不够了。”在钱积惠看来，目前经过回收循环得来的二次铀料，远比目前市场上的新鲜铀料贵得多。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燃料处处长邵明昶表示，在国际上，核废料回收并没有大规模使用，天然铀的成本还是低很多，而且核废料回收技术只有应用在第四代核反应堆上，其经济效益才可能更好。

与此同时，国内核电站设计运行之时，都准备了充足的废料暂存池，“处理核废料问题并不是那么紧迫。”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主任傅先刚告诉记者说。

从目前的国际做法来看，除了法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在上个世纪就走上了“乏燃料回收和循环”的道路，其他国家仍然在保持观望。经济效益、安全风险以及技术成熟度等因素的考量，都成为目前观望的主要因素。

其中，旨在由大国“回收”核废料的建议——布什政府时期考虑推行的“全球核能伙伴框架”和普京政府推行的“全球核能基建框架”——也在国内巨大的政治和公众压力下，同时在美国和俄罗斯搁浅。

保持“观望”并不代表在核燃料回收技术的研发上”停滞”。“虽然没有做商业布局的考虑，但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实验室一直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发展核燃料回收技术，以提高这一技术的性能。”李宁表示。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燃料处处长邵明昶认为，国内肯定是要走”闭合循环”，即“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从中回收铀、钚等循环利用核燃料的道路”，国内的技术来看，从军工来说，有回收的技术，但从民用来说，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还未商业化。

“与法国合作，这一周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建成核燃料回收厂也得等到2020年，根据目前我国研发水平，在2025年实现自主建厂是非常可能的。”参与了日前公布取得“突破进展”的核废料处理研发项目的专家，这样自信地告诉记者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袁瑛 实习生 王淏童)